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能否养廉

高薪能否养廉（精选6篇）

高薪能否养廉 篇1

在中国，高薪养廉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热门话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笔者开宗明义，亮明观点：有条件地赞成高薪养廉。理由有二：

其一，在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体制因素，中国官员的素质如何，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面貌所产生的影响，比之其他一些国家来得更广泛也更深刻。这一特点，就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素质，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把一部分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员队伍中来。高薪可使官员的薪水与其所任职位、所担职责和对社会的贡献相适应，使官员不致过分羡慕商人、企业家等高收入者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有利于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

其二，高薪可为推行严格的吏治提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实行低薪而伴之以严格管理，往往会使人牢骚满腹，人心离散，乃至远走高飞。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官员队伍。人只有在优厚的待遇下才有可能忍受严格的管理和约束。这是常理。实行适宜的高薪制，严格的吏治才具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推展的空间。

笔者之所以只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地赞成高薪养廉，是因为“高薪”说到底只是“养廉”的一个可能条件，而非必然因素。换言之，高薪并不能自然地、必然地带来廉洁。因为薪水再高也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有道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

仅仅依靠较高的薪水并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更高的欲求，也不能阻止有些官员为捞取好处而以权谋私。

因此，在实行高薪的同时，务必建立对官员的有效监督和严格约束机制。只有将监督约束机制与高薪配套实行，再加上正面教育引导，多管齐下，方能真正形成廉洁政风，达到高薪养廉的预期目的。

国际上，凡是实行官员高薪制，政风又比较廉洁的国家，如新加坡和一些西方国家，其成功都不是单纯实行高薪的结果，而是在实行高薪的同时严格吏治使然。

其中，严格吏治是养廉的决定性因素。

高薪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要考虑为官员提供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使其不致心有旁婺，使其为珍惜这份较高且稳定的待遇而不愿铤而走险；

高薪能否养廉 篇2

保障与激励机制是反腐三机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而高薪养廉又是保障与激励机制的一条可尝试途径。顾名思义, 高薪养廉就是政府给公务员提供较高的薪俸, 使其不仅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维持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 从而避免因经济状况而滋生腐败行为[1]。

高薪养廉由来已久, 从中国古代到现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见其身影。新加坡被公认为实施高薪养廉政策的典范, 但关于这一典范的各种驳斥, 称其为“误读”的言论也是层出不穷[2]。我国尚未实施高薪政策, 关于高薪养廉的大范围讨论自21世纪初开始, 继2012年博鳌论坛后, 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争议浪潮。现如今, 全国上下反腐声势浩大, 高薪养廉作为一种解决腐败的可能途径, 又一次映入人们的眼帘。

二、理论与适用性分析

1. 理论基础

高薪养廉是激励理论的政治管理探索。所谓激励, 就是“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都构成了对人的激励。——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3]。作为激励理论的代表之一, 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 将人类的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而薪俸的高低对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作用并不相同。在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中, 薪俸高低与其直接构成正比。而且这种正比关系不局限于公务员个人, 而是扩展到公务员的家庭。与此类似, 由于收入来源稳定可靠, 各种福利保险减少了后顾之忧, 高薪也极大地满足了公务员对于安全的需要。薪俸高低直接作用于第一和第二层次, 对于其他层次的需求则具有间接的作用。高薪对于公务员来说, 是一种工作的肯定,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增强了其社会交往的筹码, 从而获得爱与归属感。

2. 适用性思考

我国的廉政思想源远流长, 廉洁奉公是一直提倡的价值追求。将“高薪”与“廉洁”联系起来, 让人对为官的动机和品行多少有些怀疑。但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一味强调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行为, 虽说站在了道德的最高点上, 但忽视了人正常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要, 很有可能发展为道德绑架。[4]同时, 众多的基层公务员处境艰难和少部分官员贪赃枉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公务员内部在经济和权力等方面出现了断裂层, 层间与层外落差感交叉, 社会声音复杂。而我们所身处的大环境,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但人均水平低,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革触及的利益群体复杂等病痛依然困扰着管理人员。“高薪养廉”虽有不切国情的一面, 具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但是根据物价指数、社会收入水平等因素, 把部分公务员, 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提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创造公务员收入内部平衡和同外部协调的局面, 养廉还是可行的。其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高薪的标准, 以防高薪养廉沦为变相加薪。高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 一般情况下应该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3到5倍, 以保证官员个人和家属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待遇, 防止需求腐败。高薪只是养廉的一个手段, 仅仅依靠高薪来养廉是愚蠢的, 要建立一个高廉洁度的政府, 高薪养廉必须和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惩戒、教育制度配套起来使用。

三、结语

不可否认, 物质保障机制贴合人性与实际, 对个人的激励作用显著。高薪养廉, 虽与传统的“俭以养德, 廉以修身”的价值观念有所冲突, 但它具有现代社会的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特征, 大众对此具有潜移默化的心理认可度。高薪, 是反腐倡廉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绝非充要条件。如果仅仅依靠所谓的高薪, 也很容易削弱公务员团队的道德与法律基础, 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精英人才来管理国家, 服务人民。所以在推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同时, 必须加之以必要的人才选拔、培训与淘汰机制, 并做到阳光行政、公开透明, 确保普通民众主人翁的地位。高薪的标准也待商榷, 在大趋势下结合具体实情, 在公务员群体内部和与民众工资之间达到一个合理值, 切忌大刀切, 全国各地一个样。“高薪养廉”之“养”是培养, 而非供养。现在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正在酝酿中, 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大的公平性, 以求在合理的范围内, 平衡各方、缩小差距,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维护社会和谐。反腐不能一蹴而就, 完善筛选、激励和监督机制是根本, 三个机制的配套使用, 才能发挥1+1>2的效果, 这需要我们以一种更长远的眼光, 在各个重要阶段拉起警戒线, 把好反腐关。

摘要：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监督机制是杜绝腐败的三大有效机制。高薪养廉政策作为保障与激励机制的一个途径, 历来备受关注。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高薪达到养廉的目的。

关键词：高薪养廉,反腐,适用性

参考文献

[1]司静.高薪养廉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发展, 2012, (5) :41-45.

[2]陈济朋.新加坡“高薪养廉”差不多是传说[N].新华每日电讯, 2014-01-10 (003) .

[3]刘璐.论高薪养廉[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1, (6) :100-104.

高薪养廉弊端凸显 篇3

从历史的角度看，雍正发明了“养廉银”，大幅度增加了官员的收入，但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贪腐行为并没有什么大幅改善，雍正一死，养廉银未废除，贪污之风却更胜从前。“高薪养廉”不管用，那到底该如何设计官员薪酬制度，让官员既不贪腐，又能尽心工作呢？

高薪阻不了的贪腐

此前，中央巡视组公布对5家央企专项巡视反馈清单。中国联通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神华集团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重点合同某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中船集团有企业领导人员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从事关联交易等。

看到这个对几大央企的专项巡视问题清单，就会明白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为何专门强调要“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也会明白王岐山书记在作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到国企，强调“从严治党，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要“实现对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

从这份专项巡视的问题清单看，党政机关在反腐中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国企身上，什么跑官要官、领导及其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权色交易、子女出国留学方面接受利益输送、工程发包和项目采购腐败、公款吃喝等，完全是政府腐败的复制版本—这不是企业病，就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机关病、政府病、官僚病。某些国企领导，拥有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权力，同时还掌握着比政府官员更多的资源分配权，但却缺乏党政机关同样的监督，一家大企业很容易就成为几个领导分肥套利的家族地盘。

高薪养廉是伪命题

一些官员出国考察几天归来后就喜欢津津乐道国外的“高薪养廉”。其实，即使有高薪，也不是用来养廉，而是廉政得到制度保障后，以高薪吸引人才。据说有些被我们的官员当成“高薪养廉”典范国家的公务员很生气地说：谁造谣我们是高薪养廉的？廉洁是每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需高薪去养。“高薪养廉”实则就是一个伪问题。

数据最能够说明问题：2003年菲律宾政府雇员的账面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个排名国家中位居倒数。相反，挪威、日本、奥地利等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还及不上社会平均工资，但清廉程度得分却高居前列。

其次，高薪养廉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商人的目的是赢利，成功与否就看他在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利润多少。而政府公务员目的是服务社会，让社会更有秩序，确保国家各项规章制度的正常运行。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没有一分钱的投资，也就没有破产的可能性，不担负任何风险。而商人则要进行投资，担负着投资无法收回和破产的风险。因此，不能把公务员的工资同大公司的经理、个体业主的收入相比。

即使是发达国家，他们公务员的薪资和其国家公司经理相比也是较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当了8年总统，卸任时却欠了一屁股债，连打官司的费用都付不起，这就是市场规律，要么你冒险投资挣钱，要么你空着手去当官。市场给每个人机会，绝不强迫某个人干某事，更不能把某些人养起来。

退一步讲，即便真要给公务员以“高薪”，也应该尊重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并慎重考虑公务员的工作与付出值得给什么样的“高薪”。倘若最后让老百姓诟病公务员们是“高薪低能”或者“只拿钱不干事”，那可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廉政重在体制规范

中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即便是市委书记等高级官员，其表面上的薪酬水平也不会比普通公务员有数量级的差别。

发达地区对官员薪酬的制定，不仅在于其结果能够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制定过程足够科学、公开、公正、透明，并受到广泛监督。以香港为例，很轻易就可以在网上搜到一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问责制度下委任的主要官员薪酬》第二阶段报告，由政府委托一个独立机构撰写，详细描述了如何制定主要官员的薪酬。

报告总共给出了50条意见，包括具体的薪资数额，例如建议问责局长的年薪在“366万2千至399万5千港元之间”，还包括退休金、医疗福利、年假、病假、汽车司机等方面的具体意见。

报告推出后，征询过市民意见，经历过立法会审议，虽然近400万的薪金非常可观，但能够得到香港人认可。同时，官员出了什么情况必须负责，例如，原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曾因涉嫌“偷步买车”而辞职。

说到底，“高薪”只是手段之一，但绝对不应该是反腐促廉的唯一手段，更不应该片面强调和过分强调。或许“高薪”可以让一些人不再想贪，但仅仅期待公务人员因此而“自觉”拒腐拒贪就太理想化了。严格的监督体系、完善的追责制度、合理的法律法规支撑都是反腐促廉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期待公务员主观上“不想贪”，更要用制度让所有人客观上“不敢贪”和“不能贪”。一方面，要继续规范国企高管们的薪酬，企业高管年薪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进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落实中央“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的要求，把从严治党、从严管国企落到实处。

（编辑：文心雅）

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上 篇4

摘要

本文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高薪养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得出了对公职人员的适当高薪是有助于养廉的结论，高薪将导致腐败行为总数量上的减少，并且还有利于通过市场上的人才流动，来自动地优化国家公职人员的结构、精简机构。本文运用法理和法史合参的方法，通过论证、归纳、对比等方法来阐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和局限，指出了实施高薪养廉的条件和充分发挥高薪养廉作用所需要的其他制度配合。

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总结提出了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人的私本性、由于公权力行使过程不得不借助于私的人而导致权力的异化。

本文分析了高薪养廉制度在古今中外实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提炼出成败得失的原因和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并最终提出了把高薪养廉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些看法。

在进行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境外经验的借鉴的基础上，本文围绕着高薪养廉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阐述，从人性的私本性的论述指出了将把人性预设为私的重要意义；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论述指出了高薪养廉的边际效用，和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摸索确定高薪养廉的最佳平衡点以发挥最佳效用而防止因支出过大而效用递减导致的得不偿失；本文更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论述指出了几大可以用来分析包括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经济学数学模型：（1）“腐败成本＝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2）“预备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被处罚的概率”；（3）“处罚成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因而高薪制度对于养廉是有效的，它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并且它还通过增加腐败成本来作用于私的人群，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私本质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腐败的企图。

本文还对高薪养廉制度的局限性进行了理性而清醒的分析，由于高薪养廉制度对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的异化没有影响力，它也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本身，而是与私本质妥协的结果，所以它在反腐败上是具有不彻底性的，这种不彻底性也导致了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高薪养廉制度对法制建设具有依赖性，它无法独立地起作用，而只是反腐败措施之一；其次高薪养廉制度无法防大贪、巨贪，它只对降低腐败行为的.数量上有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应当是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而正如本文指出的那样，当这三种内在根源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得以根除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把腐败抑制在一个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高薪养廉制度的论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认识下提出的。这项改革的经济代价可能是十分昂贵的，本文也因此在论述高薪养廉制度时提出了相应的减少这种代价和阵痛的方案。然而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高薪养廉制度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找到一席之地，为中国的反腐败法制添上一笔重彩！

目录

导言

一、高薪养廉的提出

（一）廉政的呼唤

1、权力的本质

2、权力的滥用和异化

3、廉政的呼唤

（二）高薪养廉的提出

1、薪俸制度

2、高薪养廉的提出

二、反腐惩贪史鉴

（一）封建皇朝反腐惩贪的历史评述

1、封建法律重典治贪的原因

2、封建法律重典治贪的成败

（二）历史上的高薪养廉制度

1、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措施及条件

2、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效果分析

三、他山之石

（一）境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高薪养廉

1、境外高薪养廉的措施

2、境外高薪养廉的效果与条件分析

（二）境外高薪养廉的附带利益

四、对高薪养廉制度的理

高薪能否养廉 篇5

Q：没有正相关的关系。那找您的正相关关系，运动和身体健康是不是有正相关关系？ 没有

Q也没有正相关，那照您方的观点来说，休息与养病之间有没有正相关？ 没有

Q那请问照您方的正相关观点来说，养廉到底与什么正相关？高薪如果不能养廉，到底什么可以养廉？ 高薪与法制、道德有关

Q：所以，对方辩友，照您的逻辑，法制、道德与养廉正相关对不对？ 对

Q；道德与养廉有正相关，照您的逻辑，有了道德就一定廉对不对？ 相应的程度一定廉。

Q：只是相应的程度，是不是必然呢？那么，我再请问您，如果今天有人受了道德教育，可是还是有一些受了道德教育的人不廉了，是不是就能够推翻道德与廉无法有正相关？这样讲公不公平？ 受过教育总比不受教育好。

Q：对，只要好一点就好了嘛。那对方辩友我再问您，今天我努力读书，明天我还有几题不会做，难道就能够证明用功读书跟聪明之间没有正相关吗？

读书和聪明当然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个联系，绝对就是一个正相关的联系，但是这个正相关的联系中由于有很多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但是，这跟刚才的高薪养廉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高薪和养廉没有正相关的联系。

Q：对方辩友，其实您刚刚讲的所有答案的解释，只要把名词换一下就是我方高薪跟养廉之间的解释了。那我现在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好了，您刚刚说高薪的定义我方将不出来，那我们的高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还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高薪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了，相对于以前高了。

Q：所以，高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以前高了就是高薪嘛，对不对？好，我相信这也能够回答您之前给我们提的问题了。您方刚才还说，贪污可能还是贪财、贪色、贪很多东西对不对？ 是的，还有很多，但是高薪无法解决这个贪财、贪色、贪权啊。Q：没有关系，对方辩友可能已经听了，我方说，人的内心是有一个天平的，其中天平的一端摆了您方所说的色啊、贪啊、各种不法的获利，天平的另一端另一端摆着道德、法律，那我们如果在此基础上加上高薪的砝码，您认为它能更好的平衡天平，抗拒诱惑吗？（时间结束）

对方盘问：

不好意思，对方辩友，我没有太听清楚您的问题，你可以再问一遍。（时间结束）

自由辩论： ……

对方：对方辩手告诉我们高薪是很重要的，对方一辩说，高薪是高一点，二辩说高薪是合理的薪水，三辩说只要有薪水就算高薪，那么对方辩友，什么是高薪？

A：对方辩友，解释一下您刚才的问题，基本上你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您仔细想想，其实是没有冲突。第三点，可能您听错了我的话，我所说的高薪是指相对较高的薪水，而且这也是刚才盘问环节您方所说的啊。

对方：对方辩友，要抛开法制，那么我们说没有法制，没有道德的社会里面，高薪会有效果吗？

A：对方辩友，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这个题目在讨论高薪能不能养廉，其中要有一些控制变因。就是，贪污两方都要抓，两方都会有道德教育，只是您方没有高薪我方有高薪才看得出高薪能不能够养廉嘛。

对方：那脱离了法制和教化，高薪还能不能够养廉呢？

A：对方辩友，脱离了吃饭运动还能养身吗？难道就说明运动不能养身吗？ 对方：那是不是因为你们说高薪很重要……护士来了一百个，主刀医生没有来，是不是病人照样玩蛋啊？ A：至少比一个护士没有来活得更久一点。……

对方：对方辩友也承认了法律、道德作为基础，高薪在此基础上才有作用。那么，没有法律、道德，高薪没有用。那么，法律和道德就是真正保持廉洁的根本必要条件。

A：对方辩友说能就是在没有其他任何条件我还能做才叫能，那么，照这种逻辑，对方也不能扣篮，因为他得有脚。……

对方：请问学校的荣誉感是出于我个人的道德，出于我对学校的热爱，还是金钱呢？

A：你要想想看哦，如果你做一个工作，老板对你很苛刻，工作条件又很差，工作环境糟得要死，又没有福利又没有待遇，请问您能够对这个工作产生认同感吗？

对方：对方说了这么多，把高薪的对立面等同于底薪、无薪，这样合理吗？

A：所以，你的薪资提高了，工资待遇越好，老板对你越宽厚越慈大，请问，你对工作的认同感不会越增加吗？ ……

对方：我告诉对方辩友为什么台湾不能廉政，因为新加坡有廉政公署机构而台湾没有。A：对方辩友，台湾不是没有廉政，对方辩友所说的廉政公署，台湾也有调查局，可是为什么台湾的清廉度上仍然还有努力的空间，就是因为香港廉政公署为了避免贪污，他的薪水是一般公务员的八倍你们懂吗？

对方：香港公务员的薪水比别人高是因为他们有特殊才能，他们的工资比香港特首的还要高……（时间到）

像对方所说，台湾的公务员难道就没有特殊才能吗？

在这场比赛，对方辩友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说，你要能够证明高薪能够养廉，你要能过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你要证明只要高兴也能够养廉，不得接受其他的支援，也就是说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教育，只有高薪的国家，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国家能够廉，你就得输比赛；第二个，他告诉我们的是：你必须要证明高薪能够百发百命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拿了高薪居然还贪污，这就证明高薪不能养廉。否则，你就得输比赛。

我国目前是否具备高薪养廉的条件 篇6

发达国家并非都实行高薪养廉，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之所以能保持廉洁，是因为有着独特的社会评价体系。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功成名就，他们之所以担任政府官员，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回馈社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着“旋转门”现象，政府官员卸任后，可以利用自己在政府工作的丰富经验，为市场主体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自己应得的收入。换句话说，政府官员的履历是卸任后获取高收入岗位的“敲门砖”，尽管政府官员在任时没有多少收入，可一旦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就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旋转门并非没有界限。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明确规定，如果政府官员辞去职务之后到自己曾经主管的行业或企业“再就业”，必须经过一定的“冷却期”，换句话说，必须把自己的“余热”释放完毕，才能上岗就业。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公务员高薪养廉的问题，而是公务员人浮于事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公务员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企望在国家机关谋得一官半职，这充分说明我国的人才资源配置体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公务员队伍的人数，彻底实行精兵简政，那么，我国的公共财政将难以为继。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讨论高薪养廉的现实基础。中国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增加公务员财产的透明度，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取信于民。不能因为少数公务员工资不足以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为官员腐败鸣冤叫屈。

总而言之，高薪养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现阶段，不能把高薪养廉作为中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目前不具备高薪养廉的条件，也不能仿照发达国家，建立透明的“旋转门”制度，让那些工资收入相对较低的公务员退休之后，到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再就业。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政府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削减公务员队伍，以解决我国反腐败所面临的“法不责众”问题。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