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推荐8篇）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篇1

1．嘉道之际经世思潮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

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又受到这些人的重新倡导，嘉道之际，经世之学终于再次兴盛起来。

这股新起的经世思潮，因受学术派别的影 响，发展衍化为由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分别走向经世道路的两大流派。唐鉴、曾国藩等是以程朱理学经世的代表。他们一方面突出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等 内容，以有益于“世道人心”；另方面开始注重“经济”，研求实政、经世之学。以今文经学经世的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继承了今文经学派援经议政的学风，以 功利主义的眼光，把学术引向“经国济世”，开学人议政之风。在这种忧患意识、经世观念和究心实政实学的引导下，当时已日渐严重的西方侵略威胁也引起了这些 经世派人士的注意。他们的视野开始由边疆扩及到海疆，由时务扩展到“夷务”。尤其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包括引进西方 技术，鼓励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提倡发展民用工业，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他的思想把传统的经世之学，从旧时代的安邦治国之道，从整顿 盐、漕、河、吏诸政的传统方策，引上了带有近代色彩的新轨道，从而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

2．中体西用的内涵、演变及作用。

内容：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意义：主张这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不到西方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根源，死抱封建专制的传统体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西方列强对抗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封建专制。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

在这种思想下，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工厂，对于中国技术的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而来的就是新思想，西方科学民主思想随着这一思想而进一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为中国的民主启蒙起着一定的作用。

3．新文化运动中的中西文化争论的内容及评价。

1、中西文化论战背景：《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

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2、中西文化论战的演变：

（1）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2）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拒斥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

A、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中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地展开。

B、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明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中西文化论战的评价：

（1）积极性：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2）消极性：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二）人物思想部分

1．龚自珍的社会批判与改革思想。

龚自珍之政治思想突出了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主张。

1.社会批判思想

⑴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满。批判来自于对社会黑暗和危机的揭露，意识到清王朝步入末世，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趋势；尤其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对农民剥削加重，烟土泛滥，清王朝已经：“日之将下”。

⑵对黑暗社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突出对专制的批判。

⑶对封建土地兼并的揭露，清末土地兼并严重，分化悬殊，意味着社会灭亡加速，由最初土地分配大体相齐，到小不相齐，到大不相齐，终丧天下，预示着一种大的社会变乱。“山中之民将灭亡天下”。

⑷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认为其不能真正选拔人才，相反耽误了许多读书人的少壮精力，造成了许多无用之才，“万啄相因”的结果，“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除应付考试外则别无好处，虽书法讲究，但所录之人于国事无补。

2.社会改革思想

实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为目的，以王安石为榜样，而要求更法改制的思想主张。

⑴政治改革思想。主张修改礼制，加强大臣权势。要求修礼仪、变科举、重臣威，反对君主极端专权，选贤任能，并提出：权不重则气不正，无力处理政要，终成弊端，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国家机器。

⑵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从经济根源上探究社会危机，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决定贫者危富者安，贫者日倾富者壅，不祥之气充天地之间，财富中土地是关键，田相齐方可解决土地问题，按封建土地制度来调节土地分配，大宗可雇工5人，小宗可雇工1人，则安闲民。这种以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多少不等，其目的是解决大豪土地兼并问题。

同时由于时局变更，其思想也带上时代的烙印。面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也表现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对鸦片持反对态度，曾对林则徐禁烟提供建议；对俄罗斯的扩张势头也有所警惕；对中国的传统道路有了怀疑，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鼓励老百姓“役于圃、役于市”支持对土地进行自由经营，主张同西方进行贸易，增加中国实力等。

2．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他根据《四洲志》等资料，编写《海国图志》一书。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主张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可见，“师夷长技”只是手段，御侮图强才是主要目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鸦片战争期间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思想界的巨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和“师夷长技以求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意义：它的提出，一方面是在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探索强国御侮之道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开近代学西方之先河，也对当时知识界解放思想进而向西方学习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3．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大同思想。

维新变法，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掀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主要的内容是反对议和，请求变法，主要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

4．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思想。

5．严复的《天演论》及其影响；变法维新思想。

严复与《天演论》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天演论宣扬的主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通过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自然法则来论证西方胜过中国的不仅在器械，而且在制度，要变法维新，才能适者生存，严复通过了进化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影响：

1、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2、《天演论》,对戊戌变法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6．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演进及历史评价。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华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后来孙中山还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根本标志和革命灵魂。

评价

民族主义，即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

民权主义，即进行政治革命，指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就是孙中山所指的社会革命。

总之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富裕的愿望。但三民主义又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民族主义中，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甚至幻想帝国主义的支持：孙中山虽主张民权主义，但轻视人民群众；民生主义缺乏农民获得土地的具体内容。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不能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

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 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 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 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篇2

本第一个编为“旧典范的危机”, 的鸦片战争之前传统的学术上所有的变化, 有些是学术的内在的发展过程, 当然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的变化、知识和人生出现裂缝。理学的复苏, 是汉学想要以“通经”以致“实用”的尝试失败。方东树“汉学反对的例子, 使宋学回潮, 代表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 越来越脱离现实, 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并迅速成为晚清思想的主流, 没有其他的想法离开了房间。方东树《汉学商兑》的例子, 重新使宋学复苏, 并代表了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导致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日益脱离现实, 并迅速成为主流的后期清认为, 并没有离开房间的其他想法。方东树《汉学商兑》, 以反映国学汉学本身, 邵易陈“仪式由通论”宋学遗产宋学嚣张气焰。邵氏的观点来在三几十年后被康有为所用, 掀起了“思想界之大飓风”。

第二部分在复杂外力的影响下, 产生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从近代到现代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 而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实和线性。传统本身也再一次诠释它的生命力, 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的风格。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把“传统”加以特定的解释和考虑, 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传统的关系。

在后面的两篇文章里, 作者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以及清朝末年的“政治的概念”、新史学对学术政治的互动和侧重点的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近代的新名词被引进到中国, 王先生显然注意到了引入这些新词汇的影响。从《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里, 可以看到在刘师培升看到思想上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和“第二个是追求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心态。”面对“新”和“旧”, 知识分子在这股潮流逐渐转变自我形象。当然, 还有另外一群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主要群体, 这是第三编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编讲述了仕学分离之后, 仕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的读书人, 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为知识而学习作出持续的努力建立一个学术团体。面对西潮, 中国人在不自觉中改变了思维方式, 并开始一个新的定位。王先生专注于探讨了傅斯年, 在《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里, 作者通过将王国维、傅斯年作比对研究, 找到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价值取向, 展示出一种模式, 形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曲折的过程。可以看到傅斯年对王国维历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还可以看到王国维作为一名坚持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学者, 隐藏地为新文化运动做出贡献, 可以说是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方面。所以或许将“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志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前“士”的主要区别, 或许还需商榷。全书论述的重点是在于“新”与“旧”, “中”与“西”之相互关系。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 已经有很多的声明和强调, 读者从众多的思想拉出来, 遗忘的整个大背景。同时还强调, 新和旧的讨论是传统史学家只是一个很粗松的讨论, 扩散范围的文化和历史领域都十分广泛。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作者有意回避, 使读者觉得很抽象的, 再回头看看, 其实, 是希望建立的“学术社会”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别样的“士大夫情怀”?作者, 胡适也算作建立学术社会乌托邦的成员, 那么从他历来所为, 我们也知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流余韵, 而傅斯年也算是混迹政治的仓鼠, 不然浩大的史语所也不会这样岿然屹立。“要保持精神独立, 思想自由, ”陈寅恪先生,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学术社会的建设人, 因为社会属于很多人, 而他保持了自己的清宁。所以, 也许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往的学术青年的主要差别是值得商榷的。这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新”与“旧”, “中”和“西”之相互关系。

本书共有二十篇文章, 各编各篇, 逻辑紧密, 又舒张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各点各面都有发覆。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又能体现作者对晚清学术内在理路之把握。并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言必有征, 征必有信。每篇论文都是富有启发性质的, 又有延伸讨论空间。皇皇巨著, 可为典范诶。传统的转换和消亡不是单行线的过程中, 也不只是学习西方的影响所带来的后果, 王汎森先生试图从内在的理路出发, 寻找传统的反抗与自我更新过程。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古代思想史研究重点的变化相似, 以美国为例更倾向于引进社会学理论, 以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在这一点上, 或许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创新, 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的价值所在。这本书由二十篇文章组成的, 各篇的每一个章节, 逻辑严密, 张弛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关照了今日西方学术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也体现了作者对晚清学术理路的把握。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每言必有实例佐证。反复阅读受益颇大。

摘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主要探讨的是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100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该书清楚地分为三编:从“旧典范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再到“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这三编实际上是问一个问题, 即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此相呼应的其他论文, 也是试图探讨现代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内在理路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傅斯年全集》第2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浅析中国近代救灾思想 篇3

关键词：自然灾害；救灾思想；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91-02

工业革命以来，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因发展中忽视了对环境的影响和防灾的认识，导致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等因素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生态环境濒临崩溃的危机和灾情累积上升。自然灾害，特别是突然性自然灾害，是人类行为和自然动态之间相互作用最为剧烈的现象，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破坏也最为直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关于自然灾害的灾情和防救的管理有着三千余年的历史记录，近代以来，中国灾荒发生频率之高、灾荒种类之多世所罕见，几乎每年都有多灾齐发的现象，研究中国近代救灾思想，从中探寻精华，将对我国未来救灾工作的开展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一、近代救灾思想的萌芽条件

（一）近代救灾思想萌芽的社会条件

在历朝历代中清代是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邓云特统计，从1616年清政权建立至1911年清政权灭亡的近三百年间共发生灾害1121次，平均每3月1次[1]。与此同时，清末社会危机严重，主要表现在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民不聊生，这些将自然灾害的危害进一步扩大。中国严重的内外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鸦片战争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开始攫取一系列的经济特权，逐步地把中国打造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进而从中国卷走大量的财富。由于军费支出的激增、战争赔款及其利息的累加，以及其他各种新旧支出费用的急剧膨胀，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入不敷出，库亏巨大，国库日渐成为虚库，支撑国家政权的日常运行尚且困难，更不敢奢望能在社会救助事业上有足够的投入了。

其次，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吏治腐败现象严重，贪污成风。贪赃枉法自古就存在，加上清朝官员俸禄不高，导致其自寻财路，进而加大对百姓的剥削。吏治腐败对防灾备荒影响巨大，一方面贪污仓储，官员欺上瞒下从而中饱私囊，导致仓储空虚，无粮可赈；另一方面贪污兴修水利的银两，导致水利工程质量低劣，河工失修，降雨量一旦过大，极易发生水灾，而降雨量过小又无水可供灌溉，加大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吏治腐败对救灾也产生巨大影响，发生灾害后，灾情相对较轻或没有灾情的一些官员对支援灾区的命令视而不见，消极赈灾；还有一些灾区的官员为了政绩，无视百姓死活，“匿灾不报”或“重灾轻报”，导致灾民得不到救济；赈灾过程中，即便朝廷调粮拨款去赈济灾民，实际的工作还要通过官吏开展，层层官吏克扣灾银，中饱私囊；甚至还有官吏向灾民继续纳赋，如光绪三年（1877），在灾情已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河南省还是“催比征科”，迫使灾民“卖儿鬻女以充正供，春石和泥以延残喘”[2]，导致灾民饿殍满地，颠沛流离。

最后，传统的慈善机构日益衰败，民间救助事业开展不利。传统的救助机构有着严重的封建落后性。它们大多是大家族开办的，主要救助本族或者本籍的灾民，慈善救助大多有相当明确的宗族或地域观念，当其他地方发生灾害时，往往坐视不管。这种缺陷严重阻碍传统救助的发展。

近代社会频仍的灾荒不仅导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而且还造成了庞大的弱势群体。鳏寡孤独贫病者比比皆是，嗷嗷待哺。这种社会背景就使得近代思想家对救灾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为其救灾思想的萌芽提供了社会前提条件。

（二）近代救灾思想萌芽的思想条件

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西学，还对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通过向西方学习，把救济弱势群体提升到国家与公民责任的高度。他们或者亲自深入社会底层，参与到救贫济困的救灾事业中去，或者著书立说，“专代世界苦人立言”[3]。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传统救灾思想的传承

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不可避免地受到贯穿于其中的救灾思想的浸染。在他们的著作中这种思想的痕迹随处可见。如“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也。”[4]“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也。”“窃以民者邦之本，民乐则邦康”等等。郑观应文《善举》中开篇即言：“古者鳏寡孤独谓之四民，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者。《周礼》睦姻任恤，当日必有规制法度……”[5]此中可见儒家救灾思想应该是近代救灾思想中最基础的部分。

2.西方救灾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救灾思想不断经历否定和升华，开始汲取西方救灾思想的营养，在反思中国救济的种种弊病时，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打破这种困局，唯有向西方学习。西方传教士也在此时不断涌入中国，他们不但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救助机构，也传播着西方先进文化和理念，为中国摆脱贫穷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无可厚非地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最佳接触西方先进救灾思想的途径，也就对我国近代形成救灾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类西方先进的社会救助结构的设立，不但受到了中国百姓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近代思想家的兴趣。

二、近代救灾思想的主要观点

清朝汪志伊的《荒政辑要》中分析救荒措施有“有预备于末荒之前者；有急救于猝荒之际者；有广救于大荒之时者；有力行于混荒之地者；有补救于已荒之后者。”也是上文提到的传统救济中灾后的直接救济与防灾的间接救济。近代救灾思想二者皆有之。因此，近代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直接救济和间接救济两个方面。

（一）直接救济

直接救济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改革仓储制度

仓储制度是我国传统救灾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唐朝的陆贽曾说：“魏用平粜之法，汉置昌平之仓；隋氏立制，始创社仓。终于开皇，人不饥馑。除赈济百姓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每遇灾荒，即以赈给。”对保障灾民生活、稳定社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传统仓储制度因为被贪官污吏主导，在救济上很难发挥作用。近代思想家看到仓储的巨大作用和诸多弊端后，力主对其进行改革。冯桂芬主持重建江苏丰备义仓，其管理上从“官主之”变成了“官绅合办”，并将失业手工业者纳入救助范围，打破了传统义仓救济对象的局限。

2.坚持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民间的救灾作用

每次发生重大灾荒时，早期维新派号召社会好善绅商以个人名义发表劝捐书，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灾款，并利用新闻报刊发布灾况，加大加深人们对灾区的了解，进而调动人们对灾区的关注和捐助。

3.扩大救灾范围

在救灾范围上，传统救灾制度往往以宗族或地域为限，仅对本籍或本族灾民施以援手。经元善、郑观应等近代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倡导跨省区赈灾。经元善等近代思想家不遗余力地从事跨省区的大规模贩灾义举，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民间义赈新气象。

4.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指在灾荒发生后以提供食宿或一定酬劳为条件，组织灾民进行救灾、抗灾和灾后重建活动，以达到恢复生产与赈济灾民并举的一种赈灾方式。郭嵩焘1887年在《论河务疏》中主张“军民通力合作”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赈济水灾进而治理河患。

因此，早期维新派对于灾荒的直接救济在救济方式、救济主体以及救济范围等方面都做了较大的改变和拓展，体现了其社会救济思想的时代性特点。

（二）间接救济

间接救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兴修水利，治理河患

对于河患的治理，郑观应曾写过专门的文章《治河》。在该文章中，他将治河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制其水势之盛而去其淤”。根据这一原则，最后提出了治理河患的三个妙法：理河源，开海口，多植草木于河身两堤。

2.推广工业，振兴实业

此时，近代思想家已经认识到“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不是“养民之法”，只有推广工业，振兴实业才能彻底消弭贫穷，减少灾害的危害。新生产力的出现，使思想家看到了一种新式的救灾方式，即修建铁路轮舟等交通工具，这样就能推动救灾的发展，缩短了空间距离，提高了灾民逃荒的速度和救灾的效率。同时，“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计数。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也。”[6]

3.保险制度

早期思想家借鉴西方银行保险业的作法，设计了一套针对灾荒救济的备荒的机制。这些以保险为基础的备荒，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剖析防灾备荒的原理，使农民不仅在受灾时能及时得到支持、帮助，而且提高了个体抗灾能力。这些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三、结语

近代思想家将西方救灾思想传入中国，是促进中国救灾思想近代化转变的拓荒者。并利用其对中国传统救灾制度进行改造，促进了中国社会救灾制度近代化。他们的救灾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继承和拓展，也是对中国近代救灾思想的启蒙和开拓。对我国现阶段救灾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36.

[2]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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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00.

[6]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38.

中国近代史纲要考试题目答案 篇4

一、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15分）

1.鸦片战争2.公车上书3.护国运动

4.新文化运动5.八七会议

二、简答题（每题5分，共20分）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3.试析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原因

4.遵义会议的内容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三、材料题（共25分）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这两个强盗指的是谁?根据材料谈谈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观点的认识。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地遭了蹂躏……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是丰功伟绩，也是贼运亨通，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筐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

——《雨果致友人的信》，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58页

二、1.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和新的思想。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1）失败原因：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2）教训：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3.答：（1）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

（2）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也是列强不能瓜分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4.内容：集中全力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两个强盗指的是法兰西和英吉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篇5

（答案来自课本简述版）

一、简答题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答：

①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② 宗教的局限性。拜上帝教教义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不能为农民战争做出正确的指导

③ 太平天国未能正确的对待儒学

④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犯缺乏理性的认识

2、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答：

1)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2)从客观上来说，是由于帝国主义使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持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中外反动势力强大 3)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去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① 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② 不能充分发动和倚靠人民群众

③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3、近代中国存在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什么？它们分别提出了哪三种建国方案？

答：政治力量：

① 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② 民族资产阶级

③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建国方案：(1)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2)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3)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再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答：客观原因：

1)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

2)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 3)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主观原因：

1)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2)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住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5、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是什么？

答: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6、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答：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碗粥了中国工农红军晚修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7、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答：

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2、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3、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二、论述题

1、有人说“辛亥革命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

（从历史意义和失败原因）历史意义：

1、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2、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中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3、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思想解放

4、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失败原因：

1、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之意时代，在半殖民班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2、从客观上来说，是由于帝国主义使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持并支持他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中外反动势力强大

3、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去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④ 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⑤ 不能充分发动和倚靠人民群众 ⑥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答：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4.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3、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它对你有什么现实意义？

答：长征精神

1、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2、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3、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4、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5、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现实意义：

1)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维护党的统一,这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决维护党的统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

2)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保证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崇高理想的精神支柱.3)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为民谋利益的崇高思想品德,这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严守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4)学习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合力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篇6

五、名词解释：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虎门销烟

3、赫德

4、门户开放政策

5、《苏报》案

六、简答题：

1、简述《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

2、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3、简述“扶清灭洋”口号？

4、简述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5、简析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原因？

七、论述题：

1、结合史实，论述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中国近代思想史考试大纲 篇7

“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时期的过渡。在三百多年后的中国近代, 同样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影响延续至今, 那就是西化思潮运动。之所以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个名词, 是因为Renaissance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再生、复苏”, 而是包含其中更深刻的“思想解放、人文主义”意义。

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从16世纪末开始, 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文化通过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传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 形成了随后的“中国热”。然而相对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来说, 中国的“西学东渐”时间较晚, 而且态度被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 中国人经历了从最初的排斥, 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的态度变迁。

二、西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1. 萌芽:

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西学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明代了。当时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 同时也以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那时的中国人大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更将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但也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开始思考西方文化, 比如利玛窦的好朋友徐光启。他与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并不仅局限于宗教, 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经济、水利等无所不谈。他对数学的兴趣最大, 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套《几何原本》。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 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 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 远远落后于欧洲。到了清朝, 中国一些士大夫和皇帝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如康熙是对于西方文化持比较开明态度的皇帝, 然而, 康熙的西学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最终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他去世后, 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 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 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终止。此时的西学东渐, 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西学的内容仅限于天文学、数学等方面, 传播范围也只限于少数士大夫贵族。

2. 初期:

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之前的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 西方人以悍然发动战争的形式再次进入中国。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蒙中惊醒, 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救国之路。林则徐和魏源成了新思想的最初倡导者, 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 并开始编译西方著作, 魏源更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西学主要以学习科技、军事为主, 希望建立一支新式海军。他们的这些探索开了一代西学风气之先, 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洋务运动, 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制造和器械运输等, 而没有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应有的关注。至此, 西学东渐都只局限于学“技”, “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西学的特点。甲午战争一役, 中国惨败, 举国震惊。这也是西学的转折点。一些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要主张政治上的改革。西学由此实现了从单纯学习科学技术到以学习先进思想为主的跨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的维新运动是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 对于近代西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3. 极大发展: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归国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为主体, 以探索救国之路为目的, 出现了多种思潮,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最兴盛、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 华化、儒化西学, 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代表, 如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一战爆发, 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和矛盾, 这对中国人的西方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二是全盘西化思潮, 陈序经、胡适等西化派或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四是洋为中用,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不同国家的道路,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 如五四时期对法兰西启蒙文化的倾慕, 以及后来对俄国革命的赞扬。这些思想论争与晚清时期的论争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 从“要不要学习西方”到“如何学习西方”和“选择哪一种西化”的转变, 说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已经更进了一大步。此时的西学内容之丰富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1894年以前, 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 1895年后是以社会科学为主, 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 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 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都传入了中国。传播途径较之从前也是多样性的, 除了翻译西方著作这一重要途径, 著书介绍之风也异常盛行。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 张申府、张东荪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 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 李大钊、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 等等。另外, 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也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等都曾来到中国宣传其哲学思想, 使得西学在进步学生中迅速传播, 直接推动了西化思想。

4. 高潮:

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 (1)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陈序经出生于海南, 长于广州, 沿海侨乡的生长环境对于他以后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近代, 广东是最早被打开为通商口岸的, 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更加开放, 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陈序经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 后来又游学欧美, 亲身体会到西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于是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 撰写各种论文, 而后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全盘西化”思想体系。在论述全盘西化之前, 陈序经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文化观原理, 提出了“文化圈围”这个概念, 它是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组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 “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 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它也可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 好像政治学上的政治, 经济学上的财产, 生物学上的生命, 天文学上的天体。”他认为, 同一圈围的文化自然是和谐一致的, 不同圈围的文化通过互相接触与融合, 其最终的结果也是趋于和谐一致。进而他又提出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 将成为共同的文化组成部分, 反之不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 将逐渐消亡, 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之后, 陈序经对于复古派和折衷派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前者大都是尊孔复古, 陈序经就提出了孔子复古思想的自相矛盾:一方面, 孔子承认文化的演化是进步的, 周之文化胜于夏商;另一方面, 孔子又把尧舜时代的文化作为绝对的理想世界, 此后的文化演化又是退步。这就是没有充足事实根据与严密理论支撑的孔子思想, 只是“孔子个人的空中楼阁”。而对于折衷派的批评, 陈序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好像一间旧屋子, 我们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 看看哪几块砖石, 或是木料, 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的特质的分析, 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 而非文化本身上有这么一回事。”因此, 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 他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及中国近代西化的事实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从明末清初的漠然置之, 到鸦片战争的震惊警醒, 再到甲午战争的中体西用, 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 整体来看, 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朝着全盘西化的趋势发展的, “从很小的范围放到较大的范围, 从枝叶的接受主张, 而走到根本的采纳主张”。但是, “能够彻底和贯穿而做有系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 还是找不到。”不仅是态度上, 就是事实上, 近代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沿着西化的趋势发展:西洋物质文化的大量流入, 西洋宗教的传入与信徒的增多, 新式教育的日渐发展, 等等, 都说明了近代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西化之路, 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由此, 陈序经提出, 全盘西化是中国必然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张全盘西化, 是因为陈序经认为, 当今西洋文化就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 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而且西洋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的提倡, 只有实现个性的解放,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才能, 最大程度地创造和发展文化。中国要走全盘西化之路, 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个性的压制, 实现个性解放。 (2) 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胡适的思想一向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 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全盘西化思想的另一主张者, 胡适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 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又经常以日本为例说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性 (“日本无保留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 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它自身的文明的再生。”) 。他指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 对于中国旧文化“反对盲从, 反对调和”。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 胡适提出了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指出, 中国百不如人, 继而又提出, 既然中国百不如人, 那么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他对于西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然而对于实现西化的途径却陷于保守。他反对以革命的形式建设新文明, 主张渐进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反应类型属于“发散渗透型”, 其特点是循序渐进, “变化总是以新事物悄无声息地取代或修正旧事物的形式发生”。这也是胡适思想体系的矛盾之处。

可以看出, 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思想存在着不同。陈序经注重于文化的整体观, 胡适则重点评判了西方文化的进步与中国文化的落后。陈序经的思想理论更加系统, 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并认为全盘西化是必然趋势, 是有可能实现的;胡适则更注重实践, 而且并不对全盘西化报有十分乐观的态度。

三、一些论者对于西学思潮的评价

1. 对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激进主义”的评价。

近年来, 一些论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 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 以至于自从“五四”以后, 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极为缓慢, 如文学、艺术, 等等。诚然, 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确实有着激进的倾向, 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热切要求。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上, 他们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取向, 作为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 而绝不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取向。在文化建设的立场上, 出现了“全盘性”的态度, 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彻底解放, 并彻底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然而, 只因为这些偏激的倾向就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则也陷入了一种极端。任何事件都应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 脱离背景的评论都会有失公允。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 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在战后对列强的奴颜和谀态, 使人民对其失望透顶。此时以西学为取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 又推动了西学热潮的发展。许多有志之士急于寻找救国之路, 在当时中国日渐衰落的情况下, 不免要有一些激进的言论与主张。况且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仍然顽强, 这就更激起了进步思想家在思想取向上的激进,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西化”并不就是“激进”, “崇洋”也不等于“媚外”, 西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而且对于晚清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 向西方学习已成为基本潮流, 其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 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 我们应该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 继承五四精神。

2. 对于全盘西化思潮的误解。

全盘西化思潮历来就受到政治家、学者的批评和抨击, 他们总是会把这种思潮与激进、崇洋、背叛传统、丧失民族意识等相联系。然而并非如此。首先, 全盘西化不等于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陈序经和胡适提倡的西化思想, 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 都与资本主义相吻合, 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他们思索的内容。陈序经认为, 社会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按照他的“文化圈围”理论, 同一圈围的文化是和谐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 他就抹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胡适在这方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其次, 全盘西化不等于丧失民族意识。当时的中国危难重重, 有识之士们无不忧国忧民, 他们绝不愿看到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甚至亡国灭种。提倡全盘西化的学者们都是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出发点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 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而尽快摆脱愚昧落后, 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无论是陈序经还是胡适, 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 才会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思考中, 把他们一概推为“丧失民族意识”, 是过于简单化了。再次, 全盘西化不等于非理性的思潮。如陈序经的思想, 它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及深刻的理论性, 绝不是感情的产物。而胡适则更为理性地预测了文化演变的前途, 他认为全盘接受了新文化, 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不妨拼命走极端, 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因此, 胡适的理想是通过鼓吹实践上的全盘西化, 以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这就是胡适的高明之处, 他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 他救国救民的渴望是极其热烈的。这和他对于日本西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

四、中国文化的出路

1. 历史的回眸。

回首“五四”, 启蒙者们所呼号的、痛苦的、愤怒的、期望的,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余音未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 其坚固无比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塑造了忍让保守的国民性格, 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 是很难被撼动的。正因为这段近代史, 历史不再停滞, 古老的帝国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少年中国, 东西文化的大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中国的社会制度、国民性格、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 西学始终是学者、政客之中以至全社会共同的学习风气,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是无论如何去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

2. 文化交融与个性。

随着当今社会的日益开放,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与之相伴的, 世界文化的一体化也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 各国之间互相学习, 互相影响, 彼此发展, 已是大势所趋。因此,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西化”, 不如说成是“世界一体化”。这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虽然道路是缓慢而又曲折的。而这并不与民族性相冲突, 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来就不是相对立的, 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世界性的因素, 而不能以某一文化 (如西方文化) 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标准。全盘西化论者的局限性就在于, 他们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因素, 却抹杀了其他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各种文化由于不是出于一源, 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征, 它与其他文化是交而不融、汇而不合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倡吸收西方文化的全部, 也就是没有分清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我认为, 任何文化的民族性都不能强加于另一个民族, 那是一种民族征服, 是违背人类发展的。对于民族性的理解, 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 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向前发展的, 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是中国文化, 近现代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西学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更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走向世界一体化大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 中国近现代的西学运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应该给予肯定。

3. 中国文化的出路。

无论是回望历史, 还是静观现状,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遭遇着冲击与挑战, “西学”也是我们一直采取的文化发展之路。如今中国人的生活, 处处都有西方的影子, 我们的吃、穿、住、行较之以往都“西化”了很多, 青年人喜欢过洋节, 西式婚礼也是现在的主流风气。这是当今无法遏制的潮流。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被逐渐遗忘吗?中国文化的未来会怎样发展, 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不会被遗忘。无论是“五四”国家危亡的时期, 还是现在国家需要快速发展的时代, “西学”始终立足于中国, 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为目的。一个国家对于先进文化的渴求总是为了使本国永远立于世界前列, 使本国人民充满民族自豪感。因此, 这种民族自豪感是不会让一个民族失去民族性的, 中国的传统会代代相传, 永远不息。然而, 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也并非是绝对的文明, 这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 先进学者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 以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 直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罪孽”。那么对于西方文化呢?我认为, 我们也应该采取评判的态度, 客观的估定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生产高度发展, 生活普遍富裕, 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未必就是文明的, 而生产力低下且弱小的国家未必就是野蛮的,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代表着西方价值观的野蛮成分, 曾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利益,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文明、先进的成分, 才能求得发展。

五、结论

浅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篇8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变历程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探索及改变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国人切身感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和蛮横。一些封建地主阶级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林则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禁烟过程主编和翻译的《四洲志》、《华夏夷言》、《各国律例》等，是中华民族了解泰西时态的最初资料。就思想体而言，林则徐依然是传统型的，是政治和军事要促使他重视“夷务”，他的思想以儒学的修齐治平为根本，以国计民生和经世致用为取向，时代的巨变使他开了面向世界的先声。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中国人在近代首次发出要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是中国主动采纳西学的起点。魏源的师夷，是处于反侵略的需要，但当时列举的泰西长技，基本上限于器物制造和军事技术，虽然也对西方体制做了阐述，但也只是旁观性的，并不主张以此为师改变中国的体制。

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予清朝统治者以严谨教训。此后，“夷物”从此成为避不开的话题，思想界面临着一次深刻的挑战。在这一局势下，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由感性的“师夷以制夷”发展到理性的“自强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当时主持清廷政务的奕？、文祥等人。从思想体系上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曾国藩，熟读经史，谙熟内圣外王之道，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其他士大夫一样鄙视甚至痛恨列强的入侵，但却不盲目排外，在以儒家精神安身立命的同时，以务实的态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并未突破思想的藩篱。

对洋务思想有所建树的是冯桂芬，他最早提出 “中体”和“西用”，而洋务重臣张之洞对其极为赏识，大力提倡，遂使这一学术词汇成为广为流传的大众语言。“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洋务派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当时的其他官员更为准确些，但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来解释西方，以中国传统的语词意境和典章制度来比附西方，这正是后来“西学中源说”的起源。他们对西方的器物发明和科学技术能够积极采纳，而对制度文化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同后来的维新派比，洋务派的思想依然是守旧的；但同此前的林则徐、魏源相比，洋务派的思想已经进了一大步。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国开始现代化。创办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在外国留学的学生，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实践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程度前所未有，耻辱和反思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变化，由此催生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甚至连洋务派的代表奕？，也承认甲午之败的原因在于“西化”程度不够，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2]

维新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宣布失败，虽然只有103天，但是其思想文化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维新变法进行的教育改革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其中的许多举措都对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设立各种学堂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内涵与素质，翻译西方的著作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更多的思想开放的人才，废除八股，颁发各种奖励机制等都废除了思想文化上的禁锢，更加激励调动了人才的积极性。这些举措相对于封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洋务运动相比，进一步敞开了西方的大门，更有助于中国向西方学习。

维新变法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仿效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之后，一些中国资产阶级决定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894年的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满清贵族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是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和提高。

虽然三民主义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仍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因为没有提出明确地、彻底地提出反帝反封建。尽管如此，从中国自身方面，三民主义却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与此同时，在国外，尤其是从西方汲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营养，所以说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里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表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主要矛盾，同时也表达出了人民群众对独立、民主与富强的向往，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高层次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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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来说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中国人民产生过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之后，接受了这场革命洗礼的我国先进分子与广大人民继续顽强地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1年，在马列主义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那之后，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中国革命呈现出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三、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传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与一大批青年学生到外国留学，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国外广泛地接触过多种多样的先进政治思想，当然也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学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新文化运动撼动了封建社会思想的正统地位，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可以用较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与对待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各种思潮在国内此起彼伏，混乱无序，相互分歧又有互相包含容纳之处，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李大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里的首位马克思主义者与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为了更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述“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此外，他还参加过《新青年》杂志的编纂工作，主编过《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主义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20年3月，由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大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初，中国要求共产国际给予帮助，共产国际于1920年4月派代表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率先成立，接着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组织地进行。在组织建设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注重学习理论知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强理论上的学习，更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如何庸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为后来的实际提供理论指导。为了更好得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确定为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把它们做为主要阵地，并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通过《湘江评论》与《新民学会》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随后创办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了较大作用。周恩来继在天津之后又去法国留学生当中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杨匏安、李达等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不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使它成为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相比，尽管马克思主义没有官方的强力后盾，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却取得了社会性的思想权威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在民国初年的百家争鸣以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严格来说，真正在中国取胜并站住了脚的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取胜，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实践上的胜利。中国人接收马列主义，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方案，有适应落后国家革命活动需要的战略和策略，尤其是还能提供十月革命已见成效的经验借鉴，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开花。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改革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想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指导中国实践和改革。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是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的综合产物。中国各阶级从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到不同程度上的学习西方思想，到最后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其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印证了“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4]这句话的正确性。只有选择正确的指导思想，符合国情的制度，并用其指导实践才能使一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