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辩证法（共7篇）
论康德先验逻辑中的辩证法思想
康德在其先验逻辑中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认为是主体创造了客体,人为自然立法,从而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抽象的发挥.“二律背反”学说则是先验逻辑的.精华所在.它赋予理性矛盾以特有的形式,机智地批判了旧形而上学的僵硬和独断,达到了消极的辩证法.
作 者：王宵前 WANG Xiao-Qian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江苏,南京,210013刊 名：伊犁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ILI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分类号：B5关键词：康德 辩证法 先验逻辑 “二律背反”
形式逻辑, A是A, A不是非A, 这反映人类在事物处于相 对静止状态的思维运动。辩证逻辑除了反映人类在事物处于静止状态的思维运动, 更反映人类在事物处于急剧变动状态的思维运动, 除A是A, 还有A是非A, 这更表现了事物发展的本质。儒家的忧乐观讲即忧即乐, 化忧为乐, 形式逻辑是无法容下的, 而辩证逻辑则承认即忧即乐, 化忧为乐, 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承认事物的矛盾性、矛盾转化性, 承认忧中有乐, 忧可以转化为乐。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发展的科学, 揭示发展的动力、发展的过程、发展的道路, 其核心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其一, 对立性。对立性即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 事物内部矛盾互为存在条件, 又斗争又统一, 由此构成事物发展的原动力。不论分子、原子、粒子, 还是先进、精英、豪杰, 以及真善美, 都是如此这般。其二, 统一性。统一性的要义说的是矛盾转化性。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面相互斗争, 在一定条件下, 相互转化。没有永久的“老大”, 没有永久的“老落”, 没有永久的“中不溜儿”, “运动, 变 , 是一切”, “一切皆流”。刘安的 《淮南子·人间训》塞翁失马的故事精彩地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矛盾的转化性。塞上人家, 马跑到胡人那里去了, 人都来安慰, 塞翁说:“这怎么就不能成为福呢?”过数月, 丢失的马又领着胡人骏马回来了。人都来祝贺, 塞翁说:“这怎么就不能成为祸呢?”家有骏马, 儿子好骑, 摔下马来, 摔断了大腿……这一故事生动揭示福祸相依、福祸转化的辩证关系。福祸相依, 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 福中有祸的因素, 祸中有福的因素。福祸转化, 揭示了矛盾转化性, 福转化为祸, 祸转化为福。
辩证法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即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人类的认识秩序, 从个别到一般, 从一般到个别, 如此循环往复, 实现了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
“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 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进行概括工作, 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284—285页) 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这里我们看到: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产生着普遍性;普遍性对特殊性具有概括意义、深化意义。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 这种存在, 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也不是似是而非的存在, 而是“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连而存在”, 或者更本质地说, “任何个别 (不管怎样) 都是一般” (《列宁全集》38卷, 第98页) 。
“当着人们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 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 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深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 找出其特殊的本质, 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 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和僵化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285页) 从这里我们看到:普遍性对特殊性具有指导意义;特殊性可以补充、丰富、发展普遍性。
总之, 特殊性存在普遍性, 特殊性产生普遍性, 特殊性发展普遍性;普遍性对特殊性具有概括意义、深化意义、指导意义。这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道理, 是认识和处理事物关系的精髓, 是人类的认识、实践永葆青春的灵魂。
了解辩证法的核心、灵魂, 并不是要我们写哲学讲义, 而是要在辩证世界观的指引下, 具体分析具体事物, 把握其实质和动向。把握事物的矛盾性、矛盾转化性理论, 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关系道理, 对于一些难于处理的议论文写作, 如微素材写作、大文题写作、关系类写作等等, 就有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微素材写作, 从生活细微处, 如一句精彩的人物语言, 一个生动的生活细节, 从中出题目, 写文章。这种倾向, 形成了高考作文的主流趋势。看来微素材写作难于处理, 但仍有规律可循。
虽然用微素材出题目, 但是写文章绝不能停留在微素材表面上, 必须深入到微素材深处, 开掘微素材的实质。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里说的一般, 指的是挖掘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挖掘得越深, 概括面越广, 多种立意的空间就越开阔。《安泰的启示》, 面对微素材试题, 作者没有停留在微素材表面现象上, 比如说, 从礼节上讲, 是说我来了好还是说你们来了好, 而是探索问题的实质:以自我为主体转变到以群众为主体, 建树群众观点。
在问题实质含义内, 可以摆出多个具有 深刻意义的论 题。《安泰的启示》, 围绕问题的实质:以自我为主体转变到以群众为主体, 建树群众观点, 可以摆出多个具有 深刻意义的论题 。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千万不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跳出自我的小圈子, 低姿态的高贵, 狂人的遗憾, 等等。
对在问题实质的含义内摆出的多个具有深刻意义的论断进行比较, 选择一个体会深刻、感受亲切、论据充足、论证顺手的论断进行论证。这样进行比较选择, 可以防止想起个论断就进行论证, 发挥不出作者潜在优势的倾向。《安泰的启示》选择“千 万不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论断进行论证。
附:2011年高考湖南作文试题
阅读材料:某位知名歌唱演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谈到自己的变化, 过去她出场面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好, 我来了!”而现在她说的是“谢谢大家, 你们来了!”
也许类似的变化曾经发生在你的身边, 也许你对此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请自立题目作文。
一篇高中生的习作:
安泰的启示/ 杨风
一位知名歌唱演员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谈到自己的变化:过去她出场面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好, 我来了!”现在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大家, 你们来了!”从这细微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这位歌唱演员思想深处发生了重要变化, 认知到了每个为人民群众做事情的人必须牢记的话语:千万不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千万不要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这是每一个为人民群众做事情的人必须牢记的至理名言。
古希腊神话有无敌英雄安泰, 安泰为什么所向无敌呢?他是地神盖伊的儿子, 他对生育、抚养、教导自己的母亲非常热爱, 每当他同敌人战斗时, 便往地上一靠, 就是说往生育、抚养、教导自己的母亲身上一靠, 于是便有了无穷的力量。他的敌人海格立斯了解这一秘密之后, 在一次激战中, 把他举到空中, 使他无法接触地面, 在空中把他扼杀了。革命者和安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安泰有生育、抚养、教导自己的母亲盖伊, 革命者有生育、抚养、教导自己的母亲人民群众, 他们都有大地母亲。他们还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安泰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 每当与敌人搏斗时, 便往母亲身上一靠, 于是便有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他的敌人了解了这一秘密之后, 便把他举到空中, 扼杀了。革命者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人民群众, 相信人民群众, 深入人民群众, 依靠人民群众, 于是便有了用之不竭的力量。但革命者一旦脱离人民群众, 便必然遭致失败。革命者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 即生育、抚养、教导自己的人民群众休戚与共、血肉相联, 这样, 就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革命者相信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便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呢?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不可战胜的。所以, 革命者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保持血肉联系, 便是不可战胜的。
革命胜利了, 境遇顺利了, 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容易贪图安逸, 走向腐化堕落; 容易自以为是, 忘掉历史主体; 容易高高在上, 脱离人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革命者一旦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也将疏离他, 使他成为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 将一事无成。革命者绝不要成为孤家寡人, 一事无成。因此, 一时一刻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一时一刻也要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文艺工作者走进现实生活, 深入人民群众, 谦逊拜人民群众为老师, 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学生, 才能深入了解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才能生动表现万紫千红的现实生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鲜明特征
富有创新精神的“十个结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实践的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是伟大的、艰辛的，因而实践经验才是最可宝贵的。这种按“结合”的思维方式解决矛盾的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精神。
第一，它体现了实践的探索性。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马列书上没有现成参考，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走老路没有出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和人民都通不过。人民迫切希望走上一条发展新路，只有走社会主义改革之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但其风险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三个“世所罕见”，足见探索之艰辛。
第二，它体现了实践的创新性。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提出了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指导和新的措施办法的要求。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结合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第三，它体现了实践的传承性。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始终围绕一个实践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代一代传承，经验不断丰富积累，思想理论与时俱进。传承，既是指后人对前人的继承，又包括后人对前人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这样一个递进的关系，它们一脉相承，是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的传承性决定了经验的全面性和理论的创新性。
第四，它体现了实践的开放性。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放眼全球，全面开放。这是30年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五，它体现了实践的人民性。改革是党和人民共同的事业。人民对于改革的期盼和关注、对于改革的支持和参与，人民在改革中的受惠度和对改革的满意度都是空前的。这是改革成功的标志。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特色的创新实践产生了丰富的创新经验。经验是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对实践经验的全面辩证总结，就是对实践规律的揭示。“十个结合”坚持了认识的全面性、辩证性。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性。
二、“十个结合”就是认识和解决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十大矛盾的经验总结
解决问题就是认识和解决矛盾。“十个结合”的经验就是解决十大矛盾的经验。“十个结合”中所涉及的20个方面(每一个结合都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30年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独自的解决，而是将它们置于矛盾的联系中来解决。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就必须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路。这里，首先要在矛盾联系中统筹矛盾双方，使双方协调平衡、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使问题各方均得到解决。比如第一个“结合”，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这里是两个概念，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联系的，因此才有“结合”的必要和可能。传统思维强调每个问题的独自解决。第一个问题解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二个问题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把两个问题割裂开来，不构成矛盾联系，这样解决问题，就不具有针对性，不会达到有效性。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性和批判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危害性来进行。这样做并没有错，但针对性不强，因为实践中要解决的主要不是反对坚持马列主义的错误倾向，而是主张离开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错误倾向。因此。应该强调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显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比单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更有效、更有针对性。这一结合经验的意义在于：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再比如，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经验，就在于它不只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而在于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促进改革开放，使之健康顺利地发展。之所以通过“结合”解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者的关系，就是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妨碍改革开放，搞改革开放就会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两种片面认识而产生的矛盾。这样用“结合”解决问题，正是改革开放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其他各个“结合”也均是如此。像“十个结合”这样，把相关的两个问题“结合”成矛盾统一体，然后通过矛盾双方的互相作用、共同发展，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一种新的创造。
这里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十个“结合”的双方
是矛盾关系吗?它们何以成为矛盾?我们知道，矛盾是对立统一，两个方面又对立又统一，这种关系叫矛盾或矛盾关系。那么十个结合中每一“结合”的两个方面能够构成矛盾关系吗?这里应该讲清楚这个问题。矛盾是对立统一关系，凡矛盾都必须具有这两种关系，但矛盾是有不同类型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性质根本对立，表现为势不两立的对抗和斗争。比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坚持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的矛盾。“十个结合”中的20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形成20对正反关系的对抗性矛盾。这类矛盾的特点是性质根本对立，矛盾双方角色是一正一反、一是一非，互相对抗，势不两立，矛盾的解决就是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解决这类矛盾，对推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起主要作用，因为它们不是主要矛盾。第二种类型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组成这类矛盾的双方，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都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们在矛盾统一体中的角色定位不是正反角色，都是正面角色(比如效率与公平、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坚持和发展的。之所以说它们具有矛盾关系，是因为它们中的每一方的存在和发展都会影响、制约对方，如果处理得好，双方就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处理不好就会阻碍双方的发展。比如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一定条件下就构成矛盾关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如果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双方就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如果解决不好，双方不能平衡协调，不能互相适应，也会使矛盾扩大甚至对立。“十个结合”所处理的矛盾都是这类矛盾，都是这类包含非对抗性、可以“结合”解决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大量存在的是这类可以结合的矛盾，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对抗性的矛盾，比如人民与党内腐败分子的矛盾、人民大众同损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的国内外敌对分子的矛盾，就是不可结合的对抗性矛盾，只是这类矛盾是少数，不是主要矛盾。
这里，在思维方法上应该注意两种片面性：第一种是认为凡矛盾双方必对立，因此解决矛盾就是要解决双方对立的矛盾。比如，当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就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和反对否定马列主义的指导上，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阻碍影响坚持马列主义的，主要不是公开否定马列主义的错误倾向，而是并不反对坚持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第二种是认为没有对立关系就不是矛盾关系，因而就忽视那些非对抗的矛盾。有差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事物，虽不对抗，但发展方向、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在发展过程中就会产生对另一方面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产生矛盾，如果不注意调节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就会变成对立。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矛盾关系的普遍存在，并注意及时调节和解决这类矛盾。
三、用“结合”解决矛盾就是坚持对立面的统一原则——社会主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辩证法
关于矛盾理论，改革开放前后有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解决矛盾、解决问题就是开展对立面斗争，强调对立面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邓小平以后的几代中央领导更强调“和”、“合”，对外讲和平共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求同存异，对内强调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反映了思维方法的变化。如果说以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和矛盾不可调和性，改革开放新时期则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合作。坚持对立面统一的原则，就是坚持辩证法。
在总结30年实践经验时，胡锦涛同志根据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了用结合原则解决问题的十个成功范例，充分说明，坚持对立面的统一的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诸多矛盾的正确有效性。从“十个结合”经验，我们可以认识到，用“结合”解决矛盾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矛盾双方没有正反角色之分，双方都是正面的角色定位，它们有差别，但不是互相反對、互相否定，而是互相包容、互相依赖的。第二，矛盾双方不以削弱和消灭对方来发展自己，也不以自己的发展来削弱对方，相反以自己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对方的发展，这种互利互惠共赢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全面的发展。第三，双方都明确自己在矛盾统一体中的地位，各自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怎样才能促进对方的发展。怎样才能从对方的发展中取得发展动力和继续来发展。从全面出发统筹协调，把握平衡，使双方发展达到最佳状态。第四，用“结合”方法处理矛盾，矛盾双方地位没有正反、是非之分，就这一点在矛盾统一体中双方是平等的，但在具体的矛盾统一体中是有主次之分的。就现在的“十个结合”中。如果用公式符号来表示，就是十个A同B的结合，那么B是主要方面，A是次要方面。比如第一个“结合”，突出强调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中，现在要把提高效率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其它各个“结合”也都是如此。这并非说A项不重要，而是从解决矛盾的角度，解决B项的问题在全局中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解决B项问题才能更好解决A项问题。当然，这种矛盾主次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矛盾统一体中是可以也是应该变化的。第五，用“结合”解决问题、处理矛盾，其结果不是一方削弱、打败、消灭另一方，不是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双方同归于尽，而是双方处在平衡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状态。当然，这种适应和协调不是绝对的，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事物过程的变化，双方发展的不平衡就会出现不适应不协调的情况，解决矛盾的着眼点就是根据矛盾状况，调节双方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新的发展基础上实现新的适应和协调。第六，归结起来用“结合”方法解决矛盾就是使矛盾双方的积极因素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使其消极因素得到最大的遏制，从而使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有利于事物的发展。
笔者初步介绍了我国50、60年代探索辩证逻辑对象的部分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即:(1)辩证逻辑的对象是唯物辩证法;(2)辩证逻辑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具体运用;(3)辩证逻辑的对象是研究辩证思维的形式与规律的.科学;(4)辩证逻辑的对象是研究思维的内在矛盾的形式与规律的科学.
作 者：且大有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刊 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3 32(6) 分类号：B811 关键词：辩证法 逻辑 辩证逻辑★ 广告监管的正规化、科学化、法制化研究
★ 人本主义课程论流派研究
★ 对象朋友圈
★ 汇报对象
★ 对象考察材料
★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 论文：量论因明认识论之研究。
★ 检讨书 处对象
★ 考察对象书面推荐材料
思维与语义的关系
思维，作为对于对象的认识和把握的意识活动，从来不是单独的、空洞的意识过程，而总要有它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在文化中形成并对应于一定的主客体情况的语言符号。思维与语言符号相同一，思维借助于语言符号而进行，这是一般的公论。
另一方面，除了今日的机器思维之外，任何思维都属于一定的主体，由这个主体的主体性(主观精神)所支配，所控制，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于认识着的思维而言，思维总是在其主体性的控制支配之下，运用着语言符号去把握、去表达客观对象的某种规定，某种意义，借以形成确定的认识。符号学已经指出：思维主体对语词意义的运用，形成了思维的语用侧面;语言对客观规定的表达，或者说所运用的语言的客观含义，就形成了思维的语义侧面。思维的活动和思维对于语言的运用(语用功能)，目的都在于让其语义能正确表达主体对客观情况的认识。因为，语义的主要功能在于认识，而这种表述本身又形成了语构。因此，可以说，借助于语言符号而进行的认识和把握着客观内容的思维，总有(或者说总要形成)它的语用(语言与思维主体的关系)、语义(语言与思维客体的关系)和语构(语言与自身系统或语言自身的结构系统的关系)三位一体的三重规定性。在这里，语用、语义、语构是互相体现的，语构作为一种结构形态，不过是语用与语义的表现形态。对于语用和语构，我们这里不讨论。要认识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我们只要集中于语义这一侧面就够了，只是要记住：语义是语用的结果，并且体现于语构之中，它不是孤立存在的。集中于语义这个侧面，是从内容上、认识上考察辩证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
一个产业的发展，往往事涉前后左右。围绕一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主张也各有长短得失。但是，在这些看似矛盾各有利弊的选择中，仍然有轻有重，有缓有急。
如果一直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犹豫，很可能会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一下汽车产业发展的“辩证法”，厘清一些重要的问题，这对于这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有利的。
堵与疏
北京为治理交通拥堵采取限购汽车的措施，是典型的以“堵”治“堵”。
交通拥堵是“大城市病”的表现形式之一，不单北京，全球很多大都市都面临着这个难题。但纵观全球，像北京这样采取一刀切的手段进行限购的城市并不多。因为大部分城市管理者都意识到，造成大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很多，并不是一个汽车数量多少的简单算术题。
汽车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让寻常老百姓拥有汽车，让人民群众过上享受时代进步的福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汽车工程就是民生工程。这些年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其实是来自私人购车，这也是我们断言“汽车时代”必然来临的依据。但是，我们的很多城市好像并没有对这个趋势作出具有前瞻性的设计规划，并没有对“汽车时代”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才是当前围绕汽车出现种种争议的根源。
简单“堵”住百姓的买车权，或许可以短时间内，从表面上缓解城市的拥堵，并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更不可能解决“大城市病”。
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交通通勤需求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会继续扩大。私家车的增长受限后，只会把更多的人推向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公共交通系统。堵住了汽车增量，或许可以在短时间、表面上缓解道路的拥挤程度，但是能否真正改善交通条件，提高城市的交通能力，应该打个问号。
另一方面，无论是拍卖车牌、摇号还是对外来人口采取限购措施，都是为了一部分人的车行驶更通畅一些，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交通便捷程度和舒适度，这显然有失社会公平。让市民在在公交车站、地铁站连等几辆车也挤不上去，未必比在汽车行驶缓慢更好。在越来越拥挤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中，更是难以维护现代市民基本的尊严。
表面上的拥堵缓解，不但未必能提高整个城市的交通效率，反而牺牲了更多人舒适出行的权利，增加了普通民众的出行成本，降低了城市的幸福指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往往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引发出更多的问题。
从长远来看，拥有汽车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政府无论对城市、交通还是汽车业的管理，目标都应该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应该是在广阔的视野中寻求全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汽车业绝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产业，而是衣食住行这个民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靠“堵”的办法来治理拥堵，是典型的“官本位”思路。它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由于城市管理者可以采取“简单易行”的措施来“治堵”，表面上暂时掩盖了当前的问题，反而会减少了城市管理者解决城市发展中深层问题的动力，从而让深层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来越严重。
北京出台限购、限号政策后，一些城市开始对汽车购买和使用出台越来越多的限制措施，逐步呈现出措施越来越严厉，范围越来广泛的趋势。
靠“堵车”治“堵路”，似乎暗示汽车是城市拥堵的罪魁祸首。事实并不是这样，当前阶段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用车需求，和我国城市规划及交通解决方案设计滞后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体中，汽车成了替罪羊，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
中国汽车工业走过近60年，关于是否要发展汽车国内也曾出现过多次争鸣。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出现过“道路和车辆交通应优先发展谁”这样的“鸡、蛋之争”，在8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汽车产量只有20万辆，保有量只有几百万辆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争论。
但是，汽车业的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也不断把这些争论抛到历史的废纸篓里。因为，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是来自整体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实际的物质文化需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汽车的发展和汽车时代的到来，要向前看，要主动应对，而不能采取“一限了之”的方式被动应付。
今天，在我们迎接汽车社会的时候，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无论我们的城市管理、交通管理还是汽车业的管理，目标都应该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就。城市的规划、公共交通，包括环境治理都应该和汽车社会同步发展，追求整体上的和谐。为此，城市管理者不应该靠堵住老百姓的购车权来解决问题，而要在合理的交通疏导中多下功夫。
只有慎用“堵”，才能强化“疏”的力度。而“疏”才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走向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和谐共赢的良策。
管与促
对汽车行业的管理要遵循几个原则。首先，在管理思路上要明确，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任何管理都应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的;其次，在管理手段上要尽量发挥企业的能动性，少插手具体事务、多促进产业生态圈的完善。
近期，我们的决策层似乎在汽车业的管理思路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犹豫和动摇。我认为，和很多一直将汽车视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先进大国相比，中国汽车业只是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汽车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龙头予以重点支持的产业地位不应有所转变，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线的管理思路也不应有所转变。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后，能否迅速成长成世界汽车强国，不但对汽车企业是个考验，对政府的管理智慧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对汽车行业的管理，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从国家战略角度对产业进行引导和扶持，推动诸如汽车行业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等重点工程，为汽车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促使产业全面提升。
管理重点应该是促使行业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一个理想的行业生态环境应该是这样的：行业标准和法规非常细致严格，但对企业产品或发展方式的审批会相对宽松。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行为，而是通过政策和法规、通过市场规律这个“无形的手”对企业进行约束和引导。
但在目前，一方面，我们对行业法规和标准等“市场规则”仍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迟迟难以解决。造成的结果是，由于缺乏对行业发展水平的细致把握，政策法规和产业发展现状不匹配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而且在南北、东西、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以及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的很多法规和标准却没有反应出这些差异性，往往仍是简单的一刀切，结果在执行过程中屡遭诟病。
另一方面，很多行政主管部门仍热衷于将“手”直接伸向企业车型申报等具体领域，管得过细，行政审批过程繁复。管理中交叉过多，十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插手汽车产业管理、经营和投资准入的管理，“多龙治水”給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以同属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汽车公告认证和3C认证为例，公告认证需要检验49个项目，3C认证要求检验47个，其中44个检验项目是重复的，但由于这是不同政府部门的管理范畴，企业不得不花双倍的精力和财力来完成。对于即将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出多门的现象也存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甚至质检总局、环保部纷纷介入，多头管理势必会造成新能源汽车产业管理纷繁复杂的局面，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
放眼国际，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多采取纵向管理模式，更注重制定出合理、针对性强的政策。欧盟多委托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召集业内专家制订标准和法规，通过政府来颁布和执行。将具体的技术问题留给对市场“触觉”更敏锐的第三方组织后，政府主要承担法规审核者和监督者的职责，有效保证了汽车标准和法规与产业发展保持同步。
真正高明的管理者往往忌讳在过程中亲自插手太多，促进行业生态圈的建立才是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一个有序的汽车市场中，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消费者都是行业的“管理者”和“促进者”。其中，政府靠法规引导企业发展。企业按照法规和标准组织生产，通过严格的自律，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个过程中用不着事事都要报批、登记，完全可以通过“形式认证”等方式自行组织生产。代表第三方立场的行业中介组织，应该是技术方向的引领者、行业标准的制订者，以及政策法规的积极推动者。消费者作为商品的享用者，则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促进着行业生态圈的完善。
快与慢
今年头五个月，汽车的产销量从爆发式增长转入平缓增长，一些细分市场出现下滑，就有人说汽车业已进入“拐点”。事实上，“拐点”之说未免过于夸张和武断。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今年汽车行业正进入一个调整期，而且这种理性调整对行业长远发展有益。
“快”有时会掩盖很多问题。不断增长的销售数字常对企业的规划和产品策略产生误导，很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得不到及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快”可能会成为绊倒企业的祸根，就像人们说的，个子窜得太快的孩子容易缺钙。因此，借助这个稍微放慢的时机，及时“补钙”，检查和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并对未来做出更合理的规划。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发展速度放慢，并不是一件坏事。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过去三年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现象，很多企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体力透支”。去年我们用不到1700万的汽车产能生产出1800万辆汽车，不少企业常年超负荷运转，一线生产线上工时常处于11:11的水平，就是两班中间只有两小时的休息时间，有的甚至达到12:12，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汽车行业对这种快与慢的节奏变换并不陌生。事实上，在经历过2002、2003年的行业井喷之后，2004、05年汽车行业就曾经历过一段调整期，那段时间的顺利调整也成为这一轮爆发期的基础平台。
从2000年的200万辆到2010年的1800万辆，中国汽车经历了十年爆发式增长。同时，汽车产业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协调，而不协调就意味着不可持续。但这种不协调暴露出的绝不仅仅是汽车产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大系统问题。因为城市的规划、公共交通管理等很多方面，都没有跟汽车产业的发展相同步。如果我们公共交通做得足够好，如果说我们的政策能够到位，我们很多人出行就不一定选自己驾车出行，这样的话，有车和用车就不是一样的概念。我觉得今年遏制汽车市场发展的政策不少，鼓励汽车发展的声音不高。究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不协调造成的。这些不协调也需要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找出解决途径。
近几年汽车行业高速发展，企业盈利相对较易。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个行业已习用多年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其实相当粗放，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充使很多从业者漠视了这种“粗放型”经营管理方式可能带来的危机。
同为制造类企业，消费者在购买一台汽车和一台空调、冰箱后在体会到的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事实上，由于家电等行业市场已趋向饱和、利润更难赢取，因而也被逼出了更加科学和更加精细的管理体制。对比“海尔”、“联想”等国内其它制造业高手的管理水平，汽车业应该有危机感，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慢下来的机会主动调整，非常可能日后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调整。
汽车业的产业链很长，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前端的制造业和后端的服务业也有不同的机会。在市场迅速扩张的“快”发展阶段，企业的制造能力是行业关注重点，有产能者得天下，以企业在生产和销售中的成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对后半段、同时也可能是更高利润来源的服务型功能则较少顾及。当发展步伐适度放“慢”的时候，产能未必还是决定企业未来的制胜法宝。一些“有准备的人”可能会脱颖而出，领先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
所以，我们把今年称为“调整之年”。而且这种调整对我们行业整体发展是有利的。在快与慢这个问题上，我们宁可发展的慢一些，也要质量好一些，跟社会各方面更协调一些。从长期看，汽车业在调整之年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结构的调整，到企业的全面升级，现在慢下来可能都是一个好机会，关键看企业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
如果企业能用好当前这段时机，调整到位，我相信，未来几年企业会迎来一个新的爆发期;但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调整不好，我也相信，会有一批企业不久就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行业发展的快与慢，有其内在规律。汽车不仅是一个单独的工业行业，因此根据行业发展规律和节奏进行调整就不单纯是企业和行业自身的需求，在企业和行业完成个体调整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对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道路与环境等各方面，按照汽车社会这总体的发展趋势来进行规划和调整。社会各界对此都应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国家汽车工业的进步不是比赛短跑，我们是在参与一场马拉松。其中，有上坡路有下坡路，有柏油路也有沙土路。纵观汽车行业的百年历史，会发现这个行业中能跑到前面的企业和国家，都是具有长期战略眼光，并有高超管理水平的选手。我们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巨大前景，同时保持足够的精力、体力和耐心，不断调整自己的前进策略，应对途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
大与强
任何一个做到世界第一的行业或企业，都无可避免的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避免仍在同一个层面上只做量的增加?如何增强自己的领先优势，从“质”的层面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成为汽车强国是汽车业当前最大的产业命题。在确立了世界第一大市场的地位之后，中国汽车业做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做强仍需艰苦努力。
要实现世界汽车强国的梦想，我们希望出现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对产业的整体发展产生拉动作用。中国汽车行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企业希望抓住机会、通过迅速扩张，为未来赢取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思路本身值得赞许。但目前有些企业人为做大的迹象过于明显，一些外部扩张缺乏内在动因，反而有跑马圈地之嫌。
在某些企业进行收购、并购时，不是结合企业自身的产品思路、发展战略，以及整体市场环境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而是急于出手、先占下地盘再说。在类似腾中收购悍马、华泰和萨博的闪婚和闪离等案例中，都有这种盲目、冲动的心态在作祟。因此，虽然现在中国汽车业总体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这些人为做大的冲动，在局部地区和局部产品上，正在给汽车行业埋下产能过剩的隐患。
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鼓励兼并重组。但是，兼并重组的前提和条件是必须要体现互补原则。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技术的互补、产品的互补、人才的互补、资本的互补，但不希望看到利用行政手段“拉郎配”式的互补，更不希望看到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给行业带来泡沫。虽然在一些兼并重组的过程中，也有某些地方政府的幕后推手，但企业作为市场的经营主体，要为自己的的未来发展负责。
汽车业关于先做大还是先做强的讨论由来已久。应更重规模还是重效益?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但目前我们的行业管理者、企业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通过人为做大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企业，有多少能真正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变成市场的强者?
回顾历史，美国汽车发展史上也曾有过近百家汽车企业，经过多年的兼并重组发展而成现在的“三大”集团。但这些大集团的出现靠的不是政府的资本支持或政治鼓励，而是市场的自然筛检、优胜劣汰。由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压力，其变“大”和变“强”的过程基本是同步的。就像在森林中靠自己捕猎成长起来的老虎一样，其体质的强壮程度和人工饲养长大的老虎有很大差异。在面对真正的丛林竞争时，这种差异性就会明显体现出来。
自然界不存在“大就必然强”的法则，人为做大很可能会遭遇陷阱。投资兼并从签订协议到付诸实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此期间这些宏大计划的后续资金、市场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如何保证目前的投资会在未来5-10年后产生预期的回报?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不会是自然衍生的，而应该是一个苦练内功的过程。而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来说，从做大到做强，也不仅是建设几个大企业那么简单，其中涉及到的产业链上下游的整体成熟度、汽车行业与社会发展的融合协调等一系列问题，才是行业做强的最大制约。对整个行业环境发展因素视而不见，一味追求做大企业、加快速度和注重规模，这种做法有很强的盲目性。
目前，我们常谈及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话语权重的一面，却很少对大企业的弊端进行深入研究和预防。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大企业病?企业越大，管理难度就会越大，如何让这些大企业真正的走向流程管理、体系管理，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持续奋进的企业文化?这些问题，中国汽车业考虑的还不够。
企业快速变大的同时，由于自身肌体不适而产生危机的案例在国外不乏教训。日产在90年代就因为扩张过快、能力不济发生过非常大的一次危机。而丰田的“质量门”也和其扩张有关。国内外，那些一味考虑铺摊子，而忽视内在竞争力的建设而垮掉的案例并不少，汽车企业应避免重蹈覆辙。
本田社长伊东孝绅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从没给本田制定全球排名的战略目标，本田自创立以来只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为更多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不随波逐流，洞悉企业的立身之本。比起打造成世界第几大企业来，我们更应该从先进企业身上学习这种清醒的价值观，这才是中国汽车业走向成熟、由大到强的希望。
多与少
不久前，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宣布合并几个品牌的销售渠道，并承认2008年开始的多品牌战略存在失误。我非常赞成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说明我们的自主品牌正在主动反思、不断进步。
很多企业这几年都在搞多品牌战略，有比较完整的产品推出计划，但我依然认为要量力而行、把握节奏。多未必就好，品牌的建立与推出要和企业的发展步伐相匹配，而且一定要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不能为多而多。
现在国内乘用车的品牌已经超过100个，中国市场也正逐渐走向成熟，但细想起来，我们的自主品牌有几个叫的响的产品和品牌?我不赞成企业采用“多生孩子打群架”的模式发展。在市场认知度还有限的情况下就推出多个品牌、一系列产品，但都达不到经济规模，不但会阻碍企业发展的脚步，而且是对市场资源的极大浪费。做企业一定要对市场有精确的研究，要有准确的定位。每一个车型出来都有它的用户群。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合理利用自己的优势，但并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做。我也不赞成企业都去追求全产业链。像奔驰就是高端品牌，它做低端产品的时候未必能做好。大众在制造国民汽车方面非常成功，但它的高端车辉腾并不成功。中国企业如何精耕细作，在细分市场做足文章，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这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专、精、特对零部件来讲非常重要，对整车企业来说也是一样。
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产业升级，强调树立品牌意识，打响品牌知名度。汽车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冒进。很多企业凭着自己对品牌粗浅的理解、凭着对占领市场的渴望，一下子推出了很多品牌。我可以理解，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理想的战略规划，但从品牌实践这个角度来讲，很多却脱离了企业的实际情况，混淆了美好的愿望和可实现的目标。
在多与少这个问题上，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从来不是数量，而是核心竞争力。多品牌战略有其自身存在的优势与劣势，企业不能被花哨的前景迷惑，而要考虑清楚，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是否需要扩张品牌?
从商用车到乘用车到零部件，汽车行业的细分市场可以分出上百个，企业应该认真研究市场特征，在某个层次上找到并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当上海、沈阳、乌鲁木齐等城市出现大的火灾的时候，我们的消防车水平不够，而这次日本的海啸地震期间，三一重工就上去了，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细分市场中还存在很多机会，关键是看企业能否找到，是否愿意踏踏实实去干。
无论是在体育的赛道上还是在商业的赛道上，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领跑者，我们提倡企业要有领跑者意识，在细分市场做足做精。而不是贪多求全，野蛮冒进。
精与糙
不久前，我在日本参观一家著名零部件企业，他们的二三级配件采购是全球采购，其中很多产品也来自中国。对其它国家的配件，他们一般都是免检，但对于来自中国的配件，则要求必须100%进行检测。为什么?我在那个企业看到，中国产品的不良品率纪录是3%，而采购方的质量标准要求是万分之三，我们的不良品率超过合同规定的一百倍!经过这么多年的产业发展之后，我们的产品质量和产品一致性方面还存在这么严重的问题，实在应该引起深思。
再看整车。我最近在国外参加一次车展，除了发达国家的产品之外，还有像中国和印度等汽车工业相对欠发达国家的产品参展。在那里，我很难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比印度同行的水平要高。为什么?在展览的第三天，我们中国某车企的车门就关不上了。而当外国同行提醒我的时候，我在现场没能找到一个工作人员来处理此事。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还看到，有的整车产品在出口过程中，第一次犯错后接着第二次又出现同样的错误，被当地市场拒之门外。中国企业产品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产品一定要为消费者负责。但是到今天为止，市场真正让消费者感觉满意的车并不多，企业在质量方面犯的各种低级错误倒不少。产品质量真成了中国汽车发展的拦路虎。
品质不精的问题在整车、零部件企业都普遍存在，很多人甚至都习以为常了。不少汽车企业的质检部门理论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但实际上常常在企业的成本控制、供求关系等现实面前低头。而且，企业内甚至还有一些非常荒谬的声音，说某某产品在中国是“质量过剩”。什么样的产品质量是过剩的?次品率达到多少才算合格?在这方面，中国和汽车工业强国的差距还非常大。
真正的国际品牌，没有一个不是极度重视产品质量的。在福特的一个车桥厂，当流水线上出现某个车桥的噪声超过规定时，就必须强制返修，不行就更换配件，不合格再换，一直到满意为止。严格防止不合格产品出厂。我到英国参观劳斯莱斯。它的每一辆车在出厂前，都会有几个老技师对车辆进行质量复查，有时甚至到吹毛求疵的程度，即使发现的问题很小，也会要求返工，否则就不准出厂，他们才是真正能对产品行使“一票否决”权的人。赋予质量管理部门这么大的权力，我们能否做到?事实上，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也能做好。以东风日产为例，他们是日产体系中成立较晚的一家，但在日产同样的保证体系和工艺流程中，目前他们成了全球日产合资公司中质量缺陷数是最少的一家。这说明，不是中国人做不出高质量的产品，而是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否真的重视质量问题，对质量问题的管理制度能否贯彻到底，说到底，还是企业领导人的理念问题。
2011年是中国汽车行业的调整年，我们实在太有必要进行调整了。绝不是把产能做到三百万或者五百万辆，一个企业就能变成世界型的汽车企业了。做产品，永远不存在什么“品质过剩”之说。
分与合
汽车工业发展百年以来，汽车这种产品的物质形态和技术形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汽车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综合体，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越来越多，对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合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要成为产业强国。如果没有汽车企业和其他行业的合作、没有企业跟企业之间的、没有产学研的高度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坦率地讲，目前汽车行业的合作活动还不是很多。由于科研院所的下放和大学的市场化等原因，汽车行业的一些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企业间则由于相互的竞争关系，在新技术研发方面往往“各人自扫门前雪”，即使是有一些共性的技术难题，也很少合作。这就让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觉得整个行业的技术缺失都需要自己去解决，明天、后天的技术储备也要靠企业自己去完成。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科研体制下，让几十个科研院所来专门进行基础性的研究。但是我们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制。在政府引导下进行产学研合作，是目前解决新的市场机制下一个科研体制的唯一通道。
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美国1994年开始搞的PNGV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由政府主导的官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联盟组织，提出了要百公里耗油3升的燃油标准、提出要上新的能源汽车，也提到了汽车的轻量化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这些课题都得到了很好的推进。而在整零合作方面，日系车企和零部件企业已经建立起一种宝塔形的战略联盟，德国利用此次金融危机，重点扶持中小零部件企业。宝马、奔驰、大众互有分工又竞争合作，零部件强大的竞争能力对装备制造业有强大的支撑能力，德国的大学也有强大的支撑能力，金融危机期间，默克尔政府首先恢复大学的电化学专业，目的就是针对电池研发。
传统汽车行业要升级，没有高水平的跨行业跨学科的合作，没有产、学、研的共同努力，是无法完成的。以汽车轻量化联盟为例，这是汽车和材料行业的合作;新能源汽车的联盟，需要的是整车企业、核心部件生产企业、以及上游能源企业的合作;在传统的汽车装备制造业方面，要涉及到机床、装备制造业和汽车行业等既是用户，又是合作伙伴的合作;而在新兴的车联网行业，更需要主机厂、网络运营商、汽车电子行业，以及新兴的各种网络技术服务业的通力协作。
可以这样说，当前和未来需要的汽车技术，已经远远超过百年来大家界定的传统技术范畴了。通过合作来整合行业优秀资源，建立技术创新链，通过合作来提升整个产业的创新力，已经成为汽车行业当前的一个历史性命题。
值得高兴的是，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我们中国的产学研各界，也已经开始了有效的合作。目前，学会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已经或正在组建的就有四个联盟：中国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盟、小型纯电动汽车技术创新联盟、汽车装备联盟、车联网联盟。通过这些联盟项目，已在突破共性核心技术、形成行业标准、建立数据库、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等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有分析认为, 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是国际资本以40%的资本, 占据50%的份额, 攫取70%的利润。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的市场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仍未掌握全球汽车先进技术的窘境。因此，我们的汽车企业更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参与技术合作。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谈的合作，已经不仅局限于中国内部的行业与企业合作，很多汽车工业进步中面临的技术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是全球性的难题。因此，不同国家之间也需要合作。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由中国和美国倡导成立了13个国家的示范运行的合作机制。这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也给我们的工业发展合作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着“官网第一股”之称的人民网，自4月27日上市后，12个交易日最高暴涨140%，从20元一路窜到48.04元，引起资本市场一片惊呼，同时也打破了最近一个时期新股上市沉闷平庸的走势。
无独有偶。近期远在大洋彼岸的Facebook上市同样备受各界关注，不曾想Facebook上市第二日就大跌11%，并跌破发行价。Facebook于上周五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38美元。
据新浪美股官方微博统计，在整个美股IPO（首次公开招股）历史上，Facebook的IPO规模排在第三位，仅次于通用汽车与Visa公司；但在互联网公司IPO历史上，Facebook今天的IPO无疑是最大的，将第二名Google远远地抛在了后面。Facebook上市融资规模是50亿美元，而Google才16.7亿美元。
不管是大涨还是大跌，无非是资本市场的一种特殊游戏；不管是官方背景的人民网，还是美国小伙马克·扎克伯格的Facebook，它们的上市，不应该仅仅意味着股价和融资，作为一个文化创意企业和新媒体公司，更应该有超脱商业价值和资本价值之上的愿景和使命。“一个更加开放和连结的世界”，这是扎克伯格在Facebook开市时签下的话语。
近几年，国学在回归，文学在回归，京剧、话剧、昆曲、民间艺术都在回归，“经济的复兴和文化的复兴，才能让中国真正崛起，让中国人真正找到自信。”中国著名设计师、LKK洛可可设计集团董事长兼创始人贾伟表示，以前中国的品牌有三种味道：血汗味、机油味、铜板味，这三种味道铸就了“中国制造”。今天的品牌必须要有人味，有人的品质、品味、品位，对社会有积极的影响。
热与冷
人民网的火爆无疑让其他“官网”垂涎三尺，有消息称新华网将于年内启动上市，挂牌上交所。更不可思议的是，定价4.5元受到公信力质疑的《知音》也要进军股市。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夏天说，《知音》之所以几十年来保持高发行量，与其鲜明的草根文化消费特征是分不开的。对此，《知音》杂志创办人胡勋璧从不讳言。
《知音》和《故事会》、《读者》类似，都在走一条传统路线，“这是一条占领二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读者群的路线，它们关注的是其他期刊不太关注的市场。”夏天认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农民和市民，其阅读需求长期以来被有一定精神洁癖的传媒期刊忽视了，而《知音》找到了这个空白。
文化消费需求是分层次的，阳春白雪、高山流水固然风雅别致，让一些人百听不厌；但下里巴人、东北二人转也有其生存的土壤，同样能给不少人带来精神愉悦。
据了解，《读者》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上市步伐。“十二五”期间，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以《读者》品牌为依托，加速发展数字出版、网络传媒、动漫、影视等新兴文化业态，积极塑造立体化、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产业格局，争取实现上市。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指出，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扶持政策，最好的莫过于允许文化企业上市。在未来五到十年，数字文化产业增长最快，最有前景。腾讯、新浪、搜狐、百度等都做得不错。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在进军文化产业，它们都成为媒体公司了。
在“2012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峰会”上，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表示，六大行业正在成为创投眼中的热点文化创意产业。电影、电视、演出、动漫这一类行业已进入景气周期，票房和衍生品前景广阔。另一个就是数字出版行业，数字出版将会颠覆传统的出版，教科书的无纸化将引领信息时代教科书的革命。同样，创意服务、基于文化创意的互联网服务、高端设计三类行业也具有巨大潜力。此外，作为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信息传播服务行业也值得关注。
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正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第八届文博会上，科技部、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首批16家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包括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沈阳、杭州、深圳、上海张江、成都、长沙、合肥、西安、天津滨海高新区、重庆、青岛、哈尔滨、兰州、常州。
近年来，集群效应明显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全国各地已呈“爆发式”增长，据统计，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10个城市，近四五年时间就建起文化创意等名目繁多的文化园区300余个，深圳一地就遍布着近50个文化创意园区和基地。为了招商，各产业园的入园优惠一家比一家大，彼此之间存在同质化、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更有不少产业园为了尽快收回成本，让餐饮、娱乐等商业形态大举进驻，这使文化产业园变得“不伦不类”。各地“一哄而上”的态势让这一新兴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陈少峰认为，“现在全国各地到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企业和政府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企业做园区是为了尽快变现，而政府希望发展文化产业。当政府把园区交给企业的时候，根本就管不住，企业把园区做成什么的都有。很多企业通过在园区的进出，吃优惠政策，吃完一地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作为“全球动画大师”，点石数码创始人邓博弘对此也颇为忧虑：这种为政绩投入的成本是不计代价的，政府给很多企业提供了扶持经费，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扶持资金并不是被干实事的企业获得了，而是被一些有关系的投机企业拿走了。表面上是文化立国，但实际情况是成了变相的房地产项目。
邓博弘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是所有行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道。如果都以GDP为主导，以功利和短期效益为主导，以表象为主导，许多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方法并不成立。国家的政策导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直接拨钱、批地和建产业园，而应该通过政策法律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良好的产业环境和发展机制。
洛可可创新集团创始人贾伟则认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要发展好，需要从四方面下功夫：
nlc202309031318
第一，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要有真正标杆性的人物出现，中国现在非常缺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人才，缺少设计大师。人才战略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第一战略，需要国家出台扶持政策，建立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第二，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架要更加丰富。国内的文化创意产业过于强调园区的作用，政府好像只有一个手段——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国外的扶持政策很多样，扶持个人、扶持品牌、人才输出等。
第三，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需要提升，这些人要有使命感和愿景。我接触的许多设计公司，觉得设计没什么前途，都在改行做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芬兰等国家都是高端产业。国内总是把它与制造联系在一起，这就让创意产业低端化了，创意没有价值了。中国的制造业太强大了，一切都被其引力吸附过去。创意应该引领制造，但现在是创意要为制造服务。原因是创意者对创意产业的不自信，没有远景规划。
第四，媒体要多宣传文化创意产业。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据2009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发布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52.49％的品种因后继乏人等原因而陷入濒危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停产；1787位工艺美术大师平均年龄在57岁以上，仍在从事创作的有267人，还在授徒的219人。目前传统工艺美术传承方式主要有社会、师徒、家族三种。社会传承主要依靠相关院校，但如今工艺美术专业的毕业生真正愿意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和技艺传承的甚少；以师带徒的做法，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形成制度，许多技艺没有学徒；家族传承方式也面临危机，年轻人被新兴行业吸引而不愿师承祖上。
“这是个体制问题，”参与编写《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十二五”规划》的洛可可创始人贾伟坦言，“这些工艺大师已经是高龄了，手下没有传人。没有传人是因为，这个手艺学会需要3～5年，工资又低，谁能熬得住，即使学会了，作品与师傅做得差不多，还不值钱。直到经过若干年成为工艺大师，并有自己的创新，才能出人头地，导致没人愿意学。或者像我们洛可可把工艺美术与设计产品相结合，传承中创新。国外的设计师都在做工艺美术，大师由国家完全保护，国家出钱来培养继承人。工艺美术是全民的，而不是藏在大师手上。”
小与大
乔布斯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让小小的苹果风靡世界，让无数粉丝为之痴迷，让iPhone、iPad电子产品具有了文化内涵。
贾伟的产品也强调体验，在他看来，实际上中国人是最会玩体验的。“在松树下、溪边、山野里弹琴，那叫风雅。琴的最高境界是在口袋里不弹。听音、品香、喝茶、论道，这是中国人真正和山水之间的亲近。中国古画，大山大水，人都特别小，最高级的画就没人了，人和山水融为一体了。”一些人总愿意买国外的名牌，如LV、爱马仕，难道就不想买一款具有东方文化的中国品牌吗？
与传统行业相比，文化创意企业的规模都偏小，大多在100人以下，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态，拼的是智慧和创意，而非人数和体力。欧洲90%的设计公司不超过10个人，一般都是6～7个人，而中国的洛可可由1个人发展到接近300人。为什么能诞生这么大的创意设计公司呢？
“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人喜欢大，客户考察公司注重规模。”贾伟露出一丝无奈，“但我也担心，人多了不好管理，于是我创造了上上管理体系，把公司变成了活态细胞管理。”每个细胞以1～7个人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领导），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
深圳的点石数码只有40个人，但在全世界顶尖的十佳视效创意公司中，它是规模最大的。邓博弘指出，“人们总是强调规模，认为要做大做强，这是个误区。苹果肯定没有富士康大，但富士康有苹果的利润和市值高吗？其实，强和大未必有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在新经济时代。4月份，Facebook宣布以10亿美元收购在线照片共享服务商Instagram，被收购的这家公司只有13个人，成立才551天。”
“毫无疑问，文化创意产业是典型的新经济，没有仓储、运输，几乎没有原材料，但文化创意产品的溢价空间却很大。巴尔扎克的手稿价值不可估量，可他使用的纸张和墨水才花了多少钱？好多企业在做大的过程中，忽略了人性化。实际上管理是最大的瓶颈，如果只是采用数字化管理，而忽略了某些人性的变量因素，那就很危险。”邓博弘有些不服气。
邓博弘强调，文化创意产业不是靠产量和成本取胜的。2009年，全国电影人在欢呼，中国整个电影票房突破了百亿元，同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阿凡达》，全球票房27亿美元。这是多大的差距啊！还有更多的例子，10万个普通玻璃杯也抵不上一件汝窑的青花瓷；内容差的书再多也无济于事，一本好书经久不衰，像诗词歌赋和四大名著。
的确如此。小小的牙签、指甲刀、香台、茶盘，在贾伟的创意设计下，就能迸发出惊人的价值能量，获得国际设计大奖，这就是文化创意产品的魅力所在。
善与恶
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包揽三项国际设计大奖（德国红点奖、德国IF奖、美国IDEA奖）的洛可可，2009年提出了善设计，并着力打造蕴含东方文化和东方美学的上上品牌。
在贾伟眼中，善设计就是可持续设计。设计师把情感注入到产品中，再由产品传递给用户，用户反过来更加保护、珍爱这个产品，是一个以爱为核心的循环设计，起到环保作用。
例如，没有爱的时候，手机经常更换，苹果手机出现以后，因为有乔布斯的爱和一份情结，消费者就会用好几年，这样就会节省很多资源，减少污染。
有美学的产品是可以传承的，苹果让世界变得可持续了。贾伟认为，苹果开启的iPhone和iPad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体验时代、交互时代、情感时代的第一款产品。今后，生活中的香道、茶道等各个产品都会是情感交互的意境产品。这些东西将会越来越被人接受，而不是单纯的工具性。
易凯资本CEO王冉说，“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引领全球的为什么是苹果、谷歌、Facebook？除了一流的产品，最重要的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拥抱普世的价值观。”
nlc202309031318
目前，中国创业者正在面临着全球最具成长性和潜在规模的市场。王冉强调，Facebook上市给中国创业者带来的，是一种信仰的传播。“很多企业都可以成功，有的是小打小闹的成功，有的是中打中闹的成功，但只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Facebook量级的成功。”
李开复更为直言不讳：要想像Google、Facebook一样成为伟大的公司，需要有一个伟大事业的心态，比如更多的追求都不是赚钱。但这样的心态目前在中国看起来很难，“浮躁”是一个普遍现象。创业门槛低、一夜暴富让许多人加入互联网创业大军，从视频、团购到移动互联网，从蜂拥而上到一轰而散，大部分驱动力都是“利益”二字。比如国内的SNS企业，“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大力宣传的标配，但实际上却屡遭病诟。
“中国现在最可怕的是学术腐败，学术是一个时代的先导。我近乎矫情地对专业的坚持，无形中就会对短期功利的、浮躁的甚至虚假的行业和社会现象进行一种正面冲击。我没有能力让整个行业发生质变，但如果有许多企业都去努力，量变也会质变。”全球动画大师邓博弘表示。
“学者、艺术家，越老越值钱，因为这是一生的积累和沉淀。但我们看看现实中的从业者，有多少人认定这份工作是他的终生职业？”这种社会心态是不正常的，但又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除了价值观的扭曲，还有历史的因素。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专业细分的社会，要把专业做到极致才行。但现实却是忽悠炒作盛行，违法违纪、失去诚信的成本极低，这就导致一种价值观的误导。
有一则经济评论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左手拿着输液瓶，右手提着尿袋，胳膊下面还拄着根拐杖的社会状态，但一不留神，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有可能在未来20年成为世界第一。
邓博弘认为，中国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矛盾是不断转化的，“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文化创意行业，政府应该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发展土壤的改良和培育上”，并通过政策措施去支持维护文化创意行业真正干实事的人和企业，让它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表与本
由于文化的概念比较泛，文化创意产业又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许多地方和企业以为跟发展传统产业一样，可以大干快上，多投入、建园区、上项目、快变现，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产业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邓博弘表示，文化创意产业具备三种属性，第一属性是商品，无论电影还是广告，都要卖钱；第二属性是工具，广告和短片都要给客户使用，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三点很关键，是通过艺术性来达到商品的最大价值和体现工具的功能，比如最明显的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等商业美术。从业者要想办法把工业产品艺术化，艺术需要灵感，具有随机性，怎么办？这就需要把艺术产品工业化。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好莱坞，采用工业化手段生产了大量具有刺激性的风靡全球的影片，这就诞生了一个名词“创意机制”，机制也可以理解为土壤。
继而，邓博弘进一步指出，中国有个哲学概念“舍得”，有舍才有得。你要实现一个产品的商业价值和工具功能，首先要抛弃这两点，把它艺术化，艺术化以后再寻求前两者。所以文化创意产业不像其他产业靠投钱就能解决问题，它真正需要的是土壤。这种土壤让很多艺术家可以吃饱肚子，很多商业领域的人才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很多生产领域的人才愿意把诞生的艺术性东西转化为工业化生产，这是一个分工有序的产业链条。
在邓博弘看来，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20多岁就成风云人物了，中国出不来这样的人，能构思出一个社交网络已经是奇才了，何况还要自己完成公司的组建和管理，寻找商业投资，启动IPO上市，这需要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艺术性的那个亮点其实需要很多成熟的商业手段和商业链条去包围和支撑，它才能开花结果。
贾伟从工业设计角度同样阐释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他认为，在商业环境下，必须尊重商业；商业像水一样，也是有规律的。每个设计可以用商业去放大，用商业去得到它的真正价值。“设计分为三重价值：一是设计作品本身的价值，属于设计师的；二是设计的商业价值，属于品牌和企业的；三是设计的社会价值，属于大众的。设计的商业价值是设计师最难把控的，也是设计师需要学习的。”欧洲是把设计、商学和科技结合在一起同时教育，这是很好的模式。中国教设计只教点线面和美学。
邓博弘强调，文化创意产业针对的是人们的感性心态——美感和快感。战乱贫穷时代，大米和白面值钱；和平年代，经济发展以后，奢侈品、文化艺术品、收藏品开始变得值钱。当社会再进步时，娱乐最值钱，娱乐是人的本性。
“这并不是主张社会娱乐化，也不是所谓的‘三俗’和八卦，而是人们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具有了安全感以后，人们会为自己所获得的愉悦和美感付重金买单。娱乐是一种泛指的文化创意服务，譬如旅游、收藏、玩极限运动、唱京剧、看歌剧等。只要人们的兴趣得到最大的抒发，满足了个性和爱好的取向，这就是最大的娱乐。‘黄金周’到哪里都爆满，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娱乐取向。”邓博弘解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