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合同无效案例

确认合同无效案例篇1

文章分类：裁判文书

最高院关于“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最新公报案例【案例标题】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终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件字号】（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

【终审日期】2006.06.02

【合议庭组成人员】

审判长冯小光代理审判员贾劲松代理审判员辛正郁书记员宋歌

【重要观点摘录】

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法定代表人：何玉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波，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法定代表人：刁江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崇文，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小顺，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住×××。法定代表人：彭家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崇文，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小顺，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生集团）与被上诉人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威豪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5年9月20日作出（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北生集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06年2月10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北生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张波，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崇文、胡小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3月3日，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乡镇企业城范围内土地150亩；威豪公司按每亩20．5万元标准交付合作开发费用，共计3075万元；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威豪公司支付北生集团土地合作开发费500万元作为定金，同时将原有的土地蓝线图正本和北生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乡镇企业城招商中心（以下简称招商中心）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交给威豪公司保管；北生集团原则上在收到定金后，从招商中心办理好以威豪公司为该150亩土地占有人的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办理的手续费由北生集团负担；威豪公司在签约后10日内再付 1000万元，其余的1575万元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北生集团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最迟不能超过13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逾期北生集团赔偿给威豪公司 100万元，同时本合同有效执行；威豪公司付清全款，北生集团根据威豪公司要求同意向威豪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提供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所需的立项等全部文件，北生集团负责为其办理红线图及土地使用权证；协议自签字盖章，交纳定金之日起正式生效。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北生集团与招商中心合作开发该150亩土地，尚欠合作开发费 50％即600万元。在1993年5月1日威豪公司支付全款前，北生集团欠交土地合作开发费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如果招商中心提高土地价格，加价部分由北生集团承担；如果收回土地，北生集团应在损失发生时将所收的款项全部退还给威豪公司，并在5日内赔偿500万元；如威豪公司未能在1993年5月1日前付足款给北生集团，威豪公司则赔偿500万元。同日，北生集团将土地示意图正本交付给威豪公司。威豪公司法定代表人刁江南出具了收条。

合同签订后，威豪公司分别于1993年 3月4日、3月13日及4月30日支付500万、1000万、1000万元给北生集团，北生集团开具了收款收据。但北生集团未依约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也未为威豪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北生集团至今未取得讼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也未对讼争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双方当事人均当庭确认威豪公司在诉讼前一直未向北生集团主张过权利。

一审法院另查明，威豪公司系由北海公司申办成立，其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主管部门为北海公司。由于威豪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威豪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北生集团在1997年1月1日前的名称为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北海公司；1997年1月1日变更为广西北海浙江广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8月23日变更为广西北生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9月19日再次变更为北生集团。

一审法院还查明，2000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柳州市恒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与威豪公司及成都三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认定威豪公司转让给恒通公司的150亩土地是根据1993年3月 3日其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受让而来。但威豪公司与三业公司未取得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即与恒通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一审期间也未补办土地使用权手续，因此，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遂判决威豪公司返还其从恒通公司取得的土地款2820万元及该款利息。该判决已为生效判决。

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93年3月3日，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的前身浙江广厦建设集团北海公司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北海乡镇企业城范围内的土地150亩，威豪公司按照每亩20．5万元的标准向北生集团支付开发费用，北生集团应将土地使用权办理到威豪公司名下。协议订立后，威豪公司先后共支付2500万元，但北生集团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事后，威豪公司发现北生集团无权签订该合作开发协议，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由于威豪公司两年未参加工商年检，现由其开办单位北海公司与威豪公司共同清理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故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2．判令北生集团向其返还因无效合同取得的合作开发费用25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28 395 234．25元（自北生集团收到款项之日起到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05年4月29日）。

北生集团答辩称，1．北海公司没有按照法定程序成立清算组对威豪公司进行清算，该公司又不是讼争合同的当事人，故北海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2．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性质是合同权利义务之转让。北生集团原与招商中心约定由招商中心出地，北生集团出资，共同合作开发土地。而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合同即是将北生集团的出资义务转让给了威豪公司。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由于威豪公司未依约支付全额款项，致使北生集团不能协助威豪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对此应自行负责。3．威豪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最迟不能超过13日，北生集团应办理土地的蓝线图及转换合同，但北生集团并没有在该期限内办理好上述手续，威豪公司在1993年3月16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此外，在另案诉讼中，2000年 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威豪公司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亦不能协助恒通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遂判决威豪公司返还土地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给恒通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该判决时，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最迟应该自此时起算，而威豪公司一直未向北生集团主张权利，直到2005年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北海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2．《土地开发协议书》是否无效；3．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北海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北海公司在本案中为适格原告。因为威豪公司系北海公司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威豪公司被工商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民事行为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且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北海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有权利及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该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北生集团主张其是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合同，北海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因而无权参加诉讼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否无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该协议为无效合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为转让方与他人签订的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但转让方已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了土地，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补办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之规定，北生集团未取得讼争土地的使用权即与威豪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该土地的使用权，且既未对土地进行实际的投资开发，也未在一审审理期间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依据无效合同返还原则，北生集团应返还其收取的购地款2500万元及利息。

北生集团答辩认为，《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的性质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即北生集团将其与招商中心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威豪公司。但在一审审理期间，北生集团不能提供其与招商中心签订的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招商中心之间具有土地合作开发关系。而北生集团与威豪公司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约定。相反该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威豪公司付清全款后，北生集团向威豪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为威豪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显然，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土地合作开发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而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即使《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北生集团的转让行为未得到原合同相对方的同意，该转让行为亦无效。所以，北生集团关于合同合法有效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北生集团还认为，威豪公司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付足全部款项，致使其无法协助威豪公司取得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威豪公司对此应自行负责。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北生集团作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应当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方可转让该土地使用权。北生集团在本案中的转让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受让方未付清全部款项并不能使北生集团的违法行为合法化，也不是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原因。北生集团的该抗辩主张与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其次，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理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的限制，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鉴于当事人并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力，合同只有在被法定裁判机关确认为无效之后，才产生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因此，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法院宣告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如北生集团不予返还，威豪公司才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点，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北生集团提出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可能会导致以无效合同为基础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但诉讼时效原则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合理干预，以及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时，立法对公共利益的倾斜与保护。同时，在涉及无效合同财产返还的诉讼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如何适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另一种诠释：即以无效合同的履行期限为确定诉讼时效的依据。其理由是无效合同的当事人通常在合同被法定机关确认为无效前，并不知道合同无效，当事人对无效合同约定的合同利益有合理的预期。如无效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在该履行期限届满后；如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当事人主张权利后，合同相对方仍不能完全履行义务，当事人即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同权利”受到侵害，则应积极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但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未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履行时间进行约定，威豪公司、北海公司从未向北生集团主张过权利，北生集团也从未告知过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威豪公司不知道也不应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约。所以，无论是以合同被法定裁判机关宣告无效，还是以无效合同的履行期限为依据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威豪公司、北海公司在2005年提起返还财产的诉讼，均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北生集团认为，《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北生集团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3日内为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北生集团未在该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威豪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即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合同的诉讼时效计算应以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期限为依据。《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中约定的威豪公司支付购地款的对价是北生集团转让土地使用权给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等只是附随义务，其履行期限并不能替代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期限，也不应作为确定整个合同的诉讼时效的依据。其次，《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如果北生集团未能在合同订立之日起13日内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合同仍然继续有效执行。实际上在该时间之后，双方也还在继续履行合同。可见，未及时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再次，从现实操作而言，土地使用权过户的全部手续通常也不可能在13日内能办理完毕。因此，无论从法理、合同约定、实际履约情况还是从现实操作的情况分析，在合同签订后的13日内北生集团虽未依约办理好蓝线图等，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义务。

此外，北生集团还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后，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北生集团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一审法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是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并未就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进行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合同无效，并不能推导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或无效，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威豪公司提起诉讼时，实质上还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即如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北生集团能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的手续，合同仍然可以有效履行。此外，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没有约定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履行期限，虽然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产生了诉讼，威豪公司仍未向北生集团主张权利，北生集团也未告知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所以，威豪公司虽在与恒通公司的诉讼中败诉，但并不能由此推定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侵害了其权利，从而致使其不能履行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

综上所述，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有权参加诉讼，对威豪公司的债权进行清理。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该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北生集团取得2500万元购地款及利息没有合法依据，应予以返还。威豪公司、北海公司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其诉权应依法受到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于1993年3月3日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二）北生集团返还威豪公司、北海公司 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从北生集团取得款项之日起至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2 986元，由北生集团负担。

北生集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威豪公司、北海公司的诉讼请求；3．由威豪公司、北海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北海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主管部门及唯一的出资方，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并无法律规定，在法人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有权作为当事人代为或共同参加诉讼。这在根本上违背了法人独立的原则。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威豪公司虽然系由北海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在包括其开办单位北海公司在内的组织下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注销登记。因此威豪公司仍然是一个依法独立存在的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不影响威豪公司依法保持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其他民事行为能力，威豪公司仍然有权且只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参加诉讼。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北海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显属错误。

（二）威豪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1．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不应受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关于请求确认无效合同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直以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也不应该把存在争议的学理、学说作为定案的依据，应该同样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以2年为限。2．一审法院认定“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当事人并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效力，合同只有在被法定裁判机关确认为无效之后，才产生不当得利的财产返还请求权及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北生集团认为，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当事人主张权利，故确认合同无效和返还财产请求权是可以分开且应该分开的两个问题。法院不能抛开法律规定，自行推定威豪公司何时知道其权利受损，否则诉讼时效将形同虚设。而且，合同无效虽然存在违法因素，但本案涉及的财产均为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属私权，不是国家必须主动干预的范畴。简单的以合同被宣告无效为财产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点，必然导致以无效合同为基础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3．权利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应由法定裁判机关确定，但权利人知否其权利受到侵害则是一个事实问题，要靠证据来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土地转让合同被判无效，确实不能推导出本案合同无效，从而确定威豪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但可以据此认定威豪公司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首先，北生集团对涉案土地并无使用权，也没有实际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经过十几年，仍然不能办理土地转让手续，其与威豪公司的土地转让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极有可能被判无效；其次，威豪公司已经向恒通公司承担了法律责任，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威豪公司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已经发生。而威豪公司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从未向北生集团提出主张，致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生集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关于北海公司的主体问题。北海公司是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威豪公司已于2003年11月26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并被责令由主办单位、投资人或清算组进行清算。威豪公司至今未成立清算组，因此作为主办单位的北海公司有权利有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工作。本次诉讼，亦是对威豪公司债权债务的清算工作之一，由北海公司同权利义务已受限制的威豪公司共同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1．无效合同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无效合同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合同无效是法律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对合同成立过程进行干预的结果。确认合同效力是价值判断的范畴，只要法律、行政法规认为合同是无效的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而不应考虑合同无效经历的时间过程。此外，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确认合同无效则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合同无效是一种法律状态，法律不应强求当事人随时随地对合同效力进行审视，从而使交易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事人在善意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发生对合同效力认定及无效合同财产处理的主张起算诉讼时效问题。无效合同产生的财产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果说以“民事关系的稳定”为借口使无效合同经过时间的延续达到与有效合同相同的事实结果，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宗旨。2．即使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北生集团有关威豪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也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未就主债务的履行约定履行期限。对于无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有如下几种：（1）债权人催告当时债务人就表示立即履行，实际上未履行的，诉讼时效自催告次日起算；（2）如果当事人协商一致，确定一个明确的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自该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如果当事人就履行期限协商不成，在任何一方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后，诉讼时效自该合理期限之次日起算；（3）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债务人当即明确拒绝，而该拒绝含有将来也不履行债务的意思，那么，诉讼时效应从该拒绝之日的次日起计算。本案中，上述几种情况均不存在，因此本案不存在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诉讼时效并未起算。实际上，正是双方当事人结合北海市房地产业的状况，从最大限度维护双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共同认可合同处于一个持续的事实状态，因此不存在权利被侵害的情形。3．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效力非经裁判机关裁决，当事人及任何第三人都无权认定合同效力，威豪公司也不能援引另案的判决，来主观推断其在本案合同中的权利被侵害。事实上，威豪公司与第三人订立合作开发合同时，对北生集团何时能真正取得争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明确，对由此产生的可能对第三人的违约早有合理预知，并愿意承担此种风险，因北生集团即便不能在威豪公司与第三方约定的期限内取得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威豪公司也不能想当然的单方推定北生集团违约。况且，在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前，依然存在依法取得约定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依合同约定再转让给威豪公司的可能性。事实上，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的合同，如果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期间能够取得争议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合同仍可认定为有效合同。威豪公司未能在另一诉讼一审期间取得争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等于北生集团不能在此后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精神，如果北生集团在本案一审期间能够取得争议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仍可以被认定为有效合同。事实上，当时威豪公司的权利也未遭受侵害，直到起诉前，威豪公司及北海公司仍希望北生集团继续履行交付土地使用权的义务，但北生集团至今无法完成该合同义务，直接导致了合作开发合同的无效。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其

一、北海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其

二、威豪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关于北海公司是否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

经查，威豪公司是由北海公司申办成立的。由于威豪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工商年检，2003年1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威豪公司的营业执照，但至今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威豪公司虽然系由北海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因此威豪公司仍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在威豪公司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作为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北海公司不是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所签合同的缔约人，其与北生集团之间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北海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于法无据。北生集团关于北海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二）关于威豪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实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因北生集团未取得讼争土地的使用权即与威豪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该土地的使用权，且既未对土地进行实际的投资开发也未在一审审理期间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上述关于合同性质及效力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且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亦无异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的请求权，故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北生集团主张，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北生集团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3日内为威豪公司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北生集团未在该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威豪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即开始起算。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如果北生集团未能在合同订立之日起 13日内办理蓝线图和转换合同，合同仍然继续有效执行，只是北生集团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赔偿威豪公司100万元。因此，合同仍处在继续履行状态，未及时办理蓝线图及转换合同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而且，上述义务也不是双方合同的主要义务。故在合同签订后的13日内北生集团虽未依约办理好蓝线图等，但并不能据此推断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不能履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义务。北生集团的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北生集团上诉还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北民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后，威豪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北生集团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即开始起算。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此问题的认定，理据充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是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的争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威豪公司与恒通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并不能推导出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合同亦为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的规定，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之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在威豪公司提起诉讼时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即如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北生集团能补办有关土地使用权的手续，合同仍然可以有效并得到履行。北生集团也未告知威豪公司不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所以，威豪公司虽在与恒通公司的诉讼中败诉，但并不能由此推定威豪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北生集团侵害了其权利。北生集团的该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变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桂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25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取得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565 972元，由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确认合同无效案例篇2

(一) 国外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

各国对无效劳动合同的认定标准均有不同的规定。德国法律规定, 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劳动协约、劳动条件及其他待遇所规定的标准部分 (除对雇佣工人有利) 的劳动合同;以欺诈、诱骗、恫吓、胁迫或伪造证件等手段诱使任何工人签订的合同;违背善良风俗或合同目的不合法、不道德的劳动合同无效。同时, “德国民法学家们通过建立法律行为的理论, 为无效合同制度确立了理论基础。并衍生出合同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等合同制度。”[1]在英国主要是以判例的形式对劳资关系进行调整并极少劳动合同被判定无效, 但如果订立合同的目的非法, 那么劳动合同将由于违法而无效, 例如为偷漏税目的。如果劳动者仅是行为违法但主观上为善意, 也不能认定劳动合同无效。可见, 各国多是从意思表示瑕疵、违反劳动强行法规定和公序良俗等方面来界定无效劳动合同的, 但是多体现了对劳动合同无效制度的慎用及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保护。

(二) 我国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演进概述

我国无效劳动合同制度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劳动法) , 其中第18条规定了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制度:“下列劳动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合同, 从订立的时候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 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 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劳动合同的无效, 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劳动合同法》关于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规定有了新的拓展。其中《劳动合同法》第26条、27条、28条、86条分别对无效劳动合同确认的事由、部分无效以及无效后的权利义务分配和责任承担有了新的规定。并且在第26条的规定中删除了“无效的劳动合同, 从订立的时候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字样。但是总体规定还是比较笼统有待进一步的细化, 特别是26条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确认的规定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有必要进行有效的解释和制度重构。

二、《劳动合同法》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认定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 对劳动合同定位不清

在理论上对劳动合同的定位主要有两派。第一派主张:“劳动合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合同类型。劳动合同法属于民事法律, 是现行合同法的特别法。”[2]另一派则主张, 从劳动合同的特殊属性社会化角度出发认为劳动合同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 其合同的双方的当事人地位已经不平等需要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 其应是劳动法的下位法。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的三种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形, 再比照《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判断标准的规定, 可见《劳动合同法》关于无效劳动合同的认定只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民法通则》, 非但没有超越民事规定之意反而引用了更为陈旧的民事规定而没有借鉴更新的《合同法》的规定。笔者认为, 强行的将劳动合同归于民事合同法或是归于劳动法对于劳动合同的制度构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劳动合同根源于民事合同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有别于民事合同的特性也是现实存在的。

(二) 无效规定过于严苛

《劳动法合同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了三种劳动合同被认定无效的事由。在劳动合同的效力上只规定了生效和无效劳动合同, 没有规定可撤销、可变更劳动合同与效力待定劳动合同。这种过于决对的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称为二元评价机制。

因意思表示瑕疵而无效。《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无效。《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 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 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对于意思表示存在瑕疵而没有以上情形的则被评价为效力待定、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等, 由当事人最终决定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明显既不全面又过于严苛了。

(三) 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陷入虚设困境

《劳动合同法》实施已经有一段时间, 笔者通过网络资源获得的使用《劳动合同法》第26条而判定劳动合同无效的案例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并通过对哈尔滨地区的法院以及劳动仲裁部门针对劳动合同被判无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基本没有劳动合同被判定无效。从一位执业多年的劳动仲裁员了解到:在劳动仲裁部门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基于对劳动者的保护等将劳动合同裁定无效是十分慎重的, 对于《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适用非常少。由此可见, 此规定已经被司法实践所排斥, 并陷入了制度虚设的尴尬局面。

笔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严苛的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是超越了当代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劳动合同立法者追求了过于理想的状态, 过分注重了法律的引导作用为忽视了法律对现有法律事实的评价作用。二是劳动合同乃继续性合同, 绝对的广泛的采用绝对无效、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三是劳动合同被判无效并不是在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反而使劳动者面临着失业和重新就业的问题, 这与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

三、对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之重构

(一) 源于民法在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制度中的应有体现

1. 借鉴民事合同的无效确认之规定。

一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此处的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囊括了违反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体现在劳动合同中, 可能表现为:劳动报酬条款含有规避课税内容;贬低人格尊严和限制人身自由;限制择业自由;违反劳动者保护的内容;从事的职业既为法律所禁止, 又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如生产、贩卖毒品、提供色情服务等。”[3]二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无效。

2. 建立劳动合同可撤销制度。“在民事合同无效

制度设计和理论打造过程中, 合同无效与合同的可撤销可谓一对孪生兄弟, 两者乃是不可分割之制度。”[4]笔者认为多元的效力体系在劳动合同制度中得以建立。

3. 是否应引进民事合同的效力待定制度。

民事合同法中还规定了效力待定的合同制度, 又称效力未定的合同。“效力未定的合同, 不同于可撤销的合同。一个是‘未决的不生效’, 一个是‘未决的生效’。”[8]笔者并不赞同引进效力待定制度, 原因在于劳动合同乃继续性合同, 我们要有一种将之推定为有效的理念, 而使用可撤销合同制度。只要合同的当事人都不申请撤销劳动合同则可以通过自动补正或当事人主动补正等方式将劳动合同关系保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现有的劳动秩序, 又认可了已经付出的无法收回的劳动。

(二) 超越民法在无效劳动合同制度中的应有体现

“劳动法上之劳动契约谓当事人之一方与他方存在从属的关系, 提供其职业上之劳动力, 而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乃为特种之雇佣契约, 可称为从属的雇佣契约。其特色在于为特殊的从属关系, 其劳动较之其他劳务给付契约, 在于高度服从雇方之情形下行之。”劳动合同的从属性决定了其必然有独立于民事合同并超越之。

1. 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的合同无效。

集体雇佣劳动合同可以相对缓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地位不平衡的问题, 使得签约的合同更加能体现公平等价有偿的精神。

2. 赋予劳动者单方的效力补正权。

当劳动合同的内容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的时候, 给予劳动者一种单方的效力补正的权利, 即在未与用人单位协商的情况下, 赋予劳动者一种可以直接依照集体合同标准更改其原合同内容的权利。并且这种效力的补正应该可以溯及至合同签署之时并可以要求用人单位给予补偿。这样既可以使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可大胆的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 又可以督促用人单位不要以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的利益。

摘要：劳动合同的效力是劳动合同的核心问题。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规定有了新的拓展, 同时也有效力评价体系存在缺失和过于严苛等问题。本文将以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为出发点, 提出对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研究必须较好的借鉴无效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 同时还要结合劳动合同的特殊属性加大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整个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构建都要以无效制度慎用为指导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得到最佳的保障。

关键词：劳动合同,无效,民事合同

参考文献

[1]董保华.劳动合同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2]梁慧星.劳动合同法:有什么错?为什么错?[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08-28.

[3]喻术红.我国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法学评论, 2005 (3) .

[4]韩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5]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确认合同无效案例篇3

我与丈夫李先生共有两处住房分别为120平方米和90.6平方米。最近打算将90.6平方米房屋出售。为规避“国五条”（2013年2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五项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房产税，双方经协商达成假离婚协议，约定90.6平方米的房屋归我所有并由我出售，120平方米的房屋归他所有。双方到当地婚姻登记部门自愿办理离婚手续后不久，他竟然与马女士建立特殊关系，准备结婚。我以种种办法强烈要求复婚，却遭到他的拒绝。现在，我打算以离婚有假为由起诉，申请法院确认协议无效，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吗？

上海高晓溪

高晓溪读者：

你好！尽管你与李先生是为了规避“国五条”之房产税而假离婚，但实际是真还是假，只有你们双方当事人知道。

对于当事人签字订立的“假离婚协议”，上面也没有写“假”字，人民法院自然应依法视其为有效。事后若一方反悔，提出离婚协议是假的，要得到法律的支持，必须提供能够足以推翻原协议的证据来证明离婚协议确实是假的，是为了规避“国五条”之房产税而签订假离婚协议。比如，举证证明当初签订假离婚协议具有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即：（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本案例从另一侧面提醒我们：为规避“国五条”之房产税而假离婚有相当风险，易弄假成真，“摊上大事”，反而得不偿失。

杨学友（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确认合同无效案例篇4

作者：王世碧

（作者：原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庭庭长、高级法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37条之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是融资租赁交易的产物，因而其主要特征也是由融资租赁交易的特殊性决定的。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租赁合同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即：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所构成的交易。这两个合同常常呈现效力相互交错，正因为如此，融资租赁合同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名合同，在法律上予以确认。我国《合同法》认真借鉴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对融资租赁立法的经验，把融资租赁作为列名合同专章立法。

近年来，融资租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合同关系需要用法律关系调整。因此，研究和探讨融资租赁合同效力是形势发展所需，也是人民法院正确审理这类案件，公正司法的前提。这对融资租赁业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既保证出租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保证承租人的合法权益，以促其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租赁秩序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融资租赁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从这条规定表明以下几层意思：其一，合同依法成立的条件，即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具有主体资格，订合同要遵守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如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内容合法并经协商达成合意等。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其二，合同在什么时间才产生法律效力？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条对合同成立何时生效，作了如下规定：（1）、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融资、租赁合同自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分别签订后，如没有特别约定，自签字后生效；（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的，自办理批准、登记之日起生效。

融资租赁合同，一般是由出租人与出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及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即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组成的合同。是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议。其内容包括租赁物名称、数量、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后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这些条款均属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除上述条款外，融资租赁合同还应包括租赁物的交付、使用、保养、维修和保险、担保、违约责任、合同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方式、合同签订日期和地点等条款。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签订的买卖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的根据，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联立联动关系，各自具有独立性，但又并不完全独立，而是在一定意义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就租赁与买卖的关系而言，融资租赁合同自当事人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成立。但合同自承租人收到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时起生效。因此，若买卖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解除，则融资租赁合同也就因标的物的履行不能而解除。同时，买卖合同虽由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但关于买卖的条件却是由承租人指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出租人用于租赁的物件，因此，买卖合同在标的物交付前，若融资租赁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解除，买卖合同可以解除，但在当事人协议变更、解除买卖合同时，除合同另有约定外，须出租人、承租人及出卖人三方当事人同意。所以《合同法》第241条规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卖合同，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变更与承租人有关的合同内容。”

融资租赁合同生效后，还有个对起租日的认定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但对起租日的确定是以合同签订之日、合同生效之日、还是以物件交付之日呢？实践中，有两种认定：其一，按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约定租赁物件的交付时间为起租日。如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物件的交付时间为合同生效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交付时间”。首先出租人在收到物件提单后，立即通知承租人领取提单，承租人签收提单后，则视为出租人完成向承租人交付租赁物件，承租人签收提单之日，为合同生效之日，亦既起租之日；如承租人在出租人通知之日期之内未领取提单或拒收提单，其融资租赁合同起租日，应自出租人将提单用挂号寄给承租人，寄出挂号之日为合同生效之日亦即起租之日。其二，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与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以出租人支付购货款之日为起租日。目前，多数融资租赁公司赞同这种认定。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最近，我国财政部于2001年以财会（2001）7号文，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第4条2款规定了：“企业应当将起租日作为租赁开始日。但是，在售后租回交易下，租赁开始日是指买主（既出租人）向卖主（既承租人）支付第一笔款项之日。”对起租日的界定作了明确的规定。

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对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作了如下规定：（1）、出租人不具有从事融资租赁经营范围的；（2）、承租人与供货人恶意串通，骗取出资人资金的；（3）、以融资租赁合同形式规避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4）、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无效的。下面分叙之。

（一）、因出租人不具有主题资格签订的合同无效。

融资租赁合同的主体在法律上是有特别规定的，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应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金融租赁公司。2000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条规定：金融租赁公司组织形式，组织机构适用于《公司法》的规定，并在其名称中标明“金融租赁”字样。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它公司名称中不得有“金融租赁”字样。由此可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司都必须经批准才能设立。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必须有从事金融租赁的经营范围，否则，其签订的合同无效。这种合同对主体的特殊要求，是由融资租赁合同的特点所决定的。如融资合同中的出租人未经批准其从事金融租赁经营的，其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承租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出租人不具有从事金融租赁经营范围的，而与之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亦应确认无效。

（二）承租人与供货人恶意串通，骗取出租人资金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恶意串通具有两个法律特征：其一，当事人双方是出于故意。这种故意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其二，恶意串通的合同是为谋取非法利益。这种非法的利益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在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串通、压低标底；在买卖合同中双方抬高价格以获取贿赂等，恶意串通一般都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融资租赁合同主要是承租人以租赁物为目的的合同，承租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直接关系到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而在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时，承租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其与供货人串通搞欺诈，骗取出租人资金。例：承租人某公司为融资与供货商签订了一份购买空调合同，标底金额为85万元人民币，并持提货单、购物发票到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骗取资金85万元。合同期届满承租人未付租金，经查发现承租人根本未购空调，供货人也没有经营空调业务，其所持提货单及发票全是假的。此案承租人与供货人主观意愿明显，他们串通一气，骗取出租人资金，其利用合同作欺诈工具，该合同应确认无效。

（三）以融资租赁合同形式，规避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违法合同无效。

当事人如订立融资租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确认无效。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包含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强制性的规定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不得在合同中恶意排除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范围，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如不得通过订合同从事诈骗、行贿受贿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得订立有偷税、漏税、逃汇、套汇等违反税收征管、外汇管理合同，不得利用融资租赁合同与借贷合同相似特征，订立假融资租赁合同。常见的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款的假融资租赁合同可归纳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时，没有订立买卖合同，甚至没有购买标的物的打算，有的虽订有买卖合同，但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如前述购买空调名称没有、规格、型号、生产厂家等等均无。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出租人与供货人订立买卖合同，由承租人确认，但只是格式合同，出租人根本没有按约定与供货人订立买卖合同，承租人也不要求有租赁物，而是通过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形式把资金得到手；

（2）、当事人虽然签订了既有融资租赁合同，又有货物买卖合同，但出租人根本没有履行买卖合同，只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将融资租赁款交给承租人，承租人也不要租赁物件，只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实际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只是形式，承租人的目的是借款；

（3）、名为出售回租，实为借款，按出售回租的要求，承租人应将其所购机器、或设备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双方通过交易，使机器或设备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此时两者之间是买卖关系，然后融资租赁公司又将所购机器、或设备回租给承租人。承租人与出租人签订出售回租合同的目的，是解决资金困难，同时为了返回原有的机器，或设备。这样，双方出售回租租赁关系成立。承租人按融资租赁回售租赁合同约定支付融资租金。审判实践中，在审理出售回租的案件中发现有的案件承租人为了获取融资租金，竟采取欺骗手法，用虚假的购物发票，虽该票据记载购买某种设备，融资租赁公司疏于了解仅凭发票就支付了购货价款，实际上是明为回租，实为借贷。

（四）、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这里所指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违反了刑事法律，或者行政管理法规，行政管理法规是指由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如我国的税收征管、外汇管理的法规。法律、法规有强制性的规定和禁止性的规定。其二者间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如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的融资租赁机构，应经所在地人民银行分行、外经委（厅局）审批上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会同对外经济贸易部联合审批，经批准设立的融资经营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并由外经贸易部颁发“进出口许可证”然后凭上列证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述这些规定就是法律、法规作的强制性规定，如当事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所签订的合同应确认无效。法律、法规禁止性的规定是指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如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不得是禁止流通物，例签订制造伪钞的机械等。

（五）、关于在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效力问题，尚存在的几个注意问题。

1、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与“合同无效”的问题。《合同法》颁布前，人民法院在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调整，在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效力时，直接以是否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凡融资租赁合同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报批准的，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应当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应报批而未报批是手续不全，是合同未生效。合同“不生效”和“合同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后果也不相同。合同不生效，是指合同虽成立，但由于缺乏约定或法定的形式要件，比如合同需鉴证，应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暂时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合同的无效，是指自合同自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生效与合同的无效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如合同未生效而发生纠纷，可责令补办有关手续，继续履行合同，发生的损失按缔约过错原则处理。合同无效，即自始无效，造成合同无效的损失按无效合同处理原则处理。

2、关于对融资租赁合同中融资租赁标的物的限制问题。在融资租赁合同中，什么物件可作其合同的标的物，过去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设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在《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中曾对租赁物件作过相关限制：一是，租赁合同的标的物不得违反国家产业政策；二是个人消费品不能作租赁物。后经各地讨论都认为第一种限制太笼统，不好掌握；对第二种限制，有关部门提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会像西方的租赁行业一样，作为融资租赁的一项主要业务。因此，《规定》对租赁物件未作任何限制。实践中，融资租赁公司已将耐用消费品作融资租赁物件与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且普受消费者欢迎。但在租赁物件中，除机器、设备、厂房外，建材之类的物品，如钢材、铝锭、木材等是否可以作融资租赁物件，认识极不统一。有的主张，凡法律无禁止性规定的物件，都可作融资租赁物件，所以建材之类也可以作融资租赁标的物。有的则认为，建材之类物件不能作融资租赁物件，其理由建筑材料属易消耗物，一经使用不能保持原有物质形态，承租人无法在租赁期届满返还标的物。最高人民法院在（90）法律函字第61号批复中，曾明确规定电视机散件不得作租赁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办法》第19条规定：“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为固定资产。”从这一规定就十分明确地告知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应是固定资产。这里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一般在2000元）以上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工具器具等。”除此之外，其他物件不能作固定资产。如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将不属固定资产的物件作标的物的，其所签合同应确认无效。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融资租赁业也要服务于大市场的发展，对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如专利技术、商誉等能否作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赁物件出租，其出租风险如何承担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金融界有关人士的关注。有的主张，融资租赁创新应包括知识产权的租赁。提出在租赁项目中，知识产权也可以作为附着物出租，可以将知识产权软（件）变硬（件），由无形（资产）变有形（资产），进行变换和包装。如将知识产权“软件”变成“硬件”商品，通过技术处理，定时、定次数使用，必要时自动报废。这种利用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和租赁特点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减少租赁的风险环节。对上述观点，是否可行，有待实践去检验，但无论怎么说，知识产权作为租赁物件，已经被人们关注和期待。在英美国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例。

三、关于对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时的处理

融资租赁合同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仲裁裁决无效后，应根据《合同法》之有关规定处理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应负的几种民事责任。既（1）返还财产；（2）折价补偿；（3）赔偿损失。此外，该法第59条还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从这一条规定可看出，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恶意串通牟取非法利益，其所签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处理上不是一方赔偿另一方的损失，或者互相赔偿损失，而是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收缴双方所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确认合同无效案例篇5

１９９１年６月７日法（经）函〔１９９１〕５８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９１］宁法经字第３号“关于借款合同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达成新的《财产抵押还款协议》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

本案《财产抵押还款协议》是在借款人银川市第三地毯厂采取欺诈手段，将他人委托其代加工物品充作自己的财产进行抵押，致使债权人宁夏回族自治区信托投资公司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这一无效民事行为的实施，不应影响借款合同和从属于它的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借款合同主债务存在，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即不应免除。因此，原则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只要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限内，保证人仍应对原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此复

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未经保证人同意达成新的《财产抵押还款协议》被确认无效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请示报告〔１９９１〕宁法经字第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

我院受理的宁夏信托投资公司与银川市第三地毯厂、银川市亚麻厂、银川市民族家具厂、宁夏电工产品检验站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经审理查明：１９８８年７月２日，宁夏信托投资公司与银川市第三地毯厂签订了一份借款５０万元的合同，由银川市亚麻厂给予担保，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到期。１９８８年７月９日，原银川市城区皎皎综合门市部（１９８８年３月与第三地毯厂联营，同年１１月变更为隶属于第三地毯厂）与信托投资公司签订了借款９８万元的合同，由银川市民族家具厂和宁夏电工产品检验站自力公司（已撤销）给予担保，同年９月９日到期，此贷款全部由第三地毯厂使用。上述两份合同到期后，共有６０万元贷款及利息拖欠未还，信托投资公司不断地向第三地毯厂及担保方催收，在此期间，１９８９年７月第三地毯厂隐瞒真相，用他人让其代加工的成品、半成品仿古地毯谎称自己所有，作为抵押物，与信托投资公司签订了一份《财产抵押还款协议书》，规定：限期一个月，第三地毯厂将抵押物加工销售，收入归还贷款本息。签订这份协议时担保方未参加，协议签订后没有履行，信托投资公司于同年８月诉至法院，协议抵押物的主人知道后，也纷纷索要。在法院主持下将抵押物退回原主。本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此案时，一致认为两份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财产抵押还款协议书》无效，但对于本案的保证人是否还要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财产抵押还款协议书》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并非成立了新的法律关系，也未造成任何后果，因此，在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限期内，保证人均应对原合同承担保证

责任。最高法院法（经）复［１９８８］４号批复系指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属有效协议，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不宜引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该《财产抵押还款协议书》虽然无效，但产生了新的民事行为的事实存在，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签订《财产抵押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应承担法律后果。依据最高法院法（经）复［１９８８］４号批复精神，产生了新的法律关系，原借款担保合同终止，因此保证人不应再承担原合同的保证责任。

以上两种意见，哪种正确，我们拿不准。

请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