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协同问题（共8篇）
美国是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也是产业链中产学研协同发展较好的国家。美国出现了硅谷、“128 号公路”“研究三角园”等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创新基地，成为世界各地推动协同创新、促进区域发展的典范。目前，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RTP)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园区，也是高校与地区产业链实现协同创新发展的后起之秀，与硅谷、德克萨斯研究院并称为美国三大科研中心。本文分析了“研究三角园”的现状、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模式及关键因素，最后提出对京津冀高等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的现状
北卡“研究三角园”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勒姆和查珀尔希尔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卡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三所知名大学环绕， 形状类似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被称为“研究三角园”。该“研究三角园”是美国最早、规模最大的研发产业园，是美国制造业向高端转型的代表，堪称美国区域性高等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典范。园区成立于1959 年，占地面积约4.25 万亩，在现代医疗健康、农业生物技术、分析仪器、生物制剂与传染病、物流、纳米技术、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研究三角园”总共有200 多家企业，其中有170 多家是世界顶尖级的企业，包括著名的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北卡生物技术中心、微电子研究中心以及GE、IBM、思科和杜邦等大型跨国公司的科研机构。园内除一些大型高科技企业外，还有着大量的小型研发机构。园区内大约有2200万平方米的发展区域以及26 所综合性的办公楼， 同时还有4个孵化器。这些企业中，40%是生物企业，另外还有20%是信息科技企业，如IBM、思科。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如基金、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工程类、金融服务业等。“研究三角园”现已是全球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方。目前园区内大约有180 万居民，就业率相当高，且47%的上班族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时，“研究三角园” 是美国合同性研究机构密度最高的地区，每年联邦政府投入的资金高达20 亿美元。“研究三角园”在经济发展、社区建设、教育培训、专家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济结构逐渐高级化，高收入人口比例增加，园区多次跻身《财富》杂志“企业最佳发展城市”和“全美最佳生活区”。
二、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的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分析
1. 政校企合作， 奠定园区与区域产业链持续协同发展基础。20 世纪50 年代，北卡罗来纳州在美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州，据称烟草和纺织服装是该州两个最大的产业。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烟草和纺织服装行业开始走下坡路，“研究三角园”所在地区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当地政府为激活当地经济和增加就业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收效甚微。北卡罗来纳州尽管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 但教育却相当发达，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均属美国最好的研究性大学。因此，政府和一些企业、私人机构以及学校联合起来，想通过校企合作促进地区发展。因此，成立了“研究三角园”。随着时间的推进， 这三所大学的毕业学生都来到了这个园区工作，城市也逐渐发展壮大。
园区起源于政校企合作。政府非常重视三所大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利用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以“研究三角园”为框架，以该地最著名的三所研究型大学(达勒姆市的杜克大学、罗利市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为支撑点，形成“三角形”布局。这种设计理念使得园区与三所大学之间距离最小化，同时毗邻东海岸线，园区铁路、公路、海运等交通极其便利。地方政府对园区附近的大学、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孵化器、非盈利机构等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政府的宣传和帮扶下，园区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等举措吸引大型企业、研究机构入驻。
“研究三角园”一开始就积极推动高校融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延伸现代生物、计算机网络等新兴产业产业链。在“研究三角园”内，产业链的上下游、研究机构与生产企业、不同领域的协作伙伴以高度紧密的方式进行协作，园区内某一个企业的创新有可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面跟进与提升。在“研究三角园”，不同企业、高校之间分享知识、紧密协作、共同创新，政校企合作，奠定了园区与区域产业链持续协同发展的基础。
2. 校企互动，区域联动，实现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创新。“研究三角园”的成功源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互动，构建全新企业与学校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及其周边的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等为“研究三角园”的成功提供了丰富的智力和技术资源，实现了优势学科与区域支柱产业无缝对接。如杜克大学以电子工程和生物医学见长;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有上百个专业，其中工程类专业，如核能工程、工业与制造工程专业在全美大学名列前茅;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商学和新闻学等备受学生青睐。“研究三角园”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集合三所高校的优势学科来吸引相关企业入驻，这是一种企业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挑选企业的过程。企业与学校之间协同研究的领域正是区域明显的优势。再加上许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是从作为智力资源密集的大学或科研院所直接繁衍而来，因此它们一出生就与这些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使得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
园内高校的人才和专业优势成为吸引研究型企业的“传感器”，也是“研究三角园”实现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企业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实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的改造，高校与区域的协同创新成为新时期“研究三角园”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路径。大学和企业实验室间的合作使园区成为美国东部技术上的领跑者。1959 年“研究三角园”挂牌时，园区委员会把化学、纤维作为发展重点。60 年代中期后，电子业成了高新技术的代表。1965 年IBM 公司加入后，园区进入快速成长阶段。80 年代，进一步明确把微电子和生物工程视为最有前途的技术领域，并确定了集中于这些核心产业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90年代，随着网络工程和生物技术蓬勃兴起，“研究三角园”立即赶上这一时代潮流，经过50 多年的建设,该地区成为全球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研发中心。
3. 多方合作构建产业链生态系统。拥有大量高科技人才和创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是吸引大企业的重要资源。在政府支持下，园区建立了大量生活、娱乐及配套设施。政府与基金会合作投入，分担园区内道路建设成本。政府下属的小企业管理局为小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和其他金融服务，并对入园企业提供10 万~50 万元的低息贷款，年限长达7 年，针对过去主要侧重引进大研发项目而忽视创新科技企业的不足，“研究三角园”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启动了科技企业孵化体系，目前已孵化出1500 多家创新企业。
北卡罗来纳州的低消费水平和紧密的社区合作氛围，提供了高质量有价值的操作交流平台和稳定的科研环境，以及便利的交通、齐全的环境建设、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从行业构成看，最大的是生物技术和制药产业，其次是信息技术和软件，还包括仪器与先进材料企业、清洁与绿色技术公司、专业服务与管理顾问公司等。这些与园区内相关的政府机构、基金会、研究所、科技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三、“研究三角园”高等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
1. 高等教育与产业链协同创新管理机制： 非营利的基金会。“研究三角园”在管理上实行的是政府主导，政、校、企联合管理的模式。 通过第三方组织―――基金会实现联合管理。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基金会(Research Triangle Foundation of North Carolina)是由政府、大学、企业及行业领袖联合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在管理方式上，基金会由政府、学校、企业等各方代表11 人组成理事会， 主要负责园区的建设、维护与管理，以吸引和留住企业。基金会将政府、高校、企业组织在一起，共同商议决策、规划“研究三角园”未来发展蓝图。这种管理模式，既能保障园区稳定的创新创业环境，又使得园区内部企业和单位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为高校与区域自由合作扫除障碍。同时，基金会下设附属公司，辅助其对“研究三角园”进行管理。“研究三角园”作为基金会的附属公司，也是园区的`商业、娱乐休闲、咨询服务中心，园区内舒适便利的工作环境、休闲的娱乐环境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得“研究三角园”成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地点”之一。园区的大学安置服务中心为即将毕业的学生与用人单位提供中介服务，是连接高校与用人单位的重要纽带。还设有大量的非营利性研究所，主要开展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新产品研究等工作。
2. 构建学科-产业-园区协同发展机制： 产-校-园-城四位一体融合发展。大量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保证了园区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也是园区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园区汇聚多所高校，恰好位于罗利(首府)、达勒姆和教堂山三个城市的中心点上;这三个城市中的每一个城市都拥有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大学是园区维持快速与持续发展的基础。“研究三角园”内各个高等院校都具有自己的优势专业和学科，这些学科又与园区发展结合起来，与园区内企业的产业有较高的匹配度。“研究三角园”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集合三所高校的优势学科来吸引相关企业入驻，这是一种企业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挑选企业的过程。
企业与学校之间协同研究的领域正是区域明显的优势。园区内制药、健康服务和医疗设备类企业最多，总数超过了35 家，雇佣员工接近7000 人。这样的高集中度反映了杜克大学和北卡大学等地区院校的科研实力，这两所学校都开设医院、医学院、护理学院和生物医学相关研究项目。园区第二集中的产业是IT、计算机和电信业，超过25 家企业，共雇佣2 万余人。北卡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的工程学院以及北卡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都吸引着企业来到这里。“研究三角园”中的其他产业，如环境科学和生物机构，也占有重要比例，也反映了该地区高校在这方面的实力。
相应的，大学也像企业一样，很重视与“研究三角园”内企业的关系。超过85%的高校校长把“研究三角园” 内的企业看作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接近70%的校长认为“研究三角园”的企业是学生实习和教师专业培训的重要地方。同时，近一半的校长把“研究三角园”内企业看作学校访问学者、支持资金和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大学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科研攻关，研究出的科研成果迅速移交给专门的研发机构进行开发， 开发出的新产品很快移植到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便成了高科技产品。这种结合不仅成果快，开发周期短，而且都是高技术产品，经济效益非常好。各高校的学生，有不少在学习期间就在园区内科研机构的工厂实习，毕业后往往就被有关科研机构正式吸收为科研人员。园区内，近90%的公司表示与周围大学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 超过80%的园区公司重视从周围大学的毕业生中挑选员工;并且，超过70%的公司重视员工的课程和培训;其他的校企合作形式也是被重视的，包括文化、社会方面的合作机会、咨询等。
经历50 多年的发展，“研究三角园” 正在制定新的发展计划。在新的总体规划中，最重要的理念是要打造一种新型的“创新社区”，即创造一个不仅创新公司愿意在此落户， 而且人们愿意在此居住生活的地方。为此，园区将打造成多用途中心，不仅是公司办公和研究的基地，也提供零售、酒店和住宅设施。打造宜居宜商的创新社区。
3. 创建多元文化氛围，提升高校创业能力。“研究三角园”具有和谐多元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被誉为是“最适合商务的地区”“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成立之初，就敞开大门吸引各国和地区的研究型企业入驻，高校与区域之间合作、竞争的意识成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文化环境。
高校在与企业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挖掘自身的竞争优势，产生了一大批高校企业(spin-out companiesfrom universities)。据统计，2003 年三所高校创立了大约20 多家企业， 大多涉及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和专利产品。许多高校拥有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创业基金等，针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进行专利保护和风险投资。高校创业的形式在“研究三角园”非常普遍，包括技术转移公司、产品研究中心和小型公司等，为推动区域协同创新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学不断向“研究三角园”输送优秀人才和优质项目。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创立了众多企业，大学研究项目又催生了不少初创企业，为创新经济的发展不断提供新鲜血液。
建立于大约30 年前的北卡州立大学百年纪念校区，本身就是学界与产业界成功结合的产物。为便利与产业界合作，北卡州立大学成立“跳板创新中心”，作为发展校企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枢与入口。该创新中心，旨在为那些来自大学以外的人提供“一站式购物”的支持，让他们知道如何与北卡州立大学合作。北卡州立大学支持师生创业， 迄今已经创立100 多家企业，资本投资超过15 亿美元。目前，该大学每年大约新创立8 至10 家公司。
园区还为刚起步的创新企业提供孵化器服务。在这个园区中，有4 个孵化器，园区负责管理的是第一个(park research center)，提供基金支持，其他三个是独立的孵化器，也就是由企业独立运作的公司。第四个孵化器是一家国际企业在运营的，专注于在生命科技方面孵化的事情。此外，园区设有“北卡生物科技中心”与“北卡超级计算机中心”，前者由北卡州成立，对园区内生物科技相关厂商提供庞大的、创造性服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一般不对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或管理，而是委托资信等级高的专业机构进行运作。
4. 多渠道筹集资金，提供创新动力支撑。高校与区域实现协同创新，不仅需要人力、物力、技术的支撑，还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高科技产业具有高风险、长周期、高收益的特性，因而资金是协同创新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联邦政府也加大了对“研究三角园”高校和企业创新发展的资助。为帮助一些新创小型科研机构开展业务，政府下属的小企业管理局向在园内的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及其他金融服务。此外还提供10 万到50 万美元的低息贷款， 贷款的期限长达七年， 贷款年利率仅为政府债券利率的一半或固定为5%。另外，风险投资公司、独立基金会、私人募捐等也为园区高校人才培养和技术转移提供了大量支持。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旗下的黑石慈善基金会联合“研究三角园”的高校―――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North CarolinaCentral University)、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投资363 万美元，成立“黑石企业家网” (the Blackstone Entrepreneurs Network，BEN)，致力于打造将创新思想推向市场的动态区域网络，提高区域的创新活力。
四、对京津冀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启示
1.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引入第三方管理模式。“研究三角园” 实现高校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是非营利的管理基金会。在“研究三角园”，有大量的非营利组织活跃其间。这些非营利机构大多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成为营利组织、科技团体与政府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研究三角基金会” 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负责管理和指导“研究三角园”的建设和规划，对园区内各单位的内部事务无权干预。基金会成为政、校、企合作和园区建设的助推器。目前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口号大、落实少，关键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模式和机制。因此，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过程中，区域首先要明确定位，建立创新机制，设计未来发展模式，借鉴第三方管理模式，带动京津冀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链协同发展。
2. 明确定位加强优势合作， 坚持优势学科与区域支柱产业无缝对接。“研究三角园”的创新依赖区域内三所研究型大学的学科专业优势。三所高校突出的学科优势，成为企业合作的重要根源。目前，京津冀大部分高校与区域内行业企业合作的领域非常有限，根源是很多高校在专业和学科建设上求多求全，缺乏明显的优势学科、专业，没有形成与产业链发展协同的优势学科和专业，企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高校在抱怨协同创新困难的同时， 先要考虑自己的优势何在，深入挖掘专业学科优势，加强优势学科建设，结合区域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与区域支柱产业相关的专业链群，为协同创新搭建桥梁。
虽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中对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发展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 接下来就是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前提下, 如何引导产业的转移与承接,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很明显, 政府意愿并不能主导市场行为, 同样产业的转移也绝不会完全听从政府的安排。企业既是产业转移的形式载体, 也是这一过程的行动主体, 企业的迁移是完全遵循市场规律而并非政府意愿的, 但政府可以在了解企业迁移原因的基础上, 制定出符合企业利益的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迁移, 从而推进产业的转移。因此, 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不可或缺, 甚至可以说, 政府只有先研究透企业, 弄清楚什么可以驱使企业移出, 什么可以吸引企业移入, 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产业转移政策, 完成京津冀产业转移的疏导工作。
二、企业的迁移类型及影响因素
(一) 成本领先型迁移。这种类型的迁移是企业在考虑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各项成本差异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 成本主要涵盖了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本等多个因素。当迁出与迁入两地的成本差值足以弥补企业迁移所带来的沉没成本, 并可带来可持续的低成本优势时, 企业会表现出浓厚的迁移兴趣。长远来看, 低成本的优势虽然短期内可以吸引大量企业, 但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多这种优势会逐渐消耗殆尽, 那些对成本敏感的企业很快又会寻找新的迁入地。
(二) 竞争优势型迁移。企业希望通过迁移的方式, 来获取非成本的其他竞争优势, 比如市场、人才、区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这种类型的迁移中, 企业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倚重程度较高, 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同时, 在这种迁移策略的影响下, 也有可能衍生出企业的多地区布局, 将研发部门放置在高端人才聚集的地区, 将营销部门放置在临近主要市场的地区, 由此享受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竞争优势。
(三) 集群性迁移。集群性迁移顾名思义是一种群体迁移, 是相互密切联系的企业集群一起进行迁移。这些企业集群或是在龙头企业的引领下迁移, 或是在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牵引下迁移, 也或者是类似的小企业群一起为了成本、市场等因素抱团迁移。这种群体迁移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产业群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 还可以增加从迁入地获得政策红利的砝码。
(四) 强制性迁移。强制性迁移是企业受到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压力被迫迁移, 是企业在非自愿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比如在环评要求较高的地区, 技术设备达不到的企业就会被强制关闭, 被迫向标准低的地区迁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北京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去非首都功能, 这样很多未包括在首都功能的产业、企业就面临着迁移。
三、企业迁移选择对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 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企业在迁移的过程中形成集群或者分解集群, 从而影响到当地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京津冀三地各有其产业布局与定位, 因此需要合理地引导企业迁移, 以达到产业规划目标。
1、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落地,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任务也开始启动, 这就意味着一些企业需要被迫迁离北京。而这些企业并非不良企业反而有些是优质企业, 这些企业移向何处, 对河北、天津甚至其他省市来说都是想要争取的资源。这些企业的迁移选择, 甚至可能会改善迁入地的相关产业发展。
2、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京津冀三地的共同目标, 目前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趋于合理, 但津冀两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第一产业的保障与第二产业的促进。服务业是以工业为依存的, 只有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带动服务业的爆发。所以发展服务业不仅是一句口号, 还需要企业来做出最终选择。当生产性企业聚集时, 当地的服务业自然会带动起繁荣, 反之无论政府再费力也可能只是一句口号。
3、重点产业的发展。京津冀三地重点产业发展都需要大力吸引相关优秀企业入驻。优秀的企业不仅能带动所在地产业的发展, 还能靠自身引力形成集群, 推动行业创新, 这时企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1、技术创新与升级。产业的改造升级离不开企业的贡献, 企业以其创新来带动行业的创新与产业的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从企业来看, 最具有创新的活力, 比任何政府的创新推动更具有主观意愿, 产业的改造升级都是由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层层推进的。选择有创新基因的企业, 有助于在产业转移承接过程中, 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
2、完善产业链。企业的不断集聚既可以形成集群、壮大产业规模, 又可以做深做细产业链, 完善当地的产业链延伸, 充分挖掘产业链价值。在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中, 三地同样面临对当地重点产业链完善与补充的选择。吸引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相关企业, 有助于增强整产业链的竞争力。
四、基于企业视角政府如何引导产业转移
(一) 以市场手段完成引导。在京津冀产业转移与承接中, 企业的迁移需要市场手段的引导, 行政强制是不能硬性地限制企业的去与留的, 只能是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进行吸引与分流。比如在经济发达的人口密集区, 市场已经通过土地价格与人力成本对企业做出了选择, 生产型企业迫于成本的压力就会衍生出迁移的意愿, 如果这个时候有其他地区愿意承接该产业的企业, 就可以通过土地优惠、税费优惠来进行吸引, 再加上当地的人力资源可以满足企业需求的话, 就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转移与承接。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关注的政策不同, 土地、人力、资本、税费、区位、物流交通等要素都可以在政府的应用下变成引导产业转移的不同力度的优惠政策, 从而达到产业调整的目标。
(二) 促进“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表面上看是产业组成的主体-企业的流动, 但进一步细化分析, 其实是一种要素的流动, 涉及资本、人力、技术、土地、市场等要素的流动, 企业的迁移除去行政强制, 基本上是一种逐利的流动。要想促进企业的流动, 必须首先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
1、资本要素。京津冀三地的金融环境不同, 对资本的容纳性与投融资的条件限制也不一样, 资本环境越是宽泛的、多样化的地区越容易进行投融资, 而相对保守的河北则需要进一步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与服务, 借鉴京津的方式方法, 促进资本的流动。
2、人力要素。本来人力资源的流动是诸多要素中流动性较强的, 但京津冀三地特殊的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力的流动, 尤其是高级人才的流动, 从而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流动。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应该拿出相应的办法对由京津转移到河北的企业员工进行合理补偿与过渡, 最终当然是要打破这种户籍壁垒。
3、土地。土地虽然看似是不可流动要素, 但可以通过土地指标的转让来在三地实现流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在固定不同用地类型总量的基础上, 将三地的不同类型用地协同起来, 实现土地置换与转让。
参考文献
[1]肖金成.京津冀区域合作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11.
[2]沈晓.产业转移中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决策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 2009.6.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热潮的背景下，创新创业也成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的新热点。
记者在京津冀采访中获悉，北京创新资源高度密集，天津、河北制造业基础雄厚，优势互补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2015年以来，来自北京的创新创业企业，以及培育此类企业的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落户天津、河北两地。
天津异乡好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胡春力告诉记者：“我们是将北京的互联网资源和启动资金，带到天津来创业。”
一年前，由北京东方嘉诚总部投资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选址落户于天津南开区的仪表厂旧厂房。现在，这里已经建成超过一万平方米的众创空间，一大批北京和天津的互联网创业企业聚集在这里。
天津市南开区招商办副主任张凌告诉记者：“这些企业规模不大，初期未必能给当地带来明显的税收，但它们带来的是北京的创业生态，这有助于营造创新文化，还能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中关村海淀园在全国设定的首个分园，于2014年落户河北秦皇岛，也带来了优秀企业的“播种机”。一年后，海淀、秦皇岛两地已协调推进了50余个高新项目形成落地对接意向，多个项目已经完成注册并投入运营。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引进创业企业，津冀两地还注重培育创业环境，特别是引进了不少“北京系”的创业孵化器。
不久前，来自北京中关村、致力于挖掘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亚杰商会落户天津开发区，其力争在三年内，影响、覆盖千家在天津本地有代表性的创新企业，培育百家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创新企业，并与当地政府在创业培训、品牌共建等方面深度合作。
亚杰商会秘书长郭基梅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未来不仅能够帮助北京的创业者到天津发展，还可以培育天津本地的创业环境，将北京的培训资源、创业导师都请到天津来，让天津的创业者拥有更好的‘摇篮，实现快速成长。”
记者采访中发现，北京创新创业资源加速外流，是看重了津冀两地独特的优势与机遇。
天津是我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工业基础雄厚。2014年，天津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八大优势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0%。而河北具有市场优势以及产业升级改造的机遇。
天津开发区科技企业培育平台、天津泰达科技发展集团总工程师马萱说：“天津开发区集聚世界500强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积累了一大批制造业人才。而北京的优势是技术和人才，两者结合起来，在智能硬件、3D打印等领域就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信访室 郑铁军
河北省围绕京津，一直都是为京津服务，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今年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对河北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机遇。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河北应抢抓机遇，去糙取精，寻找“共振点”、“共赢点”。
作为一个纪检监察干部，我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和重点任务，这是由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强调这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坚持问题导向、着眼破解难题，任务。这一战略决策，必将载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史册，释放巨大的发展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三转”要求，突出主业主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河北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在工作中要为这个大的战略做好服务，抓好党纪、国法，为项目的顺利落地做好保驾护航。我们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在服务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借势发展自己，改变首都“周边塌陷”的局面，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统一全省上下的认识和行动，第一位的是强化协同发展的理念。京津冀一 体化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河北就演好什么角色。无论是城镇布局、产业布局，还是基础设施、环境建设，都必须着眼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不利于京津城市功能疏解的项目一个不能上，不利于改善京津生态环境的项目一个不能进。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河北更应大气包容，寻找“共振点”“共赢点”，不能打小算盘，以一地之小私而损三地之大公。严格执行“区域规划一张图”，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规划不能开发的地方绝对不开发。河北是首都功能疏解和战略展开的腹地，必须把握好在京津冀一体化大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切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生态压力，河北就要强化生态保障功能；京津冀城市群的最大短板是京津周边城市不发育，河北就要改善城镇层级结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难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河北就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京津冀一体化的基本条件是交通一体化，河北就要承担交通疏解功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牵头联合住晋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联名提案，建议国家将山西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并提出重点工作实现协同发展。
据报道，此次联名提案的住山西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将山西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有利于强化京津冀发展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加快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也有利于山西借助京津冀的人才、技术、区位、市场等优势，实施“革命兴煤”，发展现代农业、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
其次，有利于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京津冀是全国空气污染最重的区域之一，治理任务艰巨而繁重。将山西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助于区域联动协作，加强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和水源地保护，加大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治理，提高资源产业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共同实现绿色发展。
再次，有利于拓展京津冀发展战略空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事实上，山西目前已分别与北京、天津、河北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因素考虑，此次联名提案的住山西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将从下面五个方面重点推进山西纳入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一是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支持山西与北京构建进京农副产品“绿色通道”，与天津共同推进两地之间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的规划和建设，与河北加快构建适应两省合作发展要求的综合交通网络。
二是强化能源合作，在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加强区域内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支持山西继续推进与北京在煤炭、电力领域的长期合作。启动煤层气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天津在煤炭、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促进与河北在煤炭、电力、煤化工、煤层气等方面的产销合作。
三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合作。在国家的支持下，加快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太行山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四是强化经济和产业合作。支持山西依托能源、原材料产业优势，深化与北京、天津在装备制造、汽车、新能源、精细煤化工、新材料、高新技术和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与天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链对接和相互延伸;重点支持晋冀两省企业在能源、农业、经贸、旅游、文化、交通、煤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合作。探索三地产业转移飞地经济模式。
五是强化旅游、文化领域的合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和模式，构建京、津、冀、晋旅游协作网，携手打造无障碍旅游大区，形成共同整合资源、联合宣传促销、合作开发市场的发展态势，推出一系列跨省区旅游精品线路，实现旅游交通、旅游产业、旅游市场、旅游信息、旅游管理一体化。
重要讲话精神心得体会
2019年1月16日至17日，总书记亲临我市考察指导，对天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1月18日，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全力服务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五个现代化天津”。我们要切实强化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意义。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五周年的重要节点，在天津负重前行、滚石上山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刻，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视察指导天津工作，对天津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天津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天津发展的殷切期望、对天津人民的关怀厚爱，为天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工作动力。
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阐述了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下一阶段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为新时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天津实施的重要指针、指南，为天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带着感情学习、着使命思考、带着问题领悟，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坚定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我们要切实强化政治自觉，坚决落实总书记对天津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总书记考察期间对天津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极具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蕴含其中的丰富思想精髓，扎扎实实抓好落实，确保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在天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牢牢把握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要求，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营造鼓励创新创造的良好环境，把天津打造成为创新高地。要牢牢把握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要求，以智能科技产业为突破口，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加快推进港口改革发展，提升服务辐射京津冀和“三北”地区的能力。要牢牢把握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要求，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高标准保护好湿地，建设好绿色生态屏障。要牢牢把握关于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要求，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建设好高校思想政治阵地。要牢牢把握关于加强社
区治理、深化志愿服务的重要要求，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轴心”作用，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要牢牢把握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要求，注重城市品位特点，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我们要切实强化政治定力，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肩负起天津重大历史使命、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积极对接大战略、融入大战略、服务大战略。要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抓住重要机遇，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承接平台建设，吸引更多非首都功能和高端项目到天津。要主动服务、支持、配合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学习借鉴先进规划建设理念，提高天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源，深化三地协同合作，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深化与京冀机场、港口协作，推进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场一体化。要创新生态保护机制，加强渤海湾污染综合治理，推进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扎实做好对口帮扶承德市工作，帮助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们要切实强化政治担当，迅速兴起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的热潮。要把学习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具体目标，逐条认真梳理、逐项深入研究，细化落
近年来, 一些学者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进行了研究。邢子政等 (2009) 学者认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并不严重, 从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较大的产业相似度大, 但从工业行业内部的优势产业来看, 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的相似度并不大, 可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全诗凡等学者 (2013) 认为, 经济的区域化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作用, 京津冀为我国的第三大经济增长极, 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 近年来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本文重点分析了京津冀各地区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主要特点和主要问题, 然后根据各自的产业特点和比较优势, 结合各自的战略定位, 进行有效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 发展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 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以配合国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实施。最后, 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特点
1.以传统产业的转移为主。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特点, 主要以传统的产业为主, 如北京钢铁行业、火电发电厂等。而且转移的规模不大, 缺乏统一的组织与整体规划。
2.北京的资源消耗型和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转移到其他省市, 造成天津和河北的工业污染严重, 也最终导致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已经达到非常突出的程度, 严重影响普通大众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3.产业转移过程中, 竞争与合作共存。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 由于产业同构较为严重, 所以竞争与合作共存, 始终无法从国家整体的战略高度来进行产业的转移。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主要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很早就被学界和社会广泛讨论, 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十分缓慢。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问题突出:
1.产业转移缺乏统一的规划, 而且很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政策落实不到位, 导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 严重影响了京津冀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竞争实力。
2.京津冀各省市没有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 各省市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产业特点产业优势, 发展适合自己的优势产业。各省市都从各自地区的利益出发, 缺乏大局意识, 导致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一直止步不前, 进展十分缓慢, 最终影响各省市的经济发展。
3.北京吸引了京津冀地区绝大部分优势资源, 产生了很大虹吸效应, 导致河北和天津高层次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从而影响了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4.京津冀地区还没有构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严重滞后。
5.京津冀各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机制, 严重影响各省市和各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最终影响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和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的有效实施。
三、政策建议
1.坚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坚持在国务院统一规划和协调下进行京津冀产业对接和转移。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立了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北京、天津和河北应该充分结合自身优势, 以及国家对其战略定位, 找准各自的发展方向, 抓住各自的发展重点。北京应该将其非首都和性能的产业转移到天津和河北, 河北与天津也应该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工业基础条件, 做好承接北京转移出来并且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 形成差别化的优势产业产业, 促进各自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推动京津冀作为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京津冀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中的基础性作用, 培育和发展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 形成完善的市场交易体系。
3.构建完善的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 实现京津冀主要城市之间的公共交通一体化, 加强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
4.加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市之间的沟通与协调, 多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 加强交流, 促进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京津冀各地区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主要特点和主要问题, 然后根据各自的产业特点和比较优势, 结合各自的战略定位, 进行有效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 发展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 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以配合国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实施。最后, 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邢子政, 马云泽.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倾向与协同调整之策[J].现代财经, 2009, (9) :50~56.
关键词：司法协作 京津冀一体化 检察机关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使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该区域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作为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本地区各级检察机关，在维护地区秩序稳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合作现状
2016年3月30日，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在京签订了《京津冀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框架意见》，旨在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布局中的作用。具体内容包括：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和司法办案工作通报、加强调查取证协作、加强职务犯罪协查地市级院直接对接新机制建设，加强追逃追赃协作、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协作、加强刑事执行监督协作、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协作等司法协作、加强服务跨区域重点企业和项目协作、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协作、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作等重点工作的协作。[1]同时，三地检察机关建立日常联络机制，省级院检察长会晤机制、业务领域协作机制、建立职务犯罪侦查协作常设机构、相邻检察院协作机制、出台规范性文件沟通交流机制、人才交流挂职和培养机制、检务公开协作机制、多层次研讨交流等协作机制。
2016年5月26日，北京东城、石景山、大兴、天津武清、河北保定等地检察院召开预防部门服务协同发展经验交流会。就精准发挥预防职务犯罪职能保护、加强对跨地域经营企业的司法保护、预防资源共享和人才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下一步三地预防部门将在交流研讨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服务协同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工作配合，探索联合开展预防专项工作。
二、三地检察机关司法合作存在的困境
（一）法律困境
1.区域内司法合作相关立法滞后。一是法律规范缺失。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法治是重要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既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立法促进，开展京津冀司法协助的基础是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司法协助规范性文件。现有情况下，京津冀区域内司法机关开展合作缺少法律制度的支撑。各种合作协议、宣言、共识的宣传性和政策性强，而法制性、权威性、制度性差，缺少约束力。二是缺乏统一法律实施的专门工作机构。“领导小组”“联系会议”等合作方式的组织松散、层级低，权利弱，责任性差，缺乏权威协调执行机构。各地对区域合作的探讨和规划远多于实际操作。而统一的法律制度是司法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现行的国家法律制度难以满足检察机关开展司法合作的需求，而且国家统一的立法往往规定的是对于全国具有普适意义的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某一区域内的所有问题。
2.司法标准不统一形成的障碍。京津冀三地都有各自独立的地方立法权，各地在立法过程中会考虑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法制标准和执法程序方面，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掣肘共同开展司法协作。例如，北京在认定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为5千元、10万元、50万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等六种侵犯财产犯罪处罚标准的若干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而天津的认定标准分别为5千元、5万元、50万元（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分则部分条款犯罪数额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天津市2014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河北的认定标准分别为7千元、7万元和50万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2011年《关于我省诈骗罪数额执行标准的通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这种差异客观上阻碍了地区司法合作的开展。
（二）现实困境
1.思想认识存在局限制约司法协作的推进。在过去的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发展中，行政区划的分割依然是难以逾越的思想认识，行政区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区域一体化观念则比较缺乏。在行政区观念的影响下，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开展工作也是以本地区为主，没有树立起区域内“一盘棋”的观念。而且在行政区观念的指导下，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盛行。各地都从本地利益出发考虑是否合作与合作的态度。如果一方利益小于合作前收益，就有可能采取抵制态度。只有在双方获取的利益都有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能有积极的合作态度。在司法合作领域就表现为只有自己单位需要去异地办案时才需要对方提供协助，反之则意愿不强。
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造成协作现实困难。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处于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的核心重要区域，地理位置特殊。改革开放后，京津关系进入博弈阶段。在目前的经济发展中，京津双核的竞争程度较高，专业化分工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在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京津、津冀之间的互补性及分工的合理性较强，合作较为广泛，而京津双核之间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合作进展较为缓慢，结果导致京津的极化和扩散能力不强，影响了京津冀整个区域的发展。而作为京津双核的主要经济腹地，河北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京津存在较大的差异，脱节现象严重，没有足够的中间力量作为支撑。差异是合作的基础，正如河北和京津之间的协调发展，但落差过大反而使合作的基础变得薄弱。[2]
三、三地检察机关司法合作机制构建
（一）职务犯罪侦防合作机制构建
1.职务犯罪办案协作机制构建。随着社会发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越来越体现出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高智商化、犯罪技术隐蔽化及犯罪人员日趋网络化、集体化等特点，更使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捉襟见肘。因此三地检察院自侦部门在查办案件时应当加强合作，形成合力，提升打击职务犯罪的效果。首先，建立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制度，最大限度提高案件线索利用率。对受理的举报线索，统一归三地省级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整理归类，纳入信息库。由专人对收集的线索进行分析、综合、整理，提出初查、缓查、备查的意见，统筹使用案件线索。其次，建立区域侦查联动机制，形成办案合力。三地检察院应破除目前行政区划壁垒，整合三省各级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干警、技术、设备资源，达到区域内资源及时调配、共享的目的。例如，当某地发生疑难案件后但当地侦查技术又有限时，邻近区县院或者侦查技术水平较高的检察院应积极向其提供支持。第三，建立异地交叉办案机制，排除办案阻力。三地自侦部门开展司法合作，实行交叉办案机制可以有效克服地方势力的干扰。当某地区需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指定其它地区自侦部门人员进行侦办，必要时可由相邻两省检察机关派人查办案件，并在查办案件时避免与当地相关人员接触，有效解决当地检察机关在侦办案件时遇到的“关系案”、“人情案”等问题。
2.职务犯罪预防合作机制构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和各地功能定位的调整，将会有一批大型在京国有企业外迁，企业落户地的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做好这类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和职务犯罪预防方面的工作。移交外迁企业信息，企业落户地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应当与迁出地的检察院预防部门做好企业职务犯罪预防信息的移交工作，以便于企业落户之后当地预防部门更加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更好的开展预防工作。可邀请企业工作人员到所在地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参观，提高工作人员对职务犯罪的思想认识，达到教育预防的目的。同时，三地检察机关应当开展定期交流互访活动，学习对方先进经验，取长补短。例如可定期邀请其它地区检察院预防部门干警来院参观学习，借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开展较好地区的有益经验，加强职务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基地的建设，进一步提升预防工作水平。
（二）刑事检察工作合作机制构建
1.文书送达流转协作。随着各地区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区域内人员跨地区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和直辖市天津两地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增多也是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给文书送达工作带来了困难。有的当事人登记的经常居住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导致司法文书无法按时送达。有的当事人回到其原籍地，增加了文书送达的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人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加强地区间司法文书送达合作，可以显著提升送达的效率，降低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先由案发地检察机关将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邮寄至被送达人目前居住地的检察机关处，当地检察机关更便于查清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与其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一致，也更易了解当事人具体作息情况。在了解清楚具体情况后再选择合适时间送达法律文书，并将送达回执邮寄回办案单位。可以确保司法文书准确送至当事人手中。
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司法合作。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有权进行调查取证的活动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目前各地的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也不一致，除上述法律规定的启动主体之外，辩护方、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也常常作为被委托方进行社会调查。由于外来犯罪未成年人其成长环境并不被犯罪行为地的检察机关所了解，而如果派检察干警去当地开展社会调查又比较耗费人力和时间，因此比较适宜的方法就是委托当地司法机关或社会组织协助开展社会调查，办案地检察机关将设计好的社会调查报告寄至委托机关或组织处。受委托机关或组织在详细了解当事人的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后，形成社会调查报告通过邮寄方式寄送至犯罪行为地的检察院，供办案人员参考。[3]
3.未成年人考察帮教工作司法合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1款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对于那些犯罪时在外地打工，在附条件不起诉期间又回到自己家乡的涉案未成年人，就需要犯罪地的司法机关与其住所地司法机关加强协作，实现对异地涉罪未成年人帮教考察的无缝衔接。在帮教考察期间，两地检察院可派专人负责沟通联系，及时通报考察帮教情况。帮教地检察院通过法律知识讲评、心理疏导、参加公益活动等开展帮教活动，结合帮教进度，适时调整帮教方案和措施，并通过电话、邮寄材料等方式积极向委托地检察机关反馈帮教情况，确保帮教考察取得预期效果。
（三）在法律监督方面开展司法合作
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开展司法合作大有可为，对于跨省市、跨地区的民事行政案件、刑事执行案件和控告申诉案件，检察机关应统一办案标准，促进办案规范，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1.民事行政检察司法合作。一是探索民行案件联合办案机制。针对一些跨区域、重大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采取集中力量、跨区合作、联合办案的方式，在有效整合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能加快办案节奏。两地或多地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互相之间建立协作配合关系，有利于协调配置办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这就要求联合办案的检察机关之间一方面要树立全局意识，提高办案协作效能，探索建立新型分工协作关系，实现联合办案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遵循法律法规，规范办案协作机制。同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明确规范、统一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制度，建立有效的办案协作机制。二是建立委托调查取证机制。修改后民诉法第2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为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所必需，可以调查核实案件相关情况。司法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发现案件事实和提高诉讼效率，可以建立京津冀区域间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委托调查取证机制，即委托当地民行部门在本地开展调查取证。相互之间开通调查取证互助案件联络窗口，指定专门的联络人员负责收取异地转来的委托案件，并录入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及时分配给案件承办人，由其负责办理。在办理过程中加强案件的流程管理，建立专项数据采集库，在调查过程中及时将调查核实情况制作成调查笔录，根据案件实际需要询问诉讼当事人或者证人，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反馈至委托单位。
2.刑事执行检察司法合作。首先，要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对于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而言，应当建立完善京津冀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推动与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公安机关的互联互通，利用网络及时准确传输交换有关法律文书，根据需要查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被治安管理处罚、犯罪等情况，共享社区矫正工作动态信息，实现网上办案、网上监管、网上监督。对社区服刑人员采用电子定位方式实施监督，采用相应技术，防止发生人机分离，提高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可探索建立检察巡视制度，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室”，从而实现社区矫正信息资源共享，形成检察监督的合力。其次，加强对财产刑异地执行的检察监督。刑事罪犯为外地人员的，法院一般需要委托其住所地法院协助执行，但是异地法院执行力度更弱，执行效果不佳，同时委托法院大多在收到回函后即结案，而对异地法院是否采取了执行措施、采取何种执行措施以及措施是否到位等具体执行情况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监督，导致财产刑的异地执行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4]对此，应当健全相应合作机制，完善异地执行检察监督，由作出生效刑事判决的法院对应的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协调，获取信息后，以协助调查形式委托异地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异地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协助调查义务，承担起财产刑执行的检察任务，严格对财产刑异地执行开展监督，将监督措施、效果和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形成相应书面材料。依托三地联网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建立财产刑执行检察案卡或者台账，并于财产刑执行完毕后及时将相关材料通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移送至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对应的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共同促进京津冀地区财产刑执行及其法律监督工作健康发展。[5]
3.控告申诉检察司法合作。首先，在三地探索开展京津冀地区“社会矛盾指数”研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矛盾呈现出多元化、群体化倾向，个人利益诉求逐渐演变为群体利益、阶层利益诉求。三地检察机关的控告申诉部门可尝试合作开展社会矛盾指数研究，从涉检信访角度出发，运用民意调查等方法，共同对京津冀地区社会矛盾现状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形成《京津冀地区“社会矛盾指数研究”》年度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对区域内社会矛盾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研究，用数量指标衡量和监测社会矛盾，重点建立涉检信访评估预警机制，将处置信访案件关口前移，超前掌握信访动态，为检察机关正视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矛盾，从而更好地管理与疏导社会矛盾提供基础，也为京津冀地区快速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加强维稳方面的协作。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等跨区域、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件，以及涉检跨区域信访，及时相互通报情况，在信息共享、教育维稳等方面开展协作。特别是进京访案事件，由于津冀两地与北京距离较近，尤其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后，天津前往北京只需要二十分钟车程，导致大量的信访群众涌入北京，在敏感部位、重要场所聚集，给首都的治安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津冀两地在京的稳定控制成本。因此有必要加大津冀两地基层检察机关的工作力度，加强信访接待的规范化建设和首办责任制的严格落实，坚持把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认真开展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工作，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稳控在当地，降低北京的上访压力。
注释：
[1]参见深度解读《京津冀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框架意见》，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02576315.html ，访问日期：2016年8月2日。
[2]谢辉、魏勃、张晓凤：《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法律保障》，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
[3]张中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综合创新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4]李夏：《论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