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路线（精选8篇）
江泽民在1989年12月29日曾说过：“真正学会运用党的群众路线，需要经历经历一个端正立场，改造世界观，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长过程，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我们还要结合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造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可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我们的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突出期。所以对做好群众路线这一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是在很多人看来政府虽然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但是人们没有感受到政府工作人员走到群众中去。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如何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因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共产党员要自觉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毫不动摇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始终心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因为只有走到群众中去、了解人们的需要、知道人民的心，才能让中国的未来得到发展。新时期，新任务，党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要从更加合理的角度做群众工作“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不管任何时代群众都是我们最坚实的支撑，这也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不竭动力。坚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将权力受用于群众之中。权为民所赋，亦当为民所用，权力就是责任、服务和奉献。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当然我还是一名学生，所以我们更能了解身边的同学，我们更应该明白身边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只有走到群众中去，将来我们才能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所以在这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定：
第一，经常到同学们的宿舍走动，和同学们友好相处，热心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第二，帮助自己的父老乡亲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关爱身边的人。
第三，坚持党的路线，坚持为祖国做贡献。
戴蕾
1 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猪产业发展组织路线
针对我国目前仍然有一半左右的生猪出栏量来自于农户饲养的现实, 我国生猪产业的组织路线就必须充分考虑农户饲养生猪的因素。尽管规模化、专业化生猪饲养存在着诸多的优势, 但其带来的大量集中排放的畜禽粪污处理问题依然困扰着规模猪场的发展, 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将会大幅度增加经营成本, 而不实现无害化处理又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 这种两难的困境使得我国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专业化发展难以在短期内覆盖到全部的生猪产业。
1.1 小型规模化种养结合的生猪饲养农户是我国生猪产业的微观经营主体
自从我国实行农村改革以来, 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村家庭经营就成为我国农村经营的主体, 农村生猪养殖也同样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农户家庭经营机制比较灵活, 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强, 但同时也有因为各自分散进行经营决策而带来的农产品产量不稳定的问题。比如, 一旦猪肉价格开始上涨, 各自分散进行经营决策的农户都会认为增加养猪会有利可图, 农户各自分别增加养猪数量的结果就是使下一个供应周期生猪供货量过大, 结果造成由于猪肉的供过于求而出现价格下跌。如此往复, 结果就使生猪产业长期难以实现供应稳定和价格稳定, 这既会影响到猪肉的市场供应, 也会影响到养猪农户的养猪积极性。
生猪的农户饲养与大规模的企业化经营相比较, 具有组织成本低、沟通协调成本低、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低等优点。而且我国农户家庭养猪经营大多都实行种养结合, 即每个农户既养猪也耕种农田, 由于农户养猪规模较小, 其排放的粪污基本上能够实现作为有机肥料还田, 因此避免了由于粪污集中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对于我国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都是有益的。另外, 养猪农户实行种养结合, 其使用的精饲料和青饲料、粗饲料大部分或全部来源于农户自产, 不依赖于市场采购, 这样就能减少经营中的流动资金占用, 降低了实际经营成本, 间接地增加了盈利的范围。同时, 实行种养结合的农户, 可以用农家肥代替化肥, 这也节省了其从事种植业的化肥投入, 降低种植业经营成本。
未来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等多种途径逐步实现养猪农户的组织化, 以减少由于农户分散进行经营决策而带来的生猪养殖不稳定和猪肉价格的不稳定。同时, 通过吸引养猪农户加入各类养猪组织 (比如养猪合作社、乡村养猪协会等) , 也可以促进与生猪养殖相关的科技成果向农户推广, 向农户普及科学养猪知识、普及保障食品安全的知识和法规, 从源头上实现对于生鲜猪肉安全的根本保障。
1.2 发展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 建设现代生猪产业的服务体系
无论是分散经营的小规模种养结合养猪农户, 还是乡村养猪合作社的经营组织, 或是规模化养猪的专业化大型猪场, 都需要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为生猪产业提供规范的服务支撑。对于我国生猪产业体系中的微观经营主体———养猪农户, 只有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化服务, 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实现种养结合, 才能切实有效地降低其养猪成本, 才能促进其实现生态化健康养殖, 才能实现养猪经营者与乡村环境的和谐, 才能使生猪产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 必须要发展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业, 为农户养猪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最终促使我国生猪产业稳定发展。
1.2.1 良种繁育服务业
基础母猪与种公猪的饲养繁育, 需要多方面的专门技术, 不是每个普通养猪农户都能掌握的。因此, 政府需要专门设立或专门扶植基础母猪与种公猪的饲养繁育场, 并在生猪的主产区合理布局这些饲养繁育场 (比如每个县拥有1个, 或每个地市拥有2个等) , 专门为当地养猪农户提供优质仔猪。这些繁育场在提供优质仔猪的同时, 也可以向养猪农户输出科学饲养、高效管理等技术和经营理念, 并进行饲养指导与技术咨询等服务。作为生猪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这些繁育场就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 因此应该享受政府的相关补贴。
1.2.2 通过建立地方特色生猪品种的保种场, 保护我国特有的生猪优质资源基因库
建立保种场需要政府出资, 生猪优质资源基因是国家的资产, 保种场是社会公益事业, 无法按照市场化运作规则来进行。保种场保存的我国生猪优质基因资源, 是我国未来生猪育种的必备素材, 是我国生猪产业未来进行新品种选育和相关科研开发的基础, 在这方面需要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予以支持。
1.2.3 便利的防疫服务、兽医兽药服务
经过多年的建设, 我国自上而下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防疫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明显提高。但从全国来看, 仍然存在基础设施相对简陋、仪器设备老化和检测手段落后等诸多的问题。据统计, 我国每年因动物疫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300多亿元, 间接损失800多亿元。除此之外, 动物疫病也严重影响到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 我国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基础设施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生猪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 因此, 加强我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我国未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防疫体系, 现有的生猪疫病防疫体系进行如何改革, 如何建立无规定疫病区等等问题, 都需要进行深入探索与仔细研究。
1.2.4 饲料服务业
几十年来, 我国饲料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高速发展, 目前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饲料生产国。然而, 我国的饲料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健康的饲料是生猪健康养殖的前提, 也是保障我国生鲜猪肉食用安全的基础。从全国来看, 我国饲料生产经营的卫生较差, 有些质量也令人担忧, 滥制、乱用饲料添加剂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对我国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加强饲料质量监管以保障动物健康, 如何向广大生猪饲养农户提供优质的生猪饲料, 以及如何建立“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质量控制体系, 这将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1.2.5 生猪屠宰加工服务业
现在, 我国生猪产品加工都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 由生猪经纪人联络出栏生猪来源, 并将其集中后运往生猪屠宰机构。规模化的生猪屠宰和猪肉加工机构属于资本实力较强的工商企业, 在市场交易中, 生猪定价的“话语权”在生猪屠宰和猪肉加工机构这一方, 其次才是生猪经纪人, 最后才是生猪饲养农户。在一般的情况下, 生猪饲养农户只是生猪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养猪农户一直处于弱势一方, 在生猪价格下跌的市场形势下, 养猪农户只能被迫接受较低的生猪收购价格, 直至形成难以承受的亏损;当市场生猪货源短缺, 猪肉价格上涨时, 生猪产业链下游的各环节获利会增加, 而养猪农户获得的涨价利益也是有限的。未来只有强化生猪屠宰加工环节对于养猪农户的服务, 并使生猪产业终端市场的获利能够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公平地分享, 才能有效地稳定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
1.2.6 终端市场销售服务业
在我国, 生猪产业链的终端市场主要是指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超级市场等批发和零售机构。在发达国家, 政府会把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定位为公共设施, 由所在地政府出资建设, 为所在地公众提供便利的服务, 有时也可以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这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如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可以定位为公共设施, 那就理应由政府出资建设, 而且其运营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农副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的消费者, 这种定位对于稳定我国的国内食品市场消费价格, 对于稳定农副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农副产品市场消费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3 组建生猪产业联盟, 实现生猪产业链一体化运营
提高我国生猪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关键是提高整个生猪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 而不仅仅是提高养猪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在我国的生猪产业链中, 种植业 (提供饲料粮食) 与养殖业是分离的;养殖业与屠宰加工业也是分离的;猪肉加工业与其产品销售还是分离的。由于生猪产业链不是一体化运营, 生猪产业链的成员都是互相独立的市场主体, 他们各自都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那么, 在市场竞争的状态下, 生猪产业链就不能稳定协调地实现一体化运营, 必然会出现供应短缺与供应过剩不断交替的恶性循环。
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发展的世界,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整条产业链对整条产业链的竞争, 是产业链条的主导者之间的竞争。我国强调生猪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或组织化发展, 但恰恰缺少生猪产业链层面整体性的组织化, 生猪产业链上每个环节的成员都像是“盲人摸象”, 都把“局部”当作“全部”, 结果使得整条生猪产业链运营效率低, 更是难以实现生猪产业链的一体化运营。
生猪产业链包含上中下游, 具体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屠宰加工业、物流配送业、销售服务业等, 其产业链覆盖了种养加工运销等多个环节。在我国当前的生猪产业链中, 养猪农户所从事的仅仅是其中的种养环节, 而且又是生猪产业链中实力最脆弱的环节。未来各级政府在引导养猪农户构建农民合作经营组织提高组织化程度时, 同时也要着眼于提高整条生猪产业链的一体化运营程度, 因为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和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低都是阻碍我国生猪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因素。
我国生猪产业要靠组织化的力量来稳定农户饲养, 也要靠整条生猪产业链的一体化运营来维系稳定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只有把我国生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结合起来, 形成完整的一体化运营体系, 组建多个生猪产业联盟, 把农工商、产学研都组织协调起来, 才能实现我国生猪产业的高效、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猪产业发展技术路线
2.1 生猪产业发展布局科学化
我国未来生猪产业发展必须要走生态环保之路, 必须要走高效发展之路。要实现生态环保, 就不能产生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生猪养殖的粪污处理就必须是无害化的 (决不能对环境形成危害) 、必须是资源化利用的 (比如生产沼气或加工成有机肥料等) 。要实现高效发展之路, 就必须针对我国乡村耕地资源有限的现实, 既要靠近耕地又要尽可能少的占用耕地。靠近耕地, 这有利于生猪养殖产生的大量粪污就近处理和就近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农田;尽可能少的占用耕地, 这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我国基本的粮食安全, 这又是实现我国畜牧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畜牧业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作为其饲料) 。因此, 我国生猪产业的科学布局必须是在耕地广阔和粮食产量丰沛的区域发展生猪产业, 这样既能就近解决生猪产业所需饲料粮的就近供应问题, 也能解决生猪养殖产生的大量粪污就近处理和就近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农田的问题。只有实现我国生猪产业布局科学化, 才能使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实现可持续和高效率。
2.2 生猪养殖的猪舍、设施与设备的标准化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的设备与设施标准化程度低, 这不利于提高我国生猪产业的养殖效率。生猪养殖的设备与设施标准化程度低, 就使生猪饲养中需要数量较多的人力投入, 而且人力劳动也多为重体力劳动。当前在我国乡村, 一方面由于外出择业者增加而使留在乡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 形成了生猪饲养雇佣劳动力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生猪养猪劳动过于繁重, 因而劳动力工资上涨, 这就阻碍了生猪养猪规模的扩大 (因为雇佣劳动力会影响到养殖的获利水平) 。
在发达国家, 由于其生猪养殖设施与设备的标准化程度高, 因而容易实现生猪饲养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这样就可以使劳动者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而且大大节约由于雇佣劳动力增加而产生的经营费用。我国未来生猪养殖环节也必须走设备与设施标准化的路径, 这样就可以在使劳动力摆脱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 实现机械化与自动化, 进而提高生猪养殖的经营效率。
在未来的生猪产业发展中, 首先要实现生猪养殖中猪舍的标准化, 进而再实现配套设备与设施的标准化。只有实现了基础设施的标准化, 才能为进一步实现自动化奠定基础, 提高我国生猪的养殖效率也才有了科学的前提。比如, 生猪养殖效率提高必须要使猪生活在适宜的温度环境中, 解决猪舍夏季的防暑降温问题就需要配置专门的通风降温设备。如果猪舍都是标准化的, 那么通风降温设备的生产企业就可以大批量生产和供应这些设备, 由于生产批量大, 其价格也就会下降, 这样就能促使生猪养殖机构购置设备成本降低。而以较低的成本投入来提高生猪养殖的效率正是我国生猪养殖环节的迫切需求。
总之, 无论是从提高生猪养殖的效率来看, 还是从生态养殖科学处理粪污来看, 或是从减少人力投入和减少重体力劳动来看, 实现我国生猪养殖中从猪舍到养殖设备与设施的标准化都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也是我国生猪产业健康高效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外, 标准化的猪舍和标准化的养殖设备与设施, 能给猪提供有益于健康的生存环境, 这将有益于防疫措施的开展, 有益于生猪各种疫病的防控, 有利于为社会提供安全健康的猪肉产品, 当然也有利于保障全社会的食品安全。
2.3 建立我国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生猪良种繁育、推广、利用等方面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到目前为止, 全国共有种猪繁育场7970个, 生猪良种推广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不断发展, 良种猪比重逐年增加。但“原种场—扩繁场—商品场”繁育结构层次不明、良种繁育体系与生猪产业区域生产不配套、种猪场设施薄弱、管理不力。在生猪良种繁育操作中, 存在严重的重视引种、轻视本品种 (包括地方良种和引入品种) 选育的倾向。我国地方生猪品种资源非常丰富, 有些有价值的生猪品种资源正面临灭绝的困境, 如何保护、保存与利用这些生猪品种资源, 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生猪产业生产格局的变化, 我国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未来如何建立与健全既适合各地市场需求又符合各地资源特点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生猪良种繁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我国生猪产业的竞争力、提高生猪产业的经济效益、减少生猪疫病的发生。自2007年以来, 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 比如在种猪场建设、种猪良种场建设、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上的扶植政策, 扶持生猪调出大县发展生猪养殖的政策, 规模猪场、生猪养殖小区建设、能繁母猪补等方面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生猪繁育体系的发展, 也促进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未来首先要构建和完善国家生猪繁育体系;其次要推动种猪场之间资源共享体系的建立, 探讨建立区域性生猪育种联合体模式;第三是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六大区域性猪遗传评估中心的评估平台, 完善数据交流与遗传评估工作;第四是建立和完善种猪登记系统, 摸清家底;第五是要建立政府、专家、技术推广部门以及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
2.4 生猪产业应对环保、治污、节能减排要求的举措
我国传统的庭院零星养猪会对村庄、庭院造成环境污染, 而规模化猪场或生猪养殖小区又会给周边的土壤、大气、水源等环境造成污染。现在, 生猪规模化养殖已成为我国乡村重要的污染源, 其CO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超过了工业污染物, 是我国江河湖泊富营养化的根源, 已经成为农业领域环保、治污、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对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带来的污染所采取的治理方式都不尽理想, 采取的设施处理治污方式, 其一次性投入大, 平时的运行费用高, 生猪养殖企业或机构难以承受, 无法在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如果我们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可能暂时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猪肉供应短缺的危机, 但那将使我国的乡村环保隐患加剧,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更加难以持续保障。因此, 在环保治污形势严峻的当下, 生猪养殖业的污染急需治本之策, 急需采取低成本环保治污的措施来解决现实问题。比如, 通过采取小规模种养结合、生态养殖的饲养方式, 就可以低成本解决生猪饲养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再比如, 促进乡村沼气发展, 在部分解决乡村能源需求的同时, 也能很好地解决生猪粪污的资源化利用问题。如果各级政府能推出农村“粪污积肥补贴”, 那么在有效减少农田化肥施用量的同时, 也能很好地解决生猪养殖中粪污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问题, 这对于我国广大农区培肥地力、控制土壤板结、提高土壤质量也有着极大的益处。
如果从生猪产业应对环保、治污、节能减排的要求来看, 我国应鼓励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的生猪养殖, 而不应盲目发展大规模的生猪养殖场和生猪养殖小区。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的生猪养殖, 不会由于规模过大而带来环境污染, 不会由于粪污排放过于集中而污染水源, 相反, 农户可以很好地将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起来, 将粪污变为有机肥料, 还可以拓展更多的青粗饲料来源, 节约养猪中的粮食消耗。现在欧洲已经在倡导动物福利和健康养殖方式, 而我国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生猪饲养相较于大规模的集中生猪饲养而言, 更加易于实现有关养猪中的动物福利的要求。
3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猪产业发展支持政策
3.1 国家对生猪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
生猪市场可以有波动起伏, 但是不能经常大起大落。自1995年以来, 我国生猪价格平均波动周期仅为30个月, 生猪价格频繁的大起大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生猪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 国家有必要推出对生猪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 以防止生猪市场的大起大落, 国家对生猪产业要适时适度地实施宏观调控, 既要防止猪源短缺, 也要防止猪源过剩。为保证国家对生猪产业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需要构建适应市场环境的面向生猪产业微观经营主体 (养猪农户) 的信息网络。这一信息网络的信息发布可以通过类似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公众传媒, 比如开办一个类似“养猪之友”的栏目, 定期发布 (按每周发布或每月发布) 我国生猪的存栏情况、出栏情况、能繁母猪的数量、各地生猪出售价格、价格变化趋势、以往的价格变动周期、对农户饲养建议等信息。这样就可以引导农户理性经营, 最终实现生猪产业链中养殖环节的稳定, 进而推动生猪价格实现相对稳定。另外, 国家对生猪产业进行宏观调控还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农户组建养猪专业合作社等路径来实现。在养猪专业合作社内部, 可以通过对农户进行经营指导来实现饲养生猪数量的相对稳定, 同时也可以通过养猪专业合作社来进行饲养指导 (以提高生猪的饲养水平) 和统一出售生猪 (实现相对大批量的生猪销售, 增加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 这样就会有利于我国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
3.2 扶植生猪产业发展生猪养殖的政策
自从2007年我国经历了猪肉价格暴涨之后, 国家出台了多项扶持生猪养殖的政策, 建立了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制度, 确立了支持生猪资源保护、良种繁育体系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的政策, 设立了奖励生猪调出大县的支持政策, 强化了生猪防疫和疫苗生产。这些政策都对稳定我国生猪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3.2.1 能繁母猪补贴政策
2007年开始实行对养殖户 (场) 养的能繁母猪每头补贴50元的政策, 到2008年对每头能繁母猪的补贴额增加到了100元。所补贴的资金由国家和地方分担, 其中东部地区由地方财政负担, 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负担60%, 地方负担40%, 中央直属垦区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截至2011年, 中央财政共发放能繁母猪补贴达到26.23亿元。
3.2.2 生猪良种推广补贴政策
生猪良种补贴对象为项目区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生猪人工授精的母猪养殖者, 补贴标准按每头能繁母猪每年繁殖2胎, 每胎配种使用2份精液, 每份精液10元测算, 每头能繁母猪补贴40元。生猪良种补贴资金已经由开始的1.8亿元增加至2012年的6.56亿元, 补贴范围已经覆盖到全国28个省 (区、市) 和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
3.2.3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扶持政策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或养殖小区) 建设, 主要安排年出栏500~3000头的养猪场 (或养殖小区) , 兼顾年出栏300~500头的重点养猪户和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 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养猪场。按照年出栏数量不同定出四个标准:年出栏500~999头生猪补助20万元, 年出栏1000~1999头生猪补助40万元, 年出栏2000~2999头生猪补助60万元, 年出栏3000头生猪以上补助80万元。2007~2012年, 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用于这项政策。
3.2.4 对生猪调出大县给予奖励的政策
由中央财政奖出资, 对生猪调出大县给予奖励, 奖励金由2007年的15亿元已经增加到2012年的35亿元, 生猪调出大县已经由253个增加到536个。奖励资金专项用于扶植生猪生产, 可用于规模养殖场改造、良种引进和粪污处理的支出, 也可用于生猪养殖大户购买种公猪、母猪、仔猪、饲料等贷款贴息和防疫服务费用等支出。
3.3 生猪良种繁育及种质资源保护的政策
3.3.1 支持畜禽良种工程的政策
从1998年以来, 国家实施了畜禽良种工程建设规划。每年中央投入2亿元资金, 用于种畜禽场、畜禽保种场、种畜禽质量监测中心、新品种培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仪器设备购置, 平均每个项目投入资金150~600万元。
3.3.2 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的政策
自1995年开始,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 开展我国重要畜禽种质资源的调查、检测和保护等。近年来, 国家对畜禽资源保护越来越重视, 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 项目资金由最初的400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5320万元。
3.3.3 支持农业综合开发的畜禽良种繁育政策
这项政策以农业综合开发畜禽良种繁育项目的形式执行。自2009年以来, 项目支持对象调整为从事国家级和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畜禽品种的开发利用企业。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已经达到2520万元。
3.4 营造良好生猪养殖经营环境的政策
3.4.1 能繁母猪保险政策
为了减少生猪产业的经营风险, 为能繁母猪提供了保险服务。按“应保尽保”原则推进能繁母猪保险, 执行每头能繁母猪保额1000元、保费60元的政策。财政部提供保费补贴的地区主要为中西部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直属垦区。其中, 中西部地区保费由财政部补贴50%, 地方财政部门补贴30%, 养猪户承担20% (即中央财政负担30元, 地方财政负担18元, 保户自负12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垦区保费由财政部补贴80%, 养猪户承担20% (即财政部补贴负担48元, 保户承担12元) 。东部地区则由地方财政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截至2011年, 中央财政补贴保费达10.56亿元, 共承保能繁母猪2690万头。
3.4.2 强化生猪疫病防疫的财政支持政策
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病等实行强制免疫政策。猪蓝耳病强制免疫疫苗费用由国家负担;对发生猪蓝耳病、口蹄疫和猪瘟病的生猪实行强制扑杀, 扑杀经费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一般按每头600元标准计算扑杀补助经费, 实行国家补助80%、饲养场户承担20%的政策。政府增加了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经费。为支持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中央财政对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实行经费补助, 重点用于强制免疫注射工作的经费支出。2012年, 中央财政基层防疫补助经费已达7.8亿元。
3.4.3 购置畜牧业机械补贴政策
1 兰考县2013年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1.1发展现状
2013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乡镇及企业的积极参与下，随着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兰考县的文化产业领域进一步拓宽，文化产品和服务种类更加丰富，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和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文化及相关产业不断壮大。2013年，兰考县大力发展以民族乐器为主的文化产业，延伸形成了以民族音板、乐器配件生产为主的产业链。全县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共814家，其中，联网直报法人单位59家，非联网直报法人单位755家。其中，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7.7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9%；文化产品批发零售业增加值2.4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27%；文化服务业增加值2.8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8%。
文化法人单位总量较多，但骨干企业数量偏少。2013年，兰考县文化法人单位总量为814家。在全部文化法人单位中，文化服务业企业数量最多，为520家，其中，从业人员在50人及以上或营业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重点服务业企业为26家，仅占全部文化服务业的5.0%；文化制造业企业为192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21家，仅占全部文化制造业的10.9%。兰考县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数量较多，但规模普遍较小，符合上述标准的骨干企业所占比重偏低。
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规划上，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重点扶持行业中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影响力大的文化产业项目，促进新兴文化服务行业发展步伐加快，特别是以理财、心理、就业等咨询为主的服务业不断涌现，而且广告、设计、装潢等企业正在蓬勃发展。以腰鼓、盘鼓、秧歌为主的民俗文艺队伍也在逐步扩大。兰考县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群众民俗文化和红色旅游文化资源条件，已建成2个4A级的景区，分别是焦裕禄纪念园与黄河湾风景区。
1.2存在问题
兰考县文化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总量大，但龙头企业较少，亮点不多；而且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竞争力不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观念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宣传力度；文化品牌开发力度不够，缺少文化品牌的战略策划和运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性有待提高，一些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少长远的规划。文化真正的社会功能没有发挥出来，乡镇文化工作形式比较单一，文化活动层次也不高。同时，文化市场规模过小，对市场的监管手段和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2 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兰考县文化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是文化产业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是随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群众收入增加，文化产品消费量不断增多，有足够的文化产业市场需求量；三是兰考县良好的投资环境、优越的投资政策和丰富的企业招商经验，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的引进奠定了基础。
当前，兰考县文体产业发展存在的不利因素有：一是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文化产业发展形势不明；二是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低，有影响力的品牌不多。现有文化市场产业结构老化、单一，缺乏竞争力，发展潜力严重不足；三是没有形成产、供、销一体的文化产业园，没有形成产业链；四是文化产业高端人才和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匮乏。
3 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和发展重点
3.1发展思路
一是产业聚集。建设文体产业园，形成产业聚集，拉长加粗产业链条，实现集约化发展。二是科技创新。重视文体产业科技创新，大力培育高端创意，强化自主创新意识，促进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运用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和服务的科技水平。三是品牌带动。发挥资源优势，创建知名文化名牌，用名牌品牌效应占领市场份额，保持品牌活力和生命力。四是项目引领。以重点文化项目为支撑，引进和发展有利于完善产业链的关键项目，着力引进产业层次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好的文化产业项目，吸引国内、国际知名文化企业（集团）、文化中介组织和研究培训机构来兰考发展。
3.2发展重点
一是发展龙头企业，成立文化行业协会。以河南春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路易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博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民族乐器、中原民族乐器等龙头企业为主，制定“强强联手、以大带小”的措施，打造带动兰考文化产业发展的航空母舰。二是深入发展民族乐器制造业。依托原有的上海牡丹民族乐器和中原民族乐器等知名企业，建设具有影响力民族乐器交易市场，加强民族乐器外观设计、民族乐器包装设计、乐器配件设计等产业延伸机构建设，同时积极搭建民族乐器展销的平台，形成中原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民族乐器集散中心。三是深度开发观光旅游业。在黄河湾风景区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集养殖、垂钓、观光、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游览区；扩充一系列凝聚了“焦裕禄精神”的文物展览、焦裕禄故居瞻仰、参观等红色旅游路线；积极与各大旅行社合作，宣传推介兰考旅游资源，并依托农产品采摘、农家乐等活动，吸引周边地市更多群众来兰考观光旅游，加快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休闲等项目。四是文化产业园建设。启动文化产业园建设项目，采取培育龙头本土企业和引进外部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并举的措施，建立民族乐器多功能产业园、葡萄酒庄园等，提高各文化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拉长加粗文化产业链。
4 保障措施
4.1加强对文化产业的领导
创新管理机制，把文化产业作为战略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把文化产业规划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做到统一规划要求，统一部署实施、统一督促检查，统一支持发展，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把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部署落到实处。
4.2完善各项优惠政策
继续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已有的对文化建设的税收、融资、捐赠及用地、配套费用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结合兰考县文化发展实际，研究制定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加强对各项文化经济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对文化发展的宏观调控和促进作用。
4.3加大资金扶持
确保文化事业经费逐年有所增加，切实保证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活动经费。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有较大潜力文化产业项目发展。
4.4培养文化人才
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打破各种条件限制，紧紧抓住“培养”和“聚集”两条途径，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艺术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
韩婧，女，1977年，河南省兰考县人，现任河南省兰考县统计局副局长。
许多全球品牌因而积极寻找新兴市场中的发展机会。不过，只有灵活应变、适应市场的企业才能在全球经济中胜出。为了满足股东对业绩增长的要求，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取胜，企业必须密切倾听客户需求并做出响应，同时学习如何在不同的国家挖掘新的潜在客户。这一切应基于客户的独特需求、偏好和行为模式。
此外，各企业还必须搜集关于不同国家的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的准确信息，包括在文化、人口特征、经济和地域等各方面的差异。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当然行不通。“但我们发现许多企业在尝试进入新市场前，往往未掌握个人或家庭客户的特征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在不同国家的客户细分来说至关重要。”安客诚公司(Acxiom) 的全球数据服务副总裁卡伦(Todd Cullen) 说。
尽管对于各企业来说，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但仅凭单打独斗，大多数企业还是难以有效应对在国际化舞台上角逐和取胜的复杂性。许多组织在推行全球化增长战略时举步维艰，他们要决定进入哪些国家、了解当地的客户要求，同时还要发现和规避每个国家特有的风险( 例如基础设施的欠缺、运输问题和安全问题) 。
“要想在当下的全球经济中胜出并非易事，如今的市场瞬息万变，竞争激烈，企业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要高于以往任何时候。”安客诚的全球技术执行董事比维尔(Mike Biwer) 说。
创建可以反复应用的运营模式
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营销能力模型。该模型能帮助组织搜集多种客户数据( 包括消费者偏好和对于各品牌及产品的态度以及本地化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以了解客户并据此做出响应。
企业还需要创建适用于不同国家的可重复性运营模型，从而快速灵活地进入不同国家的新市场。企业要想顺利过渡、优化市场进入成本和保持稳定的绩效，就要考虑拟定针对不同国家市场的策略。
即使大型企业集团也不具备所有的资源和知识以收集信息并对之做出响应。许多企业耗费多年时间才在发达国家对客户做出了高度细分并聚焦。在新兴市场中客户的数据远远还没到唾手可得的地步，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因此，企业与拥有具体客户信息的公司合作就变得至关重要。企业需要这样的信息来实施和完成精心打造的本地化营销策略，从而实现国际扩张。
不论一个企业开辟市场的目标是曼谷还是布达佩斯，彻底了解所针对的潜在客户的需求、偏好和行为才是关键。
比如，一家全球性酒店经营企业最近宣布与总部位于新德里的酒店开发和投资公司SAMHI Hotels Pvt Ltd. 合资。酒店经营者计划于 年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钦奈等各大城市兴建15 间中档酒店，并在其后五年内在印度再加建85 间酒店。凭借SAMHI 对本地市场的深入了解和大力支持，这家酒店经营企业计划将越来越多的来印商务旅行者和不断壮大的印度中产阶级纳入顾客之列。
根据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 的一份报告，有为数近2 亿的印度人热衷于旅行和休闲方面的消费。
在这一案例中，酒店经营者明智地选择了能够提供有关本地市场的丰富信息(包括细分市场客户需求和偏好)的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不论所考虑的市场地点在哪里，所有的营销方都拥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了解客户、并在关键时刻获得有关他们的准确信息从而推出正确的产品。”安客诚的比维尔说。
更深入地了解市场
收集新市场的个人或家庭客户信息不仅仅只是收集诸如家庭收入、家庭成员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特征信息。Peppers & Rogers 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派帕斯(Don Peppers) 表示，销售与营销部门的负责人通过收集关于潜在客户的更详细的行为信息(这包括他们使用的购买渠道以及所处的生活阶段等信息，因为这些可能促使潜在客户对特定产品产生兴趣)，就能在顾客接触点上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从而增加消费者给予关注并且做出反应的可能性。
有关个人或家庭消费者的信息还可以帮助决策者获得有关某个市场的进一步认知。例如，一家零售商通过对拉美某个新兴市场的市场调研，发现了该市场有众多的在线、移动和社交等数码营销渠道。不过，在对消费者个体或家庭展开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之后，零售商就会了解到在某些客户细分市场中，部分或是所有渠道的接受率都特别低。希望在新市场中胜出的企业，即使是大型跨国企业，也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资金来独立收集这种精细的客户信息。但是，要是跳过这一关键步骤，组织最终只会伤害自己的利益。
“如果企业习惯于从宏观、总体的高度或者全国的层面来认识市场，就会缺乏长远的眼光，会导致企业受到竞争对手的暗算，”派帕斯说，“如果你希望成功，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类型的客户，
”
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在选择进入不同的国家时，不能只收集宏观经济数据和比较多个变量的消费者信息( 消费者对产品/ 服务、价格和包装如何反应)。派帕斯说，你还应当区分和分析不同地域的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和心理差异。例如，在Facebook 上张贴年轻女性的照片对大多数西方文化来说也许丝毫无碍，但在某些阿拉伯国家却是禁忌，不论这是出于个人使用还是企业营销的目的。
打造超越国界的业务战略
在企业决定是否向特定国家或地区拓展其业务时，决策者首先必须确定你的产品或服务最适合哪些国家。这一判断基于多种标准，包括市场竞争饱和度、收入增长率、对品牌信誉和特定客户群的消费力的评估。
Peppers & Rogers 集团的合伙人皮埃里(Fernando Pierry) 称，信 用 卡公司、汽车制造商和其他一些公司最近已经迎来了市场机遇，他们能够满足巴西2000 多万名新兴中产阶级人士的需求和偏好。该客户群体又被称为C阶级，他们对各类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和获得意愿都呈上升趋势。
“关键是企业要找出特定国家中的目标客户，以开展正确的营销活动并推出正确的产品。”安客诚的卡伦说。
派帕斯说，只是通过现有或未来的生命周期价值来识别和细分客户，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要深化对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了解，例如他们常用的数码渠道。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可以通过更深层的分析，决定在特定的渠道中使用哪种最佳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消费者的回应。以移动平台作为例子，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短信、MMS 宣传视频还是采用主动通知呢?
“我发现很多企业都只注重客户的价值―谁是我最有价值的客户，我该如何去吸引和留住这些客户―因为这才是我作为生意人应该关心的问题;我要客户的钱。”派帕斯说，“然而我没见过有哪家企业投入了足够的精力去了解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以及导致客户行为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新兴市场，营销者已经开始加深对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了解。比维尔说，尽管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中，对消费者调查这类反馈工具的使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消费者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网络、论坛和博客来表达自我和自我爱好，这也为销售和营销人员提供了更多渠道去认识消费者。
构建可重复方法的步骤
销售、营销和产品线经理需要密切合作以制定和调整与特定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和偏好相匹配的正确战略。企业在制定进入多个地区的业务扩张计划时(进入哪个国家、以什么速度和按照什么顺序)，最好是设计出可反复应用的、系统化的方法以确保顺利、快速地进入新市场(城市或国家)。决策者能通过这种方式应用最佳实践和借鉴以往在其他市场中得来的经验。这一过程的主要步骤包括：
1. 选择国家。决定用什么标准和分析方法来判断是否需要进入某个具体的国家。 这可能包括特定阶层消费者的购买力和他们对不同产品的需求或兴趣。
2. 风险管理。找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系统、政治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薄弱之处。例如，在孟买和圣保罗等拥挤的城市中部分街道过窄，致使货物在这些地区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或自行车。
3. 客户细分和产品定位。了解特定地域的客户行为和人口特点，从而选择正确的客户或潜在客户组合，并确保产品或服务符合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例如，尽管iPod 畅销欧洲或亚洲，但汰渍(Tide) 等其他美国主流品牌就不那么好卖了。
4. 数据采购和数据分析。选择合适的数据提供商能帮助企业减轻进入新市场时遇到的阻力，增进对本地经济以及文化的了解，并简化和减少进入风险。因此，企业应当寻找顶级的数据服务提供商，判断其数据是否符合组织的需求，并且审核在数据使用、成本等方面的协议规则。然后对各种经济、人口以及消费者数据进行权衡，从而打造特定市场的数据索引。
5. 数据整合。确保数据可用。这需要清理和验证所有客户数据，正确地对信息进行格式化，将其翻译为具体的本地语言(尤其是在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国家)，然后将数据关联至企业的数据库以供使用。
6.了解数据合法性。了解在你想要拓展业务的地区的有关隐私的特别法规和监管条例。每个国家或地区(例如欧盟)都有独特的隐私或数据保护 法，或像拉美等新兴市场那样正在不断完善规则。
7. 统一行动。按照公司的收入/ 盈利模式来制定针对一个国家或城市的营销策略。适用于加拿大或德国等成熟市场的标准营收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印度或越南等新兴市场。很明显，决定进入哪个国家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对特定地域中不同消费者群体(高收入、中产阶级、经常性消费者)的需求的预测。
在企业尚不熟悉的新地点拓展业务当然并非易事。获取关于本地市场的信息，哪怕得到的信息量有限，也是成功所必需的。在起初的时候花功夫去收集消费者的基本信息，例如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和家庭的动态特征，对许多企业来说都是个好的开始。
党的十八大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可以说，这个表述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的最准确、最完整、最规范、最权威的表述，其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两个一切”、“一来一去一变”。
“两个一切”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 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一切为了群众”，告诉我们为谁干事，讲的是目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 无产阶级政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第二，一切为了群众，就是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经验我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第三，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
“一切依靠群众”，告诉我们靠谁干事，讲的手段，就是依靠力量。第一，一切依靠群众，就要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第二，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第三，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努力创造在新形势下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式、新方法。
“一来一去一变”讲的是群众观点的具体化，即如何把党的群众观点落到实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其基本内涵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就是：“从群众中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决策，怎么样决定事；“到群众中去”，告诉我们怎么样把事做成，怎么样把决策、决定变成现实。“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告诉我们怎样把事情干好。“一来一去一变”告诉我们怎么决定事，怎么干成事，怎样干好事。
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表述，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表述的形成与发展。
从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来讲，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重视做好群众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理论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科学概念。
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一、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标志，群众路线问题的最早提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了一条走群众路线的方针。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包含了“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6月—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也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论断，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在同浙江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首次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
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会议决议中，不仅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还号召“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一切工作，在党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工作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必须时时注意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才能在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的重要思想，这就蕴涵了“从群众中来”的思想要素。
1934年1月，毛泽东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提出了“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好的思想，包含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比较全面地孕育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二、以党的七大为标志，群众路线的初步阐述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成熟和完善起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群众路线实现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怎样实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初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段论述虽然还没有明确强调党的群众观点，但是明确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即党的群众工作如何去做，怎样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已经科学地阐述清楚了，而且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是群众路线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党的七大党章虽然没有正式使用党的“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却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并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与“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讲话，都着重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这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和体现在党的七大的党章中，其中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在大会上所作的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有关总纲说明的第四点，以《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为题，用了近1万字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阐
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首次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表述形式的统一。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把群众路线放在这样的高度予以定位，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还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并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系统地进行了梳理，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强调：“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这里，他把党的群众观点的重要性，群众观点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和深刻。
三、以党的八大为标志，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对党的群众路线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党章和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
党的八大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并对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但是，对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八大党章没有给出定义，也没有进行概括和提炼。八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八大党章根据党执政后的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并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邓小平还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和加强监督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不脱离群众。他所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工作，就是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他指出：“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样进行表述，就用群众路线这个大的范畴和总的概念，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都统领了起来，使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更加明确了，内容更加丰富了，表述上也更加完整了。
四、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群众路线的高度提炼和概括
党的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在总纲中都取消了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党的十大党章只保留了党的三大作风的表述。党的十一大党章讲到了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三大作风问题，但对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没有论述，更没有具体地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我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邓小平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定义的角度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的阐述和概括。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党章恢复了党的七大党章、八大党章的许多内容，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对党的群众路线是这样表述的：“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个表述是在《决议》基础上，减少了两句话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又增加了一句话“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 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该《决定》将群众观点概括为六个方面，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一致性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我们党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是正确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掌握的本质要求。除了以上这些观点外，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观点的提法，比如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等等。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党章恢复了《决议》中的两句话，并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这样的表述：“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样五句话的经典表述，一直沿用到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的党章中，形成了我们党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准确、完整、规范、权威的表述。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理念，尤其是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重要思想，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作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任务。
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通过开展这一活动，切实加强对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党的组织路线是党根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而规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准则。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在革命岁月的洗礼中逐步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成立伊始，党纲就对党的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出了明确规定，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三大对党的中央组织、组织系统与结构、党员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四大更是将组织建设放到首要和突出的位置。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组织路线”的概念，在组织路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同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此共产国际认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虽然工人出身但是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的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使用中受到限制。向忠发不仅没有起到党的领袖应有的作用，而且后来在被捕中成为叛徒。之后，由于当时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几乎导致革命的再次失败。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指导，7年前还是“左”倾错误代表的王明，陡然转为右倾错误的代表，他要求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领导，同时不断挑战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1938年9月14日，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指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5天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并且提出了领导干部的标准是“才德兼备”，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些论断和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组织路线已经确立。组织路线确立的过程，凝结着党革命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的干部用智慧、鲜血铸就的。组织路线确定一年之后的1939年，我们党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指引下，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并于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在建设年代的探索中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党的干部要学会建设、管理城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来开展。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成为组织路线的代表性词汇，要求干部既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又要尽快由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成内行；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改造政治思想，又要搞好专业研究。
1960年代，国际环境日趋紧张，中苏矛盾升级。1964年，毛泽东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发，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党的组织路线也随着发生严重偏差，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组织路线也遭到践踏。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丰富创新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任务。然而，当时干部队伍普遍存在“老化”问题，而且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经济管理知识，这种状况与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严重不相适应。邓小平在1979年7月就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论断。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要内容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并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根据这一组织路线，组织部门的每项工作，都要从有利于经济建设出发，从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出发，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主心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提到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文件，后又写入十二大党章。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是对党历来强调的德才兼备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党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着眼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对干部工作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第一种路线图是进行大改革, 即以校园足球为中心, 将中国足球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主要用来发展校园足球, 让足球运动真正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 让职业俱乐部和国家队今后主要从校园中选拔人才。
这种路线图需要一个权力高于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专设机构来运作, 由教育部搭台、体育总局配合, 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 (如体育、足球列入学校和学生必修考核, 制订出可操作的、相对公平的考核模式) , 让学校、学生和家长真正重视, 有效参与校园足球运动, 让体育总局负责技术引导和支持, 真正改变目前“体教结合”两张皮的尴尬局面。这种模式有以下三大优点:
首先, 这种模式从育人的角度来说有利于青少年综合素质提高。现有的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 让学校、学生和家长只是围绕小升初、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去运转, 学生过度注重读书、而忽视了德育和体育的培养, 造成近些年来青少年文化课知识和身体素质背离, 而足球作为最讲究集体配合、高度依托智力并有很强身体对抗的世界第一运动, 若能真正融入校园将对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起到明显作用。
其次, 这种模式从足球竞技的角度来说有利于球员竞技水平的提高。现有的职业俱乐部、专业队青训模式, 让中国球员远离校园专修足球, 导致球员普遍缺乏现代足球必须的及时动脑和思考, 若能结合学校其他科目非应试教育的创造性思维, 将有助于球员拓展思路、活学活用、提高竞技水平。
再次, 这种模式将改变现有的国民体育 (足球) 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状。目前官方和民间企业大多热衷于将资源集中投放到职业联赛、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等大赛之中, 而在校园足球、大众草根足球领域的投入远远不够, 如将更多资源 (如资金、场地) 分配到校园、草根足球中去, 则能让体育 (足球) 资源的分配相对公平。
第二种路线图则是小改革, 也就是将有限的资源继续主要用来发展职业联赛和国家队, 但采用大规模兴建高质量的青训中心, 聘请高水平外籍青训教练及送青少年球员留洋的模式来培养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精英人才, 再将其余资源用于校园足球的普及和推广, 校园足球主要起营造足球文化和足球氛围的辅助作用。
这种路线图相对于第一种来说可操作性更强, 因其所需要的总资源更少, 也无需对现行教育和体育系统做大变革, 其关键是依托高水平的青训中心、以及靠足球发达国家“借鸡生蛋”来提高竞争力。但第二种路线图存在的弊端是:不能改变“体教分家”的现状, 不能改变现有教育模式下学生“德智体背离”的局面, 无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 更无助于公平化分配体育资源。如果说第一种路线图是根本性的变革, 更多是走“大众路线”, 则第二种则是有针对性的改良、更多是走“精英路线”。
除了这两种路线图外, 我们还必须认清:中国足球所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是“技战术严重落伍”。中国足球由于缺乏国际眼光和自主研发精神, 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近乎原始的状态, 当现代足球世界大步向前、目前已经发展到高度依靠思维的“智能化”阶段时, 中国的教练和球员们还集体性地停留在依靠身体和基本技术吃饭的“石器时代”。当近邻日本、韩国足球早已通过虚心学习和刻苦实践在思维方面逐渐跟上国际潮流时, 中国足球还滞留在依靠身体和技术比赛的阶段。更何况中国球员的基本技术非常粗糙, 身体即使与亚洲强队比也没有什么优势。
“技战术严重落伍”是振兴中国足球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离开这个问题去谈论“管办分离”、“制度变革”, 都如无源之水。目前中超联赛和国家队难以吸引大众的兴趣, 根本原因是其技战术水平实在落后, 加上以往曾存在假赌黑现象等因素, 让人难以产生兴趣。而青少年足球的普及和提高也严重受制于技战术落后的问题, 如果没有高级的现代足球技战术指导, 学生们该怎样踢球, 青训中心该如何训练的问题都将无解。若继续任由低水平教练按照落伍的技战术理念去教球员, 中国足球的青训甚至会南辕北辙。
中国足球要想解决这一核心问题, 不能仅靠卡马乔、里克林克等外教的传授, 在方便地使用“拿来主义”的同时, 更要做到“独立自主”, 建立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足球技战术研发中心, 用合理的政策激励和保障激发出中国足球圈内外有志之士的积极性, 兴起足球技战术研发之风, 培养出一批掌握如何赶超国际足球先进技战术技巧的优秀教练员, 并给他们提供进行试验和实践的条件, 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在未来的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形成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动力。
参考文献
[1]廖欣.试论“校园足球”[J].四川体育科学, 2010.[1]廖欣.试论“校园足球”[J].四川体育科学, 2010.
2010年一季度,江阴市共完成工业开票销售1060.08亿元,同比增长35.35%,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总额74.22亿元,同比增长29.2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跃升到38%,比去年年底提高了5个百分点。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新一轮区域竞争、产业洗牌,站在“十二五”的新起点上,江阴,这座连续7年在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一的港口城市,如何创造新业绩?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创新机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加快城市转型,这是2010年的江阴发展“路线图”。
新兴产业撑起一片天
“全市新兴产业所占比重从2009年的32%提高到2013年的53%,每年提高5.25个百分点。”这是江阴自加压力,为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提出的明确目标。
这个目标的实现路径就是大力实施新兴产业发展“445计划”。江阴计划用4年时间,到2013年重点打造低碳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石化)产业、现代物流业等4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服务外包、新传感器、文化创意、地区总部经济等5个“百亿级新兴战略性产业园区”。
为配套“445计划”,江阴果断创新机制,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干部队伍,出台相关政策,集全市之力推进千亿集群和百亿园区建设。
4月下旬,中国药科大学江阴百桥研究中心在江阴经济开发区正式揭牌成立,这为江阴加快打造百亿级生物医药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江阴经济开发区已引进生物医药项目60多个,其中近40个为无锡市“530”项目,涉及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生物芯片、生物医药四大领域,初步形成了项目集聚效应。
5月初,江阴临港新城和德国誉德工程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准备以德国先进的低碳建筑技术打造全市首个低碳示范区———临港新天地。根据规划,在未来建设中,临港新天地将利用1/4的土地建设、绿化水面;全面建成地源集中供能系统,将地下120米深的地热能源充分利用起来;利用中水回用、雨水收集系统,实现分质供水。在临港新天地、艾尔姆风机叶片等重点项目带动下,江阴临港新城低碳产业园今年首季完成投入7.1亿元。
与此同时,现代物流产业园以江阴港为核心,利用世博会契机,放大水运优势,目前外贸内支线到达上海港的航班达到了每周36班。今年一季度,江阴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2万标箱,现代物流园实现业务收入155亿元。此外,新材料和机械装备两大园区积极以投入促转型、以骨干企业带动集群发展。汉邦石化年产60万吨高纯度对苯二甲酸项目即将完成基建工程,投产后将进一步拉长江阴石化产业链。
统计表明:一季度,江阴新能源、新材料、机械装备等新兴产业表现抢眼,共完成工业产值350亿元,增速高出全市平均水平9.61个百分点,较传统产业规模产值增速高出10.57个百分点,新兴产业占比提升到35.1%。
江阴新的产业蓝图正在激情描绘。
高层次人才“驱动”经济转型升级
一个盘子大小的硅片上,能生产5万片芯片,全球成本最低,而数据可保持70年。这项识别技术,用到了北京奥运会门票上,在无锡国家级传感网示范区内扮演了先行军的角色。这是由江阴民企华宏集团注资3000万元,联合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彭泽忠的“智本”优勢创造的奇迹。
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土壤、一批急需转型提升的传统企业,使江阴成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万事兴公司加快进军节能环保领域,与海外技术团队合作研制纳米合金,在新型电镀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海澜集团与中科英特雅光科技团队合作,将带有纳米光催化技术的“不用清洗的衬衫”全面推向市场,售价平均提高300多元。目前,江阴已经有10多名携带项目的海归创业人才与本土骨干企业进行合作。87个“530”项目中,有34个“530”团队期望与本土民营实现资本对接。
“一个领军人才带动一个产业”,已成为江阴转型发展新的“生态样本”。通过建立研发孵化、科技加速、产学研、投融资及公共服务等5大平台,这些领军人才活跃在新兴高科技领域,正成为江阴从制造集群向智慧集群升级的主力。70多位领军人才已带领团队到江阴创业,这些企业因其科技含量高、爆发力量强、成长速度快而被称为“未来行业冠军”。
江阴还出台扶持发展个性化政策,发挥1亿元创业投资资金、5亿元江阴光大创投基金和金阳担保公司的引导作用,加大创业扶持力度;引入中科招商、美国湾区、硅谷天堂、新加坡ICH等风投基金、产业基金,为区内企业提供风投、担保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
为壮大新兴产业提供重要智力支撑,江阴还加快建设柔性人才库。今年以来,江阴在美国、丹麦、加拿大设立了“海外引才工作站”3家,新建省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以中国驻外使(领)馆科技参赞、海外华人社团组织负责人为主体,聘请“海外引才顾问”10名,共引进各类人才近900人,其中博士8人、硕士及副高以上职称人员63人。截至目前,江阴各类柔性流动人才已经达到4000名。
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最近,2011-2013年度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在研究制订中。与前三年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的是,新的目标要求增加了“民主促民生”和“政府善政善治”等方面的主客观指标。
倾听百姓呼声,发扬基层民主,用民主促民生,这是江阴追求人民幸福探索出的新路径。
前不久,江阴周庄镇山泉村列入了拆迁范围。和其他乡村不同的是,村民们很快拿到了村委会向各家各户发放的入户调查表,让他们自己定房型、定户型、定面积、定搬迁时间。
实行村务公开制,让农民享有知情权;实行村民议事制,让农民享有决策权;实行民主理财制,让农民享有管理权;实行民主监督制,让农民享有监督权。村域面积仅有1.8平方公里、村民仅3000余人的山泉村,推行自治“四项制度”,保障农民“四大权利”,走出了一条村级民主自治的新路子。
“政府花钱我做主!”每过一段时间,江阴申港街道的李福良就要参加一次参与式预算工作代表会议,和来自该街道的其他30名代表一起,经过一番现场查看、热烈讨论和投票表决后,最终确定相关项目的操作。
从去年9月份开始,江阴就拉开了“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工作的序幕,新桥镇和申港街道被列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单位。参与式预算工作从政府重点项目立项、预算监督入手,逐步将监督渗透到政府预算每一个领域和项目。项目的立项审议、实施和验收评估,都处于群众监督之下。
“我们对政府的公共事业建设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这样公开、民主的政府工程老百姓欢迎。”个体工商户代表蒋仁兴说。
“干不干”让百姓定,“干什么”让百姓选,“怎么干”让百姓提,“干得好与坏”让百姓评。通过重大事项听证、民生热线、民意调查等形式,江阴的决策层主动倾听群众呼声,畅通市民信息与诉求表达渠道,扩大党务、政务、村务公开范围,今年在城市建设、民生工程等方面就先后3次倾听了普通市民的声音。
用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力量来促进人民幸福,幸福江阴建设的深入推进正在让每一位江阴人成为推动这个城市发展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