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书评》(精选4篇)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庞德法哲学的思想渊源,其次通过梳理文明、法律以及社会控制三者的关系以此阐述庞德对于法律、法律任务以及法律价值的理解。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性地分析了庞德法哲学的研究进路,并且结合庞德的法哲学思想阐述了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启发。
关键词:庞德;实用主义;法律任务;法律价值;法治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的代表人物,社会法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成就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的法学家,成为美国的官方法学。《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罗斯科·庞德于1916—1936 年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校长时所做的两篇专题讲座的讲义,篇幅不大,但却详实而又清晰的说明了庞德对于什么是法律,法律的价值以及法律的任务这些在法理学中最基本而有最有争议的问题的思考。
一、庞德实用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渊源 庞德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同时他的社会学思想来源于三位美国的社会学家,李斯特.德沃、阿尔贝恩.斯莫尔和爱德华.罗斯的影响。其法学思想主要来自于霍姆斯、耶林和柯勒。
(一)哲学思想渊源
实用主义是庞德社会法理学的哲学基础,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对庞德有着较大的影响。詹姆斯的世界观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并且认为经验首先是一个公准,其次是一个事实陈述,最后是一个概括总结。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
[1]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即:有用就是真理。庞德的法律理论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社会法理学提供了一种以功能进路看待法律的方法:庞德关注法律的实际效果和作用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法律的目的在于衡量权益、需求和要求。同时庞德又修正了詹姆斯满足尽可能多的要求的功利主义倾向:首先,他认为目标应该在于满足尽可能多地总量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减少牺牲和浪费;其次,利益的承认、界分和保障最终是个价值衡量问题,而价值问题是科学法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庞德和詹姆斯有所不同。
(二)社会学思想渊源
1.李斯特.德沃的社会学思想
李斯特.德沃的社会体系主要强调“文化的心理因素”以及从需求和利益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赛宾的进化论的影响,沃德认为宇宙进化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社会进化是宇宙进化的一部分。社会进化的主要力量依靠于人类心理的能力,即创造性综合,这种能力构建成了社会结构的背景和人类幸福的源泉。在此基础上,沃德主张建立一门为改善人类社会服务的社会学,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干预消除贫困或者将贫困最小化。沃德对于人类进步和人类对于社会控制的信心影响了庞德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
[1]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朱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版,第29页。2.阿尔贝恩.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
阿尔贝恩.斯莫尔主张把社会结构和功能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人际之间互动的过程。他提出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理论认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充满了利益,其基本利益可以分为六种:生理需求、财产、社交知识、审美和正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原始的模式是利益冲突,但是通过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合作,并因此形成了多种社会群体和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过程。在庞德看来,莫尔斯是在他研究的关键时刻给他决定性推动力的几个人之一。庞德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斯莫尔的社会利益和冲突的理论。
3.爱德华.罗斯的社会控制论
罗斯认为人性中本来就有“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社交性及正义感三种成分;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相互约束,自行调节行为。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状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快,移民的涌入,使得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瓦解,越轨与犯罪等社会问题加重,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即“社会控制”。而在所有不同的社会控制工具——公众意见、信仰、社会建议等中,法律作为“社会使用的最特别和高度精致完美的控制机器”居于最高地位。循着罗斯的理论脉络,庞德集中于法律的社会特征研究,并把法律视为具有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同时会影响那种社会。
(三)法学思想渊源 1.霍姆斯
霍姆斯主张今天利用历史而不是成为历史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他否弃了而又发展了19世纪的历史法学,在历史法学和分析法学将法理与立法理论区分且在法律思想领域排除了政策要素的背景下,霍姆斯关注法律方法,承认司法审判中的法律发现要素与支配法律制定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霍姆斯有意识地思考协调彼此冲突或者互相重叠的利益;他相信效用,主张从功能的观点看待法律秩序,而不关注对法律的性质和定义的空洞争议。庞德认为霍姆斯是社会学法理学的先驱者,而自己和卡多佐法官则是在社会哲理的方向上发展着霍姆斯的思想。
2.耶林
耶林是社会功利法学的创始人,他反对从分析历史材料来界定概念并且根据一种纯粹的机械逻辑过程从概念中推导出案件判决的方法,主张法律律令应当参照它们的结果和实际适应情况加以阐释和检测。耶林将目的视为全部法律的创造者,认为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并且耶林还把利益称为请求、要求和愿望,即如果有一个组织的社会想要存续,法律就必须做些什么。耶林的思想对庞德的目的理论和利益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柯勒
新黑格尔代表人物柯勒认为,法律和文明是相对的。文明是一种观念,是最大限度——即认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其中包括对人性的控制——展现人类力量的社会发展。对于过去,法律是文明的一种产物;对于现在,法律是维系文明的一种工具;对于未来,法律是增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并不存在着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世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存在的是一种普遍的文明观念。为了使法律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提出一种比维护和增进文明更为明确的东西来指导立法、司法和法学。因此他创造了“特定时空下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理论——每个特定时空下的文明都具有某些法律先决条件,即各种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律令应予现实的权力的观念,法学家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特定时空下的法律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法律先决条件,并且以此来型构那些传承至我们的法律材料。庞德将柯勒的上述观点概括为对于法律的文明解释。庞德认为,阐释特定时空中文明的法律先决条件的做法是他所处时代法律科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批判继承这种解释的基础之上,庞德提出了其著名的社会工程理论。
二、庞德法哲学思想下的法律
法律是什么?这个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西方许多著名的法学家都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也正是基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西方的许多法律流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普遍的自然理性,实证分析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是规范性秩序,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是法律是经验的产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与社会科学,需要随着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适时的调整和改造,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事实。
(一)文明与社会控制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第一部分就写到了文明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庞德认为,不论
[2]我们把文明看作事实还是观念。我认为它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并且,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
[3]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能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这里庞德论证了人类本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正是因为人类对于自身内在本性的控制,才创造了当今政治组织社会的文明。但是这里就会存在两个问题,人类在进入政治组织社会以来,为什么对自身的内在本性进行控制,这种内在的或者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究竟是什么?庞德却认为,这种支配力是直接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4]社会秩序假定的行为。基于此种想法,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就出现了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
1.道德与宗教的社会控制
在法律产生以前或法律尚未从道德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以前,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道德和宗教这两种方式,人们通常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的传统方
[5]式、城邦立法,把所有这一切看作一个整体。因此,除去法律这种社会控方式,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的界限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却在不知不觉中孕育了法律这种特别的控制方式。当伦理发展的结果产生了道德体系时,就出现了一种法律的发展阶段,[6]人们试图将法律与道德等同起来,使道德戒律本身也成为法令。至于宗教,很多早期的法
[7]律,接收了宗教制度和宗教戒律,并用国家的强力加以支持。法律中蕴含的很多理想的成分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近代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形成受到宗教和道德很深的影响。
2.法律的社会控制
我们这里说的法律的社会控制一般认为是近代社会,并且法律在近代社会成为了的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庞德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
[8]我们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适用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法律虽然能够促进社会文明不断地进步,使得社会更加有秩序地运行,但是法律却对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如果我们回到庞德所讨论的文明社会中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的这一问题,那么就应该是近代社会的社会控制方式就是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法律仅仅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一个附属品。而庞德又论述到,今天,社会控制首先是国家职能,并通过法律来行使。它的最后效力依赖于转为这一目的而设立或遴选的团体、机构和官员行 [2][3][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同上,第10页。[4]同上,第11页。[5]同上,第11页。[6]同上,第11页。[7]同上,第11页。[8]同上,第12页。使的强力。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强力”是国家权力。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发现法律这种社会控制的方式无非就是国家通过实行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庞德并不会赞成这种观点。庞德认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安排行为仅仅通过行使政治组织社会权力的人们来适用强力来实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为法律找到一个较好的根据,一定要找出强力背后的某种东西,强力不可能是社会控制的最终实现,在强力背后有某种永恒的或至少是相对
[10]永恒的东西这样一个观念。庞德没有承认法律是政治组是社会强力的附属品,同时也没有将法律和强力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转入“实然”与“应然”讨论的范畴。现实中,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对社会进行控制,在这个实然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发现强力背后永恒的观念是什么,而是应该讨论应然层面上强力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存在,使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约束自己的本性。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一问题。
(二)庞德对法律的解读
庞德受到法律实用主义的影响,他对法律本身的解读与其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们的解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最难能可贵的是庞德他跳出了法律本身的束缚,以社会控制为视角对法律进行的解读,有着特别的意义。
1.法律是什么 庞德认为,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曾用着法律的名称,而人们都曾试图以其中一个为根据来解释所有这三者。第一,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第二,一批据以做出司法或者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这也就是当我们讲到印第安纳州的法律、比较法、财产法或契约法时所理解的东西。第三,卡多佐法官中肯地所称的司法过程,而今天我们还必须加
[11]上行政过程——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庞德认为上述的概念都可以用社会控制的观念加以统一,即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它是依
[12]照在一批司法和行政过征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比较有争议的,它包含着三种成分,法令、技术和理想:即按照
[13]权威性的传统理想由一种权威性的技术加以发展和适用的一批权威性法令。首先,法令中本身就包含着技术成分和理想成分。其次,发展和适应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艺术,都是有权威性的。最后,理想成分是一些公认的权威性理想。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构成法令的要素需要我们进行考量,各种规则、原则说明性概念和规定标准。一项规则是对一个确
[14]定的具体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的具体后果的法令。法令最初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个
[15]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经验以归纳式思维总结的产物。一种概念是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因而,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适当的筐子里时,[16]一系列的规则、原则和标准就都可以适用了。最后,一个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行为尺
[17]度,离开这一尺度,人们就要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或者使他的行为无效。这些都是法令构成的基本性的要素,但是法律的存在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2.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9][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同上,第17页。[11]同上,第24页。[12]同上,第25页。[13]同上,第25页。[14]同上,第27页。[15]同上,第27页。[16]同上,第28页。[17]同上,第29页。[10]我们认为这里说的权力是指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庞德通过对两种观点的批判论证法律同权力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社会中的法律就是权力,但是庞德却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社会控制需要有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最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者强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18] 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权威性的价值准则。这种观点认为,对任何道德的原则、任何事物的标准或对互相冲突的或重叠的人类需求进行评判的尺度加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因而那些掌握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人们,为表达一个在社会上或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自
[19]我利益,便任意地规定或者建立各种价值标准,并强使其他人服从它们。如果仅从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依赖性去论证,这种观点似乎很具有说服力,但是庞德却能够加以反驳。庞德认为,在我们的法律中记录着为理性所发展的经验和被经验所考验的理性这样一种教导[20]传统。庞德虽然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却并不否认法律本身是包含着人类理性的作 用。3.法律本身的局限性
我们虽然讨论了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效果也必须加以衡量,即法律实现的程度问题。法律并非是万能的,庞德也提出了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法律也会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应法令的事实,在其确定中所包含的各种困难。有些事实并不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并且这些事实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基于这样的事实,法律很可能做出错误的解释。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对这些利益,如果可能的话,是会乐意给以有效保障的。第四,有一些限制产生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第五类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
[21] 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庞德从法律是什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对法律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论证,他认为法律本身就包含人类理性,而跳出法律本身而言,站在社会学立场去认识法律,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的方式,虽然实现社会控制需要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庞德始终坚持强力背后存在着永恒的观念,否认法律就是强力以及法律就是统治阶 级的意志体现。
三、法律社会控制目标
(一)法律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什么会从道德和宗教中凸显出来,是因为法律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着宗教和道德无法比拟的效果,而这种社会问题就是法律任务的前置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存和发展,都有谋求满足的许多愿望和要求,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愿望就会不断地重叠和扩大,庞德称其为是一种社会工程。这就有了一项使生活资料和满足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的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它们的一切要求的情
[22]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好些。庞德认为这是属于法律正义的范畴,正义并非一种理想关系,正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对人行为的调整和安排,并且能使得人类在谋 [18][19][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30页。同上,第30页。[20]同上,第30页。[21]同上,第33~36页。[22]同上,第39页。求自己愿望和要求的同时,使得人类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这样,庞德将正义问题从法律理念范畴转向了社会制度设计的范畴,将法律视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二)利益观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谋求满足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这种社会制度的确立,在能够保证我们最大限度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一些与我们愿望和要求相背离的事情。从耶林理论来说,这些愿望和要求就是利益。庞德将利益分为三种: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每一种愿望和要求很可能包含着几种利益类型,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而在法律制度中,这些利益是通过法律权利予以保障的。
(三)法律秩序的任务 通俗来讲,法律秩序的任务就是保证人类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法律秩序的目的是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应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现实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23]但是法律秩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它需要根据社会不断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不断出现的新的愿望和要求而发生改变。就像庞德所说的,当任何一个主张或要求已被拒绝承认或已得到承认并未被划定了界限时,法律对这个主张或要求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有些尚未被采纳
[24]的主张,还在不断地要求得到承认。但是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要求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何种要求会受到法律的排斥,因此,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加以判断。
(四)法律的价值 庞德认为,我们很难提出一条能够使得每个人都去接受和遵循的价值标准,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抛弃法律秩序,法律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并能产生很强的社会效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所同意的普遍价值
[25]尺度,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而将社会交给不受制约的强力。其实,各个法学流派对此问题也有很系统的理论论述,庞德认为被近代各种法律体系所假设或接受的价值尺度,会相当接近于真相。我们应该去利用这些价值,去无限的向真相靠拢,而非去摒弃一个几百年来人们普遍服从的法律秩序,代之以其他方式。庞德正是利用这些理论,着眼于各种法令的实际制定、发展和适用,提出了三种价值判断标准。
第一种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的和重
[26]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最合理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案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决两种根本冲突的权利,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在近代法律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法院、立法者和法学家们虽然很可能缺乏关于正在做的事情的明确理论,但是他们在明确的实际目标的本能支配之下,都从事于寻求对各种冲突的和重叠的利益
[27]的实际调整和协调方法,以及(在不可能做得更多时)进行实际的妥协。这种方法使得损失最小的利益还满足人类的愿望,并且是经验和理性结合的产物。
[28]第二种方法,即依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加以衡量。当有新的利益要求法律承认时,利用这些文明的假说进行衡量。如果的得到认可,在用这些假说衡量新的利益与以确定利益之间的关系。庞德对此提出了几种基本的法律假说。第一,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其他人不会故意对他们进行侵犯。第二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够假定他们为了相守其利益的各种目的,可以控制他们所发现和占用的东西,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和他们在现行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下所获得的东西。第三,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与 [23][24][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页。同上,第46页。[25]同上,第65页。[26]同上,第66页。[27]同上,第67页。[28]同上,第68页。他们进行一般社会交往的人将会善意地行为。第四,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采取某种行动的人将在行动中以应有的注意不给其他人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危险。第五,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假定那些持有可能约束不住或可能逸出而造成损害东西的人,将对它们
[29]加以约束或把它们置于合适的范围内。这些价值标准正适应了安全尺度利益向个人生活尺度的以转变的价值标准。并且也为哲学与法学之间提供了联系。使得文明社会中人类不断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和满足。
第三种价值尺度,无论在罗马法还是在近代世界法律的古典时代都被使用过,而在法律成熟时期则完全被确认了,这就是关于社会秩序从而也是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应当是怎样的东西,把它们适用于争端时应当
[30]取得什么样的后果等的公认传统性权威观念。这种价值尺度是对当前法律秩序的部分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部分并不会超越我们以目前可以法律价值可能解释的空间和范围。
四、庞德法哲学思考
(一)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
庞德被认为是法律社会学的创始人,站在法律之外的社会视角去研究法律,通过将法律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来论证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通过上述我们对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庞德法哲学的双重进路。首先,庞德将文明与社会控制进行联系,中间介入了法律的方式和手段,但是在其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法律对政治组织社会强权的依赖,而庞德本人并不承认这样的观点,转而认为强力背后必然有着永恒的观念使得人们自愿的去服从法律,而非服从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或者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仅仅将从社会的角度而很难解释这个问题,于是第二个进路产生了,庞德又对法律本身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且批判了分析法学派的观点,庞德也承认法律本身含有理性的成分,这种观点不容置疑。通过这样的解释来论证法律并非是政治组织社会强力或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通过对法律本身的论述解决了社会视角下法律依靠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这一问题。所以,庞德的法律社会学的思想并非完全独立于法律之外,其对法律本身也有衡量的标准。
(二)尝试性回答的问题
通过庞德的论述虽然解决了在其文章开篇之中所提到的问题:“各门社会科学必须研究这种对内在的或人类本性所取得的支配力——它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产生的,以及最重要的是,它是怎样得以保持、促进和流传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庞德并没有在本书中明确的进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法律这种社会控制方式的出现与人类去控制自己的本性存在着何种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庞德的论述尝试性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种行为能够满足人类的愿望和要求,人类必然会选择。人类不会去做不能满足自己愿望和要求的事情。但是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以及愿望和要求的重叠,人类便不能全部的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其次,道德和宗教这种调控方式不能很好地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而法律的出现可以较好的解决利益重叠的问题。于是人类选择去服从法律,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人的利益的实现。因为在庞德看来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因此服从法律便是服从自己的理性,这样人类就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本性。虽然庞德的价值假设中也提到了法律的强制性问题,把它作为保证人类实现利益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强制性可以是人类控制本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其区别道德和宗教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强制性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但是更深入的说,这种强制性更依赖于全体人类的利益。因此,法律从两个方面去促使人类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首先就是从正面而言,法律对于利益的确认。其次从反面来说法律对于侵害利益行为的处罚。[29][30][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楼邦彦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69页。同上,第71页。
(三)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与反思 首先,庞德在文章中一直强调法律并非依赖于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而是依赖于其强力背后永恒不变的东西,这里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人类的文明,而文明的形成方式是人类利益通过法律控制慢慢实现的一种产物,同时庞德认为法律是对政治组织社会强力的限制。因此,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法律去限制国家的公权力,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做到我国公民的利益在法律的合理控制下慢慢的实现,进一步创造中国文明。
其次,对于法律本身的认识。从社会角度而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人类利益不断实现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工具。因此制定法律一定要能够实现其社会的价值。从法律本身而言,法律一定要摆脱国家的强力以及公权力的意识形态,符合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要求。
庞德以为文明使得社会控制产生, 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法律又成为主要的控制手段。庞德对文明下的定义为:“是人类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 是人类对外在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有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在近代社会, 法律成了最主要的控制手段。而我认为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本身是可以受到道德与法律双重控制的。首先我们有交通规则明文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 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 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 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而类似于这种规则并没有太多的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我们没有见到哪个行人因为闯红灯过马路而受到处罚, 最多也就是批评教育。正因为如此, 我认为, 人们类似这种行为更多的应当是受到道德的约束, 是一种内心自我的约束。道德是一种人们内心的一种品德, 制约着人们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所为的行为, 督促着人们对自己本身和别人的言行, 在是与非, 善与恶, 公平与偏颇, 荣誉与耻辱等方面作出一个价值平衡抉择, 是一般的社会规范。而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社会控制的手段由原来的三个逐步演化成为由法律为主导的控制手段。道德, 宗教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具有有限性, 不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是因为这样, 才使得法律逐步成为主角。但是我们依旧不能忽视道德对社会控制的作用。当我们再去用现有的道德观念去衡量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清楚的发现, 已经难以进行明确的衡量和确定。“这些情况就要求有一些清楚而明确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武断的规则”。如果这些规则和原则能够很好的适用时, 我们就会从内心去遵守他, 尊重他, 所以我们总是在谈构建法律信仰的问题, 当法律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仰, 一种驱动力的时候, 他的执行便会容易许多。但是同样的情况, 人类社会中也同样存在一些事情不能仅靠那些清楚而明确或者是有些武断的规则去衡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道德发挥其作用, 道德是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和社会舆论中的是不成文的, 它所依靠的是社会舆论教育的力量以及人们内心的觉悟。道德几乎涉及到了人们日常行为中的一切行为, 这是宗教和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所不能及的。行人闯红灯过马路这种行为, 是首先应当到收到自我内心道德约束的, 如果每个人能自觉做到自我的一种道德的约束, 不在乎去等那么半分钟, 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安定有序, 也是为了自己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 也是对我们法律法规的一种尊重。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 往往道德水平低的人, 法律意识淡薄;而道德水平高的人, 法律意识也相对来说强一些。一个法律制度总是通过以下的一些办法来达到维持法律秩序的目的的, 承认某些利益, 由司法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何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那些利益, 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1]庞德说:“共同集体的道德感和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 要求人们信守他们的诺言。人们将实现由于她们的诺言或其他行动而合理地形成的合理期望, 这一点也是一个法律的前提。”所以也就说, 当我们在横穿马路的时候, 我们内心总是合理的期望不会有车无视交通规则而撞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主张我们的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 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目前我们缺乏对法律的一种信仰也缺乏一种对道德的信仰。我们所熟知的法律是由道德习惯演化而来, 而现在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独立, 因此道德与法律在社会控制总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我们对道德与法律总是抱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最好的期待便是:法律所体现出的道德的品质能被广大的人民尊重, 道德又能够具有法律的品质为人们所遵守, 这样或许才是法律与道德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杨玉凯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律环境问题研究》一书,是沈阳工业大学于维同教授主持的辽宁省“十一五”社科重点规划基金项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律环境问题研究》的课题成果之一。
目前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种种难题,诸如经济发展不协调、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不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等等,无一不有赖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该书针对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东北区域经济发展遭遇挫折的现实情况,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契机,以法律的事业透视经济问题,对振兴东北区域经济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重点主要包括:(1)统一宏观调控机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2)以制度和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扶持第三产业政策);(3)国有企业重组、改造的法律支持;(4)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及政策法律导向;(5)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6)通过立法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理论与政策分析、国内实地调查与国外经验借鉴等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思路上,围绕“东北地区经济振兴的法律支撑”这一主线,从总体、产业、国家政策等层面逐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采用对比的.论证方法,()通过对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支撑现状及国内外相关法律支持的比较,发现目前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的不足之处,将国内外先进立法经验与东北的具体情况有机结合。
该着作的从国家战略与政策的全局角度,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总体战略思路和主要政策措施。为东北制定一部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法DD《东北省际经济发展协作法》以及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法,如《促进东北低碳经济发展实施条例》、《东北高科技产业促进条例》、《东北产业调节实施办法》、《东北发展银行实施条例》、《促进东北投资实施条例》等;该着作还从促进东北科技中介和“产学研”发展、促进东北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等专项领域,提出了立法和制度设计;同时,提出了完善东北的相关税收、投融资等政策制度。
埃里克森教授的《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本著作分析问题的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性, 为我们解决一些法律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条田野研究的途径。但是这个看似严谨的非正式规范机制, 实则危机重重, 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做后盾, 所有的非正式规范就成了空中楼阁, 失掉了发挥效用的根基。下面我们通过对《无需法律的秩序》中观点的解析, 简要分析法律应该作为社会控制核心的原因。
一、夏斯坦县
(一) 一个非正式规范“主导”的地区
加州北部的夏斯塔县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 这里的牧民对夏斯塔县有着崇高的敬意。夏斯塔县报界人士有时称他们这一区域为“顶端加州”, 这是一个无比自豪的称号。[1]该县大部分地区都多山, 土地贫瘠, 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但是广袤的森林和草场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资源, 牛和马成为了最主要的产品。
在放牧为主的乡村, 牲畜越界事件非常常见, 而且夏斯塔县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是“开放牧区”, 这个情况加大了牲畜越界的可能性。1945年, 加州制定法授权监委会在夏斯塔县有权“封闭牧区”, 而其中一项封闭牧区的法令规定, 在该法令规定的地区, 牧主对其牲畜侵扰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都要承担责任。虽然法律如是规定, 结果却是, “夏斯塔县的邻人们的行为强烈趋于合作, 通过开发和执行优于法定权利的邻里规范来获得合作后果”。[2]法律在这里遭到了弃用, 这里的人们在解决越界纠纷时, 更愿意选择非正式规范。
基于上面所列的事实, 作者认为非正式规范, 而不是法律规则, 才是权利的根本来源。
(二) 夏斯塔县只是个案
夏斯塔县是埃里克森教授集中分析问题的场所, 他在这里找到了他立论的依据, 那就是:在这里 (夏斯塔县) 越界冲突一般都不是在“法律的阴影”之中解决的, 而是, 毋宁说, 实在阴影之外解决的。[3]但是在更大范围内, 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作者指出, 对于那些处于某种持续性关系的各方来说, 法律不可能很重要。[4]这个观点也为他提出用非正式规范进行社会控制的理论作了铺垫。
但是夏斯塔县只是个案。作者在行文过程中一直强调非正式规范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之一是社会成员的关系应当非常紧密, 换句话说, 在博弈论上他们应当能够有机会产生反复博弈的可能, 但是如果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非正式规范在社会控制中的主导地位, 势必要求相应范围内的紧密关系, 很显然, 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举例来讲, 在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时代, 一个群体, 对于非血亲的其他群体来讲, 不可能适用友好的非正式规范解决所有纷争, 这就是人类早期阶段部落之间互相杀戮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焦长权在2010年参加荆门农田水利大型集体调研的成果之一。焦长权通过对鄂中W村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田水利变迁的调查, 对村与村、组与组以及家户三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农田水利纠纷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现了大量存在的用水纠纷。[5]在作者介绍家户之间的水利纠纷时, 已经到了暴力相向的程度。按照我们的认知, 同村的村民往往是关系紧密的人群, 但是在这里, 却没有形成能够解决水利纠纷的非正式规范。
焦长权的调查结果是非正式规范主导社会控制的反例, 夏斯塔县只具有个案效力, 而且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未免有失偏颇, 法律在夏斯塔县发挥的作用绝对不会是辅助性的, 而应当是社会控制的核心。
二、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核心的原因
(一) 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存在谬误
埃里克森教授通过对夏斯塔县邻人解决纠纷方式的分析, 运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的方法, 在《无需法律的秩序》第十章提出了一个有关福利最大化规范的假说, 即关系紧密之群体内的成员们开发并保持了一些规范, 其内容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6]根据这一假说, 作者认为在日常事务的处理过程中, 关系紧密的群体之中的成员使用的规范, 其内容都将是最大化的。但是这个假说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 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之下暗含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每个人绝对排他地占有着自己的财产。关系紧密的群体内部如果做交易, 那么他们首先要占有财产, 但是很显然,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只有放在法律层面才是牢固的, 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被法律确认的话, 那么随意抢夺将会大行其道。显然, 把一个假说建立在一个由法律维护的制度上, 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假说可以抛弃法律而生存, 这完全是空中楼阁, 哪里有稳固性可言?
其次, 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要求每个人都是理性博弈者。埃里克森教授的非正式规范体系要求有两个支撑其博弈论模型的信条:首先, 每个个体都追求自我利益的目标。其次, 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手段中作出理性选择来实现这些目标。[7]但是显然, 夏斯塔的牧人不是博弈论学家, 他们在交易过程中, 不可能引入这么复杂的博弈理论, 也许他们在心里会算计,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邻人的牲畜吃了我一捆牧草, 不能要求一头牛来补偿。博弈论本身具有合理性, 但是把事情复杂化了, 虽然在在解释“为什么要合作”这个问题上提供了解题思路, 但是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也许他们更看重合作的象征意义, 那就是合作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好邻居。
最后, 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要求每个人都是守法的好公民。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不仅要求关系紧密的群体成员都是理性人, 而且要求每个人都是守法的好公民。但是当艾利斯出现的时候, 整个非正式规范显得不堪一击。夏斯塔县平静的生活被艾斯利打破, 曾经被牧民们信守的越界纠纷解决机制在艾斯利这里毫无用处。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需要的是自觉守法的理性人, 但是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而当非正式规范崩溃的时候, 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 整个体系将面临土崩瓦解, 所以海因兹选择了去法院控告艾斯利, 希望在法律这里讨回公道。
(二) 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是社会现实的要求
法律在确定权利、义务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工具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埃里克森教授在谈福利最大化规范假说时提到, 为满足福利最大化清形下的交换, 一个社会必须发展出一些禁止威胁他人的基础规则。可想而知, 这种规则不是单纯由道德层面就能约束, 杀人行为不可能仅仅依靠非议就能避免, 这种基础规则必须依靠强制力予以保证, 而法律就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 一个人就敢于在得到出卖人交付的货物之后占有该物而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因为对于他来讲, 这才是利益最大的结果。
其次, 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更有效率。一个非正式规范往往不是短期内就能形成的, 但是很多法律具有前瞻性。这些前瞻性的法律能够更快实现非正式规范的目标, 节省了博弈的次数。
最后, 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 并没有否认非正式规范存在的价值。
埃里克森教授在《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本书的最后提出“以法律强化非正式控制”的观点。这个观点把作者妄图推翻法律秩序, 建立其心目中“非正式规范之国”的野心暴露无疑, 明眼人一眼即能洞悉作者的想法, 在他那里, 法律成了非正式规范的帮手。
而且在埃里克森教授眼里, 非正式规范在社会控制过程中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他指出, 诸如日益城市化、责任风险之扩大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 正继续削弱这种非正式控制的体系, 并正扩大着法律的领地。[9]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已经由来已久, 即使在最落后的国家, 只要秩序还存在, 法律就发挥着比非正式规范更大的作用。而一旦法律体系无法有效运行, 那么屠杀和抢夺就会横行。我们可以从战后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得到印证。
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核心, 不是试图摧毁非正式规范的, 相反, 法律以其灵活性吸收非正式规范的有用之处。在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与非正式规范的共同作用。在我国, 彝族人把在纠纷解决中能明晰事理又能仗义执言的人, 尊称为“德古”。在法律没有普及的时代, 司法体系的触手尚未完全覆盖我国很多地区。而在彝族地区, “德古”就成为了定分止争的人物, 而他们所适用的就是非正式规范。在彝区的法治建设进程中, 只要通过适当引导, 作为传统权威的德古不仅不会成为障碍, 反而成为了我们宣传法律的“法治先锋”。[10]
埃里克森教授的出发点让我觉得很诧异, 他不仅忽视法律与非正式规范协同工作的情况, 而且把法律与非正式规范看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会把一些习惯考虑进来, 典型如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这些不是法律领地的扩张, 而是对非正式规范的认可。埃里克森教授在讲到非正式社会控制这部分内容时提到, 一个法律体系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依从一个群体的非正式做法。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埃里克森教授满意的微笑, 因为根据他的论述, 法律究竟应当让步, 但是法律的让步从来不是被迫的, 而是有意为之。
三、总结
《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为解决法律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多解题的思路。其中博弈论的应用量化了夏斯塔县牧民解决边界纠纷时的交易过程, 让人感觉很具体, 这种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但是这些分析不能推导出法律无用论。
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前看的, 是在发展的,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也是在发展的。以非正式规范作为社会控制主导地位的时代也许曾经存在过, 但是那个时代确确实实已经一去不复返。埃里克森教授在该书最后也承认了非正式控制的局限性, 但是这种承认不够诚恳, 非正式规范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只能是空中楼阁, 经不住哪怕一丝晃动, 这我们在艾斯利那里就看出了端倪。
任何社会控制工具都有缺陷, 但是在法律与非正式规范之间, 我们毫无疑问应树立法律的核心地位。因为与非正式规范的小声议论、窃窃私语相比, 法律更加庄重、威严。非正式规范在很大范围内发挥着作用, 但是也不能改变法律的核心地位。重回非正式规范的社会控制体系, 兴许能维持短暂的有序, 但这短时间的有序也仅仅是因为存在法律体系回归的可能, 而不是非正式规范发挥了作用。可以推想, 夏斯塔县的牧民们可能不知道法条是什么, 但是肯定知道一些法理, 亦或者说是正义相关的理论。当艾斯利的牛马屡次侵扰邻人的生活时, 能够解决纠纷的只有法律。
参考文献
[1]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
[2]同上, 35.
[3]同上, 61.
[4]同上, 66.
[5]焦长权.农田水利纠纷与乡村秩序:鄂中W村调查[J].法律和社会科学, 2011.3.
[6]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204.
[7]同上, 194.
[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51.
[9]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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