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词的文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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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词的文化考察(共7篇)

方位词的文化考察 篇1

全方位多时段考察识别干部(治理之道)

朱海豹

《 人民日报 》(2016年01月28日

07 版)

用人之要,首在识人。习近平同志指出:“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选好人用好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应把平时表现与重大关头的担当精神结合起来考察识别干部。

深入群众考察干部平时表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对干部的日常工作情况最有发言权,往往能还原干部的真实形象。一些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由于缺乏平时考察数据支撑,很难全面、真实了解和掌握干部工作情况,以至于考察质量不高,甚至出现一些干部被“带病提拔”现象。因此,考察识别干部的平时表现,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经常深入基层,面对面倾听群众声音,在干部工作一线进行民意调查、实地分析、实绩评价,最大限度地“用事实说话”。为加强对干部平时表现的考察识别,可以设立考察组,其成员要有代表性、广泛性,以收集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人士对干部的看法和意见,保证考察工作客观、公正、全面。组织部门要注重在平时深入干部群众,近距离听、看、记、问,定期汇总情况,在量化分析基础上形成干部平时考察材料,强化对干部信息档案的收集整理。

重大关头考察干部担当精神。“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对重大问题的担当精神、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往往会在重大关头体现出来。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是古往今来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的干部不会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但这不是说就没有重大关头、关键时刻了。在改革发展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和挑战出现的时候,就是重大关头、关键时刻。有效应对挑战、化解风险,要求干部拿出担当精神,勇于面对、勇于攻坚克难。选人用人必须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敢于担当的干部脱颖而出。一个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不敢决断、不敢担当的干部,不是称职的干部,不能将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那种遇到风险和挑战就退缩或推诿的干部,一定要加以甄别排除。

科学合理制定考察识别标准。无论考察识别干部的平时表现,还是考察识别干部在重大关头的担当精神,都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标准。干部岗位不同、职责不同,考察识别的标准和内容也应不同。要根据干部的工作实际进行要素分析,科学合理地制定个性化考察识别标准。比如,对于正职领导干部,考察识别中要增加知人善任、统揽全局、决策筹划、民主作风等针对性较强的指标;对于副职领导干部,相应地突出当好配角和参谋助手、抓好分工的工作等指标。在内容设置上,要根据单位、部门的实际,把德、能、勤、绩、廉分解为若干指标,并加以细化、量化、具体化,使各项指标尽可能做到内涵明确、外延清楚。只要标准和内容设置科学合理,干部的表现就会得到如实呈现,这样才能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来。

方位词的文化考察 篇2

下面, 本文将从星宿、五行、兴亡、四时、颜色、阴阳、尊卑等角度, 以“东、西、南、北、中”这五大方位中的各个方位为切入点, 对中国的方位文化进行考察。

一、“东”的方位文化

东, 《说文解字》:“动也, 从木。官溥说, 从日在木中。”[1]字形上看是“日、木”会意, 表示日在树丛中。由于太阳自东而升, 故而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刚升起时看上去像是挂在树木中一样, 故而把这样的用这个字来表示太阳升起的方向。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 太阳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地方, 因而东方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具有极高的地位。《吕氏春秋 · 孟春季》记载:“立春之日, 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于东郊。”[2]古代极其重要的迎春典礼就是在东郊举行, 而司春之神也被称作“东皇”, 可见“东”的地位极其尊贵。从五行上看, 东为木, 木就是生长的含义, 故东也主生, 主青, 东在天上对应的是东方的青龙星宿, 而在地坛里, 青土也是东方土地的代表, 青色是生命的颜色, 因而东也就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气息。

东主阳, 因此和男性也有了联系。《陌上桑》里, [3]秦罗敷就用“东方千余骑”来形容自己的夫婿。在古代, 太子居住的宫殿称为“东宫”, 而男子居家也常住在东厢房, 如《世说新语 · 雅量》中记载:“君住东厢, 任意选之。”[4]这里住在东厢房的“东床快婿”就是王羲之。东主尊, 《礼记?王制》记载:“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5]意思就是说周人在东郊养国老, 将尊贵的国老置于东郊侍奉, 可见东方代表了尊贵的意义,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项伯东向坐。”[6]这里的“东向”意为面向东, 在座次上, 坐西向东也是最为尊贵的。东还表示主人的意思, 《礼记·曲记》称:“主人就东阶, 客就西阶。”可见把“东”和“主”并列而论, 于是我们也把房主称为“房东”, 雇主称为“东家”, 请客成为“做东”。

二、“西”的方位文化

西, 《说文解字》:“鸟在巢上, 日在西方而鸟栖, 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日落之时, 时间已晚, 鸟归林中栖巢, 因而把这一时刻太阳所处的位置称之为“东”的对立面“西”。可见“西”这个词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表示日落的时刻。在文化意义上, “西”可谓是处处与“东”相反, 在五行上, 西主“金”, 此外还主秋, 主死。秋天之时刮起了西风, 又称为“金风”, 西风是肃杀万物之风, 而“金”就是用来铸造兵器的, 代表了杀伐的含义, 而古人也常常选择在秋季发动战争或处决囚犯, 如“秋高马肥, 虏必再至”[7]、“秋后问斩”, 所以西主金、主秋、主死, 人们也称死亡为“归西”、“上西天”。在星宿上, 西方的星宿是白虎星宿, 西也主白色。在古代, 白虎神主掌杀伐死亡之事, 如《水浒传》里的林冲就是误入“白虎堂”。[8]

与东相反, 西主阴、主女。曹植《杂诗》称:“西北有织妇。”[9]李清照《一剪梅》也称:“雁字回时, 月满西楼。”[10]可见女性所处的方位常常是西侧。西还带有卑的含义, 《礼记·王制》还记载:“养庶老于虞痒, 虞痒在国之西郊。”庶老位卑, 因而养于西郊, 《史记 · 项羽本纪》还记载“张良西向侍。”在座次上, 面西是最卑的。除此之外, 西还代表凄凉、悲伤的含义, 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11]这里的“西”就是用来表现一种哀伤、落寞的情感。

三、“南”的文化含义

南, 《说文解字》:“草木至南方, 有枝任也。”意为草木在南方承受了的充足的阳光, 长得枝叶繁茂。班固《汉书·律历志》称“太阳者, 南方。南, 任也。阳气任养物, 于时为夏。”[12]因而南主夏, 主生, 在五行上对应的也是火。我国古代称山南水北则为阳, 因为我国在地理上处于北半球, 山南坡的植物可以接受长时间的光照, 因而长得茂盛。而夏季也是一年四季中光照最为充足之时, 古人认为“东”为“物生之所”, 而“夏”为“物长之处”, 故用南来代表夏。在星宿上, 南对应的则是南方的朱雀星宿, 朱为赤色, 故南主赤色, 朱雀是一种代表幸福长生的灵物, 是不死之鸟, 也体现出了“南”含有“生”的内涵。

南主阳, 《素问 · 异法方宜论》称:“南方, 天地所长养, 阳之所盛处也。”[13]南面既是阳面, 故中国人都喜欢向南而居, 认为这样可以吸取阳气, 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因而只有“南山”才有“不老松”。南主尊, 坐北向南是尊位, 帝王见臣子, 上司见下属, 长辈见晚辈, 都是面向南方。古代帝王在上朝之时都是面向南方, 因而把称王叫做“南面为王, ”而帝王的统治权术也被称为“南面之术”, 如贾谊《过秦论》中就称“秦并海内, 兼诸侯, 南面称帝。”[14]可见南代表了一种尊贵的方位文化。

四、“北”的文化含义

北, 《说文解字》:“乖也, 从二人相背。”“北”是会意字, 像二人背对背型。作战时, 败退者往往背对敌方, 故“北”引申为败退之意, , 作战失败被称“败北”, 追击残敌被称为“逐北”, 南为正面, 故其相对的背面就是北。北主死, 太阳的运行轨迹要经过东、南、西三个方位, 唯独不经过北, 所以北被认为具有“恐惧、黑暗、死亡”的含义, 在古代, 埋葬逝者的墓穴也通常在北, 如《礼记 · 檀弓》:“葬于北方, 北首, 三代之达礼也, 之幽之故也。”而中国古代著名的墓地“北邙山”也位于洛阳的北郊。北主冬, 与东、南不同, 北风是寒冷的, 如《诗· 邶风 · 北风》称:“北风其凉, 雨雪其雾。”[15]因而北代表了一种寒冷、阴暗的气候。在五行中, 北主水, 主黑色, 同时还对应北方的玄武星宿, 玄就是黑, 而玄武是一种由龟蛇共同组成的灵物, 由于龟与蛇都擅长在水中活动, 故玄武被古人看作水神, 同时也使得“北”具备了“水”、“黑色”的文化内涵。

北主阴, 故女性和北方常有联系, 在古代, 北堂是女人起居的处所, 韩愈在《示儿》中称:“主妇治北堂, 膳服适戚疏。”[16]北还主卑微, 与南相反, 如苏轼《三月二十九日》:“南陵过云开紫翠, 北江飞雨送凄凉。”[17]体现了一种尊南抑北的文化心理。

五、“中”的文化含义

中, 《说文解字》:“内也。从口。”本意是中心、当中、不偏不倚之中的含义。在五行里, 中对应的是土, 同时主黄色, “中央戊己土, 色黄。”古代华夏先民建国与黄河流域, 认为自己“居天下之中, 故称中国”, 古人认为中国为“中央之国”,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中心的传统观念, 这种“尚中观念”和对土地的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18]由于“中主土”, 而生长万物的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故人们对于“中”的崇敬心理是最为强烈的。由于古代中国建国于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土地又为黄色, 故中主黄色, 而黄色成为了尊贵的象征, 在古代, 只有皇室成员才能穿戴黄色的衣物, 民间百姓是不被允许的。

此外, 中还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古代代表着皇权, 一些朝代将自己的都城命名为“中都”, 在今天, 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机构也称为“中央”。另外, 中还代表着“中庸之道”, 由于中国古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提倡中庸、和谐的思想, 小到个人的为人处世, 达到国家的治理, 这种思想都具有极深的影响力, 它既有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积极方面, 又有保守落后, 阻碍进步的消极一面, 这种“中庸”思想也已深深地融入了民族性格之中。

六、小结

中国的方位文化, 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究其产生根源, 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一) 中华文明史一个历史悠久、极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方位是自然界里至关重要的基本属性, 因而方位观念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思维观念里,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行、无色、四象、等文化内容。因而, 发达的农耕文明是中国方位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 (二)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民族心理,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 人讲求与大自然融合起来, 如《周易》称:“人与天地合其德。”“东、西、南、北、中”本是自然方位, 但在“天人合一”的民族心理的作用下, 人们讲求把五方方位同自身的思维观念进行融合, 进而使得这些方位带有了浓厚的民族色彩, 故“天人合一”这种民族心理是中国方位文化产生的精神基础。对中国的方位文化进行更深入地探究,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摘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下, “东、西、南、北、中”不仅仅是表示空间方位的五个词那么简单, 他们承载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与礼仪尊卑、褒贬隐喻、情感悲喜相关的方位文化。这种方位文化对中华民族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方位词的文化内涵 篇3

东。

太阳每天从同一方向升起,又从另外同一方向落下,因此,不难想象,对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来说,四方中最先产生的方位概念应该是东和西,确定东、西的标准就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

在古人的意识里,东方和太阳是交织在一起的。

东方是太阳的诞生地,是给人们送来光明和温暖的地方,是给大地带来春天和生机的地方。每当东风吹来,大地解冻,草木发芽生长,饥寒交迫的先民们这才有食可采,有暖可享。因此,他们对东方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每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东向祭日或是祭拜东方。

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东后”“东君”“东皇”“东帝”,就是因为春从东来、春由东生。古代社会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典礼,这典礼要在东郊举行。《吕氏春秋·孟春纪》:“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

东方主生,属阳,所以东和男子就有了联系。“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汉乐府《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后以“东方骑”指女子的贵婿。

《世说新语·雅量》中说,郄鉴派门生求婿于王导,王导语郄信:“君住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曰:‘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焉。”因称女婿为“东床快婿”或“东床驸马”。此处“东床”之东是不必拘泥的,这是前人东阳西阴意识的自然流露。

东既主生,生为人们所向往,所以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佳,以西为劣。拿牛郎织女位置的演变来说,牛郎织女的神话发端于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牵牛星在银河东,织女星在银河西。然而神话中却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牵牛星在银河东,神话中的牛郎却搬到了银河西,织女星本在银河西,神话中的织女却住在银河东,这种安排就是“东”“西”二词的传统文化蕴涵的差异造成的。织女为天帝之女,尊贵,故居于东;牛郎是寒门少年,卑贱,故居于西。东边的太阳烂烂将起,西边的太阳沉沉欲坠,东象征繁荣兴旺,西代表日暮途穷。

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其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的,如“君臣、父子、师徒、上下、升降、党群、官兵”等。方位词的排列也遵循着这一规律。“东西南北”是相反方向两两相对而尊者在前,“东南西北”是先两尊后两卑。成语中“东”“西”对举时也都是先东后西,如“东倒西歪、东鳞西爪、东涂西抹、东张西望、东奔西走、声东击西”等。复合方位词有“东南”“东北”,而无“南东”“北东”,也反映了东为尊向的观念。

尊崇东方的心理使得人们在述说事物不确定或无须明确的方位时喜欢说成东。司马相如《美人赋》:“臣之东邻有一女子,玄发丰艳,峨眉皓齿。”《孔雀东南飞》:“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诗中“东家”“东邻”之“东”是虚指。

“东篱”“东轩”“东园”之类的说法古籍中也时有所见。陶渊明《饮酒》诗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欧阳修《渔家傲》“惟有东篱黄菊盛。”篱笆不一定都在东面,只是诗人们乐于说东而已。

北。

北方是幽暗之地。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山的南坡因日照时间长,草木茂盛,一片葱茏,而北坡则因日照时间短,冰冻期长,往往草木稀疏,甚至寸草不生,显得阴冷荒凉。就一棵树而言,朝南的枝叶长得繁茂,果实硕大且多,而朝北的一面则发育不良。

南主生,北主死,所以北方是死亡之所,是收敛收藏万物的地方。“南”“北”对举时美好的事物属南,不好的现象归北。陶渊明《咏贫士》“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苏轼《三月二十九》“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

两军打仗,输了的一方是“败北”;运动场上比赛,负方也是“败北”,这“败北”之“北”,并不等于东南西北方位的北。

“北”字古文字字形很像两个人背靠背之形,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这个“北”字即古之“背”字。“北”被假借为表示方位之“北方”义以后,就另造了“背”字。

方位词的文化考察 篇4

一、严格执法, 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违规违法经营

规范音像制品、互联网上网、歌舞娱乐场所等文化市场管理, 打击盗版、淫秽音像制品、网吧违规经营和非法营业性演出是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主要职能。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 县区一级的文化市场也得到了突飞猛进发展。但是, 由于基层的文化经营者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制约, 在文化活动难免是泥沙俱下, 良莠不齐, 时而出现违法违规现象, 影响了一个县区政治形象和文化形象, 影响了投资环境。因此, 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 进行专项整治, 规范了经营秩序, 净化文化市场, 是一个县区管理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网吧管理是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重点, 工作难度很大。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要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网吧管理的新路子, 建立严格的网吧入场登记、场地巡查、稽查人员包户和举报等制度, 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相结合, 严厉打击了网吧经营违规行为。针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超时经营集中在中午、夜间的情况, 要联合公安、工商部门开展“零点行动”、“午间行动”、“晚八点行动”、“六一特别行动”, 对重点路段的重点网吧进行了突击检查, 进一步净化网吧经营场所。

在狠抓网吧管理的同时, 加大了音像制品的管理力度。由于当前音像市场处于低迷状态, 大部分音像网点转入无证经营, 分散在市场、夜市、早市和农村集市, 因此, 我们文化市场管理人员要进行突击式、拉网式检查, 清除地下的非法音像制品经营窝点。由于个别地方保护思想严重, 致使非法经营十分猖獗, 有的经营户对检查不理解, 对稽查人员恶语相向, 持械恫吓, 有的甚至打恐吓电话, 这就要求我们执法人员要严格执法, 文明执法,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决不姑息纵容, 特别对涉嫌经营淫秽音像制品的业户, 要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二、明确责任, 认真学习, 强化提高管理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

从事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责任重大, 过硬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做好工作的保障。为了尽快提高管理队员的全员素质, 我们要采取“边整顿边学习, 边学习边治理”的办法, 找准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首先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重要条款, 一一做好笔记, 做到熟记在心, 保证在解答问题不含糊, 处理问题不走样。

为了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我们要立足本单位实际, 改革原来的管理机制, 实行合理利用人才资源、调整科室结构和以弱带强、以老带新的办法, 将执法人员重新组合, 全员竞争上岗, 通过群众评议和组织考察, 选拔了文化素质高、精力能力强的优秀人员任稽查人员。个别文化经营单位密集的县区, 在管理上最好实行划片负责制, 所辖区内出现问题责任自负, 严厉追究。在管理中, 稽查人员分配要合理, 职能范围、职责分工要明确, 这样就能加强执法队员的责任心, 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队伍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执法人员的网吧和音像管理水平, 定期、不定期地举办网络电脑知识培训班和音像制品鉴别、网络游戏管理培训班。通过学习, 解决了执法人员管理网吧不懂电脑、管理音像不懂真伪的问题。

三、打防并举, 加强协调, 营造广泛的社会化文化市场管理网络

文化娱乐场所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辐射面广, 影响度大, 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支持和配合。为了营造广泛的社会化文化市场管理网络, 我们要立足实际, 认真研究, 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辖区文化市场的管理模式, 为营造社会化文化市场管理网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要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寻找突破, 在宣传教育中深打基础, 在专项整治中大见成效。根据各类娱乐形式的特点, 制定每日巡查制度, 从源头进行防范, 及时准确地杜绝不法经营行为。每逢全区性的活动, 安排在繁华地带和街头设立宣传咨询点, 将文化市场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到大街小巷, 让群众了解、关心、参与到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中去, 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网吧及音像管理问题, 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和青少年的鉴别能力。

同时要以属地管理建立监管网络, 以社会监督防止管理漏洞, 以行业自律促进市场发展。为了规范文化市场, 管理力量一定要向基层延伸, 充分发挥基层文化站、派出所、工商所和社区的职能作用, 形成区、镇街道和社区三级管理网络, 确保监控严格, 不留死角。同时, 要聘请文化市场社会监督员, 设置举报电话、举报信箱, 让文化市场管理始终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有效杜绝执法面广、战线长、难以兼顾的漏洞。另外, 要积极开展“文明网吧”评选等系列活动, 优化互联网的服务环境, 树立良好的行业信誉, 打造网吧的诚信品牌。

摘要:文化市场社会监管机制是文化市场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 临沂市人民政府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领域的建设步伐, 泉城的文化产业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初步形成了图书出版、电影电视、娱乐、网络、音像、艺术品等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但是, 各县区文化市场也存在着文化执法部门职权不清、执法不严, 执法方式手段单一等问题。笔者, 针对目前县区文化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希望能对文化执法工作开创新局面, 完善文化市场长效监管机制, 尽一份绵薄之力。

方位词的文化考察 篇5

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举办的栏目推介会上,来自各方的领导、文体明星、畅游达人也各抒己见。南阳市的相关领导刘荣阁说:“特色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它是在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等常规旅游基础上的发展和深化。特色旅游有以下四大功能:一是产品功能,二是经济功能,三是引导功能,四是宣传功能。目前我国已进入大规模发展观光旅游产品的阶段,在旅游业实现加速发展的战略中,应充分重视特色旅游在旅游产业结构中的先导作用,使旅游业的形象更为丰满。”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苏衍贞建议说:“旅游行业已逐步向休闲游、度假游、养生游、养老游的方式转变,正在时兴的‘环褓旅游’是对环境破坏最小的一种旅游方式。”

CETVl改版升级推出首个大学生专属剧场

本报讯(记者刘颖)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l)“人文教育·点赞青春”特别节目在京录制。一频道五档自制栏目、一档自制栏目剧场悉数亮相。此外,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牵头成立的“中国艺术院校艺创联盟(即艺创联盟)”的首次成果发布也在现场举行。节目由荆慕瑶和央视名嘴董倩担纲主持,姜昆、徐沛东、蔡明、崔永元等人参加了节目录制。

自2015年CETVl进行全新改版,一口气推出《法治天下》、《国史演义》、《揭秘》、《博物馆之夜》、《请教请教》五档创新自制栏目,构建了人文历史、社会法制、教育服务三大节目带。在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中国教育电视台宣布五档栏目、三大节目带将实行“田忌赛马”的编播策略,进一步通过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来达到差异化竞争的目的。

其中,《法治天下》的播出时间调整至黄金档19:30,节目质量和题材选择将全面提升。《国史演义》调整到20:00,《请教请教》调整到19:30,《揭秘》调整至22:00,《博物馆之夜》调整至周六21:00。以传承和演绎中国人文历史的文化栏目,将随着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的重大改版,更好地在收视黄金时段触达观众,把晚黄时段从电视剧时间打造成以知识、文化、人文传播为主体的优秀原创栏目时间,在差异化竞争上打造出中国教育电视台自己的特色。

此外,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还将以“青春的舞台、青春的话题,你是什么,未来就是什么!”为定位推出全国首个定位于当代大学生的“专属剧场”——《点赞青春》栏目剧场。该剧场播出的第一部作品便是100集大型校园话题剧《青春朋友圈》,剧中的200个话题都是大学生推荐、提供,充分体现了“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来写”的剧场宗旨。并以青春话题剧的形式,幽默、活泼地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该剧将从4月18日起周一至周五每天21:25两集连播,在该时段与其他上星频道的电视剧形成差异化竞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春朋友圈》的主要演员全部来自“艺创联盟”高校,编导团队全部以年轻人为主体,题材也包括爱情、生活、创业、梦想等年轻人的关注重点,是一部完全由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剧作。

对忻州“挠羊”摔跤的文化学考察 篇6

关键词:体育文化;原生态民俗体育;挠羊摔跤;忻州

中图分类号:G8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2-0104-04

“挠羊”是流传于山西省忻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摔跤的地方俗称。之所以称作“挠羊”,是以其胜利后所得的奖品命名的,或者说是以羊为赌注的一种摔跤竞技形式,其特点是光背不着上衣,主要以抱抓腰腿为主,挠羊都是以一跤见胜负,除跤手两脚原本就站在地上外,身上其它部位只要一沾地就算输,不作循环赛,输者即淘汰,赢者继续与新手比赛。

1、“挠羊”一词的文化释义

“挠羊”可以说是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特定方言。‘挠”在《说文》中解释为:“挠,扰也。从手,尧声。”“挠”在晋北方言中有“扛、拿、举”的意思,“挠羊”就是扛羊,把羊扛走。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挠”代表的是一种力量与豪放。大家可以想象到在一场摔跤比赛结束,优胜者肩扛一整只活着的大肥羊,绕场一圈,那是多么粗犷豪迈的气势与场面,不仅代表获胜者的力量与技术,也体现着优胜者一种心态和气势。

此外,用羊作为摔跤比赛的奖品是在忻州民间一直沿袭下来的旧俗。据《忻州地方志》记载,宋元时,忻州水草丰盛,是牧羊的理想场所,当时的摔跤活动经常以羊作为摔跤输赢的赌注。起初,没有人专门组织,只是摔跤手们想摔就摔,想赌就赌,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以羊作为奖品而且有组织的一种比赛活动。当然有关听州摔跤最早的记载还是在北宋调露子的《角力记》中:“忻、代州民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有杀伤者。”因其发展甚烈,宋真宗曾下令“自今悉禁绝之。”“忻、代州”指的就是现在的忻州和代县,在文中有“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这恰好应证了今日于旷野之中,秋后丰收之时进行比赛的挠羊摔跤。当地农谚有“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摔跤放牲口”,由此可知挠羊赛是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进行。

挠羊摔跤是一种大力量、大智慧、大拼搏、大解放、大欢喜的活动。在跤场上跤手和观众,得到一种能量的释放和情感的渲泄。摔跤是一对一的肉搏。往往或以山为界或以河为界,分为两队,因此摔跤又体现出一种团队精神。摔跤是不带偏见的竞技,它体现着一种平等精神。挠羊摔跤虽场面激烈,但“点到为止”不故意造成对手的人身伤残,体现出一种“仁”的道德精神。人们在摔跤中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升华自己。

2、挠羊摔跤的文化特征

2.1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民俗节会庆典文化

风俗是在一定社会共体中,普遍公认、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简而言之,风俗是一定族群中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中国古代民族历来有一种宣泄情绪的活动,这种活动总是和民间的节日庆典相融合,便要举行一种仪式,举行仪式就要提供一个场所。这样的节日,都从娱神——自然神、祖先神,到自娱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自我生命力的赞美、歌颂,成为人们的狂欢。

农历七月十五日原平庙会、农历六月骡马大会、忻州五台山六月大会,其中,最著名的是五台山六月大会,亦称“六月庙会”。举办地址在五台县台怀镇,以大牲畜交易为主,为时1个月至40天。高潮时台怀地区会聚集十四五万人,热闹非凡。早在隋唐时期,五台山台怀地区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七月庙会。到清代,乾隆皇帝崇信佛法,曾六临五台山,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并规定举行一年一度的六月法会,历时1个月,称为奉旨道场。农历六月的五台山气候凉爽,山高坡宽,水草丰盛,是十分理想的天然牧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周边地区的农牧民便利用六月大会的极好机会,到五台山进行牲畜交流,以后逐渐形成了僧俗活动并重的集合日。近年,骡马大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有一万多头牛驴骡马上市河滩。忻州一带的城乡,但凡有庙会,必然要搞挠羊赛,挠羊赛的进行,无疑为庙会增光添彩,招来了四方的许多观众,当地有俗谚云“赶会不摔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摔跤,十村八村都来看热闹。”在忻州一带,一年中赶会次数很多,就忻州市附近方圆百十里内,一年内就有四五十次,这些庙会大都要进行挠羊赛的。除了在庙会时所进行的挠羊赛,在农闲时也组织专场的挠羊赛。

在秋收以后的农闲时间所进行的挠羊赛,大都是由较大的村镇和实力较强的摔跤手之间的角逐。当然,这种比赛需要约请外村人作裁判、当公证人。在赛事之前的好多天,主办村就将“挠羊赛”消息发布出去,跤场就选在宽广的打谷场或戏台前的场地,场上竖一杆大旗、两杆小旗,旗面上各写8个字:“英雄跌对,跌死无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改成“和平跤对,勿伤害人”,直至现在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两面小旗都是供跤手来拔,拔跤旗的人又必须是曾经扛过羊的“挠羊汉”。拔了跤旗的两人,便成为该场摔跤比赛中对抗双方的代表和主人。当然,他们还要通过主办村负责人或公证人共同协商,划分出甲队、乙队的预赛跤手。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原平庙会。挠羊赛在原平镇举行,是听州、定襄、原平3县的对抗摔跤比赛,这种3县跤手的角逐,比起村与村之间的对抗,水平要高得多,比赛要精彩得多。当地乡间风俗,挠羊赛大都在晚间进行,过去照明设备落后,只能点油灯照明,而且持灯的人要跟着摔跤的两位咬于满场跑。挠羊赛奖品,都由主办村镇出钱。自然这种开支是集体提供,或者是集资而来。挠羊赛中,最高潮的时刻是在一名“挠羊汉”连胜6位跤手之后,人们给胜利者披挂红花,把羊送到他身边,然后骑上高头大马,绕场几周,吃完一顿丰盛的酒席,人们就护送其出村回家。从此,胜利者的大名就会留芳后世。

2.2挠羊摔跤文化是多民族混居后的文化产物

忻州地区很早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融的杂居地。从东汉至清初,有大批的少数民族迁徙来内地同汉族人杂居,从而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导致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相互影响。民族大融合主要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4个时期由于兵荒马乱,各族百姓流离失所,促成了民族的融合,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对摔跤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忻州、定襄、原平3地形成了以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摔跤。以羊为奖看上去是一种表面形式,但其中却折射着一种文化内涵。挠羊摔跤,从一个“羊”字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象征,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符号,羊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所蓄养的最常见的牲畜,以羊为名,以羊为奖品符合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可以说“挠羊”一词本身就具有融合南北文化的典型词意,极其鲜明形象地表现出摔跤在忻州这样一种南北民族融合地区的特色。

两宋期间,中国南北分裂,民族混杂而居。宋朝与各个并立地方政权既有征战,也有持久的和平时期。

而这在无形中就为各民族大融合、大交流提供契机,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频繁进行交流与接触,这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南北宋时期民族的交流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先进的汉族文化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导力量,同化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习俗观念和粗犷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汉族文化的发展,宋时的相扑、角抵就是典型的例证。

根据我国学者金启宗先生的研究,辽代的角抵同宋的角抵本质上并不一样。依据1931年辽阳出土的辽代小孩角抵图陶罐及其他有关资料分析,宋的相扑以互相推搏对手出台,以快取胜。辽之角抵则“以倒地为负”,往往“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能”,下绊为典型招数,这些都说明宋、辽的角抵各不相同。宋的角抵即现流行于日本的相扑,而辽的角抵已基本出现了摔跤的雏形。相扑在辽、金地区也很普遍。《辽史·卷五十二·礼志五》有记载:辽制,册封皇后、皇帝诞辰或宴请外来使节时,都要“百戏、角抵、戏马、较戏以为乐。”辽兴宗耶律宗“以皇太子库里噶里生……帝命卫士与汉人角抵为乐。”甚至在《辽史·兴宗本纪》还记有辽太祖曾命令在处决罪犯前,让罪犯饮酒一日,“以人命至重,死为复生,赐宴一日,随其生平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抵,各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论刑。”金代称辽的角抵为“跋里速戏”或“角力”,同相扑一道曾广为流传,但金世宗大力提倡女真文化,宋的相扑受到排挤,而摔跤则得到大力推广。由于汉族地区民间“角抵社”聚集达数百人,具有反抗金人统治的危险,至章宗时,制定民习角抵、枪棒罪,淮水以北地区的相扑被禁止,而摔跤则不受限制。元代蒙古人更是喜爱摔跤,到元仁宗时,再度下达禁止相扑的诏谕,这样残存于南方的相扑也逐渐衰灭。而摔跤因蒙古贵族的提倡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改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式摔跤——搏克的雏形。再后摔跤传到清朝,清王朝统治者是女真族的后裔,在女真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摔跤赌羊”的民俗。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辽、金、元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大交流,而忻州恰好处于这种接触融合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民俗习惯中都带有一定的少数民族的印记。而摔跤比赛以羊为赌注,体现的就是北方民族的粗犷、古朴与豪放的民族特性,羊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太熟悉、太常见,而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太重要了,因此才在摔跤角力比赛中以羊为赌注。可以说“挠羊摔跤”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角力摔跤与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相融合后而产生的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新式摔跤名称。

2.3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充斥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充分享受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快感时,突然发现这些模式一致,标准一样的“泊来品”已经取代了旧有的传统的东西,变成规格相同差异较少的东西。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我们的传统民俗不见了,早已熟视无睹的传统文化被西方强势文化在不知觉中改良了,被置换掉了,于是新的一轮回归传统文化热开始了。人们在极力寻找本民族最本源的传统文化,反思自己最本源的传统文化,挖掘自己民族最本土化的传统习俗。原生态概念就产生于全球化越来越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今天。归纳起来,“原生态”概念的文化诉求主要包括:原生性的各种民族民间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记忆、更是文化基因,是需要保护的文化物质资源,最理想的保护方法是活态传承;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批判艺术表现上的同质化现象,强调民族声乐发展在演唱方法上的百花齐放;表达出对主流文化、时尚文化以及文化市场中传统因素或自我意识严重缺失状况的担忧。

长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词作家陈哲认为:“如果部族还延续原来的习性、习俗,以及这个民族劳作、歌舞、表达情感、婚丧嫁娶等等这些形式还存在,如果这个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就是原生态文化。”原生态文化是一种没有被现代外界文化改良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能够被本地区大多数人接受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种具有鲜活色彩的地方传统文化。那么由此看来忻州的挠羊摔跤应该说是忻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忻州挠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较少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大约从北宋开始就以一种民间“野场”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今天的比赛也依然遵照先辈留下的挠羊模式进行,无论其评判规则、参与人数、参与方式、比赛形式、比赛内容以及比赛程序都还遵照历史遗留下的模式进行。而且连观众的参与方式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有场地调整,一代代的挠羊汉。就是在今天商品大潮冲击下,头羊的奖品早已变换成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后,不变的依然是最后胜出的挠羊汉举羊绕场一周,大赛的名称依然是“挠羊赛”,优胜者依然被尊称为“挠羊汉”,优胜者受到的追捧也并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在日渐平庸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更为鲜明的是挠羊摔跤那种激烈的比赛形式和热闹的摔跤场面,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地方民族传统特色,在商业化大潮的冲洗下显得尤为耀眼,这就是忻州挠羊摔跤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忻州挠羊摔跤得以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2.4挠羊摔跤文化是一种活态体育人文遗产

孙家正在《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中明确提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这种“活”,本质上表现为它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创生并传承她的那个民族(社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创造中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集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而忻州挠羊摔跤作为当地的一种民族传统竞技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动态的文化体系,其精神价值取向刚健有为、崇力尚武,这一点在挠羊摔跤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其鲜明。忻州地区的挠羊摔跤表现的更为出色,挠羊摔跤在其传承过程中很明显吸收了蒙古和汉族摔跤的优点,融汇创新形成一种全新摔跤模式。

至于忻州挠羊摔跤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来分析,从这个极具地方特色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其强烈的地域性。从民俗性特征来分析,民俗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种社会生活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民众现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忻州挠羊摔跤从产生到现在一直在忻州地区广大老百姓当中传承,并且被历代群众所喜爱享用,已经成为忻州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竞技形式,不但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今天依然是当地老百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

镇江乡贤文化的历史考察 篇7

一、乡贤文化的历史起源

乡贤文化起源于乡贤祠的祭祀文化。 中国自古重视祭祀礼仪, 春秋战国时期就奉行“国行之事, 在祀与戎”[1]的治国之策, 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动在古代中国生生不息, 如祭祀河神、山神以求安居乐业, 祭祀雨神、社神以求五谷丰登, 祭祀文王、孔子以求家业昌盛等。 凡此种种祭祀活动, 虽然代代相承, 但也都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祭祀乡贤活动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希冀应运而生。

乡贤的祭祀活动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 “孔融为北海相, 以甄士然祀于社, 此祭祀乡贤之始”[2]。 这种祭祀活动原本是属于地方官员敬佩当地有高尚品格的人士而举行的祭祀活动, 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祭祀乡贤的文化活动。

因为祭祀社神是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方面, 而乡贤能够与社神同享祭祀, 必然要有严格的入祀条件。 “夫圣王之制, 祭祀也。 法施于民则祀之, 以死勤事则祀之, 以劳定国则祀之。 能御大菑则祀之, 能捍大患则祀之”[3]。 乡贤们要达到上述要求才有资格入祀于社, 故而乡贤必是“生于其地而由德业学行传于世者”[4]。 因此, 乡贤也必然是公推的有德行或者有声望的乡上名人。 然而能够入祀乡贤祠的乡贤毕竟只是少数, 于是“虽不能至, 而心向往之”的学习乡贤的活动便在人们之间传播开来, 乡贤文化应运而生。

二、镇江乡贤文化的内涵

镇江乡贤文化是根据镇江当地名流时贤的嘉言懿行或者德行贡献, 用以弘文励教、教化乡民的一种文化策略, 它的内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镇江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众多乡贤文化中的一支, 必然具有乡贤文化所固有内涵, 即以品德高尚、风节著闻、学识渊博、政绩卓著的乡贤为主要学习和宣传的材料, 对乡民进行情感与价值观的熏陶教化。 品德高尚的人受人尊崇, 德行便为后世垂范;风节著闻作为一种精神历来受到正直之人的向往与追求;学识渊博、文章显著的乡贤可以激励一代甚至几代学风, 也能影响一世甚至几世的世风;卓著政绩不仅仅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标杆, 同时也是士子学习的榜样典范。

其次, 镇江乡贤文化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 镇江的乡贤文化还必须是居乡期间德被乡民, 造福桑梓的乡贤身上所传承下来的文化。 镇江乡贤文化原本就是镇江地方上的精英分子为了学习往圣先贤而进行的文化学习活动, 后来逐渐演变成传播乡贤德行操守的一种文化。 因此,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贤, 才是乡贤文化的主体。

诚然, 镇江的乡贤文化主要来自于士大夫阶层, 毕竟有能力做到造福本地的都是致仕后的官员, 他们有经济来源。因此乡贤大多数是 “乡先生盖即士大夫之贤而归老而教于其乡者”[5]。 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寒门士子, 虽未能及第为官, 也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 是教化本地乡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镇江的乡贤文化不仅是望门显学之士德行于乡的文化, 更是嘉言懿行之人品行流传后世而形成的一种趋同文化。

三、镇江乡贤文化的主要特征

镇江乡贤文化是一种对镇江本地区乡贤的一种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的综合研究, 自然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 而镇江乡贤文化作为与镇江姓氏文化、镇江方志文化、镇江地域文化三大文化并列的一种文化形态, 必然与以上三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何将它们区别开来, 关键在于它有着其他上述三种文化不具备的四个显著特征。

一是地缘局限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发生在镇江这个特定的区域内, 往往是形成于基层的行政单位, 例如县乡等。 镇江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镇江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 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 因而具有镇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 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

二是文化继承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它是在对前人所处时代的名流时贤文献典籍的研究解读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然后再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 而不涉及其他。

三是价值观导向性, 所谓价值观导向性, 是指镇江乡贤文化对该地区人的思想、 信仰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乡贤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 乡贤是本乡本土精英, 看得见、记得住、印象深, 因而乡贤是特别具有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 最易得到乡人的爱戴, 同时乡贤也最能激发青少年一代见贤思齐、励志成才的心理。

四是与时俱进性, 镇江乡贤文化虽说是研究镇江历代名流时贤以达到“见贤思齐”、“恭敬桑梓”的教化效果, 但是它更重要的内涵是教人积极进取、直面现实, 为当今社会发展服务。 或许说“古贤”对于镇江来说只是一张地方文化名片, 但是“今贤”的意义就大不相同, 他们是镇江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四、镇江乡贤文化的发展历程

镇江的乡贤文化就宛似一幅历史悠久的画卷, 浓墨重彩, 芳香馥郁。 若是以当代的视角去剖析, 镇江的乡贤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群星璀璨的镇江古代乡贤文化

镇江由于地处南北要道, 乃兵家必争之地, 历来受到重视, 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将在此建为都城建立政权, 其北固山甘露寺遗址至今仍流传着刘备娶亲的故事, 北固山及其后峰也都还保存着神亭岭、东吴水防、鲁肃墓、太史慈墓等历史遗迹。

在此背景下, 爱国主义文化自然成为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主旋律。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6]古往今来, 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总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以天下事为己任, 有的甚至不惜以身殉国。 翻开镇江漫漫历史长卷, 这样的人有很多, 诸如抗金将领宗泽, 临终不忘大呼“过河”收复失地;陈东坚守忠义, 上书力阻宋高宗割地求和, 不惜慷慨赴死;陆秀夫兵败厓山无力回天, 负帝投海, 壮烈殉节;海龄抗英殉国难等[7]。

还有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而不惜己身的历代乡贤们, 无一不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怀。 尽管这些人都泯于历史长河, 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儿女爱国忧国, 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却都无一例外地流汇进镇江人民的血液里, 体现在镇江乡贤文化的脉络中。

名士文化是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重要核心, 金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等地钟天地之秀与一身, 风光秀美, 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来寻幽探胜, 寄情抒怀, 耕耘风雅, 播种斯文。李白、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才士名贤都曾在镇江留下诗篇, 其中李白的“丹阳北固是吴关, 画出楼台云水间”, 杜牧的“青苔寺里无马迹, 绿水桥边多酒楼”, 范仲淹的“山分江色破, 潮带海声来”, 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都是对镇江的诗画般描摹, 而辛弃疾的“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流风遗韵, 至今袅袅不绝。 诚然, 这些名流时贤算不上镇江的乡贤, 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熏陶下, 一大批镇江本土的名士开始崛起。

书法文化同样是点缀镇江古代乡贤文化不可或缺的点睛之作, 焦山的“瘞鹤铭”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作, 或许存在争议, 但是附近的焦山碑林却是不可置疑地向世人展示镇江雄奇壮丽的古代乡贤文化。 南山附近黄鹤山脚下的米芾墓, 以及今年刚刚竣工的米芾广场都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书法大师米芾而修建的, 看见镇江人对书法文化的重视。 这些时而飘逸凌云、时而磅礴恢弘、时而又瑰丽隽秀的笔法, 一笔一画地勾勒出镇江古代书法艺术的高深造诣, 同时也在叙述着镇江古代乡贤们笔尖流露出的文化思想。

谈到古代文化, 典籍文化是必由之路, 镇江的古代乡贤们也留下了不少可供后世传阅的旷世之作。 东晋时, 战火频仍, 中原鸿儒显宦们纷纷举家南下, 其中移居京口者众多, 他们中有的人完成大业, 如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 即辛弃疾笔下的“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的“寄奴”。但是大多还是以安身立命为主, 不乏著书立说者, 比较著名的有:撰有《世说新语》的刘义庆, 著有《晋书》的臧荣绪, 选编《玉台新咏》、诗文与庾信齐名的徐陵, 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编纂者萧统, 著有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刘勰, 著有《铁云藏龟》和《老残游记》的刘鹗等。

除此之外, 镇江古代的科技文化在乡贤文化里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如发现圆周率的祖冲之, 著有被誉为“ 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 《 梦溪笔谈 》 的科学家沈括, 制造世界上最早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的科学家苏颂, 被誉为医药鼻祖的葛玄, 晋朝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和医学家葛洪, 南朝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陶弘景等, 这些都成为镇江古代乡贤文化的给养, 为镇江乡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近代乡贤文化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 同时也是一部不断抗争与奋斗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发展形成的镇江近代乡贤文化, 也必然会烙上历史的印记。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推翻封建剥削, 追求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成为这一时期镇江乡贤文化的主流。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镇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乡贤, 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今仍在镇江人中间流传。 其中有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上将军的以身许国的赵声 (赵伯先, 现如今镇江长江路的伯先公园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将领而修建的) , 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马贡芳等, 还有马相伯反帝救国、陈怀民撞机殉国的事迹同样也广为传颂。

与此同时, 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 另一批镇江乡贤们也在用他们的智慧书写着无声的传奇。 桥梁专家茅以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华生电扇发明者杨济川、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等用他们的不懈努力展示着镇江近代乡贤的求取创新精神, 近代企业家陆小波带领镇江人民兴办工业、出资捐建学校、支持家乡建设, 展现了镇江近代乡贤实业救国、惠泽桑梓的奉献精神。 还有活跃在各行各业默默奉献的人, 如世界语运动开创者之一的符恼武, 商界精英陆小波, 金融家陈光甫, 教育家戴伯韬, 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史明君, 化学家戴安邦, 数学家华罗庚等。 这些杰出的乡贤代表, 用他们的行动在诠释着镇江近代乡贤文化的内涵。

(三) 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当代乡贤文化

当今社会是一个追求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社会, 镇江的乡贤文化随着时代潮流的改变, 也做出了局部的调整。 现如今的镇江乡贤文化虽然仍旧强调国家、集体利益, 但是不同的是不在仅仅局限于这些, 而是更注重自身, 追求自身的超越, 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了促进社会整体价值的实现。

在如今的镇江乡贤身上, 看到的不是国家大义那样高不可攀的民族精神, 也不是附庸风雅、 遗世独立的旷世洒脱, 看到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所做出的不平凡的业绩, 看到的是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如以主持《非常周末》而成名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陈怡同志, 镇江电视台《直播镇江》之《金山播报》栏目制片人凌斌逸同志, 丹徒区上党镇墅山村委会副主任、里墅茶场场长马青松同志, 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和平路派出所巡逻处警队民警付金林同志, 扬中市康华电器厂厂长冷祥生同志, 江苏省镇江中学教务处主任陶圣建同志等。

这些人都是镇江现代乡贤的代表, 他们不是有多么让他人歌颂的故事, 也不是有多么让人敬仰的品行, 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 但是他们的奋斗精神却让人们看到了作为“新乡贤”的闪光点, 他们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在镇江形成并充实着镇江现代乡贤文化。

如果说, 镇江古代的乡贤文化和近代的乡贤文化是以圆国家之“梦”来圆自己之“梦”的话, 那么当代的镇江乡贤文化就是通过圆自己之“梦”推动国家之“梦”的实现。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讲话中指出:“文明, 特别是思想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 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8]而镇江乡贤文化, 可以说是镇江人渗入血液的灵魂, 因此深入发掘镇江乡贤文化的主体精神, 实现新时期镇江乡贤文化的创新发展, 是时代赋予我们镇江人的历史任务。

镇江乡贤文化精神的发展之路, 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路的一个缩影。 通过考察镇江的乡贤文化, 寻找到镇江文化的根, 让镇江人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更强的自我认同性、价值主体性和文化先导性。 这样通过对本地区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激发出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自强自力, 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使镇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坚守者, 成为革故鼎新创造文化的先行者、领路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摘要:本文考察镇江乡贤文化发展历程, 发掘整理乡贤文化中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合理内涵, 以此为基础, 复兴镇江乡贤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镇江,乡贤文化,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春秋]左丘明, 著.赵英明, 注译[M].湖北:湖北辞书出版, 2012.

[2][清]梁章钜.谓录·故绅[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出版, 1987.

[3]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7.

[4][明]俞汝楫.部志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5][明]宋苹.阪类稿[M].清康熙年间本.

[6][苏联]列宁.宁全集第35卷,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7]范然.名人, 镇江文化丛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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