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1

[摘要]目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着制度性瓶颈和一系列外生因素的冲击，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渐趋弱化。但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养老现状来看，传统家庭养老仍是农村主要养老方式之一，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化养老也是养老模式发展的一种趋势。因此，在巩固和发展家庭养老的同时，也要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方式，在整合中不断发展以家庭作为养老载体并辅助于多种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

[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模式

在中国，农村传统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家庭养老，这种养老模式得以延续千载，应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模式曾经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然而，社会变迁正使得这种稳固的家庭养老模式失去其经济和社会基础，原有的养老模式前提正被抽去，家庭养老正面临制度性瓶颈和一系列外生因素的冲击，从而具有趋弱性。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又日益严峻的今天，养老问题不再是个别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

一、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的内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以及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而出现的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文化多元化、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等，三维角度的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呈现弱化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经济供养不足，老年人生活困难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家庭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家庭趋向小型化、核心化，这使养老所需的人力资源不足。

(二)生活照料难以实现，老年人生活不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被打破，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加强。目前，农村中大量出现“空巢家庭”(据预测，2005年城市“空巢家庭”占到老年家庭的一半以上)和“隔代家庭”，农村老年人不但得不到子女的经常照料，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老人还要担负照料家庭的责任。而一旦健康状况恶化或到了生活难以自理的年龄，老年人则可能陷入生活无人照料的困境。

(三)缺乏精神慰藉，老年人孤独寂寞感加深

由于“空巢家庭”的增多，子女迫于竞争、生活压力，与老人见面、情感交流的时间减少，农村老人得不到子女的精神慰藉，缺乏家庭的天伦之乐。加之在城市化影响下，农利’独生子女家庭出现“代际倾斜”现象，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子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

际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一)土地生产效益低下，难以维系家庭养老功能

农村老人依靠土地收入自养的前提条件，是家庭经营的土地产出收入能够达到满足基本养老需要的水平。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由于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方面的影响，增产不增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土地经营收益难以满足上述基本条件，从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农村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首先，城市化所导致的乡村人口流动，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在广大农村地区也出现“4-2-1”型的家庭结构，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也使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使家庭养老出现了“孤木难支”的情况。其次，城市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一方面使社会的包容度增强，社会对个人的道德约束压力减弱；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孝悌”文化的衰落，使家庭失去了文化依托，子女在心理上弱化了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信念，这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致命打击。

(三)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加重了家庭养老负担

与农村老年人平均期望余命相伴随的老年人口“高龄化”所带来的农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不仅反映在经济供养不足，更使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日益突出，从而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四)农村养老方面的法律保障不足

目前，中国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尚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在与老人权利关系最密切的养老保险问题上，现有法律没有切实从农村的实际出发确定政策方向和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具体步骤。不仅立法不健全，而且现有的法规在现实中也缺乏可操作性。在政府对老年人的养老义务、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等方面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这使得现实中一旦遇到纠纷，可依据的法律几乎没有。

(五)农民工、失地农民人数增多，使农村养老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传统农业经济与现在工业并存。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随着城镇(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土地被征用的越来越多，使失地农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失地农民养老问题日益提上日程。同时，这也使得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变成了“真空”地带。

现阶段家庭养老功能虽然呈现弱化的趋势，但由于家庭养老独特的文化价值、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作用，决定着家庭养老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中国主要的养老方式。据中国科学院人口所1987年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子女供养占67.5％，离退休金供养仅占1.0％。根据国家统计局在1994年10月进行的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比例高达64.2％，自身劳动收入占29.2％，退休金收入只占4.4％；在总体上家庭仍

占主要地位，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的占57.1％。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农村家庭养老占48.92％。比较以上几项调查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不考虑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因素，仅从经济方面来看，从总体上说，传统家庭养老虽然有弱化的趋势，但目前中国仍以家庭养老为主。

三、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现实选择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有着强烈的“家”观念，认为社会关系中最可靠的就是亲缘关系。加之社会化养老在精神方面的先天不足，即生活上照料和感情上的关怀是家庭这一初级群体的内在功能，其他社会群体无法替代。因此不管哪一类型的社区服务，其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受制于经济因素和道德观念制约，决定了它们都不可能替代基于血缘的亲情关怀家庭的养老模式。加之传统“孝”文化对中国农村也有着根深蒂同的影响，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是新时期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养老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经济支持作为养老的首要基本内容目前只能由家庭提供

众所周知，一切发展均需经济或财政的支持，社会化或半社会化养老的三大主要资金来源(国家、集体、个人)在面临数量巨大的农村老年人口时都遇到了困难。从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过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与现有的综合国力差距较大，对众多的农村老年人口，财政无能为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导致广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削弱，集体经济无力承担严重的养老问题；而就农民个人而言，大部分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本没有可能未雨绸缪去解决自身养老问题。国家无财力、集体无积累、老人无余力的客观现实表明，在广大农村由家庭成员提供物质供养是农村老人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二)家庭养老是一种文化诉求

一种养老保障方式的确立，其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以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等都起着重要作用。家庭养老作为一种养老保障方式，其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延续至今，虽然是社会结构体系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依靠家庭成员度过老年岁月，与其说是因经济原因不得已而为之，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养老保障，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诉求，一种心理暗示，一种传统的蔓延。

(三)中国养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生活服务需求与可置换的公共养老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有城乡敬老院3.5315万个，拥有床位96.6万张，收养入住人数68.9万人，平均近4000个人才拥有一个敬老院，平均近200个老年人中才有一个人住养老院。中国大部分地区不仅养老机构数量少，而且收费普遍较高，设施和服务质量又良莠不齐，很多敬老院基本上处于无稳定经济来源、无人管理、无服务人员的“三无”状态，无奈人住的老人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敬老院老人的凄凉晚景，强化了农村老年人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但是，目前还很难完全实现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向社会的转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农村社会养老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论是从老年人的经济供养角度，抑或是精神慰藉角度，家庭养老都具有其它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优势，成为农村老年人的首选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正在面临诸多的挑

战，这就必须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予以完善和创新。可以设想，未来的农村家庭养老是以家庭作为养老载体并辅助于多种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其合理性在于：第一，家庭养老成本低，效率高；第二，目前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还无法普及和推广；第三，农村家政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第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庭的依恋情节越来越浓，而且老年人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更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四、完善和创新农村养老模式的对策研究

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已经呈现弱化的趋势，但就目前的国情、国力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家庭养老还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并继续担当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力量，但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诸多挑战。鉴于中国养老的特殊性，我们认为，从发展趋势看，在巩固和发展农村家庭养老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和助老事业，在整合中不断发展以家庭作为养老载体并辅助于多种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我们应着重发展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

首先，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功能。其次，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的养老积极性。再次，强化家庭养老的道德教化力度，增强人们的老龄意识和养老意识，营造弘扬传统美德的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最后，不断完善有关家庭养老的法制建设，让家庭养老由伦理走向法制，让法的硬约束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强有力的外在保障。

(二)明确政府职责

农村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没有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推进是无法推进的，任何社会保障制度没有政府的参与，都是难以维系的。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过程中，除明确个人、家庭及集体应承担养老筹资职责外，政府责任必须“归位”，即应在继续“政府扶持”的同时，设立农村养老社会化基金，进行“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以真正实现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同时，要倡导敬老养老的风尚，从思想上强化家庭养老观念，并细化法律或制度规范，对家庭养老的责任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另外，还可以将家庭养老质量的高低与子女可获得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如遗产继承的优先权、干部升迁考核的标准等，鼓励积极的家庭养老行为。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第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水平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和实际保险能力差；第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法律的支持，政策不能持续；第四，农民自愿参保原则与社会保险强制性原则矛盾；第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不足，农村支付压力大。因此，在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要加大政府投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力度，提高保值增值能力；加大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四)加快村域社区养老建设

社区作为家庭养老最终走向社会化养老的中介和桥梁，一方面，应该考虑村域老年人特殊需求及条件能力，建立与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和精神照料服务；另一方面，也可将村落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诸如“老年人生活互助组”式的资源性组织，老年人之间互相照顾。在推进村域社区养老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也要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经营社区养老院，开展社区公益性、慈善性、自愿性活动以及老年人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充分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社会养老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五)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

当今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依靠伦理观念维系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起道德规范与法制规范相一致的约束机制。市场大潮冲击下的家庭养老不应只靠人的自觉精神维持，而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由道德的软约束

变成法制的刚性强制。笔者认为，家庭养老的法制建设计划应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加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增强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律意识，提高其赡养父母的自觉性。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权利。法制是实现养老保障的重要保证手段，而中国目前为止尚无一部综合性社会保障法律，也没有一部单独的养老法，所以，尽快制定农村养老基本法，是中国的农村养老尽快走上法制化的路径之一。

总之，在目前农村养老保障需求难以满足，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完善和强化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十分必要。通过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快村域社区养老建设、法制建设计划、政府行动计划等措施，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国家庭养老的优势，切实巩固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五、小结

在现代社会，与老年人生活最为密切的仍然是家庭，无论是城市中的离退休老年人或者是农村中不能从事劳作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范围和生活依靠依然是家庭。所以，中国在“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下养老模式的选择是：家庭养老。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向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提出了挑战，要想真正解决老有所养问题，就要求我们在发挥家庭养老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顺应家庭养老的发展方向，调动国家、集体、社区、个人各方面的力量，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欠缺。

正是因为家庭养老尚能发挥功能，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极不完善，且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决定了我们当前在进行农村养老保障的战略选择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作出既能解决当前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又能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抉择。注释：

①田雪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载于《人口学刊》2002年第6期第3至4页。

②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载于《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第51至57页。

③姚从容、余沪荣《论人口乡城迁移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载于《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年第2期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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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2

一、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对于孝观念起源于什么时候, 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孝文化萌芽于西周之前, 正式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 儒家的思想家们将宗族祭祀的孝观念成功转化到家庭伦理上, 从而产生儒家孝道文化。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 而孝悌为仁之本。孔子分别从“赡养”“敬亲”“无违”“谏亲”“显亲”“承志”六个层面讲述了如何行孝。

曾子将孔子的孝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将孝文化分为三种境界:“孝有三, 大孝尊亲, 其次弗辱, 其下能养。”孟子继承了孔子孝为仁之本的思想。主张尊敬父母:“孝子之至, 莫大于乎尊亲。”《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孟子还将这种观念进行推广, 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万章上》, 从敬爱自己的父母开始, 发展成为推己及人的等差之爱, 从而建立一个温情、和谐的社会。

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 在独尊儒术的环境下, 儒家的孝思想得到极大的发扬。然而从这以后, 孝观念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本义遭到了严重的异化。从最初的父慈子孝的对等之爱转变为子女对父母的单方面的义务,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最后被演绎成为“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愚忠思想。直到清朝结束。新中国成立后, 孝文化被打成了“四旧”, 后来的“文革”更在家庭实践上让孝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伦理学和史学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二、孝文化遭到批判的原因分析

孝文化遭到质疑和批判是在与西方文化交锋之后产生的, 为了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以及当时认识的片面性, 对孝文化进行了过度的批判。由于中西方地理条件、历史发展不同而导致我国产生独特的孝文化。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及中国青年》中认为, 中国地处内陆, 重点发展农业, 为大陆农业乡村文化, 家庭稳定性强, 容易认祖归宗、报答父母恩情, 所以产生并重视孝文化;西方是滨海商业民族之情, 商人为利益经常迁移, 家庭观念淡薄, 没有适宜孝文化产生的土壤。因此孝文化是在我国独特条件下产生的有很大适应性的独特的文化。我们应该对传统孝文化拨乱反正, 继承其精华并对其进行转化和发展, 使其适应并服务于当前社会。

三、家庭养老困难重重, 迫切需要发扬传统孝文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龄化社会有着独特的特点, 老年人口基数大且增速快、国家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家庭众多、空巢现象严重, 所以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以及养老问题尤其严峻。老年人主要有三方面的需要, 经济需要、情感需要与照护需要。养老主要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三种方式。一直以来, 在我国养老都是依靠子孙后代的家庭养老模式。“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人尽皆知的至理名言。当前农村的养老制度不完善, 因财富积累不足、身体状况不佳等无法自己养老, 家庭养老在精神慰藉方面又具有无可替代性。因此, 家庭养老仍是当前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由于孝文化的长期缺失、子女经济条件不佳等原因导致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离不开孝文化的维系, 同时孝文化也需要通过家庭养老得到传承和发扬。

近年来人们的孝观念淡薄、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逐渐削弱, 这与当前的社会情况的较大变化是分不开的。当前社会由于子女数量的急剧减少、独生子女比例很大, 子女的社会生存压力大, 养育下一代以及照顾老年人成本不断增高, 子代的负担越来越重, 照顾父母的时间和精力都严重缺乏。另一方面, 当代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 父母一代的生活、社会经验、人际关系对子女作用急剧减小, 年轻人懂得的信息知识远远超过老人, 老年一代对子女效用越来越低。再者, 当前的道德舆论和法制环境有待加强。在当前权利和金钱至上的时代, 一个人践行了孝文化, 也不会得到多少社会地位和金钱。而许多时候即使人们违背了孝行, 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和惩罚, 相关这些法律规定在实施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此, 当前社会家庭养老困难重重。

四、发扬传统孝文化对当前家庭养老的价值

孝文化自产生之后一直生生不息, 延续到3000年后的今天, 除了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并被其利用外, 还有一个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子女有报答父母恩情的欲望。《孝经》里说“父子之道, 人性也”。子女对父母的孝, 来源于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和报答, 这是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孝道, 从人际关系上说, 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知恩感恩, 是彼此付出、彼此理解和关爱的爱的表达, 传承的是一种崇德向善、人人关爱的文化和精神。从感恩父母开始, 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自然万物。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的家庭、邻里、亲戚、朋友和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进而热爱国家、奉献社会。常怀感恩的心, 我们便时刻能感受到幸福和生活的快乐, 感恩让人更幸福。

孝是维系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发扬传统孝文化, 有助于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 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西方国家由于对个人自由权利要求过高, 个人不愿意在处理家庭成员关系方面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导致离婚率偏高, 家庭很不稳定。传统孝观念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虽然我们应崇尚科学摒弃重男轻女的陈旧思想, 但繁衍子嗣的义务我们还应承担起来。当人们都不愿繁衍后代时基因就得不到延续, 种族就可能灭亡。因此, 发扬孝文化对于家庭稳定、种族延续意义重大。

五、孝文化的世界价值

我国的传统孝文化近些年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社会老龄化问题, 养老福利为各国财政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际社会开始将目光转向我国几千年前的孔子, 期望从他的智慧里来寻找解决办法。而孔子早在几千年前提出的孝道对家庭养老的维系无疑是一剂良药。

儒家文化来源于中国, 而影响着世界, 特别是亚洲国家。新加坡就大力倡导孝文化和家庭养老,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进行激励。政府对于家庭养老做得好的家庭给予更多的社会福利, 而没有做好的就受到很多限制。韩国也是儒家文化圈里的国家, 一直以来该国很注重推崇家庭养老。韩国于2007年制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孝行奖励资助法》, 以奖励法的形式补充完善了韩国养老法律体系。

六、我国应该对待孝文化的态度

由于“五四”及“文革”时期的过度批判, 导致“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严重打击了传统孝文化。又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多元文化等因素的冲击, 使传统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逐渐弱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民间社会已逐渐意识到弘扬传统孝文化的重大价值。

当前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孝文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孝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对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 孝的一些含义已显出它的局限性。“父母在, 不远游”“家本位”“无违父母”等一些思想, 是需要我们摒弃的。在信息、交通空前发达的今天, 不能再是“不远游”, 而是要“游必有方”。在《二十四孝》中以父母的“不慈”来衬托子女的孝顺的事例, 与当今社会的现代民主观念有根本冲突, 是当下的我们必须加以摈弃的。当前社会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 以个人成就为取向, 家庭本位已不再适应。发扬子女对父母的平等的爱的伦理精神, 将传统的孝顺改为孝爱。传统孝文化中的“爱亲”“养亲”“事亲”“尊亲”“谏亲”等具有现实适应性的内容应该发扬光大。可以将当代孝子、孝女的事例编成读物, 以通俗语言、感人故事、教育青少年, 因为与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 有利于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对道德教育产生良好影响。此外, 传统节日也是发扬和践行孝文化的重要载体, 从而使孝道世代相传。实现传统孝文化的现代转化, 需要正确处理传统伦理的角色等级秩序和现代伦理的自由平等精神的关系, 从而建立一种新的适应当前社会的伦理秩序。

摘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和命脉, 对当代家庭养老有重要价值。历史上, 孔子、曾子、孟子都曾对孝文化进行了阐释和发扬;汉代以后孝文化被统治阶级异化;新文化运动和文革时期孝文化遭到过度批判和沉重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复苏。当前家庭养老困难重重, 迫切需要发扬传统孝文化。孝文化是我国乃至世界家庭养老问题的一剂良药。随着时代的变迁, 孝的一些含义已显出它的局限性, 我们要实现传统孝文化的现代转化, 建立一种新的适应当前社会的伦理秩序。

关键词：孝文化,家庭养老,价值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20-21.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3

[摘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家庭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在养老方面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依然存在。以青岛市18-60岁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社会研究统计软件SPSS19.0，分析传统家庭价值观给城乡居民养老方式选择带来的差异。结论认为，在农村，养老方式选择以家庭养老为主；在城市，自主养老则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为此，政府要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老年人自助为原则、以社区和助老机构为依托、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保障的复合型养老模式，完善家庭养老和自主养老支持体系，提高对社会养老的扶持力度和规范化管理水平，以满足城乡老年人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

[关键词]养老模式；家庭价值观；差异比较；政府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106-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早在196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年型国家，随后欧美国家的社会人口陆续步入老龄化阶段。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撑，这些国家养老对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中，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设计。以美国为例，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养生社区等，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而加拿大的养老院则分为护理安老院、老人日间护理、辅助生活房屋和老人公寓[1]。对于家庭在养老模式中的作用，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给出解释，具体理论包括权力和协商论、互助论和合作群体论[2]。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于家庭养老的研究涉及较少，更多的是去研究社区等社会化机构所需要承担的养老功能。

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①。和谐团结是家庭幸福的首要因素，敬老爱幼、相互扶助以及终身婚姻观等核心价值观仍为我国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同，家庭集体主义在中国被视为主流，并未全面衰落[3]。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家庭在规模、结构、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社会的剧烈变迁大大减弱了孝文化的约束力，使得传统家庭养老的模式受到了冲击，并表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4]。而社会养老刚刚开始发展并处于探索阶段，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社会化的重担。因此，大力促进社会养老，推动家庭养老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变，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方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过梳理发现，国内对于家庭价值观系统的专题研究，特别是将家庭价值观与养老方式选择相联系的成果相对匮乏。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传统家庭价值观为观察视角，分析在家庭价值观认同体系下我国城乡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性别和地区差异，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特色的分层养老选择模式，为政府相关部门构建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工具

本文运用SPSS19.0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统计方法有频数（N）、百分比（%）、平均值（M）、标准差（SD）、信度、T检验、F检验、卡方检验。使用的调查工具有传统家庭价值观、老年人认知、孝文化等3个主要量表。传统家庭价值观量表包括个人对于家庭、亲人态度、父母赡养、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婚后是否与父母居住等7个问项，答案设置为“完全不是”“大体不是”“一般”“大体是”和“完全是”五个分值，得分越高表示调查对象家庭价值观越传统，得分越低表示调查对象家庭价值观越现代。老年人认知量表从对老年人思想、社交、生活方式、品格、再婚五方面的认知来测量对老年人的态度，答案设置为非常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五个分值。孝文化量表主要通过中国传统孝道、礼节、思想等方面的10个问项调查调查对象的孝文化程度，答案设置为非常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五个分值。问卷采用自陈式和五等级评定。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一部分问项的表述采取了反向记分。经检验，以上变量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64、0.65和0.63，均达到0.60以上，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

（二）调查对象

课题组于2015年5月24日至6月10日对青岛市18—60岁城乡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30份，经筛选，确定224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4%。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状况见表1。

在调查对象中，女性占54.9%（176人），男性占45.1%（101人）；农村的占60.5%（135人），城市的占39.5%（88人）。在年龄分布中，18—24岁的最多，占80.0%；25—35岁和35岁以上的各占10.9%和9.1%。从出生顺次来看，独生子女占45.7%（102人），非独生子女占54.3%（121人）。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以下占19.0%（42人），大学及以上占81.0%（179人）。在主观家庭经济水平方面，认为“不充足”的占13.5%（30人），认为“一般”的占63.5%（141人），认为“充足”的占23.0%（51人）。

从家庭状况来看，调查对象的父亲教育和母亲教育大部分属于自由民主型，各占37.3%（82人）和44.3%（98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代父母已经越来越趋向自由开放的现代教育观念，对子女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大大提高。调查对象中，外/祖父母在世的占86.0%（191人），不在一起生活的占73.3%（159人）；孙子女探访外/祖父母次数多为1—3个月一次，探访祖父母的占54.8%（103人），探访外祖父母的占38.5%（70人）。

三、结果分析

（一）养老方式选择的分布现状及相关变量的一般趋势

调查对象的养老方式选择分布和家庭价值观等相关变量的现状见表2。

从调查对象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情况看，选择家庭养老和自主养老方式的各98人，占45%。其中农村中选择家庭养老的占大部分，为74人（32.9%），而城市中选择自主养老的为52人（23.1%）。相反，调查对象中选择社会养老的最少，只有22人，占10.0%。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更愿意接受家庭养老，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养老。

在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影响下，在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成为了维系社会稳定和代际情感交流的纽带。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观念的转变，一部分人开始选择自主养老，这在城市居民中更为明显，大多数的城市居民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开放，更愿意选择自主养老。而受传统家庭价值观及孝文化的观念影响，加之社会养老体系不成熟、不完善，社会养老仍然不愿意被人们所接受。

调查对象的传统价值观和孝文化观念的平均值分别为3.46（SD =0.58）和3.54（SD =0.56），均高于中间值3.00。可以看出，现代人的家庭价值观和对孝文化的理解仍较为传统，传统“家”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即使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人们重视孝道，以“孝”养老、尊老爱幼依然是中国人备受推崇的传统美德。

（二）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社会人口学差异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调查对象家庭价值观的社会人口学差异，笔者进行了差异分析（T检验和F检验），调查结果见表3。

19世纪末，弗洛伊德就注意到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他把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划分成不同职能，认为父亲负责提供规则和纪律，母亲负责提供爱和温暖。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不同居住地、性别、出生顺次的调查对象，其家庭价值观并没有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个体接受父亲教育类型不同，其家庭价值观有显著差异（F=6.52，P<0.05），父亲以严厉、保守型方式教养的子女，其家庭价值观更为传统。

（三）养老方式选择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家庭价值观差异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家庭价值观给养老方式选择带来的差异，笔者进行了卡方检验，统计结果见表4。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居住地（X2=17.71，P<0.001）、性别（X2=10.35，P<0.01）、家庭价值观（X2=15.02，P<0.05）、孝文化（X2=10.90，P<0.05）会带给人们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则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从居住地区来看，来自农村的调查对象多选择家庭养老。这主要是受传统孝文化、家庭价值观影响较深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上城市居民大多有退休金，城市居民具备了自我养老的条件。

从性别方面来看，男性多选择家庭养老，女性更倾向于自主养老。由于男性多忙于事业，家庭生活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步入老年以后，更需要家人的陪伴和照顾。而女性基本具备了一般的生活能力，完全能够照顾自己的家庭起居。

从传统家庭价值观因素来看，家庭价值观较为传统的居民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而家庭价值观较现代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养老。这也与我们从文献上所获得的相关结论相一致。

从对孝文化的认同度方面来看，对孝文化认同度较高的调查对象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较低的则多选择自主养老方式，这与中国的孝道观念相契合。孝道体现在养老方面，就是奉事父母，孝敬养老。中国有句俗语叫“百事孝为先”，崇老文化是由老年人的“老则贵”观念、子女们“唯父是从”观念和社会上“以老为尊”观念组成[5]。孝文化深厚的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而孝文化淡薄的个体对于家庭没有强烈的依赖感。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家庭价值观将传统的孝文化认同和现代的个人主义赋予中国人对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对于使家庭养老的家庭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具有正强化的功能[6]。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中国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孝文化和崇老文化，通过家庭以及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为中介，影响到养老模式的选择。

1.在“孝行天下”的中国，“家”依然是老年人养老的首选之处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养老方式，它以儒家“孝悌”伦理道德和尊老爱幼文化为依托，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为纽带，以子女向长辈提供包括经济、情感等在内的全面保障为核心内容[7]。在传统家庭价值观念和孝文化的影响下，家庭在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提供情感支持和陪伴、组织生活消费等方面具备着其他社会组织所不能替代的功能。

2.相比城市，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在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普遍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慢，人们的思想较为封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核心家庭，很多家庭甚至是四世同堂。在庞大的家庭系统下，加之受到父母观念和教养方式的影响，大多数农村父母依旧秉承严厉而保守的教养方式，儿童从小就形成了浓厚的家庭价值观，家庭的重要性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代。因此，即使在多元化的今天，家庭养老在农村依旧占据着核心地位。

3.城市人开始选择自主养老，养老方式出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

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在更新换代，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家庭增多，家庭人口减少，家庭规模缩小。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父母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逐渐采取自由而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人们对于家庭的观念逐渐弱化，对家庭的依赖也在减轻，倾向于选择更自由、灵活的自主养老方式。

4.社会养老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尚未被普遍接受，有待完善

由于主观上受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及孝文化的影响，客观上社会养老尚未成熟、养老体系不健全、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养老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矛盾突出等因素，使得人们在对社会养老持观望态度。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选择社会养老方式的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还是占少数。

（二）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正视传统文化、继承其精华部分，重视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发挥其功能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精华，发挥家庭在养老方面的独特作用。

1.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为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全社会要为家庭养老创造舆论氛围和提供措施保障。对于独生子女或父母在外地的职工，有关部门应将其四年一次的探亲假改为一年一次；在现有法定假日的基础上增加承担养老责任子女的探亲假，用于陪伴父母或带父母出游；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在购房时应享有减税优惠，并享有减免继承遗产税的优惠；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养老金，在以父母名称存入银行时应免税；加大尊老、敬老、养老的和睦家庭奖励力度。

其次，加大对社会机构的扶持力度，提高家庭福利政策和服务水平。相关机构要对家庭成员免费提供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老年心理学、老年健康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相应的咨询和上门指导；定期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使子女随时了解父母的身体状况；对老年人居室进行安全与服务设施改造，安装各种安全、紧急呼救的设施，并定期进行检查，以保障家庭养老更好地运行。

2.政府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改善自主养老的福利环境

通过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为老年人自主养老提供经济基础；通过完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使相关职责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从整体上推进自主养老；通过引导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使其形成自主养老的心态，充分理解和减缓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不依靠子女，生活上尽量自己照顾自己。

3.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老人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

政府有关部门应统筹、协调、规划、监督、管理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社区服务的扶植力度，提高老年人对社区的信任度，提升社区的凝聚力与归属感；通过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使社区辅助服务弥补家庭养老资源的不足，使老年人在不离“家”的情况下，享受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

4.大力推进社会养老，以个体化的视角关注不同老年人的身心状况

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社会养老还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存在着个别需求与整体供求相矛盾、养老机构床位紧张、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所以政府要加大对社会机构养老的扶持力度[8]，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范健全养老机构的服务，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正确引导公众选择切合自身实际的养老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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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钱英.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研究，2012（1）：37-39.

金庆信.关于机构老人的家庭支持和日常生活能力对主赡养者负担影响的研究[D].首尔：首尔大学，1998：3-8.

家庭养老情况调查报告篇4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从调查情况看，家庭的养老功能正受到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转变和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共同引发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核心化、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面临着诸多矛盾和困惑。具体表现为：一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拥有子女人数减少，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逐渐削弱;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留守在农村的老人要承担劳务和家务的双重劳动，处于自养状态，同时部分留守老人还要承担照料下一代重担，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自身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子女打工在外难以较好实现;三是农村老年人在家中原有的优势地位已丧失。在过去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老年人熟悉耕作技术，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掌握着家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家庭和社会地位较高。现在农村主要经济收入靠科技、靠经商、靠外出打工。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老年人失去家中原有的优势。四是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较低。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村老年人在劳动年龄阶段创造的财产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子女婚嫁和盖房上，而不是用来储蓄养老。因此，到了老年，经济上只能依赖子女。同时，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和巨额的教育消费、医疗消费开支，使多数农村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导致因病致贫、因子女上学(主要是上大学)致贫的现象时常发生，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从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合理构建

虽然许多地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已开始逐步探索多元化，多渠道为特点的养老模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在孝道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几千年的敬老爱老养老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非常好的养老经验，也是适应当前社会养老发展滞后现状，确保“老有所养”的一种有效供养方式，我们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完全取代家庭养老的农村养老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5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由国家举办的养老保险无疑是最重要、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的新农保进入试点阶段，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的养老保险指日可待。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农村养老保险；

一.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现状

1.家庭养老是主要形式。

在我国广大农村中，老年人多数仍与子女孙辈们居住，形成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据2000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有老年人的家庭中，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有6871万户，占有老年人口户的73.83％，其中三代居住的占大多数。另外一种情况是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分户居住，同时子女仍提供生活照料。一种是丧偶独居，一种是配偶共同居住。无论是那种居住形式，都是在老年人有劳动能力前提下的，经济来源靠老人劳动获得和子女供养。农村的老年人将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子女耕种，这样就理所当然地获得子文提供的生活费用。很多家庭虽然是分户居住，但老年人家庭与已婚子女家庭同住一个地区，距离较近，在生活和精神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现“分而不离”的现象。

2.社会养老是补充形式。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提供优惠政策为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解决城市二元制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养老保险是全体农民的基本保障，对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对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别、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必要性

（一）局限的城乡制度

1.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在户籍制度不可跨越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进程受阻。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有效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农民即使在城里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也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户籍。这种状态没有达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预期，从而使农村劳动生产率无法根本提高。与户籍制度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相应的建立了起来，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

2.我国现在及未来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的局面

政府用行政干预手段将城乡分开，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结果，不仅过多地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大大削弱了农业资本积累、技术革新的实力，窒息了农业的发展后劲；而且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3.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存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粮食属于非耐存品，不能用于进行生命周期的资源长期分配，因此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人力自然储蓄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资源代际交换机制，是一种家庭代际间互相供养的反哺型模式。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普遍推广，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受到了挑战。

家庭养老方式正逐渐走到尽头。

（二）外在冲击

1.缺乏永久迁移的不完全的城市化冲击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不同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以永久的、家庭主导为主要特征的迁移模式，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而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宁愿土地搁置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中国农村土地长期处于被割裂的状况，无法形成规模经营，从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土地养老保障的巨大作用。

2.工业化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缩短劳动力劳动寿命、增加不完全家庭，改变照料者结构，从而削减家庭养老功能。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的养老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地改变。

3.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征用，使基于土地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将越来越困难。据国家土地局调查汇总，在1990～1994年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940万亩，其中，人为减少约为400万亩，我国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约为10.6亿亩，其中可开发成耕地的仅为1.94亿亩。所以，基于土地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将越来越困难。

三.中国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发展现状

2007年底，全国1805个县（市、区、旗）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保工作，5171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将超过412亿元，392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当年支付养老金40亿元，2008年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原来的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职能。

近年来，各地在制度模式和财政补贴方式方面进行了大胆试点探索，形成了三类制度模式：

1.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基础养老金部分个人不缴费，直接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个人账户部分实行个人缴费，有些地方还给予参保补贴。

2.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制度结构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类似，但筹资和保障水平较低。其中社会统筹部分由政府预筹或者企业（单位、集体）缴纳。

3.完全个人账户模式。即全部筹资都记入参保者个人账户模式。

在财政补贴方式上也有三种：一是“进口”补，即从缴费环节进行补贴；二是 “出口”补，即从发放环节进行补贴；三是两头补，即从缴费和发放环节都进行补贴。

四.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农村集体养老力量薄弱，农民养老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敬老院是我国农村老年人集中养老的主要形式，但农村敬老院只是对农村的部分老年人实现了集中养老，虽在相当长的时期较好地解决了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但我国农村敬老院的供养能力还是相对不足。另外，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缓慢，对于那些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来说，经济基础薄弱，没有条件拿出足够的资金对未来养老进行投资，再有就是五保户养老，由村级提留为五保户提供生活必需的资料，也就是由农村集体经济供养。但当五保户“就家供养”无法自我照料时，便出现了难以解决的护理问题。

2.社会化养老的体制不健全。资金保证机制不健全表现最为明显。农村社会化养老对资金的筹集、管理、运营机制是比较关键的，而对资金的保值、增值却是最关键的。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险采用积累式资金筹集模式，积累期长，所以要想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基金一般是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库券，但随着银行的降息，单靠这些利息收入是无法实现基金的保值，基金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保值与

增值方式，才能扩大养老资金的来源，实现分担社会风险的目的。同时，社会公平化不足也是我国农村社会化养老的一个明显问题。农村中不同行业、不同体制下的劳动者不能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标准，这不但违背了社会保障的意图，而且也严重制约了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降低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3.政府承担的责任不够。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并不是个别的社会组织和家庭。从近年来农村社会化养老发展过程来看，我国政府力图避免发达国家“福利制度”或“高福利”的做法，防止背上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但政府不应该放弃或者规避社会保障责任，在某些改革措施中，增加个人的责任是正确的，但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明确。当前我国的农村养老模式不能让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截然分开，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的。有效的途径是实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而实现结合的主导力量是政策，即政府通过法规、政策、管理来实现的。这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养老模式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适应市场经济化和生活化的必然要求。

五.问题的对策

1.加快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在继续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撑能力相适应，以切实可行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要制定相关的政策规定，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妥善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养老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出台对农村老年人的各项优惠政策，解决农村“三无”老人和因病、因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继续支持和鼓励低龄、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各种正当的经营活动，提高自养能力，确保基本生活。建立健全城乡特困老年人的社会救助制度。对农村“三无”老人和其他特困老年人，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程，让农村贫困老年人也享受低保。按照“国家政策扶持，农民自我保护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原则，建立“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的新型的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问题。总结推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持制度经验，研究完善奖励扶持措施，真正让每位老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

2.加快推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解决农村老人的就医难问题。

做好这项工作，一是采取国家、地方政府和个人负担的办法，在农村逐步建立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二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农村特困老年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缴纳个人负担医疗基金确有困难的，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筹措资金加以解决；三是各级医疗保健服务机构，为农村老年人看病挂号、就诊、取药、住院提供方便。

3.加强农村乡（镇）社会福利院建设，提高“五保”老人的集中供养比例。

继续全面实施省政府提出的“福星”工程，用几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使农村 “五保户”除自愿投亲靠友供养外，基本上实现以乡镇福利院为主的集中供养，让最困难的群众真正成为“福利之星”；将乡镇、村福利院、敬老院硬件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以保证供养对象有一个安全舒适、优美的休养环境。三是免征、减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后，原从农业附加中列支的五保供养资金，列入县乡财政预算。四是大力发展院办经济，以提高供养对象生活水平，确保这些老年人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人均生活水平。五是妥善解决好农村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和农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问题。4.大力提倡并推广家庭赡养协议制度，强化农村家庭对老年人赡养义务。继续推行普遍签

订《家庭赡养协议书》的有效做法，把子女的赡养责任用协议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具体执行中，一是经常开展尊老、爱幼的宣传教育活动；明确《家庭赡养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协议书内容应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个方面。三是协议签订后，由老人、子女和村委会或村老年协会各持一份，并由村委会或村老年协会监管执行

4.加快从事服务农村养老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工作力度。

应尽快出台从事服务农村养老社会工作者管理办法，加大从事服务农村养老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提高福利待遇，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充分调动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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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6

徐俊风笑天

【摘要】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问题;研究述评

一、前言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目前，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突破1亿，农村独生子女数量也已超过3000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陆续步入老龄行列，正如当初一些人口学家所提醒社会的那样，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不仅如此，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已成为影响我国人口政策乃至经济、社会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指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另一种是指独生子女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本文探讨的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客观地说，多子女家庭养老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概莫能外，另外，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还有其特殊的一面。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1]，这些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难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死亡和伤残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作为一种简化至极的家庭结构，这种金字塔型家庭结构，意味着其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家庭[2]，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的生存风险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两个方面。在我国进入老龄化并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以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养老风险无疑是独生子女家庭最为突出的一种风险[3]。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传统家庭养老风险防范机制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正在瓦解，独生子女家庭已不具有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4]。独生子女的唯一性意味着独生子女一旦离开父母，就会给其父母的晚年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少子女带来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相关资源的短缺，会直接影响其父母晚年的生活质量，必将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概念、论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后续研究者参与相关问题的对话、交流和讨论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二、现有研究集中论述的问题及其结论

纵观国内外文献，由于国外没有类似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除针对独生子女本身的教育、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外，国外缺乏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探讨。国内集中探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并成为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现有的统计和测算数据表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农村地区总量可观但较为分散，且呈现地区差异，所以相关研究多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展开。从研究关注的论题分析，有近一半的文献涉及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问题，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地方经验总结，其余则具体探讨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问题及其对策。目前，研究的具体内容涉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居住方式、养老方式、养老内容、养老意愿、养老观念、养老压力和困境、空巢和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计生家庭养老保障等方面。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多以个别城市为例证，大规模、大范围的定量研究仅有少数几例。

(一)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方式研究

1.居住方式、养老方式研究

养老首先会涉及“在哪养老”，即住在哪里或和谁居住的问题。独生子女父母和其子女共居还是分住会直接影响到父母晚年的衣食起居及其生活质量，因此，考察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居住方式十分必要。风笑天通过若干次全国范围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他们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差异明显，子女的婚姻状况是影响上述差异的主要因素。独生子女婚后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住方式的主流。与此对应的，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已婚独生子女的身份、性别及其婚配对象的身份(即是否独生子女)对其父母的居住方式都有显著的影响。3/4的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都将生病照料和日常生活照料看做老年生活中的最大担忧。但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子女赡养自己所面临的客观困难的理解。上述这些差异不仅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长于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而且直接影响到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养老的支持力，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客观上要求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观念上变“依赖养老”为“独立养老”[5～8]。基于江苏、四川两省四县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者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居住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身份、性别与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的居住方式并不相关，而真正有影响的因素依然是青年的婚姻状况。与城市已婚独生子女2/3左右独立居住不同的是，农村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都在八成左右，特别是已婚独生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同龄非独子女中的长女[9]。

家庭养老方式在中国社会传承数千年，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嬗变，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巨大风险。独生子女父母要有效选择养老方式，将不得不受制于个人收入与健康状况、子女婚后居住方式、子女实际提供的生活照料、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10]。尹志刚依据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首批独生子女家庭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不同家庭结构和假设的9种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状况，依据老年人不同自理能力，提出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型的建构思考，探索规避老龄社会养老风险的制度架构[11]。王树新等人研究发现，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父母个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家庭经济状况、自身健康状况及家庭养老资源对养老担心程度产生一定影响，并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12]。

已有的研究一再表明，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在不断降低。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仅靠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已难以保证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的生活质量，必须寻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人们养老资源的一种制度性剥夺，30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赢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提供制度性经济、服务保障支持。

2.养老内容、养老意愿研究

养老内容是触及养老最实质、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关于“养什么”的问题，并具体影响到老人的养老生活质量。通常情况下，养老包含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也是对“老有所养”的完整把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分配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城乡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压力将逐渐减缓，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困难将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源短缺而造成的精神赡养、日常照料和健康维护等方面的非经济养老问题。穆光宗是较早提出“精神赡养”概念并提醒人们关注此事的学者。他认为，精神赡养既满足了年轻人的道德需求同时又满足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他主张应从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来全面把握“精神赡养”的内涵，即必须同时满足老年人的自尊需求、期待需求和亲情需求。穆光宗同时借用“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将“积极的精神赡养”理解为晚辈精神上的自足和祖辈精神上的自强[13]。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大量独生子女“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凸显了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相对多子女家庭而言，独生子女父母的精神赡养问题更加突出，而其子女所能投入在精神赡养方面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资源却较为匮乏，这种矛盾决定了独生子女父母必将面临精神赡养的巨大挑战。虽然研究者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其可行性令人怀疑[14]。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尚处于中年晚期，大多数人介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假以时日，随着他们陆续进入老龄行列甚至高龄行列，独生子女家庭因人力资源和相关资源短缺而暴露出的问题将尽显无疑，到时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生病照料会成为困扰这些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大问题，所以政府和社会必须未雨绸缪，尽快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养老意愿涉及赡养者和被赡养者双方，现有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被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分析，而较少关注赡养者的养老意愿。在一般性老年养老意愿的研究中，可以按研究地域、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对其进行相应的归类[15]。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不仅现实生活中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仍是城乡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而且在养老意愿调查中，选择居家养老或靠子女养老的比例也远大于选择机构养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机构养老作为未来的选择。

(二)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困境和风险研究

1.养老困境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独生子女家庭最为典型的结构被称为“四二一”家庭。关于“四二一”家庭规模，我们可以参考郭志刚等人利用1990年“四普”数据的推算。据他推算，从2011～2060年50年期间，城乡三种类型婚姻(即“双独”、“单独”和“双非”婚姻)的期望概率，其中“双独”婚姻基本上处于10%～35%之间，2030年最高概率约为34%，而“单独”婚姻则基本上处于40%～50%之间[16]。这种基本而客观的婚配结构，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必将出现数以亿计的“四二一”或“四二二”家庭。上海作为我国人口高度集中、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严重以及独生子女家庭所占比例较大的城市，引起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王庆荣基于上海闵行区独生子女父母的调查，指出大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来源、社会保障、健康状况、对子女帮助和照料的期待以及亲子互动等方面的特征，提出诸多应对措施[17]。缪宇音等人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对独生子女父母的现状、需求及养老意愿、养老预期进行分析，提出若干积极应对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对策建议[18]。目前“四二一”家庭在城市中所占比例不大，在农村所占比例很小，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况且也有学者对“四二一”庭养老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以往的许多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19]。这种乐观是否如研究者分析的那样，尚需时间来检验。此外，还有一些以个别城市为例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实证研究，主要是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并作出相应的对策回应。

2.几类特殊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

(1)空巢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随着独生子女因求学、就业、结婚或其他原因而离开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会进入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只剩下父母两人单独居住，或夫妇中只有一人居住的阶段，这种家庭类型就是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空巢阶段是核心家庭生命周期中特有的阶段，独生子女家庭是空巢家庭的高发群体。目前，关于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基本特征、空巢持续时间和空巢分期等方面的研究[20～22]。另一类是集中论述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引发的养老风险问题，包括风险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特征、具体表现、后果及其对策等内容[23]。在家庭空巢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养老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分离。二是家庭养老的功能出现弱化。养老支持力弱化、养老资源减少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三是养老功能出现转移即从家庭转向社会[24]。这些变化给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和风险，当然，城市空巢家庭与农村空巢家庭在养老方面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农村空巢家庭与目前留守现象相关。

(2)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关于独生子女残缺家庭的养老风险研究，源于对独生子女家庭本身的风险的探讨。王秀银等人是较早提出关注独生子女伤亡现象的学者，研究者们基于独生子女伤亡家庭问卷调查分析，就对意外伤亡的大龄独生子女父母进行经济补偿和精神关爱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25]。其后，《人口研究》编辑部发起了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家庭问题的深层思考的讨论。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亡问题进行思考，明确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本质，并提出针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预防和补救措施[26]。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口与发展》编辑部开辟了专栏，发起了“救助和关怀遭遇意外风险的计生家庭”的专题讨论[27]。总体上来看，人口和社会学界认同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在家庭养老方面存在着风险和隐患，并开始对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反思[28～29]。不过，针对部分学者提出应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治本之策是放开二孩政策的主张，也有学者针锋相对地给予反驳，质疑“一胎化比二胎化风险更大”的观点[30]。实事求是地说，人口和社会学界对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是必要和及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倡和实施了30多年，需要在当前时刻全面审视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宏观层面和计划生育家庭微观层面的利与弊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重大自然灾害、疾病、车祸、溺水等意外事故导致的伤残、死亡等残缺家庭的生活困境和养老负担，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调整现行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并对独生子女家庭本身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对已经残缺的家庭进行及时而高效的补救和扶助[31～32]。

(三)独生子女家庭计生保障问题研究

1.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问题实证研究

穆光宗基于山东潍坊市的调查，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父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较早的开拓性研究[33]。李建民运用2002年“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抽样调查”结果，探讨了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问题[34]。任睦银等人对青岛市郊区农村独生子女所作的调研和崔树义对山东三县计划生育家庭所作的调研，均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研究表明，与非计划生育夫妇相比，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困难[35～3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及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国家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以来，相关研究成为讨论和争议的热点[37]。

2.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政策研究

陶鹰对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索。作者围绕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经济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现阶段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经济保障方式的探索和种类，以及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等五个方面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探讨和实践进行了综述[38]。曾毅提出农村计划生育与养老保障一体工程概念，主张将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工作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中加以综合考虑，得到很多研究者的回应[39]。但是，具体的实践显得相对滞后。针对这一局面，一些计生工作专家和学者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角度，根据全国各地计生保障实施经验，提出了许多可行性方案[40]。

三、简要的评价及若干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上述研究文献中，多数研究主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专门以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或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养老问题的实证研究仅有若干项，而农村方面的实证研究更不多见。从总体上看，国内研究视域宽泛，或从宏观的制度、政策、文化变迁视角研究养老问题，或从微观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居住方式等方面探讨养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部分研究采用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比较的方法，相关研究多围绕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方式展开。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脱节。大部分理论研究没有经验材料支持。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也缺少明确的理论框架支持，因而理论解释力不强。即使纯理论探讨的文章也缺乏必要的宏观或微观理论支撑。

二是观点纷呈，分歧多于共识，各研究间缺乏借鉴、比较和积累。比如，围绕养老方式或模式研究家庭养老、居家养老、自我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等不同概念的提出和解释，反映了人们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还存在很多歧义。

三是理论分析多于实证研究，缺乏较大规模和系统的经验研究，且代表性不强，研究设计比较简单，操作方法欠规范。特别是基本概念如“第一代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等概念的界定和具体操作存在较大出入和争议。研究所采用的多为简单统计分析方法，缺少严密的假设及论证过程，资料分析不够深入系统。

(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1.关于比较研究方法的思考

比较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定量研究中，需要以某一变量为参照，考察分析与其他同类事物的差异。但在进行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时，历时态比较和共时态比较都应该充分考虑具体的国情、区情或社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建立在多子女基础上的各种养老实践，也许会在许多重要方面不能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问题提供参考依据。有关多子女条件下普通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各种结论，在独生子女条件下或许需要重新考虑[41]。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他们面临家庭养老困境的严重性将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孩子和哪一类人结婚有关，譬如是“双独家庭”还是“单独家庭”，不能泛泛而论。我国地域差异明显，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城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论到农村，此地研究发现能否推论至彼地，在没有充分的数据资料验证支持下，是不能轻率下结论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少研究以某个城市、某个城区或某个农村地区为例，就直接断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如何如何，这种在学术研究上的不规范、不严谨的做法值得警惕，需要避免。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研究采用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比较的方法，这种比较在养老研究中是否可行和可信，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独生子女父母目前大多处于50～60岁之间，属于“准老人”群体。即使研究者将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同年龄段的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进行比较，也存在一个疑问，就是研究者在将一个尚未成为“社会事实”的研究对象群体(即未老的独生子女父母)与同样未成为“社会事实”的另一群体(即未老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作比较，其研究发现和结论需要时间的检验。当然，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是可以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探索并允许试错。

2.其他相关问题的思考

(1)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界定问题。概念是构建理论大厦的砖石，无论是纯理论分析还是量化研究，都需要对相关概念作出必要的交代和合理的界定。关于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其核心的概念莫过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涉及“独生子女”、“第一代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父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等几个相关的概念，需要分别加以探讨。在实际研究中，特别是考察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时，应重点厘清“第一代独生子女”和“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两个概念，如何界定这两个群体的年龄段是个需要反复斟酌的事情。这既要考虑与已有研究的呼应和对话，又要考虑我国城乡调查和该群体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综合界定。前文所引部分相关研究中的量化研究都给出各自的年龄界定，但不同的研究对于这两类群体的年龄界定差距较大。以“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界定为例，笔者认为既要考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年龄段，又要考虑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城乡之间的某些差异。农村的早婚早育习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不能直接借用城市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段划分，也不能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下限过于延后，因为越是年轻的父母越缺少对未来养老的意识和意愿，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42]。有关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概念界定问题宜展开专门探讨;另外，关于养老及其他相关概念，在一般性的养老研究中涉及很多，比如养老方式、养老模式等概念之间争议颇大，此处也不做进一步讨论。

(2)关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数量及分布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和城乡分布尚无准确数据。尽管有部分学者根据以往的人口普查数据或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做出不同的测算，但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到底多少仍然是个谜团，或许有人会寄托于2010年的“六普”数据诚如有的人口学者所言，指望“六普”数据获悉中国确切人口，似乎也难实现。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人口普查数据也未必精确。这一事实直接影响到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第一代或首批独生子女总量、城乡和各地区实际分布的情况下，很多实证研究尤其是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是无法进行的，研究者只能根据经验或主观判断去选择调查地点，由此获得的数据和研究发现的代表性可想而知。这种研究状况与我国社会科学界缺乏必要的信息积累和储存不无关系，也与有关部门信息管理不到位有关，需要加快相关人口信息储存、更新系统建设。

总之，鉴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需要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和社会学者围绕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地方经验的理论提升和研究思路的创新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人口和社会科学期刊宜定期开辟专栏讨论相关论题，养老和社会保障交流平台应向致力于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的研究者开放，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争鸣。通过对话、交流和讨论，逐步消弭学术分歧，达成理论共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城乡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事业，逐渐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风险。

基金项目:2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社会保障问题抽样调查研究”(10CSH051);200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06JZD0027)。

作者简介:徐俊(1973-)，安徽合肥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非经济养老风险及其保障[J].浙江学刊，2007，(3).[2]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J].人口研究，2004，(1).[3]潘金洪.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4]李建民.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夫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重大的民生问题[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8，(4).[5]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6，(5).[6]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9，(2).[7]风笑天.城市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关系[J].学海，2009，(5).[8]风笑天.面临养老: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心态与认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6).[9]风笑天.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居住方式及相关因素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0，(4).[10]徐小平.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10，(1).[11]尹志刚.我国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与养老模型建构[J].人口与发展，2009，(3).[12]王树新等.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7，(4).[13]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14]熊汉富.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精神赡养问题与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6).[15]陈建兰.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苏州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2).[16]郭志刚等.我国现行生育政策与“四二一”家庭[A].中国独生子女:从“小皇帝”到“新公民”[M].北京:知识出版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7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 独生子女一代不仅要面临更大金额抚养教育费用的困境, 另一方面,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以及社会养老福利机构在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得家庭养老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而相对于独生子女而言, 所要承受的金钱赡养费用以及对老人精神上的存抚明显较大。若建立完善的家庭养老居住模式, 则需要对困境进行突破。

1 老龄化和少子化对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冲击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即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贯彻落实, 每个家庭中子女数量普遍较大。在政治思想的贯彻下—人多力量大, 成了每个家庭信奉的不二信条。但是, 当新的经济、政治模式开启, 人口数量过大的弊端日益凸显,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便给当代社会少子化埋下伏笔。我们在荧屏上看到的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放到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不仅是使子女赡养难度的增大, 更高层面上, 也是对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一个重大冲击[1]。相比于之前一段时间多个子女共同赡养一对老人, 现在则是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更重要的是, 在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趋势下, 结合中国近代社会养老体系结构尚未成熟的客观状况, 这一问题很难得到平衡妥善地解决;另一方面, 基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 从老人到子女, 自上而下, 都必须要面临自身养老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更充分地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对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冲击。

2 城市独生子女养老的困境

一方面是飞涨的物价, 一方面是养老所需的住房房价也居高不下。当然, 我们所探讨的前提是城市独生子女的确认可“一碗汤距离”的“近居式分离”为当今养老居住模式的主要趋势。那么, 首先从居住环境的角度来考虑, 城市住房便是首当其冲的重要问题。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世代同堂而居的居住养老模式, “一碗汤距离”的“近居式分离”要求城市独生子女要担负着至少两套城市住房的经济负担, 更何况还有衍生的物业费, 水费, 电费等多种费用。在这种情况下, 老人纵使有退休金, 也显得杯水车薪。

赡养是门学问, 由此极有可能衍生出因照顾不周而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但往往这样的指责多是夸大其实, 所以城市独生子女一代有时往往要面临“莫须有”的道德绑架, 而恰恰这是花费多少金钱都弥补不来的, 更会让独生子女一代在教育子女, 工作进展与老人的生活质量之间顾及不暇。

3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居住模式

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尚未使民众的聚焦点投入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争论上, 但是作为城市独生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上势必将要发生极大的转型。

传统的养老模式和同堂居住方式已不适应受当代生活节奏影响的独生子女一代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 “一碗汤距离”的“近居式分离”逐渐表现出强大的优势。对于城市独生子女而言, 近居式分离作为一种新兴的居住模式, 它不失传统又减轻独生子女之负担, 与中国传统的同堂居住在形式层面上也具有一定的衔接性。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 要老有所依, 同时子女需在父母面前尽孝道, 因此, 远离父母的居住模式是不适用于当今社会的, 也不符合我国的传统观念, 有违孝道。

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及社会观念, 需要寻求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养老居住模式, 这样才能确保老人的老年生活质量, 同时也能推动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通俗地可以理解为在同堂居住的基础上将子女和老人拉开了一定的并不远遐的距离, 但是这种情况不但对家庭感情的维系丝毫没有冲击, 而且无论是对老人还是子女而言, 都给彼此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相异于西方国家的养老模式 (如日本的养老懈怠与瑞典美国的乡下式养老) , 中国当代的“近居式分离”并没有完全剥离传统的文化符号, 同时更没有受到旧思想浪潮的桎梏, 在人情氛围里保留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暖意, 但同时又睿智地将城市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负担降低到最小值, 在老人和子女彼此都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能够更惬意地居住生活, 并且能够完美诠释中国传统的孝道。

4 结语

对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 “一碗汤距离”的近居式分离养老模式正是一切社会老年体系保障制度方兴未艾的基础与前提。少却了同堂而居的相对公开化没有私密空间的旧家族理念, 消融了远离老人那种相对冷血的西方养老方式, 它更具有中国的色彩。无论从医疗, 居住环境, 生活质量等层面细致地剖析, 不难发现, 这种养老居住模式目前来看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现今以及将来的一段时间内, “一碗汤距离”的“近居式分离”将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推崇, 作为一种介中介稳的养老居住模式, 它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独生子女的肯定, “近邻式分离”的养老模式开始成为当今时代城市独生子女养老的主要趋势。

参考文献

[1]佟雅囡, 杜秀秀.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现状与对策[J].科教导刊 (上旬刊) .2014 (11) .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篇8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周家庄模式；家庭养老；集体养老金

一、问题的提出

周家庄模式即“集体养老金供养综合模式”，它以传统家庭养老为基础，集体养老为保障，社会多元保障为补充。集体养老金综合供养是建立在周家庄独特的集体经济和独特的管理模式之上的，它以血缘为基础，家庭养老为单位，村规民约为约束，通过集体分配资金来保障的方式运作。

周家庄目前是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它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支撑着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体系，这个地方的村民他们没有明显的贫富差别，而且实实在在享受着10项福利保障。在我国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周家庄社会保障独特的筹集运作模式、乡村规制模式对我国各地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养老保障模式的评析

在国内主要存在着三种养老保障模式：青岛模式，苏州模式，北京“大兴区”模式。苏州模式是建立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阶段的主要模式，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条件不符。青岛模式的政府信誉支持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北京大兴区模式的缴费方式的灵活性以及在城乡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充分考虑到了农民和农村的特点以及城镇化、非农化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三、河北省周家庄养老保障模式分析

（一）河北省周家庄基本状况

周家庄乡位于河北省晋州市中部，西距石家庄市50公里，面积17.5平方千米，由六个自然村落组成，2001年，全乡共计0.44万户，1.26万口人，劳动力6017个，耕地14791亩，人均收入4204元。2005年，周家庄乡工农业总收入47455万元，集体公共积累22133万元。

周家庄乡一直为集体经营，不设村委会，是全县唯一的乡生产队，“两层楼”的管理体制，本乡共设10个生产队、6个自然村，直属乡领导。周家庄实行科学管理：一是计划管理；二是劳动制度管理；三是劳动定额管理；四是人的行为管理。即周家庄乡对本区域内全局性的各业事项实施计划管理；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奖减罚）责任制；生产队对社员实行“劳动定额”岗位责任制；对劳动者劳动行为进行激励和奖惩。

(二)周家庄养老保障模式运作情况

周家庄的农村养老主要沿袭了家庭养老的方式，一般老人都是同子同住，由子供养。自七八十年代后出现了子代和父代分居的现象，但老人的供养仍由子供养，老人可以向儿子要求每年给付现金供养，也可以向公社申请划拨公分，直接参与年底分红。公社设有自己的养老金，公社公益金、养老金由全社在年终分红前提前划拨。社每月给年满65岁的老人发放养老津贴。65岁以上无儿无女的老人，集体负担生活费，有病派人伺候，药费集体负担，并每月发20元的零花钱。对于只有一个女儿的老人，集体负担生活费，每月发30元的零花钱，老人财产归女儿继承。此外，公社也紧跟全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步伐，建立了五保户制度等。

（三）周家庄养老保障模式的基本经验及运行特点

1.浓厚的乡村伦理制约

周家庄的养老保障具有自身的特色，这就是村规民约有着法律效力般的作用。并由此制定了《周家庄乡农合作社守则》，在周家庄人看来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任务，并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农民有着独特的处理方式。周家庄在赡养老人方面规定子女要承担老人的集体生活费开支；父母丧失劳动能力或兄弟分家时，必须安排好老人的住房，不得使其低于一间的住房条件，如达不到此条件，由公社负责安排住宿，但每年由儿子担负2000~3000元的生活费（生活费交集体）。

2.集体经济体制支撑

周家庄的土地是集体统一经营，全乡以农业发展为主，产业协调，且乡办集体企业经营效益较好。全乡社员均衡富裕，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所有收入要归社统一管理，实行年终分红，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为周家庄养老保障体制有了经济支撑，社员富裕才能提高农村养老的质量。

3.独特的分配体制保障

全社实行年终一次分红，按工分多少分配。一般在分配之前要充分考虑社员的养老需求，一般在划分工分之前都要征求老人的意见，他们有权将子女的工分划出，划出多少都需要先征求老人的意见，然后将这部分工分划出后，再进行分配。这样就为子女养老的费用做了强制性的约束，从根本上保障了老人的养老所需。另外，由于社员每户的宅基地是统一分配的，一般老人都和儿子同住，故为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四)周家庄养老保障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集体经济的高度依赖性

周家庄养老保障能够延续的最重要的即为集体经济的保障，公社有充足的公积金、公益金等用来从事养老保障。如果脱离了集体经济的保障以及公社对工分的权威性分配，周家庄养老保障就很难实现。

2.区域适应的局限性

周家庄养老模式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仅适应现有的文化背景、道德约束、经济基础和监督环境中。脱离了这种综合环境，这种养老模式将如无源之水难以维系生存。

3.乡风民约的不稳定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受现代各种观念的影响和冲击，社员对养老保障认识逐渐发生这变化，这成为目前养老保障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周家庄目前村规民约的权威领导者大多清廉，在本地威信极高，从事管理岗位不拿工资，和其他社员一样干农活挣工分，年底从乡合作社统一分红。但是，乡风民约的维护者未必都有能这样廉洁，这就对养老风俗的维护提出了挑战。

四、周家庄养老保障体系的背景及可行性分析

(一)支撑条件分析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的水平及社会保障的层次。其中:经济状况、土地状况、文化认可是的基本指标。

1.经济状况

周家庄养老模式能够顺利实施的核心优势是稳定的经济支持，周家庄是以农业为基础，乡镇企业为根本发展动力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收益较好，且分配平均。雄厚的财力支撑为集体集资，工分过户，家庭养老为载体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2.土地状况

周家庄的土地为集体所有，耕地没有一家一户的分割，按工分进行年底分红。在这种土地所有制及分配体制下，避免了由于土地的减少、子女的外出务工而使养老保障无法实施的风险。

周家庄老宅参与旧村改造，按照规划，由合作社统一安排，分步实施。新增宅基地按照法定结婚年龄和乡分户条件统一分配，按规划施工。这样的房屋分配使得父辈和子辈在空间上联系到一起，为家庭养老创造了空间便利。

3.文化认可

周家庄十分注重家庭美德、敬老养老的社会传统，并将这种传统以文件形式“制度化”，制定了本村的《村规民约》、《周家庄乡农合作社守则》将赡养老人的传统“法制化”。为使其有更高的权威性，全社对赡养的子女的品行进行奖惩。周家庄社员对养老有着较高的认同感，给养老保障提供了文化环境。

（二）周家庄模式的借鉴意义

“集体养老金供养综合模式”可以说是基于周家庄的一种可行路径。这种模式的借鉴意义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