台湾税制简介

台湾税制简介（通用4篇）

台湾税制简介篇1

台湾税制属于分类税制，包括所得税系、流转税系、财产税系，以所得税为主。具体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税，包括营利事业所得税、综合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房屋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等；一类是间接税，包括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等。按管理权限还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以下简单介绍台湾地区几个主要税种：

（一）综合所得税。是对个人在一定期间内(通常为一年)的净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所谓净所得，是指个人在一定期间内的综合所得总额，减除依法规定的免税额、扣除额后的余额。综合所得税相当于大陆的个人所得税。台湾境内有住所并居住以及无住所在一个纳税居住满183天的个人为境内居住纳税人，否则为非境内居住纳税人。综合所得税以所得来源地征税为原则。非来源于台湾所得一般不在课税之列。

1．应税收入范围：①营利所得，②执行业务所得，③薪资所得，④利息所得，⑤租赁所得及权利金所得，⑥财产交易所得，⑦自力耕作、渔、牧、林、矿所得，⑧竞技、竞赛及机会中奖所得，⑨退职所得，⑩其他所得。

2．主要可扣除内容：①本人、配偶及符合规定扶养亲属的免税额，免税额每三年评估一次，目前基本免税额为每人台币7.7万元，满70岁老人加计50%；②一般扣除额和特别扣除额，其中现行一般扣除额中的标准扣除额，个人为台币4.6万元、有配偶的为台币9.2万元，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为台币7.8万元，同样每三年评估一次。

3．税率。境内居民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6%-40%；非境内居住的个人适用税率为20%；扣缴纳税人适用各类所得的扣缴率，以20%为原则。

（二）营利事业所得税。对经营营利事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的盈余征收的一种税。营利事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在台湾境内经营营利事业的人。课税对象范围以总机构标准，总机构在台湾境内，则包括台湾境内外的所得,但已纳境外税额，可在限额内予以抵扣；总机构在台湾境外的，只对境内所得征税。

1．收入项目。营业收入、代理收入、销售副产品收入、兑换盈益、投资收益、利息收入、出售资产收益、退税收益、权利金、逾两年应付未付费用或损失、收回已列呆帐损失、销售下脚废料收入、流动负债到期而未清偿，或交易已完成应转为收益而未转入的，作为收益、租赁、商品盘盈以及其他收入。

2．可扣除项目。基本范围是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有关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税收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税收规定予以调整，按税收规定允许扣除的金额，准予扣除。

3．税率。适用0%、15%、25%三级超额累进税率；按规定采用扣缴率征税的纳税人适用6%、10%、15%、20%、25%不等扣缴率征税。

4．课税一般为每年1月1日截至12月31日。

（三）营业税。在台湾地区境内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营业人类型分加值型、总额型、兼营型和免税型。课税依据分别是：加值型营业人为增加值，总额型营业人为营业总额，兼营型营业人为增加值。稅率：加值型税率外销为0%，一般营业为5%；总额型税率为行业差别税率，0.1%至25%不等。加值型应纳税额＝增加值×税率＝销项税－进项税；总额型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

（四）货物税和烟酒税。对几种特定物品征收的税种，类似大陆的消费税。生产和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是货物税纳税人；生产和进口烟酒的单位和个人是烟酒税纳税人。两税征税范围主要是烟酒、橡胶轮胎、水泥、饮料品、平板玻璃、石油/天然气、电器、汽车类产品。货物税税率采用差别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计税依据分从价、从量两类；烟酒税税率采用定额税率，实行从量计征办法。

（五）地价税。对台湾境内已规定地价的土地征收的一种税，属于房地产税制中的一个税种。纳税人包括所有权人、土地典权人、土地承领人、承垦土地耕作权人，管理公共土地的行政部门、土地为联合拥有的，以联合拥有人为纳税人、更新地区的土地为信托财产的，在信托关系存续中，以受托人为纳税人。地价税以地价总额为计税依据，税率分基本税率10‰，适用累进起征点地价以下的地价；累进起征点地价以上的地价适用累进税率15‰-55‰，特别税率分别按规定适用2‰、6‰、10‰比例税率，适用自用住宅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等特定的一些土地。

（六）房屋税。对台湾房屋及建筑物征收的一种税，属于标准的财产税。房屋税纳税人为房屋所有人。计税依据为房屋的现值，按经济用途确认税率范围由1.2%至5%不等，并由当地政府在税率范围内确认该区实际适用税率，应纳税额=房屋现值×适用税率。

（七）印花税。对书立在台湾境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印花税纳税人是指书立在台湾境内有法律效力的应税凭证的人。征税范围包括银钱收据、买卖动产契据、承揽契据和典卖、让受及分割不动产契据。除银钱收据立据人外，其余三种契据的立约人或立据人双方执有契据的当事人均为纳税人。计税依据，除买卖动产契据以凭证件数从量计征外，其他以凭证所载金额从价计征。印花税率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从价计征适用比例税率，银钱收据4‰,其他1‰，从量计征适用定额税率台币12元／件。

（八）娱乐税。对出钱娱乐的人征收的一种税。按照娱乐提供方收起的票价或收费额的一定比率，向出钱娱乐的人征收，由娱乐提供方代收代缴。

台湾税制简介篇2

1.1 1997年10月9日由张锦文先生邀宴台湾各医务管理部门及医疗卫生机构于新光纪念医院会议室研商成立学会, 获得全体出席人员支持成立。

1.2 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监事选举, 由张锦文先生担任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1.3 2000年4月29日举行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二届理监事选举, 由邱文达先生担任学会第二届理事长, 敦聘张锦文先生及王金茂先生为学会名誉理事长。

1.4 2003年4月19日举办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理监事选举) 暨学术研讨会, 由邱文达先生担任学会第三届理事长, 敦聘张锦文先生及王金茂先生为学会名誉理事长。

1.5 2006年4月29日举办第四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理监事选举) 暨学术研讨会, 由石曜堂先生担任学会第四届理事长和敦聘张锦文先生及邱文达先生为学会名誉理事长。

1.6 自1998年创会至今已迈入第11年, 学会之会员数:个人会员3468人、赞助个人会员402人、赞助团体会员61家、学生会员3049人, 共计6919人;医管师共1426人;高阶医管师共340人。

1.7 会员属性

1.7.1 会员职场别:学会会员于医院工作者占最多 (86.84%) , 其中医学中心占19.29%、区域医院占31.94%、地区医院占33.47%;其余则多于卫生行政机关、学校等地方工作。

1.7.2 分布地域别:台湾北区 (37.74%) 、中区 (26.94%) 、南区 (29.32%) 、东区 (6%) 。

2 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见图1。

3 学会宗旨

(1) 促进医务管理学术研究及教育之发展; (2) 健全医疗及保健服务; (3) 提升医疗机构经营效率与质量; (4) 维护公民健康。

4 学会任务

(1) 培训医务管理人才之相关事项; (2) 关于医务管理师等相关专业人员之甄审事项; (3) 关于医疗机构营运制度与实务之研究改进事项; (4) 关于健康保险制度与实务之研究改进事项; (5) 关于社区医疗保健服务制度与实务之研究改进事项; (6) 关于境内外医务管理团体之关络事项。

5 学会愿景及使命

5.1愿景

成为亚太地区医务管理及健康照护信息之交流平台。

5.2使命

(1) 训练及研究:促进医务管理学术研究及教育之发展; (2) 照护及服务:健全医疗照护体系及保健服务; (3) 健康:与行政机关共同维护公民健康; (4) 效率及质量:协助医疗机构提升经营效率与质量。

6 策略

见表1。

7 学会工作概要

(1) 积极举办具前瞻性、时代性之学术活动, 增强会员之专业技能; (2) 推动医务管理师专业证照认证制度及推动立法; (3) 推动台湾医疗质量指针系统 (简称THIS) ; (4) 承接卫生主管机关委托计划, 期能协助推动卫生政策; (5) 拓展国际及两岸交流活动; (6) 出版《医务管理》学术期刊及医管情报; (7) 出版医务管理系列丛书; (8) 常设各功能委员会, 全方位推动会务工作; (9) 建构会务信息系统及因特网沟通园地, 并发展网上学习与数据库, 以提供会员更方便的利用; (10) 建立医管人才人力数据库; (11) 辅导各层级医院从事经营辅导改善项目计划; (12) 协助各层级医院建立医疗质量指针系统; (13) 协助各层级医院建立服务流程再造工程系统或医院评鉴辅导之服务; (14) 协助参与国家重大卫生、健保制度之设计与规划。

8 办理两岸交流目的

台湾农会发展简介及思考篇3

（湖北建始县河水坪综合农协）

一、台湾农会组织变迁

台湾农会最早成立于1899年，是有农民自发成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1908年之前，日本殖民当局对农会采取无为政策，1908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控制台湾农产品，满足国内战争需要，对农会进行改组，形成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组织，之后，台湾农会主要有三大功能：

1、收购运销农产品（主要是稻谷）以补充日本本土粮食不足。

2、统一配售日本农业器材和设备（肥料、农药和机械）。

3、训练农民统一使用优良种子和改良农业种植方法。

伴随着1945年台湾收复之后，农会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国民党政府的几次改组和扶持，使台湾农会变成了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农民自治组织，并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同步增收起了关键性作用。

收复以后，台湾农会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混乱时期（1945年——1949年），农会主要是继承日据时期的农业推广功能，同时农村存在着各种专业合作社，农会与合作社并存，这一阶段农会主要经办政府在农村的各项委托业务。

二是调整时期（1949年——1956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在大陆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员赴台研究农民组织，并提出改进意见，7月，农复会提出将台湾的农会和合作社合并，建立多目标多功能的农会组织，国民党政府接受农复会建议，于同年12月进行合并改组；1950年冬，美国人安德生博士接受农复会的邀请赴台研究农会，并提出改组建议，促使台湾于1952年公布《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赞助会员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当选监事，并且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1953年台湾农会实施权职分离的改组计划，确立了会员大会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明确了理事会和总干事的权责划分，总干事负责农会的日常经营管理，理事会负责对农会业务的监督。

这次改组改变了农会由地方精英把持的局面，使农会真正成为农民“自有、自享、自治”的农民组织，为保障农民的权益和推动台湾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时期（1956年以后），1953年农会改组以后，农会的自营业务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信用业务的迅速发展为农会的业务扩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由于国民当政府的扶持，使得台湾农会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台湾农村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

几乎与农会的组织变迁同步，收复后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也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委托业务发展阶段（1945年——1953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展政府的委托业务：稻谷的征收、储藏与加工、稻谷换肥料计划以及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实施。

二是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的消长阶段（1953年——1956年），这一时期由于农会的改组和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改变，使得农会在自营业务上取得发展。

三是自营业务发展阶段（1965年以后），这一是期尤其是信用业务迅速发展，为其他自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尤其是农会的推广业务，按照台湾农会法的规定，农会的盈余必须不得低于62%用作推广业务。

三、台湾农会的业务部门介绍

台湾农会分为供销、信用、业务推广和家畜保险四大部门，各部门的主要活动是：

供销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供给、运销、仓储、加工、制造和运输。

信用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存款和放款。

农业推广部门包括农事指导、家政改进和四健活动，其中家政改进主要是针对妇女的教育，四健活动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教育。

家畜保险业务包括疫疾预防、疾病治疗和死亡赔偿。

四、台湾农会的特点

正如《农会法》所指出的台湾”农会是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 为宗旨的多目标、多功能的农民团体，形成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的农民自治组织，这个四个方面互相联系，紧密配合。其中信用是关键，而其它三项是基础，信用部是台湾农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支持农会发展业务的支柱，而其它三项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服务，又是支持信用发展的基础，各项业务互相支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监管者和保护者的角色，通过各种法律、规定为农户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会的信用部注入大量低息贷款，增强了农会的实力；各种农业政策通过农会实施，增强了农会与会员的联系；通过法律，保护了农会成为真正的农民团体。

五、台湾农会发展对大陆发展合作社的借鉴

20世纪50年代，台湾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农业人口也占总人口的40%以上，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台湾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农业的衰败和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这纵然与一些外在因素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可能要归功于台湾农会在农村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2007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也在大力发展农民组织化，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犹如井喷般成数量级增长，截止2010年合作社法出台三周年之前的6月底，数量已经超过31万家，但是很多合作社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就是一个空架子在那，尤其是由真正的农民参与的合作社更是步履维艰。这与大陆目前的组织发展环境有密切关系：

首先，大陆的合作社法强调的是专业性合作，这与小农的多样性需求是很不相适应的。纵观世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致分为专业性合作和综合性合作两大类型，专业性合作组织是以欧美大农场国家为代表，这一类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多，以大农场、专业化种植为主，单个农户的实力雄厚，专业化生产强，加上国家对农业的高额补贴，这种专业化的合作组织是适合其发展的。而东亚的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人均耕地少，单个农户经济薄弱，需求多样化，所以环顾周边日韩台地区，都是保护综合的组织来保护小农，使得小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地位，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农会，全方位的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把小农也推到了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之中，如此分散弱小的农民，怎么可能与强大的工商资本竞争呢？其结果必然是小农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弱势。

第二，大陆目前的合作社扶持政策其实还是在资本上打转，沿袭着旧的“扶强不扶弱，扶假不扶真”的路子，对真正的弱势全体的小农组织扶持很少，可以说是“公司+农户”的翻版，变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公司+农户”的模式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鼓吹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路子可行吗？理论上，加上合作社这个载体，我们的农户就形成了与公司谈判的主体，能够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姑且不论那些由公司直接翻牌成立的合作社的作用，就是由农民自己成立的合作社在现实的条件下能够与公司形成相对平等的谈判地位吗？我看很难，且不说现在农产品总体上过大于求的现实让这些合作组织是有求于公司，就是合作社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合作，寄希望于一种组织而不去培育农民合作的意识和提高他们合作的能力就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使得农民增收，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我们的政策不管是扶持也好，优惠也好，都有一个很硬性的规定，就“是合作社”要有一定的实力，什么影响多少农户，带动农民增收多少，有品牌，有基地之类的，实际上还是在变相的补贴资本，还是在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在现实的条件下，弱者的联合仍然是弱者。在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大潮的熏陶下，小农也变得很理性，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而合作的前提是信任，所以我们就很能理解，小农一方面需要合作，也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合作起来的小农却又往往表现更多的“不合作”，从而使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益无法发挥，也就不能够避免在市场没有谈判的地位。

第三，我觉得更致命的是，现在的合作组织依然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目标，追求产业化。我不反对产业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产业化是需要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搞产业化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大部分农村是没有条件“被产业化”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产业化能够使大部分农民致富的话，那么我国现在根本不会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产业化政策在农村的失败，才让我们不得不寻找农村发展的另一种方式。

而我们反观台湾农会，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就是与它对小农的全方位保护和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农会刚刚起步阶段，政府不仅给予了大量的政策、资金支持，更从法律上禁止了工商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会的成长，也为台湾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台湾农会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多目标多功能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满足小农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是寄希望于资本来带动小农和农村的发展。

从台湾农会的发展轨迹中，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对于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1、多目标、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台湾农会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全面满足农民需要。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更主要的是农民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否定，农民的基本生存得不到满足，如果一味的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精英更进一步对农村的逃离，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和衰败。

2、以乡镇为单位，以农事小组为支柱。台湾农会将其基层组织定位于乡镇范围，通过农事小组开展活动，农事小组是以村为单位。这种基层组织结构既有利于于发挥农会的规模效益，又便于农会开展活动。

目前大陆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并且一个村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合作社，这基本上无法形成合作社的规模效益，发挥合作社的组织作用。一个村庄的规模是有限的，在目前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村级的合作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大户，有的合作社规模甚至是赶不上一个大户，对他们来说，合作的组织成本往往要高于收益，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合作社只有一个牌子，很少有实质性的活动开展。

台湾农会以乡镇为单位，在农会的领导下，有可以成立合作社和产销班，也产销班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供销类的合作社，通过农会的指导，最终把农会内的合作社或者产销班又组织在一起，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组织，而且随着农会的发展和业务的巩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有些地区的农会进行了合并，并进一步有向县市级农会发展的趋势。

3、以信用合作为核心，业务推广为基础。台湾农会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是政府，另一面是农会本身的盈利，而又以信用盈利为主。台湾几乎每个农会都有信用部，信用业务是台湾农会的主要盈利部门。

由于农村的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资本基本上外流的，又因为小农是相当分散的，对资金需求是季节性和小额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银行资本由于无法掌握小农的全部信息，出于安全性和营利性考虑，小农一般不容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解决适合小农

需要的资金，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台湾农会通过信用部成功解决了这一矛盾，由于农会的信用部是以本农会成员为服务对象的，而且通过农会的农事小组活动，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农会的情况，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随着农户的需求而灵活放款收款。

台湾农会信用部不仅给台湾农村的资金寻求提供了保障，而且台湾农会法规定信用部的盈利要不低于62%用于推广事业，这不仅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农会的业务推广、更好的服务农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会各项事业互相配合，支持着农村的发展。

在信用部门的支持下，台湾的推广部门又能够兴办农村的各项公共事务，加强对会员的农事指导，开展一系列会员的公共活动，这又更一步加强了会员对农会的信任和依赖，而为其他各项服务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4、权职分离，限制非农民成员的权利。1953年台湾农户改组，规定了台湾农会权职分离的经营体制，并且对农会的会员资格进行了限制。1952年《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入会，农业从业收入低于总收入二分之一的人员不得成为会员，可以作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没有选举权，可以当选为监事，但不能超过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等。

这些规定不仅保护了农民对农会的自治权利，农民能够通过农会的业务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也有利于农会业务在愿意服务农民的精英更好的发挥作用。

5、限制工商资本，保护小农经济发展。

台湾对农会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限制工商资本对农村的剥夺，资本的本性就是获得利润，这本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于脆弱的小农根本就无力与资本竞争，如果不采取措施，任由资本的蚕食，那农村的衰败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照大陆与台湾农村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台湾对农户的保护，在农会设置信用部，解决了小农发展的内部循环金融，信用部的盈利又反过来支持农会其他各项业务的开展，把资金都留在了农村内部循环，使农村得以免除外来资本的的侵蚀，使农村发展的资本逐渐积累，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