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精选8篇）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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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王永灵2008年02月25日 02:26民事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款之对照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为方便阅读及记忆，本人将修改前后的条款作如下对比，红色字体为修改后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王永灵律师）

一、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修改前《民诉法》第103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还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修改前《民诉法》第104条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三、第一百七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修改前《民诉法》第178条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改为：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

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第179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修改前《民诉法》第179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七、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修改前《民诉法》第182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八、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修改前《民诉法》第185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九、第一百八十六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修改前《民诉法》第186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十、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修改前《民诉法》第207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

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十三、第二百零八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修改前《民诉法》第208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十四、第二百零九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修改前《民诉法》第209条：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十五、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修改前《民诉法》第219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十六、第二百二十条改为第二百一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七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重大发展,不足与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快, 要求我国必须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从而使其能够更加满足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法治社会的需要, 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的规范与整治作用。在这种形势下, 2012年3月14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这次修改将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由原来的225条增加到了290条, 新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犯罪的控制以及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力度, 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又一次巨大飞跃。自2013年1月1日起, 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我国得到了普遍施行。

1.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理念

1.1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刑事诉讼具有两大直接的目的, 一个是惩罚犯罪, 另一个则是保障人权。[1]我国宪法中对此做出了相关的明确规定, 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而为我国刑事司法保障人权提供了宪法依据。2007年3月9日,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等更是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 对“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作为一项重要的办案原则进行了明确。由上可知,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必须要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基本理念。

1.2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动态并重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二者对于司法公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 对二者的关系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与认识, 如一些人认为程序的合法性所具有的价值不及实体公正来得实在。为了扭转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想, 消除其对我国司法公正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对形似诉讼法进行修改时, 必须要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动态并重。

1.3 正确理解和追求诉讼效率

诉讼会取得一定的诉讼成果, 当然也需要投入一定的司法资源, 而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诉讼效率。科学正确地追求较高的诉讼效率, 对于及时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尽快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等都是十分有利的, 可以有效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否则, 反而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 这也成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必须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2.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大发展

2.1 秉持了控制犯罪与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秉持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这可以从其突出强调了保障人权、增强了控制犯罪的手段等方面看出来。具体来说, 在强调保障人权方面, 其对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 规定被追诉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 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 强化了辩护权利等;在控制罪犯方面, 完善了侦查措施, 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 并且创设了被追诉人逃匿、死亡案件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

2.2 坚持了公正与效率相平衡的原则

在这次的修改过程中, 公正与效率相平衡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一旦二者发生了矛盾, 基本上都是按照“公正优先, 兼顾效率”的原则来处理的, 这样, 诉讼效率也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了。而这次的修改对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与程序都进行了重大的修改, 在确保公正的同时, 也对诉讼效率进行了高度关注, 具体体现在:通过完善证据制度与审判程序, 突出了司法公正, 同时还通过构建庭前会议制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及增设特别程序等方式对诉讼效率进行了强调。

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3.1 有些需要规定的内容缺位

在我国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还有很多需要规定的内容而没有得到相应的规定, 造成了法律上存在一些漏洞。这是不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的。如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 就没有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进行规定, 这样会造成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从而引发恣意进行刑事追诉及程序追诉等的局面, 不利于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3.2 有些内容规定的相冲突

在我国新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中,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被保留了下来。此外, 该法还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被告人有权拒绝于自己不利的陈述, 并且不会因保持沉默而受到不利的后果。这两个规定其实是相冲突的。要求已经失去人身自由并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履行“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的义务, 其实就等于是“强迫”其回答提问甚至是自证其罪。[2]

结语

综上所述,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动态并重以及正确理解和追求诉讼效率等基本理念的指导之下, 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再修改。修改之后形成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取得了很多重大发展, 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因此,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对此引起高度注意, 以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若干问题之展望[J].法学, 2008, (6) :4-14.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公安；执法；分析

刑事诉讼法是公安刑事执法、检查部门进行起诉以及法院审判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迫切需求，在2012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的提案，将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内容的增加和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与公安刑事执法有着紧密联系的条例进行修改。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公安刑事执法提出的新要求

1.公安刑事执法的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刑事执法的以下4个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①人权的理念。在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行强调，而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人们权益和尊严的保障，以及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中不得强迫犯罪人员认罪等权益进行了着重的强调，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对人权的观念进行树立，做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②证据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不仅对证据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的指出，而且还将犯罪的证据与确立案件的依据进行了明确的区分，面对这样的修改在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对犯罪现场的数据以及证据进行全面的收集，为案件的确立提供可靠的依据。③程序的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不仅对公安人员办案的程序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而且对申诉、控告等程序的相关制度和流程进行了规范和完善，该条例的修改就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将轻程序、重实体的错误观念进行转变，要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流程对案件进行规范化、流程化的办理。④监督理念。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之后对律师的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通过这次完善使得辩护律师在公安人员办案的过程中都可以向公安部门提出建议并进行辩护，而最为重要的是辩护律师可以要求法庭对检查部门提交的证据进行排除，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确保。

2.公安刑事执法的侦查模式

在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使得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没有可靠的依据。而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完善。首先，公安人员在对犯罪人员进行录口供时，不得采用强迫的手段让罪犯承认自己有罪，该项规定的增加为公安人员的办案难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在录口供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果出现压迫的询问语气和口吻，就会导致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控告办案人员使用强迫的手段进行逼供，从而拒绝供述，因此办案人员在录口供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对侦查的策略进行提高。其次，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公安人员在对犯罪现场的证据进行收集时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合法的流程进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文件也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的要求，在收据证据的过程中一旦由其中的一项不合法，该证据在法庭中都可以进行排除。同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公安部门的侦查手段以及模式由幕后转向了前台，给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最后，在公安人员录口供的过程中必须对问询的场景进行全程的录音和录像，以防逼供现象的出现，并对公安侦查人员的权利进行保护。

3.公安刑事执法的规范活动

第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了口头传唤的环节，公安人员在办案时可以出示自己的证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的传唤，使其配合公安人员的工作，在录完口供之后，必须对该情况进行标注。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的穿缓和拘留时间进行了延长，在重大、复杂的案件中，公安人员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拘留和逮捕，但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拘留的时间内公安部门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食物和休息。第三，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以及羁押制度进行了完善，当犯罪嫌疑人的被确立拘留之后，应在24小时内将犯罪人员送至看守所羁押。

二、公安刑事执法应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方法

1.公安部门的执法理念进行转变

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过程中，首先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严重的打击，而且还要树立人权理念的思想，并根据合法的制度实施侦查模式，从而对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辩护权利以及其它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公安人员在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工作，不能为了快速的破案，在办案的过程中不遵守相关的制度以及流程，从而造成无法挽救的错误和损失。最后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时要将办理的过程进行公开和透明化，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使公安人员在办理案件时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文明、规范的办案。

2.公安部门对侦查模式进行改进

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要将口供为主的侦查模式进行改变，在犯罪现场必须要通过司法的科学技术采用全面、科学、合理的证据收集，并对侦查的中心主义进行摒弃，从接到案件之后，在办理案件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按照案件起诉、审批的要求进行办理，从而对办案的质量进行提高。同时，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要对落后的侦查方式进行抛弃，采用先进科学的侦查手法进行证据的收集、DNA的比对，并对办理案件的信息进行共享，提高公安人员办案的能力。

3.公安部门对执法程序进行规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人员的执法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公安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每涉及到的领域都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流程进行工作，在进行犯罪现场证据收集时不仅要对物证的痕迹进行提取，而且来源必须是合法的。同时，建立网络的执法平台，将执法的过程进行公开和透明化，接受群众的监督，防止办案过程中错误的出现。

三、结语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4

一、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审查逮捕制度内容的解读

(一)细化逮捕条件，将逮捕必要性的审查落到实处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设定主要是三个：一是证据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刑罚条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必要性条件，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前两个条件即证据条件和刑罚条件一般都能严格把握，依法执行，但对第三个条件及必要性条件因规定的比较笼统，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故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一般仅流于形式，忽略不计，或对该条件理解不一，导致法律适用不平等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草案》对该条件进行了细化，对逮捕必要性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将一般犯罪的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情形，具备其中之一的，就认为有社会危险性，存在逮捕必要;对严重刑事犯罪和有前科、身份不明嫌疑人，认为其本身即具备逮捕必要性。该项修改使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不能仅流于形式，其和证据要件和刑罚要件一样，是需要证据和法理支撑的一项必经程序，大大增强了可操作性，且可以有效避免逮捕措施的滥用，有利于减少司法恣意。

(二)完善审查逮捕手段，凸显审查逮捕的司法属性

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审查逮捕工作的程序是侦察机关提供书面材料呈捕，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审查书面材料，得出结论，交由侦查机关执行。现行刑事诉讼法仅明确规定了审查逮捕工作中侦查机关必须提供逮捕理由，而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使审查逮捕工作未能形成三角形的诉讼架构，缺乏司法的基本属性，给人以行政审批的感觉。《草案》为改变这一局面，特别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明确规定了三种必须讯问的情形，同时赋予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辩护律师等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规定了“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该项修改彻底改变了审查逮捕程序的行政化倾向，大胆引进听取嫌疑人及其委托律师意见这种对抗性的审查方式，真正体现出审查逮捕的司法属性，彰显审查批准逮捕程序的诉讼化和正当化。

(三)增加了逮捕的后续监督措施，为降低羁押率提供更大空间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后续监督只是笼统地规定“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未作具体规定。《草案》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超期羁押顽症和不必要关押问题，强化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防止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对逮捕的后续监督增加了一个条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项修改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列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部门的一项常态性工作，填补了现行司法实践中逮捕后强制措施变更的监督盲点，最大程度地限制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符合司法改革关于未来将适当减少监禁刑适用的要求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审查逮捕制度的新规定对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

(一)不予捕率会大幅提高

《草案》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进行了细化，意味着在审查逮捕时必须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只有具备《草案》规定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才可以批准逮捕，这与以往“够罪即捕”、“以捕促侦”、“方便诉讼”，将社会危险性条件形同虚设背景下的审查逮捕工作相比，以无逮捕必要而对案件作不予批准逮捕处理的比率会显著提高。

(二)办案中的对抗性明显加强

《草案》赋予了律师、犯罪嫌疑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在审查逮捕时的参与权，审查逮捕不再是单纯地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辩解、证人的证言、律师的法律意见等一切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和材料也会一同出现在经办人的审查视野之下，与公安机关的侦查相互制约，办案的对抗性明显增强。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操作性不强

《草案》虽然赋予了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但未明确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规则和实体标准，且由于公检两家办案信息并不完全畅通，侦查机关办案进展情况检察机关无法把握，嫌疑人羁押一段时间后到底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在目前这种工作模式和状态下，检察机关是难以真正进行“审查”的，也是难以确定有无羁押必要的，故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操作性不强，需要检察机关不断探索。

三、审查逮捕部门的应对措施

(一)认真研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准确把握法条内涵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5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施志刚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以后，审前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但其在现实司法中的适用困境仍将持续，与修正案的期许仍相去甚远。唯有对困境进行分析和破解，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才能逐步确立取保候审的适用主体地位。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取保候审 强制措施

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对审前强制措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尤其是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这三项措施的相互关系进行一定的调整。纵观这三大审前强制措施，尽管在严厉性上取保候审比不上监视居住，但很明显，本次修正案突出了取保候审的地位，从而在实际司法上，修正案期许取保候审和逮捕措施能够有相同的权重，即能够得到同等的适用性（只有这两种措施都不适宜使用或可以适用但存在特殊情况才能适用监视居住，即监视居住成为了二者的“替补”）。

抑或说修正案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取保候审适用优先。因为相比于拘留、逮捕等羁押措施而言，取保候审的优越性有目共睹。取保候审不但避免了羁押场所人满为患、践踏人权、交叉感染的风险，也大幅度地节约了国家资源，减轻了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因羁押而“押判”或“无奈”制造冤假错案的办案压力；更重要的是取保候审兼具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作用，顺应了国际潮流，对缓解我国人权保护压力有重大意义。但顾虑于我们社会的现实司法环境等种种因素，修正案最终还是保留了逮捕措施的适用优先，三者关系的调整其实并未有实质突破。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正因如此，对审前强制措施改革而言，此次修正案也明显是个过渡案。笔者认为，要想使取保候审取代逮捕成为审前强制措施的适用主体或平等适用主体，尚需我们破解以下实际司法适用中的困境，从而制定相应对策制度，才能达此目的。

一、取保候审适用的被害人困境

有学者认为，现行取保候审不彰的直接困境就是我国刑事司法机关或办案人员对取保候审持消极甚至是反对态度。笔者对此不予认同。考察取保候审的现实尴尬，确有人的困境因素，但不是司法机关或办案人员因素，而是被害人因素。实际司法中，反对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最强烈的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这其中既有我国长期的刑事司法历史传统心理因素影响，也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被害人救助不够、不及时有关。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涉嫌犯罪（甚至无须证据确实充分），就应被“抓起来”（拘留和逮捕），直至审判后“坐牢”（关进监狱等失去自由的场所）。如果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采取上述羁押措施，则被害人完全有理由怀疑司法机关是否秉公办案，办案人员是否徇私枉法，而一旦被害人的怀疑因各种因素被渲染成为“民意”，就将对整个司法体系甚至政权的合法性产生巨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或者说国家司法制度只能屈从被害人的“民意”。

这一点在办案实践中就足以发现。因为在现行取保候审案例中，除了因证据不足、或无直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案例之外，能够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案例绝大多数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朋友已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先行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司法机关要求被害人出具书面谅解意见）的案例。

因此，从实际案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打破被害人困境的关键因素就是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历史转折点，那就是彻底摒弃刑事案件的罪犯直接赔偿模式，转而建立健全国家先行赔偿（或补偿）被害人，再向罪犯追偿模式。近期完全可以先尝试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抓获归案，案件相关证据已固定并确实充分，案件已被侦破时，国家先行赔偿（或补偿）被害人，再向审判后的罪犯追偿的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消除或削弱刑事被害人的“民怨”，从而为取保候审的适用扫除“人”的反对因素。

二、取保候审适用的制度困境

现实司法中，在巨大的办案责任和压力之下，刑事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其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措施是决然赞成的。只是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或相关国家管理体制未及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难，脱保易，比之逮捕，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无意义工作量大增；加之被害人因素作梗，司法机关部分内部考核机制作祟，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其实是不得不适用逮捕措施。

同时如前文所述，要打破被害人困境因素，需要建立健全全国家先行赔偿（或补偿）被害人，再向罪犯追偿模式，此模式显然也需要国家配套建立健全公民身份管理和税收征管制度，方能对犯罪的自然人进行有效地身份管理并经济追偿。

综上，笔者认为，现行取保候审措施适用困境最终体现在我们国家的制度缺陷上。要打破制度困境，除了拓展建立健全上述身份管理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之外，还应建立健全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制度。

1．创造取保条件。首先要扩大取保候审申请人范围，因为这等同于扩大了保证人范围。修正案中并没有修改取保候审的申请人，仍规定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还有就是被聘请为辩护人的律师。这既是一种授权性规定，也是一种排他性规定。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人口流动的跨地域和快速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犯罪地或身边往往没有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甚至也没有经济能力和时间空间（已被羁押）去选择和聘请律师，因此上述规定在大多数时候形同虚设，并无实质效果。实际上此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往往都是其老乡、同学等朋友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因此，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创造尽可能多的取保条件，就应扩大保证人范围，让与其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公民（包括在我国有居留权的自然人）均可作为保证人，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其次针对无社会关系、无经济承担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我们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创建第三方保释组织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在羁押场所内部建立健全类似的取保候审非营利性组织，采用类似于社保的运作模式，由该组织先行向国家垫付保证金，后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偿部分费用、国家补贴部分费用的模式维持运转，使每一个符合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有被取保的途径和可能。

2．构筑脱保防线。正如硬币的两面，在创造取保条件的同时，必须构筑足以防止脱保（本文泛指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而不仅指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防线。

现有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有两种方式，司法机关必须二择一：一为财保，即抵押相应的保证金；二为人保，即提供保证人。虽然二者各有优劣，但对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而言并无

倾向性，只要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参与诉讼即可。但修正案仅规定脱保没收保证金或对保证人予以罚款的手段，却明显不足以防范脱保现象的时有发生，这也是造成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想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直接原因。

因此，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建立健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保的惩罚机制或制度实有必要。笔者认为，首先应将脱保（以及脱离监视居住）规定为刑法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加大对脱保行为的刑罚震慑力度。其次应明确规定脱保即必须被依法通缉，并将被依法呈捕或逮捕，即使最终无法定罪国家也不予赔偿（此时司法机关审查的重点不在案件本身的证据，而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是否已达情节严重标准）。再次应加大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为保证责任实际上是信用责任，因此应制定相关制度，加大对保证人的信用惩罚力度，防止保证人保而不防。最后应明确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近亲属及其就业单位、企业，以及其居住地的社区组织有协助执行机关监管的义务，并制定相关制度。只有将脱保的惩罚制度拓展于刑事诉讼法之外，才能构筑起强有力的防止脱保的防线。

3．强化监督机制。正如世人所知，不被监督的权力必然成为腐败的温床。因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为公安机关，执行机关仍为公安机关，因此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将被取保的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和接受审判，则最终可能让取保候审仍将继续被现实弃置。

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授权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在法理还是在现实司法中，都理应依法建立健全相关审查制度，对公安机关每一宗适用取保候审措施的案件进行事实与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防止公安机关不正确适用取保候审或滥用取保候审，并监督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健全保诉衔接机制，确保证据已达充分，事实清楚的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接受审判和刑罚。惟让每一个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证实其清白，或最终接受法律的制裁，取保候审措施方能达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最终成为审前强制措施的适用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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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6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调整。修改后的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措施和审判程序等，都与检察机关息息相关。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刑诉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贯穿始终。证据制度的调整、程序的增加，也必然使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机关工作模式发生转变，不能再把办案重心放在口供获取上，检察机关更应该强调文明、规范执法。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司法警察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内容很多，涉及检察机关职能的也很多，但是以下两个方面的修改，需要司法警察研究如何开展并做好这些工作，破解这些工作带来的难题，这也给司法警察工作带来很大机遇和挑战。

1、强制措施的修改。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增加“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第七十三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

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如何配合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指定居所的如何执行看管安全，实行看管分离原则，以及如何时刻注意和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都是我们司法警察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2、增加证人的保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于四类案件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采取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司法警察作为检察机关唯一一支武装力量，保护证人的重任责无旁贷。如何保护证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保护方式，对司法警察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应该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以立法宗旨和原意为研究的出发点。

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警察工作的影响。

1、对司法警察执法理念、履职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必将要求执法部门要着力转变执法理念、着力提高执法能力、着力强化自身监督制约。司法警察作为执法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必将紧紧围绕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并将这些规定落到实处。切实改变履职方式，调整工作机制，适应司法警察工作新要求。司法警察应着重加强一下几个方面理念的培养。第一、要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第二、要树立法律监督意识和理念。第三、要坚持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克服在执法办案和诉讼监督中自身的弱点。第四，要树立程序正义理念。只有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加强司法警察个人素质的提高，才能有助于转变工作模式，应对新刑诉法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

2、对司法警察部门机构、队伍建设有了新影响。

尽管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涉及司法警察职权的增加或调整并未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地位依然很尴尬。由于法律对司法警察职权规定的缺失，造成了司法警察没有完整的执法权，绝大部分的执法是在协助检察官执行职务。

新法律实施后，检察工作必将对司法警察工作更加依赖，不可缺失。这就更加迫切需要一支强大有力的司法警察队伍。检察机关应当更加注重司法警察队伍建设，重视司法警察人才培养。一要高点定位，进一步加强法警队伍素质建设。二要围绕办案，进一步提高履行警务职能的水平。三要严格管理，进一步完善各类规章制度。四要认真探索，进一步理顺工作思路。最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在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诉讼规则等法律法规过程中，应该确立司法警察地位，明确司法警察职权。要突出法警部门作为一线实战单位的法律定位，增强司法警察职业自豪感、归属感，为法警更好的参与检察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7

近些年来,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具有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运动,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刑事和解的尝试, 反响不错。可以引以为证的是, 一项专门针对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 当事人事后对和解的满意率几乎达到100%, 没有出现申诉、缠讼、上访现象[2]。此外, 学者们围绕着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理论依据、利益基础、制度冲突以及发展前景等话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 刑事和解因此成为实务中探索较多、也是理论上争论较大的一种新的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 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 虽然只以三个条文做出宏观框架性规定 (表1) , 但却体现出立法者在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被害人权利以及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和防止重新犯罪的普遍认可, 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3]。本文拟通过结合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相关内容, 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中的争议的相关问题, 从以下两个方面浅谈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表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规定

编、章具体内容

第五编

第二章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程序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案件范围 (第二百七十七条)

1.条件。 (1)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2) 获得被害人谅解; (3) 被害人自愿和解。

2.案件范围。 (1) 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案件; (2) 不得适用当事人和解的情形。

公检法机关的有效参与 (第二百七十八条)

1.听取当事人和其它相关人员的意见;

2.对和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

3.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公检法机关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案件的处理 (第二百七十九条)

1.侦查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的, 公安机关可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

2.审查过程中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 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3.起诉到法院后达成和解协议的, 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

一、关于刑事和解的适存性争议

有学者认为, 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们提出, 刑事和解制度成长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氛围之下, 在这种氛围之下发挥了其良好的作用, 有着其自身的特殊价值。然而,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仍未达到顺利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的各项基础条件。[4]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 在将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个人权利本位观念在全社会普遍树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趋于成熟时, 若实践需要西方式的刑事和解制度, 且实行的条件又基本具备, 再将其完整地引入我国才更水到渠成。[5]这些观点在本质上都认为目前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条件尚不成熟、都否认了刑事和解在我国的适存性。但我本人认为,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是具有较强的适存性, 其根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 实践过程中长期不断的探索。实践中的案件, 尤其在农村的一些案件, 公权力的介入对被害人造成的次生伤害会更大。比如公权力接管并公开被害人强奸等性自由侵犯案件, 对于被害人今后的婚姻、名誉等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甚巨。这种案件依据民间规范——刑事和解来处理也许收效更佳。

其次, 设置刑事和解制度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或者紧缺密切相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指出, 各级法院共审结算一审刑事案件84万件, 判处罪犯105.1万人, 同比分别上升7.7%和4.4%。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司法人员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在机构改革中精简, 呈现出紧缺和超负荷运转的现状。通过繁简分流, 将情节轻微等刑事案件采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 这既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又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 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公信力与老百姓的期待还存在一定距离。从有些群众的立场出发, 可能认为法院的判决会偏袒一方。究其原因在于,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信用体系还没有真正完全地建立起来, 司法公信力的不足乃至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公平正义的形象,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所以综合考虑, 新《刑事诉讼法》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归结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域外法的影响, 也根源于我们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强调被告人的利益, 同时也把社区价值、地方或者民间规范纳入到我们的视野。需要指出的是, 入法的刑事和解制度并没有突破公检法的权力框架,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没有任何的权力扩张。因此这次立法关于刑事和解的条款设计还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立法机关一方面综合考虑了国外的立法趋势和我们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尽量压缩适用范围, 将刑事和解的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或者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

二、刑事和解适用阶段争议

(一) 刑事和解适用阶段争议

刑事和解适用于哪些诉讼阶段, 事关刑事和解以后的诉讼进程或者刑罚的效力。理论界和实务界总体上关于刑事和解究竟适用于阶段的观点主要有三个:第一种观点——五阶段说, 即“刑事和解应当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 不论刑事诉讼到了哪个阶段, 只要有和解可能就应当促使实现。”第二种观点——二阶段说, 即“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在我国, 将和解程序的适用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较为妥当。”第三种观点——一阶段说, 即应“将刑事和解的适用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6]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 本人却倾向于认为刑事和解适用阶段有三——侦查、起诉和审判。该结论也可以从这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得到清晰的推理和论证。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哪一个阶段适用和解, 但从第二百七十八条和第二百七十九条的规定, 可以推导出刑事和解适用于从立案后到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整个诉讼程序。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由不同的办案机关负责具体的工作。而且, 刑事和解既可以在一审程序中适用, 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适用[7]。

(二) 执行阶段不适用刑事和解

当前, 有不少学者主张在执行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一定的必要性。代表人之一陈光中教授认为, 刑事和解应当贯穿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 不论刑事诉讼到了哪个阶段, 只要有和解可能就应当促使实现。[8]还有学者根据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第6条规定的精神要义:“在不违反本国法律的情况下, 恢复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阶段使用”, 从另一个角度推导出“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每一诉讼阶段, 即从立案阶段到执行阶段, 都可以体现刑事和解的精神”的结论。

而笔者认为, 执行阶段已没有必要再进行和解, 主要是因为:其一, 违背了刑事和解的条件基础。刑事和解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 获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自愿和解。如果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没有达成刑事和解, 而是到执行阶段才进行和解,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加害方当时要么不认罪, 要么虽然认罪但不愿赔偿, 或者双方至少一方不愿意和解, 这也就违背了刑事和解的条件基础。其二, 无法理顺刑事和解与假释、减刑三者的关系。刑事和解的适用在主观上要求加害人悔罪, 而根据《刑法》第78条和第81条的相关规定, 在执行阶段适用减刑或假释主观上也要求加害人“确有悔改表现”, 也就是说, 现有的减刑制度或者假释制度已经能够处理执行阶段加害人悔罪的情况。如果执行阶段还允许适用刑事和解, 那么会造成刑事和解与假释、减刑三者在适用上的混乱。[9]其三, 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法院的权威性。具有既判力的法院生效判决, 应该得到尊重。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如果都没有和解, 而在执行阶段达成和解,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至少是对既定判决的不尊重。

三、结语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初步实践毕竟具有尝试性、探索性, 刑事和解实践过程中也滋生一些问题, 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比如刑事和解有没有违反刑法上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关注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而忽视对被害人心理的抚慰, 是否背离刑事和解设置的初衷。[10]但无可厚非的是, 无论从我国传统的来看还是从当今和谐构建的角度来说, 将一种能够平抑社会冲突、更为人性化的刑事和解入法, 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本次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肯定会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可以这样说, 刑事和解不仅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而且有利于预防犯罪和对受害人的精神和物质的补偿, 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冲突矛盾的滋生。当务之急, 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几多质疑而是肯定其价值, 进一步细化刑事和解的具体操作规范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 最终贯彻或者实现我们将刑事和解制度入法的初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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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书铭, 张晓晓.刑事和解几个问题思辨——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相关内容.《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年11期.

[7]陈卫东, 程雷.2012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4月.

[8]陈光中.《刑事和解再探》.《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年第2期.

[9]徐华楠.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 2011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照表 篇8

关键词：零口供；刑事诉讼法；证据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完善，“零口供”这个概念不断在我国法律界出现，对于“零口供”相关问题的探究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制度建设的完善。但是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护、证据收集以及举证责任方面的修改，这些修改将会造成“零口供”案件的增加，进而对刑事侦查和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零口供”概述

“零口供”的提出：自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以后，法学界对于零口供问题的探究就没有停止过，其中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沉默权的确立。对于“零口供”问题，法学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刑侦手段和技术还比较落后，破案的主要突破口是靠口供，如果不顾国情，适用“零口供”将不利于侦查机关的破案和法院定罪。孰好孰坏？众说纷纭。

二、“零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利与弊

（一）“零口供”的积极作用

1.能够促使我国侦查人员提升司法观念和侦查水平

源于受我国古代刑审当中重口供的影响，加之我国侦查机关侦查技术相对落后，所以过度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注重于全面性的证据搜集。其后果便是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牵制，亦或造成冤假错案，损害司法人员的正义形象，降低司法公信力。采用“零口供”使得办案人员转变司法观念，提升自身侦查技能，以及利用高新科技从而公正、有效的处理案件，使被告人对于案件结果心服口服。

2.能有效避免我国侦查机关由于过度依赖被告人的口供

在司法活动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严格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并一再强调要保证被告人的人权，但是忽视证据甚至以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河南的赵作海案件以及云南的杜培武案件等轰动全国，已经说明过度重视口供会发生冤假错案的结果。

3.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以往只能陈述“罪行”，所有对自身行为的辩解都被认定为“狡辩”，然而一旦严守“零口供”，势必是有利于保护被告及犯罪嫌疑人权利，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正常的审讯模式。刑事审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应以其合法权利的保护为前提，在司法机关正当合理的办案权威下，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事实真相，切不可为盲目追求定罪而采用非法手段，这样有利于显示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贯彻。

（二）“零口供”的消极作用

1.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和获取证据，对于其认定犯罪事实加大了难度

口供一直以来被认为证据之王，也有其合理之处，毕竟口供是从案件参与者的口中获取，其来源的直接性决定了口供对于办理案件的重要性。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对于帮助侦查人员发现线索及寻找案件突破口有很大作用。一旦出现“零口供”案件，由于其它客观因素例如科技等方面的限制，必将导致司法机关的工作陷入困境。这样必然不利于案件的偵查，影响司法效率，浪费司法资源。

2.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打击犯罪

审讯目的就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交待侦查人员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办案人员寻找破案线索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主要采用该手段来解决案件的疑难问题应对犯罪的有效手段，但是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拒绝配合调查，对于案件侦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难免就会使一些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追究，逍遥法外，使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三、在司法实践中应对“零口供”案件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司法观念，弱化口供情节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正确认识口供的地位和作用，消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从而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以及“重证据、重调查”的侦查新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中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坚定信心，改变过去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查找一切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尤其是重点收集及运用口供之外的其它证据。司法人员要转变办案模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二）科技侦查手段的加强

要加强应用高新科技方法收集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逐渐应用到刑事侦查中，科学鉴定和准确的数据的运用将起到很大作用，“零口供”无需被告人自认其罪的，通过高科技手段可以获得更多口供之外的证据，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也能使被告人绳之以法。司法机关必须在现有侦查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高新科技，并应将其运用到刑事侦查中，以求增强办案能力为应对不断发展的司法制度及疑难案情[3]。

总之，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使司法机关对于在刑事诉讼阶段中获取和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产生了一些困惑，同时也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真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改变陈旧的证据观念带来了新机遇。通过探讨上述问题，使我们更加清晰的明白了新刑事诉讼法对“零口供”问题的影响，辩证分析“零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利与弊，有助于我国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更好的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法并且合理的制度。

参考文献：

[1]毛立新.“零口供”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与对策[N].人民公安报，200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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