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火箭提拔

案例--火箭提拔（精选2篇）

案例--火箭提拔 篇1

2013年6月14日晚间从湖南省醴陵市委组织部获悉，湖南醴陵团市委书记易翔的升迁存在违规行为，醴陵市委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自查自纠，中共醴陵市委常委会议14日研究决定，免去易翔的共青团醴陵市委书记职务，按科员职务安排工作。易翔2010年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当年考取湖南省炎陵县选调生，然而仅仅半年之后便调回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2012年又升任团市委书记。同时，易翔的父亲为醴陵现任一名市领导。根据有关规定，选调生有一年的试用期，而易翔的试用期还没过，工作仅半年就从炎陵县调回其父亲当领导的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此后，易翔在工作第二年即被提拔为醴陵市团委书记(正科级)，时年25岁，而此时她在副科职务上工作不满两年。易翔的升迁存在多处明显违规行为，属于“火箭提拔”。

2013年6月：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被“火箭提拔”“简历不公开”等遭网络质疑，称“刘琼出生于1979年1月，第一学历为中专（相当于高中毕业）、1999年取得大专学历，2002年取得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23岁任副乡长，25岁升任乡党委书记，27岁升任共青团常德市团委副书记，现任石门县委副书记。请相信，这绝不是童话。如此平步青云，只因她父亲刘本之是常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她，才是传说中的官二代，她叫刘琼。”

2013年3月20日：湖南省湘潭县27岁副县长徐韬工作变动及晋升路径，称其仅一年半就从正科升至副县，边工作边读研究生。徐韬，湖南湘乡人，1985年9月出生，2012年12月当选湘潭县副县长。2013年3月，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副处。湘潭大学通报，因徐韬有三门必修课不及格，决定取消其学籍，作退学处理。5月7日，湘潭市有关部门通报，提名免去徐韬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并被曝光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为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湖南省委宣传部通报称，徐韬的选拔任用存在程序瑕疵，决定对湘潭市组织部部长进行批评教育，其他5名责任人受到警告、诫勉谈话等处分。

结果：5月7日，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提名免去徐韬湘潭县副县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5月8日：有网络媒体报道称，湖南衡阳耒阳市副市长王卿系“80后”，2012年底由耒阳市招商局副局长被提拔为耒阳市(县级市)副市长，官方未公布包括她在内的五位副市长简历。

耒阳市政府办有关负责人解释称，五位副市长都是新任的副市长，简历需经由组织部门确认后才能发布。

衡阳市委组织部随后称，经核实，王卿1980年出生，任职符合相关规定。她的父亲王礼忠曾任耒阳市政府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2008年退休。耒阳党政门户网5月14日发布王卿简历。

2013年5月25日：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新提拨的副区长朱松泉“参加工作仅10个月就被违规提拔正科，4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区长”。其父亲曾历任衡阳市地税局副局长、益阳市地税局局长，现为湖南省地税局稽查局正处级干部；其岳父也曾担任衡阳市高新开发区地税分局局长。衡阳市官方6月1日表示，经查，朱松泉提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和工

作调动过程中，存在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履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严格等问题，衡阳市已免去朱松泉副区长职务。[1]

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在职）

董海涛，1982年5月出生，2012年10月起任辽宁东港市副市长。2013年1月，网友质疑董海涛晋升如坐火箭、学历造假、其丈夫的叔叔为副厅长。

1月21日，《人民日报》“求证”栏目称其笔试成绩并非倒数第一。

结果：2013年2月，东港丙肝感染事件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后，市卫生局、社保局、有线电视台主管领导等被停职接受调查，而作为分管领导的董海涛未被追责。

山东济宁25岁女镇长韩寒（辞职）

2013年4月15日，山东金乡县鸡黍镇25岁女镇长韩寒被网民举报，称其升迁得益于父亲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从科员到镇长只用了三年时间”。

结果：4月22日，济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辞职。同一天，韩寒也辞去了镇长职务。目前，济宁市仍在就此事进行调查。

2012年4月：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拟选拔任用90后女干部王茜为区发改局副局长，引发网友质疑。经查明，王茜，1991年10月出生。2010年10月参加工作，学历没有得到国家认证的王茜，被违规聘用为湖南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重点项目办工作人员，2011年，又被违规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2012年4月18日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公示，王茜调至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担任副局长。王茜的父亲王达武被证实是湘潭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随后被免职。违规提拔王茜的有关人员，都受到了相应处分。

结果：2012年4月20日，湖南湘潭市委组织部确认“90后女副局长”任用违规，已责令撤销。给予其父王达武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

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闫宁（因病请辞）

闫宁，河北永年县人。1981年11月22日出生，1999年9月参加工作，2011年9月任河北省馆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之后，被曝3年4次升迁，简历被当地列为机密。

结果：2011年12月26日晚，河北省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平在馆陶县领导干部会上宣布：闫宁“因病”要求辞去现任的馆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职务。这位中国最年轻的县长，上任总共才3个月。

湖北通山80后美女县长胡娟（在职）

胡娟，1981年8月出生，2011年10月任湖北省通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不久，网友发帖质疑：胡娟年仅30岁，8年7次提拔6次破格任用成为县长，提拔过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是否真的有“后台”或者“潜规则”？

结果：通山县新闻发言人说，经组织部门调查，胡娟参加工作以来，共5次任职，4次属于按有关规定正常任用，1次属于按破格提拔有关规定破格任用。

河北武安80后美女副市长郑晓燕（在职）

2011年11月，有网友发帖称，武安市31岁的副市长郑晓燕走马上任。

结果：武安市政府网显示：2013年4月18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武安市政府副市长郑晓燕、各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等收听收看了会议实况。[2]

媒体评论

火箭提拔：破格还是出格

湖北日报讯近日，有微博爆料江苏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袁某“火箭升迁”，质疑其“毕业三年升副处”。扬州市委组织部昨日回应称，“袁某此次任职公开、公平、公正”。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难掩公众对“火箭提拔”现象的质疑。

六成“火箭官员”家人也当官

有媒体盘点，近年来，经网友曝光、媒体报道并引发公众质疑的“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有18人，有5人最终因媒体报道而被免职或者自动辞职，这些“火箭提拔”的官员中，有人完全靠个人努力获得提升，但也有11人，在被曝光的资料中，其父母或者其他亲属有官职。他们被质疑有几个共同特点：年纪小，均为80后或90后；高学历，其中大学以上学历有16人；任职时间短，这些官员中，3年以下工作经验者竟有38.89%，将近四成的提拔官员都是迅速上位，其中，从参加工作到提拔现任职务经历4至8年者有33.33%。另外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这些官员中的多数父母或者是亲属也是官员，记者统计数量是11人，占到总人数的六成。在曝光的18位火速提拔的官员中，到目前为止，已有5人被免去相应职务，同时有两位“火箭”提拔的官员父亲相应辞职或被免职，有1人案件正在核查中，其余10余人仍在原岗位工作。

专家分析，接连出现的“火箭提拔”事件，尤其是有关地方先回绝质疑、后纠正错误的行为，说明一些人在利用干部任用方面的漏洞来谋求私利。要纠正这一现象，应该从干部任用的制度透明开始，遵守规则，减少“破格”提拔。

“破格”不应该成为选拔常态

我国干部提拔任用的两部根本性的法律、法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在干部选拔中，有一条是干部年轻化。在被“火箭提拔”的人士受到质疑之后，当地的回应中有很多涉及到适应选择优秀年轻干部的需要。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应当注重选拔任用优秀年轻干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年轻化”和“破格”提拔成为很多地方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破格”成了不遵循规则。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对于考公务员的人的年龄有限制，考公务员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在“年轻”方面已经达到了我国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没有必要在任用提拔方面再次强调年轻化。

竹立家认为，总是用“破格”的借口，对于其他公务员显然是不公平的。晋升的机会只有那么多，却被一些“破格”的人占用，显然剥夺了其他人的晋升机会，对于公务员选拔制度和政府管理的高效运作都将带来破坏性影响。

爹妈当官或成“火箭燃料”

被曝光出来“火箭提拔”官员的父母或者亲属有很多是官员。对于这些官员的父母和亲属是不是“火箭的燃料”，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起作用的情况，竹立家分析，干部选拔制度中存在一些漏洞，这些漏洞很容易被钻空子。

对于一些在政府任职的官员来说，他们熟悉规则，容易知道空子在哪里，指点和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此外，如果亲属是官员，对于“火箭提拔”肯定会起到一些助推作用。竹立家认为，“爹妈是官”即使不是主动去做“燃料”，但也会在客观上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庄德水认为，在官场上，一直存在同学、老乡、血缘关系等潜规则，而官员的提拔自古以来就存在任人唯亲的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观。

不公开带来“公正性焦虑”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些“火箭提拔”的官员，往往“毁”于网友举报。换言之，如果不是网友举报，他们个个安然无恙，甚至可能仕途一路高歌。对用人腐败，公民当然有权利举报，可问题在于，公民不举报，“火箭提拔”的官员就该安如磐石？

对于“火箭提拔”引起的媒体关注，北航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杜治洲认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的信访、举报等形式不畅通；另一方面也和我国干部选拔信息不公开、程序不透明有直接关系。因为不公开，人们就怀疑其不公正。“公开”是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

庄德水分析，公众对于年轻干部提拔的“公正性焦虑”背后，是没有一套干部任用的公开透明且让人信服的规则。从“火箭提拔”被曝光的人的官方回应来看，很多回应者自称“很优秀”，但是从其公开所做的事情上，又看不到特别优秀的痕迹。（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3]

扬州“火箭提拔”，水到底有多深？

22日，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对媒体质疑“袁慧中毕业三年升副处”作出书面回应。回应称，袁慧中选拔担任团市委副书记符合相关规定。在其公选过程中，按照有关规定，袁慧中的父亲扬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秋年进行了回避。(据5月22日中国新闻网)

看扬州市委组织部的回应，笔者查阅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和《2012年9月江苏省扬州市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简章》，笔者有几点不懂。

一是选拔团市委副书记的学历要求为啥与其它职位不同？其它18个职位要求“接受过全日制教育，并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而报考团市委副书记职位“须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一个“全日制”不知道能把多少人挡在公开选拔的门外，这样设置，不知道扬州市可有依据？

二是任职的条件中，报考团市委副书记职位的，任职资格为担任正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正职满1年(2011年9月底前任职)，这符合《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但是，担任副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副职满3年(2009年9月底前任职)，这似乎违背了“越一级报名的，应当在本级职位任满四年”的规定。

三是在年龄要求中，《简章》中要求报考团市委副书记职位的，年龄为30周岁及以下，即1982年1月1日以后出生。扬州这次公选是在2012年9月进行的，1982年9月前出生的应该都已经年满30周岁了，还符合条件吗？笔者发现扬州市2012年10公示的拟任团市委副书记名单中，袁慧中外的另一人正好是1982年2月出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周岁”，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如果“30周岁及

以下”的意思是不满31周岁就行的话，那1981年9月以后出生的都应该有资格报名才对。为什么非要设置1982年1月1日呢？

有举报称扬州市2012年的这次公开选拔有多名干部子女被任用，扬州市委组织部却没有进行回应，不知道扬州市委组织部可有什么苦衷？如果说袁慧中同志的父亲袁秋年在票决袁慧中时进行了回避，这种回避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因为在票决其他常委子女的时候，他还是有投票权的。官官相照又能回避得了吗？

案例--火箭提拔 篇2

27岁的徐韬，工作5年历经9个岗位，一年半之内就完成了从正科级到副处级的晋升，其间还在大学攻读全日制研究生。新闻报道之后，迅速掀起一片舆论质疑波澜。开始，湘潭官方的回应非常傲慢：“他非常优秀，一切也合乎规范，没必要给太多的解释。”但是，一则戏剧性的插曲发生了，徐韬因在读期间有3门必修课挂科被湘潭大学作退学处理，打了“非常优秀”一耳光，湖南省委组织部等部门不得不成立专门调查组开展调查。

通报的调查结论说，“没有发现人为操作、弄虚作假及其他严重违规问题”，但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并对六位相关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党内警告处分、批评教育的追责。通报中并未提到对徐韬本人的处理决定，群众和舆论自然对通报的调查结论不满，不仅有人讽刺说处理“火箭提拔”的标本意义就在于“艺术处理”，甚至不少人提出了调查组应接受调查的要求。现在，和以前“挤牙膏”一样，仅仅是免职了徐韬的副县长，而对众多的质疑依然没有回应。

处理群众关心的“火箭提拔”事件，之所以采用“挤牙膏”的方式，其目的恐怕不难揣测，那就是在有限满足公众要求之下，以“拖”的办法让新闻“烂尾”。其实，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火箭提拔”事件发展至今，做为当事人的徐韬，一直任凭风吹雨打，缄口沉默。至于网传徐韬深厚的“背景”，官方除了一句“确实出自干部家庭，但是不可能影响到上一级领导”之外，就再无下文。那么，究竟是谁真正影响了上一级领导呢？

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结果正义。“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所以纪委认为“不能服众”，所以副县长一职该免。可是，同理推论的话，他的“科级职务”也应该不保啊。因为在被追责的六名干部中，唯一受到纪律处分的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肖国元，就是因为提拔徐韬为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过程中违规。至于舆论提出的“大学毕业后如何成为公务员”疑问，至今却没有得到回应。

从“非常优秀”到至今仍稳居正科级官位，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意味着违规的科级提拔既往不咎了；如果公众的质疑，仍然不能获得澄清，也只会进一步加重“水有多深”的疑虑，只会进一步损害组织用人的公信力。实际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事件被质疑曝光后，得到果断处理的，水都真的不深；相反，如此“挤牙膏”式地应付公众和舆论，几乎都是“丢卒保帅”的无奈。但问题是，公众最想知道“帅”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帅”？

总之，“火箭提拔”事件的处理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湖南省委组织部曾经表示“哪怕只有一点瑕疵，都应该对当事人的职务做出处理，否则会对今后的干部选拔任用产生误导”。实际上，在“火箭提拔”事件上，不仅要进一步对“瑕疵”彻底处理，更要拿出“哪怕有一点质疑都应该回应”的决心和勇气，还社会以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