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论文

2024-07-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国企改革的论文(精选8篇)

国企改革的论文 篇1

一、循

国企因循国家体制,循政治体制,循人事制度,循薪酬制度,循稳稳之道。求:国企名副其实,个人位子得保,权力能予运用,效益日趋下滑,亲属佑护得当,天下太平大吉。循此道,必自取灭亡。

循国企之制度,用国家之资源,谋社会之福,群众之便利,国进之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循环往复,国富民强。反之,穷则思变,循政治之道,左右逢源,在其位,谋其政,高瞻远瞩,大公无私,谓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当权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暑”。

循人事之制度,应观其言、察其行,言行考察。有:聘其位,不予利之碌碌无为者;

谋其位,窃企利之魍魅小人者;

居其位,谋拆借之虚度光阴者。

循薪酬之制度,市场经济千变万化,飞速发展,观念翻新,而薪酬制度几十年守成不变,论资排辈,同岗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何进取,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是企业创新发展最大的瓶颈。

循稳稳之道,乞嗟来之食,充碌碌之饥,抱残守缺,前畏狼,后惧虎,倦而居之。只求一隅而偏安,苦苦守成终不成。

二、序

学习国家政策,了解市场规律,前瞻市场动态,洞悉市场商机,果敢投资经营,创新管理机制,有序有方略,循序方可就,顺势者天道昭昭。

企之机,序谓理,理清、理明、理出天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解”。梳理得网络脉络之盘根错节晓悉,纳万象百态与心中,一举一动一得一失俱明。序则有形,意为得。

序人事,人与人与人为众,一口彐为事,人事可理解为:众人一人一口事或成或败,人事是至关之重要。人事序,颇费心;

阅人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企之阅人,商机遁失,无多时日,智者用人,一面洞察。

序薪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薪为劳者所酬,劳之多酬之丰,人皆谓劳之,反则不明,生闲怨,波及远,累及深。

三、渐

渐思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之思想转变,循序渐进。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宣传教育,再宣传教育。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而再,再而三,随势者转,隋势者呆。

渐制度,制谓人之桎梏,久而久之,思不知其变,已受其制;

导其思,引其道,渐变其制,渐变渐引渐导渐进。度,审时度势,受命度情,观其行度其人,渐知渐明渐行渐胜。

渐薪酬,国家在发展,经济在进步,消费在提高,薪酬之变应渐行,定级调整、物价调整、工龄调整、奖励调整、效益调整、考核调整。

渐稳稳,人进我退,人退我进,人驻我扰,人疲我打,工心为上,攻城为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事。说之、频之,掠其心夺其志,昭彰日月,其垒必自破。

四、进

进心、进思、进谋、进福、进利。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

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进心是第一要义,心若无,则皆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贻,进思是第一阶梯,若无思,则皆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进谋是第一取向,若无谋,则无取。不昧已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若无福,则无久。利国、利民、利人、利已,若无利,则无成。

观企真相,如剥茧抽丝,一直到底;

治企之疴,似奄息病人,补宜温和;

惩企之蛙,借势以利导,温水烹之;

国企改革的论文 篇2

一、公布了首批四组试点企业

2014年7月15日,也就是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8个月后,国资委宣布首批四项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其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进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在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中选择2到3家开展派驻纪检组试点。但至今为止,这四组试点企业的试点进展如何,并未公开披露。

二、多省出台了地方性国企改革方案

自2013年12月底上海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二十条意见以来,山东、江苏、浙江、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广东、河南、辽宁、广西、宁夏、黑龙江、河北、吉林、内蒙古、甘肃、福建等25个省(区市)明确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其下属地级市国资委也相继确定了更为细化和具体的改革任务目标。部分省份意见虽未正式出台,但一些改革举措已在进行之中。南京、长沙等省会城市也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意见。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分类监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公司制治理结构、设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方向,绝大部分省市都对国资改革设立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目标。

例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甘肃提出到2020年国有经济中混合所有制比重达到60%左右,江西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占国资的70%。在国有资本范围方面,北京国资国企改革意见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上海、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

三、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方案出台

2014年国资委深改组调研后认为“国企领导人的选聘、任用、考核、退出机制”是国企改革最核心问题,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点领域。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文件。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对象是中央和国资委管理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央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将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员工薪酬由企业依法自主决定,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职工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凝结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的认识、思考和理论论述,是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国企改革的总指挥棒。《意见》规定了国企改革的指导思想、实现路径,预设了国企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指明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意见》的出台对国企改革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但遗憾的是相关配套方案并没有及时出台,这让一些观察者较为失望,股票市场也受此影响向下波动。

五、成立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2015年10月底国务院组建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为主任,国务委员王勇为副主任的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组部、国资委、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等,办公室设在国资委。小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的工作部署,加强对国企改革的组织领导和指导把关,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跟踪督促国企改革进展情况,及时提醒国企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金融国企、文化国企等都不在国资委监管范围内,国资委无法统筹国企改革,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解决了国资委统筹乏力的尴尬局面。

六、《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的发布

2015年12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两类企业在改革、发展、监管和考核等方面都将会有不同的政策。其中,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和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步伐,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

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是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国企施策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对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具有重要作用。

七、2016年以来国企改革的进展

2016年以来,国企改革扩大了试点范围,试点从原来的“四项改革”拓展到“十项改革”。除此之外并无突破性的进展公布。但实际上今年国企改革也取得了也一批阶段性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并不具有突破性,但也可看作是缓慢进展。日前国资委在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2016年国企改革的进展情况。

(一)改革的组织领导体系和文件体系基本建立

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总体部署,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指导下,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全部中央企业都成立了改革领导机构,领导挂帅、部门协调、上下贯通、齐抓共推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重要配套文件的制定出台工作,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了14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还有8个正在履行相关程序,“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共制定出台国企国资改革文件394件。

(二)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1.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中粮集团、国投公司试点工作继续深化,陆续将21项权利归位于或授予企业,在此基础上,选择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选择神华集团、宝钢、武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等7家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

2.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

在中国节能、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新兴际华集团等4家的试点进一步深化。

3.中央企业兼并重组试点

选择中国建材和中材集团、中远集团和中国海运、中电投集团和国家核电等3对重组企业开展了试点。

4.中央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试点

选择中粮集团、中国建筑等2家企业开展了试点。

5.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

选择部分地方省市开展了试点。

根据国资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各地共启动国企国资改革试点147项,已有50项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国企分类取得一定进展

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通报,国资委提出了中央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方案,但这一方案尚未公布。各地国资委普遍开展了企业功能界定工作,目前已有17个省、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明确了监管企业的分类标准,许多已落实到企业。广东、重庆、上海等地在改革、考核、分配、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管理的探索。

(四)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进展

股份制改革方面,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80%,中央企业改制面超过90%,股权多元化比例达67.7%。至于这一数据,并没有说明存量是多少,增量是多少。因此,不好评估有无进展。规范董事会建设步伐加快,目前建设规范董事会中央企业数量达87家。开展了宝钢、中国节能、中国建材、国药集团、新兴际华集团等5家企业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试点工作,采取市场化方式选聘了1名总经理和13名副总经理。南方电网、国投、中国通号等中央企业选聘了二级公司总经理。广东对试点企业经理班子成员全部实行市场化选聘,人事档案转交人才市场管理;四川在24户监管企业中推行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现有经理层成员全部转为职业经理人身份。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精简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工作根据企业实际差异化推进,国投总部的职能部门由14个减少到9个,总部人员减少三分之一;山东兖矿通过瘦身健体,总部机构由48个减少至10个,管理人员由867人减少至100人,累计减少各类用工2.1万人,年节约人工成本18亿元。中国建材、国药集团等中央企业初步建立起“周期管总额+年度定水平”的工资总额管理体系。江西将子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权下放给集团公司,山东将工资总额管理权下放给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集团层面重组步伐不断加快,5组10家中央企业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还有几组重组工作正在酝酿之中,中央企业户数年内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内。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5月底,中央企业粗钢产量、玻璃产量、电解铝产量分别同比下降5.9%、17%和24.1%,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17.4和22.4个百分点。组建中央企业煤炭资产平台公司,深入推进煤炭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理低效无效资产深入推进,指导中央企业通过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处置低效无效资产、盘活存量,获得转让收入321.68亿元。压减企业管理层级系统推动,对中央企业所属法人单位和管理层级进行了全面摸底清查,明确了5家企业作为压减工作的重点企业,对面上企业也提出了明确目标要求。国家电网目前已经取消所有区域公司管理层级,将电网主业的法人层级减少到国家电网公司和省公司两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驻黑龙江中央企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试点工作基本完成,河南等九省市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全面开展分离移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六)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各级国资委牢牢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制度,推动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职能转变机构调整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对国资监管职能和工作事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制订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起草了推进职能转变和内部机构调整方案,深入开展国资监管文件清理,今年共废止政策性文件106件。目前,各省级国资委取消、下放审批事项462项,宣布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597件,19家省级国资委初步建立了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国有资产监督在改进中不断加强。中央企业外派监事会着力推动转型调整,做深做实做细当期和事中监督,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委派总会计师试点,目前已向10家企业委派了总会计师。稳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上海将金融类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江西实现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统计评价和领导人员管理“三统一”;内蒙古、辽宁、湖南、广西、云南等地采取多种形式推进统一监管工作。目前,全国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占比超过90%的省份达到16个,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七)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得到新的加强

党组织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积极推进把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企业章程,推动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探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认真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制度建设、监督质量和成果运用,震慑作用明显增强。今年将完成对国资委管理主要负责人的中央企业巡视全覆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推进,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总体来看,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国企改革仍有不少工作要做。目前为止,除了央企负责人的薪酬改革方案,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大多停留在探索、准备和试点阶段;到目前为止,没有系统的、可操作性的执行方案出台,没有试点中总结出的经验,没有较大规模的改革行动;到目前为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组、员工持股等“深水区”方面仍处于积极推进阶段,尚无进展和成果。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3

回顾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改革的成败关乎国民经济的走向和命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走访经济学界专家及国企内部人士,梳理发现学界和业界普遍将此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3年):初步试水“扩权让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养琰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的国企诞生,实行高度的国有化、计划化,有助于迅速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也有助于构建国民经济体系,加速工业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原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其高度垄断、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弊端日益凸显,最终走向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困境。

这一阶段改革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着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委托经营关系。首先体现在1979年政府让渡生产自主权、原料采购权等14项经营权给企业。

更为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87到1992年,由于触及企业产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应运而生。宋养琰分析:一种思路主张将国企改革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改革。相对应地,期间国企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同时存在动辄国企所有权改革的大胆主张,于是有了股份制改革与之对应。

尽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但由于股份制发育不足,并未触及所有权改革,所有者虚置的根本弊端并未消除,加之承包制所固有的承包基数确定随意、承包者行为短期化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国企改革一度陷入摇摆、徘徊、迷茫之中。

第二阶段(1993至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

国企改革开始致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出资关系,应当以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届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结构改革,将国企打造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此后,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明确了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调整目标,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动企业调整重组。以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特别是1998到2000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企改革历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张林山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国企实施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措施,为企业减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过几年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明显加强,总量增加,质量提高,且管理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发展。更现实的是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退出了市场。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

长远来看,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1997年以来,各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借贷放宽支持,促其发展。

至此,国有企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然而由于大量中小国企兼并重组、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分流,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第三阶段(2003至201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依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挂牌成立,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分别代表其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以“建立出资人制度”为重点,着力于调整落实政府层面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许保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资委成立后,不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进入由出资人主导的新阶段。

在分批核定大部分国企主业的基础上,依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通过联合重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系列举措,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重点行业集中,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业内普遍将其看做是,国企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开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得以加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落实,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运行质量显著提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国企改革史中,各层面作了大量探索、实践、设计、调整,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轨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将其概括为“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他分析概括了这一范式的特点:

第一,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但不断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

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地对内部人依赖和由内部人主导;

第三,产权改革渐进地和摇摆不定地推进,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且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推进;

第四,很多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的、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国有制不触碰,子孙公司等下级法人实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产权改革;

关于国企改革的一些看法 篇4

084112班巩建刚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关键时刻。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改革不容拖延”的名义,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理由,以改革垄断行业为突破口,喊出了“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口号。他们的核心理论是:从世界范围看,公有制从来就搞不好经济,他们举出了苏联、古巴、朝鲜等例子;他们认为经济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好,举出了美国、韩国、日本等例子。似乎凿凿有据、无懈可击。试问:国有资产,是谁的资产?是谁创造所得?很明显,这部分财富为全民所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而现实却是,在全民没有参与和同意的前提下,一部分人主张国家应将国有财富私有化。这是对全民尤其那些生活在下层、底层的贫苦民众的最大不公,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欺骗和掠夺!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丧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丧失了,社会主义政权如何保全(前苏联的解体不是例子吗?)?

邓小平同志曾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并不因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有所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性与伟大性,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予以证实。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道路,那就一切免谈。

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我们做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通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力争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微观实体。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底线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任何关于“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的观点以及变相的做法,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适应现实生产力水平,为了最充分地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给非公有制经济让出一部分盈利空间,鼓励其发展,这个“让出”的比例多少才合适,这个底线在哪里,我们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来进行动态的调整,但是绝对不是无底线的。

事实上,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法等,政府在许多自然垄断行业、资源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广泛存在,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在其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可有些人故意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想干什么?他们居心叵测!我们的国企改革方向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所有关于“国有企业只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经济要求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观点,都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存在的目的。况且,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的很好,而且其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企私有化。很明显,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接受西方

人设计的改革方案,提出“国企私有化”,听从他们的建议。谁愿意给自己培养敌手?佐利克们疯了吗?到底是谁有病?你们想再一次看到前苏联的悲剧吗?再说,西方的私有化真的那么美好吗?美国可算是世界上私有化最彻底的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了什么?一个早已经被证明失败了的方法你指望它给中国带来什么?

且不说国企转制是否真能提高资本效率,但若私有改制,眼前将很快会出现大批的灰色人群,他们将失去那赖以生计的饭碗!从而意味着社会不安的增加,国家财政亦将不堪重负!

当然,我们不否认当前国企存在的问题、弊端。但这不能作为私有化的借口,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绝不是私有化。

应清楚的看到:国企改革的核心是管理问题、制度问题,而不是产权(所有制)问题。而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企业负责人的任免与激励问题。企业负责人任免体制应该改革,国家应统一管理,不能由行业和地方住部门一手操办,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监督监管体制,严防腐败。同时,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异。

应明白:国企改革要在提高生产力与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寻找平衡点,不能光看经济效率,也要注意一下社会稳定问题.西方建有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有吗?即就是现在加快完善、健全,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盲目按西方的模式把国企私有化,把工人赶上街头,社会混乱了;这样生产力提得再高,都无意义!

国企改革的论文 篇5

工商管理 >> 企业研究 >> 论文正文→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未知发布时间:2007-3-17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摘要] ,资人缺位,应当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口,采取聘任制的办法,[关键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前一阶,可以找出不足之处,把改革更好地推向前,以及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国企改革至今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

前一阶段,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确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强调要明晰产权,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实施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多

大改观,反而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社会各界对此议论颇多,有的人甚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质疑。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这是必要的。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做法确实不够科学,有些相关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需要改进。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最初的承包制、简政放权、实行厂长负责制,减员增效,成立企业工委,年薪制,再到现阶段的成立国资委,引进独立董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招数不可谓不多。虽,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有企业还是发展最慢、效益最低的。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975亿元,增长47.3%,集体企业实现利润551亿元,增长7420亿元,增长28.7%;国有及国644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7.4%。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有企业赢利主要靠的是中央直属的资源性、垄断性企业,面上企业则亏损严重。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

为何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未能抓住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任何一个企业,能否搞好,关键在于企业领导人。这既有一个如何才能挑选到合格的企业领导人的问题,又有一个如何激励和约束企业领导人,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为所有者所用,而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侵害所有者权益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是现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无法解决的。因此,好国有企业,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我们认为,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改变对国,采取聘任制的办法,[1] [2] 下一页

突破口 干部 人事 改革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试析我国税制进一步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浅谈政府会计改革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定位和推进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与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中国乡镇改革的历史阶段划分与现实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权力、权限和责任本篇论文关键词

国企改革 突破口

人事 改革

国企改革的论文 篇6

近十年来,重庆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取得了超常规进展:资产总额由2003年的1 72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翻了3番多;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资产负债率从2003年的 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降到目前60%左右,下降近40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约400亿元;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全国首创“第三财政”。与此同时,重庆创造性地发挥出国有企业的新功能、新作用,在民生建设及缩差共富中日益彰显出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走出了一条国民共进之路。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相信能够给读者以启发和信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重庆市的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闯出了一条独具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根据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2011年11月21日向中央媒体采访团介绍的情况,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庆特色

由于重庆市委高度信任和市政府充分授权,重庆成为全国贯彻党的“十六大”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精神最彻底、最富成效的省市。一是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二是实行工商产业、地方金融等经营性资产“一体化”管理;三是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兼任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集此三大体制于一身,全国唯有重庆。这种体制,一是解决了过去多头管理、权责义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等体制问题;二是促进了优秀企业家成长,增强了企业负责人的忠诚度和责任心;三是优化了企业间资源合理配置的环境,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抱团发展能力。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创造了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庆速度。一是资产总额翻了3番多。由2003年市国资委成立时的约1 700亿元,增至目前的1.46万亿元。全国排位由第19位升至第4位。二是资产负债率下降近40个百分点。2003年,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97%,加上潜亏,负债率约104%。目前,除地方金融企业外,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0%左右的公认合理范围。三是利润总额翻了6番多。由2002年的5.7亿元,增至今年末的约400亿元(预计数,其中,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各约200亿元)。四是市国资委直管集团连续3年实现全部赢利。普通职工年均收入由1.7万元增至4.5万元。对职工实现“零拖欠”,在册职工实现“零上访”。五是由“包袱”变“骨干”。2005年,市国资委直管企业在全国率先与财政“断奶”,甩掉多年的财政补贴帽子,并在全国首创“第三财政”,年均贡献超1 000亿元,其中,税金约200亿元;上交收益约200亿元,上缴比例全国最高;政府性投入约800亿元。

目前,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集团39户,其中,资产百亿集团15户、500亿级集团6户、千亿集团3户。分“八大投”、地方金融、工商产业三大板块,按4:3:3比例布局。其中,“八大投”已成为全国独创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地方金融企业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同行业第一;工商产业集团一半已进入中国500强。

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庆路径

路径一:新创建“八大投”,成为“五个重庆”建设的骨干。一是将国债、规费、土地、存量、税收等五个方面零散、静态资产集中注入,变为“八大投”的资本金。“五注入”体现了资源集约配置的思想。二是借助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四两拨千斤”,放大国有资本。“五融资”体现了市场化运作的理念。三是实行债务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产出平衡“三平衡”管理,坚持不互保、财政不担保、专项资金不挪用等“三不”原则。“三平衡”、“三不”原则,遵循了办企业的规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八大投”承担了重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路桥、供排水、农村水利、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和大剧院、文化宫等公益项目建设,成就了“重庆主城一月换张地图”的“神话”。截至今年10月,资产总额5 898亿元,年均投资额约800亿元。

路径二:新接收、新组建地方金融企业,成为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坚。截至今年10月,重庆市国资委直管金融资产总额5 551亿元,所有者权益611亿元。这些金融资产来源于两个渠道。

一由接盘原民营控股、濒临倒闭的五户地方金融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资本重组”、“班子重组”三大重组改造壮大而来。“债务重组”即运用市场化手段剥离债务,降低不良资产率。“资本重组”即通过国企入股恢复国有控股地位,同时带动民间资本进入,进而优化股东结构,增强资本实力。“班子重组”即重组中选派得力干部进入企业经营管理层,完善、优化治理结构。目前,这五户金融企业中,农商行、西南证券已成功上市,农商行规模位居国内同类银行第一,西南证券、重庆银行、重庆信托位列西部同行第一,三峡银行成为扎根和服务库区的重要金融机构。

例如重庆银行重组。2003年,重庆银行背负了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的非信贷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为-27.1%,已被银监会亮了红牌。时任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作出重要指示:“在重庆未来的发展中,金融要先行。如果重庆银行这种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没发展好,甚至倒闭了,则无论如何都是一大败招。与其办丧事花买棺材的钱,不如重组治病,花买药的钱。”2004年初,重庆银行启动了被称作“龙虾三吃”的整体重组方案。一吃龙虾:增资扩股,扩充资本金。将重庆银行的资本金从3亿元一举扩充到15亿元。二吃龙虾:资产重组,通过债务搬家、股东缩股、市场化运作等三轮不良资产剥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重庆银行的不良资产减少了26.5亿元。三吃龙虾:引入战略投资者。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共同参股的股权结构。重组后的重庆银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变为资产质量优良、赢利能力良好的商业银行,各项经营指标在全国城商行中名列前茅,现已跻身全国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第四位。

二由根据重庆建设金融中心需要新组建而来。包括重庆联交所、土交所、农畜所、股份转让中心、药交所、航交所,以及13家总部在重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如: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民营资本不愿涉足的担保领域,重庆国资挺身而出,先后组建了三峡担保集团、进出口担保公司等担保公司,目前已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近300多亿元。

路径三:改造传统工商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通过打“组合拳”,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发展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一是改善负债结构,恢复融资功能。通过渝富公司的整体打包处置工商银行不良债务,使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10多个百分点;通过工业划拨地转出让地,近100亿出让金转增资本金,再降负债率约10个百分点;通过成功处置国企历史积案8 000多件,又降约10个百分点;这三项举措使工商企业负债率下降到60%左右的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

二是大规模推动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共实施了57次集团层面、655次集团下属企业间的重组整合,解决了过去资产布局散、集团组织链条长、主业不突出、出血点多等重大问题,实现了资本向优势行业、资源向优秀企业、政策、资金等向优秀产品集中的“三集中”。

三是改造提升产业、工艺、技术档次和水平。目前,市国资委直管工商集团已有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8个,国家级资质245个,国际领先技术43项,国内领先技术166项。有23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52个位列国内前三。有20个单项实力国际领先、56个国内领先、74个西部领先。例如:通过“环保搬迁+收购资源”等措施,使重钢这个产量长期徘徊在300万吨左右、面临淘汰的中国最老的钢铁集团,重焕生机。其2008年开始实现环保搬迁时,首先面对的是资金问题。通过渝富周转的模式,利用重钢老区、新区的土地级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如今,一期650万吨全流程钢生产线已全面投产,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等全部实现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其次是资源问题。2009年,重钢集团以2.8亿澳元收购亚洲钢铁公司60%的股权,获得澳大利亚伊斯坦鑫山磁铁矿的开采权。该矿可开采储量2.1亿吨,初探储量14.71亿吨,选矿后的铁精矿品位68%。预计投资30亿美元,分三期建设,一期于今年11月下旬正式动工,2013年底投产,最终形成年产3 000万吨铁精矿的规模。此收购,一举突破制约重钢集团百年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年增矿石利润逼近百亿元。

路径四:“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抓住国家外汇储备过剩、人民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资本资产缩水等战略机遇,成功实施了一大批海外并购项目,形成了具有重庆特色的海外并购模式。核心内容包括:

一是重点投资“五领域”,以改变内陆进出口格局为目的走出去。即以南美、非洲、东南亚、澳洲等资源富集区为重点,投资收购铁、铜、锰、铝及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国内市场急需的地下资源。以美洲、澳洲为重点,到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表资源富集区,建立农业园区,建设粮食、食用油等基础性商品生产基地。以减轻国内能源消耗压力等为重点,鼓励境外资源加工类投资,支持企业在境外对资源产品深加工。以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鼓励收购拥有先进装备或技术的海外项目,收购境外优质品牌加工类企业股权,将加工基地转移至重庆。

二是推动“走出去”与“走回来”相结合。正在实施“一石三鸟”模式,即通过投资海外实施并购或独资设企业,实现“走出去”;依托海外主体,通过海外市场融资后投回重庆,完成“引进来”;通过投资重庆收到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多重效果。

三是坚持“三必须”防范风险。即重点项目,必须由市国资委主导,统筹调度和配置各种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形成“抱团”态势。项目论证,必须有全面客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风险评估报告。推进项目,必须有一组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参与,包括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团队等。

如:重庆粮食集团,投资32亿美元建境外优质粮油基地,建设“基地建设+生产资料经营+加工贸易+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对抢抓国际油料供应战略源头、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拓展和完善食用油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已有4船约26万吨优质大豆运抵回国,还有两船即将启程。到“十二五”末,预计可达1 0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65亿元、毛利42亿元。

重庆机电集团,以2 000万英磅收购英国PTG集团旗下6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获得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重庆机床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缩短15~20年。依托此收购,机电集团已在英国组建了技术研发和转移平台,正在移植重庆市“退城进园”的操作思路,推进这6家子公司在英国的搬迁和改造提升工作,新的研发成果将在我国国内企业无障碍使用。

中国四联集团,以2 000万美元收购美国霍尼韦尔加拿大蓝宝石工厂,为重庆市抢占世界LED产业链高端赢得了先机,此项目已在重庆开花结果。同时,四联集团几乎以零成本收购法国汤姆逊半导体实验室研发团队,使中国在解码核、解码算法等多项技术上一步实现国际领先。以此收购,四联集团国内首款高清芯片已经完成系统级测试验证,形成产能;为面向中国直播卫星市场的解码芯片提供市场;使面向物联网应用的低成本高清视频图像传感器、新一代视频编码算法可望成为国际标准。

重庆轻纺集团,以承接8 211万欧元债务,支付6 414万欧元对价,成功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一举获得6项世界先进技术、81项国际专利,年增销售收入30亿元。该公司是大众、奔驰、宝马、福特等汽车制造商的配套商。此项收购,创迄今中国对德国的最大产业收购纪录,签约仪式被纳入温家宝总理今年的访德行程,轻纺集团因此一跃成为业务横跨欧亚美三洲的跨国公司。

重庆交运集团,主导联合“五国六方”(中国、俄罗斯、德国、波兰、哈萨克斯坦、重庆),组建渝新欧国际物流平台公司,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从重庆到阿姆斯特丹只需12天,比我国沿海海运还快24天,成本相当;比欧洲同类平台同通道单箱成本低2 000美元,一举改变了过去内陆进出口全部依靠沿海口岸的格局,使重庆成为直通欧洲新的货物集结地和中欧、亚欧贸易的桥头堡。路径五:实施“整体上市”战略,推动国企机制深度转换、监管体制深刻变革。

2007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将整体上市确立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2008年,重庆机电H股在香港上市挂牌交易,成为重庆直辖后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2009年,重钢股份实现A股回归,机电股份实现H股上市,西南证券借壳成功登陆沪市。2010年,水务股份登陆A股,农商行挂牌香港联交所,商社集团、港务集团实现主营资产整体上市。目前,在省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重庆以12家位居中西部12省首位。

这些企业的上市,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推进了优质资源向优质国企集中,解决了国企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更重要的是推动国资监管从原来单一的出资人监管进入到“六位一体”的市场监管环境,即在出资人监管基础上,引入了以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的监管;引入了交易所、协会等自律机构的约束;引入了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督导;引入了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倒逼机制;也引入了各类媒体的舆论监督。

发挥国资国企作用的重庆探索 探索一:通过国有企业运作,形成了“上交税金+上交收益+帮助政府投资+减轻财政支出”的“第三财政”力量,增强了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惠及民生的底气,为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以“十一五”为例:一是“八大投”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公益项目2 641亿元,年均投入约为以前的50倍,5年干了靠财政投入需要50年才能干的事,使政府腾出了大量财力空间用于公共财政支出。二是国企上缴财政820亿元,包括760亿元的土地转让收益和60亿元的国资经营收益。三是国企与财政彻底“断奶”,并帮助政府承担财政性支出615亿元,包括68亿元新建基础设施产生的管理成本,547亿元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企业资本金、破产周转金、环保搬迁资金、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改贴息资金等。

探索二: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介入,使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改革,推动非公、中小和微型企业发展有了新的资金来源和带动力量。为推动重庆“两翼”欠发达地区发展,重庆市委决定,由国有集团融资100亿元,以输送生产力要素的方式,帮助“两翼”17个区县和潼南县建设特色园区,取得很好效果。据这些区县预计,这100亿资金将最终带动其他投资上千亿元,形成产值上千亿元,新增税收上100亿元,带动就业上100万人。

为解决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重庆以国资主导建立了一批担保公司、租赁公司。其中,通过渝富公司出资,引入国家开发银行、长江三峡总公司组建的全国最大的三峡担保集团,已为库区和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325亿元。为支持非公企业发展,重庆以工商产业集团与担保公司合资组建小贷公司,专门为工商企业产业链上的非公企业提供小贷服务,收到了多重效果。一是小贷公司收贷有保障。因为手中有贷方的货款。二是非公企业欢迎。因为贷款成本低且产品销售有保障。国有小贷公司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其他小贷公司。三是促进小贷市场的规范。仅中国四联集团与重庆进出口担保公司组建的“信联小贷”,就为四联集团产业链上3 400家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

探索三:通过国有资本依法合规进行市场调节,使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过赋予投资集团土地储备职能,建立土地供给的“蓄水池”,解决了10年前房地产商大量囤积土地的问题。通过国有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建设强度,促进了我市“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体制建设,维护了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

探索四: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托盘,使政府在打造发展硬环境、处理市场重大失误等急难问题中有了新的载体和经济支撑。如:由国资组建的西永微电园公司、江北嘴公司、保税港公司等,充当了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西永综保区、西永微电园、大学城、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等区域开放、发展平台的建设主体。采取由国有集团先出资解决矛盾,再通过集团运作、加上政府的财税减免等政策平衡资金缺口的方式,使重庆120多栋“烂尾楼”和“三金三乱”、“龙寰超市”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探索五:通过国有企业代表政府意图,以市场机制推动,使政府在培育、规范市场、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比如:在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建设领域,西部欠发达地区因市场信号一时缺失,民营等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往往形成“经济落后、投入不足、制约发展”的恶性循环。重庆通过“八大投”先行投入,激活市场信号,打通了这一“死结”。“十一五”,“八大投”共完成1 100公里高速公路、3 500公里高等级公路建设,竣工和新开工197公里轨道线、10座跨江大桥、867万平米文化标志性建筑和公租房建设,引入530亿元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领域。

针对在各种交易领域,往往因信息不对称、交易环节多等因素导致道德风险频发现象,重庆通过以国资主导,搭建了联交所、药交所、农畜所、招标采购集团等阳光平台,与政府意图、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如:在全国率先将涉讼资产的处置,强制进入联交所交易,推动全国涉讼资产处置的重大改革,规避了道德风险。此项改革受到了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的高度肯定。

国企党建创新的重庆实践

重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中全面加强,多项举措闻名全国。一是体制创新上,建立公共部门管项目、国资部门管资产、国有集团管建设的“三权分立”体制;搭建产权转让、药品交易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阳光操作平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体系,受到贺国强、***等中央领导和中纪委的充分肯定。二是机制创新上,建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综合考评机制,纳入企业负责人的和任期考核,与薪酬挂钩。建立国有企业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实现企业党组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效融入。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创建“党组织同步设立、治理结构同步到位、工作机构同步配置、工作经费和人员同步落实、工作考核同步跟进”的“五同步”机制,在全国国有企业中推广。

三是工作方式上,首创创先争优中“一讲二评三公示”的做法,在全市推广,被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充分肯定。与清华大学合作,在全国首创“15+15”的企业领军人才培养模式,被誉为重庆国有企业的“人才摇篮”。开通全国首个电脑与手机互动的国有企业党建信息平台,率先实现了党组织、党员信息的动态管理和党员组织关系的网上转移。创建“国资大讲台”、“国资大舞台”、“国资大赛场”,逐渐成为影响西部乃至全国的重庆国有企业的党建品牌。

国企党建已成为重庆党建的一面旗帜。近5年共创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两个、“全国国有企业四好班子”6个,有38个基层党组织、281名党员受到市委表彰,131人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等市级以上荣誉,充分体现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国企民生导向的重庆工程

按照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中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重庆国企正在全面实施“十大工程”。一是实施“两翼”园区帮扶工程,带动投资上千亿元,新增产值上千亿元、税收上百亿元,解决和带动就业上百万人;二是实施微型企业重点扶持工程,补贴资本金5亿元,带动就业10万人;三是实施非公企业带动工程,全面深化“国进民也进”的发展机制;四是实施公租房支撑工程,投资700亿元,完成主城120万人的保障住房建设;五是实施农村“三权”融资工程,承担300亿元以上的“三权”抵押融资任务;六是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打造工程,年均投入800亿元左右,解决和带动就业50万人以上;七是实施对口扶贫模式的创新工程,建立国有企业组团、每年重点帮扶1~3个贫困区县的机制;八是实施农畜产品与交易市场的链接工程,减少中间环节,保证农民收益,调节市场价格;九是实施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杆工程,推动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在全市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十是实施改革遗留问题的扫尾工程,探索解决约100万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职工社保及部分特殊群体困难的突出矛盾。经测算,随着以上“十大工程”的顺利推进,到2015年,可以投入和带动民生投入1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和存量资产收益可超1 000亿元,其中,安排用于民生的比重可达30%以上,可以解决和带动就业200万人以上,对全市缩小“圈翼”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拉动可达60%左右。

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 篇7

一、国企改革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实现计划经济体制, “以全民所有制为主来构建经济组织和经济运行模式”。这种僵硬的体制缺乏活力和创造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我国的国企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由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国企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推进的。这一时期, 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从1979年-1982年, 通过在部分企业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逐步将干部任免权、销售权和资金使用权下方企业。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增强企业的活力, 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此后, 价格和财政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承包责任制、股份制等也可以大规模推广。第一阶段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 政府税收、企业收益、职工收入都得到大幅度的增加。同时, 部分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好承包责任制, 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时有发生。

第二阶段是1992-200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之后, 我国开始通过进行公司制改革和企业战略性重组, 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帮助国企走出经营困境。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解决了过去的发展困境, 使企业经营效率得以显著提升。但也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分流、逃废银行债务等问题。

第三阶段是2002-2013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所有者权益, 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 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 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 通过建立经营业绩考核制、领导人年薪制和重大责任追究制等机制, 我国开始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这一阶段, 我国国有企业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期, 国企规模迅速扩大, 资产质量显著增强, 企业竞争力显著提高, 并成功克服2008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013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不含金融类企业) 资产总额达到91.1万亿元, 年净利润增长到2.41万亿元, 共有81家国企上榜《财富》世界500强。同时, 一些深层次问题也不断出现, 这体现在:国有企业布局不合理, 片面追求大而全, 导致经营重点不突出;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布局较弱, 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不强;行政化色彩浓厚, 部分企业管理层与职工收入差别较大;国有企业的社会性作用发挥较少。

二、国企改革的几个误区

国企改革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国企改革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学者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提出各具特色的观点。通过对国企改革的观点的梳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存在的几个理论误区。

(一) 国企改革等于产权改革

十八大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要求。“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性质所有者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形式。”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混合所有制提出具体要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却被理论界一些人做了新自由主义的歪曲解释。在他们看来,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就是要突破旧的观念, 消除“所有制鸿沟”, 打破“国”与“民”之间的藩篱, 搞一场新的“国退民进”运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股份制是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基本方式。但这不像有些学者说的, “一股就灵”“一混就灵”。产权改革只是国企改革的第一步, 它不是国企改革的终点。同时, 要警惕在产权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 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二) 国企改革等于消除国企的垄断地位

部分学者经常将国企与垄断相挂钩, 认为国企是依靠垄断获取暴利, 是低效的。进而, 这些学者提出, 要消除国企垄断地位。事实上, 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学术界将垄断界定为三种形式:自然垄断、竞争性垄断和行政垄断。自来水、天然气、供热、供电等公共品领域是自然垄断领域, 国企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存在具有必然性, 能够有效节约资源, 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竞争性垄断主要指的是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目前这一领域的国企很少。最后一类行政垄断则是最受诟病的, 它是由于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等方面受到行政干预而产生的, 主要集中于石油、通信、铁路、银行、盐业等领域。国企改革中的打破垄断, 指的是消除行政性垄断。

(三) 国企改革等于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

有的学者认为国企大量存在于竞争性领域, 导致“国进民退”, 建议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也是错误的观点。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平等, 不能因为市场参与者的性质而加以排斥。国企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 是否退出应由市场决定, 而不能通过行政干预。此外, 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退出竞争性领域, 将会削弱国有经济, 甚至引发国外资本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三、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

国企改革的发展历程是充满曲折的, 国企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充满了困难与挑战。在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应选择一条正确的国企改革道路, 努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一, 充分利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的有利契机。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领导集体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为国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为国企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 中央积极推进全面对外开放, 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出“沪港通”和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等措施, 积极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企改革应充分利用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的能力。

第二, 做好国有资本管理工作。国资委过去习惯于管理资产, 没有重视资本的管理。未来国资委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动态调整的资本管理之上, “按照自愿的市场配置原则, 通过资本运作与资产置换盘活国有资产, 增强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和企业的现金流动量, 把国有企业中固化了、不能流动的资产变为可实现的现金流与资本流, 促进国有资产从企业形态向资本形态的转化”。此外, 混合所有制下, 各种性质的资本会产生矛盾。国有资本管理部门应有效调试各方利益, 既要通过股权置换、交叉持股等形式, 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性;又要通过引入非公有制资本来增加企业活力。

第三, 处理好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过去的国企改革始终强调企业的营利性, 忽视和弱化国企的社会责任。国企改革既要维护和进一步增强国有部门的竞争力和营利性, 也要落实公有制承诺给社会的劳动权利和消费权利, 还要探索克服掌握国家企业的人“任意支配”的弊病。一方面, 要开发评估国有企业建立在营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基础之上的工具, 改进国企考核机制;另一方面, 要建立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职工是公司的主要利害关系人, 他们对公司有长期的人力投入,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剖析国企改革存在的三个误区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国企改革的具体发展路径:充分利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对外开放的有利契机、做好国有资本管理工作、处理好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关键词: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产权改革,资本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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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扬.市场机制作用下国企改革、民企转型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J].经济纵横, 2015 (10) :46-50.

[3]交通银行课题组, 王辰, 江海, 张奎, 黄礼健.国企改革再探讨:从放权让利到混合所有制[J].新金融, 2014 (8)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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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宗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企改革不断深化[J].经济研究参考, 2014 (37) :80-83.

国企改革的倒逼动能 篇8

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此前的6月26日,预期已久的武钢和宝钢双双停牌宣布筹划战略重组,作为国企改革的大手笔,此举备受关注,引发了公众对国企改革的更多期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原则定调,去年中央出台指导意见,今年年初国资委展开十项试点,新一轮国企改革渐次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经历一轮观望后,市场对啃这一“硬骨头”的热情也随之高涨。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问题倒逼成为改革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国企改革的推进,要先找到问题,找准问题,形成倒逼动能,进而深化改革。

关于国企改革的问题背景和倒逼动能,当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

一是经济环境的倒逼。

用权威人士的话说,经济L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意指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既不会V型反转,也不会失速下滑。不会V型反转较易理解,意在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只要不在旧格局下再放大水、强加杠杆,经济应是一个平稳的增势。

“不失速下滑”则需要多方面努力和配合才能实现。如果把企业部门拆开来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是对经济产生重要贡献的两部分。而近年来,两个部门景气程度的分化有些明显,尤其是在今年一季度的部分刺激性手段消退以后,4、5月份的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和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背离,国有工业增加值连续负增长,而私营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继续回升。

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确实影响了经济,国有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复苏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一季度的刺激性手段。阀门拧紧,意味着国有企业到了必须提升效率的时候。

如果国企不能通过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式来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很难想象在没有“放水”的情况下,经济能只靠民营企业走出预期的L型。

二是政策环境的倒逼。

可以看看1990年代末期的情况。以“三年脱困”为攻坚目标的国企改革高潮于1998年开始,国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去产能本身就是削减资产负债表的痛苦过程,如果不是决策层在产能去化的同时,坚决依靠“兼并重组、分流下岗”来使国有企业“瘦身提效”,我们很难看到1999年在总需求尚未复苏之前就开始的企业盈利增速和盈利能力的改善,相反经济可能会承受更大压力。

2016年与1998年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分化状况。另外,单是资质相对不错的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都有所复苏的情况下,亏损率还比去年四季度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出现了类似1998年的高杠杆、低效率,并且和民营企业的差距拉大,这使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配合不得不像1998年那样,去产能、去杠杆与国企改革齐头并进,这也是减负与增效的齐头并进。

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政策,去产能、去杠杆进入深水区后,国有企业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提效,否则那些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经历比1990年代末期更长的寒冬将是大概率事件。可以预见,如果去产能、去杠杆与国企改革能够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即便总需求仍然不旺,国有企业也很快会看到类似1999年开始的盈利复苏。这就是第二个“倒逼”——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配合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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