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办事处西安（推荐6篇）
上午九点，大家都准时来到八办门口集合。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进入了八办，一看到那历经沧桑的青砖灰瓦、整齐挺拔的白杨绿柳立刻感受到一种返回精神家园的亲切和熟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与浮躁的美。，似乎连墙外车水马龙的的喧嚣声似乎瞬间戛然而止。
在1936年的春夏之交，中共中央以德国*员，牙医博士冯海伯设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的诊所作为掩护建立私密交通站。为在陕北的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并传播报社消息。
8月25日将秘密交通站变成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又租用了三、四，七号院。工作人员最多达200人。正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连接根据地延安，国统区和抗战前线的枢纽，所以被誉为“红色桥梁”。
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办事处又在门前开垦了三亩菜地，既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有为周边的穷苦百姓送菜。在它的一旁是个篮球场，是工作人员锻炼身体的地方。办事处的周边当时藏有几千名特务，他们在此监视*员，并常常骚扰工作人员的工作。迫使*员只能在办事处内工作不得外出，连水井都得自己打。
在院子内有电台室，救亡室，会议室，厨房，理发师和汽车房等。由此减少工作人员的外出，以免遭到特务的干扰和迫害。汽车房中是一辆雪弗莱轿车，此车是为了不让特务盘查而专购的车，专门用来给延安地区红军送医药器械等物品。
馆内共收藏的文物有460多件，资料525件，回忆录623篇和照片3000余张。充分显示了当年八路军办事处中的工作人员艰苦生活，在那段时期*员受尽的迫害。
关键词：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抗战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气候形成, 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抗战大事, 决定在西安七贤庄1号设立“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也称作“八路军驻陕办事处”, 该办事处建立于1936年12月, 毛泽东在延安点名让伍云甫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 与时任中共驻陕党代表林伯渠搭档, 共同主持办事处的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国共矛盾升级, 1946年9月办事处奉命从西安撤到延安, 该办事处存在的时间为九年零十个月, 为全国十五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由于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场院宽大, 存在时间较长, 又是国民党政府认定的合法办事机构, 所以一度在该办事处里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居住条件。虽然抗战形势严峻, 民族矛盾逐步升级, 国共之间冲突不断, 办事处任务繁重, 但本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办事处的同志在百忙之中仍不忘进行体育活动, 他们的体育实践, 为革命战争进程中的体育活动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一、重要领导人在办事处参加过的体育活动
来到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短暂居住的重要领导人, 有许多都是体育活动的热心参与者。如朱德于1937年至1940年之间, 曾三次来到西安办事处指导工作。朱德一直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在延安时期, 朱德一直担任大型运动会的主席和总裁判长, 热心各种体育活动, 尤其对于篮球运动, 朱德更是非常喜欢。居住在办事处期间, 朱德起床很早, 一有时间就找年轻的同志打篮球, 朱德和同志们一起在球场上排队等候上场, 上场后又和大家一起又抢又夺, 非常平易而活跃。来此视察工作的叶剑英喜欢打乒乓球, 工作之余, 他总是到处找年轻的“小鬼”打乒乓球。周恩来也喜欢打乒乓球, 在办事处居住期间, 看到大家在休息时间打乒乓球, 周恩来也会随手打上几拍。
棋类活动是最受领导人喜欢的体育项目, 如林伯渠喜欢下围棋, 他的对手就是处长伍云甫和机要科长童小鹏, 有时林伯渠也和警卫班的战士们下一盘。下棋的时间也是林伯渠了解办事处的同志工作和学习情况的好机会, 他总是一边下棋一边和同志们聊天。朱德也是围棋和象棋的爱好者, 休息时间里朱德就和办事处的同事杀上一盘。
自行车比赛是当时又时尚又新鲜的体育项目, 虽然没有任何专业的比赛设施和场地, 但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喜欢这项体育活动, 举行自行车比赛时, 所有的人都要报名参加。办事处的自行车比赛分为两项进行, 一种是赛快, 一种是赛慢, 而担任这次活动的总裁判长就是八路军高级少将宣侠父。1937年9月, 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他与办事处的同志们来往密切, 积极配合抗日活动, 也非常热爱体育活动。宣侠父团结了陕西籍著名人士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明轩等, 动员大批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3月, 宣侠父周密安排丁玲等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 蒋介石对宣侠父非常痛恨, 亲手写下“将宣侠父秘密制裁”的手谕。1938年8月1日晚, 宣侠父前去西安革命公园观看篮球比赛, 返回途中被事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强行绑架到吉普车内, 用绳索勒死, 时年39岁。
二、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设施的制作
虽然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活动多种多样, 如篮球、排球、乒乓球、克朗棋、围棋、象棋、自行车等活动都是办事处经常开展的活动, 但办事处的体育设施却非常简陋。因为经费紧张, 所以一切体育器械都得自己动手制作:比如篮球场是在办事处门前一片荒草地上, 自己动手平整修建的;篮球架也是大家动手制作的, 只花钱买了一副篮球筐安上, 就成了一个很受喜欢的篮球场。在这里每周举办一次篮球赛, 也举办过与外单位的篮球赛。乒乓球案子也是同志们自己动手做成的:用两块木板拼成球案, 刷上绿色的油漆, 就成了一个漂亮的乒乓球案子。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青年学生都喜欢排球运动, 平时大家在院子里托一托球, 活跃一下气氛。正式的排球比赛需要场地时, 就自己动手做了个排球架子, 买来一副网子安上就可以进行排球比赛。至于比赛用的各种球类, 都是办事处的同志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凑钱购置的。喜欢玩单杠的同志们在后院里挖了个沙坑, 竖上两根木棍, 上面安上两根横木, 就成了一个简易的单杠。同志们可以在单杠上翻来翻去, 做些简单的动作来活动筋骨。
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里, 最受大家欢迎而且不使用任何体育器械的是一种叫做“斗鸡”的游戏, 就是用一条腿来支地, 另一条腿弯曲或用绳子绑起来, 单腿跳跃用膝盖相互撞击。这种体育活动方便有趣, 对场地和器械也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时间上可长可短, 所以一有空闲, 就有三三两两的同志进行斗鸡活动。
三、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体育活动不仅仅是工作人员锻炼身体、提高自身素质的一种方法, 更是他们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的一种途径。为了扩大八路军在西安乃至全国的影响, 办事处经常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办事处参加球赛、棋赛的活动, 通过这种友谊赛, 可以将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精神传递出去, 把共产党的社会影响扩散出去。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还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 到处进行比赛。由于平时的刻苦锻炼, 再加上办事处的球队技术过硬和严密的组织纪律, 他们在比赛中常常取胜, 为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赢得了荣誉。在队员们的熟练球技为西安观众称赞的同时,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和体育道德风尚, 更为观众钦佩。因为在当时, 西安的国民党驻军也有球队到处参加比赛, 这些国民党军人时常是带手枪上球场、蛮不讲理、输了球就打架骂人, 很不文明。而办事处的球队在球场上表现得很文明, 当对手摔倒时, 他们主动上去扶起, 比如有一次与铁路局球队的比赛中, 办事处球队获胜, 铁路局球队的队员还伸着拇指夸奖说:“真是个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胜仗!”可见办事处球队不仅仅是赢了一场球赛, 更赢得了民心。通过一场球风优良的比赛, 使当地民众实地见证了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作风上的巨大差异, 八路军的影响确实扩大了许多。
1939年后, 国共两党关系紧张, 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时常来办事处捣乱, 他们看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用篮球这种体育形式来加强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时, 就故意在办事处门前打了一道围墙, 将办事处修建的篮球场给圈了进去, 为的是要限制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体育活动, 切断办事处与群众之间的亲密联系。办事处的同志们没有因此事和国民党特务进行激烈冲突, 他们把篮球架移到小院子里, 十个人活动不开时, 就改成六人篮球赛, 照样将篮球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四、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体育活动的意义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个工作机构, 它处在国民党统治区里, 时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与干扰, 工作条件是紧张而恶劣的。再加上活动经费的紧张, 无力购买正规的体育用品, 因此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开展的体育活动, 就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创造了用体育活动联系群众的途径:比如办事处的篮球活动, 既可以请其他单位来办事处进行友谊赛, 又可以组成球队去社会上参加各种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球队就代表着八路军, 公开地展示出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技术高超、素质优良的作风, 此种宣传效果非常直接而有效。
二是积累了在战争年代进行体育活动的经验:战争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 战争使人的生活空间与时间都变得很不确定, 而战争实践既需要人人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去应付紧张残酷的战争生活, 又没有时间去进行专业正规的体育锻炼来提高身体素质。所以就必须采用适合于战争环境的体育活动来满足人们体育运动的需要。于是在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里就产生了一些因陋就简的体育活动, 比如上文提到的斗鸡活动, 还有办事处经常举行的摔跤活动和跳绳活动, 还有八段锦操等, 都是对身体极其有利而又对运动场地和运动时间、运动器械没有任何要求的体育项目, 而正是这些体育活动, 可以让在紧张工作中的同志放松了身心, 更好地投入到战斗生活中去。
三是积累了以体育活动来开展对敌工作的经验: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的时刻,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于斗争的最前沿, 时时面临着与国民党特务的直接冲突与明争暗斗, 因为体育活动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就会成了化解矛盾的一种良好手段。如在1938年前后, 为了搞好统一战线,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球队与一个国民党特务连经常进行篮球比赛, 为了搞好关系, 办事处球队故意让几个球, 好让国民党特务连队赢球。因为当时的办事处领导认为, 打球并不是为了赢球, 而是为了统一大业, 球赛只是与国民党军队联络感情的方式而已, 并不在乎输赢。而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效的, 每场球赛后, 国民党特务连队都要称赞办事处球队的文明球风, 所以球赛就自然地成了沟通国共两党军队情感、加强进一步抗日合作的一种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 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存在期间, 有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项目, 同时又利用这种体育形式为推动国共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这才是西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开展体育活动的真正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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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书宇.中国体育通史简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筹备
当时的香港既属中国，又是英国殖民地，不归国民政府管辖，故而并不在中共中央最初考虑设立办事处的城市范围之内。后来，海外侨胞抗战热情高涨，有的出钱出物支援抗战，有的直接回国参战，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转送在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之后就成为大问题。此时，香港成为内地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其在国内抗战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中共中央这才开始考虑在香港也设立办事处。
派谁做负责人，是设立香港办事处的首要问题。香港是英国人治下的国际城市，当地老百姓讲粤语和英语，港英政府办公语言为英语，这个负责人必须熟悉这两种语言，熟悉国际国内形势和香港地区的当地民情。当时提出的候选人有秦邦宪、伍修权、张文彬、潘汉年、廖承志等人。其中，秦邦宪有留苏背景，精通俄语和英语，参加过西安事变谈判；张文彬曾任毛泽东秘书，文笔好，七七事变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香港工作过，白区工作经验丰富；伍修权也曾在苏联留学，通晓俄语、英语。经过热烈讨论，最终确定由廖承志担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协助廖办理办事处的筹组事宜。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人物廖仲恺之子，当时虽只有29岁，但却已有10年党龄，且曾留学日本，在德国、荷兰参加过国际工人运动，通晓日语、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本身又是广东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从廖后来在办事处工作取得的成绩看，这一决定无疑是英明正确的。
廖承志彼时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因精通外语，他在通讯社主要职责就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为中央领导编写国外新闻电讯。在当时闭塞的延安，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及时了解国际动态的渠道之一，很多领导经常来找廖看新闻，故而他深得各位中央领导的喜爱。据廖承志晚年回忆：“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时候，毛主席一定来，来看当天的第一消息。”
廖承志赴港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谈了一次话。谈话后，廖承志清楚地了解了此行的四个目标，即：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事迹；团结在港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推动国共合作；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收集国际上最新动态，将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给中央做决策参考。此外，毛泽东还告诉廖承志，宋美龄及他的母亲何香凝等人士已撤至香港，他到香港后，要尽可能到宋美龄身边，配合她工作，担任宋与延安方面直接联络人。领受任务后，廖根据事先安排，离开延安奔赴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先熟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流程。在此期间，周恩来负责为办事处解决外事协调问题。
因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虽然不用国民党当局批准，但必须同港英政府打好招呼。周恩来在一次涉外酒会上与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将军相识，双方一见如故。1937年12月下旬，南京沦陷后，英国驻华使馆迁到武汉。周恩来拜访了在汉口的卡尔将军。双方在讨论了当前局势后，周对卡尔表示，八路军的抗战得到海内外赞扬，海外华侨捐助的款项、医疗和其他物资，都需要从海外转入内地，需要英国方面的帮忙。卡尔问，我能做点什么。周趁机说，我们想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负责办理接收来自海外的抗战物资。周恩来还强调，这个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只是秘密活动，并不妨碍英国当时的中立国地位。卡尔点头表示同意，并关照港英当局给予便利。万事俱备，1938年元旦后，廖承志在周恩来安排下，乘火车到达广州又转搭轮船前往香港。一周前，潘汉年与夏衍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港。
定址
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廖承志在香港九龙的一家茶楼与早两天到港的潘汉年、夏衍见面，商讨设立办事处的具体问题，包括办公地点和备用地点，如何在港英政府注册，人员安排，如何保密以及与中共中央驻港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等。会面后，潘汉年离港赶赴武汉，向周恩来汇报上海沦陷后的地下工作，同时请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具体安排。廖承志则在香港展开工作，首先解决的就是办事处的选址问题。
根据潘汉年的意见，办事处最好设在市中心，便于各方面人士进行联络；同时，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一定要有后门，便于出现意外情况时撤退。据此，当时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吴有恒带着廖承志在九龙弥顿道先后找了两个地方，但都不符合要求，最后，他们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座临街两层楼。春节后，潘汉年从武汉回港，看了他们选的这套房子，也觉不错。不过，根据多年的白区工作经验，潘汉年提议再找几个备选地，平时作为活动基地，紧急时可作掩护。于是，他们又另选了两处地点。其中一个是香港医生柯麟及其弟弟柯正平在深水埗开办的“南华药房”，柯家兄弟俩都是党员；还有一个是廖健的“印尼办庄义顺源”。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派连贯负责“南华药房”据点，李少石负责“义顺源”。
就这样，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了，按照不公开挂牌的约定，挂着“粤华茶叶公司”的招牌，一楼摆放各种茶叶，由大革命时期烈士之子陈新与其母亲负责经营；二楼则是办事处会客办公之地。当时尽管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对香港已是虎视眈眈，在香港的日本特务特别多。为防止敌特破坏，潘汉年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隐蔽斗争方法，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一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准照相和送照片给人，办事处成员不得与亲戚、朋友、同学通信，出门或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尽管已得到港英当局同意，但工作环境之复杂险恶，比之内地的各办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办事处工作很快引起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的注意，他们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1939年3月11日晨，港英当局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5人，借口是“查禁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向时任港督杨慕琦抗议。港英政府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反复交涉，4天后，连贯等人才被释放，并归还收缴的文件。经此事后，粤华公司撤销，办事处改为分散办公，以华比银行写字楼作为办事处的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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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驻港办事处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三块。其一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港澳和海外侨胞共同抗日。廖承志、夏衍等人在港创办了《华侨通讯》，利用这份油印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国内抗战实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光辉战绩，发行量达3000多份。上面的文章被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商日报》、古巴的《前进日报》等转载。办事处还组织乔冠华等将抗日文件和毛泽东有关著作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皖南事变后，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报刊的新闻封锁，办事处在爱国华人邓文田、邓文钊的支持下，筹办了《华商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对外宣传的据点，廖承志负责政治指导，夏衍主管文艺版，销量达数万份。
其二是开展对香港各界、海外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爱国统战工作。1940年，办事处协调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内地慰问视察，并到延安参观。陈嘉庚目睹了国民党的贪腐，回南洋后，向侨胞如实介绍他的所见所闻。此事引起重庆当局的不满，暗中策动反对陈嘉庚活动以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困难时刻，办事处给予了陈大力支持，请示党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陈以巨大鼓舞。办事处对前文提到的邓文钊的统战工作也很成功。邓是廖承志的表亲，他不顾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和个人安危，积极支持办事处工作。办事处成立后面临的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华侨捐款的汇寄问题。当时在香港任何一家银行要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并冒一定的风险。在邓文钊支持下，办事处利用他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办事处的通讯联络站，以崇德堂在香港华比银行的户头接受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捐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其三是接收、转运海外华侨捐赠的款项、物资和回国参加抗战的技术人员。如1938年冬，办事处将收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装了130箱，走水路经淡水、惠州、老隆运至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再转运到延安。次年11月，办事处又将大批西药和一批大卡车、小轿车经桂林办事处送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除了物资，办事处还为抗战输送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1938至1939两年里，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便达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急需的司机、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当然，还有一件事颇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日本攻占香港期间，办事处奉命营救在港未来得及撤离的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香港地下党和地方游击队的全力协助下，办事处先后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范长江等三百多名被困香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东江根据地或桂林等安全地域，一起脱险的还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以及近百名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国官兵等。在完成这次营救任务后，1941年1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也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工作人员撤离香港。
最后，再交待一下从1938年至1941年的近四年时间里，除了廖承志、潘汉年外，在办事处工作的其它人员：连贯、梁上苑、潘柱、罗雁子（罗理实）、张淑芳、冯劲持、杜埃、余明、李少石、张唯一、杨琳、熊志华、谭乐华、钟路、高直、陈永生等。
自动化162团支书吴越
10月15日上午，各班团支书在组织部学长的带领下参观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跨进办事处的大门，就感受到了浓烈的革命先烈留下的红色与积极的革命精神。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简陋的住所;也参观了林伯渠，白求恩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的狭小的书房。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我们的革命领导人不畏艰苦，粗茶淡饭却运筹帷幄的指挥了震惊世界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里的每一支笔，每一把椅子都记载了过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风采，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升华。
回到学校，我陷入了沉思，当我们回看历史长河，新中国的成立艰难重重，可即使如此我们的领导人都没有放弃。对我们来说，参观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鞭策我们继续奋斗，虽然现在没有战争，没有子弹与大炮，但是我们要把党的精神转化为动力，去行动，去思考我们曾经的做法。从今天起，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风范，提升求真务实的精神，珍惜并守护眼前安定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去参观八路军办事处的最终寓意，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有责任去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
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机构。一般称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办事处。觉哉领导办事处进行了严正的交涉。1938年夏，伍修权接替彭加伦任办事处主任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等人到甘肃省兰州市筹建办事处，在南滩街54号前院设立半公开机构，对外称“彭公馆”。9月，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办事处成立后，宣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输送进行人士到延安，指导和创建了一大批进步团体，影响较大的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伊斯兰学会“、”联合剧团“、”回民教育促进会“，创办了《妇女旬刊》是贺耀祖夫人倪斐君发起组织的”妇女慰劳会“在办事处的指导下创办的，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和全民抗战的思想。
1937年12月，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兼任省政府主席，解散进步团体，查禁进步书刊，谢。同年秋天，谢觉哉回到延安。有”屠夫“之称的谷正伦接任省政府主席，从1939年开始，办事处处境日益恶化，”皖南事变"后，1943年11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
2011年10月22号我们踏进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位于兰州市酒泉路互助巷2号（原南腔北调滩街45号），是一座普通的旧式四合院建筑。刚踏进纪念馆，崇敬和感动就从心中油然升起，这里有一种远离尘世喧嚣与浮躁的美。纪念馆中那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和一张张写实的历史照片让我仿佛置身于那种对死亡的无畏、对职责的敬守、对敌人的憎恶、对革命事业的执着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周恩来李克农、胡志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军和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风采，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党的先进性的理解，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思想的升华。同时更让我谨记了这段屈辱的历史，鞭策我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学习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理念，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学习网络技术和办公自动化等高科技知识，不断丰富和提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教育我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大力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创新精神，学以致用，坚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名服务，充分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激励我要以更饱满的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学习党的优良作风，提升时代责任感和求实精神。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这次的参观让我认识到，变革的时代留下了一串串清晰可见的脚印,而那些无一不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我看到了祖国前进的艰辛历程，同时也看到了今天中国的强大。我领会到了国富民安的道理，也认识到年轻一代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革命烈士勇他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守护好我们的国家，为报效祖国做出更多的努力。
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知兴替而后何为？让我们用历史感悟未来！
活动结束了，我又一次的回顾了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这要求我从自身做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始终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和未来。历史虽不会重复，却往往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实质并没有过时，至今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有良好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创新精神，落脚点要学以致用。坚持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带着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们离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此次参观带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在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不平坦道路后，我们更深深地感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爱国主义都永远是中华民族排除万难、不屈不饶的精神源泉。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时时刻刻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当中，将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行动。
09级电气一班团支部
[裁判摘要]
当事人签订民事合同具有复杂的动机、目的和作用，合同除确定具体的交易关系外，还可以具有规范和指引作用，即当事人通过合同对以后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范和指引；合同还可以具有确认和评价的作用，即当事人通过合同对双方既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加以确认、补充、完善和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民二终字第1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
负责人：李月瑾，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徐猛，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成炜，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文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聂西京，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晰，海南泽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
负责人：冯涛，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金政，该支行职员。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西安办事处)因与被上诉人海南华山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华山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曲江支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琼民一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钱晓晨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刘敏、杨征宇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袁红霞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3年10月8日，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华山公司为被告，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一、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金6225．61万元(利息计算至2003年6月20日)，及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
二、华山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根据华山公司的申请，追加建行曲江支行为该案第三人。该院经审理认为，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存在合作开发合同关系，该合作关系未解除，亦未清算；该案涉及的贷款资金为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的项目资金，因合作开发合同履行地在海南省海口市，且合作开发合同所涉的不动产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故将该案件移送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05年2月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琼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的诉讼请求。信达西安办事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05年12月21日，本院以(2005)民二终字第 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重审。2008年4月30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琼民一初(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查明：1992年11月14日，华山公司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陕西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陕建信托)签订《经济合作合同书》。约定：
1、合作方式：双方各投资200万元，作为共同进行项目开发建设的合作基金。合作目的：共同投资并筹措资金在海南特区及其他地区选择可行项目进行开发建设，共享投资项目的收益。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止。
3、合作基金实行单独管理，双方各派两名成员，另聘一名顾问共同组成合作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以下事项：选定投资项目，任命工程指挥部主要负责人，通过工程预算，决定施工单位，组织工程验收，审定工程决算，确定销售价格，决定利润分配方式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管理委员会决定项目后，即成立该项目工程指挥部，向管理委员会负责并按照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具体负责工程的各项管理工作。
5、合作基金为项目所筹措的各种资金，按资金的不同来源确定其不同利率，所有利息一律计入工程成本。
6、合作基金所确定的工程项目完工后，所有收入按下列顺序分配：工程未付款、税款、银行贷款本息、工程其他本息，纯收益按3％提取项目专项基金，其他收益双方按华山公司六，陕建信托四的比例分配。
7、双方责任和义务：华山公司及时选择合适项目向管理委员会推荐，项目确定后应督促和协助工程指挥部进行立项、报建、设计、招标等工作。陕建信托积极筹措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确保工程项目用款，为合作项目提供 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年息15％，尽量满足合作项目的资金需要。
9、本合同经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具有法律效力。1993年1月9日和19日，双方分别签订《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和《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两份合同同为格式合同，除项目名称不同、地址不同、建筑面积不同等外，约定：
一、经“合作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双方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和“石山度假村”项目。
二、合作原则：项目由双方共同选定，合作兴建，建设费用双方共同承担，建成后的房屋归双方共有。双方保证密切合作，项目获利按规定双方共享，如有风险双方共同承担。
三、管理委员会从合作基金中各拨款200万元，分别用于两个项目。“华山新村”项目资金需求：自1993年3月至1994年1月需五笔贷款共4500万元；“石山度假村”项目第一期工程资金需求： 自1993年3月至 1994年2月需五笔贷款共1800万元。以上贷款预计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归还，还款来源为各项目的房屋销售款，据分析6个月内可全部还完。
四、双方同意并派员正式成立两个项目的两个工程指挥部，直属管理委员会领导；项目设立专用账户，所有资金一律从该专用账户走账。
五、双方责任：华山公司保证陕建信托为项目合作所出的建设资金专款专用，负责督促工程指挥部完成工程建设。陕建信托保证按合同用款计划按时贷款给华山公司，具体贷款手续：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准备所需文件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工程指挥部按时支付贷款利息。
六、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两个项目所有房屋销售完毕，利润分配结束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根据上述合作合同的约定，于1992年5月-1993年11月，分别签订了(92)第4、5、8、10号和(93)第 1、12号共6份《借款合同》，借款分别为 2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400万元和两个1000万元，合计3400万元。1995年 12月29日，双方又签订第10号《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元，此笔款项，华山公司称是由上述3400万元的利息转为贷款(以下简称息转贷)，信达西安办事处和建行曲江支行在原审庭前质证和庭审中均予以认可。陕建信托于1996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的陕银复(1996)20号批复改建为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第二直属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二支行)。1998年12月 31日，华山公司与建行二支行签订9802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4400万元，归还原贷款4400万元(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将原借款转贷。
1999年11月5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发出《债权数额核对单》，要求核对截止于同年9月20日的借款本金5400万元，利息余额4 647 764．50元。同月20日，华山公司在《债权数额核对回执》上确认：经核对属实，无异议；并附：《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关于债权数额说明》四份附件，还手写备注：以上附件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因果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其中，附件《关于债权数额说明》载明：“
一、核对单所列本息5865万元为华山公司与建行二支行合作项目的贷款本息，待合作项目结束双方一并清算。
二、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书的规定：双方共同成立工程指挥部，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存入双方合作项目专户。鉴于双方合作项目目前原因，我司认为今后若继续为双方合作项目贷款代盖章已有不妥，将造成该专项贷款债权债务不清，带来不必要的司法纠纷。
三、由于该核对单中所列本息与双方合作项目有不可分离的特性，贵行在将该合作项目中的债权转让给信达西安办事处的同时，亦将合作项目主体一并转让，以便该项目继续合作开发或清算。”
1999年12月1日，建行二支行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信达西安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借款人华山公司截止于1999年9月20日的借款债权本金5400万元，应收利息3 224 558．5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甲方保证对转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是真实、合法的，不会出现第三人对该债权的权属争议，保证所移交的法律文书的真实、合法、有效。如甲方未能履行上述保证，债权转让行为无效。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就转让行为通知到借款人和担保人，并负责收回回执。该协议没有转让合作合同及合作项目的内容。协议签订后，建行二支行通知了华山公司。华山公司在《债权转让通知回执》上亦附有：《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和《关于债权数额说明》附件。此后，信达西安办事处向华山公司进行了催收。
另查明：1993年，华山公司、陕建信托和海南省商业储运公司等筹建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山股份公司)。陕建信托认购华山股份公司1100万股，并取得代码为01135的持股证明。1996年11月13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出具的《委托书》载明：“我行已与华山股份公司签订1100万元认股协议，现委托华山公司将我行原已认购的1100万元转入华山股份公司作为股本金。”1997年4月2日，华山股份公司委托海南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验资报告》，该报告所附的《验资事项说明》第三条第2项载明：“陕建信托以原对华山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等转作对华山股份公司的股本投入，由华山公司代投股金。”建行二支行1997年5月30日在其《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中载明：“认购1100万元的法人股我行没有新的投入，是用华山公司合作投资开发项目而贷款3400万元其中的1100万元购买的土地以实物入股。”
1999年建行二支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西银复(1999)157号批复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西安市东大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大街支行)。2007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办公室批准，建行东大街支行由陕西省西安市南大街15号迁至雁塔南路2号，并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支行，即前述建行曲江支行。
原审法院认为，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的前身陕建信托签订的《经济合作合同书》、《合作兴建“华山新村”合同书》和《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等约定，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而共同投资设立合作基金和管理机构；双方对确定的开发项目共同投资并筹资，共同开发，共享项目的收益，具体为共同成立工程指挥部进行管理，实行费用共担、房屋共有、获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对具体贷款手续约定，工程指挥部以华山公司名义准备所需文件向陕建信托申请贷款，工程指挥部按时支付贷款利息，归还贷款的资金为各项目的房屋销售款。为此，虽然陕建信托与华山公司签订了7份《借款合同》，及陕建信托改建为建行二支行后与华山公司为转贷而签订了《借款合同》，但上述借款合同的借贷双方同时又是合作开发合同的合作双方，陕建信托提供贷款是其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使用人和归还义务人均是合作的双方而并非华山公司一方。同时，双方也没有约定以《借款合同》解除或变更合作合同或合作关系。华山公司在此后给建行二支行的《债权数额核对回执》和《债权转让通知回执》上，均以附件的方式明确提示双方尚存在的合作合同关系，建行二支行并未作否认答复，表明其认可双方合作合同关系尚未解除、终止及清算。故华山公司提出其与建行曲江支行形成的是合作开发关系的抗辩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
建行曲江支行在明知提供贷款是其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使用人和归还义务人均是合作的双方而并非华山公司一方，且合作项目尚未清算，归还贷款的责任尚未确定以及华山公司已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单方将归还贷款本息的全部责任作为华山公司一方的债务即自己一方的债权向信达西安办事处转让，违反了合作合同关于风险共担的约定，也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信达西安办事处起诉的借款债权，是依据其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所受让的债权，其基于与建行曲江支行的债权转让而以借款关系为基础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息。经该院释明，信达西安办事处不同意就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的合作关系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华山公司不同意就合作关系提起反诉，建行曲江支行也没有就合作关系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
综上，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其所受让的系建行曲江支行的债权为由请求华山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尽管华山公司主张其与建行曲江支行间系合作关系，但鉴于信达西安办事处不同意就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的合作关系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华山公司不同意就合作关系提出反诉，建行曲江支行亦未就合作关系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故依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该院对此不作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60 630元，由信达西安办事处负担。
信达西安办事处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与合作开发有关，与事实不符。三份合作合同分别于1992年 11月14日、1993年1月9日、1993年1月19日签订。合同约定了贷款用途、贷款期限、贷入账户、贷款利率等。本案六笔贷款均为普通贷款，其贷款时间分别为1992年5月18日，1992年6月17日，1992年 8月18日，1992年10月20日，1993年2月26日，1993年11月18日，放款期限分别为十二个月和六个月，用途包括华业别墅项目(该项目与合作项目无关)用款、购地用款、流动资金用款等，总计4400万元人民币。这些贷款与合作协议中所述的华山新村项目、石山度假村项目所需贷款不同，证明这些贷款并非合作协议项下的贷款。
二、一审判决认定建行曲江支行系用普通贷款中的1100万元出资认购华山股份法人股，与事实不符。华山股份公司1994年设立时，陕建信托认购了1100万法人股，并为此向华山公司另行支付了1200万元(其中100万是手续费)，该笔资金与前段所述的普通贷款没有任何关联。一审认定1100万元与普通贷款有关的依据是建行二支行1997年5月30日的《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复印件。建行曲江支行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据此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违反诉讼证据规则。
三、一审判决混淆了合作关系与借贷关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将借贷关系和合作关系混为一体有违事实。信达西安办事处从未否认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信达西安办事处之所以起诉借款，是因为借款与合作关系没有关系，两者是各自独立的。本案所诉债务并不是合作项下的债务，而是华山公司单独的债务，不能由双方共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华山公司归还借款本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华山公司答辩称：
一、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借款合同部分虽存在时间上早于合作合同的状况，但在当时海南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的情况下，决定借款真正使用目的的，不是时间，而是借款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的真实用途是履行合作合同所约定的贷款。信达西安办事处在一审举证的1995年的010号《借款合同》证明：原贷款3400万元，和将3400万元贷款的未付利息转贷为本金1000万元，贷款本金合计为4400万元。在1998年 98026号《借款合同》申明确约定为：借款 4400万元，归还原贷款4400万元(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通过上述两合同已经确认原签订合同的借款都已经作为合作合同项目的借款。2．关于1100万元股份款问题。建行曲江支行出具的《海南华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委托书》和《验资报告》所附的《验资事项说明》等证据证明：陕建信托已委托华山公司，将其向华山公司提供的合作项目贷款中的1100万元，转作其购买华山股份公司的股金款。陕建信托无论是以土地折价入股，或是以资金入股，均是其合作贷款的资金或贷款所购土地形成的资产。
二、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并未混淆合作关系与借款关系，混淆两者关系的是信达西安办事处。综上，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建行曲江支行陈述同意信达西安办事处的上诉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陕建信托认购华山股份公司1100万股”的事实不予认定。另，本案二审中就1999年11月5日建行二支行向华山公司发出的《债权数额核对单》进行质证。信达西安办事处提供一份载有“以上附件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因果联系，具有不可分离的特性，具有同样法律效力。”手写内容的证据复印件；华山公司提供一份载有同样内容打印文字的证据原件；建行曲江支行提供一份没有上述内容的证据原件。鉴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不一致，本院对于《债权数额核对单》是否载有上述内容不予认定。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均承认相互之间存在合作合同、借款合同的事实，主要争议焦点是信达西安办事处起诉要求华山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借款合同与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的合作合同是否有关联的问题。
华山公司与陕建信托在原已签订的《经济合作合同书》基础上，又签订了《合作兴建“石山度假村”合同书》等合同。上述合同均表明双方在石山度假村等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存在分工明确的合作关系，其中华山公司具体负责房地产开发工作，陕建信托负责房地产开发所需的资金筹措工作。双方对于以华山公司名义向陕建信托所借资金问题作出了偿还资金来源、顺序等明确约定，体现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原则。信达西安办事处主张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之间没有关联性，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但其起诉要求华山公司返还借款的重要证据即华山公司与建行曲江支行签订的98026号借款合同中明确记载“原贷款用于石山开发”。该合同系双方将本案所涉的原4400万元贷款汇总进行转贷，可以证明建行曲江支行明确认可其向华山公司所发放的本案贷款确实用于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合同中所指向的开发项目。华山公司在建行曲江支行向信达西安办事处转让债权及催款过程中，多次明确提出双方系合作合同关系，信达西安办事处和建行曲江支行至诉前对此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之间联系紧密，信达西安办事处关于本案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不具有关联性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信达西安办事处主张本案大部分借款合同签订在前，而合作合同签订在后，从时间的顺序上否认两者具有关联关系。当事人签订民事合同具有复杂的动机、目的和作用，该合同可以具有规范和指引的作用，即当事人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规范和指引以后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也可以具有确认和评价的作用，即双方通过合同方式将双方既往发生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做出评价，进行确认、补充和完善。本案当事人正是通过签订合作合同和转贷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对先前发生的借款合同的性质、内容和作用进行了确认。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借款合同发生在前、合作合同签订在后为由否认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信达西安办事处在诉讼中还提供了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之间有其他借款的证据材料，主张这部分借款是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从而排除本案借款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的可能。但上述证据材料多是银行内部记账凭证，华山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信达西安办事处没有提供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这些资金是与合作合同有关的借款。并且，即使信达西安办事处能够证明这部分借款是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也不能直接得出本案借款不属于合作合同项下借款的结论，上述借款可以在合作合同项下并存而不必然排斥。当事人举证质证应当围绕本案所涉借款是否与合作合同有关这一焦点问题，而在本案诉讼中信达西安办事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是独立于合作合同之外的其他借款，其关于华山公司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而不受合作合同影响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信达西安办事处以借款合同为由要求华山公司返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陕建信托所认购的华山股份公司的1100万股出资的款项来源问题查明与否，均不会影响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但上述事实的认定可能会影响当事人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原审法院在本案民事判决中对此部分有争议的事实予以认定不妥，本院不予确认。
信达西安办事处是债权转移的受让人，不是合作合同的当事人，其在本案诉讼中仅主张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没有提出有关合作合同的诉讼请求。建行曲江支行与华山公司系合作合同当事人，双方在本案借款纠纷诉讼中未提出有关合作合同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判决，有关当事人因签订和履行债权转让合同、合作合同而引起的民事责任问题可另案解决。
本案中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是合作合同履行内容的一部分。根据合作合同约定的内容，合作双方对合作项目应当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且双方在合作合同中对资金分配顺序做出了明确规定。现信达西安办事处将借款合同与合作合同割裂开来，独立请求华山公司承担贷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信达西安办事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76 540．25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西安办事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