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共8篇）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02次会议通过 2004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释[2004]1号发布 自2003年1月7日起施行)

根据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02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二条第二款。

二、第三条修改为：“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报社、期刊社、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在网络进行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专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方法、设备或者材料，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四、第七条改为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

五、删除第九条。

六、删除第十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修订本)(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4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02次会议会议通过 2004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文件法释[2004]1号发布 自2003年1月7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正确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根据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对这类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第二条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第三条 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报刊、期刊社、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在网络进行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

第四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权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第五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第六条 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专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方法、设备或者材料，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第八条 著作权人发现侵权信息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者索要侵权行为人网络注册资料时，不能出示身份证明、著作权权属证明及侵权情况证明的，视为未提出警告或者未提出索要请求。

著作权人出示上述证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可以依照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的规定在诉前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裁定，也可以在提起诉讼时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九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而采取移除被控侵权内容等措施，被控侵权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2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进行修改如下: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 强化预算约束, 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二、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条:“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监督, 以及预算的执行和调整, 依照本法规定执行。”

三、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 删去第二款。

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改为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 修改为:“全国预算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组成。地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

“地方各级总预算由本级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下一级只有本级预算的, 下一级总预算即指下一级的本级预算。没有下一级预算的, 总预算即指本级预算。”

四、将第三条改为第十二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

“各级政府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五、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条:“预算由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组成。

“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

六、增加一条, 作为第五条:“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

七、将第四条改为第六条, 修改为:“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下同) 的预算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向中央的上解收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中央本级支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八、将第五条第三款、第四款改为第七条, 修改为:“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包括本级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下同) 的预算和税收返还、转移支付预算。

“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本级收入、上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政府的上解收入。地方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地方本级支出、对上级政府的上解支出、对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九、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 修改为:“各部门预算由本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组成”, 相应删去第七条。

十、增加一条, 作为第九条:“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 按基金项目编制, 做到以收定支。”

十一、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不列赤字, 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十二、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一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 做到收支平衡。”

十三、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三条, 修改为:“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调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 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

十四、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四条:“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 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 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 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

“本条前三款规定的公开事项, 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十五、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六条:“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规范、公平、公开, 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

“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以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立专项转移支付, 用于办理特定事项。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

“上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 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但是,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应当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项除外。”

十六、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七条:“各级预算的编制、执行应当建立健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机制。”

十七、将第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总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撤销本级政府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和决议。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和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监督本级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撤销本级政府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八、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对中央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中央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中央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对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本级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对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本级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未设立专门委员会的,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初步审查, 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对本级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本级决算草案研究提出意见。

“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提出意见时, 应当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对依照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提出的意见,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

“依照本条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提出的意见以及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反馈的处理情况报告, 应当印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依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 协助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承担审查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决算草案和监督预算执行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十九、将第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 增加一款, 作为第三款:“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批准, 乡、民族乡、镇本级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决算草案, 可以由上一级政府代编, 并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二十、将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合并, 作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二十一、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七条, 修改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其功能分类,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 农业、环境保护支出,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 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其经济性质分类, 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

二十二、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十八条:“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支范围,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二十三、删去第二十条。

二十四、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九条, 修改为:“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有关收入和支出项目的划分、地方向中央上解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或者转移支付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规定,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十五、删去第二十二条。

二十六、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修改为:“国务院应当及时下达关于编制下一年预算草案的通知。编制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由国务院财政部门部署。”二十七、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应当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 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和本年度收支预测, 按照规定程序征求各方面意见后, 进行编制。

“各级政府依据法定权限作出决定或者制定行政措施, 凡涉及增加或者减少财政收入或者支出的, 应当在预算批准前提出并在预算草案中作出相应安排。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预算支出标准和要求, 以及绩效目标管理等预算编制规定, 根据其依法履行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存量资产情况, 编制本部门、本单位预算草案。

“前款所称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收入分为类、款、项、目;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分为类、款、项, 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分为类、款。”

二十八、删去第二十六条。

二十九、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三十四条, 修改为:“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必需的部分资金, 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 举借债务应当控制适当的规模, 保持合理的结构。

“对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举借的债务实行余额管理, 余额的规模不得超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限额。

“国务院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对中央政府债务的统一管理。”

三十、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五条, 修改为:“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 不列赤字。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 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 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 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 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 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除前款规定外,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

三十一、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六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 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与财政政策相衔接。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照本法规定, 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列入预算, 不得隐瞒、少列。”

三十二、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七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支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 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

“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 应当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 严格控制各部门、各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支出。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编制, 应当统筹兼顾, 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合理需要的前提下, 优先安排国家确定的重点支出。”

三十三、增加一条, 作为第三十八条:“一般性转移支付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标准和计算方法编制。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分项目编制。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应当将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下达下级政府。

“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将上级政府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预算。”

三十四、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九条, 修改为:“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预算中应当安排必要的资金, 用于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三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四十条, 修改为:“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 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三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一条, 修改为:“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周转金, 用于本级政府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三十七、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二条, 修改为:“各级政府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 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出;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 应当作为结余资金管理。

“各部门、各单位上一年预算的结转、结余资金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办理。”

三十八、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三条。

三十九、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四条, 修改为:“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四十五日前, 将中央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 将本级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 将本级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或者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 将本级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四十、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十五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审查预算草案前, 应当采用多种形式, 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听取选民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四十一、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十六条:“报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的预算草案应当细化。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按其功能分类应当编列到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 基本支出应当编列到款。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按其功能分类应当编列到项。”

四十二、将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七条, 修改为:“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 向大会作关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以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地方各级政府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 向大会作关于总预算草案和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四十三、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三条, 将第二款中的“政府预算”修改为“预算”。

四十四、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草案及其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 (一) 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是否符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决议的要求;

“ (二) 预算安排是否符合本法的规定;

“ (三) 预算安排是否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 收支政策是否切实可行;

“ (四) 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预算安排是否适当;

“ (五) 预算的编制是否完整, 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 (六) 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预算是否规范、适当;

“ (七) 预算安排举借的债务是否合法、合理, 是否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

“ (八) 与预算有关重要事项的说明是否清晰。”

四十五、增加一条, 作为第四十九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关于总预算草案及上一年总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

“审查结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一) 对上一年预算执行和落实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决议的情况作出评价;

“ (二) 对本年度预算草案是否符合本法的规定, 是否可行作出评价;

“ (三)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草案和预算报告提出建议;

“ (四) 对执行年度预算、改进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绩效、加强预算监督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十六、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五十二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向本级各部门批复预算。各部门应当在接到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十五日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

“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三十日内正式下达。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九十日内正式下达。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接到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后, 应当在三十日内正式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预算安排对下级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应当分别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的三十日和六十日内正式下达。

“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转移支付, 应当及时下达预算;对据实结算等特殊项目的转移支付, 可以分期下达预算, 或者先预付后结算。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批复本级各部门的预算和批复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预算, 抄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四十七、将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三条, 增加一款, 作为第二款:“各部门、各单位是本部门、本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 负责本部门、本单位的预算执行, 并对执行结果负责。”四十八、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五十四条, 修改为:“预算年度开始后, 各级预算草案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 可以安排下列支出:

“ (一) 上一年度结转的支出;

“ (二) 参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部门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以及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性支出;

“ (三) 法律规定必须履行支付义务的支出, 以及用于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支出。

“根据前款规定安排支出的情况, 应当在预算草案的报告中作出说明。

“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 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四十九、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五条, 修改为:“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 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及时、足额征收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多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免征、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 不得截留、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

“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

五十、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六条, 修改为:“政府的全部收入应当上缴国家金库 (以下简称国库) ,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

“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经国务院批准的特定专用资金, 可以依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财政专户。”

五十一、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七条, 第二款修改为:“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 不得虚假列支。”

增加一款, 作为第三款:“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五十二、增加一条, 作为第五十八条:“各级预算的收入和支出实行收付实现制。

“特定事项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有关情况, 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五十三、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九条, 第三款至第五款修改为:“各级国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准确地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的拨付。

“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的库款。

“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国库的管理和监督,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完善国库现金管理, 合理调节国库资金余额。”

五十四、增加一条, 作为第六十条:“已经缴入国库的资金,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国务院的决定需要退付的,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应当及时办理退付。按照规定应当由财政支出安排的事项, 不得用退库处理。”

五十五、增加一条, 作为第六十一条:“国家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和集中支付制度, 对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

五十六、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六十三条, 修改为:“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收入和支出的管理, 不得截留或者动用应当上缴的预算收入, 不得擅自改变预算支出的用途。”

五十七、将第五十二条改为第六十五条, 修改为:“各级预算周转金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管理, 不得挪作他用。”

五十八、增加一条, 作为第六十六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 只能用于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的结余资金, 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出现短收, 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少支出等方式仍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批准, 可以增列赤字, 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 并应当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予以弥补。”

五十九、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六十七条, 修改为:“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预算和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地方各级预算, 在执行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当进行预算调整:

“ (一) 需要增加或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

“ (二) 需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

“ (三) 需要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的;

“ (四) 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

六十、增加一条, 作为第六十八条:“在预算执行中, 各级政府一般不制定新的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支出的政策和措施, 也不制定减少财政收入的政策和措施;必须作出并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 应当在预算调整方案中作出安排。”

六十一、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九条, 修改为:“在预算执行中, 各级政府对于必须进行的预算调整, 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调整方案应当说明预算调整的理由、项目和数额。

“在预算执行中, 由于发生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必须及时增加预算支出的, 应当先动支预备费;预备费不足支出的, 各级政府可以先安排支出, 属于预算调整的, 列入预算调整方案。

“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 将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 将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 将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或者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 将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乡、民族乡、镇预算的调整方案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未经批准, 不得调整预算。”

六十二、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七十条, 第一款修改为:“经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 各级政府应当严格执行。未经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程序, 各级政府不得作出预算调整的决定。”

六十三、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七十一条, 修改为:“在预算执行中, 地方各级政府因上级政府增加不需要本级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而引起的预算支出变化, 不属于预算调整。

“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情况;接受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乡、民族乡、镇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有关情况。”

六十四、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二条, 修改为:“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支出应当按照预算科目执行。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预算级次或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的调剂, 确需调剂使用的, 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办理。”

六十五、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七十五条, 修改为:“编制决算草案, 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做到收支真实、数额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

“决算草案应当与预算相对应, 按预算数、调整预算数、决算数分别列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应当按其功能分类编列到项, 按其经济性质分类编列到款。”

六十六、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财政部门编制中央决算草案, 经国务院审计部门审计后, 报国务院审定, 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编制本级决算草案, 经本级政府审计部门审计后, 报本级政府审定, 由本级政府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六十七、增加一条, 作为第七十八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草案的三十日前, 将上一年度中央决算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草案的三十日前, 将上一年度本级决算草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草案的三十日前, 将上一年度本级决算草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或者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草案的三十日前, 将上一年度本级决算草案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六十八、增加一条, 作为第七十九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决算草案, 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 (一) 预算收入情况;

“ (二) 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

“ (三) 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

“ (四) 资金结余情况;

“ (五) 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 (六) 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

“ (七) 经批准举借债务的规模、结构、使用、偿还等情况;

“ (八) 本级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 (九) 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 (十) 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 (十一)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决议落实情况;

“ (十二) 其他与决算有关的重要情况。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结合本级政府提出的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对本级决算草案进行审查。”

六十九、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八十条, 修改为:“各级决算经批准后, 财政部门应当在二十日内向本级各部门批复决算。各部门应当在接到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决算后十五日内向所属单位批复决算。”

七十、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八十一条, 修改为:“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将经批准的决算及下一级政府上报备案的决算汇总, 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应当将下一级政府报送备案的决算汇总后,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七十一、将第六十九条改为第八十六条, 修改为:“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七十二、将第七十一条改为第八十八条, 修改为:“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的编制、执行, 并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七十三、将第七十二条改为第八十九条, 修改为:“县级以上政府审计部门依法对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

“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开。”

七十四、增加一条, 作为第九十条:“政府各部门负责监督检查所属各单位的预算执行, 及时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反映本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依法纠正违反预算的行为。”

七十五、增加一条, 作为第九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法的行为, 可以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检举、控告。

“接受检举、控告的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并为检举人、控告人保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检举人、控告人。”

七十六、将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五条改为第九十二条至第九十五条, 修改为:“第九十二条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 (一) 未依照本法规定, 编制、报送预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决算草案和部门预算、决算以及批复预算、决算的;

“ (二) 违反本法规定, 进行预算调整的;

“ (三) 未依照本法规定对有关预算事项进行公开和说明的;

“ (四) 违反规定设立政府性基金项目和其他财政收入项目的;

“ (五)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使用预算预备费、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超收收入的;

“ (六) 违反本法规定开设财政专户的。

“第九十三条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 (一) 未将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或者虚列收入和支出的;

“ (二)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多征、提前征收或者减征、免征、缓征应征预算收入的;

“ (三) 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应当上缴国库的预算收入的;

“ (四) 违反本法规定, 改变预算支出用途的;

“ (五) 擅自改变上级政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用途的;

“ (六) 违反本法规定拨付预算支出资金, 办理预算收入收纳、划分、留解、退付, 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冻结、动用国库库款或者以其他方式支配已入国库库款的。

“第九十四条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举借债务或者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或者挪用重点支出资金, 或者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楼堂馆所的, 责令改正,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

“第九十五条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 追回骗取、使用的资金,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 (一) 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改变预算收入上缴方式的;

“ (二) 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预算资金的;

“ (三) 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

“ (四) 其他违反财政管理规定的行为。”

七十七、增加一条, 作为第九十六条:“本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所列违法行为, 其他法律对其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十八、删去第七十六条。

七十九、增加一条, 作为第九十七条:“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年度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 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八十、将第七十八条改为第九十八条, 将第七十七条改为第九十九条。

八十一、增加一条, 作为第一百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 可以制定有关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或者地方性法规。”

八十二、将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六条中的“政府预算”修改为“预算”。

本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公布。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3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设立实施本科及以上教育的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审批设立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审批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委托由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评议。

“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分立、合并、终止，变更名称、类别和其他重要事项，由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审批机关审批；修改章程，应当根据管理权限，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五、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二）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三）调查、处理学术纠纷；

“（四）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

“（五）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

六、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本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七、将第六十条第一款修改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4

第 七 十 五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二、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三、第一百七十八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四、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

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

六、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七、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八、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九、第一百八十六条改为第一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

十、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十三、第二百零八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为：“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第二百零九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十五、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十六、第二百二十条改为第二百一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七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十九、删去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本决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解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篇5

《关于在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项目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2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文件高检发预字[2002]2号发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关于在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项目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请及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附：关于在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项目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推动检察机关在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项目中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等有关规定，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1、总体指导思想是，根据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和反腐败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结合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有特色、有重点的预防工作，促进“工程优质，干部优秀”，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工作总体要求是，打防并举，强化监督，立足职能，加强协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3、要根据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及实施进程，针对近一个时期在建、新开工、计划开工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重大能源工程、重大水利工程、重大市政工程、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重大信息系统工程、重大扶贫开发工程、重大技术改造项目、重大社会发展项目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本地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重点建设项目，开展预防工作。

4、检察机关在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项目中的预防工作一般按属地原则进行。建设项目涉及不同地区的，有关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组织协调;因跨地区等情况需要整体部署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预防工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负责组织协调。

5、积极主动与纪检监察、审计、重点建设项目主管和稽查部门以及有关单位进行联系和配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及时掌握立项审批的重点建设项目情况，加强信息交流和情况通报，协调预防计划和预防活动，增强合力。

6、及时掌握重点建设项目招投标、施工、设备和材料采购、资金管理使用、工程验收等关键环节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及时消除和减少诱发职务犯罪的因素。

7、积极开展预防调查，及时发现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监督方面的原因，把握职务犯罪的变化趋势和发案规律，加强对策研究，向有关领导机关和管理部门、单位提出改进建议和预防对策。

8、主动支持、配合有关管理部门和单位在重点建设项目实施中推行建筑市场廉洁准入制、建筑单位廉政信用档案制、建设合同和廉政合同“双签制”等管理机制，并将其与检察机关的预防工作有机结合。

9、根据工作需要，检察机关参加和配合纪检监察部门、有关执法部门、重点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在工程建设领域组织开展的执法检查和专项治理活动，或者充分运用有关部门的检查结果，从中发现可能诱发或隐藏职务犯罪方面的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并提出对策意见，推动预防措施和要求的落实。

10、要结合查办重点建设项目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及时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检察建议，积极帮助有关部门、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完善内部防范机制。

检察建议应同时抄送发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重点建设项目稽查部门、审计部门以及重点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

11、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和预防方法咨询。咨询内容的重点是区分职务犯罪罪与非罪界限方面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预防职务犯罪内部防范机制方面的措施和对策。

12、通过举办讲座、预防公益宣传、发放宣传教育材料、典型案例剖析、安排服刑人员悔罪说法等形式，开展富有成效的法制教育、警示教育和预防提示，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

根据预防工作需要，在施工现场等有关场所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以便及时发现、揭露职务犯罪，发挥警示威慑作用。

13、加强对重点建设领域行贿犯罪的预防，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加强监督，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防止和减少行贿犯罪的发生。对立案查办的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单位或个人行贿犯罪案件，要及时建立档案，逐步建立行贿记录公示、查询系统。

14、重点建设项目的预防活动由预防部门提出方案报主管检察长审核批准。要制定具体考核办法，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预防工作的实施及效果的检查和考评，保证预防措施的落实。

下级检察院的预防工作方案要及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预防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报告;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预防工作的指导，及时帮助解决预防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定期总结各地重点建设项目的预防工作情况。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6

（三）解读

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三）解读 作者 刘文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下简称“解释

（三）”）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施行。解释

（三）与解释

（一）、（二）一样，针对目前各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争议案件，弥补法律了的粗陋和疏漏，解决和澄清了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另外，解释

（三）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对于劳动者恶意滥用诉权的行为也予限制，是该解释的重要亮点。

解释

（三）是在“两裁共规”、劳动人事并部管理的大背景下出台的，须有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解释本身也存在着“粗陋和疏漏”问题。

一、“两裁”初共规的立法特点

解释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于2009年1月1日统一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后公布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但与解释

（一）、解释

（二）一样，仅针对劳动争议案件而未涉及到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

这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人事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后颁布的其他相关规章类似，虽然将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同时提出，但内容实质上多针对劳动争议而极少涉及人事争议。如果国务院长期保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的行政设置，处理劳动和人事争议裁决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将会长期以劳动争议重点；同时，人事争议仲裁逐步吸收劳动争议方面的制度精华和司法实践经验，逐步使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完全适用同一规则处理。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熟悉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法规就足以满足日常管理需要。但作为从事专业法律人士，则应当注意主动学习和吸收人事争议方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二、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亟需配套法律支持

解释

（三）顺应了国家和政府“维稳”的要求，将司法实践中可能两类导致群体事件的劳动者“投诉无门”的案件纳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

其一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

其二是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另外，还将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和“改制争议”往往是一个用人单位中众多员工都存在的问题，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但过去不少地方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这两类案件不予受理。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也因存在行政处理前置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或者虽已投诉但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作出“加付赔偿金”的决定，劳动者还是无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

现将这三类案件作为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是可解决劳动者“投诉无门”的问题，但是，裁决机构如何裁决，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如“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面临着缺乏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甚至是在受民法规定的时效限制等问题。当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受到损害，远不止不能补交社会保险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统一标准，授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新的司法实践的混乱。至于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也同样没有明确的界定。

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改制”引发的争议，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存疑问。

至于“加付赔偿金”争议，如果未经行政处理前置甚至仲裁前置程序，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对实体权利的判决呢？如果不可以，劳动者同样要面对因行政不作为而致法定权利无法获得的困境；

如果可以作出实体权利判决，则法院可能代为行政机关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权力，是对现行基本法律制度的挑战。

总而言之，法院从保护劳动者的诉权角度扩大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体现司法机关敢于为政府分忧的责任心，但是如无相应的配套规范，法院也很难统一司法标准甚至难避“越权”之嫌。

三、增加诉讼主体，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

（三）对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经营者或/及出资人、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对于仲裁阶段遗漏的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追加为诉讼当事人；

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这些规定无疑扩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将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直接称为“用人单位”，显然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概念有抵触。

二是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第四条），是否意味者劳动者只能在经营者或者其出资人中选择其一作为当事人而不能同时选择呢？

如果是，劳动者的权利仍然无法得到全面保护。

笔者认为，在此应当“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应当是并列关系（同时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关系（二者择其一）。

三是法院在追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当事人，在一审阶段尚可施行；如在二审阶段发现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是否也可追加，应当明确。

如果在二审阶段增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共同仲裁参加人并对其应当承担的一并处理，显然剥夺该当事人在仲裁、一审阶段的抗辩权力，对于该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些不能不说是解释三的“粗、漏”之处。

四、对特殊用工关系的处理，加大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

（三）规定，对于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务关系处理（第七条）；

对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第八条）。

同样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资格“不适格”者建立用工关系，但区别对待，体现了对相对更加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

但是，如果这些涉及弱势劳动者关于社会保险待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用人单位双倍支付工资等方面的请求，如果仍然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则可能引发更多的新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

五、首次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

解释

（三）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我国的劳动立法，向来都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置于首位；一直将劳动者认定劳动合同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劳动立法向来力求明确和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鲜有对合同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的承认，更无对劳动者契约意识的强调。

由于总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对待，一些用人单位因没能跟上我国劳动立法的快速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仅从形式上调整公司的薪酬结构（如珠三角地区港商习惯采用的月薪制），被部分员工离职前 “秋后算账”，提出了天价加班费请求；

同时还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甚至有一些无良的法律工作者，以此理由鼓动用人单位的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的员工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开价加班费及经济补偿。

还有些劳动者，在按照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取得报酬或者补偿、赔偿后，又以处于弱势地位，被欺诈、胁迫 4

或者用人单位乘人之危等理由提起额外请求。

裁决机关，也基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的惯性心理，否定双方的真实合意，裁决用人单位承担额外的义务。此条规定，无疑是对于我国劳动立法缺陷的补充，也是我国劳动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另外，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一条），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合意的承认。

六、对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解释

（三）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能够证明加班事实的证据材料，一般均由用人单位掌管，过去均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现解释

（三）规定由加班事实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与目前大量涌现的劳动者漫天要价的加班费“秋后算账”不无关系式。此规定对部分员工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也不能不让人担心部分无良老板强迫员工超时加班而不付或者少付加班工资的现象重新泛滥。

七、明确的终局裁决的标准及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终局裁决、久裁不决可直接提起诉讼等制度，但存在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

解释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篇7

“治理”无疑是当今社会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词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都进行着一场围绕着“简政放权”“依法治国”展开的治理变革。相应地,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的大学,如何提高大学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与管理体制相比,大学治理理念更加强调多元主体对大学共同的治理,即通过一种共治的路径,最终实现大学善治的目标。

“良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大学治理与依法治教,是高等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双轮驱动”,不可偏废。通过优化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结构,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通过依法治教,来构建于法有据、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体系,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1.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是高教领域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第一,改革人才培养体制,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第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要求,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特别是探索建立学术委员会、董事会等机制;第三,改革办学体制,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第四,改革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促进管办评分离,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实现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积极培育教育中介组织及专业教育服务机构;第五,完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

《教育规划纲要》出台后,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为了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其中特别强调,要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结构,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办学成本分担机制等。

2.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高教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保障。首先,完善高教领域的法律法规是依法治教的根本前提。按照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及《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应当加快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的修订,本次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改”即是最重要的体现。其次,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依法行政是依法治教的助推动力。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应当积极履行教育职责,探索建立合理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落实行之有效的教育问责机制。再次,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实现方式。在各个大学普遍制订大学章程、不断完善大学规章制度的同时,应当尤其重视建立大学章程和校规的实施监督机制,特别是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价,关注章程的效力。最后,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是依法治教的最后屏障。应当不断思考如何实现校内申诉制度与行政申诉制度、教育行政复议与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使得这些制度摆脱目前的困境,真正成为保护学生和教师权利的有效途径。

二、《高等教育法》修改的背景与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简称《高等教育法》)自1999年施行至今,许多方面已经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快速发展,不符合现代大学治理的理念与制度要求。

1.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体系与结构较为滞后,不能适应规模日益壮大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一方面,原有的《高等教育法》法律条文较少,规定也颇为粗疏,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许多原本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以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来予以规范;另一方面,立法的滞后导致高等学校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不清晰,高等学校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无法理顺。

2.原有《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存在若干不合理之处。如,“高等学校的设立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条款极大地束缚了民间办学的活力,严重阻碍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应当予以修改;高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的条款,没有确立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决策地位,不利于学术委员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3.教育的信息化与教育的国际化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不足,原有的《高等教育法》已经不能全面适应新的大学治理模式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亟待改进。为更好地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引领教育改革与发展,真正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培养更多的高等教育人才,在《高等教育法》实施十余年后,关于高教法修改的建议开始启动。

在本次修法的过程中,教育领域法律“一揽子修改”的形式贯穿始终。2012年7月27日,教育部报请国务院审议《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建议草案(送审稿)》,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四部法律进行统筹修订。在同教育部反复研究、修改及征求意见后,2013年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就4部法律的修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其后的说明中明确了此次修法的主要目标,包括:“完善教育基本制度,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完善民办学校管理制度,探索分类管理”;“完善高校管理制度,推动现代大学建设”;“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法律责任,增强可操作性”;等等[2]。在此过程中,全国人大法工委、教科文卫委员会还多次赴全国各地调研,多方面听取关于法律修改的意见。

经国务院第7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2015年8月24日,《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首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正式进入了立法程序,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对《草案》作了说明。在对草案的二审稿进行了分组审议之后,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41票赞成、6票反对、1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并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三、《高等教育法》修改的内容与评价

此次修法涉及《高等教育法》的七个具体条文,全面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高等学校设立的目的与审批权限、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以及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等关键问题,可谓是亮点颇多,但许多方面仍然值得关注和反思。

(一)《高等教育法》修改的内容解析

1.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高等教育法》第四条、第五条是关于高等教育方针和任务的总括性规定。与之前相比,第四条增加了“高等教育必须为人民服务”以及“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内容;第五条关于高等教育任务的表述,在原有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之外,还增加了“社会责任感”的要求。这两处修改,与《教育法》第五条、第六条的修改一致,均着力于德育和公民意识培育的目标,同时力图改变产学脱离的现状,强调对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全面培养,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增强大学服务社会能力。本条的修改体现了教育改革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高等学校设立的目的。教育的公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以营利为目的。《高等教育法》第二十四条是本次修法的重大突破之一,突破了“高等学校的设立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亦即,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外,不得因民办学校的营利目的而限制其设立,这是对原有法律规定对民办学校不合理限制的纠正,也与《教育法》第八条的修改相契合。这一修改,是《教育规划纲要》“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切实体现,使得民办教育得以突破“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制度藩篱,有利于激发民办学校的活力,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格局。本条的修改也为未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分类管理体制探索预留了法律空间。

3.高等学校设立的审批权限。《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是关于高等学校设立审批权的修改。“设立实施专科以下高等学校”,不再须经国务院审批,可由省级人民政府直接依职权审批,报教育部备案。本条的修改,明确体现了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改革导向。省级政府主管地方高等教育,有利于契合地方高等教育体制的实际,合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地方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这也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

同时,本条修改对原有“对不符合规定条件审批设立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有权予以撤销”的规定进行了合理的删除。这主要是由于,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一般行政法治原则,撤销违法审批的有权机关应当为原审批机关,当其不作为时,应由其上级领导机关纠正和督促,这一行为宜规范为其“义务”而非“职权”,无需立法的专门规定。

4.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是现代大学治理中的一种必要的、关键的制度设计,是保障学术自治的最主要制度,是实现学术自治的最重要载体,但在我国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2014年3月5日开始施行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是首部关于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的部门规章,从功能定位、组成规则、职责权限及运行制度等方面对学术委员会制度予以规范。《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的修改,是对上述规章的确认与巩固,明确了大学学术委员会具有“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调查、处理学术纠纷”;“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及“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等重要职能。与原来的法律规定相比,修改后的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更为详尽,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更符合教育客观规律。这一修改有助于彻底解决学术腐败、学术泡沫等现象,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不断完善学术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学术治理能力[3]。

5.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是关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一方面,高等学校应当自主“建立本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并且及时公开相关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高等学校还要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专家或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其进行的教育质量评估,评估结果也必须向社会公开。这一修改意味着,高教领域不仅应当坚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还必须实现“管办评”三方分离。这是《教育规划纲要》中关于建立专业评价组织、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专业评价的具体法律保障,有助于最终建立起科学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制。

6.高等教育投入机制。《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改变了原有“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代之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社会投入也是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条的修改,一方面强调了受教育者的合理分担,可能会助推学费标准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社会资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开拓了入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提升社会办学的积极性,最终实现保障办学经费稳定、逐步增加教育投入的宗旨。

(二)《高等教育法》修改的评价与反思

统观以上条文的表述,本次《高等教育法》的修改有以下方面值得关注和反思:

1.“一揽子修法”模式充分考虑了立法的系统性和衔接性,有利于统筹教育法律制度,保持法律的协调统一。教育领域法律进行“一揽子修改”,可谓是本次修法中的亮点。实际上,这种修法模式体现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思维,有助于减少“法律打架”现象。教育体制的完善,必须考虑到相关制度之间的系统性、衔接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高等教育法》第四条、第五条与《教育法》第五条、第六条的修改相一致;另一方面,“一揽子修法”不代表“一揽子通过”,《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改草案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已出台;而有关《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意见,尚存在较大的争议,特别是有关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改革的过渡办法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此至今尚未提交表决。即使如此,也并不能否定“一揽子修法”的必要性。

2.“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条款的删除,是对一直颇具争议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合理回报”条款的回应,有助于推进民办大学分类管理制度的制定,也为《民办教育促进法》今后的修改拓展了空间。从本条的修改来看,目前举办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大学已经具备了合法性,但是尚且缺乏更为具体、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需要通过《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予以完善。《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应当对营利性大学和非营利性大学进行分类管理,在多个方面施行有差别的扶持政策。从《民办教育促进法》未来的修订来看,本条的“分类管理”包含了“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及“分类收费”三个层面[4]的内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在法人登记制度、优惠政策、收费管理方式等方面应当差别对待。相应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条款也应当进行及时的修改。

3.《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虽然将专科以下高校的设立权授予了省级政府,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省级政府的教育统筹权力,但远未达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应当“完善以省级政府为主管理高等教育的体制”的要求。实际上,在《高等教育法》修改的过程中,学界曾建议将本科高等院校的审批权也下放给省级政府,国家保留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审批权,但这一建议并未在本次修法中予以采纳,有关学位制度的改革显得较为保守。

4.有关学术委员会的条款,与《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制度设计还相距甚远。对学术委员会职能列举,有助于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改变当前学术委员会制度空置的局面。但是与《北京大学章程》等若干已经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大学章程相比,国家法律没有明确“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这可能会导致学术委员会与大学其他权力机构的职权界定不清,为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和施行带来障碍,模糊了学术委员会在管理学术事务方面的最高地位。毕竟,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学术委员会制度之间,仍然可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5.关于大学评估制度的修改,虽有助于推进《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教育质量专业评估制度,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相应的机构”的规定,意味着法律仍为行政部门组织评估留有制度空间,是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评估制度的遗留。由于政府与大学之间对于教育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科层机制的方法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面有其天然的局限性[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未来教育环境的成熟,按照“管办评三方分离”的基本原则,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第三方专业评估制度。如何构建一个真正的“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评价”的大学治理体系,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应当保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但是,到底应该由何种组织或机构承担教育评估的重要任务,对教育评估机构法律属性应如何界定,其究竟属于行业组织还是专业机构,以及如何将国外高水平评估机构纳入国内高等评估领域等问题,目前的法律都语焉不详。此外,还应当建立和完善大学自主评价其教育质量的相关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6.《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关于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的改革,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捐资办学、保障大学的办学经费不断增长,但可能无法解决目前大学办学经费自主权面临的困境。“高校大学法人财产权”的概念在我国一直颇具争议[6],这使得大学许多时候难以自主使用划拨的办学经费,经费“戴帽”下达的情况屡见不鲜。搁置对公立大学法人财产所有权的争议,当前应当坚持“自主使用、强化监督”的原则,保障大学对其经费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个人的侵害,同时改革目前大学经费的管理体制,强化对办学经费的监督制度,这对于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尤为重要。

四、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未来展望: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法》实施中的关键问题与核心目标。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解决高等学校的行政化问题是一条可能的改革出路[7]。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自治充实大学的权力,使得大学能够办出特色、办出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法治推动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行使,将自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途径。

1.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自治”面向。通过深入的综合改革实现大学自治,不断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自治性是学术的根本属性,这种“自下而上”的教育综合改革,以自治的方式对法治作出回应,有助于在根本上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改革是问题倒逼而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教育领域也继而提出“要围绕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若干大学先后出台了综合改革方案,真正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善我国大学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即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校内外多重权力、多个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平衡。从几所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来看,均涵盖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人才培养机制、科研体制、师资人事制度、资源配置体制、党政管理体制与服务改革等多个方面,但同时也体现出自身特色。如北京大学的综合改革方案就结合自身的情况,设计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师生治学”模式:在学术委员会中设立学术代表,参与学术事项的决策,行使学术权力;同时,将学术权力划分为学术立法权、学术评定权、学术审议权以及学术拒绝权四个维度,予以具体的规制;此外,还提出要改革研究生招录体制与学位授予方式等,逐步废除僵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不断扩大学术主体的学术自治权,增强学术活力。

2.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面向。通过将“国家法”与“校内法”结合,共同推进大学的法治建设,实现全面的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教育规划纲要》第二十章专门提出要“推进依法治教”,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积极推进依法治教的开展。自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布以来,教育领域的法治建设更是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制度设计和现实需求,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至少应从以下4个方面实现依法治教:

一是继续完善教育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8部教育基本法律、16部教育行政法规为主体,若干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及大量的教育规范性文件为架构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仅仅完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基本法律,远不能达到教育领域“有法可依”的要求,《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学位条例》《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中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相适应的条文应尽快修改;此外,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教育督导和教育评估制度、校园安全、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无法可依”的困局,亟需教育立法的完善。除以上“硬法”外,广泛存在的教育“软法”也是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大学章程实施的过程,也是大学章程规制大学治理的过程[8]。各个大学在制定并颁布大学章程后,应当进一步关注章程的实施和效力问题,使得大学章程能够真正成为大学内部的“最高法”,以章程为核心推进校内规章制度的完善。

二是持续推进教育领域的依法行政,按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实现教育领域的简政放权,统筹教育行政事务。不仅应当推行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减少教育审批,避免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还应当转变行政决策方式,提高教育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风险评估、专家论证等多种程序和实体制度,转变教育行政服务方式,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同时,还应当探索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行政执法机制,尽快解决当前教育行政执法难的重大问题。

三是大力推动依法治校,实现大学的法律治理。除了完善大学的章程和制度建设外,还应当健全科学决策、民主管理机制,完善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此外,还必须完善校内的权利救济制度,重视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各项权利,对教师和学生实施的奖励与处分应当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特别是应当建立学术自由的保障机制,知识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大学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成为知识的“善治”之所,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会制度,改变当前唯数量论的学术评价体系,提升学术质量、凸显学术权力,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中之重。

四是建立和完善教育监督问责机制。为了充分保护教师、学生的权利不受侵害,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得到实现,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监督和问责机制,构建人大监督、行政督导和问责、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种监督方式,形成清晰缜密的教育纠错机制,优化教育领域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

五、结语

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高等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在百年沧桑巨变中,我国的学术研究者,一方面秉持着学术至上、学术自治的学术理想,另一方面又怀揣着经世致用的不泯信念,踽踽独行。20世纪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治理改革高潮,大学深陷治理危机,这使得大学的治理模式与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为大学的改革重燃了生机与希望。然而,国外大学治理改革的经验并不足以完全支撑我国当下的改革,我们必须寻求到一条立足本土、统分结合的改革路径,在法治与自治、宏观与微观等多个维度上进行创新,才有可能摒弃当前大学治理的各种弊端,真正实现大学的善治。

目前我国的大学综合改革和大学治理已经正式步入了“深水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便是我国力图全面提升大学治理能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例证。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大学制度的属性和功能定位,灵敏地捕捉到改革过程中的利与弊,及时调整改革的策略与步骤,关系着这场改革的成败。目前来看,当前我国大学的综合改革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是联动的,是不断变化中的改革。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应当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多向性,同时特别要在改革中给予不同利益主体表达其利益诉求的平等机会。没有利益的博弈,也就无法实现利益的均衡。改革策略的选择,必须兼顾教育公平与治理效率,才能真正有效的推进,使得改革成为一场深入的“真改革”。

摘要：大学治理与依法治教,是高等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双轮驱动”。一方面,通过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来提高大学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教,来构建于法有据、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行了若干重要的修改,涉及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高等学校设立的目的与审批权限、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以及高等教育投入机制等内容,亮点颇多,但是也存在诸多值得反思和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应将大学自治与大学法治相结合,全面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立法目的和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大学治理,依法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在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1-15)[2016-5-1]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602/t20160204_229466.html.

[2]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EB/OL].(2013-9-5)[2016-5-1]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309/20130900390958.shtml.

[3]湛中乐,王春蕾.大学治理与大学学术委员会建设——兼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4]孙霄兵.民办学校的依法治理[J].中国高教研究,2015(11).

[5]金顶兵.英国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机制:经验与启示[J].教育研究,2005(1).

[6]龙宗智.大学法人制度与财产权益界定[J].中国高等教育,2005(18).

[7]劳凯声.创新治理机制、尊重学术自由与高等学校改革[J].教育研究,2015(10).

论最高院对于无效修改的裁定 篇8

《审查指南》中对于无效过程中的权利要求书的修改作出了如下规定：“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并且在实际的无效案件审理过程中，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为复审委）也是按照该规定执行。在一件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为北京市高院）认为，除这几种修改方式之外还可以采用其他的修改方式，只要符合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对于在无效案件中对权利要求修改的规定即可。最高人民法院（简称为最高院）支持了北京市高院的决定。本文分析了北京市高院作出决定和最高院作出裁定的原因，以及从专利权确权的角度分析了这样的决定和裁定是否会导致相关法律问题的出现。

专利复审委员会就其与江苏先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简称为江苏先声公司）、南京先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简称为南京先声公司）、第三人李平的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11）知行字第17号】申请再审。

对于此再审申请，最高院予以驳回。最高院认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书的修改在满足修改原则的前提下，其修改方式一般情况下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三种方式，但并未绝对排除其他修改方式”。

基本案情介绍

上海家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化公司）于2003年9月19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名称为“氨氯地平、厄贝沙坦复方制剂”的发明专利申请（即本案专利），并于2006年8月23日被公告授权。

本案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1如下：“1、一种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制剂是以重量比组成为1∶10-30的氨氯地平或氨氯地平生理上可接受的盐和厄贝沙坦为活性成份组成的药物组合物”。本案专利说明书第三部分“试验结果”表5（第9页）的“9种剂量组合及相应的剂量比”中有1：30的内容。该部分“复方对血压的影响”中有如下描述：“氨氯地平1mg/kg与不同剂量的厄贝沙坦组合，仅在厄贝沙坦为30mg/kg时才呈现稳定持续的降压效应”；说明书第四部分“分析与结论”（第10页）中有“氨氯地平1mg/kg与厄贝沙坦30mg/kg的组方因降压效果稳定持久，用药剂量较小，故推荐为最佳剂量组合”的内容。本案专利说明书第10页及第11页片剂制备实施例1和实施例2分别公开了氨氯地平2.500mg与厄贝沙坦75.000mg的组合以及氨氯地平5.000mg与厄贝沙坦150.000mg的组合。

针对本案专利权，李平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2009年9月29日，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口头审理，家化公司当庭提交了权利要求书的修改文本，其中将本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比例“1∶10-30”修改为“1∶30”。2009年12月14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14275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第14275号决定），认定家化公司提交的权利要求修改文本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范围，并且对该反映比例关系的技术特征进行修改也不属于无效宣告程序中允许的修改方式，因此不予接受。故在原授权文本的基础上以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支持为由宣告本案专利全部无效。家化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维持第14275号决定。家化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诉讼期间，江苏先声公司、南京先声公司因受让本案专利而承继家化公司的诉讼地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家化公司在无效宣告程序中对专利要求的修改符合相关规定，判决撤销第14275号决定，责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决定。专利复审委员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8日裁定驳回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1：30的比值是专利权人在原说明书中明确推荐的最佳剂量比，将权利要求修改为1：30既未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更未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如果按照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观点，仅以不符合修改方式的要求而不允许此种修改，使得在本案中对修改的限制纯粹成为对专利权人权利要求撰写不当的惩罚，缺乏合理性。况且，《审查指南》规定在满足相关修改原则的前提下，修改方式一般情况下限于前述三种，并未绝对排除其他修改方式。二审判决认定修改符合《审查指南》的规定并无不当，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审查指南》中关于无效过程中修改的要求解释过于严格，其申诉理由不予支持。

法院和复审委的冲突在哪？

北京市高院和最高院认为复审委员的做法缺乏合理性的依据是专利法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复审委员会对于无效过程中的修改的判断所依据的是《审查指南》（2006）中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其原则是：（1）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2）与授权的权利要求相比，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3）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4）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其中的（2）（3）与专利法以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相同的，比较重要的不同在于审查指南中增加了（4），这导致了审查指南中规定的修改方式相对于专利法和实施细则更加严格。

《审查指南》的首页就记载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制定审查指南”。这是依据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第一百二十一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专利法和本细则制定专利审查指南”。由此可见，《审查指南》是根据专利法和实施细则制定的，因此，如果《审查指南》和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存在冲突，那么应该以专利法和实施细则为准。

因此，北京市高院的决定和最高院的裁定从这个角度上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北京市高院的决定和最高院的裁定会不会导致其他问题？

在专利法中，对于发明专利确权是一个行政程序，即对于专利权的授予是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来执行的。关于这一点在专利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中做了如下规定：“专利法第三十八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专利法第三十九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有国务院专利行政部分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

在确权过程中，对于可能涉及到的司法程序在专利法中有如下规定：“专利法第四十一条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通过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在专利权的确权的过程中，法院并没有直接授予专利权的权利，其有的权利也仅仅是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

并且，在此还需要强调一点，按照专利法中的规定，发明专利授权的取得必须是要经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实质审查的。

回到本案中来，本案存在上述争议的原因在于：上述权利要求1中的“1∶30”并没有出现在授权文本的权利要求书中。如果授权文本的权利要求包括如下的权利要求，那么该修改就不会产生争议了：

1、一种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制剂是以重量比组成为1∶10-30的氨氯地平或氨氯地平生理上可接受的盐和厄贝沙坦为活性成份组成的药物组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制剂是以重量比组成为1∶30的氨氯地平或氨氯地平生理上可接受的盐和厄贝沙坦为活性成份组成的药物组合物。

上述的权利要求2是经过实质审查程序获取授权的，这是符合专利法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北京市高院的决定，那么，本案将由复审委重新作出无效宣告决定。假定复审委在重新作出的无效宣告决定中维持了专利权有效，那么，该有效的权利要求1为：

一种复方制剂，其特征在于该制剂是以重量比组成为1∶30的氨氯地平或氨氯地平生理上可接受的盐和厄贝沙坦为活性成份组成的药物组合物。

需要注意的是，该专利权是没有经过实质审查程序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该专利的专利权并不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授予的，而是间接由法院授予的。根据之前对专利法的分析可知，法院是没有授予专利权的权利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北京市高院的决定以及最高院的裁定可能会导致与专利法冲突的结果出现。该结果的出现，可能是对目前专利法的确权程序的挑战。

总结

复审委员会主要的职责是在复审程序中判断驳回决定是否合法，以及在无效程序中判断专利权是被无效还是被维持。对于复审的案件，如果复审请求人对权利要求进行了修改，复审委员可以将其发回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再次进行实质审查，而在无效阶段，复审委员则没有将案件的发回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重新审查的权利。我猜测，《审查指南》中规定的无效宣告程序的修改原则“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的制定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防止未经过实质审查的技术方案通过复审委而获得授权。因此，我认为《审查指南》中的该原则是合理也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