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艺术成就论文

2024-06-0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苏轼艺术成就论文(精选8篇)

苏轼艺术成就论文 篇1

写苏轼的散文篇一:浅谈苏轼的散文艺术成就

议论文是苏文中的一个突出部分,它包括奏议、进策、经解、杂说等,其中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

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亭台记等,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富有独创性。碑传文善用生活素材和日常细节刻划个性,以突现奇人异才的高风特操,《方山子传》、《石氏书苑记》等可作代表。游记文长于在写景记游、烘染意境中,寄寓识见,融入诗情雅趣,《石钟山记》、《雩泉记》、前后《赤壁赋》等,是这方面的名篇。

比之欧曾诸家,苏轼在散文艺术上有新的推进和开拓。

其一,由长于议论到精于思辨。苏文也以议论见长,它的议论具有一种雄辩的气势和化隐为显的形象状述力,如苏轼的史论、政论,大多立意新警,善于翻空出奇,推倒旧案;在论证中,上下古今,援据赅博,雄辩滔滔,一往无前;而笔力纵横捭阖,腾挪变化,使文章具有一种滚滚不穷,浑浩流转的气势。东坡的议论,不同于某些政治家一味平正的开陈正见,他善于用形象化的手段,来阐述复杂的道理。

其二,由重在传道义到重在写性灵。北宋古文运动从倡导尊韩崇道开始,初期古文家多主张宗经明道,至三苏强调了写胸达意。苏轼说:“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清波杂志》)苏轼写人耿介旷达,敢笑敢骂,曾自谓“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藏(《密州通判厅题名记》),故其文多写自我,见胸臆,显性灵。

其三,由容与闲易到灵动活脱,舒卷自如。欧文“修达疏畅”、“容与闲易”,是平易自然风格的典范。东坡沿着欧文的路子迈入了工巧与天然浑化统一的新境界。

苏轼散文不仅以议论见长,且贯于向思辩化的更高层次升华,不拘于明道议政,而尤长于写胸臆,见性灵,妙手生春,涉笔成趣;在手法和体制上,由单一化走向复合化,善于融众长于一炉,破旧格生新变,由此文风从自然平易一途,迈入了活脱灵动、仪态横生、出神入化、气韵天成的高境妙域。因此,我们说苏文集中体现北宋散文的特色,代表一代散文创作艺术的最高成就。

写苏轼的散文篇二:谈谈苏轼的诗词散文创作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为之津津乐道。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开豪放词派的先河,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的散文创作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综观苏轼一生文学创作,无不与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状况息息相关。代表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是在他谪居黄州期间所作。

苏轼的《水调歌头》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此时苏轼的父亲已经去世,妻子也去世了,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苦,苏轼远离他乡在密州任职,与弟苏辙有六七年没有见面了。对久别亲人的思念,加上政治上的失意,恰逢异乡的中秋月圆之夜,苏轼满腹惆怅,感慨万千对月抒怀,写下了这首中秋的咏月词。

词的上片叙述了作者的身世之惑和思想矛盾。开篇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化用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句子,开篇直入,点明是饮酒赏月。“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笔势回转,表面描写月色,实际上也暗合着不知道当时朝廷政局如何的疑惑,而并非真问天上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反映了作者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说作者想回到神仙居住的“琼楼玉宇”中去,又害怕天上太寒冷,自己经受不住。实际上表明了“出世”与“入世”的困惑:想回到朝廷中去,又害怕难以容身;归隐去吧,又与自己报国理想相违背。实在是进退两难啊!词的下片由咏月转为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是写月光照人无眠,照应开头“欢饮达旦”。于是作者发出质问“何时长向别时圆?”而作者立即又回转心情,自我安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月缺,此事古难全”。是啊,哪会有十全十美的呢,只要我们兄弟彼此都能保重,虽然远隔千里,也能共同拥有这一轮明月,这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也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排解。

这首词清婉雅丽,飘逸空灵。胡仔在《菬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中虽然有“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脱离现实,格调

是健康的,再加上词中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这首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苏轼的另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是受到广泛的赞誉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的上片写自己对亡妻的无限怀念和人世沧桑的悲戚。写十年里,夫妻阴阳相隔,就算不特意思量,往日深情仍然难以忘怀。“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对亡妻的哀思,对仕途波折的愁苦,相距千里,无处诉说,道出内心深处的愁苦悲怆之情,十年来,颠沛流离,自己是“尘满面,鬓如霜”,想象着即使与妻子相逢,妻子也会认不出自己,把现实中对妻子的怀念和个人的遭遇相互交融,既写出了死者的凄凉,也写出了生者的辛酸。

词的下片以“夜来幽梦忽还乡”为过渡,写梦境相逢的情景。作者选取妻子生前的生活细节来写,凸现出妻子临窗而坐,对镜梳妆的场景,表现了昔日的幸福的生活,也反衬出如今境遇的悲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酸甜苦辣霎时涌上心头,相互在这默默无言中倾诉分别十年的相思之痛。梦中醒来,作者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哀痛。清冷的明月,短短的山冈,幽幽的松林,想象那儿就是妻子思念自己而痛断柔肠的地方。作者巧妙地推己及人,以想像出妻子在那凄凉冷清的地方思念自己,衬托出自己对亡妻永不能忘的深挚感情。

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一次梦见亡妻后所写,与王弗之逝又是十年,十年来的宦海沉浮,遭贬奔走,外任多年,郁郁不得志。夜中梦见亡妻,凄楚哀婉,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悼词,词中“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细节描写,是全词中最突出的亮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首词将梦境与现实交融而为一体,浓郁的情思与率直的笔法相互映衬,既是悼亡,也是伤时,把哀思与自叹融和,情真意切,哀惋欲绝,读之催人泪下。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理解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作者豪放词中的代表作。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七月,当时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在黄冈城外游览赤壁矶时写下了这首词。这是词人具有代表性的词作,也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上片描写古战场,设置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时间、空间背景,长江滚滚东流,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渐渐被人淡忘,而现在作者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是旧日的营垒,从凌乱的岩石直刺天空、汹涌的怒涛拍岸的场面中,可以想见当时战斗的激烈。随后赞美“江山如画”,这锦绣河山,曾造就许多英雄豪杰。

下片着重塑造了三国时吴国将领周瑜的形象。东汉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24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并一同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是在皖城胜利之时。而后十年,即公元208年,他指挥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羽扇纶巾”形象地刻画了周瑜的仪态。这是三国时儒将常见的装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描绘了周瑜作战时的从容。苏轼如此用心塑造周瑜形象,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当时北宋国力软弱,与辽、西夏作战屡战屡败,不断接受屈辱的议和条件。苏轼目睹国家危机加深,渴望有能像三国周瑜那样的英雄驰骋沙场,报效国家,尽管作者满怀豪情壮志,但是当时的政治现实不允许他施展才华。所以当时作者发现自己在壮年时就过早地生出白发,情绪不禁又消沉下去,自笑多情,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结句以长江来衬托自己的心情,流露出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词气势磅礴,境界宏大,以空前的气魄和艺术力量塑造了周瑜这一英雄形象,表达作者壮志未酬的感慨与苦闷。清代词评家徐邹认为这首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

苏轼在游赤壁矶写下这首词后,又写了一篇传诵千古的散文《赤壁赋》,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写泛舟大江的水光月色和饮酒赋诗的畅快心情。为主客对答铺设情境。赋分三层意思

展开,一写夜游之乐,二写乐极悲来,三写因悲生悟。情感波折,层层深入。文笔跌宕变化,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景则水月流光,情则哀乐相生,理则物我相适,杂以呜呜箫音,悠悠古事。体物写志,妙在不离眼前景,而议论、见识又不囿于眼前景。情因景发,景以情显,两两相触,缥缈多姿,创造出美妙的神话般的境界。又借景说理、寓理于情,使得赋充满诗情画意,而兼具哲理。作者用清新的散文笔调作赋,中间有骈词、俪句,也用了韵,更多的是散句成分。除采用赋体传统的主客问答形式外,句式长短不拘,用韵错落有致,语言晓畅明朗,其间有歌词,有对话,抒情、说理自由洒脱,表现力很强。这首词所表现的是政治感慨,是作者在遭受贬谪之后,仍然坚持对生活的执著态度,坚持对朝廷政事的关切,而不甘沉沦。

《赤壁赋》正是通过赤壁之游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赞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并没有脱离赤壁之游的特定环境、条件,而把理论的反复申述跟感情的起伏变化及文章的层次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抽象的观点具有形象性与感染力,并把读者带进一种颇有几分迷幻色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哲理与诗情的高度融合。奠定了这首词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

苏轼一生忧患重重,所受苦难比任何一个文学家都要多,正是这种平凡的经历,使他写下了各种形式的、有创造性的优秀文学作品。他的创作所触及到的社会生活比同时期的许多作家都要广阔。丰富的阅历,使苏轼更关心民间疾苦,更亲近大自然,山川景物,记游咏物,感旧怀古等都大量写进词里。他的自然景物寄托自己壮志未酬的郁闷,使得他的明月、大江诗词婉约得催人泪下,豪放得催人奋进,他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的豪放词派,为词的的发展开辟了广泛的路径。他把词从娱乐消遣的工具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艺术形式,在词中抒发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创作标志着北宋运动的高度成就,从而确立他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成为北宋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

苏轼艺术成就论文 篇2

苏轼 (1037-1101年) , 号东坡居士, 字子瞻, 一字和仲, 四川眉山人, 是我国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元丰三年 (1080年) 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 故自号“东坡居士”。世人将其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苏轼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早年有经济入仕的抱负, 即使后来屡遭贬谪依然心忧百姓, 于困境之中成长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 为人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多元化的艺术风格

(一) 豪放

在苏轼之前, 由于受思想上的局限, 人们对词, 总像对精美的小摆设, 放在幽窗雅座之间, 自娱自乐, 或供高雅清闲之士玩赏, 使词始终成为酒边花间的点缀, 词也因此受到致命的束缚。

苏轼豪放的个性及与时代的矛盾的关系与苏词豪放风格的形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正值北宋王朝时期, 一般说来, 为了巩固对人民的统治, 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北宋王朝对士大夫是比较宽厚的。但由于专制主义的种种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士大夫的才能, 阻碍了士大夫为国为民尽力抱负的实现。苏轼就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 他开朗的胸襟和旷达的性格与当时的氛围显得格格不入。作为一个作家, 必然会将这种矛盾的心情在作品中一吐为快。他习惯于用豪放不羁, 甚至看起来玩世不恭的态度表达自己的忧愤。这是他的作品具有豪放风格的很主要的原因,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苏轼有一首很著名的写中秋月夜的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此句一出, 突兀而起, 气概不凡, 使人感受到诗人开阔深邃的思想、奔放的感情、宏伟的气魄。诗人的想象就在广袤的夜空中驰骋。

一会儿, 他是贬谪下凡的上界仙人, 立即要乘风归去;一会儿, 他却又是尘缘未了、留恋人间的凡夫俗子, 受不了“琼楼玉宇”的清寒, 宁愿留在人间;忽然, 他又由圆圆的月亮想到分离的弟弟, 夜深了依然不能入睡;不久, 他又因月亮的阴晴圆缺联想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领悟到这是自然与社会的必然规律, 心情立刻又变得开朗起来。天上人间, 出世入世, 由日月初生到眼前的清辉万里, 苏轼的思维既不受时间的限制, 又不受空间的束缚, 他的词表现出自由而奇妙的想象, 表达了丰富多变的情感, 从而构成了清朗广阔、神奇而壮美的意境。

(二) 婉约

苏轼不但对豪放词进行了创新, 而且在传统的婉约词的发展上, 也有贡献。在继承欧阳修婉约词和张先婉约词的风格的基础上, 苏轼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 使之不限于描写儿女私情, 反映了更多的生活画面。

如果说豪放词是苏轼的创新的话, 那么, 对于传统婉约词来说, 就是他对词新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他在词的创作中, 扩大了词中所反映的生活面, 使这不仅仅局限于反映儿女私情, 而是可以从山林、乡村等方面着手, 或发议论, 或抒襟怀, 各得其妙, 从而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例如《洞仙歌》 (冰肌玉骨) 描写帝王宫廷秘闻佚事, 寄寓兴亡之感。《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由前人风流遗址的游赏而探索人生的目的意义, 抒发人生的感慨。这两首词的表达超出了艳情闺思之意, 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 是因为其所表达的意境之美, 从而充分体现了苏轼婉约词的个性特色。另外, 再看苏轼所专写儿女情的作品, 他不仅局限于儿女私情, 爱恨情仇, 而是运用开朗、乐观的心态描写儿女情, 是另外一种诠释。于是, 便有文人墨客责备苏轼不懂爱情, 有“不更其境”的说法。试举一首写牛郎织女的《菩萨蛮》来看看:

风回仙驭云开扇, 更阑月堕星河转。枕上梦魂惊, 晓来疏雨零。相逢虽草草, 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 人间日似年。

一年一度的相聚, 对于两个心心相印却相忘于银河的恋人来说, 略显心酸和残酷。所以, 一般诗人们的立意旨在表达他们的相思之苦、相见期短等方面。但是, 在苏轼笔下却是另一番心境。斗转星移, 云开月堕, 即将分离的恋人难分难舍, 眼泪化作漫天的疏雨。但是他们始终不羡慕人世的夫妇。相逢虽然是短暂的, 但他们的爱情和上天一样是永恒的;人间的夫妻虽然能朝夕相守, 但爱情和生命都是春花朝露, 转瞬即逝。苏轼的词先是执著缠绵, 最后却突然放开, 变为开朗乐观。由此, 不禁使我们想到了秦观的名篇《鹊桥仙》中脍炙人口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二者, 究竟是谁借鉴了谁呢?想来是苏学士学习了老师, 却后来居上, 此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三) 旷达

和豪放词不同, 旷达是苏词艺术风格的基调。苏轼的旷达词与其他文人墨客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均以古道村舍、溪风流月、薄云疏雨等这一类清新的自然美为主。为此, 英雄豪杰们变为“携壶藉草亦天真”的酒徒、“何处不堪行”的迁客、“正是维摩境界”的居士、“一笑人间今古”的渔父……于是, 在“杖黎徐步转斜阳”、“带酒冲山雨”等一类自然风光的游赏和诗人墨客的宴乐中, 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由人和自然的谐调造成的, 趋向于静态的一种美。对于所描写的对象是否属于静态没有关系。然而, 这种和谐的产生, 是因在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采取超脱、听其自然的态度而形成的, 并不是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在三百多首苏词中, 描写月夜的苏词多达五十多首, 描写雨过天晴景象的就有二十多首。另外, 在描写自然景物时, 苏轼还习惯于把皎洁的月光与明镜般的江湖结合起来, 更凸显出境界的光洁。词中还大量使用“清”字, 苏轼这一独树一帜的取景角度与表现手法是受到他恬淡闲适、超脱清高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形成的。与此同时, 更体现出了他特有的审美情趣。如:“清影”、“清和”、“清颖”、“水风清”、“清夜无尘”等, 也是苏轼的旷达风格在艺术意境构造上的体现。

三、“随物赋形”的文艺观

思想是艺术的灵魂, 艺术是思想的体现。苏轼词的内容之所以如此丰富, 风格如此多样化, 整体来说, 都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境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 苏轼再将这些经历和思想在作品中表达出来, 这是将思想融入到作品中的一个方面。想要更全面地看苏轼随物赋形的文艺观, 则应该到他的文论中去寻找, 一个人文艺观的体现, 多见于他的文章中。从苏轼的角度来讲, 他认为创作必须是有感而发, 为时事而作的。在特定的时期, 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 使作者发之于声, 写之于手。因此, 作者个人的文艺观必然会渗透于文学创作中的各个方面。词的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 均要有感而发, 有感而写。从而表现丰富的文学内容, 使形式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相结合, 从而使作品更加生动、有力, 由此创造出更多别具一格的风格。“随物赋形”正是如此。

四、语言表达艺术

苏轼的词豪放、婉约、旷达,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词的内容与风格, 这些词作品风格的体现, 必然需要有与之相应的艺术手段。首先体现在对语言的运用与表达上。苏轼的词, 笔触明快、清新、沉着、色彩新鲜, 还做过词“诗化”的尝试, 这是苏轼词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与突破。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所说的“词至东坡, 倾荡磊落, 如诗, 如文, 如天地奇观”。但是, 苏轼的词并不仅仅是把词“诗化”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以宋诗语言来写词的, 不仅仅局限于唐诗语言。如:宋代诗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把唐代诗人杜甫、韩愈等人作品中的语言与自己的作品相融合, 从而形成了宋诗语言的特色。苏轼也是积极参与这一艺术活动的人, 因此, 苏轼在进行词的革新时, 就很自然地将诗的语言, 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 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作词风格。

苏轼的词因独特的风格成为了词史上的里程碑, 在诗、文、书、画等领域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人们对于苏轼的词, 说它“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 人地万物, 嬉笑怒骂, 无不鼓舞于笔端”, 在苏轼的笔下万物可入词。这与苏轼个人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于艺术独特追求分不开。

参考文献

[1]王重歌, 徐海燕.苏轼词风的多样性[J].文学教育 (下) , 2007 (02) .

论苏轼词的艺术魅力 篇3

[关键词]词 苏轼 豪放 革新

一、引言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葬于河南郏县,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二、苏轼的词学本体论——“以诗为词”

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苏轼“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抒情功能,把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与以前的词人相比,苏轼词无论在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都显得自有特色,这种特色被人们概括地称为豪放。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可能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不仅描绘了射猎时的壮阔场景,而且还表现了他决心抗击辽、夏侵略者的爱国壮志,内容完全摆脱了许多词人专力描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局面。最能体现苏词豪放特色的是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是苏轼贬官黄州时期的作品。他在政治上遭受了严重打击,在游览黄州赤壁(传说此地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其实那次大战是在今湖北蒲圻县的赤壁进行的)时,借怀古以抒发怀抱。词的上片咏赤壁江山,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词中既传达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无限倾慕与向往,又在联想到自己的政治处境时,流露出壮志未酬的苦闷。篇末虽有“人间如梦”的消极感伤,却掩盖不住全词洋溢的雄迈奋发的豪气。这首词的艺术成就很高,最突出的一点是:词人紧密结合抒情,以极其精炼传神的笔墨,捕捉最具有特征的典型细节,表现了周瑜英俊潇洒的风度,指挥战争的雄才大略、从容沉着,创造性地塑造了这一个年轻儒将的英雄形象。其次,作者把抒情、写景、叙事、咏史融为一体,用墨不多,形象生动。特别是对赤壁景色的描绘,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奇险壮丽的风光,其中有俯视俯瞰,有远景近景,有色彩和音响,写得墨气淋漓,传达出当年战场的气氛和声势,令人惊心动魄。全词笔力雄健,语言奔放,风格豪迈,意气纵横。

苏轼词中,即使是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通过他不平常的观察能力和艺术构思,也往往同样地能够震撼读者的心灵。如《水调歌头》小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事实是再平凡不过了,可是在他笔下却表现出非凡的高情奇意。这首词是熙宁九年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寫给住在齐州的弟弟苏辙的。当时作者的政治处境不好,和弟弟已分别七年了。中秋对月,千里怀人,心情很抑郁。但词人并没有悲观,而是从哲学的态度来看待人间的“圆缺”。他认为人生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不可填补的缺陷,所以他采取了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在词的结尾,对一切经受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美好的祝愿。词中细致曲折地描写了词人要飞入月宫,逃避现实,经过内心的复杂矛盾和斗争,最后又由天上回到人间的过程,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显示出词人洒脱的性格和超旷的胸怀。

三、多元化的词风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可以像诗文一样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可以充分广泛描写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正如元好问所说,东坡词是“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他不但用词写前人惯写的题材,而且用词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辈情谊、贬居生涯……空前拓宽了词的创作视野。词到他手中,确实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豪放词固然是苏轼的创新,但他对传统的婉约词的发展也有新的贡献。他在继承欧阳修和张先的基础上,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扩大了词中所反映的生活面,使之不限于儿女私情。或写乡村,或写山林,或发议论,或抒襟怀,各得其妙。如他的《浣溪纱》组词,是作者任徐州知州时所作。组词中的农民久旱喜雨的心情如艺术家对于大自然特有的敏感,刻画了群众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也连带地写出了人物所在的环境:久旱有雨,雨后日出;池中的鱼,树上的鸟;空中的乌鸢,篱边的络纬;还有豆叶、枣花、软草,以及闪亮着的桑麻,散放香气的蒿艾,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丽,充满着愉悦之情而富有生命的活力。当我们读这些作品时,不禁想起苏轼赞美王维“诗中有画”的评语,其实这句千方百计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很合适的。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 篇4

一.序论

1.本文中心论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二.本论

1.苏轼生平事迹。

2.苏轼人格魅力分析,根据其人生经历。3.苏轼文学成就分析,从文,诗,词入手。三.结论

1.我心中的苏轼及我对苏轼的评价。

摘要:苏轼是我国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他一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从思想上加以组合,形成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文化体,其文学成就更是人类的一宝贵财富,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是个多才多艺,性格多面,刚直、真诚、忘我、爱民的文人。他以其丰富、独特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模式的形成也具有示范作用。

关键词:人格魅力 文学成就 率真 诗词 巅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词学史上,有一位泰斗人物、风流人物是永远不会被大浪淘尽的,是不得不提的,不仅现在要提,将来永远也要提。他就是中国词坛第一人: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不仅文学功底非凡,其画意也很高超,擅长画竹子,学习文同,也喜画枯木怪石。他较早的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 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的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黃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黃、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家事:祖父苏序,字仲先。祖母史氏。宋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仕途:宋仁宗景祐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神宗時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時,发生了著名的李定《乌台诗案》,他因此事入狱,因为写文章称赞朝廷,朋友出手相救,而神宗爱惜人才,得以保全性命,次年被贬至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被章惇贬至至惠州、儋州(海南岛)。归家后第二年病死常州,时六十六歲。他在政治上偏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苏轼出生名门,先祖长辈尽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在当时封建社会具有很高的地位。苏轼家庭条件优越,文化氛围浓厚,他从小接受熏陶,为其以后成为一代文豪垫定了基础。经受了高等教育的苏轼,少时立志,颇为自信,望将来在政界大展拳脚,造福百姓,在嘉佑二年成为进士,仕途开端顺利,但是在神宗哲宗两朝的党派斗争中几经起落,人生跌至低谷,心理压力颇大,郁郁不得志,精神方面的压力有时对创作诗词是一种激发和策动,苏轼将对现实中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愿望融进诗词文章。

苏轼一生多艰难坎坷,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的境界。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为什么能达到如此境界?学问深厚?修养极好?我觉得都不是,在我看来,他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的性格,苏轼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率真。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经常受到打击但乐观的性格没有改变,所以如此旷达。率真是苏轼性格的核心,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对于外界强加于他的打击、压迫,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作品中发泄不满,苏轼曾批评过文人志士。他虽然和他们政见不同,但对学问道德高人都是十分敬仰的。但对于那些宣扬假道义的人,苏轼则毫不留情地揭出他们的真面目,以至于众多文人对其有成见,排挤他,弹劾他。苏轼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在有段时间内曾努力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最终还是显露无疑。苏轼的真率性格影响了他的文学作品,总之,苏轼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任他的真率性格流露。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价了。

因为苏轼的文化构成多样,使他的性格具有多面性,苏轼性格极放旷不羁,苏轼自谓“我本放浪人”,“从来性坦率”又常以“糜鹿”,“野鹤”自称,表现了他率直放旷,洒脱,追求自由,充满落拓不羁的个性气质,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白极为相似,苏轼一方面放旷不羁,热情奔放,一方面又保持冷静,自制力很强。

苏轼的性格超凡脱俗,但又寻呼常人。说苏轼超凡,因为他能超脱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功利观念对人心的束缚,如:《游金山寺》“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己,有田不归如江水。”用他的话说,“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足复道世,又说:“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绝弃世故,身心俱安。意在抛开世俗的烦恼,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以此为最大的快乐与理想境界。他对生离死别这种“人之常情”也多能超然待之。说苏轼平凡,因为他对生活始终怀着挂念。人们都知道他写给亡妻的那首《江城子》。妻亡十年,岁月流逝,生活变迁,都没有冲淡他对亡妻的一片深情。可见其和凡人一样怀恋美好的过去,对爱情的执着。苏轼也重视手足情感,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小序上写明了是“怀子由”的。那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期盼,无不表现出手足深情。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苏东坡误以为皇帝要杀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自海南返乡途中,苏轼病重,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患难与共的弟弟。兄弟情深,以至于此,夫复何求?

苏轼以上人格中的这种性格和呈现性格矛盾的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种性格和矛盾构成了苏轼文化人格的多面性及立体性,显得有棱有角有血有肉。而这种矛盾,实际是改变封建时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理想人生目标的矛盾。难得的是,苏轼在不改变自我本性,前提下,以极强的理性精神将这些矛盾的方面整合为一体,使之相反,形成了刚直、超凡、率真、爱民、追求人生理念的生活态度。

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苏东坡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评选公元1001年至2000年世界级杰出人物的活动中,共评出了12名杰出人物,称为“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一名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篇《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的评论员文章,给予介绍。苏东坡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成就,以及他的人格魅力。苏东坡一生留给我们200多万字的著作,其中包括诗歌2 700多首,词300多首,还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散文、书画作品等。许多作品都达到了北宋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巅峰,真正的登峰造极!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想象力,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

文章: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叙述道理的工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苏轼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苏轼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的感受。其文章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其擅长七言古体和律、绝,风格也富于变化。同大多数曾步入仕途的宋代诗人一样,苏轼诗中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揭露官吏丑陋面目的作品。在苏轼的诗歌中,最大量也最为人们喜欢的是那些通过描绘日常生活经历和自然景物来抒发人生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以禅解俗世人生,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诗中常见的一些题材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使诗的内涵显得深厚,同时也表现出旷达的人生态度。他才华横溢,人生感受极其丰富,能够更多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因而在保持宋诗特色的同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词: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苏轼雄厚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行创作,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苏轼词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他的词同他的诗文一样,往往以意为主,任情感流露,其所以他的风格也随着内容特点、情感的变化而变化。苏词的多样风格,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当然,在这方面苏轼与前人最重要的差异,也是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而且,对这种风格,苏轼是有意识追求的。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与有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对后世影响更为深重。

我常想,真正的豁达之人,就应该这样,就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宠辱不惊,超凡脱俗,并且真正去做到。也许苏东坡自他诞生之日,就注定要创造一种新的风范,来让世人铭记!我们看到东坡的词,就仿佛看到了他本人,苏词不仅仅是词,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作品,而是一部丰富的充满着人生智慧、灵气与哲学的活的思想!体味东坡、理解东坡、品读东坡,他的词、他的事、他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沉浸其中,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乐事。最后我引用《苏东坡传》里的一句话形容苏轼,“ 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参考文献:[1]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 [2]《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3]何远:《春渚纪闻》,卷六。《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4]李时英《苏东坡》,昆仑出版社,2006年01月版

苏轼艺术成就论文 篇5

庞丽

内容摘要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关键词

苏轼词风

超然态度

一、苏轼的魅力人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据史料记载苏东坡是当官的,他这辈子不是官运亨通,而是官越当越小,不是他能力不及,而是怀才不遇更是奸臣排挤,他们如一丘之貉使当时有相当口碑政绩斐然的苏东坡被贬了又贬。当初贬到黄州写下《赤壁赋》之千古绝唱,然后再贬到杭州,在那里他依旧活得潇洒,他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他把西湖比作西施,无论化浓妆还是淡妆总是那么美丽,人们说游西湖要游两次,雨中要享受,晴天更要去慢慢体会咀嚼!他所表达的意境和审美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苏轼人生态度是入世而非出世。他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他是大儒,但又通佛通道,儒释道在他身上矛盾又统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思想又占上风,而道家讲的是无为,所以他又像庄子一样,要逃离这个社会。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他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的豁达精神,尽管对一些事情或压力无法释怀,但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从容面对之。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1)

二、苏轼的多样词风,突显其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月、酒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韵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亲,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人同类作品“之最”。

“苏轼是我国北宋文学家,开创一代豪放词风。第一,苏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第二,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第三,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2)

1、苏轼词豪迈的风格。苏词中流露出人生挫折时达观的情怀,积极的人生态度,透露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掌权的“革新派”,而在朝廷中累遭诽谤,倍受排挤,处境颇为艰难。不得已只好自请出朝,放了个杭州通判,当他得知多年未曾谋面的胞弟苏辙(子由)在山东济南任职的消息后,思亲之情顿然而生,他向朝廷请求调任山东,与胞弟团聚。朝廷中毕竟还有同情他的人,他的请求得到恩准,宋神宗熙宁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调任为山东密州知州。

他在密州所作的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却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

2、《定**》为例,看苏轼的词风和人格魅力

元丰二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诗文,被人弹劾为“包藏祸心”,于是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定**》这首词就是他谪居黄州时所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人都怨声哀叹,惟有苏轼从容不迫,泰然视之。事后,他便写了这首词来记述这次经历。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点名题目。骤雨突至,扑面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耳,然而诗人此时却不慌不忙,漫步徐行,且吟且啸,快乐无比。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笼罩着山顶,似乎在迎接着诗人。此时此刻,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消散,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处,斜阳已收起了光辉,一切都消失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往往是轻松平静的惬意。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尝不是这样。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一切政治风云的体验与反省?这是一首抒情词,更是一首哲理词,塑造出一位在烟雨中吟啸徐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领悟到一种超然于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

3、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刚柔相济,即苏轼自谓的“刚健含婀娜”。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目之为豪放之宗,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的“法度”常规,并非专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建。毫无疑问,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喋恋花•春景》是其代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读来确也婀娜委婉。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确具大家风范。

三、苏轼的人品和词风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是北宋时期璀璨的明星。

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苏轼的人品正如他的文品一样,让人信服。他一生磊落豪放,对人从不设防,具涵养、沉稳等特点,并且高风亮节、善良有爱心。

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于是,苏轼写了很多批评变法的文章。面对苏轼犀利的批评,王安石终于坐不住了。苏轼因此被贬湖州,接着又被逮捕,送到汴梁受审。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时,捕快押着苏轼将要起行还京,苏轼的妻子王氏送他出门。临行前,两人一时千头万绪,不知说什么好,唯有相对大哭。苏轼很快就镇定下来,对妻子说:“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首诗送我?”妻子一听,顿时忍不住敛泣而失笑。苏轼随即随捕快而去。

苏轼说的是一个典故。杨朴是宋真宗时人,有才学,颇得宋真宗的欣赏,但杨朴性格怪异,不愿为官。一次,宋真宗出宫祭祀,经过杨朴所在的地方,派人把杨朴召来,想要封他一个官职。宋真宗问杨朴:“卿来,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知道宋真宗想要他入朝为官,就随口编道:“唯拙荆(妻子)写有一首。”宋真宗让杨朴念来听听,杨朴当即以妻子的口吻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开怀大笑,知道勉强不得,就赏赐了杨朴一些财物,让他回家。

在生离死别之际,苏轼还不忘用幽默的话语来安慰妻子,化解悲伤,并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既体现了他通达脱俗的人格魅力,也反映出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诏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不计较个人恩怨,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苏轼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3)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苏轼的潇洒飘逸而不羁脱的风格更加真实与自然,和李白一样,苏轼也是一个好游之人,苏轼虽然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被降过职,也因为作诗诽谤朝廷被贬过官,但毕竟在死后被赐太师,谥文忠。也算是个政治家了。苏轼在诽谤朝廷之后就被贬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游兴,农历三月初七这天,他就去了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这个地方游玩,结果回来的时候遇上了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淋雨都能淋出这种境界,估计是职业玩家了,这种洒脱在理学兴盛的宋朝,估计也算前卫了。

熙宁九年的中秋,远离家乡的苏轼玩了个通宵,还喝的大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在这团圆的日子里,苏轼看着天上的月亮,开始想自己的弟弟子由,朦胧的月色,醉意朦胧的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我一直认为这句是苏轼洒脱到及至的表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种淋漓尽致的洒脱,东坡之后无人再有。

绍圣三年,苏轼被贬到了惠州,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子.,这位玩家又开始出游,这次,在一个高墙大院的外面,听到了佳人荡秋千的笑声: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可能是苏轼唯一一首被认为有红杏出墙之嫌的词作,不过才子佳人,自古就是绝配,此时的苏轼,应该说是老才子了,作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年近五旬,年过半百还有如此兴致,真是相当的厉害。

苏东坡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超然脱俗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名字,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名字,更是一个亦官亦民,为官为民的人物。在古代黑暗官场中,苏东坡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照亮着千百万普通劳动人民的心。

最后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为本文作结:“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品质,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为韩文公所作碑文何尝不也是为自己所作的碑文!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

苏轼-定**赏析 篇6

苏 轼

【摘要】苏轼开创了旷达词。,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苏轼的《定**》充分表现了他的这种创作个性。也无风雨也无晴,洒脱走人生。渊源于作者的禅宗悟道和旷达情怀。这应是我们欣赏和学习的。

【关键词】苏轼;旷达词;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

此词作于作者被贬黄州后的第三年(1082年)。苏轼只因反对新法,于宋神宗元丰二年被人以其诗有“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之意弹劾,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后,谪任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的坦荡仕途突遭狂风暴雨,他几欲投江自尽。但谪贬路上,壮美山川洗涤了他那蒙垢的心灵,村野生活又让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由此,他对人生大彻大悟,懂得了“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不再留恋庙堂,而只寄情于山水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丝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作者自有这种情怀,因眼前景,触心中事,便有感而发了。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雨点穿林打叶之声,本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是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雨中继续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心灵不再外物羁绊,就遨游于无穷天地,如《庄子•逍遥游》中说“彼且恶乎待哉!”既已无功名之念,还有什么好怕来?

“竹杖芒鞋轻胜马”,素衣简装步行,表现出悠闲与淡定。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迁谪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也写到“竹杖”“芒鞋”,而“马”是官的坐骑,代表着福贵显达。而作者却说前者“轻胜”过后者,其中一个“轻”字,既言其轻巧轻便,又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表明自己决意远离浮华,归隐山林,耐人咀嚼。

封建士大夫一般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遭遇“乌台诗案”,奢求再显达,转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他在答《李之仪书》中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骂”却还“自喜”,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仕途表示厌烦与畏惧。“仕”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衰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衰烟雨任平生”,现代词学家胡云翼解释说:“披着衰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似乎只从字眼解释,没有真正触及内蕴。这里的“一衰烟雨”,我以为并非实写,而是象征。小序里已写明“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道中雨景,乃是泛指飘泊江湖的生涯。苏轼写《定**》之后半年又写《临江仙》词,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句,可以彼此互证,苏轼对后半生不再有兼济天下之望,故“一衰烟雨任平生”,只求纵情于山水间,了此一生了。

下片写春寒“料峭”“微冷”,写天气之寒似乎透露出淡淡失意,但接着“山头斜照却相迎”,又有着胸怀豁然的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睛之笔,没有这个“已而放晴”,这首诗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分明表达了由被谪贬的苦闷到参悟人生后的豁然开朗。

最后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早已惯见自然中“阴睛圆缺”,也经历宦途“风雨”,还有什么渡不过的劫波?本来风雨之中盼晴,乃人之常情。但苏轼于此想得更深,既已不再有仕途沉浮之累,也就不觉得“风雨”之苦,自然也就无 “天晴”之盼了。最后一句照应上片“一衰烟雨任平生”,表明作者一旦参透人生,“宠辱不惊”了,即如陶渊明“归去”田园,那是到达一个真正的“逍遥游”的境界!毕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上的风雨要好得多。

在历代文人中,苏轼无疑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而又历经磨难的文学家。他豁达的人生哲学、完美的人格理想、多才多艺的绝世才华,闪耀在历史的时空中。他,成了后世文人仰慕的偶像。现代作家林语堂对他极其崇拜,并写出了《苏轼传》,说“他是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的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仍然对苏轼的人生哲学有相当大的认同。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心理压力日趋增大的今天,苏轼的作品像一付清凉剂,让我们浮躁不安的心灵得到丝丝的抚慰;它们亦如晨钟暮鼓,时时提醒我们要安顿好自己的心,要以一颗宁静的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他的词《定**•莫听穿林打叶声》正是这样的代表作品。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三年前(1079),在新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忽然被朝廷的使者五花大绑地押往京城,惊魂不定的东坡先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京城的大牢。在牢中,在严刑逼供下,罪名原来是他在杭州任职时,常常写些小诗,在诗中发发小牢骚,有时表示出对新法(王安石的变法)的不同意见,有时针砭新法的流弊。而官场的群小却以此为借口,攻击苏轼“毁谤朝廷”。这就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在牢中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几近死亡的边缘。后来经多方营救,幸免一死,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0年正月,身心俱受摧残的苏轼经过长途跋涉,踏进了黄州的大地。在这块偏僻但风景优美的楚天荆地,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东坡先生,仰观象于天,俯取法于地,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各种问题,经过一番精神的炼狱之旅,终于获得了精神上的大解放,心灵进入了一种澄明的境界。才华横溢的苏轼,赋诗作文,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千古不朽的诗文,表达自己这种精神上的探索和收获。

1082年的某一天,因生活贫困的东坡先生,去看友人向官府替他要来的几十亩荒地打算自己耕种,在

路上遇雨,因为没有雨具,同行皆狼狈,唯他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走。本是一场常见的雨,在常人看来已是习以为常,而深谙宇宙、人生之道的苏轼,却怦然心动,灵感来袭,轻轻一吟,便成了千古绝唱。

我们先看词的上阕,“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作者用很强烈的字眼来描绘这一场雨,所谓“穿林打叶”,意指雨的凶猛,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也打在苏轼和同行者的身上,这当然是相当的狼狈了。但是,苏轼却不觉得雨的凶猛和被雨淋湿后的狼狈。面对风雨,他悠然自得,并劝同行者“莫听穿林打叶声”。任你风雨肆虐,我自坦然面对。劝同行者“何妨吟啸且徐行”,既然大自然的风雨不能改变,不如改变我们的心态,在雨中吟诗放歌,徐徐前行。为什么要在风雨中“吟啸”呢?那代表一种玩赏的心态,是在困境中,在心灵上留有一点小小的空间,让自己还有闲情逸致去玩赏。这里主要是写作者的心态、定力和持守。面对自然的风雨也好,人生的风雨也好,需要你用平静悠闲的心态,相当大的定力和持守去面对。“莫听”二字是对风雨打击的否定,“何妨”二字是对悠闲人生态度的肯定,这两句分别从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父》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

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觉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浅谈苏轼词的艺术特色 篇7

词到了苏轼手中, 许多被别人认为不适宜于用词来描写的情感、事物, 苏轼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写入词中, 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交游的聚散、州邑的去留、自然景物的欣赏、农村生活的写照、甚至打猎、参禅等, 他还在词中隐约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于时政的看法, 彻底打破了词的传统, 使读者、歌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 这不能不算是一项重大的革新, 他以倾荡磊落, 挥洒自如的手法创立了豪放派的词风。

一、达观、豪放的艺术风格

苏词豪放风格的形成, 和他本人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与时代的矛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般来说, 北宋王朝为了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以巩固其对人民的统治, 对士大夫是相当宽厚的。但是, 当时的专制主义的种种措施, 又在很大的程度上, 抑制了士大夫的才能, 堵塞了他们为国为民尽力的机会。苏轼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他的旷达的性格、开朗的胸襟和当时那种容易使人变得庸俗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作为一个作家, 他必然要以一吐为快的心情在作品中将这种矛盾反映出来。在他的个性支配下, 他习惯于用旷达不羁, 甚至貌似玩世不恭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忧愤。这是形成他作品中豪放风格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赞成词的豪放, 又说“但豪放太过,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这种豪放的风格, 在密州时期的一些作品中就已经形成了。比如被称为豪放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将不同的, 及至于对立的事物、思想、情调有机地融合在一个整体中, 而毫无痕迹。这里面有当前的景物与古代人事的融合, 有对生活的热爱, 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达观、消极的人生态度的融合, 有豪迈的气慨与超旷的情趣的融合。表现了作者入世与出世思想之间的矛盾, 既然没有机会为国为民作出一番事业, 就只有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 且作达观。所以, 他在赞赏江山人物之余, 最后不免趋于消极, 而且, 由于在政治生活中曾经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 就使得他和光同尘, 挫锐解纷的思想更占上风。在老庄哲学的支配下, 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 往往只能是自我解嘲、逃避现实的。但总的说来, 最后这一点消极情绪, 却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精神。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东坡之词旷, 东坡之旷在神。”这是对苏词豪放风格作出相当精确的描绘和评价。

二、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

苏轼的词格高, 境界大, 可以借用他文中的“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和“白露横江, 水光接天, 纵一苇之所如, 临万倾之茫然”来形容它, 其所寄托的内容与其所赖以寄托的艺术形象, 已经密合无间, 创作了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定。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这是作者谪居黄州已近两年的时候写的, 从苏轼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来看, 他的思想感情正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有投闲置散之哀, 又有遁世无闷之乐;有忧谗畏讥之心, 也有愤世嫉俗之意。因此, 当在深夜的月光之下, 一只孤鸿突然闯入他的视线的时候, 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寄予了它以深挚的同情, 并且赋予了它以自己的感情和性格。于是, 在这首词里, 孤鸿和幽人便形成可分而又不可分的关系, 终于达到情和景的融会, 人与物的和谐。可以既是眼前的景物, 也可以是暗比作者自己, 又可以泛喻不得其位的贤人君子。“拣尽寒枝不肯栖”, 可以是咏物, 也可以比人。惊起回头之恨, 可以与受谤遭贬, 忧谗畏饥之意相同, 又可以与一般贤人君子的节操相类似。因此, 它已经达到了“极虚极活, 极沉极郁, 若远若近, 可喻不可喻”的程度, “赋情独深, 逐境必寤, 酝酿日久, 冥发妄中, ……抑可谓能出矣”的最高境界。

三、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

苏轼扩大了词的内容, 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艺术手段, 首先是语言。苏轼的词, 色彩新鲜, 而笔触又明快, 又飞扬, 又沉着。刘辰翁说:“词至东坡, 倾荡磊落, 如诗, 如文, 如天地奇观。”把词“诗化”的大胆尝试, 是苏轼词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苏轼的词还不止是一般地以诗的语言来写词的问题,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以有别于唐诗语言的宋诗语言来写词的。宋代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已有意识地从唐代大诗人杜甫、韩愈等的语言宝库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从而形成了宋诗语言的特色。苏轼也是积极参与这一艺术活动的人, 这样, 在他从事词的革新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地, 或者说很自然地将诗的语言, 特别是宋诗的语言带进了词里, 从而形成了炫烂多彩的风格。例如雄壮超脱的有《念奴娇》 (“大江东去”) 、清新明快的有《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 、奔放流转的有《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沉挚深永的有《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等。有些词则浅俗易懂, 明白如话, 已高度散文化了。如“归去来兮, 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娥。百年强半, 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 儿童尽梦语吴歌。山中友, 鸡豚社酒, 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 人生底事, 来圆如梭。待闲看秋, 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 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 时与渔蓑。”这一切, 都是由于适应词的内容的扩大而形成的语言特色, 并从而直接构造了苏词的独特风格。它的语言和风格, 是更接近于前人的诗而远于前人的词的。在《文说》中, 苏轼将自己的文章描写为“如万斛泉源, 不择地而生, 在平地滔滔汩汩, 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 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以“水之能随物赋形”来比喻他运用语言的本领, 是非常合适的。

总之, 苏轼的词, 以炉火纯青的语言, 创造了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 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坡乐府》也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留芳后世。

摘要:苏轼的词, 以炉火纯青的语言, 创造了高雅、脱俗的艺术境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豪放词风, 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东坡乐府》也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留芳后世。

苏轼的老庄情结 篇8

苏轼对老庄可谓深怀景仰之心:“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余事。”同时苏轼与道家的渊源也颇深:“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对于各家思想的吸收融会皆是怀着完善人格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而苏轼对道家最全面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心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元,天皇,太一,紫薇,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禄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应,故仁义不施,而韶镬之乐,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则射乡之礼,不能以致刑措。”可见,苏轼用一种非常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道家,他鄙夷道教的方术,而赞赏其合于儒家的思想。

一、初入仕途

苏轼二十一岁于嘉佑元年(1056)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与父、弟再至汴京。授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列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处于顺境中的苏轼,在他的策论《贾谊论》中表述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为贾谊经不起政治打击,而致郁闷死去,是因为他“不善处穷”,面对逆境,老子倡“知足不辱”,就是一种“处穷”的良方。而这也预示了苏轼在日后的“穷”境中的“善处”。

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居丧。熙宁二年(1069)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全身远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其间,苏轼提出“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的建议,《庄子·外物》中提到“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道家追求的就是人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寓身物中,超然物外”,足以应对任何思想的束缚,最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

二、黄州时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黄州可以说是苏轼遭挫的第一站,但思想旷达的苏轼却用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用道家的“坐忘”“心斋”之法去修身养性。相应的,苏轼的文学创作也由黄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原本荒僻冷落,贫穷落后,在苏轼眼里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凄凉孤独的定惠院,苏轼却能体悟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虚静”境界,在赤壁怀古时,苏轼却能看到“人生如梦”的相对人生价值。道家的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然苏轼于黄州赤壁所作的《前赤壁赋》感情要较之旷达要复杂得多,全篇的基调从乐到悲,又以乐作结。主客的对白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对白,从中可以看出他感情的波动:先从江山美景中引出作者的“羽化而登仙”的超然之乐;继从对历史人物兴亡的凭吊,陷入现实人生的苦闷;最后又从眼前景物出发,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在旷达中得到摆脱,从中可以看出苏轼感情的复杂性:政治上遭受打击后一方面保持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却纵情山水,消极避世。距此三个月后,苏轼又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与前赋的幽静之景相比,后赋则表现出可惊可怖之感,同时后赋还写了道士化鹤的幻觉,迷离恍惚,带有比前赋更为浓重的虚无飘渺的色彩,更多反映了作者贬谪时的悲凉心情和对超尘绝俗的追求。但作者并未“羽化”而去,《庄子.缮性篇》云:“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当时命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所以“坡仙”又顺从时命,继续留在人间放声吟唱。如同年所作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在前三句仿佛可见“坡仙”醉后狂歌,不理会世间的纷纷扰扰,紧接着,他借庄子之口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叹,要解决世间的烦扰,惟有以通达代之,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所以最后他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吟唱,想不到的是真的有人在读过此句后以为他这个罪人逃走了。其实尘世中的凡俗之人又怎能理解“坡仙”身困斗室,心游万仞的思想境界呢?“此身”虽“非我有”,但他的精神却是绝对自由的。

三、被贬杭州,惠州

至元佑六年(1091),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重新被任用,于是苏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贬惠州。在惠州期间,苏轼又遭受了妻子病逝的打击,身陷巨痛的苏轼此时选择了道教长生久视的养生之术,并反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他高贵、纯洁的人格。在此期间,他将陶诗几乎全部唱和了一遍。苏轼曾这样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染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渚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动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苏辙书》)的确,苏轼与陶渊明在社会经历、思想性格以及处世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所以,苏轼才会一再表示:“渊明神似我”,甚至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是俗世绝决的“小隐”之士,他身与心俱能达到自然放旷的境界,当身处樊世时,心灵的干扰自然少了。而苏轼却选择了“中隐”,他并未如白居易所说的“致身吉且安”,他的身遭打击束缚,心却能畅游于天地之间,这种境界是陶渊明远远比不上的。

四、最后的归途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他在儋州写的《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象其他事物间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轼的否定,却使他在屡遭贬逐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生活,对风土人情等的热爱。相应的他的文章也达到了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 。绍圣四年的夏天,苏轼渡过茫茫的大海,登上海南岛,前往贬地儋州,路上遇到一场“清风急雨”,遂作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作者在这里尽情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他以谪仙的身份尽显己才,让神思在风涛奇幻怪谲的海上天马行空。这正合了《庄子》“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手四海之外”(《齐物论》),这些纯乎是依思维想象而达到的一种自然抑或自由,给人的印象是“虚”“远”,不可及,真是逍遥脱俗之至“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都要造房子,都准备在那里终老。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太好,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造房安家,做着长处的打算,他的这种生活态度,确已达到了“任情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不料第二年行至常州时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苏轼于去世前一年作了一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可谓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新生。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喜遭遇,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最终呈现出了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此时的苏轼超越了儒释道的精神,回归到混沌未分、天人合一的境界。

遗世独立的坡仙在茫茫尘世间,用苦难去修炼身心,故“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黄庭坚《与五庠周彦书》),最终他超越了生命的局限,回归到了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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