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产权纠纷答辩状

房屋产权纠纷答辩状（共8篇）

房屋产权纠纷答辩状 篇1

房屋纠纷答辩状1

答辩人：

地址：

代理人：

被答辩人：

地址

被答辩人：

地址：

代理人就王某某（以下简称原告）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向大竹县人民法院诉龙某某（以下简称被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作如下答辩：

答辩事项：

被答辩人起诉的主张违背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根据原被告双方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条和第六条第1项约定内容充分而且十分明显反映了______和______二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原谅一个出尔反尔、不守信用、说话不算数的人，这说明二位原告在合同签订之初，就利用被告的处境，有乘人之危之嫌。

二、二位原告在起诉书中的诉讼请求第一项称“依法确认原被告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是没有法律、没有行政法规、没有地方性法规、没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中也根本找不出，也不可能找出法律根据。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4条第1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结合本案实际情况，______当时是非常清楚标的物的实际情况而强烈要求购买，说明买卖双方的行为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二位原告与我的当事人所签合同正是如此。无论是从合同的签订过程、或者从合同的签订内容来看都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2条第1款的（一）至（五）项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同时也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条第1款的（一）（二）两项规定。请法院依法驳回二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二位原告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所称“原被告初步达成购买协议并缴纳定金______元不属实，有捏造事实进行敲诈的嫌疑。如果二位原告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缴纳定金______元给被告，请在法庭当庭举证，并经龙某本人或者其代理人质证后法院方可采信。在本合同中，原告和被告在合同的付款方式中也没有约定缴纳定金______元的内容。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二位原告想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不当得利，这种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二位原告在起诉书中的诉讼请求第二项称“依法判令四被告返还已收取的购房款和定金______元”也没有事实依据，当然本案诉讼费用由二位原告承担。再次请法院依法驳回二位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告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所称“合同签订后，原告______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______万元”不属实，被告龙某亲笔书写了收条就更不属实。

四、二位原告在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所称“后原告经多方了解得知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这实属找借口，“多方了解”的人都有谁，有无公信力并无相关证明。但据本案被告龙某提供的______法律服务所对该房屋买卖合同进行了见证，结论是：“其订立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并盖有公章，具有信服力。

五、二位原告购买的房屋虽然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这说明所有权没有转移，而不是债权不成立或无效，合同是债权，请二位原告把债权和物权分开，切忌混淆。再加上本案的标的物是顶层，就是农村人所说的朵尖子，不是纯粹的完整的一层房屋，经咨询_____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这种情形是可以补办房屋产权证的。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法院理应驳回起无理要求。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法官一定会维护社会诚信，不会支持狡诈，被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该合同有效，并且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支付原告并承担相应的损失。请尊敬的审判员采纳我的答辩意见。

此致

______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房屋纠纷答辩状2

答辩人：XXXXXXX，地址：徐州市XXXXXX室。

法定代表人XXX，酒店经理

被答辩人：XXX，男，汉族，XXXXX生，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住XXXXX室。

因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答辩人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根据XXX和XXX签订的《楼房租赁合同》可知，租赁合同的甲方为XXX，乙方为XXX，在他们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答辩人XXXXXXX尚未成立，答辩人也并没有与XXX签订该房屋租赁合同。虽然该租赁合同在经过他们双方签字后，已经成立并生效，但是成立生效的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的当事人，答辩人并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该合同对答辩人不具有约束力，更不具有法律效力。XXX依据该合同起诉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依据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和违约金，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XXX起诉答辩人于法无据，即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二、XXX与XXX之间并不存在违法转租的行为。

答辩人自20xx年8月23日成立至今，法定代表人一直是XXX，期间从未变更。在酒店成立后，由于不善于经营酒店造成亏损，为此，委托XXX帮助XXX经营酒店，XXX管理经营酒店是为了要回欠款，并没有XXX所说的在未经其同意下将所租房屋转租给XXX的情形，原告XXX所述的.事实是错误的，请法院依法查明。

三、被答辩人XXX要求解除合同、支付租金和违约金并无事实依据。

被答辩人XXX向XXX主张诉求的前提条件为被答辩人对所诉房屋拥有所有权，即要有权属依据。依据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仅凭一份房屋租赁协议，尚不足以证明被答辩人对于XXX现使用的房屋拥有所有权，因此，被答辩人向XXX主张的解除合同、支付租金，无事实依据。

四、XXX并不存在违约行为。

在租赁合同签订生效后，XXX先行支付了部分租金，之后在向XXX索要正式发票时，遭到断然拒绝，后经多次催要，XXX亦不予理会。在XXX不开具发票的情况下，XXX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可以拒绝继续支付租金。因此，XXX不存在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可见，开具发票是XXX的法定义务，XXX必须履行这一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的明确规定显然将承租人拒付租金的“正当理由”作为抗辩支付租金的法定理由。开具发票是XXX的法定义务，索取发票是XXX的法定权利，XXX不依法履行法定义务，XXX亦可以依法维护其法定权利，拒绝支付租金。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XXX不开具发票是一种违法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即国家税收的流失，并且是故意为之，而XXX拒付租金损害的是XXX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国家利益，或者两者必须同时兼顾，不能因为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综上，被告XXX并不构成违约，属于合法实现自己的权利。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不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XXX与XXX之间也并不存在违法转租的行为，不存在违约行为；被答辩人要求解除合同、支付租金的诉求并无事实予以支持，应当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XXXXXXX

XXX 年 CXXX 月 XXX 日

房屋纠纷答辩状3

答辩人因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 原告作为房屋的产权人和出租人，并没有善尽法定和约定义务，不应该完全享受权利。

根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外出租人防工程和地下室，作为产权人首先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并登记备案。其次，产权人必须保证出租的房屋符合防火、卫生等管理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卫生主管部门检查合格;房屋建筑安全不存在危险构件;具有上下水、卫生间、用电设施;设置机械通风或空调装置并保证有效使用，新风量新风系统回风系统符合规范要求;具有防汛防雨水倒灌设施;设置配备机械防烟排烟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应急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及其他消防设施和器材等等。而本案中，原告出租诉争房屋并没有经过批准备案，法律规定应当符合的条件几乎无一具备。而且，事实上，诉争房屋从来也没能正常使用过，除了非典期间长时间停用外，还有多次被水淹多次屋顶渗漏多次由于人防办公室及地下空间管理办公室等部门的命令停止使用。而这些都与原告没有妥善尽到法定和约定义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不应在不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就毫无阻碍地享受权利。

二、 答辩人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

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而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另一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本案中，与原告签订《租用房合同》的是被告一北京鑫潮招待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同期满后腾退和交回房屋是《租用房合同》约定的义务，也是《合同法》规定的义务，但是该义务仅只针对作为合同一方主体的承租人而言，并不指向第三人。因此，根据上述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把鑫潮招待所作为被告并无不当，但不应该再将合同外第三人的答辩人也作为被告。

三、 原告诉状所述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

原告在诉讼中陈述，答辩人一直实际进行房屋出租的经营，这与客观情况不符，也是对法律关系的混淆判定。答辩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诉争的房屋进行出租经营，事实上答辩人也从来没有对该房屋进行过出租经营。答辩人与诉争房屋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也没有居住使用该房屋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占用。此外，原告陈述其多次要求收回房屋，但答辩人强行阻挠，更是凭空杜撰。原告不应该也不可能向答辩人主张收回房屋，答辩人也没有理由和力量进行阻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在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实际占用诉争房屋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答辩人腾房，不应得到法庭支持。

综上，答辩人既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也不是租赁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原告不论是基于债权的请求还是基于物权的请求，都不应该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因此要求法庭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XXX

房屋纠纷答辩状4

答辩人：李x

代理人：广东金联律师事务所马俊哲律师

因陈x诉李x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案，根据事实及相关证据，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事实。

20xx年1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从化市xx街xxx畔x11栋401房以71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现原告以被告拒收定金为由起诉至贵院。

二、关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原告主张我方拒收定金于法无据，且不可能存在拒绝收取定金的情况。

第一、我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天给了账号给原告，但对方一直未支付定金给我方，同时在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中，邮件无法看出是与本案的纠纷相关联的，也不是以原告的名义发出，仅仅是律师函三个字，正常人拒收写上律师函的邮件是情理之中的，也不清楚该邮件里面的律师函是何内容，因此，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二、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的约定，经纪方作为代理人有权代收代付定金、房款及相关税费。但对方一直未将定金提存给中介，对方一直没履行合同下的义务。

第三、涉案的主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并无约定支付定金的情况，即使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令页提交了一份关于定金与剩余楼款的交易的附件，但该附件无法与《房屋买卖合同》联系起来，且无原被告的签名确认，更严重的是，该合同约定的时间是20xx年，而本案的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是在20xx年。

第四、附件上约定支付定金的时间是在1月5日，结合《房屋买卖合同》上签订的时间也是1月5日，也就是说签订合同当天是可以直接给定金的，但是对方一直未履行支付定金的义务。

第五、原告要求的违约金过高，同时我方并非违约方，违约金是在要补充对方的损失在产生的，现对方毫无损失，要求违约金过高，并不合理。

以上答辩意见请法庭考虑！

答辩人：

房屋产权纠纷答辩状 篇2

从法律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兼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属性, 属于无形财产权, 其不同于有形财产权, 知识产权的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比如企业想获得商标的专用权, 必须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 商标局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 核准注册商标, 不符合条件的, 驳回申请。在某些情形下, 企业即使被授予注册商标, 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被撤销商标权。知识产权的申请和维持一般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专利每年需要缴纳一定的维持年费, 注册商标在到期后需要缴纳续展费用。由于公众知识产权的意识欠缺, 导致知识产权被侵权的案例屡见不鲜, 权利人的维权成本较高, 甚至会高于其维权获得的赔偿额。因此权利人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对维权产生消极的态度。正是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存续、维护都必须支付相当的费用, 而且还极易被侵犯, 这就造成了有些企业获得知识产权的意识淡漠、动力不足。

从技术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代表着高端先进的技术, 无论是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还是企业品牌的建设开发。拥有知识产权意味着企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居于领先的水平。2008年6月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发布, 该纲要将知识产权创造排在第一位, 国家提倡知识产权的研发,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创立自己的品牌, 并对专利申请和商标申请给予资助。

从经济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我国多部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知识产权正在替代土地、厂房、设备等有形的实务资产, 成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经营的收入也日益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专利转让、商标许可成为了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源。当知识产权意味着财产和收益时, 任何企业都会予以重视。

从经营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是一种商业竞争手段。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设置障碍, 阻止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如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被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 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东林电子使用的“萤火虫”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抢注。当我国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占领了欧洲30%~40%的市场后, 欧盟通过了CR法规, 规定凡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装置, 而这个安全装置正是欧洲的专利。

因此, 企业应认识到知识产权不仅是财产权, 更是有力的竞争手段, 应当构建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应停留在一份申请、一场维权诉讼的层面上, 而应该从权利的获取、利用、保护与控制等多环节入手, 着眼于战略高度, 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取得市场竞争优势。

2. 企业综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

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主要由《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构成, 由于各专门法的基本功能不同, 保护的知识产权客体也不同, 在保护的效果和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

每个企业都面临知识产权问题, 如企业成立都有名称或字号,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都会使用商标, 无论是注册商标还是非注册商标, 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渠道隐含着竞争优势, 企业生产的技术诀窍是企业的商业秘密, 这些都属于知识产权领域。

企业的品牌创立、商业秘密、企业的技术创新、技术引进过程和引进后的技术创新等都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比如, 引进的国内独一无二的技术、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及企业开发出来的新产品等都可以通过专利制度予以保护;技术引进后涉及的软件文档和设计图纸等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如果创新的成果投入市场时辅以商标战略, 就涉及企业商标的保护。因此,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方面, 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保护。

(1) 商标、商号、域名要统一。

商标和商号的市场管理都归属于工商局行政管理部门, 但是它们的注册分属两个不同的部门管理。任何地方的企业要申请注册商标, 都必须向国家商标局申请,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能保证注册商标的唯一性。但是商号却由各地县以上工商局来登记, 只能保证商号在该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唯一性。由于商标和商号登记机构的不统一, 一些人将知名企业的名称、商号或与其近似的文字图形申请为注册商标, 企图混淆商品和企业的出处, 使消费者误认为其商品与知名企业有关联关系, 从而达到借用他人享有广泛声誉的名称和市场影响力获取利润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傍名牌”。

由于商标的注册程序非常规范, 其商标在申请注册的过程中须向社会公开, 因此公众能够发现不当注册行为, 向商标局提出异议, 如果异议成立, 商标局可以驳回申请人的注册商标申请。所以如果企业将他人的商号或名称注册为商标, 很容易被侵权使用, 并及时制止。反之如果企业商标被他人登记为商号, 由于商号的登记是不公开的, 不易被早期发现。

域名的注册程序简单, 注册费用低廉,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将知名企业的名称、商号或商标抢先注册为域名。很多企业对于域名被抢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 通过网络开展宣传和经营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盈利的重要方式, 商标或商号被抢注为域名意味着企业将无法通过公众熟知的名称开展网络商业活动, 其对企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为防止以上诸多侵权行为的发生, 首先企业应有将商标、商号和域名的登记注册的意识, 尽早注册, 从源头上遏制他人抢注的行为。其次企业应将商标、商号和域名的注册统一起来。域名的注册比较特殊, 不同的后缀代表不同的域名。比如企业注册了以COM为后缀的域名, 他人在后面再加CN后缀, 就成为一个新的域名, 使消费者难以辨别真假。解决的办法就是企业将所有的后缀逐一注册。此外, 企业还应注册中文域名, 虽然目前中文域名的使用并不广泛, 但是如果企业的商号或名称被他人注册为中文域名, 同样会对公司的信誉产生重大的影响。

(2) 商业秘密与专利紧密结合。

商业秘密是指公众不知晓的, 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经济效益、具有实用价值并经所有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应具备新颖性、价值性、保密性3个特点。商业秘密包括技术秘密。

专利权的授予是以专利的技术或方法的公开为前提的。但专利申请前须具备新颖性, 即发明和实用新型在申请日前在世界范围内没有被“公知”, 在我国范围内没有被“公用”。如专利技术或方法在申请日前被公开, 则丧失新颖性, 从而导致所有人失去获得专利权的机会。国内企业缺乏这种意识, 不要说在开发过程中进行严格保密, 有的甚至产品已经对外销售后才意识到可以申请专利, 但此时已经丧失新颖性。

企业对于自主开发的创新技术或方法, 应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将其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如企业从战略经营的角度不愿意去申请专利的, 可以自行采取有效措施保密, 从而能持续长久地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如企业准备申请专利, 则在专利申请前, 仍应采取保密措施而维持其新颖性, 否则有可能丧失获得专利权的条件。

(3) 利用商标加强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在我国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管, 商标由工商局管理, 专利由知识产权局管理, 软件著作权由版权管理机构管理。各部门的执法力度不一, 其中商标主管部门工商局执法权力较大, 县级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有权对其辖区内的商标侵权行为进行查处, 甚至在乡镇一级都有其派出机构。专利局和版权局在县一级没有机构, 如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行为发生的县或乡镇一级, 则相关管理机构是鞭长莫及。因此在实践中商标的侵权行为往往更容易被行政查处。

作为企业, 为应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 可以利用商标来保护其他知识产权。

①利用注册商标保护著作权。

书籍的盗版非常容易, 盗版手法也很简单, 成本极低, 所以盗版书籍的售价很低, 同时由于盗版书籍复制技术的提升, 其与正版书的差距并不明显, 因此, 相当多的人选择购买盗版。出版企业是最大的受害者。为打击此类盗版行为, 可以由出版企业申请注册商标, 将出版社的全称注册为商标, 这样盗版者盗版时将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出版社的名称, 如此则侵犯了出版社的商标权, 出版社可以向工商局举报, 由工商局根据相关的商标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从而达到制止盗版, 避免损失的目的。

②利用注册商标打击软件盗版。

软件的盗版相对书籍来说成本更低, 实施更容易, 对正版软件的冲击和影响更大。软件的盗版由版权管理部门进行打击。微软公司将其商标嵌入到每个界面中, 这样一旦发生盗版行为, 微软公司不仅可以向版权局进行举报, 同时还可以要求工商局进行查处, 显然, 后者的执法力度更强, 从而能够切实维护微软公司的权益。软件公司可以借鉴微软公司的做法, 申请注册商标, 然后将注册商标嵌入到公司软件的每个界面中。

(4) 商标或专利国内申请和国际申请相结合。

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 其效力仅限于本国境内。在目前经济全球一体化及国际贸易持续活跃的背景下, 我国企业的商标或专利要想在我国地域外获得保护, 企业应该在产品目标国及时申请, 否则可能导致大量商标或专利在海外被抢先申请, 企业将会失去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或承担由此引起的高额许可费。因此, 智力成果的所有人一方面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策略积极地进行国内外的知识产权的申请, 保留相关的证据, 避免自己的成果被他人窃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申请的过程中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3. 企业面临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

(1) 主管机关行政侵权查处。

如前所述, 知识产权在我国的主管部门不同。每个部门的处罚力度是不一样的, 其中工商局对商标的查处力度较大。《商标法》第53条规定, 对侵犯注册商标知识产权行为, 工商管理部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销毁侵权商品, 并可处以罚款。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引起纠纷的, 进行处理的工商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因此, 工商部门可以根据当事人申请, 结合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和商标注册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就侵权人给付商标注册人经济赔偿的数额进行调解, 最大限度地维护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 并使案件当事人从中汲取教训。工商部门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中, 对构成犯罪的案件, 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法律对于专利局处理专利侵权行为的行政执法权限的赋予显然不够强势, 专利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将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的或者将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的, 由专利管理机关处以罚款。可见, 对于冒充专利的行为, 专利管理机关享有行政处罚权。没收权是指执法主体把违法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和违法财物的财产所有权予以最终剥夺的权力。只有法律、法规两类可以设定没收权, 政府规章无权设定没收的行政处罚。我国专利法律、法规没有赋予专利管理机关对与冒充行为有关的财产予以没收的权力。专利法在专利管理机关对侵权行为调查取证时, 也没有赋予其强制检查权。因此, 专利管理机关在处理专利侵权案件中, 能依法采取的行政执法措施力度显然不够。

因此, 为了对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全面的行政保护, 应尽可能将商标权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结合起来, 从而能够利用工商局的行政执法的强势地位, 强有力地保护企业的合法知识产权各项权益。

(2)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 指在进出口环节, 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对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我国法律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版权和与版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 采取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分为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 一般情况下, 对涉嫌侵犯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的货物, 海关有权进行扣留涉嫌侵权的货物, 而对涉嫌侵犯未备案的知识产权的货物, 海关依据相关法律无权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但是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对货物暂时扣留。权利人应及时到法院起诉, 确认侵权, 如海关自扣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未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 海关将放行货物。对于未备案的知识产权, 权利人的维权成本较高, 必须向法院起诉以确认涉嫌货物确实侵权, 否则将无法阻止侵权货物的进出口。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重要性, 它是海关采取主动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 有助于海关发现和查处侵权货物。

企业如何办理备案手续, 可以直接向海关了解, 也可以委托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办理。知识产权人在海关总署备案后, 如发现涉嫌侵权货物即将进出境的, 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交书面申请, 要求采取保护措施。被扣留的涉嫌侵权货物经海关、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或法院确定为侵权货物的, 海关将予以没收。因此, 知识产权的海关备案能够提高维权的效率, 降低维权的成本, 对企业尤其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来说是维护知识产权权益的重要途径。

(3)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应对。

知识产权诉讼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来说, 其举证和赔偿额度的确定更为复杂。赔偿数额的计算在实践中很难明确衡量。理论上讲赔偿额度应当与损失相当, 即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但问题在于如何证明该损失与被告的侵权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企业经营收入的减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何确定减少收入的直接或主要原因是侵权行为。另一种计算赔偿额的方法是侵权人在侵权期间获得的收益。但是取证相当困难, 被告不会主动配合, 甚至会采取手段进行隐瞒。在前两种方式无法确定赔偿额的情况下, 法官可以在法定的框架内自由裁量, 法律限定了最高赔偿额度, 一般为50万元。但该数额往往不能够覆盖原告的实际损失。最终的结果是赢了官司, 输了效益。知识产权诉讼的影响不仅及于案件本身, 还涉及其他方面。例如对原被告双方企业声誉的影响、对涉案的知识产权产品销量及价格的影响, 甚至是对整个同行业的影响。

正因如此, 企业知识产权如果被侵权, 不妨考虑打击侵权不如许可给别人使用。专利权人往往享有专利权意味着自己可以垄断市场, 能够独占市场的利润, 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专利权人不可能单凭自己的能力去开拓所有的市场。而通过许可实施或使用, 专利权人可以利用他人的资本、渠道获得稳定的许可费收入, 会比自己亲自实施赚取更高的利润。

综上所述,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如何利用知识产权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 那么无论是知识产权的创造还是运用都应当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对知识产权保护也不例外, 必须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构建企业的知识产权体系, 审查诉讼的必要性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维权策略。

摘要：在当前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 企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知识产权不仅是企业的财产, 更是企业进行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文章论述了企业如何从商业经营和权利保护等多方面去构筑知识产权保护的综合体系, 并积极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维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权益。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纠纷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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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纠纷答辩状 篇3

案例概述:

1987年,因离异王某与邹某再婚,当时王某所生已成年但未婚的儿子陆某也一同生活在一起。1992年,陆某与郭某结婚并继续与王某、邹某共同生活、居住,没有区分家庭财产。1997年,家庭原有三间平房拆除,在原址以王某、邹某、陆某、郭某及陆、郭二人所生女儿(四岁)5人名义共同重新申请翻建二层五间楼房一幢(产权登记在邹某名下,实际建房199.87平方米,经政府相关部门核查,仅认定该楼房拥有179.6平方米合法产权,故楼房超建20.27平方米),并继续共同生活居住。2007年6月,王某与邹某因故离婚,但对共同所有、居住的楼房没有进行析产。2008年6月,王某将邹某及家庭的其他成员告上法院,要求析产。法庭上,双方对楼房共有和居住没有异议,但陆某夫妇认为他们对房产形成贡献较大,故应当多分。陆某夫妇为证明自己出资较多,提供了郭某几位亲戚作证,以证明向他们借款的事实,但证人仅有借款过程的陈述而没有像借条、银行存取记录、还款收条等书面证据佐证,原告王某称对建房借款不知情。法院审理法官仅根据郭某几位亲戚的证言,最后支持了陆某夫妇要求多分房产的请求,且财产分配倾斜度很大。

案件解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系陆某夫妇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证明其对农村共有房产投入明显高于其他共有人,即是否应当享受多占房产份额的权利?

我国法律规定,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依照协议分割,没有协议一般采取等份分割的原则,但部分共有人能够证明对财产形成投入较多或贡献较大的可以多分。

由于我国对农村房产采取“二元”式管理模式,即农村宅基地与地面房屋分别管理,故享有共同宅基地使用权的家庭成员并不必然对地面房产享有共有产权,如本案当中的陆某与郭某所生女儿因建房时还是未成年人,故对本案争议房产不享有共有权利。另外,农村自有房屋的形成并不完全与城市商品房的建设相同。由于受经济或现实条件的制约,村民自行备料和建造房屋的现象较多,即农村房屋形成交织着具体货币、自有材料、购置材料、自有人工投入、购买劳力等等投入情形。正是这种复杂的房产形成类型,导致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分割农村房产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本案讼争房屋从建房到纠纷产生已逾10年,很多当年存在的零碎证据早已灭失,要想区分每个共有人实际应得房产份额十分困难。法庭上,原、被告对共有房产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陆某、郭某认为,楼房起建留有外债,系其二人负责还款的,并向法庭提供郭某几位亲戚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

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证据的一种形式,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本案证人证言从证据学角度看属于间接证据,另从民事证据应同时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性角度分析,证人证言除了真实、合法二性外还须与案件处理具有实质性的关联性才具有真正诉讼意义。综合考虑,几位证人证言从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

但仅凭几位证人证言是否就可以认定陆某及郭某借款都是用于建房的呢?从证据学的角度判断,本案的证人证言仅能勉强证明借款的事实,但要证明借款用于建房的事实,还得有工钱支付收条、建筑材料购买票据等等其他间接证据予以印证,并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因此,要想在仅能勉强认定借款事实的条件下却无法证明借款是用来建房之用且由本人实际还款的,并以此来支持房产共有人出资较多或贡献较大理由,显然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撑。本案审理法官在判决中支持了被告陆某、郭某要求多分房产的意见,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证据不足且欠缺的前提下运用了“自由心证”。

作者认为,象证人证言这样的间接证据,在没有得到其他相关间接证据的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法院在认定相关事实时应当慎重。即使运用法官心证认定案件事实,也必须在现有证据达到相当盖然性的条件才可以使用。况且,我国法律对法官是否可以及如何运用自由心证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农村家庭成员共同建房、生活居住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员间在家庭财产的收入和支出方面往往相互交融,一般很难区分。即使象建房这样的重大经济活动也不是仅凭几件零碎的证据材料能够查明的,除非有明确的家庭共同建房出资协议这样的直接证据,但往往这种情形却十分的罕见,也可以说在法院诉讼中几乎难以遇见。故笔者认为,涉及农村家庭共有房屋分割纠纷的案件,法官应当严格审查和认定当事人提供的间接证据的效力,对没有其他间接证据印证并存疑的案件事实应当做不利于提供证据当事人的理解和解释,以更好地保護所有房屋共有人的利益。处理农村房屋析产案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有协议的按照协议分割,没有协议的按照等份分割原则处理”。

房屋租赁纠纷民事答辩状 篇4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女，生于 19**年**月**日，汉族，XX****有限公司职工。

答辩人因与被答辩人XX市****有限公司厂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出如下答辩。

被答辩人主张涉案厂房续租关系下衍生的拆迁补偿费35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因为：

一、本案“合同”自动失效。

被答辩人自XX年11月11日至今，久交原《租房合同》租金4931元，根据该《合同》第8条第1款之规定，合同租赁关系“自动失效”，不存在续租前提要件。

二、原《租房合同》租赁期限届满答辩人催促被答辩人搬迁腾空厂房，故不存在涉案厂房续租事实。

原《租房合同》租赁期限届满答辩人即提出不再续租的异议，并最终于XX年元月8日通过缴纳政府强制搬迁费用将被答辩人机器设备搬迁出厂房。根据《合同法》第236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之规定，故不存在涉案厂房续租事实。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主张“拆迁补偿费35万元” 缺乏续租的法律事实，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此致

****人民法院

答辩人：***

房屋买卖合同民事纠纷答辩状 篇5

答辩人：刘赛某，女，1967年7月11日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富贵园1---2号，电话：13-------66。

因李某、李某某、宁某某上诉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与原审被告宁某某存在恶意串通，认定事实准确，符合证据采信规则。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符合证据采信规则和事实判断标准。

“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隐藏于行为人的内心，是内在的主观状态，他人无法直接知悉一个人的主观上在想什么。判断被答辩人与宁香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只能通过外在的客观事实来推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恶意串通”的标准，通常要通过已知事实推定未知事实的方法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10期(总第168期)，陈全、皮治勇诉重庆碧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夏昌均、重庆奥康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在“裁判要旨”中指出“对于前述条款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认定，应当分析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并全面分析订立合同时的具体情况、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判定。”就是说，“恶意串通”一般不能通过直接的证据来证实，而是在相关事实的基础上“分析”判断来得出结论。该案民事裁定书，也是通过对合同约定内容、合同履行过程等客观事实综合分析，得出“恶意串通”的结论。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有相关的规定。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本案中，就同一房屋，被答辩人先后与答辩人和宁某某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与宁某某房屋买卖合同中，对涉及双方重大权益的房款支付方式与期限、房屋过户登记不做具体约定;对买卖房屋这种涉及重大利益的行为，买受人宁某某却不查看房屋状况;被答辩人和宁某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实际付款的事实;被答辩人和宁某某陈述的付款方式有悖于常理;宁某某辩称的知悉房屋出租却对自己的房屋不收取租金的反常行为等等。一审判决根据这些已知事实，依据证据规则判定被答辩人与宁某某存在“恶意串通”，符合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的规则

2、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或符合事实认定规则。

2.1、关于被答辩人先后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都证明了被答辩人就同一处房屋，先后签订了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先将房产卖给答辩人，并且已经交付答辩人进行装修。对这一事实，被答辩人一审庭审也予以认可，属于无争议的事实。

2.2、关于宁某某对涉及重大利益的房产买卖没有到现场查看的事实。

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第二份房屋买卖合同时，被答辩人已经将房屋交付答辩人装修，房屋在答辩人的管理控制之下。虽然作为本案当事人的宁某某陈述查看过房屋，查看时有承租人，但除了自己的陈述外，并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并且以下两方面相反证据证实，宁某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第一，房屋已交付答辩人装修，而事实并未出租;第二，月24日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的《经济成交版合同》明确载明：“房屋状况为未设抵押、未出租”。

2.3、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的《经济成交版合同》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格。

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的《经济成交版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为人民币125.8万元”，契税完税发票也印证了该成交价格，该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格。

3、被答辩人拒绝对11张收条形成时间做鉴定的行为，属于消极举证行为，一审判决做出对被答辩人不利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

因被答辩人提供的11张收条，全部是出自同一纸张，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是被答辩人与宁某某恶意串通所为。一审时已启动对11张收条形成时间是否一致的鉴定程序，但被答辩人拒绝鉴定，在一审法官提供妥善方案、消除被答辩人提出的不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鉴定。最高法《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一审法院依法做出不利于被答辩人的认定，符合最高法关于证据采信的规则，也符合妨碍举证和消极举证责任的证据法原理。

4、被答辩人一方证人证言，与被答辩人及宁某某存在亲密的利害关系，且为一份自相矛盾的孤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5、民事诉讼证明是优势证据规则，本案支持一审判决观点的证据，同支持被答辩人观点的证据相比，明显占有优势，从这一点来看，一审判决也是正确的。

二、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及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事实，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被答辩人为了撕毁与答辩人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宁某某自编自导的一出闹剧。

除了上面已经论述的被答辩人与宁某某之间房屋买卖合同，价格明显过低、买受人不到现场看房、付款过程有悖常理外，还有以下事实，同样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

第一，被答辩人与宁某某签订的《自行成交版合同》内容不符合常理。该合同连最主要的权利义务——付款方式与期限、权属转移与登记等，这些涉及买卖双方最重要的条款，都没有做出约定。

家庭纠纷答辩状 篇6

被答辩人潘某某，男 年 月 日出生，汉族，XX市人，住，电话：.

被告何某某，女，年 月 日出生，汉族， XX市人，住址同上，电话：

第三人 XX，男，年与日出生，汉族，XX市人，住址同上，电话：

答辩人诉被答辩人纠纷一案，被告不服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答辩人现依法答辩如下：

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护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全部驳回。

2、关于答辩人问题

就此而言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酌情作出决定，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也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那么如何判定法官是否滥用自由裁量权呢?根据法学界的普遍观点，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判定：

(1)严格依法裁量。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必须依据已有的证据法规则审查和运用证据，从而认定案件事实;必须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依据已有的法律原则对此作出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裁判。如果违背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为滥用权力。如果法官不能从法律精神的基本要求出发，片面、机械地适用法律，必然导致裁判的错误。

(2)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具体地就是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所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应追求法律效果，又应追求社会效果。

(3)必须是在特定情势下对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行使衡平权。法官行驶自由裁量权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和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但对该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衡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没有法律的具体规定，此时只能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

(4)依据合乎情理原则裁量。合乎情理就是指“不任性、不个人化和不(狭义上的)政治化”。

因此，法院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应给大众合理的正义期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仅应让大众知道他们是在主持正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大众知道并能合理地期待他们会主持正义，会就争议的事项作出合理的裁决。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的拆迁房屋使用土地的.状况、建设过程中各方的贡献，各方当事人的具体实际，特别是考虑到作为子女的被答辩人不但不尽子女义务赡养答辩人，为了达到独占家产的目的，伙同第三人将答辩人赶出家门，至今答辩人仍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一审法院在综合上述具体实际的情况下，为保证答辩人的基本生存，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作出答辩人享有拆迁利益的20%的裁量结果公正公平，非过度或者滥用自由裁量权，相反，该结果对于遗弃老人、企图独占家产的一些社会现象起到了更好的威慑作为，具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为物权确权之诉，诉讼的标的为拆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也即物权确认之请求权。依照物权法理，物权是对客体进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当物权人的支配权受到他人侵害时，为恢复权利人对客体的圆满支配状态，物权人得以行使物权请求权。从时效法律制度的角度来讲，妨害物权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时，则该项物权请求权不适用时效制度。退一万步讲，本案即使适用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在一审被答辩人一方未主动提出的情况下，法院也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过程中，被答辩人人并未就答辩人的诉请提出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现被答辩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上诉，其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三、关于《协议书》是否成立的问题

前已述及，“协议书”系伪造，第三人作为协议一方的重要人员，庭审中口口声声称如协议所载，款已付清，但是对自己是否签字，协议内容等均不清楚。伪造的协议依法自然不能够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顶多是一方单方的意愿，谈不上对相对有约束力，更谈不上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形成。按照被答辩人的说法，凡在民事案件中，一方可以随意伪造合同或者是协议提交法院作为证据证明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只要该伪造的协议或者是合同没有被确认无效或者是撤销，一律作为证据使用，可谓滑稽之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全部驳回。

答辩人：某某

房屋买卖中的居间合同纠纷 篇7

由委托人引起的纠纷

1.委托人违反支付报酬义务引起的纠纷

居间合同具有有偿性, 委托人需向居间人给付报酬, 不得以不正当行为逃避。然而现实中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委托人在利益驱动下, 往往在居间人介绍双方相识或在达成协议后就甩掉居间人, 拒绝居间人已完成的中介服务, 逃避支付居间报酬义务, 而后再与因居间而认识的第三人订立合同。如甲委托乙买房子, 乙为其找到价格便宜的房主丙, 甲为了不支付居间费, 假借房子的质量不好中止了居间合同, 然后甲又擅自找到丙要求买房。

居间人基于对委托人的信任付出大量劳动却得不到相应回报, 委托人的行为无疑违背了诚信原则。在此种情形下, 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后来合同的签订虽得益于居间人的居间行为, 但居间人对于委托人的不正当行为在取证上存在困难, 不容易保护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我国的合同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委托人规避居间报酬的法律责任。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中有所体现:因委托人的原因, 给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或人员造成经济损失的, 委托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众多的规范居间服务管理规定中唯一针对委托人的义务作出的一条规定。这种情况属于委托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行为, 应视为条件已成就, 委托人应当支付报酬。的确, 居间人并不因此而丧失报酬请求权, 因为居间人行使报酬请求权, 是以居间人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成立为前提, 而不是以该合同是否得到履行为要件。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是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事, 与居间人没有关系, 这也符合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如果以合同完全履行作为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前提, 那么势必使居间人承担保证合同履行的担保责任, 这与仅取得居间报酬的居间人权利不对等。当然, 根据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与居间人可以约定, 以合同的履行为居间人报酬取得权的成立条件。另外, 法律应增加相关条款, 如在合同成立后因委托人的原因, 给居间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委托人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居间人的实际损失, 包括居间人确实是为完成委托任务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保障居间人的合法权益。

2.委托人拒绝支付居间费用引起的纠纷

居间人原则上无费用偿还请求权, 因为居间费用通常被包括在居间报酬内。但在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时, 居间人可以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居间人为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付出的, 所以由委托人支付这些必要费用公平合理。然而, 委托人经常以合同规定的居间费用不明确、收费不合理为由拒付居间费, 因此如何确定“支出的必要费用”成了问题的关键。在房屋买卖的居间合同中, 为促成合同成立, 居间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如免费替业主发布广告, 带领客户到物业察看并介绍房屋情况、提供选购意见、解答买卖手续的咨询等, 但并不是每一项都能有明确的价值体现, 比如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等, 并且在仲裁或诉讼中往往由于无法对“必要费用”举出详细的书面证据而被驳回, 或只得到少量的安抚性质的费用, 这与居间人所付出的劳动相比有很大差距。

对于“必要费用”的认定问题, 建议在立法时制订一个阶段性的收费标准。如房产居间人带客户去看房的劳务费 (按每次计) 、咨询费, 应根据已进行的工作步骤计算出应收的费用, 或以居间人向双方提供信息、进行磋商谈判、促成签订合同、协助办理交易及交易完成等作为各个阶段的标志, 每达到一个阶段即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即使最终该交易无法完成, 居间人的居间活动费用仍是有法可依的。然而, 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宜以立法的形式对此作出详细规定, 但可规定相应的原则性或提示性条款, 具体问题还要看双方当事人有无约定或由法官、仲裁者根据实际情况裁量, 以真正平衡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以体现合同法的平等互利精神。

由居间人引起的纠纷

1.居间人违背如实报告义务引起的居间报酬纠纷

居间人负有如实报告的义务, 如有违反则丧失报酬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居间人违背如实报告义务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主要包括第三人的资信情况、履约能力、生产能力、产品质量等影响其履行与委托人订立的合同能力的事实。另一种是故意提供虚假情况, 夸大第三人的履约能力。在实践中, 居间人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通常以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形式存在。在房屋买卖居间过程中, 如实报告的事项包括房屋的产权是否合法、清晰, 有无被抵押、被查封, 是否有漏水、墙体爆裂、环境噪音等情况。

居间人违背如实报告义务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而且给委托人造成了重大损失。而要求委托人找出居间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的证据又是非常困难的。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并表示对居间人的制裁, 合同法规定, 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不得要求支付报酬。探究法律规定的本旨, 这里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即指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丧失, 不仅包括委托人在支付报酬前发现居间人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 委托人可以拒付报酬, 还包括委托人在已经支付了报酬后才发现居间人有违反如实报告义务的情形, 委托人也可以向已取得报酬的居间人追回报酬。

居间人丧失报酬请求权不以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必要要件, 只要居间人具有违反如实报告义务的行为, 即只要居间人存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居间人就应丧失报酬请求权, 而不论是否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这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71条规定的居间人“报酬及偿还费用请求权的丧失”有异曲同工之效。

2.居间人故意虚假报告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

这类纠纷多因居间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信息引起。虽然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了合同, 但该合同的履行却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 如委托人在订立合同后, 在履行义务中才发现对方根本无权处分房屋, 委托人为此已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第三人有意逃避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人只好找到居间人要求赔偿, 而居间人又不愿赔偿或双方为赔偿标准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从而引起纠纷。居间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提供虚假信息, 因居间人所报告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害, 应当对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

合同法明确列举了居间人承担损害赔偿的条件, 不仅要有证据证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 而且要有委托人因此受有损失的事实发生。但在实践中, 委托人一般很难证明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此时, 若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由作为原告的委托人举证, 就会由于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 从而丧失索赔的机会。在此种情况下, 应将居间人的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解释为:委托人只要能证明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的过程或从事居间活动的结果, 其外在的行为有明显不利于委托人的情节并且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 就应当推定居间人存在故意, 除非居间人能够举出相反证据, 即适用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论。

3.居间人过失错误报告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

拿起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钥匙 篇8

知识产权话语权缺失

作为在知识产权领域享有盛誉的涉外律所，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曾帮助不少中国企业在开拓美国市场时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对于中国企业现状和美国相关法律都颇为稔熟。朱韶斌律师告诉记者：“LED行业是一个有着较长产业链的行业，在LED产品的芯片制造、外延片制造，以及后期的封装、应用等方面，都可以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然而，在其核心的芯片制造方面，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

朱韶斌介绍说，目前在LED产品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企业的申请量已经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占据全球第三的位置。然而，芯片的质量决定着LED产品的质量，在LED产品的芯片制造方面，属于中国企业的专利依然很少，这一领域几乎被日亚、Cree等国外企业所占据。“与此相反，中国企业在LED的外延片制造、封装及其后期应用方面，申请了很多专利。这也彰显了我国LED领域中专利申请方面结构的不平衡，核心专利缺乏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向海外的软肋。”

不仅如此，在王宁玲律师看来，中国LED企业长期存在的OEM出口模式，造成了很多企业不注重出口品牌的打造，这同样会导致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缺失。“由于品牌缺乏，很多企业往往只是按照海外客户的要求来制造并出口产品，而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也造成中国产品在走向海外时面临潜在威胁。”王宁玲律师说。

因此，王宁玲律师特别强调在出口产品中的风险管理意识。“很多中国企业在出口前没有做任何自由运作的检索，对于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并不了解，不能知己知彼，这往往导致在产品出口时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王宁玲律师说。

面对这些问题，王宁玲律师和朱韶斌律师建议企业不仅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在海外市场去申请相关专利。“企业需要在知识产权方面‘积累武器’，只有这样，一旦有纠纷发生，就能掌握主动权。”王宁玲律师对记者如是说。

洞悉美国知识产权规则

对于美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生疏是造成企业被动的诱因之一。王宁玲律师向记者举例说，在美国337调查中，有很多企业在得到被调查的消息时往往会极为吃惊，因为其产品并没有直接销售到美国市场。

“事实上，这些产品的确没有直接在美国市场销售。”王宁玲律师说，“即便如此，如果中国企业把产品卖到了诸如韩国等第三国，然后又在韩国分装以后销售到美国，这仍然会导致美国相关方发起337调查。”

据王宁玲律师介绍，美国337调查在管辖权上奉行“在物，而并非在人”的原则。也就是说，从管辖权看，337调查不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被告具有属人管辖权，因此外国公司即使没有在美国直接设立分公司，而是通过中间商将产品销售到美国，有也可能因为进口产品涉嫌侵权而成为337调查的对象。

朱韶斌律师告诉记者，如果在美国遭遇专利诉讼而并不应诉的话，轻则面临因侵权而导致的费用赔偿，重则会使得整个行业丧失美国市场。“很多企业对于侵权导致的罚款尚能承受，然而一旦在337调查中被实施了排除令，该产业则完全丧失了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朱韶斌律师说。

因此，王宁玲律师建议，当企业一旦遭遇到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一定要积极应诉。“企业应该通过相关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制定相应策略，有策略性地将问题解决。”

企业要摆对自己的位置

很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认为到美国打官司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其中不乏相当一部分企业在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出于畏惧而不敢应诉，从而错失市场份额。而事实上，如果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在美国解决纠纷并不如很多企业所想的那么令人畏惧。

据了解，除了美国企业，美国的各种社会团体、研究机构，乃至高校，都可以针对知识产权侵权企业发起337调查申请。也就是说，在涉及知识产权的337调查中，无论美国企业（法人）还是非美国企业（自然人），只要其认为进口产品侵犯了其在美国登记或注册的专利权、商标权、版权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并能够证明美国国内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相应的国内产业，都可以依法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起337调查申请。

据朱韶斌律师介绍，在实践中，在美国的地区法院诉讼案件中，只有其中的3%最终能得以最终庭审，大部分案件都是以和解而告终的。而在实践中，在美国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原告也往往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

王宁玲律师介绍说，如果两家高度竞争的企业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其中一家企业往往以将竞争对手完全排除其所在的市场为目的，这种完全排他性的、对抗性的、“有你无我”式的纠纷往往最终走上庭审。而在现实中，由于这样的企业多为寡头企业，实际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不高。

除此之外，据王宁玲律师介绍，有的知识产权纠纷名为诉讼，其本质用意却在于寻求合作。在王宁玲律师看来，知识产权利益冲突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竞争性冲突，当事人可以将竞争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也就是通过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和双赢来解决纠纷。这种纠纷一般可以理解为“你有，我也要有”的竞争性冲突。因此，解决这种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往往采取变侵权诉讼为合法合作许可的方式。“在这种形势下，知识产权纠纷的双方往往最容易达成和解。”王宁玲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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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王宁玲律师和朱韶斌律师特别指出，除了以上两种目的不同的纠纷之外，近年来关于NPE的知识产权诉讼有快速增长趋势。所谓NPE（Non-Practicing Entity），是指本身并不制造专利产品或者提供专利服务，而是从其他公司、研究机构或个体发明人手上购买专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然后专门通过专利诉讼赚取利润的专业公司或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往往以获得侵权赔偿为目的，往往能以和解收场。”王宁玲律师说。

由此可见，由于诉讼目的不同，诉讼主体不同，中国企业的应对方式也应该具有相应的策略。王宁玲律师建议，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中国企业应该摆对自己的位置，看到对方真正的商业目的，并联合律师采取相应策略。

懂得借助律师的力量

王宁玲律师和朱韶斌律师告诉记者，应对知识产权纠纷，重点不在于被动应诉，而在于“防患于未然。”他们向企业谏言，在进行一些商业动作之前，企业高层就应该具有风险意识，认识到潜在风险在哪里。

“企业在进行产品立项、可行性分析的时候，就应该咨询相关律师，就产品的特点及销售市场的相关法规做出调整决策，以避免日后知识产权纠纷的发生。”朱韶斌律师说，“此时，来自律师的法律意见往往能指导研发，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两位律师强调，即便企业真的在海外市场遭遇了知识产权纠纷，也不应该因退缩而将市场拱手相让。企业应该摆脱对诉讼的恐惧心理，通过正当途径将问题解决。“在美国打官司往往并不像许多企业想象的那么困难，很多时候，通过律师解决纠纷，企业往往能以最低的代价达到商业目的。”王宁玲律师说。

在企业选择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两位律师建议，一定要选择在业界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往往具有高素质的专业队伍。“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有30多位可以讲中文的美国律师，熟知美国法律的现状以及中国企业现状。”王宁玲诚恳地说，“不仅如此，是否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也是企业选择律师事务所的重要标准。在这一点上，飞翰律师事务所在实践帮助过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成功地解决了知识产权纠纷。不管企业大小，只要是对知识产权足够重视的客户，我们都非常愿意与其合作。”

王宁玲

王宁玲律师现任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其业务涉及专利申办、出具法律意见、尽职调查、客户咨询、许可及专利诉讼，主要领域包括化学、化工、制药、医疗设备、半导体材料以及纳米技术。

王律师在为跨国公司及中国公司提供知识产权组合管理法律意见、开展尽职调查、提供许可和商业秘密保护与维权服务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她代理过多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和美国地区法院的案件。王律师经常在中国及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上就专利相关议题进行演讲。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研究生教授一门关于美国知识产权法的课程，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为研究生讲授美国知识产权法并主持专利模拟法庭。她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律课程项目教授。

朱韶斌

朱韶斌律师着重于美国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条款调查案、客户咨询以及专利申办业务。其重点领域包括计算机软件、互联网技术、电信、多媒体图像处理、发光二极管和电子技术。朱律师参与专利诉讼的各个环节，包括专利有效性和侵权分析、技术调查和取证、证人询问、马克曼听证、诉讼文书撰写、动议听证和审理，并处理过各阶段的专利申请以及用于无效有争议专利的授权后行政程序。朱律师经常就美国知识产权诉讼和申办策略在中国进行演讲和授课。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为研究生教授关于美国知识产权法课程，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律课程项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