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内的正义》读后感（共7篇）
《法律之内的正义》是一部关于司法公正的法律实证主义解读。在以正义、自由、平等、秩序和安全等价值追求框建的法律基本价值之下，正义价值位于最高的位阶。上论阐释公正与正义的关系，同时为中论和下论探讨司法公正的性质和结构做了一个基础行的讲解。
一、语义分析的语境前提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作者阐述的法律之内的正义是在司法过程这种特定语境中，公正或司法公正意味着什么？拉丁谚语中：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个人兴趣是不值得争论的），在这种场合，理性和逻辑排不上任何用场，讨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假设大家在理性和逻辑能力方面具有同质性，但是，几乎在任何社会的所有理智正常的人们中间，都难以指望他们彼此间在信念、态度、目的、兴趣和偏好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不仅程度上的差别广泛存在，实质上的对立也随处可见。所以让我们离开价值判断领域，把它转换为一个与价值判断无关的语言问题来讨论。这种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澄清思想，在于消除思想交流过程中的自我矛盾从而保证理论自身的逻辑连贯性。
为了保证讨论的有效性，作者确立了一个思想前提，这个前提也可以称之为理论预设----我们假定有某项事实存在，并以此作为思想作业的阿基米德点，它即限定着理性思维的方向和范围，也为理性思维提供某种支撑，使思想的表达和交流能够具有必要的逻辑连贯性。
作者进行的工作是描述性的研究而不是规定性和评价性的研究。作者排除了两种不能有效讨论问题的语境，然后假定对于那些重大的价值是非问题大家都能够采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且这些一致的标准已经很好地体现在某个现实的法律制度之中，我们都做出并能够履行这样一个承诺——以合作的态度对待这个我们生活中的并构成我们话语背景组成之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只有以这些假定的事实作为思想的前提，我们才能够构建一个可以有效讨论司法公正问题的语境。司法公正是制度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制度伦理的特点，对于准确描述和刻画司法公正的品质和结构来说是非常之关键的。
二、司法公正的品质
司法公正的品质----
1、法律之内的正义；正义是而且仅仅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善，必须被按照法律中制度伦理的逻辑来理解，这样一来，正义问题就被转化为合法性的问题，关于正义有否的价值判断也随之转换为关于合法预购的事实和逻辑判断。司法公正按照法律的既定标准来判断的特定的正义，它只能是法律之内的正义而不是法律之外的正义。
2、有限的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制度伦理的一部分，必然是有限的正义，而所谓的有限的正义是指我们不能完美地满足正义的要求。所以必然会有对较小正义的牺牲，也就是在制度伦理的立场上，如果选择较小的不正义是避免较大的不正义的唯一手段，那就是制度性正义。同时其他伦理价值对正义也有一定的限制。
3、普遍的正义；按照制度伦理的正义尺度和作为合法性的正义尺度来判断，作为普遍正义的司法公正立足于对分散的和冲突的个人目的的整合，换
言之，普遍的正义的立场是各种善的整合。
三、司法公正的结构
文章中最重要的是下论的论述，重视个人权利，强调程序对实体的制约，司法公正的结构：形式侧面不一样，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阐述了程序对公权力的约束，对私权利的保护----
1、法律之善优先于事实之真；司法过程是一个制度化的争议解决过程，它通过对利益关系的确认和调整来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对利益和不利的分配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真”是案件事实之真，是事实判断，实然性判断。“善”是法律之善,是价值判断，应然性判断，即合法性。司法活动的实质并不是认知而是合法性评价，尽管这种司法公正是不完美的，有时是要以牺牲个案正义为代价的，但它却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制度伦理最相匹配的司法公正，也是与现代法律制度的德行最相适应，并具有制度上可操作性的司法公正。
2、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合理性一词被用以指称“个人或集体在其思想、行为或制度中展示的特质”，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是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不可能达到精确计算的程度。一个实现了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就是奉行法治原则的法律制度，尽可能地把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可计量的形式合理性，类似案件类似处理。惟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提供合理化的确定性；而唯有合理化的确定性才能够支撑起法治的大厦。
3、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实体正义指的是结果的正义，即个案处理结论所具有的一种属
性，程序正义指的是过程正义，即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程序正义是实施实体正义的前提，而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手段，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不得不借助于一套程序合法性规则来实施实体合法性规则，没有程序正义优先就没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制度正义。
四、缺陷及解决思路
作者解读司法公正的视角是独特的，把实证分析的价值无涉的方法引入到司法公正的探讨中是一种理论创新，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都是有各种价值判断和情感的呼唤，难免会对这种价值观念形成一致的价值观，且作者在探讨司法工会曾的语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理想化，可能对于司法活动的实践应用性不是太强。但是，理论研究和探讨需要一个理想预设的前提，这样才能够有一个讨论的前提进行研习，正是以这样一种静态的理论去诠释司法公正的性质和结构，以这样的静态去应对司法程序中司法公正的动态面貌，我们看待这本书不能以一种价值判断为导向，而是以一种法律人的理性思维去分析，所以这也是法律人应当训练的一种逻辑性思维。
五、分析总结
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即难以完全排除司法的自由裁量，又足以把自由裁量限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即司法公正中的程序，在保障人权的时候也需要对公权力作出必要的限制，在赋予权力的同时也要给予制约。法治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法律之内的正义，营造了理性化的秩序，这也是给予自由和公平最好的礼物，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在制度的构建中逐步实现司法公职体系的构建和实现。
近现代以来科学化的思维理性判断，把边界划定出来，抛开自己的逻辑，理解作者的切入点（法律人理性的思维），在本书的范围内的批判，反对范围外的批判，法律之内的正义就是司法公正最为重要的特殊品质，在作者预设的思想前提下，司法公正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逻辑意义上的问题，司法公正已经转化为一个来自于价值判断领域的事实判断和逻辑判断的问题。我们寻求在制度和程序内寻求改进的措施而不是在制度和程序外采取行动。作者以一种严谨的逻辑思维去论证司法共司法公正，我们应当以一种法律人的思维在法律之内的司法过程中的语境去讨论它的特殊品质和结构。
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试验田”的价值无涉，其实是价值预设，也就是这是一部保障权利的法，正如韦伯为理论设置了一种理想，理论是对现实的更高的抽象。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权利本位的正义观，其实正如争论存在的那样，是个人权利本位还是社会本位？是程序公正优先还是实体公正优先？在这本书中郑成良老师为司法公正的结构的构建——在事实之真与法律之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理性选择，推论出了法律之善优先于事实之真，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理论的完整性和逻辑严谨性对我们的启发和指引很大，为我们未来更深入
一、语义分析
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采用了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之一的语义分析法。通过语义分析方法郑老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在九种语境下的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关于正义和公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且无法只用正确或错误来判断, 所以在面对正义和公正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法交代清楚, 反而会让人觉得又多了几分迷惑。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的开篇就说“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不正义, 这通常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人们对于应由哪些原则来规定他们团体的基本条件, 意见也不一致。然而, 尽管存在着这种分歧, 我们仍然可以说, 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正义观。就是说, 他们懂得他们需要一系列特定原则, 并准备认可这些原则, 以便用这些原则来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来决定他们所认为的是对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因此, 把这种关于正义的概念看作是与形形色色的正义观截然不同伪, 是由这些不同的原则、这些不同的观念所共有的作用规定的, 这似乎是很自然的。这样, 即使具有不同正义观的人也仍然会一致认为, 只要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时不在人们之间任意制造差别, 只要这些准则能够对社会生活中相互对抗的利益要求确立恰当的平衡, 那么体制就是正义的。人们能够同意对正义体制的这种描述, 因为任意差别的概念和恰当平衡的概念都包括在正义的概念之中,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所接受的正义原则对它们做出解释。这些原则指出了人们之间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确定权利和义务有关, 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哪种利益分配才是恰当的。显然, 这一概念与形形色色的正义观之间的差异, 并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它只有助于认识社会正义诸原则的作用而已。”但是在郑老师的这本书中, 作者使用语义分析方法将复杂的正义问题非常简洁的分为几种类型, 使人看后心灵受到很大的启发, 仿佛如梦初醒, 恍然大悟。可见郑老师的学术造诣深厚。虽然郑老师在书中一直通过语义分析法建构和阐述他的理论, 可以发现他在此书中表现出的实证主义姿态。但是我认为在郑老师的论述过程中关于法律实证主义存在问题。
狭义上讲, 实证主义法学就是指各种分析法学派, 因此又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的是实在法, 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 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 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上面这个狭义的实证主义概念上强调一点就是实证主义法学并没有彻底的否定法与道德的关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二者之间有关联, 只是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内在的。也就是说实证主义法学者并不排斥法律中存在道德, 没有将所有的道德拒斥与法律之外, 他们要反击的是自然法学派者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全部内容, 道德就是法律或法律就是道德的这种道德和法律必然的联系的观点。相对于自然法学派几乎总是在用缺乏理智的情感说话而言, 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自己在法律面前做到了价值无涉。书中郑老师在分析价值意义上的应当和逻辑意义上的应当时, 用凯尔森的话说“法律由规范组成的, 研究法律就不能不涉及应当与否的问题, 但是实证分析是在描述意义上而不是在规定意义上使用应当一次的这里的‘应当’只有逻辑意义而没有道德意义。”我认为郑老师用这句话是在逃避自己理论的缺陷, 当郑老师遇到自己理论中不能不涉及道德问题并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时, 借用这句话来搪塞读者和自己。我认为“应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浓厚的道德和价值的词语, 即使是在描述意义上或逻辑意义上这种价值也不能排除, 并且要解释清楚, 但是郑老师只是简单的跳过去了。价值判断转化成逻辑判断进行解读是很有价值的, 只是将价值判断完全的转化成逻辑问题进行解读就难免会出现疏漏, 并引发一些问题。我觉得郑老师在此不妨稍微进行一下价值判断, 给读者一个清楚地交代, 这个价值判断也不会影响郑老师的实证主义态度, 因为法律实证主义也承认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的不是必然的联系。况且郑老师在书中还将道德分为法律之内的和法律之外的道德。例如郑老师在本书的第六章论述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的第三节普遍的正义中, 郑老师说普遍正义具有优先性, 但为了弥补过度强调普遍正义而造成少数人利益、正义的缺失, 而说应该有条件的例外。在这种例外的情况下郑老师考虑的则是法律之外的东西——法律之的道德。
二、逻辑
在本书的第五章中, 作者假定了一个能够有效探讨司法公正的语境和前提, 该语境的设定是建立在对两种不能有效探讨司法公正的语境进行排除的基础之上。具体说来, 郑老师认为, 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讨论司法公证问题, 必须排除一下两种情况:第一, 被谈论的法律制度本身就被认为是不正当、不正义的;第二, 法律制度在实质上是否正义还存在正义的时候。由此, 郑老师把司法公正的探讨限定在这样一个虚拟的语境之下, 即法律制度本身已经具备了实质正当性和正义性, 并且人们也准备以合作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制度。对于郑老师假设的虚拟语境, 我们可以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找到于此相似的虚拟语境,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了证明正义即公平时假定一个社会之所以井然有序, 不仅是因为它的宗旨是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 而且也因为它受到普遍正义观的有效支配。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1) 每个人接受了并且知道所有其他人也接受了同样的正义原则, (2) 社会基本体制一般都符合, 并且人们一般都知道它符合这些原则。郑老师的假定和罗尔斯的假定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罗尔斯在研究正义的时候是从整个法律体系出发的, 他没有分为实体的法律正义和程序的法律正义。而郑老师则仅仅是从实质上的法律制度进行假定, 因为实质正义的法律制度太多涉及价值判断。我想这就是郑老师为什么只将正义限定在司法领域之中的原因吧。
关键词：教育法律；核心价值；教育正义
正义是人们对是非善恶做出的肯定判断，法律价值主要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帮助哪些值得期冀、希求的美好的东西。教育法律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笔者以为，教育法律的核心价值就是教育正义。
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所谓正义，简单地说就是指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做出的肯定判断。我国传统理解，正义有以下几层意思：公正的、正当的道理（《韩诗外传》卷五：“耳不闻学，行无正义。”）；正确的或本来的意思（桓谭《抑讦重赏疏》：“屏羣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再通俗地说，意指公道正直、正确合理的意思。作为道德范畴，它又与“公正”同义，主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正义问题历来是道德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从古希腊至今，很多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西方社会认为正义包含了合理性和善的内容，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是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依据。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分别开创了正义论的理想主义建构路径与经验主义演进路径，理想建构与日常演进一直成为西方正义理论与实践的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基本类型，既在启蒙时代的英、法出现过，也在当代的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身上呈现。
罗尔斯指出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试图通过对西方契约论传统的继承，构建一种全面和综合的正义理论，以代替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
二、法律价值解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价值是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的概念，并非一切客观事物都具有价值，某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就看它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价值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范畴，是在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生活中用以判断事物或行为的标准。人与物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就是价值关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贯精神，如实地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生活实践。
“法律价值”一词最早起源于西方，是哲学“价值”的一般概念在法学领域的延伸。法律价值概念自20世纪产生以来，至今仍存在极大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法律价值主要用来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帮助哪些值得期冀、希求的或美好的东西。法律发挥社会作用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些有价值的事物予以保护，这种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法律价值回答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按照一般的价值观念，人身安全、人格尊严、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可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等，都是有价值的。其中，人权、秩序、自由、正义在现代社会是备受重视的基本价值，是已经被现代人类作为不证自明的正确准则而获得一致同意、被广泛接受的法律伦理目标，也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法律价值。法律发挥社会作用的过程也就在于对那些有价值的事物予以保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最低限度价值标准的权威性表达。法律价值所要解决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一法学家的终极关怀问题。
三、教育正义是现代教育法律的核心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的概念。法律价值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帮助哪些值得期冀、希求的或美好的东西。而人权、秩序、自由、正义在现代社会是备受重视的基本价值，是现代人类社会所必需，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但笔者认为，人权、秩序、自由、正义在内涵及作用方面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能充分保障公民人权、自由的社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社会肯定是有秩序的社会。可见，人权、自由、秩序都是衡量正义的某一个方面，而正义则是衡量社会制度“善”与否的标准。
教育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是教育秩序稳定的保障，也是教育领域中人权与自由的重要保障。教育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社会理想，是现代人成功走向社会的起点。教育法律作为国家法律的一个方面，它的正义也是社会正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正义指向的是教育向善的方向的改进和建构，它使得教育更合乎道德，合乎伦理。教育从制度、机构到具体的各种实践，不仅涉及制度与人的具体行动的正当性问题，还涉及受教育机会的分配，如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否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歧视、择校问题、学生在教育中的各种基本权利保障等问题。具体来说，教育正义就是如何解决教育领域中的权利与义务问题，是否有助于教育目的的实现和人的个性解放，教育中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否合乎价值伦理标准等问题，从而实现教育内部秩序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因此，教育正义就成为教育法律的首要的与核心的价值。教育法律能否最大限度地体现正义成为立法者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价值目的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正义是对不正义的祛除。在“正义”价值目标引领下，克服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实践的现实可行路径。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既面临全球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又有自身发展的特殊问题。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基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之上。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会解决一些既有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创造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培养出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赶上国际一流科技水平，国家在教育方面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英化政策。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文化科技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同时，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涉及正义的公平、公正的问题。公平正义的主旨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平等分配，是对待和处理现实不平等的有效方式。公平正义适用的背景制度和条件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开放社会体系的建立，社会摆脱财富匮乏的状态。公平正义是一种价值理念，是应该坚持和遵循的原则规范，也是制度的重要价值。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就是坚持所有人受教育与培训机会的平等，使每个人在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不受家庭出身、家庭境况、个人所处阶层的影响，消除社会偶然因素对人所受教育的任意影响，实现初步的社会平等。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1）教育公平是每个人获得平等的自由全面发展机会的基础，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化保障机制；（2）教育公平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正义的基础。教育正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调和教育、政治和经济等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和谐秩序。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恰好符合罗尔斯所说的公平正义适用的背景制度与条件。社会价值或基本的利益如何公平的分配，已经成为现实的焦点问题。如何在多种公平正义观中达成重叠共识，如何对社会价值分配进行优先性排序，需要我们结合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研究，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正义理论的精神实质，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公平正义问题，树立和形成合理的公平正义理念，构建我们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说明在实践中，我国的核心目标价值已经从效率转移到公平与公正上来。和谐社会要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整个社会公平、公正，“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不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法律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教的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正义之所以是制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制度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所确定的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前景，即人们可望达到的成就和状况，对人生的影响深刻而且久远。
教育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法律意志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法制是以维护教育正义、保证教育秩序为目标的制度和体系。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法律的内容和实施必须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体现正义的内涵，引领社会向善的方向发展，保护值得期冀、希求的或美好的价值，如人权、秩序、自由、正义等，而正义是其中最为核心与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文正邦.法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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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晓春一梦
【摘要】正义作为法律价值追求的一个方向，一直为学者所青睐，但是对正义的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定义、理解，现实中对于正义的实现或者侵犯对于法律的发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正义是在保障权利，实现公平，合乎法制精神的条件下实现的各得其所，在一种公正的体制下进行的权利（权力）义务的再分配。无论是其规范的过程还是实现的过程或者矫正的过程，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坚持人本思想，实现“人”的利益与需求。这篇文章将是跟随前辈们的足迹进行的一次探析。
【关键词】法律价值正义体制公正以人为本
正义以满足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需求为前提，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正义的考量往往夹杂了道德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应该最终还是法律的规制，所以正义作为法律追求的一个价值方向，在学界反复论证，从立法的目的到司法的过程，到法律的监督，都是正义实现的过程。那么什么是正义，正义本身有应该具有哪些标准和为“人”所能接受的价值，对于正义的探讨对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意义又在哪里，笔者将在本文进行简单的探究和分析。
一、正义释义
对于正义的定义或者理解，因为不同的立场而表现的不尽一致，但是对于正义的认识或者实质的问题都具有相近性或者相似性。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公平的正义”，即意味着正义原则是在一种公平的原状态中被一致认同的，或者说，意味着社会合作条件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一致同意的，所以达到的是以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结果也将是公平的结果。①由罗尔斯的观点可以看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在保持公平的状态下，以一定的合意或者契约为基础使得结果或者实质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笔者认为正义是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确保在同等条件下的个人或者群体能够① 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罗尔斯 〈正义论〉1971年》第5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享有同等的权利，履行同等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权利能够得到维护，最低标准则是保证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有序的范围内权利不受侵犯或者当权利被侵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而这种正义则是在以公平为原初状态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维护和实现。
在法律秩序下的正义与道德标准下的正义应该是有所不同的，在传统的理念下，人们的正义标准则为在一个相对封闭或者狭小的圈子里，不为他人侵犯而能够使自己的需求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满足，这种道德追求的正义与当时人们生存、生活、发展的社会条件，心理条件，历史条件，物质生活水平，实践基础紧密相关，无论处于哪个时代或者科技水平条件下，人们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则与当时人们追求的正义具有一种逻辑和客观上的自洽性。就如同康德认为，刑罚中应该实现的是一种等害报应的理论，即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如果当对方或者施加危害的人为“独眼龙或者没有牙齿”，这种等害报应存在或者实现的可能性则就不存在。在道德理念下的公平始终是以当时的环境和一定条件下的思想观念为主导，在很多情况下缺失了法律所具有的理性和价值平衡的功能。
在法律价值内所追求的正义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①,然而，任何法律是不排除习惯法的，在法律规制的的范围内人们的追求与摄取应符合法律的标准，在这种标准的背后就是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存在，例如诚实信用原则，若有人背弃，则是非正义的，法律将会给予其惩罚性措施，所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或者相互的平等主体之间，正义只是权利的行使和和义务的履行，当然，基本原则的存在就使得在权利与义务之上存在着更具导向性的法规，自然法学派在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分离的基础上认为，“在并不完善的实在法上，还存在这一种更高的完美的法，这就是自然法。”②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但是不得违反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人与人当中形成的习惯或者被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道德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美德。而在对正义的理解上，都认为正义应该是“善”，若非善，则必非正义。我国儒家思想中① 对于法律是否应该完全排除道德，学界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以新自然法学派“恶法非法”和分析法学派的“恶法亦法”最具代表性。
② 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有“仁”的理念，法家思想中有“令顺民心”的追求，墨家思想中的“兼爱非攻”等都是以善为目标，为追求的，同时也主导了一个时代或者更为久远的正义观念。
二、什么是正义
（一）正义是各得其所
正义是各得其所，即分配的正义，所关注的对象是在社会成员或者一定的群体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配置问题。要实现这种正义，就是通过立法的规制来实现的，“通常是由享有立法性权利的当局来处理的。”对于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赋予与分配的问题，如果要实现各得其所，就要避免歧视，对相同的情况给予同等待遇，“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品质、才能、地位、身份、贡献分配机会、财富和权利（权力）”②，但是其中又隐含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平的的可能，即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层次，社会地位，个人水平的不同而应该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各得其所的基础或者赖以生存的土壤。对于各得其所，就是要满足人的自然状态下或者社会状态下的需求和需要。①
（二）正义是一种报应的对等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法院的惩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他必须首先被发现是有罪的和可能受到惩罚的,然后才能考虑为他本人或者为他的公民伙伴们,从他的惩罚中取得什么教训。这是康德在承认报应的正义基础上承认刑罚的正当性，而后才认可刑罚的功利性的，虽然随康德的等害报应的认可作出了批判，并且获得了长足的法展，但是，当正义作为法律所追求得一个目标和价值理念时，报应的对等性也就自然的体现出来了，无论这种对等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都不会影响正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的基础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
（三）正义应该是形式上具有平等性 ①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7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②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3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
正义的平等性是以一定的视角为基础的，即属于同一范围或阶层的同样的对待。罗尔斯构建了一个“原初状态”的理论，以这种状态来实现完全的平等或者在公平状态下的正义。使得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并且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达到：被合理的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东风这种理念的基础是以平等的分配和获益为前提，虽然允许存在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应该是以可期待的利益为限制，是在一种完全开放的平等基础上来实现的。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是至高无上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是罗尔斯的这种认识也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一种完善和重构。
（四）正义是自然存在的，也是理想的关系
正义的自然存在是以人的自然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提出的，这种自然存在是在对自然法的认可和以社会道德的衡量为标准的，凡是符合当时生活的社会心理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都是正义的，不挑战传统理念下的对自然正义的认可就是正义，质言之，“就是符合人的本性，合乎人的生命本质的就是正义”①。如国际制定的实在法不符合自然法，那就是与人们结成社会，建立国家的初衷相违背的，因而就会被社会成员反对，而反抗“非法之法”也是社会成员的权利。正义作为理想关系的存在，就是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消除不平等待遇，成员之间不存在歧视等，都是理想中的正义关系，但是这种理想在自然状态下视难以实现的，只有当法律给予明确规定，使得各成员之间相互达到一种和谐，实现整体的正义追求。
（五）正义是指法制或者合法性
法制或者合法性应该是在社会条件下，各个体或群体都依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活动，参与社会生活，而这种规则就是法律。理性是法制的应然性特征，法律架构下的正义也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确保参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够在同一制度下生活，不存在特权阶级，也不存在无保障的弱势群体。法律只有在符合“正义“时才能取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信任，并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法治国家因此而建立，法治社会因此而形成。“其核心观念就应该是消除任意性，①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特别是消除特权。因此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就涌现出来了”①
（六）正义是指一种公正的体制
正义是以一种公正的体制为基础实现的，而这种公正的体制的创设则要依赖于法律的规制。法律所追求的公正的体制应该是以立法为法律价值的规范的过程、以司法法律价值的实现过程、以监督为法律价值的矫正过程。而现在这一过程中就应该坚持价值的合理性，坚持以人为本。在公正的体制的创设互和实现的过程中，以人的价值追求为出发点，“无论是他还是它只要给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那么该人或该物就是正义的；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部法律、一种关系，只要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正义的”。②
三、法律正义对当代我国法制建设与完善的意义
我国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当前存在的现实状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法的价值观未能内化为社会自觉意识，传统法的价值观仍作为历史底蕴，资本主义法的价值观在不断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的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庞杂综合体”③。所以导致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多质性、冲突性、失衡性。大致表现为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重集中价值，轻民主价值；重义务价值，轻权利价值；重实体价值，轻程序价值；重秩序价值，轻自由价值；重效益价值，轻公平价值。
其实在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长期以来的法律思想形成了我国重集体、轻个人的惯性，在取舍中总是以牺牲个体来保全集体，以牺牲小集体来保全大集体的思想观念难以改变。
在未来的法制建设中，笔者认为发展方向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分配资源，追求一种理性的平衡和质性的正义，而应该有选择的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制为国而可弃民的思想。只有注重个人的价值和利益的基础上，法制国家的建设才能保持良性和健康的态势发展。
①
②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33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7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③李龙主编《良法论》第2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1、李龙主编《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2、【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 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2009年重印）
4、李龙主编《西方法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政策解读、理论观察、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法律援助，给群众“触手可及的正义”。法律援助是一项扶贫助弱、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也是彰显政府责任的民心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注重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意味着要在应援尽援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应援优援”。近年来，浙江省办理援助案件数量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实际成效也有提升。2016年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9万件，受援人数10.2万名，解答各类法律咨询37.4万人次，为群众挽回损失或取得经济利益12.64亿元。
申请法律援助有一个重要门槛，即经济困难标准。降低这个标准，需要政府增加财政开支，但能让更多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去年，浙江通过修改地方立法，将经济困难认定基准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调整为城乡统一适用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军人军属、见义勇为人员、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因特定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视为经济困难，无需出具证明„„
由于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许多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而最需要法律援助的广大基层农村，特别是偏远海岛、山区往往非常缺乏。为此，浙江积极推进立体化法律援助服务平台建设，基本实现县级法律援助中心临街落地全覆盖，乡镇(街道)和重点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村(社区)、重点企业、外来人员集聚区法律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我们设计了“微法援”掌上APP，群众只要拿出手机或点击鼠标，就能办理法律援助申请业务、“面对面”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老百姓笑称，“这是指尖上的法律援助”，“在线‘淘’律师就跟网购差不多”。
虽属“免费服务”，但法律援助的质量不能因此打折扣。这事关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群众对法治的信仰。浙江将案件质量提到了“生命线”的高度，打出质量管理组合拳：一是建立法律援助专家库，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会商把脉”;二是推出“点援制”，让受援人自己选择律师;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全程跟踪监督办案过程。如杭州市通过电子系统全程监控案件质量，每个案件办理结束后会立即得到一份评价报告，由办案机构、评估专家、当事人、援助机构等一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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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对此法治更不能缺席。我们相信，通过深化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群众将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法治红利，对改革的“获得感”也会越来越强。
朱永华
2013-04-28 08:31:04来源：观点中国 2013.04.28
从被关押12年的杀人嫌犯到获释洗冤，在一天中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李怀亮和他的亲人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他们还会相信法律吗？是否会提起国家赔偿呢？带着这些疑问，昨天上午，记者再次走访了李怀亮。他说，经此磨难，他更相信法律了（4月27日《京华时报》）。
“我更相信法律了”，李怀亮的这句话，让人尤为耳熟。日前，蒙受9年冤狱的“浙江叔侄强奸致死人命案”，两位蒙冤者在重获自由后，第一次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也曾感慨的说过“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是的，尽管出于各种原因蒙冤入狱，无论经过多少波折，历经多少艰难，但最终法律公平、正义没有缺席，冤情昭雪让蒙冤者更相信法律，既是正常的思维逻辑，也是发自肺腑，但是，给错冤案纠错昭雪，让蒙冤者感受法律公平正义，绝不意味着案件就可以画上句号。对于蒙冤者的另一方，那些本来就是案件被害者的家庭，他们的公平正义更不能束之高阁。
据媒体报道，就在平顶山中院宣判李怀亮无罪、当庭释放的法庭上，李怀亮家属一方是听到无罪判决后的喜极而悲，原告人一家则悲痛欲绝甚至大骂法院“包庇杀人犯”，显然，9年过去，被法院、警方和自己都早已“认定”的“罪犯”，如今居然无罪释放，即便内心知道对方是蒙冤，但放在任何人身上恐怕都无法一下子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毕竟，13岁女儿惨死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的痛苦，9年的期盼非但没有给女儿讨回公道，获得丝毫安慰，冤案的昭雪势必意味着真正的罪犯至今还在逍遥法外，留给这个受害家庭的几乎就是毫无希望等待。同样在“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中，真正的凶手早在多年前因另一案件被判死刑并已执行，被害人家庭恐怕再也无法等来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事实上，作为重大刑事犯罪的受害家庭，他们不仅是案件本身的直接受害方，需要法律为他们讨回公道，获得应有的经济和精神赔偿。一旦形成冤错案，他们既又成为冤错案的最无辜者，冤错案的形成，不仅错失抓住真正作案者的时间和机会，让真正罪犯逃脱法律制裁甚至再次危害他人和社会，更无法满足被害家庭的法律诉求，这也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事实。据媒体报道，浙江“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的真凶，因为没有在这期案件中及时抓获，一年以后居然又犯下类似命案，被法院依法判死并已执行，但由于没有挖出与张氏叔侄冤案的关系，被害者家庭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法律赔偿，而“死刑保证书案”李怀亮错案的形成，也使得真凶至今没有抓获，被害女孩的父母又如何不悲愤至极“大闹公堂”。
诚然，舆论媒体和人们关注冤错案中的蒙冤者，谴责制造这些冤错案的始作俑者，寄希望新刑诉法的实施及各种制度的完善，能充分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但这同样也是各种犯罪受害者家庭的共同愿望，但在每一期冤错案被曝光之后，蒙冤者大多得到了官方的道歉和巨额国家赔偿，这些案件的原始被害者家庭却极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法律的公平正义有意无意的将他们“遗忘”，这其实更是一种不公平。司法制度或某些人问题所造成的冤错案，更不应让他们继续为此“埋单”。纠错昭雪是蒙冤者新生活的开始，但不能成为他们没有希望的开端。
关键词：正义 法律正义 道德正义 人类社会
所谓“正义”，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曾有无数的人曾经对其下过“定义”，美国《独立宣言》中认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谓“正义”， 柏拉图则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人在不同的客观以及历史社会背景的限制下，对正义应景式的做出了定义，但人们始终没有放弃两个观念，即正义必须通过道德或法律来最终实现。
一、 何为法律
法律（Law）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外在紧箍咒”。法律的制度和实施，其本质的目的是“矫正”、“限制”、“促进”、“维护”。对每一个时期的社会，其文明程度往往通过法律来体现，法律规定越为合理、详细，并拥有很强的执行贯彻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往往就更为文明（civilization），在前往正义道路上，走的更远。但是，同样是在法律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例如美国，人们也常常发现一些问题，例如多发高智商犯罪、暴力性犯罪等恶性事件，其影响甚至波及世界。这往往也是因为“法律之上”的精神导致的必然问题—唯法是从，人们通过法律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不存在“情分”与“交情”，从而导致“陌生人社会”的产生，也就更为计划了社会的矛盾，减少了矛盾解决的方式，刺激了人们的摩擦。而且法律存在滞后性和僵化性，特别在大陆法国家，“依法”的贯彻落实到死板的程度，经常造成社会问题和矛盾难以通过司法解决，只好依靠司法解释进行弥补而“勉强”执行。
二、何为道德
道德（morality）是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与“评价标准”，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起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以善恶为评价形式，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社会习惯（传统习俗）的力量，以及群众对改行为的认可程度来发挥其作用。封建时期或原始社会更是通过“长者”对人们行为的判断发挥作用，来区分对错、好坏、善恶。道德强调“善”，强调人们行为对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程度”，是否会造成多数人的反感或厌恶。但道德存在一点非常致命的缺陷，道德因人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它的变化是无形、不可控制的变化，此时的“道德”是彼时的“不道德”，因此在现代社会道德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精神法律”，在古代，道德很大程度就是法律所发挥的作用，来控制人，影响人，制约人。
三、“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思辨
（1）法律正义
法律正义是指法律与正义的吻合、切合、符合，什么是法律正义，取决于法律自身的特质与正义特质的吻合程度，即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的伦理正当性。古希腊语中的“正义”一词源于“dike”，指划分、划定出来的东西，而且正义与法官也是一个词。因此法律的目的就是正义，我们甚至可以“法律”源于“正义”，即人们因为向往一种和谐、公平的社会和生活而制定法律，也就是说“法律”是“正义”的孩子。而“法律正义”就是出身的种种“法律孩子”身上，符合正义特质的部分。人们可以通过利用法律来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部分，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美好追求的部分，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良性循环的部分，我认为就是所谓的“法律正义”。
当然法律正义不仅仅包括被使用的法律，即制定出来的成形法律，更应当包括在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正义”，也就是制定者符合社会运行与发展的预见和推断，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正义”的特质，保证“良性”之法实施的相关措施。
（2）道德正义
道德正义就是道德所认可的“正义”，道德正义本质上是通过伦理道德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行为正当性，道德正义所影响的是实现正义的基础，也就是社会大多数人对“正义”的定义，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本持一种非正义的道德观念时，它会对社会的正义实现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破坏。我国伦理学界通常解释说，道德正义是“对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认识和价值评价”，“既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又主要指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一种原则，即一视同仁和得所当得。”，因此道德正义是极为重要的，人们的道德尺度，也就决定了社会的正义价值观，如果出现歪曲，那么“正义”的本真面貌也会被暂时性的歪曲，也就是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
因此，道德正义的维护和实现，是正义的保障，也就是只有实现对社会多数人的价值观念的积极正确向导，才能在本质上实现价值的正确判断。
（3）“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分歧
1.从实质的制约影响形式上看
“法律正义”其所制约的形式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各种具有法律性文件性质的规范与指示来发挥其影响作用，规制人的行为，促进良性发展。
“道德正义”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价值判断，通过人们日常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體现出来，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来实现其影响作用。
2.从实现正义的途径上看
“法律正义”通过立法、执法、用法、守法的过程来实现真正的正义。正义的实现依赖与严格的立法程序，合理的立法精神，长远的立法预见，以及在执法、用法、守法时，客观上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性。
“道德正义”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传导到人们日常行为的意识判断之上，对于人们的选择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由于传导意识的正义性，所以决定了行为的正义性，使得正义得以实现，是主观上的有力引导。
3.从其产生的过程中区别
“法律正义”产生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过程之中，“恶法”是不符合正义的，因此人们不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正义，也就是原始和封建时期的法律，因为其立法的根本性是奴役、压迫，也就不存在“法律正义”，只是一种行为规制的形式只有在真正的以为民为国的性质的法律出现之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道德正义”是由道德观念和正义标准的重合而产生，由来已久，是从二者在吻合的那一刻起产生的，但又由于二者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是一种不确定的切合关系，但其产生的方式比法律更为多样。
注释：
[1]柏拉图. 《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