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

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通用8篇）

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 篇1

全国农村社会治理论坛提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

作者 法制日报记者 姜东良 徐鹏 5月6日至7日上午，由法制日报社主办，中共费县县委、费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农村社会治理论坛在山东费县举行。与会人员深入研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费县创新“3十4”农村社会治理保障体系给予充分肯定。“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费县县委书记程守田在论坛上说，作为农业大县，费县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花，事在基层办，积极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改革，探索建立“3+4”农村治理保障体系。“3”就是建立三项社会治理机制，即农村基层班子建设长效机制、农村财务有效监管机制、农村基层社会矛盾有效调处化解机制;“4”就是筑牢四条民生保障线，即农村基层班子运转保障线、农村特困群众救助保障线、农村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保障线、村级群众事务代办保障线，走出了一条具有费县特色的多元化新型村级治理之路，初步实现了“核心作用更加明显、财务监管更加透明、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班子运转更加顺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社会救助更加有力、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的目标，达到了“全覆盖、保基本、兜好底”的社会保障效果。与会专家认为，费县实施“三机制”“四保障”农村治理工作体系，践行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民生逻辑”和“人民至上”的.执政情怀，适应了社会治理新趋势，切合农村实际和特点。费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乡村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治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治理主体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其中，要营造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同、互动、互补的机制。治理手段需要实现从单一行政管理向行政、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转变。因此，完善的农村社会治理保障体系是实现农村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论坛展示的江西省赣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农村社会治理;广东省清远市注重多元化解农村矛盾，维护农村平安稳定;河南省平顶山市创新机制，规范运行，努力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山西省晋中市依靠法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经验做法，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论坛还对论文获奖作者进行了颁奖。中央综治办一室副主任徐龙刚、法制日报社社长邵炳芳、山东省综治办副主任李平和山东省临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行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等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法制日报社副社长周秉键在论坛闭幕式上作总结讲话。

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 篇2

1.1 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委员会将社会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在我国,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 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 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 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平, 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无论在西方还是我国, 社会治理都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 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 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将社会管理转化为社会治理, 改变过去政府对社会的单一管理, 逐渐向政府和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转化;改变过去社会管理中唯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 逐渐向协商、合作等多种方式转化。

1.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深受广大农民的青睐, 必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就地城镇化”符合我国国情, 就地城镇化通过建立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完善的新社区, 既能有效利用当地优质资源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还能解决农民的城乡“两栖”现象, 更加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管理完善的新社区也就是新型农村社区。

1.3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发展、成熟而进行的, 是逐步由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管理向以政府为主导, 在培育和引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资本、农民、农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通过协商合作等多种治理方式对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过渡, 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各司其职、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和谐有序的治理过程。

2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民治理参与受限

长期以来, 以家庭为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造成了农民小农意识强、个体性强, 再加上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农民大多数认为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工作, 与自己无关, 参与村民自治的比较少, 作用几乎没有;其次, 这些民主意识比较薄弱的农民进入新型社区以后,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表现出了很多的不适应, 融入社区生活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对自己社区身份的怀疑, 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缺失;最后,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这导致他们对社会治理的认识、自己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及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缺乏必要的认识。村民自治时民主意识的薄弱、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再加上自身素质的低下必然导致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受到限制。

2.2 社会组织力量薄弱

现代社会, 伴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社会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社会治理形势, 政府和市场也有许多力不从心的地方, 社会组织种类多, 覆盖面广, 能解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可以将公民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更好地维护公民利益, 实现社会自治,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已经习惯了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包揽, 对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其参与社会治理存怀疑态度。

2.3 社区居委会自治表象化

社区居委会本应是社区居民实行自治的地方, 然而, 由原来的村委会逐步转变为社区居委会大多是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种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大打折扣。在实际工作中, 政府的职责和居委会自治更是难以分清界限, 居00委会承担的更多是上级政府交办的工作, 以致于社区居委会常常被当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次, 由于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农村面貌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人还是原来的人, 但是身份、经济关系以及法律地位都不一样了, 管理的方式、对象、内容必然也随之改变, 然而这些却是那些刚刚转变的农村干部需要不断学习和改变的。居委会的性质定位以及人员的素质都是造成居委会自治表象的重要原因。

2.4 政府治理职能转变难

在我国, 长期以来是大政府小社会, 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由政府来承担, 政府习惯性地“大包大揽”, 通过一级级的政府组织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都不健全, 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空间更是不足。特别是对于刚刚由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这类群体, 政府缺乏对其治理文化的引领、缺乏精神层面的转化, 很难使其在短时间内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和治理意识。除此之外, 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是通过行政力量来完成的, 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 这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比较单一, 主要也不是以增加社会活力和和谐为目的, 有时候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受我国长期以来中央集权制的影响所形成的“大包大揽”的政府以及单一的治理方式压缩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发育以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特别是在新型农村社区中, 新型的社会关系更加需要刚刚转变的新主体的参与。

3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将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重点。习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要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 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为此, 应从理念、制度、政策等多方面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3.1 改变理念, 提供多元治理主体共存的制度环境

社会治理本身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方式的多样, 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应当从改变治理理念开始, 对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加以认可, 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方面的支持, 使多元主体有机会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同时发挥自身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 解决一些政府不便管、不好管的公共事务, 从而在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 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和谐有序的氛围中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3.2 提供服务, 为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条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更是与每个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发挥农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3.2.1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农民进入新型农村社区以后, 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自身的生存, 政府应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后顾之忧, 为其参与社会治理创造条件。

首先, 将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是个基础、长远工程, 为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建设成本, 避免重复建设, 必须在规划中科学筹划、合理布局。因此,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长远规划, 同时坚持长远与阶段规划相结合, 分阶段、分步骤的有序进行, 与社区建设同步进行。

其次, 重点解决转型农民就业收入等问题。就业不仅是维持人生存发展必需的保障, 还是获得信息促使转型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的关键因素, 因此要千方百计增加其收入来源, 采取各种途径拓宽就业渠道;同时为其提高就业信息, 建立其与就业单位之间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其技能的培训, 使其能尽快适应市场竞争。

最后,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是政府对转型农民的“托底”保障, 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以增强公平性和适应流动性为重点, 着力完善制度, 扩大覆盖范围,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

3.2.2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培养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和能力。文化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 要使人们积极参与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 必须增强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员, 社区的社会治理与自身息息相关。为此,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初期可以多组织各类活动宣传社区文化, 培养大家对社区的情感和认同;另外, 要通过社区教育使人们真正认识并接受社区和以前的农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不同, 逐渐融入社区生活。

3.3 降低门槛,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主体, 特别是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中社会组织能充分发挥其贴近基层的优势很好地将转型农民组织起来, 提高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此, 政府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降低门槛、简化程序, 重点加大对社区服务类组织的培育力度, 并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增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在合作的同时积极帮助相关专业人员向社会组织流动, 逐步推动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

综上所述, 新型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政府、转型农民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需要从理念到行动的同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01) .

农村社会治理的农民参与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农民参与；参与性治理；农村垃圾治理；治理主体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10-0513-03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正面临着4个方面的挑战：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行动协同化、治理机制民主化与法治化、治理手段多样化[1]。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所面临的困境尤为突出。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不可或缺，农民的参与性直接影响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笔者利用在河北省10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以垃圾治理问题为切入点，剖析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农民参与问题。

1 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的地位和作用

按照十八大报告，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其核心问题是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相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发展[2]。

多元主体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未来的基本趋向，它应当以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为联结纽带，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3]。农民参与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民主体性表现在农民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2个方面。陈义平将社会治理的目标确定为二维：“共治”和“善治”，前者为实践目标，后者为价值目标[4]。笔者认为，从“共治”这个实践目标来看，农村社会治理须要充分发挥和依靠各种社会力量来完成，离开了农民这一实践主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农村社会治理需要通过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农村社会的“善治”。从“善治”这个价值目标来看，它涉及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农村社会治理必须为了农民、依靠农民。政府作为主导者只是外因，农民的参与和行动才是真正内因，只有农民把社会治理当成自己的事儿，政府的政策和投入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如果农村社会治理不能体现和维护农民的利益，仅仅把社会治理看作是政府强加给农民的任务，农民只能成为局外人或被动的执行者，农村社会治理只能流于形式而归于失败。

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可以是分散的个体形式，也可以是组织形式。农民的组织化，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当前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组织主要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等。村民自治为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最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但是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更多倾向于政治控制职能，无法完全覆盖农村社会管理领域，在农民经济领域组织化的推动下，必然会产生对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全面组织化参与的潜在动能[5]，也须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相应的农村社会组织。

2 垃圾治理问题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典型性

农村社会治理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包括道路硬化与维护、绿化、环境污染、治安、垃圾清除等。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外部性这个概念源于经济学，主要指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不一致的现象。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共有变量、产权模糊、市场组织成本、财政因素等方面。解决外部性问题不能依靠市场机制，此时市场是失灵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以下解决方案：征税或补贴、管制、合并企业、产权界定、制度安排等。如果把外部性问题扩展到社会管理领域，同样适用。

垃圾治理问题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个环境问题，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须要借助社会治理手段来解决。垃圾问题本身是由个体生产生活所引起的，其社会成本明显高于私人成本，个体具有较强的产生垃圾而不愿处理垃圾的经济动机。垃圾治理问题不仅仅影响了村容村貌，更易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从解决问题的手段来看，市场、行政、法律等手段均是失效或低效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参与是必要的。市场收费机制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而失效，行政管制和法律诉讼等手段由于“成本太高”而效果太差。解决此类问题大多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激发相关主体的动力，建立高效有序、协同互动的运行机制。从费用分担和收益分配角度来看，此类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社会治理手段。前边所述诸如道路硬、绿化、环保、治安等公共问题，面临着共同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即个体缺乏付费动机、收益却是无形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当前，在政府投入有限、农民缺乏付费意愿的情况下，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在河北省100个村庄进行调查，共涉及11个地级市的46个县（区、市），发放调查问卷1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484 份。根据访谈及调查问卷的结果，对100个村庄具体情况进行了汇总，并按照相对经济因素（与周围村庄相比较人均纯收入）、社会因素（社会治安状况、社会组织、养老医疗）、政治因素（民主管理状况、有无拉票现象、有无能人带动）、文化因素（業余生活）、生态因素（环境卫生状况）、区位因素（距离县城的远近）、能人带动等8个方面的因素分别对村庄进行聚类分析，在每一种分类标准下，100个村庄均被分成好、中、差3类。在此基础上，笔者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分别检验了环境卫生因素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的独立性。

各因素相关性见表1，环境卫生因素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能人带动等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与位置因素相关性不显著。可见，解决环境卫生问题，需要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垃圾治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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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调研数据来看农民的参与性问题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针对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的问题，涉及了相关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仅有29.18%的被调查者把环境卫生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是却有42.05%的被调查者将环境卫生问题看作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当问及“您对本村环境卫生状况是否满意”时，满意率仅有16.64%，有49.60%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环境卫生差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之一。

3.1 对治理主体认识存在偏差

一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有超过45.0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村干部在管理着村子，有35.45%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是管理主体，只有不到19.47%的人认为是村民自主管理着农村。另一方面，农民自己也没有感受到自己对村内事务的影响力，只有3.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村里重大事情的决策。

当问及“您认为村里的垃圾应该由谁来负责”时，有39.1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由村委会负责，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26.7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负责，有29.38%的人则认为应该成立专门的组织来负责，剩余10.92%的人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说。

很多农民在忙着自己挣钱，对村子里的公共事务很少关心，也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类似于垃圾治理等问题，农民更倾向依赖于村委会。尽管有一部分农民已经意识到垃圾治理问题要靠大家，或者需要成立专门的组织（合计占56.13%），但他们缺乏实践层面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主观意愿在实践参与时面临着尴尬。

3.2 村委会工作并未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

村委会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载体，它在农村社会治理当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在调查当中发现，村委会的工作的并没有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在所有被调查者当中，有高达67.18%的人认为自己所在村子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拉选票现象，有57.48%的人认为同时存在贿选现象，仅有36.57%的被调查者对村委会的工作是满意的。

3.3 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并未真正发挥有效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社会组织规模小，自身发展不足，参与面不广，自发性和自我成长性不足，个人依赖性较强，观念落后等。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社会治理的参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族、私人关系、宗族等初级群体的影响，仍然习惯于通过个人力量而非组织力量实现参与的愿望。经济组织主要以农业经济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社会组织主要以红白理事会等为主，发展比较缓慢，它们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也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3.4 集体行动缺乏个体参与的有效支持

对集体行动的认同及参与意愿并不等于实际参与，虽然大部分农民认识到农村公共事务的解决应该依靠大家，但是實际参与情况并不理想。以垃圾治理问题为例，当问及“如果让您参与清运垃圾，您是否同意”时，有46.97%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参与，有3.97%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反对，还有49.06%的被调查者持观望态度，表示要看情况再定。这说明虽然反对者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有将近一半的农民是持观望态度的。

在问及是否参与垃圾清运时，有将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持观望态度，表示看情况而定，这进一步说明农民对集体行动缺乏有效响应。以下是持观望态度者的普遍心态：“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关我的事儿”“即便我参与，未必别人也参与”“参与进去对我有好处吗，没有好处是不会参与的”“让我管事儿行，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指挥”。

集体行动缺乏个体参与的有效支持，这使得农民在公共事务处理问题上，个体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很难形成合力。

3.5 大多数不愿担当组织者角色

在上述分析中发现，具有参与意愿的农民占4697%，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占49.06%，持2种态度的农民总计1 425人，占96.03%。当笔者进一步进行分组分析时，缺乏有效组织者这个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当问及“如果您决定参与垃圾清运，是否愿意成为组织者”时，被调查者给出了不同选择（表2）。在愿意参与以及持观望态度的被调查者当中，分别有318、112人愿意成为组织者，占组内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5.62%、15.38%，占所有被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21.43%、7.55%。这说明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决定参与垃圾治理活动，但愿意成为组织者的人数并不多，持“不愿意”或“说不好”态度的被调查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调查中还发现，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民是很难拧成一股劲儿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3.6 对具体参与方式的选择存在包容性和复杂性

在具有参与意愿的697名被调查者当中，笔者提供了“只出劳力”“只出资金”“出资金或出劳力都行”“其他方式”等4个选项。调查结果（表3）显示，农民在具体参与方式方面存在较强的包容性，有62.98%具有参与意愿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出资金或出劳力都行”，这为农村社会治理具体运行方式的选择问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另外，有14.35%和12.3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单一的参与方式，这无疑增加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尽管这一部分群体所占比例不大，但往往会成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障碍。

4 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社会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过程民主化、参与内容和形式多样化。农村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作为参与主体的农民，其一思一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当前，农民参与热情较高，但整体参与率较低；农民参与形式包容性较强，但情况复杂且组织化程度较弱；社会治理的收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但却面临着费用分担方面的困境。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看，农村社会治理须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 进一步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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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进一步增强农民的公民意识，逐步养成与农村社会治理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实现从服从到自主、从依附到自觉的转变，农村社会治理不能“等、靠、要”，不能简单地依附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意识，农民应当主动有所作为。

农民参与意识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须要具备良好的环境，须要有一个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相对于宗族势力较强、矛盾纠纷频发的村庄，一个乡风纯朴、民主公正、具有“能人带动”的村庄，农民的参与意识往往会更强。共同文化及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参与主体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

4.2 增强对集体行动的认同、提升农民参与率

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影响农民的集体行动选择。从前面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在面临要不要付诸行动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持观望态度。农民更多地持有观望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参与率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农民来讲，说服和教育往往是失效的。提升农民的实际参与率，应当重点从“利益引导”和“实践引导”2个方面入手。

农民首先是一个“经济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人”和“道德人”。农民要不要参与类似于“垃圾清理”等社会治理活动，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是，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一定要大于其付出的成本和费用，这些收益和成本费用既包括有形的又包括无形的。只有让农民意识到自己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和满意，农民才会主动加入到这一行动当中来。

一味地“說服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往往需要具体实践活动把农民组织起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村庄为了有效解决当地治安问题，村里成立了“治安联防队”，每家每户分派任务、轮流值班，治安效果明显好转。农民普遍感觉这个联防队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的参与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自愿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引导”过程中要让农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收益，当然，个体之间的相互感染和模范带动同样也起着关键作用。

4.3 推进农民组织化建设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借助村民自治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同时来推进。村民自治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针对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围绕相关问题的具体环节， 通过“听证会”“恳谈会”等多种形式， 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让农民有地方说话、敢于说话，这不仅仅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表现，更是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

当然，村民自治不应该成为农民参与的唯一途径，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拓宽参与空间， 重视农民的社会参与，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组织，以保障农民更多地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当前，农村应当针对具体的社会公共事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组织，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的组织载体，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社会治理需求。

4.4 构建多元化资金筹集和使用机制

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针对农村公共事务，往往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才能正常进行。按照“谁受益受负担”的原则，这些成本开支理应由农民来共同负担，但是考虑到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实，多元化的资金筹集和使用机制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政府财政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重点围绕环境卫生、治安、文化、养老、医疗等具体社会事务进行核算和投入。农民个人也应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费用，并可通过社会捐赠等形式获取一部分资金，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

村委会要通过“一事一议”等形式，让农民广泛参与进来，对于资金来源和使用去向等重大问题，应当实现民主参与、公开透明。须要成立具体的社会组织承担相应社会公共事务，成立专门监督机构保障资金的有效使用。当然，在这个多元化资金筹集和使用机制当中，农民既是受益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既是决策主体又是监督主体，吸纳农民广泛参与其中，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孙艳华，刘湘辉.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四大挑战[N]. 光明日报，2014-08-20（13）.

[2]姜晓萍.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 中国行政管理，2014（2）：24-28.

[3]徐理响. 从动员式参与到自主式参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农民角色分析[J]. 学术界，2011（5）：45-51，256-259.

[4]陈义平. 共治与善治：社会治理的二维目标[N]. 安徽日报，2014-06-09（7）.

[5]周晨虹.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J]. 理论导刊，2010（10）：62-64.杜明义.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资本化与社会保障体系构建[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0）：516-519.

农村环境暑期实践报告 篇4

暑期实践报告

——南京市***农村环境状况调查报告

一、实践主题：

本地区农村环境现状及未来环境保护建议报告。

二、实践形式：

1.对当地人群进行询问。

2.实地考察。

3.去本地区企业实地访问。

4.上网查询资料。

三、实践时间：

暑假期间。

四、实践地址：

*************

五、实践人：

*********

六、实践过程：

1．根据我采访村民得知：①有七成人能把垃圾放在指定位置，有两成人偶尔会，剩余人没有这种习惯。②有六成人没节约用水意识，有两成人有节约用水意识，但意识不强，剩余人节约用水意识很强。③五成村民会把秸秆就地焚烧，用作废料，四成会将秸秆放倒沼气池中。④村民自觉种树，爱护植物。

2．根据实地考察发现：①每一百户人家有五十户人家都装有沼气。②每个庄至少有三个垃圾池，每周都有专人去清理垃圾。我区90%以上的村庄建设有垃圾收集转运站，并由专职人员定期清运到垃圾处理厂。③每隔两年政府就会有大型的河道清淤工程。④每条道路两旁都有种植大量树木。

3．企业的考察中发现：①大部分企业在发展中能注意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七、实践中发现的未来环保的有利条件及问题

1．村民环保意识比以前提高不少，但还需要提高。2．政府逐年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致力要让村民有好的生活环境，过舒服安逸的生活，但中间应该做好监督工作，确保能够认真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3．将新技术应用在环保上，减轻了人的负担。

八、关于解决农村环保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农村环保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的农村环保工作，应着力在完善机制、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保力量等几个方面进行：

（一）强化责任，密切配合，完善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一是强化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有关农村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对各个环保责任主体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各级政府和村组要编

制生态环境规划，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二是各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通力协力，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积极配合，建立长效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分工明确，协调有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以政府支持为主，逐步增加社会环保投资渠道，切实加大农村环保投入。一是政府应每年安排一定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预算，确保资金到位；可安排一定比例的排污费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保护；加大对重要流域和水源地的区域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环保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治理。二是采取政策倾斜，对于环保类项目及其他环保设施完善的企业优先考虑资金补助。三是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和方式，逐步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多种类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对农村生态、公益事业的投入；探索资源有偿使用、区域生态补偿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三）完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着力解决农村环境热点、难点问题。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认真做好应用水源地保护、畜禽养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技术，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四）加强基层环保力量，强化农村环保舆论引导。逐步设立农村基层环保机构，在乡镇政府建立环保检查员制度，不断加强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广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

九、实践体会与结论

经过以上调查和分析，可以看出本地区的生活环境得到很大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虽有提高，但还强，还需要我们大力宣传环保知识。政府也投入资金去做环保。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在环保上做得更好，更突出。

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 篇5

2关于ＸＸ镇农村环境治理调查报告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农村环境治理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为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农村整体面貌，近期，我们深入乔司镇12个行政村1个社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重点是对农村村道治理、生产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处理、河道水体污染、农贸市场周边环境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目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镇政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方面狠抓村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服装加工特色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围绕改善村容村貌，优化人居环境，狠抓基层基础设施改造，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据统计，2006年全镇共整修硬化村级道路13300平方米，清理修筑河道4800米，改造开放式垃圾箱22处，向杭州锦江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清运生活垃圾30154吨。2006年区镇、村两级卫生投入236.11万元，其中村级投入150.5万元，村级投入85.61万元，区补助16.27万元，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总体来说我镇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镇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环境治理的问题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村道两侧乱搭建、乱堆放、乱倾倒的情况比较严重

以乔井路沿线五星村和葛家车村为例，部分沿街农户挤占村道随意搭建简易棚用于出租获利；部分建房户占用村道，随意堆放建筑，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同时，农户建房中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缺乏统一的消纳场地，随意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河岸和路边，不仅影响到村容村貌的改观，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对道路基础设施的反复投入。

2.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区环境卫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脏、乱、差”

三角村、胜稼村和五星村是我镇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密集区域，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出租房往往是人口居住密度大、空间小，人员环保意识淡薄，受传统生活陋习影响深，加上原有垃圾箱等基础设施的滞后，专职保洁员和清运设备的不足，众多因素的存在造成了出租房周边的“脏、乱、差”，直接制约了出租房周边环境卫生治理成效的提升。

3、河道水体污染严重

部分基础设施不到位的区块，部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被随意倾倒，在北沙河、和睦港和月牙河等河道、池塘的垃圾成堆，工业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了河道淤泥和水体污染。比较典型的象五星村，位于五星村的华东家禽交易市场，一方面给当地的家禽加工和生猪养殖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大量的动物内脏和粪水混合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八字港，加大了河道治理工作的难度。

4、农贸市场周边基础设施薄弱，垃圾箱设置不科学

在对五星村、良熟村和乔司镇三处农贸市场的调查中发现，农贸市场天天都会产生大量的腐烂菜叶和白色垃圾，但是市场周边配套的垃圾箱数量严重不足，基本维持在2～4个，位置分布也不科学，加上天天垃圾清运的滞后直接造成市场经营环境差。

二、原因分析

1.思想熟悉不到位，资金投入缺口大

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中小企业主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熟悉不足，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思想依然存在，对环境治理工作缺乏长效治理。同时，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又是一项工作难度大、资金投入多的公益工作，经济效益的相对较低和奖励机制的欠缺，直接造成治理资金投入的不足，制约了治理工作的开展。如去年整修乔井路村道的投入就达30余万元，资金缺口比较大。

2.基层组织实力不强，农村环境治理普遍存在人员、设备、资金、制度的欠缺，治理工作走上“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

目前除集镇范围由镇政府投资治理外，12个行政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按照“以各村自主投入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模式，在基层组织经济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农村环境治理中人员、设备、资金、制度不到位的情况比较普遍。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镇12个行政村中配有5名专职保洁员的仅有5个村，配有4辆以上保洁车的仅有3个村，有长期保洁队伍且制定卫生保洁治理考核制度的仅永和村一个村（长期保洁员11人）。据调查，全镇环境治理投入没有向社会或村民收取一分卫生费，全部由镇、村两级财政全额投入。与此同时，由于资金投入上的严重，专职保洁员队伍和长效治理难以落实到位，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治理后又出现反弹，部分村道和居民生活区“脏、乱、差”的情况再次出现。

3.部分农民环保意识薄弱，农村环境污染呈多元化

一方面，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极大的冲击了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部分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和传统陋习的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成效；另一方面，农村环境污染呈多元化特点，由过去单一的生活垃圾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转变。

三、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几点意见与建议

1.加强领导，建立长效保洁队伍，营造农村环境保护浓厚氛围

一方面，各村要高度环境治理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建立长效保洁队伍，确保村道、河道清理保洁日常化、制度化。由专职保洁队员加强村道、河道巡查，及时清理路面垃圾和打捞河道漂浮物；另一方面，推行推行基层干部任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强化基层领导环保责任意识。

2.坚持发展，加大投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针对目前农村基层组织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现状，要始终坚持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一方面要在政策和资金上加大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建立环境保护治理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拓宽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努力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在全体村民中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加快农居点体育、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引导农民树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

式。

3.健全制度，落实长效，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水平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实践报告 篇6

专 业： 班 级：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题 目：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实践报告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的实践报告

调查时间：2011年7月20日-2011年7月22日 调查地点：孙路村

农村问题历来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难点问题和焦点问题。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好农村建设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关键环节。我们都知道，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托，是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建设新型农村的重要保证。2011年暑假期间，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农村的环境问题，我对孙路村就环境问题做了详细的调查。最终我发现随着孙路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农业生产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排放量增大，许多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农村生态环境令人担忧，特别是村镇环境“脏、乱、差”、饮用水源水质下降、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和城市污染向孙路村加速转移等问题突出，更使得孙路村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不仅威胁着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乡村民众环保意识相对薄弱，村民普遍缺乏环保知识，这样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的结果。

据我的调查来看，孙路村的环境污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一）生活污染

1.基础设施落后，致使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产生的各类污染源直接排放，生活垃圾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少垃圾堆积在道路两旁、田边地头、水塘沟渠，严重影响着农村地区的环境卫生。根据我的统计，孙路村周边大约共有大小垃圾堆30多个。垃圾主要由乡、街道城管爱卫工作站统一收集，掩埋处理。但是，通过环卫处统一清运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其它有的自然消化，有的被水直接冲入河流，都未进行无公害处理。生活垃圾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露天堆放，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使农村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并且这些垃圾中有那些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废旧电池等之类的有害物质。并且垃圾箱数量少，使村民们养成了随手丢垃圾的不卫生习惯。

2.由于农民思想意识落后，大部分都没有环保意识，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也不知道固体废弃物对身体的影响，道路无人清理，导致车过后灰尘满天飞。根据我的调查，孙路村大大小小的公路共十条，竟然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道路清理工作。

3.农村兴起的畜禽养殖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地方消纳畜禽粪便，养殖地点又离人的住所近或者干脆处于同一个院子中，到处臭气熏天，蚊蝇乱飞。同时也给地表水带来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水污染

1.大量的生活污水排入自然水域，从而造成大面积的水域受到污染。生活污水主要来自农家日常的洗衣水、洗菜水等等。这些生活污水破坏了河流自身的净化能力，使得河流自身无法恢复原来的清澈。

2.河水的表面漂浮着大量白色泡沫及被抛弃的塑料袋，污水发出的恶臭刺激着我的鼻子，可想而知，这水的污染程度。畜禽粪便对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使水体“富营养化”。目前，畜禽养殖场所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已远远高于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严重污染水体。

3.土生土长的村民们认为河水可以洗澡、洗衣服、甚至加漂白粉后可以烧饭。他们对当地河流的依赖性相当高，主要是因为饮用洁净的自来水是需要交钱的。虽然农村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村民们还是舍不得用自己的血汗钱买饮用水。所以在强大的污染压力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4.农村的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相当部分都是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这不但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了污染，而且使农村饮用水安全堪忧。并且大量养殖废水直排河道，严重污染水体，有的河流甚至成为了鱼虾不生的黑河、臭河，完全丧失了水体功能。

（三）土壤污染

1.废水、废气、废物、粉尘等污染较为严重，当地有相当部分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和粉尘的污染。废旧电池之类的有害物质更是污染土壤，一节小小的废电池可使1平方米的土地长久板结，肥效大减。

2.由于农民思想意识落后，大部分都没有环保意识，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他们不知道一旦环境遭到破坏，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恢复不起来的。他们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激素、抗生素、农药等化学药物，导致耕地土壤肥力明显下降，但利用率又相当低。在棉花的种植过程中，农膜使用量大、回收率低，严重污染农村土壤，导致土壤质量下降；农膜等不可降解的“白色”污染，也严重影响了耕地环境质量。

3.限于文化水平，大多数村民们还是采用原始的有机肥料——畜禽粪便，来增加土地的产量，殊不知由于畜禽养殖中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畜禽粪便中也含有有害微量元素，对土壤的污染也不可小视。村民们不但没有得到高的产量，反而产量连年减少，造成了恶性循环。4.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体废弃物、承受了大量工业污染的转移，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延伸到了食品污染。动植物体内残留的化学农药通过食物链传递到了人体中，使人体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

（四）大气污染

1.调查孙路村土壤污染时，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我闻到了浓浓的药水味，让我体会到了农药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当天回家我查资料了解到，由于农药污染的地理位置和空间距离的不同，空气中农药的量分布为三个带。第一带是导致农药进入空气的药源带，之后由于空气流动，使空气中农药逐渐大声扩散和稀释，并迁离使用带。此外，由于蒸发和挥发作用被处理目标上的和土壤中的农药向空气中扩散。由于这些作用，在与农药施用区相邻的地区形成了第二个空气污染带。在此带中，因扩散作用和空气对流，农药浓度一般低于第一带。第三带是大气中农药迁移最宽和农药浓度最低的地带。因气象条件和施药方式的不同，此带距离可扩撒到离药源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远。

2.我还了解到每到农产品收获的最后季节，田地里到处都冒浓烟，这浓烟严重污染了大气，还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经我调查得知，原来是村民们没处安置农作物残留在地里的秸秆等易燃物品，就随手点了，他们说这样就可以解决秸秆没处放置的麻烦，并且秸秆烧残留的灰烬还可以做肥料，增加土壤的肥沃。

3.不仅这样，露天丢弃的垃圾也经常被人们燃烧处理。浓浓的黑烟冒出来，村民们都不知道黑烟的危害性。垃圾里面不仅有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还有一些燃烧后会放出有害物质的塑料产品，况且垃圾本身散发出来的恶臭就是及其严重的大气污染。

根据我的调查，农村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农民思想意识落后，大部分都没有环保意识，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认识不足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农民是被忽视了的环保群体，各种环保宣传在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也许是人们的眼睛都专注在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上了，对于人口相对比较稀疏，面积比较大的农村来讲还没有引起重视。然而谁会知道每天随意丢的一个塑料袋，每次无意的扔一个农药瓶，日积月累，也可以使最最自然的农村变成污染的海洋呢？

从调查结果看，更让人担心的是，有环保意识的人与拥有环保知识的人由于产生从众心理，别人怎样自己就怎样，所以同样没有任何的行动。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是我实在没有看到人们因此产生环保意识。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看到环境污染的危害，不知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电视广播基本不宣传关于环保的知识。有部分人则稍微知道一点，但是只要不危害到自己，他们是不会去关心的，而即使危害到了自己，常常也是不了了之。很多年前村民们就知道河水臭气熏天跟上游的化工厂有关，要求政府关闭化工厂或者污水处理后再排放。但随着时间过去，上游化工厂不但没关反而越办越多，污水越排越大。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农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因而农村的污水和垃圾没法得到彻底的解决。

通过这次的调查，我认为国家及政府都应该重视农村的环境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科学发展观发展农村经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和谐，以长远的眼光发展农村经济。为控制农村环境问题的扩大，政府需要更加关注农村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经济，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十分严重，要补救还来得及。对于工厂造成的污染问题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用长远的目光看待问题，引导工厂本身提高自身设备的质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出台奖励和处罚政策，奖励保护环境的，处罚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

（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加强环境宣传力度。不能忽视思想意识对环境的作用，转变农村思想观念，宣传现今对环境的重视度，引起农民对环境问题得了解和重视是十分重要的。贯彻科学发展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入了解环境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很多人不关心生态环境是因为不知道现在的环境问题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不知道环境的破坏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子孙后辈的生活。保护环境需要大家的宣传，特别是农村，信息不发达，不了解许多事情。更应该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有效灌输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环境不受破坏。

（三）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费，保护环境，建设新农村。走新型发展工业道路，改善农村工厂的发展模式，努力向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改变生产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展的新型道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经营形式和科学技术提高农村工业的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从而解决农村大多数以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效益，是农村环境得以改善和恢复。

（四）加大农村环保资金投入，切实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把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中，建立政府投入机制，着力解决农村居民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优化农村规划布局，加快推进“三个集中”。通过对农村规划布局的优化，因地制宜推进各区县的环保工作，逐步实现城乡一体统筹发展。

（五）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喝道清污、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卫生改厕等工作，要组织研发和推广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实用技术，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推进农村环保机构建设，增强农村环保力量。要积极推动环保机构向县以下延伸，创造条件争取在乡镇一级建设环保机构，逐步建立覆盖农村的环境管理体系，全面开展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和环境管理活动，促进农村环保工作顺利开展。

农村环境治理社会实践 篇7

农村社会治理是实现我国社会创新管理的重要途径, 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手段。在治理农村社会之问题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考虑传统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 更需要考量现代农民 (农民工人化与农村城市化) 对于就业的客观需求;不仅需要解决农村区域现存的矛盾, 更需要对新出现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进行规避, 这使得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处于复杂状态。而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区域的治理, 除了上述的客观要求之外, 还存在诸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教育矛盾、文化差异矛盾等掣肘因素, 更是进一步增加了其现状的复杂度与治理的紧迫性。

而从现阶段的研究现状与结论分析来看, 此部分研究相对薄弱, 或缺乏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或缺乏民族特性与新时期农民特征的背景资料。这直接导致了研究产生的治理结构与手段很难在该地区发挥应用的作用。甚至容易由于研究针对性的缺乏而产生负面影响。针对这一现象, 本文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及村民特征现状进行客观分析与总结, 在提出现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矛盾点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新疆少数民族区域建设现状与组织规范提出有利于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优化策略。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今后的农村区域治理与社会创新管理体系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性意见。

2 新疆少数民族区域农村特征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区域农村特征除了兼有我国传统农村遇到的特征之外, 还具有其特征性问题, 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

2.1 农村经济发展两级分化严重

现代农村的两级分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土地经济所不同, 更多的是代表农民与工人两个阶级的不同。其中农业人口的工业化又可以细分为候鸟型 (短期离家) 与常住型 (长期离家) 。无论何种的工业化人口均可以被称作为广泛的社会人, 在充分的参与到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农业人口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脱离。此种脱离不仅表现为经济、文化, 甚至在精神层面以及生活习惯等多个领域层面上。此种人口结构的分级情况自2000年的不足10%, 迅猛增加到2015年的越52% (仅统计劳动力人口) , 进而形成了极大的分裂动力。

2.2 受教育程度差距的不断增加

在过去, 传统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进而不同个体之间的受教育差距相对较小。在我国大力推行基础义务教育的进程中, 此种相对水平较低的均衡态势遭到了破坏。与城市不同的是, 在此过程中农村居民由于受教育情况以及家庭、社会等支持力度的不同而产生的更大的差距。差距的形成从表征层面来看刺激了农村居民的两极分化现象, 对其就业、择偶、家庭观念等方面产生了客观的影响。而从本质上来讲则是破坏了农民阶层的普遍认同感与文化协同, 进而使得其在人为分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2.3 宗教与家族凝聚力相对弱化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传统农村居民存在“走出去”的原始动力。而原本依靠宗教因素、家族组织而形成的凝聚力极度下降, 甚至存在“宗教异端”情况的出现。上述现象不仅从文化层面上使得部分传承无法继续, 更是在新型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隐患。尤其是新疆区域的民族宗教系统对于新农村文化会存在一定的抵触与反抗, 更加加剧了其社会治理的复杂度。

3 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上文中分析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特征是普遍且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均充分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本与对策的紧迫。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疆区域自上而下以及基层自发的形成了一系列优化动作, 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矛盾, 甚至存在一定的激化效应, 使得矛盾更为凸显。

3.1 村民阶层间矛盾

村民根据不同的宗教信仰程度、生活状态、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客观因素自发的形成了“小圈层”, 不同于传统农村的家族制度与文化传承, 此种“小圈层”更多的是以现代文化认同为纽带进行构建与联合的。多圈层之间势必会存在一定的矛盾, 诸如文化信仰冲突、经济利益冲突、生活状态与习惯冲突等在新疆少数民族区域农村时有发生。此外, 由于此种村民间的阶级矛盾缺乏有效的沟通与梳理的可能, 在过去的5年间, 表现的更为突出。

3.2 治理结构与村民的矛盾

为了进一步刺激新农村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 现阶段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治理结构多采用外聘或者遴选当地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年轻人组成领导团体 (随机选取10个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村落, 村干部平均年龄仅为32.7岁) 。此种治理结构虽然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与活力, 但是由于年龄、宗教、亲族甚至是民族等客观因素, 村干部很难在村民中建立广泛的信任与公信力, 这也在客观上使得相关的政策体系与经济带动难以为继。除此之外, 在农村集体经济与城市化的过程中, 村领导集体的经济裁决权限也相对较大, 这更进一步增加了治理结构与村民之间的不信任要素, 阻断了可能存在的沟通通经。

3.3 宗教及经济的个体矛盾

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宗教影响相对较大, 尤其是极端宗教思想更是存在一定的生存土壤。在现阶段的网络信息冲击下, 村民获取极端思想的途径更为广泛, 控制与引导体系相对失效。除此之外, 非法极端宗教组织利用村民之间的阶级差异、经济矛盾等因素捏造事端, 行不法之事。不仅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而且对整体的和谐新农村建设体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4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探究

为了从根本上适应现阶段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特征, 解决上述存在的主要矛盾, 我们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构建相对完善的治理模式, 并在执行与人性化变更层面有所突破。只有如此才能够建立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治理制度, 为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综合发展保驾护航。

4.1 坚持文化认同为主线的宣传与引导体系

在农村区域利用村集体文化认同的影响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对于解决村民思想根源与行为体系的偏差认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在吸收有效经验的同时确定科学与完善的指导内容。并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 如大巴扎、校园-家庭共建、宣传广播等方式进行落实。值得注意的是, 现阶段农村网络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 利用网络手段与宣传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高效且直观的模式。以县级政府为主要核心的宣传机构要形成相应的战略部署, 深化网络信息改革, 为基于文化认同的宣传模式提供基础。

4.2 综合施策, 提升村民理念, 进而达到规避矛盾, 阶级融合的根本目的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则需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习惯等, 充分尊重农民群众, 到农民群众中去, 与群众“打成一片”。将村民的利益作为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更加自觉地关注民众增收、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子女上学等问题。最大可能的提升治理集体的认同感与公信力。另一方面, 树立协同参与、多元治理的理念。通过必要的制度化渠道和良性互动, 有效激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工作者和先富起来农民的参与意识, 发挥其在化解矛盾纠纷、提供社会服务、扶贫帮困等方面的积极性和示范作用, 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治理格局。通过此种模式消除不同村民阶层之间的误解, 在相互协同与有效沟通的基础上建立联合体系, 在多方受益的前提下, 消除阶级矛盾。

4.3 努力改善村民生活水平, 用发展解决现阶段矛盾

建立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根本途径,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布局下努力的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待遇, 进而以此种模式消除多种表现形式的矛盾体系。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建立“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 不断的完善区域经济模式, 打造区域经济亮点, 并将有限的资源向困难群体与困难区域倾斜, 形成经济与发展的一体化布局。尤其是在近年来中国“一路一带”与“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带动下, 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大量农村区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提高政府效能、完善制度建设、保障民生体系是消除政府-群众隔阂, 构建高效通道的基本模式。

4.4 以机构改革与服务升级带动村级社会治理效能

适应当下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的特点, 切实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扁平化、网格化, 根据区域民族集聚、农业产业结构、组织形式和群众基础的情况, 重点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坚持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为重要载体, 全面推行“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的服务模式, 规范建立“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 加快村便民服务中心 (站点) 建设,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

5 总结

本文客观的总结了现阶段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现状与特征, 并就其中的三点关键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终从文化认同宣传、村民意识提升、民生建设升级与机构服务改革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模式。希望能够为后续该区域的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指导性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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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常柏.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赵刚.东北边疆朝鲜族聚居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主[J].贵州民族研究, 2016 (01) .

[4]王鹏.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疆社科论坛, 2016 (02) .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062.2；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1-0060-04

Social capit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SONG Yan-qi

(Institute of Sociology，Soochow University，Jiangsu Suzhou 215021，China)

Abstract：Social capital is the basefor preservation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can break Prisoners Dilemmain eclol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make the people follow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solve the interests disputes of the people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can resist the shift of foreign pollution. Currently，because of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capacity of marketand government penetrating into the communities，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facing the risk of loss，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However，the loss of social capital is a temporary phenomenon，and social capital can be reconstructed and restructured in rural communities，and this reconstruction and restructure follow the path in combination of tool logos with value logo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rural communi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目前农村中土地污染、水污染、垃圾问题等均十分严重，甚至出现整村“公害病”的现象。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向我们提出严肃思考：我们究竟依靠什么保护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政府管理必不可少，但完全依赖政府管理也是不现实的。我国目前农村呈面源污染状况，政府管理难以应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一级的，只有少数乡镇设有环保机构。大多数农村环保管理人力资源奇缺，即使是兼职人员也较少。而且农村社区距离城市越远，政府管理的辐射作用就越弱。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社区而言，环境管理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区(村民利益共同体)应以社会资本为纽带，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保护好自己的碧水蓝天。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意义重大，下文就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问题加以缕析。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人民公社、文革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应是人们合作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是终点。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社会资本能够得以培育与再生，从而使人们的合作成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即人们在环保中的合作，一是处于私利，二是本身把环境保护当作一种价值理念，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为在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中，人们也会产生情感上的反映(信任与交流)，之后这种情感上的反映又固化了原有的合作，社会资本由此得以重生。在之后的合作中，社会资本可以得到不断积累，在社区环保以及其他公共社会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保护生态环境也随之升华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价值理性)。

当然，以上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还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如制度设计、组织建设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生成与积累规范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为社会网络的扩大提供了保障。组织建设是现代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土壤与基石。社区中各种组织(尤其是基于共同利益建构起来的组织)，为社区居民交流提供了平台，大量的互动与情感付出，孕育了信任、强化了规范以及丰富扩大了人际网络，使社会资本得以积累与增值。

参考文献：

[1]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2004.

[3]保罗·R·伯特尼.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布鲁斯·米切尔.资源与环境管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