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通用8篇）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1

上海市各区人民法院电话、地址一览表

编号 单位......地址......电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肇嘉滨路308号...021-63080000 2 第一中院...上海市虹桥路1200号...021-62751200第二中院...上海市中山北路567号...021-56700000海事法院...上海市杨树浦路1360号...021-65191144浦东新区法院...上海市丁香路611号...021-38794518卢湾区法院...上海市合肥路213号...021-63856666徐汇区法院...上海市宜山路188号...021-64680966长宁区法院...上海市虹桥路1133号...021-52574999闽行区法院...上海市雅致路99号...021-64120000金山区法院...上海市金山大道2288号...021-57968427松江区法院...上海市通乐路80号...021-67735215南汇区法院...上海市惠南镇城西路55号...021-58024700奉贤区法院...上海市南桥镇南奉公路1665号...021-57417490 14 黄浦区法院...上海市延安东路1234号...021-63278500杨浦区法院...上海市河间路29号...021-35124588虹口区法院...上海市北宝兴路531号...021-56333300静安区法院...上海市康定路1097号...021-62718212闸北区法院...上海市共和新路3009号...021-36034666普陀区法院...上海市铜川路1433号...021-62656265宝山区法院...上海市友谊路15号...021-56604808嘉定区法院...上海市博乐路73号...021-59521000青浦区法院...上海市城中北路555号...021-69201478崇明县法院...上海市城内人民路25号...021-59611568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上海市武进路527号...021-51222058 25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上海市中华新路60号...021-51235558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杭州市凯旋路花圃铁路新村41号...0571-56722058 27 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南京市下关区龙江路8号南三楼...025-5820558 28 蚌埠铁路运输法院...安徽省蚌埠市胜里东路1590号...0552-3921558 29 南京军区上海军事法院...上海市常德路421号...021-52030290武警部队上海军事法院...上海市程家桥路168弄69号...021-64332245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2

1 相关背景

1.1 医患纠纷形势严峻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门诊就诊人次和出院人数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医患纠纷数量和赔偿金额也不断攀升。而且,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据保守估计,上海市2010年医患纠纷总量达到7万~9万件,对社会稳定和医院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2 医患自行协商弊端凸显

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患纠纷的解决归纳为三条途径,分别是自行协商、行政调处和司法途径。后两条途径需要经过医疗事故鉴定等程序,相对公平,但一方面耗时较长患方拖不起,另一方面医院愿意对存在缺陷的医疗事件“花钱买太平”,快速了断,导致目前80%以上的纠纷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自行协商,虽然有方便快速的优点,但公平性的缺失是其致命缺点。对患者来说,医疗和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其在协商中处于劣势;对医院来说,一旦患方把事情“闹大”或者媒体介入,医院就相当被动,常常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1.3 原有“第三方”机制有名无实

为了分担医疗风险,有效应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患方索赔事件大量增长的情况,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公立医院参加由中国人保财险(PICC)承保的医疗责任保险。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医院和医务人员参保后,由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直接和患者就医疗赔偿进行协商,并直接赔付给患方,把医疗纠纷引出医院。但由于对医患纠纷复杂程度预估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和从业人员专业水平限制,远未达到将纠纷引出医院的初衷,医责险成为保险公司不盈利、医院不满意、患者不认可的“鸡肋”险种。

1.4 已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

上海市普陀区、浦东新区均在2006年开始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至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为全市推广这项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看,所谓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已经有了宁波模式、北京模式、合肥模式、山西模式等近十种不同组织和运行模式,可谓百花齐放[1]。从世界经验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是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据统计美国目前85%的医患纠纷通过ADR方式解决[2]。

2 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特点

2.1 权威性

本市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由市委和市政府统一部署,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卫生、公安、保险监管、办医主体等相关部门参与,形成了以政府信用为支撑的工作体系,体现了市政府全力化解医患纠纷的决心和信心。

2.2 中立性

医患纠纷调解机构设置在司法部门而不是卫生部门,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处理中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医学会与医疗机构“一家亲”的局面,对保持其中立地位和建立患方的信任将起到积极作用。

2.3 可操作性

除了市政府的总纲性质的《若干意见》以外,还同时发布了《上海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办法》以及包括受理登记、工作报告、专家咨询、保密、回避、回访等全流程的操作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到了“应有尽有”。

2.4 可持续性

对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办公室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办公室、委员会的建立均给予足够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为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和可持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全国,政策保障力度是最大的。除了日常人员经费,每个案件另外给调解办案人员500元补贴,这对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5 自愿性

不少地方为了保证医患调解的案源,或者说为了达到将医患纠纷引出医院的目的,要求达到一定索赔数额的医患纠纷必须到调解机构解决,医患双方不得自行协商。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遵循了《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要求,坚持医患双方自愿调解原则,不强制特别是不强制患方走人民调解途径。

2.6 专业性

参照医疗事故专家鉴定的程序,对索赔金额超过10万元或者重大、复杂、疑难的医疗事件,医调委将征询专家意见。与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由临床专家和法医组成不同,人民调解专家库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和心理咨询师组成,除了提供医学和法律咨询,还将对部分患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其偏执情绪,增加达成调解协议的可能性。

2.7 公益性

与民事诉讼要收取诉讼费、医疗事故处理要收取鉴定费不同,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不论是案件调解还是专家咨询等所有环节,都不向医患双方收取任何费用,这也是吸引医患双方走人民调解途径的重要因素。

3 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3.1 如何让患方树立对人民调解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说,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坚持了自愿原则。国人常有“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观念,要让患方自愿到第三方接受调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实质上是以政府信用作保障,但要真正获得患方的信任,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的宣传让老百姓对这项制度多了解,另一方面遇到纠纷时需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多引导。更重要的是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让患方逐渐认识到在医院大吵大闹,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用高效、公正的结果逐步赢得患方的信任。

3.2 如何平衡情、理、法

与诉讼的对抗性不同,人民调解的最终目的不是分清是非责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但是让对立双方达成妥协,需要调解人员很高的技巧。于情,同情弱者;于理,斟酌采纳专家意见;于法,选择适当的法律条文。调解过程中情理法的平衡时刻考验着调解人员的智慧。对于医疗过错明显,责任分明的医患纠纷,院方一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难以处理的情况往往是,患方人财两空,医方却无明显过错,这是由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质决定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动员医院进行适当补偿外,还应当通过民政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的救助给患方一定的经济支持,以化解纠纷。

3.3 如何让医责险对接人民调解

拿到调解协议确定的补偿款,看起来只是一个操作程序问题,但也是能否最终了结纠纷的重要一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不论医院是否参加了医责险,先由医方垫付补偿款项,再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虽然保证了患方及时得到赔款,但对医院来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服务。作者认为,应当让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参与人民调解的过程,认为符合保险条款的,作为医调委、医方、患方之外的第四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认可,并直接向患方支付赔偿费用。这样,大大简化了理赔手续,缩短了理赔时间,医院权益得到了保障。

3.4 如何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持

领导重视、舆论支持、政策配套是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医院普遍担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患方不配合,不愿意到医调委解决纠纷,仍滞留在医院该如何处理。此时,公安机关的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患者和家属,采取必要措施,引导医患纠纷到院外解决,是对人民调解工作最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云林,张杏玲.北京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及探讨[J].中国医院,2009,13(2):2-6.

法院判王茁回上海家化 篇3

2014年3月，审计师普华永道对上海家化的内部控制出具否定意见。5月，上海家化董事会解除王茁的职务，称“公司总经理作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及执行事宜的主要责任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决定解除王茁先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并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解除王茁先生的公司董事职务”，对此王茁投了反对票。随后，王茁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请劳动仲裁。2014年8月，仲裁庭作出裁决，支持王茁要求上海家化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并裁决上海家化支付其工资43355.17元。

因不服该裁决，上海家化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上诉。虹口区法院认为，首先，上海家化以王茁具有严重违纪、严重失职之行为才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上海家化对于审计报告中指出的关联交易管理中缺少主动识别、获取及确认关联方信息的机制等三项重大缺陷是由王茁个人严重失职、严重违纪造成，并无证据可予证明。第二，上海家化将公司产生内控问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王茁一人失职，不尽合理。法院认为，上海家化认为在董事会解除王茁总经理职务后双方劳动关系即行结束的意见，于法无据。

6月12日，上海家化众多原高管因公司信息披露违法遭证监会处罚，其中王茁被罚款3万元。

编辑点评：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4

刑事法律适用问题解答

一、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1.单位故意犯罪的认定标准如何掌握

答：认定单位故意犯罪，首先应当查明单位是否属实。具体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从单位的成立形式和组织结构看，经过有权机关或组织（如工商局、上级主管部门等）审批、登记注册的社会经济组织、实体等，可以认定为单位。但是，有些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形式上虽然经过工商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如果确有证据证实其实际为特定一人出资、一人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主要利益归属于该特定个人的，应当根据查证属实的情况，以刑法上的个人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大小，以及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具有财产共有关系的家庭成员除外），二般来说并不影响对单位的认定。二是从单位的实际活动性质看，如果单位主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成立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否定其正当的单位人格，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以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论。

在查明单位属实的基础上，要认定单位故意犯罪，应当主要把握两个构成特征：一是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即单位故意犯罪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负责人决定的。如果单位中的一般工作人员擅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事后未得到领导认可或默许的，应认定其危害行为系出于个人意志，可以个人犯罪论处。二是非法利益归属的团体性，即单位的故意犯罪在客观上表现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或者违法所得实际归属于单位或其中的部分股东单位。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单位故意犯罪。

如果单位中的个人假借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或者虽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实施犯罪，但违法所得实际由个人共同分取的，因这两种情形都不具有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特征，对此仍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对于单位集体决定实施犯罪，个人共同分取违法所得的案件，尤其应当注意贯彻惩办少数、教育多数的刑事政策，将共同犯罪活动的组织、领导、指挥者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纳入治罪范围。

2.单位分支机构等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答：以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部分没有可供执行罚金的财产，就不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按照个人犯罪处理。在具体处理上，应当注意两点：（1）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参与实施了一般犯罪行为（非起主要、关键作用的犯罪行为）的人员，可以不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2）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裁量刑罚时，应当尽量根据各自在单位犯罪中实际所起作用的大小，分清主次罪责，以便罚当其罪。

3.几种特殊对象能否成立单位犯罪的主体

答：个人承包企业能否成为刑法上的单位，应以发包单位（必须符合刑法上单位的标准）在被承包企业中有无资产投入为标准，分两种情况分别认定：1）发包单位有资产投入的，因被承包企业是发包单位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的结果，是发包单位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表现，并不因为发包而改变其资产属性和单位的性质，对于该种个人承包企业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应以单位犯罪论处。2）发包单位没有资产投入的，其实际表现是发包单位仅仅提供营业执照，届时按约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在该种情形下，因被承包企业的经营资本实际由承包者个人投人，且独立自主经营，主要收益归属于承包者个人所有。对于该种个人承包企业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个人犯罪论处。

“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单位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单位？该种名实不符的单位一般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是本应注册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却挂靠国有、集体企业或其他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另一种是原为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或其他单位，经改制后，已为个人实际买断经营，但仍然沿用原国有、集体单位的名称，并向其上级主管单位缴纳固定的管理费用的单位。因以上两种单位均实际由个人投资，利益也主要归属于个人，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境外（含外国）公司、企业或组织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单位，关键在于有无确实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有证据证明系境外合法存在的公司、企业或组织实施有关犯罪行为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如果经侦查所获得的或境外公司、企业、组织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行为人系以单位身份实施犯罪行为的，或者无法证明境外公司、企业或组织具有合法存在的主体资格的，对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行为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二、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

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如何掌握

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对此，我国宪法已经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人员也应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受国家机关聘用、委托，实际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即从事公务的非在编人员；（2）在乡级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或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在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如国家电力总公司、证监会、保监会等）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准国家工作人员如何具体认定

答：准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人民团体”是指由国家组织成立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如乡级以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委派 ”是指受上述国有单位的派遣，代表国有单位在非国有单位中行使一定的组织、领导、监督或管理职责。委派的形式是多样的，如任命、指派、推荐、提名等。非国有单位将所接受的“委派人员”安排到下属单位从事一定的管理职责的，不影响国有单位委派人员的认定。

在具体认定中，有必要注意两点：（1）无论被委派的人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也不论是委派单位的原有职工，还是为了委派而从社会上招聘的人员，都可以成为国有单位委派人员。

（2）应注意把国有单位委派人员与刑法第382条第2 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区别开来。委派实际上是派遣某人作为代表到另一单位履行职责，被委派者担任一定的职务，在授权范围内独立从事公务，由此使委派与接收两个单位间发生固定的联系。委托则是一个单位将一定的事务交给某人管理，被委托者往往要以委托者的名义在委托的权限内进行活动，而且其活动结果一般由委托者承担责任。

6.“从事公务的人员”如何具体掌握

答：从事公务是刑法上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以及被上述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履行一定的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的职责。从事公务的人员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在上述单位中担负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职责的人员；如厂长、经理、董事、监事等；二是具体负责某项工作，具有管理性质，以对单位财物的合理使用、保值、增值具有一定的管理支配权限为特征。如上述单位中的会计员、保管员、采购员等。对于上述单位中仅仅对单位财物具有临时性保管义务的收银员、售货员等，因其属于从事劳动或服务性劳动的人员，应与从事公务的人员相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单位人员的职责分工不尽明确，如一人身兼会计、出纳等多项职责；有些人员的职务相同，却权限大小有别。在认定是否从事公务时，这些复杂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而需具体斟酌，即根据从事公务的基本特性，以所担负的职责是否具有管理性质为标准，实事求是地认定是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从事劳务的人员。对于有些公务与劳务性质确实难以分清的岗位或职责，宜按照刑法上的谦抑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三、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7.认定非法经营罪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修订后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从定罪方面看，目前要注意两

个问题：一是构成本罪的行为，除了具有未经许可，无证经营的特征外，还应当注意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非法经营的不是国家有关机关或部门规定应当专营专卖或限制流通的物品，一般宜作为违法行为认定。例如，对于私下买卖内容上既不淫秽、又不反动的碟片或光盘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无证经营数量较大、非法获利较多，就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如果这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实达到严重程度，且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应以其他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于非法经营行为，在考虑认定本罪时，一般应以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所明确规定的刑事罚则为依据。不能把非法经营罪当作新的“口袋罪”扩张适用。

8.单位犯非法经营罪如何处罚

答：单位犯非法经营罪的，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除依法判处自由刑外，还应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可分以下几种情况判处：一是能够查清个人违法所得数额的，判处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金（不能少于一千元）；二是单位非法经营亏损，个人确实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个人的犯罪情节及缴纳能力，依照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酌情判处不少于一千元的罚金；三是违法所得名义上归单位占有，实际被个人以各种名目任意挥霍，或者有迹象表明个人从中获利的，可以考虑以名义上归单位的违法所得为基数判处罚金。总之，应当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一定要依法判处财产刑，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二是在经济上制裁犯罪时，也应当注意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不能把本应由单位承担的刑罚，转嫁或者同时判给个人承担。

四、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9.如何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罪的界限

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应予重点打击的犯罪。这一犯罪的基本特征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虚开或者非法抵扣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仍然实施虚开或者非法抵扣的行为。不具备这一主客观事实特征，不能认定本罪。因此，对于行为人购买他人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服务以后，如实支付货物价款或劳务费，并向开票人交付增值税，但接受的发票是销售人让第三人代开的内容真实，却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只要没有证据证实购货人明知销售人提供了非法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即应认定接受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性质，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

10.如果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他罪的界限

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往往与非法出售、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相互关联。对于行为人将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给他人虚开，然后按他人虚开发票上的价税总额按比例提取好处费的，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如果行为人与他人谈定价格后，将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售给他人用于虚开牟利的，应当依法认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对于行为人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准备用于虚开即被查获的，应当依法认定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或者非法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如果行为人已经将部分发票用于虚开的，则应将非法购买行为与虚开行为分别触犯之罪的相应法定刑轻重予以比较，然后择一重罪处断。

1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答：正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数额，是对犯罪分子准确裁量刑罚的重要基础。目前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是：（1）对于行为人向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或者自己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以销项或进项中数额较大的一项作为“虚开的税款数额”.不能把销项与进项发票上的税款数额累计相加。因为，为掩盖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实施的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不会造成新的国家税款损失。如果把虚开的进项与销项数额累计相加，则必然发生对一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数额，给予重复计算，从而违反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2）对于行为人既实施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实施为自己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二者没有关联，虚开的目的都是为了非法抵扣从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向国家缴纳的税款数额的，应将所虚开的销项与进项税款累计相加，一并作为“虚开的税款数额”认定。（3）对于行为人在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按票面金额的一定比例已预交的增值税，应当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数额中扣除，以体现刑法公平原则的要求。

五、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需要统一的几个问题

12.抚养费的赔偿标准如何掌握

答：目前，各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对于抚养费的计算标准掌握不一，有的法院以案件发生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为标准，有的以被抚养人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作为赔偿依据。为统一执法标准，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九）项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的规定，本市法院今后对抚养费或赡养费赔偿标准的掌握，宜按案件发生地，即按本市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铁路法院可以按法院所在地的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

13.丧葬费的赔偿标准如何掌握

答：参照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七）项关于“丧葬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和本市公安机关《关于调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通知》第四条“丧葬费：每人三千元，包括办理丧葬事宜必需的费用”的规定，本市法院今后对于因被害人死亡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按死亡一人赔偿不低于3000元丧葬费的标准计算。原告方无丧葬费单据或单据费用不足3000元，但原告方有诉讼请求的，可以根据诉讼请

求在3000元标准范围内赔偿，无需强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足够的证据。

14.对因被害人死亡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如何处理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5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典型案例

案例1：某电子制品公司等房屋租赁纠纷执行案 ——强力出手拘留失信被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基本案情

某电子制品公司与某汽车净化器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审理，裁决某汽车净化器公司应立即搬离其占有使用的某电子制品公司所有的房屋，并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滞纳金等640余万元。因某汽车净化器公司未主动履行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某电子制品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过程

我院立案后，当即向某汽车净化器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与报告财产令。因某汽车净化器公司未按要求向我院报告财产，我院依法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张某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主动履行义务。经查，涉案房屋早已空置，具备移交条件。为使某汽车净化器公司主动履行义务，我院执行法官赴现场张贴强制执行公告，并再次向张某送达强制执行通知，但后续其仍未主动履行。为维护执行权威，惩治恶意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责任人，我院决定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某采取司法拘留15日的强制措施。

张某在拘留期间书写了具结悔过书，并让其公司员工主动腾退房屋，强制措施取得良好效果。接下来，我院将继续对被执行人所欠租 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我院在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后，被执行人在具备履行条件的前提下，仍拒不履行，主观恶意明显，符合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司法拘留的条件。这是我院近年来首次对拒不履行义务的责任人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手段，提升了执行权威，维护了法律尊严。

四、专家点评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法均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如何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案表明，人民法院严格执行法律，敢于出手，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尤其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果断适用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达到了执行效果，对类似案件以及“执行难”破解都有借鉴作用。

案例2：沈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对虚假租赁妨害执行的案外人进行司法拘留

一、基本案情

沈某与刘某、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终审判决：刘某归还沈某本金1.78亿余元及利息，某公司等对前述本金及部分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刘某等到期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沈某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过程

执行中，刘某已死亡，无法履行相应债务，我院遂对连带债务人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延安西路的房地产进行查封，并依法启动评估 拍卖程序。期间，案外人孟某向我院提交书面异议书，称其在涉案房屋上享有租赁权，租赁期限17年，自2013年2月25日至2030年2月24日，且租金以刘某应当支付给其的佣金621万余元一次性抵偿。我院异议审查期间，孟某并未证明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后又撤回了其异议申请。随后，我院发现孟某已将涉案房屋的一部分（360余平方米）租赁给了另一案外人，而该案外人又向我院主张租赁权。我院遂责令孟某腾退房屋，消除违法出租房屋的后果，但其一直未腾退。我院认为，孟某不仅虚构租赁合同，还将涉案房产违法转租他人且未消除违法后果。为维护执行权威，惩治恶意妨碍司法执行的相关责任人，我院决定对孟某采取司法拘留15日的强制措施。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孟某承认自己与某公司的租赁合同虚假并写悔过书恳请法院谅解。同时，涉案房屋的现占有人也承诺将在法院通知的期限内主动腾退房屋。

三、典型意义

在对不动产尤其是房屋执行过程中，以涉案房屋上存在所谓的租赁权对抗法院的执行，是被执行人或相关案外人常用的一种策略。此类租赁具有时间长（一般为法定的最长租赁期限20年或者接近20年）、租金一次性支付（通常数百万的租金以现金支付或者债务抵销方式支付）、合同签订在法院查封之前（多为倒签日期）等特点，对抗执行的目的明显。但由于其采用表面合法的形式，使得执行处理较为困难。本案中，综合客观情况，我院直接认定租赁合同虚假，并对案外人司法拘留，有力打击了类似的规避执行行为。

四、专家点评

本案在处理案外人主张租赁权异议的过程中，不仅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其异议权利，同时在其撤回异议并又以其他手段妨害执行 时，综合认定其以虚假租赁合同、违法转租行为妨害执行，果断对其抗拒执行的行为予以惩处，较好地展现了执行的刚性，有利于推动破解“执行难”取得更大成效。

案例3：某银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放水养鱼”式执行获双方当事人认可

一、基本案情

某银行与某五金制品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我院一审、上海高院终审维持原判：某五金制品公司等应向某银行支付本息共计近1.8亿元。因某五金制品公司等未履行还款义务，某银行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后因债权转让，申请执行人由某银行变更为另一公司。

二、执行过程

执行中，我院了解到某五金制品公司经营高新技术孵化类产业，主要靠收取进驻门店租金营利，如径行采取强制措施，不仅某五金制品公司将直接倒闭、众多小微高新技术类创新公司将无处容身，且申请人的债权也将严重贬值，无法足额实现。为防止该情形发生，我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多次召集双方协商化解僵局。本案经过二审程序，周期较长，申请人多次向工商、科协等部门举报，致被执行人创新优惠政策被取消，引发资金链断裂、部分门店退出、员工离职等后果。为尽快化解僵局，我院执行法官多次召集双方协商，了解双方意图，并进行一定引导。二是以启动评估拍卖程序向被执行人施压。本案前期申请人始终坚持走评估拍卖程序，但被执行人表示公司近期正努力内部资产重组，筹集资金偿还。为防止被执行人久拖不还，我院明确 表示将不排除强制执行，敦促其尽快制定还款方案。三是努力协调申请人给予对方机会。我院向申请人说明利害关系，也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鼓励创新的角度建议申请人给予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机会。最终申请人作出让步，就本案及浦东新区法院另案执行标的额合计2.19亿元债权达成和解协议，实现“双赢”。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执行充分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案施策，最大限度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防止了因案件的执行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受损，较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案的做法，对被执行人遭遇短期困难，但具有远期还款能力的案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四、专家点评

法律不应当是冷冰冰的，而应当对所有涉及到的主体充满关怀。本案执行能够考虑到双方的正当利益，在执行程序中最大程度兼顾了被执行人的利益，可以说是在司法活动兼顾合法律性与合目的性方面作出了表率，实现了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4：某投资合伙企业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大标的复杂案件获一揽子解决

一、基本案情

某投资合伙企业与某银行、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林某、张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海高院作出判决：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向某投资合伙企业支付本金及利息等共计6亿余元；林某、张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投资合伙企业有权对抵押权人为某银行、抵押人为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某投资合伙企业有权对出质人为张某、林某的股权行使质押权。判决生效后，因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某投资合伙企业向上海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海高院指定，我院对该案立案执行。

二、执行过程

由于本案当事人关系相对复杂，我院认真研究后采取以下举措：首先，理清本案债务担保关系，确定执行对象。某投资合伙企业、某银行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委托人某投资合伙企业提供资金，某银行根据委托人指示代为发放贷款，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依据抵押合同将某银行登记为抵押权人。法院认定某银行仅为代理，某投资合伙企业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以某银行名义设立的全部债权和担保物权。另，林某、张某分别与某投资合伙企业签订保证合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提供各自股权做质押担保。由此确定，执行中可对上述担保财产强制执行。其次，查清财产保全现状并以拍卖施压。我院迅速查清本案财产查封情况，并对土地、房产、股权、银行存款等保全财产共计34项一一进行核对，确保保全事项及时续封，同时做好拍卖准备，向被执行人施压，要求其尽快履行债务。最后，促使双方和解，发放执行款。考虑到本案标的额较大，如直接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势必使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陷入经营危机，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院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目前，已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打入我院专属账户的3亿元执行款发放给某投资合伙企业，下一步，将督促被执行人按和解协议如期履行。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执行标的额大，当事人之间关系复杂，涉案财产众多，直接 对涉案的众多财产进行司法处置，一方面会减损财产价值，在财产本身不足清偿债务的前提下，会损害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会耗费较多司法资源，延长申请人的受偿期限。通过法院的执行威慑，衡平各方利益，促进各方和解，最大程度保障了各方利益，也实现了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

四、专家点评

本案中法院能够在综合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前提下，对当事人形成压力，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使当事人能够初步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体现了执行法院的努力和智慧，也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案例5：某体育文化公司等合同纠纷执行案

——多措并举破解执行难题

一、基本案情

某体育文化公司与某国际贸易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经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审理，裁定某国际贸易公司应向某体育文化公司支付美元704,952元及相应利息。因某国际贸易公司未按裁决履行义务，某体育文化公司向我院申请执行。

二、执行过程

我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迅速查明案件事实，对不愿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采取强有力的执行措施。如迅速冻结被执行人的5个银行账户，限制其法定代表人出境，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等，并责令其交出2013年至今的财务账册。面对被执行人欲借不予执行申请以达到拖延执行目的时，执行法官明确要求被执行人必须提供担保，有效 制止了被执行人的企图。二是积极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取得申请人的配合与支持。当申请执行人告知执行法官，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且在京东和淘宝开办较大规模店铺时，执行法官马上向相关单位核实并立即冻结被执行人在电商平台的销售和收款账户，为此案的顺利执行打下基础。三是努力化解矛盾，平衡双方利益。在强有力的执行攻势面前，被执行人如实向法院申报了财产，提供了库存产品清单，并将库存产品提供给法院拍卖。但此案如继续抛售库存产品，被执行人将丧失偿还债务的能力，加之其所有账户均已冻结，较多正常业务无法进行。考虑到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和员工的生计，我院执行法官多次主持双方当事人和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被执行人全额履行付款义务后，我院迅速解除查封，被执行人亦迅速恢复正常业务，案件顺利执结。

三、典型意义

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对执行工作的阻挠，我院执行法官充分发挥执行智慧：在发现被执行人欲拖延执行时间后，及时威慑，有效制止；在难以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时，巧借申请执行人之力，使其配合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考虑到被执行人网店实际情况和员工生计，多次主持和解，平衡了双方利益，不仅使申请人债权得到顺利清偿，也给被执行人留下重新发展的空间，对今后的执行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四、专家点评

此案被执行人有拒绝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倾向。在此情况下，执行部门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其中有威慑、有说服、也有关怀，体现了执行法官的智慧与多重担当。裁判只是一种判断和宣示，执行才是建构裁判文书所宣示的秩序的关键环节，正是执行活动与裁判活 动共同实现了法律规范所表达的秩序。

案例6：某贸易公司等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

——执行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

一、基本案情

某投资公司与洋山港某贸易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9月经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某贸易公司应将涉案土地交还某投资公司，限期移出现场设备、拆除建筑物和构筑物，并支付相应租金、违约金等共计3000余万元。因某贸易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某投资公司于11月20日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过程

为确保本案的顺利执行，我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高度重视，准备充分。考虑到本案涉及自贸区，且涉案土地面积广，场地设备多，给强制执行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故我院事先召开研讨会研究办案思路，确定执行预案。二是依法执行，迅速到位。立案当天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和财产报告令。两天后执行法官又前往现场对机器设备等张贴查封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尽快主动履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拖延履行，我院遂决定立即强制执行，于29日安排双方当事人进行土地交接，并安排申请执行人进场对遗留的机器设备进行保管。三是引入监督，确保规范。邀请陪执员全程监督本次执行，进一步提升了我院执行的规范化，增强了执行公信力。接下来，我院将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将某贸易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处置相关机器设备，使申请人债务尽快得到清偿。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涉自贸区案件，作为上海自贸区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我院一向重视对自贸区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我院专门建立了涉自贸区案件的陪执员制度，通过引入陪执员，监督、推动执行案件的办理。此外，本案从立案到强制执行，仅用不到十天时间，在事先制定完备预案，事中多方合力、多措并举的基础上，不给被执行人再次拖延的时间，以最短时间完成场地腾退迁让，有效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四、专家点评

执行工作一方面对效率要求极高，否则易贻误好的执行时机，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力的推进执行，又易在程序正当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遭到诟病。本案的意义除了法院积极高效地完成涉自贸区案件执行、司法保障自贸区建设外，尤其还体现在“陪执员”的介入上，相信这一制度的引入，会大大加强执行活动的程序保障。

案例7：某节能管理公司等仲裁纠纷执行案 ——借力协助执行网络促案件圆满解决

一、基本案情

某节能管理公司与某新能源公司仲裁纠纷一案，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某新能源公司应向某节能管理公司支付居间费、违约金等费用共计73,478元。裁决生效后，某新能源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债务及相应利息、罚息，某节能管理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过程

我院执行法官通过点对点、总对总查询系统查到被执行人名下有一部沪牌轿车，遂以该车为突破口展开行动：一是立即查封该车辆。经查，该车辆暂时不存在查封事项，我院遂向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车辆管理所发出协助查封通知。二是利用公安协作机制查找车辆。我院充分发挥与公安系统的协作机制作用，向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发出协助扣押执行通知，请求其利用公安大数据对该车辆进行查找。三是奔赴现场扣押并提取车辆。接到交警总队拦截车辆电话后，我院执行法官等第一时间赶往高速公路检查站，与交警完成现场交接，并将该车辆暂存于我院。现已依法启动对扣押车辆的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以及车牌的处置工作。

三、典型意义

破解“执行难”是一系统工程，凭法院一己之力较难完全实现目标，因此，建立全社会参与执行的协助执行网络显得尤为重要。本案是我院开展破解“执行难”行动以来，首起通过与公安部门协作机制，将查封车辆成功扣押的案件，充分展示了协作机制的有效性，对今后加强我院与其他机关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全方位打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四、专家点评

在我国法院司法资源较为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与其他机关积极协作完成执行任务，对于转型时期的司法机关来说有其现实意义。同时，该协作执行机制在当前的执行工作中值得推广，且具有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

案例8：谢某诉黎某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我院首例网络司法拍卖溢价成交

一、基本案情 谢某诉黎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州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定黎某应支付谢某1600余万元及利息。裁定生效后，因黎某未履行义务，且其主要财产为位于浦东新区的一处房产，谢某遂向我院申请执行。

二、执行过程

执行中，我院查封了黎某位于浦东新区属住宅用途的房地产一处。为使前述房地产尽快变现，在对房地产评估后，执行法官迅速启动相关网络司法拍卖程序。经过前期准备，本次拍品于2017年4月14日发布拍卖公告，5月27日在公拍网正式开拍，起拍价3547.25万元，保证金360万元，历经72小时，竞买99次，最终以高于起拍价近17%的价格成交，成交价4123万元。

随后，我院在买受人付清余款后制作成交裁定书，完成过户事宜。同时召集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双方确认本金及利息，在扣除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各项费用后发放执行款，并将剩余款项退还被执行人。

三、典型意义

当前，信息科技迅猛发展，反映在执行领域，最典型的就是网络司法拍卖、网络查控财产等。根据最高法院、上海高院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相关规定，网拍优先是今后处理涉执财产的基本原则。本案是我院首例网拍成功的案例，通过该案，理顺了网拍流程，充分展现了网拍的优势。

四、专家点评

本案充分体现了网络司法拍卖的优势，对于充分实现执行标的物价值，保护被执行人利益、帮助申请人债权实现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案例9：A咨询公司等贷款合同纠纷执行案 ——10+7套房产合零为整拍卖获高溢价成交

一、基本案情

A咨询公司等与某贸易公司、B咨询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合同纠纷，经我院一审、上海高院二审，判决某贸易公司向A咨询公司偿还贷款本金6000万元及利息，B咨询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等。因债务人未履行义务，A咨询公司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过程

立案执行后，执行法官查封了B咨询公司提供的7套抵押房产，但发现该7套房产因与浦东新区法院另案查封的B咨询公司名下的10套房产处于同一楼层，且已被全部打通，每套房产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单独拍卖不仅事实上难以操作，且可能减损房产价值，而如果能对17套房产整体处置将有利于执行。于是，执行法官与B咨询公司取得联系，得到其对17套房产整体处置的认可，同时向浦东新区法院去函说明整体处置方案，亦得到浦东新区法院认可。

后17套房产在公拍网上整体拍卖，最终由竞买人以136,800,000元竞得，高于起拍价3820万元，溢价率达到39%，实现了处置财产价值的最大化。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执行法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案件，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优秀范例。执行法官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并未就事论事，而是将本案与他案、本案当事人与他案当事人以及实际可能遇到 的问题通盘考虑，将相关房产合零为整进行拍卖，最终得到了各方皆满意的结果，体现了较高的执行智慧。

四、专家点评

本案涉案房屋已经打通，如按照以往操作模式，每套房屋单独拍卖，费时费力且房屋较难拍卖成功，有损各方当事人利益。执行法官发挥能动性，提出解决方案，综合处理问题，这种化解问题的思路和智慧，值得赞许。

案例10：甲公司等第三人撤销之诉上诉案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涉恶意串通的审查与认定

一、基本案情

甲公司诉乙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经某基层法院作出7504号判决，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乙公司支付甲公司租金等3000多万元。

因乙公司又将涉案房屋转租给丙公司，后乙公司向某基层法院起诉丙公司。甲公司申请参与该案诉讼，某基层法院驳回其请求，并作出16012号民事调解，丙公司支付乙公司租金200万元，视为丙公司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乙公司收到丙公司通过该基层法院的代管款账户转付的200万后，未向甲公司履行7504号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

甲公司认为，乙公司只收取丙公司200万元，放弃了2000多万元债权，极大降低乙公司对甲公司的偿债能力，侵犯了甲公司作为乙公司债权人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且不排除乙公司与丙公司恶意串通可能，故向某基层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撤销16012号民事调解书。一审判决驳回了甲公司的请求。甲公司向我院提出上诉。

二、裁判过程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6012号案件是否存在乙公司与丙公司恶意串通，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侵害甲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

我院认为，从16012号案件乙公司与丙公司诉讼时间、诉讼请求内容、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看，甲公司主张16012号案件乙公司与丙公司存在恶意串通，通过诉讼调解方式导致乙公司逃避和规避执行，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有相应的事实依据。

甲公司申请参与16012号案件诉讼，某基层法院驳回其请求，导致对乙公司与丙公司恶意达成的书面协议予以确认，致使民事调解书内容与该法院7504号生效判决和强制执行内容相矛盾。且未查明乙公司有金钱债务未履行，尚在执行过程中的事实，将该案调解的200万元支付给被执行人乙公司，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甲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对乙公司与丙公司之间的恶意串通未作审查，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故我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16012号民事调解书。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执行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由于既需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又需要进行实体性审查，对法院的审查要求较高，只有审查方式得当，方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本案通过审查被执行人与他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得出了被执行人借此逃避执行义务的结论，继而作出撤销原案的判决，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开拓了全新的审判思路，打击了被执行人意图通过诉讼逃避执行义务的恶意行径。

四、专家点评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6

第十次检、法联席会议纪要

2011年1月21日，市人民检察院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第十次检、法联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余啸波副检察长、市高级人民法院孙建国副院长及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公诉二处、侦监处、监所检察处、未检处、研究室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审监庭、研究室、少年法庭指导处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就本市检、法两家办理刑事案件中的若干实体、程序问题和刑罚执行中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以下共识：

一、程序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量刑规范化工作的有关问题

1．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积极配合，共同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总结，协调解决，避免机械执法。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应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兼顾效率、简便易行”的原则进行，避免程序繁琐。

2．要切实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促进量刑过程的公开、公正。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的重点，在于对量刑证据的审查和量刑情节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所规定的量刑方法和具体量刑标准，不宜在法庭量刑辩论中直接引用。

3．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查案件应客观、全面。对量刑证据，既要审查从重量刑情节，也要审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既要审查法定量刑情节，也要审查酌定量刑情节，比如犯罪起因、被害人过错、退赃退赔、民事赔偿、被告人一贯表现等。在审查案件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侦查机关(部门)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确保量刑事实清楚。

4．按照“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今后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在提起公诉时以量刑建议书的方式一并提出；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有必要的，可以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但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以量刑建议书的方式提出。起诉书中应当认定法定量刑情节；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在起诉书中认定。

5．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予以确定。建议适用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应有一定幅度，具体幅度遵照《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五条的规定执行。建议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慎重；建议适用附加刑的，只建议刑种种类；对于敏感、复杂的案件，社会关注的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和严重影响稳定的案件，可以仅提出依法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概括性建议。

6．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人出庭的案件，在确认被告人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法庭审理可以主要围绕量刑问题进行；对于定罪中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将争议问题与量刑问题分开审理。

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以及其他疑难复杂案件，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庭审方式。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查明有关的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法庭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对于与犯罪事实密切相关的量刑情节，在庭审中一般应与犯罪事实一并查明，以保证庭审的连贯性、完整性。

对于采用何种庭审方式，合议庭应当在开庭前与控辩双方进行沟通。

7．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对是否采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中的量刑情节、建议适用的刑种和执行方式予以说明。

(二)关于本市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确定问题

市人民检察院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对本市2004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部分常见刑事案件级别管辖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本市管辖意见》)适时共同研究修改。在修改以前，部分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按以下原则确定：

1．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确定其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且犯罪情节一般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对属于《本市管辖意见》第五条规定的“有重大争议的新类型犯罪”情形且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关于对被害人及时送达文书和通知开庭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益的保障。对审查起诉中被害人已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法院，并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随案移送被害人姓名、住址及联系方式；人民法院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向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及时送达起诉书、判决书，并通知开庭时

间、地点等。对上述案件，人民法院未依法及时送达文书、通知开庭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监督。

二、实体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对一人公司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按照本市《第七次检法联席会议纪要》的精神，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一人公司，应当视为刑法上的单位：(1)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2)在实质上该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对于一人公司以外的公司，判断是否成立刑法上的单位，应主要判断公司是否有独立于股东的财产，公司实质股东人数的多少一般不影响刑法上对单位的认定。

(二)关于非法制造、出售普通发票犯罪案件的有关问题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对行为人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非法出售发票被当场抓获后，又在其住所、随身携带箱包等处查获未及出售发票的，对已经出售的发票部分认定为既遂，未及出售的发票部分认定为未遂，并按照以下原则处理：(1)已出售和未及出售的发票数量分别达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在处罚较重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已出售和未及出售的发票数量均达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该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重处罚；(2)未及出售的发票数量未达犯罪既遂标准的，作为量刑情节考虑；(3)已出售发票数量未达犯罪既遂标准，但与未及出售发票数量合计达到犯罪未遂标准的，按犯罪未遂处理。对行为人未及实施出售行为而在其住所、随身携带的箱包等处查获发票，有证据证明系待出售的，以未遂论处。

对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和非法出售发票罪的犯罪未遂，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二〉》)追诉标准的三倍掌握；对“情节严重”，参照《追诉标准〈二〉》追诉标准的五倍掌握。

(三)关于本市部分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适用问题

1．关于本市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适用效力问题

《追诉标准〈二〉》公布以后，本市有关规定与其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犯罪审判中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通知》的精神，参照《追诉标准〈二〉》的规定执行。

按照本市2008年《关于本市办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标准的意见》(以下简称《2008年意见》)第58条的规定，对于《2008年意见》与之后公布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于《2008年意见》未作规定的案件，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及本市相关实施细则有规定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及本市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2．关于调整本市部分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的问题

(1)关于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

按照《追诉标准〈二〉》，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为5000元至10000元。考虑到上海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市职务侵占罪的追诉标准执行10000元为妥。其“数额巨大”的标准，按照本市《2008年意见》第33条规定的倍比关系确定。

(2)关于抢夺罪“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量刑标准的问题

对本市《2008年意见》第30条规定的抢夺罪“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所涉数额标准，可参照《2008年意见》第54条规定的精神，按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掌握。

三、刑罚执行相关工作

(一)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修订〉》的问题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进落实，结合当前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适用条件和相关程序作适当调整，以更好体现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改造原则。为此，市人民检察院、市高级人民法院将会同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对本市现行《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施细则〈修订〉》作修改完善，同时密切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工作规定，及时将相关精神和要求吸收其中。

(二)关于规范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问题

自去年下半年市高级人民法院和第一、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公开庭审试点以来，得到了检察机关、执行机关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了庭审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实现了司法的公开和透明，促进了刑罚的公平公正执行，提高了服刑罪犯的改造积极性，维护了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本市法院将在巩固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加强与检察机关、执行机关的沟通协调，进一步规范开庭案件类型、开庭审理程序、庭审公开范围、裁判文书制作，建立健全开庭审理工作机制，不断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制度的全面落实。

此外，会议还就本市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推进刑事二审开庭工作，避免因单纯追求开庭数量而影响庭审质量。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7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1月4日上午受权宣布, 上海迪斯尼项目申请报告已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项目中美双方正就合作的具体内容和细节进行深入磋商, 将长期合作在上海浦东新区共同建设世界一流的迪斯尼乐园。

据了解首期开发的上海迪斯尼主题乐园将围绕着“神奇王国”的主题展开设计和建设工作, 其中包括建设五个主题化的游乐区域, 精选“小熊维尼历险记”“太空飞碟”等20多个主要景点。在主题乐园区的周边, 再配套以绿化水面、交通设施、商业餐饮、宾馆住宿等服务设施, 共同构成约4平方公里的迪斯尼主题乐园及配套设施区。

上海市人民法院 篇8

3月17日，全国工商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沪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出席了签约仪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全哲洙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签署了协议。

根据协议，全国工商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引领，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助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促进“两个健康”为目标，进一步发挥上海改革开放的区域和功能优势，合力打造服务全国民营企业的平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全国工商联将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推动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上海投资建设总部或区域（功能）性总部；推荐引导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的商会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落户上海；支持上海先行先试，推进自贸区建设，加大在金融、行政审批、服务业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精神，切实加强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培育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基层组织，为工商联开拓创新、形成特色、发挥职能作用创造条件；将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原则，依托上海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优化上海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对符合上海产业发展方向的民营企业给予融资、财税、用地、人才、信息等政策支持。双方还将共同推进以“信念、信任、信心、信誉”为主要内容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在上海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