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文选读后感（精选9篇）
近几天抽空读了《陶行知文选》，虽然陶先生的文章篇幅不长，但每一篇都让我受益匪浅。接下来我就对其中的一篇《创造的儿童教育》来谈一谈我的感受。
陶先生认为我们应当加入到儿童队伍里，成为孩子当中的一员。我觉得要想走进孩子的世界里，必须蹲下腰来，从孩子的高度与角度去看东西，有时孩子可能会注意一些细小你易忽略的东西，比如地上蚂蚁之类的小动物，有些家长可能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脏不脏，蚂蚁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快去洗手。”与此同时他们扼杀了孩子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如果当时你蹲下身来和孩子一起观察，观察蚂蚁是怎样搬东西的，是怎样爬行的，又是怎样与同伴交流的等等，也许孩子会很感激你，说不定哪天他会又有什么新发现和你一起分享，牛顿不是就从苹果树上掉下苹果这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吗？没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天才，先天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最终结果还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家长是第一个接触孩子的，所以也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一个好孩子通常都有一位好家长。如果你真诚的和你的孩子站在同一战线上，那么下一个牛顿或许就是你的孩子。
陶先生说：“当我们加入儿童生活，便会发现孩子有力量。”突然想到上去学期一位专家来我们幼儿园给家长讲课时，她说道有一天她在拖地时，她的女儿跟着她一起拖地了，她并没有阻止她的女儿，虽然她的女儿拖的不干净，但是他还是表扬他的女儿。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有些家长可能会说“你拖不干净，还是去玩玩具吧”，这样就等于直接否定了孩子，别看孩子年纪小，他还是很希望能得到你的肯定，所以家长以及老师绝对不能吝啬那句“你真棒”，比如每次玩桌面玩具玩好，总有几个孩子抢着筐子要去放好，而且细心的话你还会发现当孩子把玩具筐放好后还会偷偷的看你一眼，又或者跑到你面前来说“老师，我放好了”。其实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得到你们的表扬，想让你们知道他们也是有力量的。
以前看过这样一则笑话：一个小孩子问他的爸爸是不是爸爸懂得总比孩子多，爸爸说那是当然的，结果孩子说那为什么发明电灯泡的是爱迪生而不是他爸爸，结果他的爸爸无语了。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它的本质还是对的，其实小孩子的创造力比我们大人强多了。例如有一次，瓦特在厨房看奶奶做饭，他发现正在沸腾的水让壶盖一会儿揭开，一会儿又盖上。经过几天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
考，他终于明白了：原来是水蒸气推动壶盖跳动。利用这个原理，他发明了蒸汽机，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就水沸腾锅盖一会儿揭开一会儿盖上这么普通的一件事，在瓦特眼里就一样了。从牛顿的苹果树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从瓦特沸腾水的壶盖到发明了蒸汽机，这些足以证明幼儿具有独特的创造力。但是幼儿能否把身上这份独特的创造力表现出来就得看教育者了，看看你能否像爱迪生的母亲那样宽容爱迪生，在爱迪生被开除回家的时候，把地下室让给了他去做实验。看看你能否对孩子的一万个为什么百般不厌，看看你能否解放孩子的空间以及时间，让孩子充分发挥其创造力。
最后谈的是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每个孩子的优势与缺点都不同，教育者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培养。每一位孩子都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天使，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他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我们都应该平等对待。教育孩子的成功与失败就决于教育者方法的正确与错误了。
摘 要：《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在文献学和文学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文选》中的俗语、成语对后来文人用语及现代汉语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文选》选篇中出现的文字异同及序文标示差异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关键词：《文选》；字体异同；序文标示；成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86-02
初次接触《文选》这本文学作品总集，是在研究生的选修课上。对于《文选》的基本了解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文选》是由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赋、诗、文总集，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一百三十人的七百余篇作品。
细读《文选》及《文选》相关书目、论文之后，心中产生了一些想法，纯属一家之言，只求不要贻笑大方罢了。
一、《文选》字体的异同
我所发现的《文选》字体的异同指的是刊刻时的差异，在阅读《文选》选篇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篇章字迹清晰，字间距也很匀称，便于读者阅读，例如班固《两都赋序》、《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等等；而有的篇章字与字之间连接太紧，读起来有点不舒服。有的上面的文字排列适当，而下面的则出现不便于阅读的情况，例如左思《魏都赋》。我这里只是个人肤浅的见识，相对于曹道衡先生我算是抛砖引玉了。读了曹道衡先生的《读文选札记》之后，我心里也产生了写写自己读《文选》的感触。以上是我在拜读曹道衡先生的这篇论文之前所发现的、所理解的《文选》字体的异同问题，下面我将曹道衡先生的深刻见解也摆放出来，供大家参考，同时我也在阅读《文选》、《史记》和《汉书》中进一步证实了曹先生的观点。
《文心雕龙·练字》云：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曹道衡先生开篇就把《文心雕龙·练字》的这段文字展现在大家面前，目的是为了说明从西汉到晋代许多难懂难认识的字逐渐被容易识别的字所代替，这早就被刘勰提出来了。文中还着重指出汉大赋如司马相如、扬雄的一些作品在曹植的时代已经被看作古奥难懂了。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书面语同样会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班固就有所不同。尽管班固在时代上后于司马迁，但他撰作《汉书》时，却喜用一些古字，因此《汉书》中有某些部分，似乎较《史记》反而难读。所以后来《汉书》的注家多于《史记》，大约也与此有关。”这方面我也有所体验，例如扬雄《长杨赋序》中的一句话“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其中的“兔”字，《汉书》用的是“菟”字，而李善注（清胡克家覆宋尤袤刊本）《文选》用的是“兔”字。另外，扬雄《羽猎赋序》中“充庖厨而已”的“厨”和“草木茂”的“草”，《汉书》（中华书局）分别用的是“廚”字和“屮”字，而李善注（清胡克家覆宋尤袤刊本）《文选》分别用的是“厨”字和“草”字。再如司马相如传，《史记》（《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与《汉书》（《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首段对司马相如的介绍中的几个字——《史记》用作“卿”、“免”、“吴”、“莊”，《汉书》则选择古体字分别为“ ”、“ ”、“呉”、“嚴”。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一些字，《史记》和《文选》都用作“虚”、“糾紛”“碝”的字，《汉书》分别用作“虛”、“纠纷”、“礝”。类似于此的现象枚不胜举，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选》序文标示问题
《文选》全书共收录51篇赋（其中《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子虚上林赋》，均按一篇计算），题目下方标示“并序”的共26篇，占赋的总数的一半之多。对于这些“序”的来源及目的，王书才《文选评点》里这样说：“这些‘序，有的来自史辞，是从赋篇所出的史书里连带抄录进《文选》的，目的大约是为了讲明创作的背景来历，如杨雄的《甘泉赋序》、《羽猎赋序》、《长杨赋序》均出自《汉书·扬雄传》。”通过对比《文选》李善注本和中华书局《汉书》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不禁怀疑《文选》所收扬雄的以上三篇赋序是否真的出自《汉书》？现把二者的不同部分罗列如下：
首先，《甘泉赋序》，《文选》本最后一句是“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本最后一句是“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二者的差异在于这个逗号标在“还”字的后面还是前面。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文选》所标句读更符合情理，倘若非要依据《汉书》，那么可以在“还”字后面再加一个逗号，读为“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似乎也读的通。
其次，再看《羽猎赋序》，开头《文选》作“孝成帝时，羽猎，雄从”，《汉书·扬雄传》则是“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有些语句的词语之间《文选》有标点而《汉书》没有加，有些则是《文选》没有而《汉书》却加了顿号。前者如《文选》作“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穿昆明池，象滇河”，“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器械粗储偫，禁禦所营”，《汉书》作“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穿昆明池象滇河”，“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粗储偫禁禦所营”，最后这个例子中有一个字《文选》作“甲”，甲车戎马，而《汉书》写作“田”，田车戎马，孰是孰非呢？后者如《文选》写作“营建章鳯阙神明馺娑，渐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汉书》作“营建章、鳯阙、神明、馺娑，渐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等。序文的最后一句，《文选》写作“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汉书》没有“之”字。endprint
再次，《长杨赋序》，《文选》写作“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汉书》作“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此也是句读标注异同的问题。
关于《文选》成书的具体年代，至今选学研究者仍有争论，但其大致的成书时间可以确定，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根据现有的史料，《文选》的成书年代只能在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间。”①《文选》虽成书于梁代，但是其流传几经周折，又经过多人传抄，版本出现一些句读、字体异同等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比《史记》、《汉书》和《文选》三部书中相同的篇章，可以发现，《文选》绝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字体）都是跟《史记》一致，只有个别古奥的字跟《汉书》一致。由于《文选》的流传情况较为复杂，所以说不能明确断定选篇序文具体出自哪里。
三、《文选》用词对现代成语的影响
通过阅读《文选》选文，我们会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词语、俗语以及成语，这里主要论述现代汉语成语与《文选》中相同、相似的成语或俗语之间的关系。以李善注《文选》为底本进行探究。
以宋玉的《高唐赋》为例，此篇赋中出现的成语有以下几个：朝云暮雨、朝朝暮暮、感心动耳、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登高望远、延年益寿、五变四会。
（一）《文选》中的成语和现代成语相同的
朝朝暮暮：每天的早晨和黄昏，指短暂的时间。
感心动耳：感心，心受感动；动耳：悦耳。形容音乐极其感动人。
《文选》李善注“回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作“言上诸声，能回转人肠，伤断人气。礼记王制曰，小而无父为之孤。寒心，谓战慄也。酸鼻，鼻辛酸。”现代汉语对其解释如下：
回肠伤气：形容音乐、文章等缠绵悱恻，感人之极。
孤子寡妇：指男子死后遗留的孩子和妇女。
寒心酸鼻：寒心，心中战粟；酸鼻：鼻子辛酸。形容心里害怕而又悲痛。
延年益寿：增加岁数，延长寿命。
（二）由《文选》中的成语演变而来的
朝云暮雨：《文选》原句是“旦为朝云，暮为云雨”，李善注：朝云行雨，神女之美也。现代汉语解释为：暮，傍晚。早上是云，晚上是雨。原指神女的早晚变化，旧时用以喻指男女的欢会。
四会五达：《文选》写的是“五变四会”，李善注为“左氏传晏子曰：先王和五声也，清浊小大以相济也，吹小枝则声清，吹大枝则声浊。五变，五音皆变也。礼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四会，四悬俱会也。又云，与四夷之乐声相会也”；现代汉语解释为：形容交通极便利。也形容通向各方。
登高望远：《文选》写作“登高远望，使人心瘁”，李善注为“登高心瘁，此下谓至山上高处，未至观也。瘁，病也”；现代汉语解释为：登上高处，看得更远。也比喻思想境界高，目光远大。
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现今使用的成语无论是直接继承《文选》成语，还是从《文选》中的成语进一步演化而来，都客观上为保存古典文化知识做出了一定贡献。《文选》对今人的影响不仅在于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伟大价值上——文献学上的价值表现为：一方面，很多古代作品都是依赖《文选》的流传才得以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对那些有其他文献收录的作品，《文选》可以作为校勘材料。文学史上的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文选》反映了先秦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概况；二，《文选》能够反映编者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文学史提供材料；三，隋唐以后都用文选中现成的语言，即后人创作都学习《文选》，它还在保存成语方面为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①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5（5）.
参考文献：
〔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撰，颜师古著.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书才.文选评点述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95（5）.
〔7〕曹道衡.读《文选》札记[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3）.
〔8〕http：//dict.baidu.com/s？wd 百度词典.
英语13-2 余翔 130914204 我在读了列宁写的《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论述的片段后，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课堂学习，因此我来谈谈对这些文章的浅陋看法。
首先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中，列宁在文章开头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指导人民实际行动的思想。许多人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曲解它，就是因为没有发现其中的辩证法。虽然俄国的政治形式在1907年到191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总的任务没有改变，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根深蒂固，几乎停滞不前。列宁把近六年的社会政治形式分成两个阶段，前三年属于活跃期，各种活动公开，后三年属于低迷期，各种活动销声匿迹。时代在进步，这六年总的来说是进步的，可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在前三年，资产阶级中的大中资产阶级更倾向于保留封建残余，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密切，不会追求封建残余，也没有可得利益。以上的错误想法被归类为策略问题，路标派在误导人们，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也在不断适应两种趋势。后三年中，死硬派和路标派充斥整个社会，带来了负面情绪。
辩证法就是让人们先改革，然后从改革的结果分析并总结经验以便以后吸取教训。马克思主义也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活的行动指南。当时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那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路标主义精神也试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危机与社会有紧密联系，不能用空谈来解决，要通过实际行动消灭路标主义等无意义的不良言论。马克思主义在列宁笔下其实是一种鲜活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适应变化，并且不断进步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空中阁楼般的上层建筑，是接地气的紧密联系群众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改革时确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让广大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盛行的俄国充满了希望，最终改变了社会的意识形态，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然受到不同方面的言论攻击，这并没有打败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攻击言论应用到实际改革中没有效用，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证明了它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浅陋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后，我看到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让我印象深刻。
首先我发现斯大林提出经济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经是相当先进的思想，可中国“大跃进”没有遵循这一客观规律而犯下错误，实在可惜。另外他还指出，政治经济学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作用的，随后会被新的规律替代。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也提出“被认识了的必然性”，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之后，必然会熟练运用他们。为人们提供对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苏维埃政府也依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个基本原理来适应经济规律，并没有改变或者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斯大林还揭露了苏联之所以能成功运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这一原理的秘密，那就是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苏联有足够强大的社会阶级力量消灭旧力量，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和这一原理紧密相关，所以没有能够破除。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学规律就是客观规律，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就是否认科学，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斯大林之所以要不断重复这个众所周知的原理，就是为了不断熏陶那些没有充分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年轻人。，让他们正确看待经济规律，为下一代打基础。然后斯大林说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消灭商品生产，还引用了恩格斯的原话，但他一定是没有充分理解这句话，而且要真正消灭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的资本主义非常发达，这是苏联不能达到的，因此在当时要消灭商品生产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资本主义工业很发达，而农业却分散在小生产者手中，一切条件具备，是不是应该剥夺这些生产者。他否定了两种回答，既不能坐以待毙，也不能主动犯罪。最后斯大林通过列宁的《粮食税》的几条规定给出了答案。随后斯大林又为我们辨析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国内存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历史很悠久，有人想知道商品生产能不能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从苏联现在的两种生产的基本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农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在苏联是必要的东西。而且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没有资本家参加，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者的成果，绝不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会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认为苏联的经济学家应该彻底抛弃旧的概念，接受新的概念。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实是人们对经济规律概念模糊不清，甚至不了解，出现误区，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为了指引国民和经济学家走正确道路的标杆。他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政治经济规律，提出了不同问题，并一一通过实际事例和历史教训进行解决。
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我能体会到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剖析了俄国国家的社会阶级和国家的问题。列宁一开始就尖锐地点明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关系。国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在毛主席带领我们建立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社会主义国家一词也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四字上，却基本忽略了国家的含义。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对立的两个阶层，并由此引发阶级斗争。而国家就是立于社会之上，为了不让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由于阶级斗争而自毁的工具，并由国家的特殊武装力量得以实现。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由对立阶级里更为强大的一方所建立的，压迫阶级用于压迫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也就是说，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把压迫的理由正当化所使用的工具。
反观中国，我们确实是在国家的领导下生活，虽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国家里总有被压迫的阶级，国家拥有强制武装力量来管理人民，我国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在灾难中救援别国，这不仅是钱能说明的问题，也在于阶级矛盾的缓和。但某些官员的不作为与国家的机制形成鲜明对比，违背了官员本身的职责。
国家特殊的武装力量不同于人民自主的武装力量，即与马克思认为的共产社会的武装力量“武装的人民”有所区别。其依然由一定的法律，监狱等补充手段使压迫合理化。无产阶级关注的是大部分人的利益，但固有的资产阶级因为掌握着生产资料，不经过彻底的有效的手段打击国家机器，则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法国巴黎公社的实践，由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要掌权，要靠的这一有效手段就是暴力的革命。因此，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含义不同，《国家与革命》一书更为强调的为“人名真正的革命”。
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的造诣。这就进而先生所说的“约”的地步。“深”是学生后期的发展，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智力，时间毕竟有限，在那些方面的研究并不会很深，在中学、大学、甚至在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如何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优势，便是自己能否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重要因素。而“美”，是总领这一切的灵魂。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他们并不能领会其中的精髓，而我们可以把他们往这方面引导，这也和我们的德育相联系的。
另外蔡元培先生力倡“尚自然、展个性”。
“尚自然、展个性”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压抑、禁梏、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为此，提倡教育科学的实验研究要摈弃注人式教学方法，强调用启发式进行教学，特别是学生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独特性不单单是个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还是个性得以确立的表征，是个体内在自然——天赋的凸现、显发的确证。
鉴于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独特性是个体个性发展程度的标尺，也就是说，越是具有以主体性与创造性为底蕴的独特性，个体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个体自我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个体内在自然——潜能的实现程度也就越高。
所有个人的独特主体性的正常健康发展或自由发展，会给人类集体的发展与人类整体的发展，提供最丰富生动的动力和源泉，在每个人的这种发展的交互作用中，每个人的人生将会获得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当自由的权力成为每个个体的实际权力(特别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才不会是空洞的概念。一个社会只有以个人为本位、为目的，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尽可能地提供最佳条件，这个社会才能在整体上大踏步地前进。
在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后，伴随着知识储备的增加，我对我的国家的理解和热爱也逐步提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天职，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靠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工作去影响群众，带动群众的，从而形成千百人的实践活动。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基本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要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清除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理解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扎实实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曾自称“山大王”，他虽不是农民出身，但却对于农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农民阶层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一直致力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主义者不愿接受他的意见而坚持错误的见解。为此，他回到家乡湖南，对当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做了三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并写了考察报告，借此纠正党内部分人士对农民运动的错误看法。
一个梦想大的人，即使实际做起来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可他实际达到的目标可能比梦想小的人最终目标还大。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的一个人。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说明可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通过一
如既往的努力，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共产党能够取得的所
有光辉成就，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正应了那句“得民心者
得天下”。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
很好的教育意义，它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用辛勤汗水养活
我们的农民，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将革命重心从阶级矛盾转移到民族
矛盾，准确地把握住了革命的唯一出路，那就是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
当然，“团结”不是盲目的，毛泽东在强调统一战线重要性的同
时，没有忘记点出无产阶级应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
共产党来说，这是实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前提和条
件。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
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反对两
种错误倾向，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在经历了17年锻炼后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内部的团结，内部团结是
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层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前提。
历史证明，“团结就是力量”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在实际生活和
工作中，我们要善于发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去实现共同的目
标。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曾指出：“必
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
局面。”“载人航天精神”正是对毛泽东伟大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在其他领域，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
一心共创伟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个人利益都应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精益求精地去工作，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检验党和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对与错、成与败、得与失的最高标准。
以后我一定要研读这部精品，在与伟人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加深对红色历史的理解，提升自己的修养，增强自己的责任感，争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
从未想过，毛泽东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除了有一些旧事远去的生疏感外，并不觉得烦难。这样有趣的书，我怎会到今天才来拜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文章的第一段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那政治是什么？首要就是区分敌我。毛泽东首先谈的政治就是先去区分敌我。“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他首先指出区分敌我的重要性，然后提出要区分敌我的前提是对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的分析。这对一个阶级说的马
克思主义者是重要的，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用马列世界观来看待问题了。
毛泽东在文末指出了对待各阶级的态度，以达到前文中的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特别领导权问题，与革命的同盟军问题，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为他在日后进行的农民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我们的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懒惰而失败，而是因为没有梦想或选错了方向，一个人无论现在多大年龄，他真正的人生之旅是从选定方向开始的，以前的日子不过是绕圈子而已，有了方向，我们就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它是我们成功的向导。
东汉末年的祢衡，在许多读者心目中，是一个蔑视权贵、极富张扬个性的形象。那大概与《三国演义》“祢正平裸衣骂贼”和京剧《击鼓骂曹》颇有关系。孔融上表汉献帝推荐他，说他是“忠果正直，志怀霜雪”，又是“英才卓跞”，“思若有神”，道德与才干兼备。但是顾农在《祢衡论》中虽高度赞扬他的文学才能，却将他定性为“一个特别情绪化的青年才俊”，指出他的骂座在“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或第二的狂放中，显然也不无演戏或做秀的成分，并不完全出于本色”，“不能不怀疑他讲人格尊严只是假象，而故作狂放、哗众取宠才是本质”。史书上说祢衡“不知先所出”，顾农敏锐地感到，其出身大约相当微贱。正由于出身低微，故有强烈的自卑感，“而他化解自卑情结的办法便是鼓其虚骄之气，故作狂放之态，骂倒一切，以争取引人注目和出人头地”。这样的分析，抉发幽隐，直探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顾农这么说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分析祢衡的《鹦鹉赋》，说赋的后半“全然是一片不可收拾的情绪”，“说什么‘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这正是汉末动乱年代里许多自视甚高而无多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鹦鹉赋》是在黄祖之子黄射席上所作。黄射对祢衡态度较好，祢衡遂心怀感激。赋中所谓“托轻鄙之微命，委贱陋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其实是向黄射讨好乞怜。顾农说：“在汉末的群雄中，黄射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人物，同雄才大略的曹操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祢衡痛骂曹操而钟情于黄射，可谓莫名其妙之至，眼力之差正与他的态度之狂相映成趣。大约祢衡待人处世完全以别人对他的态度为主要依据，说到底他所担忧的并非天下国家，而是一己的得失荣辱。”语含讥诮，却十分准确深刻。从《鹦鹉赋》里看到的祢衡与人所习知、裸衣骂座的祢衡反差太大了，以致有人怀疑该赋不是祢衡所作。但顾农的分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祢衡。
文学是人学。文学家是活生生的人。人的心灵是最为丰富、复杂、微妙的。必须对这种微妙难测有深切的体认，分析作家作品才不至于简单化、公式化，才有可能做到有“理解之同情”。《文选论丛》中许多篇章解剖人物心理，细致入微，耐人寻味。例如论潘岳的《闲情赋》，指出潘岳的拜路尘与爱好闲居，看似悖反，实乃互补。当时士人风气，一方面使尽手段征名逐利于官场，另一方面优哉游哉闲适享乐于田园，二者并不矛盾。故金人元好问批评潘岳的“高情千古《闲居赋》”为“失真”之作，乃是用一般的道德范式去衡量，既于社会风气显得隔膜，又对人物复杂的、多侧面的心灵缺少了解。在《文选论丛》中，这样多侧面地分析作家心理的例子屡见不鲜，新见不少。如左思的《咏史》诗，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被认为是体现了门阀社会中寒士的不平和愤争，评价很高。顾农则既肯定它们“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并且超出西晋一代而有普遍的意义”，又指出诗中的“卓荦豪迈之气”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颇有遭受挫折之后自我安慰的成分，其抨击门阀制度，宣称“自非攀龙客”、“高步追许由”，实乃一时愤激之词，带有虚骄之气。这样的结论，是将左思的作品结合着他的生平、为人进行分析得出来的。顾农说：“左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人，但他的作品却显得相当单纯而有力度。”“作品一旦产生，就可能并且往往脱离其背景而独立，而产生巨大的影响。伟大的作品总是比它的作者更伟大。”这样的评论，十分深刻，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总之，从细致的心理分析人手，并且将作家、作品置于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中予以观察，练达人情，洞明世故，确是《文选论丛》的一个重要特色。
曹植的《洛神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女神的婉丽动人，求之不得的怅惘迷离，千古之下犹令人神醉。但该篇有无寓意寄托，有怎样的寄托，却至今众口纷纭。唐代人多视为曹植爱慕感念甄后之作，后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却力斥感甄说之妄，认为是以男女喻君臣，抒发对于曹丕的眷恋。今人有的又说是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失意哀怨而作，或者说是曹植“苦闷的象征”。《文选论丛》中《(洛神赋)新探》一文，专论此事。顾农取感甄之说，但不同于旧说。他认为曹植与甄后间有无男女之情，固然无从确知，但二人同因政治方面的关系，受到曹丕的迫害，故曹植对甄后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则恐怕是必然的。类似这样的观点，别的学者也曾说过，顾农的新见，主要在于细心探究史料，以证成其说。他从曹植的《责躬诗》和《黄初六年令》，判断曹植曾于黄初二年下半年被诬陷而获罪，被拘往洛阳，而那正是甄后被赐死埋葬于邺之后不久；又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看到，曹植曾欲派人到邺购买布匹，虽遭到监国谒者的阻止，仍坚持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其态度坚决得异乎寻常。顾农认为《责躬诗》中所说的“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就是指这件事说的。他猜测诬陷者以这件事作为口实，而诬陷的内容很可能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比如可能说曹植买布是借口，其实是要派人去甄后墓上设奠祭祀。但其事既属捕风捉影，曹丕亦不便以此大张旗鼓治其罪，而且曹丕的态度在赐死甄后之后又有所软化，因此，曹植的这次获罪，“罪名固然重得莫名其妙，而处理则轻得糊里糊涂”，遂于次年(黄初三年)初离开洛阳返回封地鄄城。《洛神赋》便是归藩途感念甄后中所作。
这一论证是很有趣味的。平心而论，以男女喻君臣固然是传统的手法，但要说曹植在宓妃形象中寄托恋眷君王之情，却令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曹植屡受曹丕的忌害，虽然在诗文中依旧说什么“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但未必真有多少衷心爱慕之意，总不至于精心塑造那样一位美丽动人而且多情缱绻的女神形象来“寄心”吧。何况曹植心中自然明白，曹丕弃绝、加害于他，决非真是迫于礼法、不得不然，而赋中的神女却是怀着一片爱意、只是因人神道殊而恨恨离去的。因此，笔者认为，若说赋中包孕着的怅惘失意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有关，是可以的，若直接说成寄心曹丕，便觉难以接受。读了顾农的《文选》，感到他的论述既体贴人情，又精心考虑有关史实，虽然也许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其事本隐秘暧昧，史料阙如，有的地方不能不靠推想补足)，但却是自成一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文选论丛》中还有一些篇章，也是通过细节的考证提出新说。例如《(为郑冲劝晋王笺)作年考》，便一反成说，推定阮籍此文不是作于他去世的那一年即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而是作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此事虽细，却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和说明阮籍的政治态度。注重细节的考证，也是《文选论丛》的一个特色。
最后，笔者想提到《文选论丛》中与日本国学者清水凯夫讨论《文选》编撰的几篇文章。清水是笔者的友人，他为人豪爽，在学术上勇于探索。他认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是刘孝绰，昭明太子只是挂名而已，并从《文选》所载作品人手，提出不少论据。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难以首肯。顾农对其论据一一加以分析，认为不能成立。笔者以为其分析是颇具说服力的。刘孝绰在《文选》编撰过程中可能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一定要说《文选》就是他编的，昭明只是挂名，未免走得太远。不过应该承认，清水先生提出的论据，促使学者们作深入的思考。他挑起的这场论战，对于《文选》研究是有好处的，笔者就从中汲取了教益。清水曾对笔者说过，中国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这话说得很好。我们中国的学者，在为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该更感到责任重大，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多多了解、虚心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与国外学者进行商榷，展开讨论，让学术讨论的空气超越国界。这该也是文化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目前还是很不够的。《文选论丛》中除了与清水先生商讨的几篇，还有一篇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桀溺讨论曹植《七哀》诗。顾农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是十分有意义的。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路人，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巨大，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他不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导师，更是一个时代的伟人、民族的英雄。
读过《邓小平文选》第三章最后一篇后，我又对邓小平有了个新的认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看他的讲话感觉他是位极其务实，睿智的领袖，他的话往往高屋建瓴，引人深思，却又通俗易懂，这是大智慧的表现，是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一种严谨的态度。
第三章最后一章中主要有以下六点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文章中，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解放生产力和人民的利益，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视以及对老百姓的关系，上行下效，官员自然廉洁守法，爱民如子。作为一个务实的领导人，要想发展生产力，要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从体制上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髓。但是改革不能盲目，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改革同时，将教育与科技的摆在关键位置上，足以看出其远见卓识。他的文章《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回答一个外国记者提问时说到，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而不是只看眼前。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所以，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邓小平却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全世界的发展走向，考虑到了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的重要因素，并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了发展高科技的计划。
讲话中，他总是说一些发人深思的指导性的讲话，打开人民的思路，拓宽改革的道路，呼吁人民要“敢于改革，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同时开创性的提出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不仅解开束缚人们心中的枷锁，更是鼓励了人们的热情。
邓小平考虑的方面广泛而又具体，不仅提到发展生产力，同时又意识到在发展的同时，会带来很多资本主义的恶习，比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这些都
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是严加打击的。同时，他也清醒的意识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他也预见到当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后果会极其严重，要在苗头上就应取缔铲除。而提到改革的实施，他又讲到了用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句极有深度且意味深长的话。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他说到形式主义的问题，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文章最后他提醒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陶行知是一位为世人敬仰、怀念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践。利用闲暇时间，我再一次饱读了《陶行知教育名篇》。本书汇集了陶行知先生平生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作为一名教师，“要教人求真，首先要教己求真，求真的知识，真的本领，真的道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而我从中学到的，也不是短短一篇文字就可以完全写出的。尽管先生离去半个多世纪，然而，他的思想依然鲜活，他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万世师表“的崇高评价。
首先，陶先生提出“教学合一”。
陶先生倡导“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陶先生主张远离生活的教育不是真教育，好教育，脱离实践的知识是虚的，不实用的。今天我们的教学提倡生活化、人文化，也正是陶老先生的理念，学习离不开生活，学习就在生活之中，学生活中的问题，已成为我们每一个教师所努力做到的。好的老师不是教书，也不是教学生，而是如何教学生学。教学一方面要老师负指导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每一个问题，不是要老师全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而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过程，组织好，指导学生，使学生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类似的经验，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有了这种经验，学生才能自己去探求知识，成为主动学习者。教师应不断研究，才能时常找到新理，只有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如今，新课程倡导的也正是这种教育理念。
其次，是爱的教育。
“在我的教育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陶行知先生这样尊重学生。作为教师，对学生的爱首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而好恶之而褒贬之，绝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把“差生”视为“朽木”。教师没有爱就不能教育学生。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详的态度、和蔼的语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颗心逐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或示范，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期望和成功的喜悦。陶行知最最反对体罚，他准确地说明了体罚的危害：“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罚非爱，害也。
教师没有爱，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的相通、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学生的技巧。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偏爱是一种非理智的情感。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办育才学校施爱于所有难童，包括有生理缺陷或有病 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由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它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的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产物。陶行知称学生为“爱人”，说明他的教育思想，是把爱和教育视作天生的结缘。教师爱学生，就有教育，学生爱教师，于是教育产生效果。
再次，转换师生角色。在课堂里，教师不再是居高临下地对学生传授知识，而是在学生面前说：“我也不太清楚，明天我再告诉你。”“我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
做实验吧。”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创造的教育”一文中写到鲁滨孙漂流到荒岛上去，白天到海边用手去捧水喝，到黑夜没水喝，他想出了用软土制成的瓶子，再用火烧成，可以装水，这是由行动而发生思想，由思想产生了新价值。当今的学校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不很多，教师的教法不新，学生学法不新。因此，现在的教育需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创造力，需要充分的营养，适宜的土壤，良好的环境，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习惯，需要因材施教。教育者要像爱迪生母亲那样宽容爱迪生，在爱迪生被开除的时候，把地下室给他做实验。我们也要像利波老板那样宽容法拉第，让法拉第在电学上取得辉煌的功绩。
作为一名教师，我永远视陶先生为我的榜样，不仅做到修身养性，爱学习，爱学生，更要像陶先生那样，也做一名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以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引导学生手脑并用，学会过硬的技能，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用人才。
一、“开筵”和“开轩”
唐代诗人孟浩然五律《过故人庄》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选人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课本七年级上册课外古诗词背诵篇目。诗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目，还来就菊花。”其中对“开轩面场圃”一句的解释是“打开窗子，面对打谷场和菜园”。有文章指出这里的“轩”不是窗户，应是“长廊”，认为“轩”是“窗户”不合诗意。我们有点奇怪，人教社的本子为什么不选“开筵”的说法呢?
宋蜀刻《孟浩然诗集》卷四作“开筵”，此本有天宝四载宜城王士源序，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四库全书》提要认为“今世所行，别无他本，姑仍其旧录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影印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开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亦作“开筵”。并注：“这两旬说对着打谷场和菜园子摆开酒菜，饮酒时所谈的都是桑麻生长的情况。‘筵一作‘轩。”
作“开轩”的本子有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人沈德整的《唐诗别裁》，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等等。《唐诗鉴赏集》作“开轩”，并说“这里‘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入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选此诗也作“开轩”。并说是据四部丛刊影明本，此说误，四部丛刊本作“开筵”。
“轩”、“筵”都是中古开口三等平声字，都符合本诗的平仄。“开轩”和“开筵”到底哪个更符合原诗意蕴呢?
“轩”是指带窗户的长廊或小屋子，有时也指窗户。喝酒是可以在室内，喝酒开窗的事，生活中也多的是，不过喝酒的地点为什么一定要在室内呢?身为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诗言饮酒先强调“开窗”事，也似乎是多此一举。作者拜访的故人在乡村，地点是田家。时令大约在农历三、五月间。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良辰美景，把酒在室外，面对着打谷场和菜圃，边喝边聊家常。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和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凸现出了地区和地域的特征。
如此看来。不指出摆席的具体位置，而以“开筵面场圃”点出“开筵”这件事，接以“把酒话桑麻”，突出田园畅饮的热闹气氛，表现故人的热情好客和农庄乡民丰收的喜悦心情，不是更有诗意，更符合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所称浩然诗“语淡而味终不薄”的风格么?
当然，诸君有的认为按常理。筵不无酒，“开筵”与紧接来的“把酒”在语意上有重复之嫌，乃一件事在一联中形成对偶，这在律诗中不多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也不合算，而作“开轩”论，虽然所述事实平淡，毕竟分指两件事了。倒也能说得通。也在情理中，但诗句却失去灵气了。
总之，“开筵”与“开轩”各有所据，我们觉得“开筵”好，内蕴更丰富，更有艺术表现力。况且我们更提倡从历史事实出发，对诗的原貌尽可能不作删改，由此，何不从宋刻本作“筵”呢?
二、今夜偏知春气暖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的《全唐诗》里选入并不出名的唐代诗人之佳作，要求学生课外背诵。如刘方平的《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作者刘方平是盛唐时期一位不很出名的诗人，存诗不多。但他的几首小诗却写得清丽、细腻、新颖、隽永。在当时独具一格。本诗即是其一。笔者对其中的“偏知”的释义“才知”有点疑惑。为何编者不径将“偏”译作“偏偏”呢?
我们还是先从诗意来看吧。春天充满生命萌动的活力。作者选取静谧而散发着寒意的早春月夜为背景，从料峭夜寒中写出春天的暖意，这回春曲显示了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力，全诗饱蘸的是月夜中透露的春意。
“今夜偏知春气暖”，是谁“偏知”呢?这可以是盼春的人们，也可以是试鸣的新虫。尽管夜寒料峭，敏感的虫儿却首先感到在夜气中散发着的春的信息，从而情不自禁地鸣叫起来。而诗人则又在“新透绿窗纱”的虫声中感觉到春天脚步的来临。正如教材编者按：“更深夜静，月光倾撒人间，诗人仰望寥廓天宇，发现斗转星移，感到时光流转，春气萌发，蛰虫涌动。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新”字更蕴含着新鲜感、欢愉感和盈盈之绿。
夜半更深，正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刻，然而，就在这夜寒料峭、万籁俱寂之际，响起了清脆、欢快的虫鸣声。由此可见，应该是指春暖比预想的要早来，才有“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春夜里的生命是为这新春之暖的早早到来感到意外，由自身竟能从“今夜”的月色释读盎然春暖而感到欣喜。言下之意是春天已于不知不觉中早来，有点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味道，却比苏轼诗早出几百年。春虫声，可能比较稀疏，也许刚开始还显得很微弱。但诗人不但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从中听到了春天的信息。刘诗笔下无意所为之诗意我们可从本诗窥一斑，且这诗意正是通过这一副词“偏”和随后的形容词“新”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一注释，大可诠释全诗的意趣。我们怎么能够因为释读的失误而掠美呢?
我们知道，“偏”和“才”都是带有语气意义的副词，也都可以表示意外。其中“偏”带有强烈的意外义，“才”虽也微含意外义，但是表示事情发生得晚，比预想的要晚。若用此词释“偏”，真是失之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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