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结论

论文的结论（共8篇）

论文的结论篇1

方法/步骤 1 结论写作的内容

结论既然不能简单重复研究结果，就必须对研究结果有进一步的认识。结论的内容应着重反映研究结果的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及其适用范围，井可提出建议或展望。也可指出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今后研究的设想。因此，在结论中一般应阐述；(1)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及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理论价值)；(2)在实际应用上的意义和作用(实用价值)；

(3)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有哪些异同，作了哪些修正、补充和发展；

(4)本研究的遗留问题及建议和展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结论写作都要具备上述内容。作者可根据研究结果的具体情况而定，但第一点应是必不可少的。2 结论写作的类型

学术论文结论的写作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但根据结论写作内容的要求，以及对若干结论实例的比较分析，可以规纳出以下几种类型：

1、分析综合。即对正文内容重点进行分析、进行概括，突出作者的观点。

2、预示展望。即在正文论证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对其理论、观点的价值、意义、作用推导至未来，预见其生命力。

3、事实对比。即对正文阐述的理论、观点。最后以事实做比较形成结论。

4、解释说明。即对正文阐述的理论、观点做进一步说明，使作者阐发的理论、观点更加明朗。

5、提出问题。即在对正文论证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与本研究结果有关的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3 结论语言的要求

学术论文结论的语言应严谨、精炼、准确、逻辑性强。凡归结一个认识，肯定或否定一个观点．都要有根据。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不能用“大概”、“或许”、“可能是”等词语。使用这些词语会令读者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产生疑虑。

结论应条理分明，内容较多的论文。其结论可以按研究结果的重要性递次排列。分项编号逐条例出。4 结论写作的注意事项

1、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用语应斩钉截铁，数据准确可靠，不用“大概”“也许”“可能是”这类词语，以免有似是而非的感觉，怀疑论文的真正价值。

2、避免用抽象和笼统的语言。一般不单用量的符号，而宜用量的名称，比如，不说“V与P呈正比关系”而说“××速度与××肌力呈正比关系”。

3、结论不能写成对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如果得出的结果的要点在正文没有明确给出，可在结论部分以最简洁易懂的文字写出。

4、不要轻率否定或批评别人的结论，也不必作自我评价，如用“本研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本研究结果属国内首创”“本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空白”等语句来作自我评价。成果到底属何种水平，读者自会评说，不必由论文作者把它写在结论里。

论文的结论篇2

结论是新课程教学的难点。课堂开放了、丰富了、多变了、复杂了之后，结论就可能出现无序状态。因而易使学生产生简单而片面的理解。假设就是教学中教师运用教学机智使“节外生枝”成为“锦上添花”，更有严重对峙的状况出现;没有假设就直接得出结论，往往时间一长，无意中扼杀了学生自由的天性，泯灭了学生智慧的火花。从而表现出思维的定势和封闭。让学生漫无边际地假设(假想)如天马行空，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教学中常常出现一假设就死(准备不充分而无从验证或材料不齐无法验证)。因此，有必要对课堂教学的假设和结论作些深入的思考。

一、假设和结论是对立统一的

假设和结论是对立的。任何假设都具有预设性、假定性、探索性、科学性和预见性。假设是化学教学的基本要求，教学是有目标、有计划的活动，教学过程(运行)也需要一定程序，并且因此表现出相对的封闭性、模式性和固定性。而人(学生)是不可限定的，教学不能限定人(学生)，教师只能引导人全面、自由、积极地发展，所以教学也应当是开放的，假设也应当是自由的、开放的、多样的和辐射的。假设主要关注的是教学过程的合理化流程，而结论则是假设的结果，设定的反证、知识体系的综合文本的概括，其主要关注的是教学过程的变化和生成。

假设和结论更是统一的。没有假设的“开放性、自由性、多样性和辐射性”的教学，就容易产生远离结论的文本;没有结论导向资源的教学，往往是中看不中用的，容易形成结论唯一性、片面性，失去了结论的深度和广度，而学生流失的则是活力、人文气息和创造精神。在化学教学中，我们应注意到初中九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点、心理特征、思维特性等诸方面因素决定了知识结论的品质，决定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相似的结论状态，它不会因为学生个体的不同(含性别不同)、环境的不同而有太大差异。例如，在学习“盐”时，由于受中文表达习惯等因素影响，在学生脑海中必然会产生：“我家里有，能食用，有咸味，白色晶体”等，学生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盐”的概念。诸如“水银就是银，干冰就是冰”这些与“生”(学生)俱来的结论通常不会以客观或主观的控制为转移。在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适宜的情境，科学的启发和诱导，假设好这些与“生”俱来的结论，准备好相应的教学资源，教师心中有数，一一对应地期待结论，引领结论，验证假设后从中获得新的结论，更能获得从“旧结论—假设—验证—新结论”的教学过程给予我们兴趣和情感满足的最大需求。

可见，假设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结果，一种思想，假设与结果是对立统一的。即有效假设往往具有一定预见性、科学性，可检验性和推测性，而结论是由推断所得文本，是一种结果的概括，结论则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更具有可塑性和发展性。

二、精彩的结论基于充分的假设

备课的过程就是假设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结论的质量依赖于假设的质量，教师备课的谋略不可能做到“丝毫不差”，但可以假设得细一点、全一点、精一点、巧一点，能动地为教学过程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假设出多种渠道，巧妙且有创造性的假设能与结论相得益彰，使课堂教学亮点闪烁，光彩照人。准确地说，精彩的结论基于充分的假设。那么，在化学教学中如何假设才有利于产生正确的结论呢?

1. 假设的基本环节

我们现行教学为班级授课制，学生不是工厂里生产出来“同一规格”的产品，每个学生都是有自己智力特点和不同发展方向的潜在人才，他们的天赋异彩纷呈。教学目标在于价值定位，则规定学生需要达到某一程度的终点。如果教学中采用假设的教学方法去达到目标，它的基本环节和主要步骤如下：

单元课题→收集资料→提出假设→推理判断→验证判断→得出结论→体现单元课题

2. 假设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

假设在化学教学中的运用还是比较常见的，下面从化学研究的学科特点例证如下：

(1)有关物质组成的假设———水的化学式的推断(表1)

(2)有关物质性质的假设———CO2的水溶液使石蕊变红色的推断(表2)

(3)有关物质变化的假设———化学反应中反应物和生成物质量之关系的推断(表3)

(4)有关物质应用的假设———化肥和农药使用的利弊推断(表4)

新课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用亲身经历成果来促进新的学习，获得新的知识。因此，我们应从假设到形成结论的全过程都作精巧的设计，教师把精力放在研读教材，研究学生上，继而进行教学内容的结构重组，使知识的逻辑与学生的认知规律相结合，让知识内容走近学生，让学生走进生活，更好地让学生产生知识结论。

三、化学教学中的假设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有偶发事件是必然的，化学科又是一门以实验性为基准的学科，实验教学往往受药品、仪器、条件、操作程序等诸方面因素变化而定的。因此，偶发事件不是化学教学中的意外，而是教学过程的常态和必然，只不过是它出现的规律不易把握，并且又没有固定的处理套路。所以教师应在教学设计上下功夫，课前精心准备，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让教师在课堂中不断留意学生的变化与反应，捕捉偶发的教育契机与智慧火花，并对学生的反应作出相应的回应。教师在课堂中力求做到从假设到结论全流程让学生讨论，规律让学生发现，学法让学生总结，结论让学生评价后生成。

从构成假设的基本环节和假设的应用实例可以看出，每个环节都需要学生参与，都需要学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去亲身体验，都需要以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作基础，以实验为基准点去验证科学事实和科学规律，并把学习的视野从课堂中拓宽到课前课后。课前的积累，课中的碰撞，课后的拓展，把课内课外的全过程沟通起来。

菜鸟的结论篇3

菜鸟问道：“你们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渴了。”所有的学生一齐回答。

“对!”菜鸟高兴得差一点儿蹦跳起来，“这就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由此而推理得出的结论。”

然后，又有一个行人同样的满头大汗，停留在一家商场的门前。行人一边撩起衣襟擦汗，一边仰望着商场上空悬挂着的巨型空调，惬意地闭上了眼睛。

菜鸟问道：“你们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热了。”所有的学生又一齐回答。

“对呀，聪明呀!”菜鸟更高兴了，他决定带同学们去观察一个更复杂的现象，于是，大家来到了一家医院。这时，恰好有一名男子神色慌张地向医院厕所跑去。1分钟后，男子回来了。

菜鸟问道：“这男子怎么了?”

“他内急，去厕所方便了。”学生答道。

菜鸟点点头，很满意。可是，没过1分钟，男子又去了一趟厕所，依然神色匆匆的，短暂的逗留后，又走了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20分钟不到，男子竟然去了15趟厕所。

菜鸟呆了，正不知所以时，忽然一眼瞥见了厕所门上方的那块“痢疾科专用厕所”的牌子，陡的明白了什么似的说：“同学们，发挥你们灵机转变并对生活细心观察的机会到了，你们通过这人20分钟不到却连上15趟厕所的现象得出了什么结论?”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他尿频。”“他便秘。”“他去厕所吸烟，他是一个大烟鬼。”“他患了典型的健忘症。”……

菜鸟的脸色越拉越黑，他对学生们面对厕所上方那么大一块牌子居然熟视无睹而生气，不由气急败坏地叫道：“他是痢疾病!你们都不知道看一看厕所上方的牌子么?”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正确，菜鸟又匆匆走上前去，面对那个再次匆匆返回的男子问道：“告诉我，你这样来来回回，是因为痢疾吗?”

“痢疾?”那个男子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吼道：“我什么时候痢疾了?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叫那家伙出来打针。可都半个小时了，那家伙还独个儿蹲在厕所里，害我白跑18趟!”

论文引言和结论的写作方法篇4

论文的引言又叫绪论。写引言的目的是向读者交代本研究的来龙去脉，其作用在于唤起读者的注意，使读者对论文先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引言中要写的内容大致有如下几项。

1）研究的理由、目的和背景。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象及其基本特征，前人对这一问题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不足；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该问题的解决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研究工作的背景是什么。

要回答的问题比较多，只能采取简述的方式，通常用一两句话即把某一个问题交待清楚，无需赘言。

2）理论依据、实验基础和研究方法。如果是沿用已知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只需提及一笔，或注出有关的文献。如果要引出新的概念或术语，则应加以定义或阐明。

3）预期的结果及其地位、作用和意义。要写得自然，概括，简洁，确切。

结论又称结束语、结语。它是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富有创造性、指导性、经验性的结果描述。它又以自身的条理性、明确性、客观性反映了论文或研究成果的价值。结论与引言相呼应，同摘要一样，其作用是便于读者阅读和为二次文献作者提供依据。

结论段的内容与格式

结论不是研究结果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研究结果更深入一步的认识，是从正文部分的全部内容出发，并涉及引言的部分内容，经过判断、归纳、推理等过程，将研究结果升华成新的总观点。其内容要点如下：

1）本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际问题；

2）对前人有关本问题的看法作了哪些检验，哪些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哪些不一致，作者做了哪些修正、补充、发展或否定；

3）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问题。

对于某一篇论文的“结论”，上述要点1）是必需的，而2）和3）视论文的具体内容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如果不可能导出结论，也可以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

结论段的格式安排可作如下考虑：

如果结论段的内容较多，可以分条来写，并给以编号，如1），2），3）等，每条成一段，包括几句话或1句话；如果结论段内容较少，可以不分条写，整个为一段，几句话。

结论里应包括必要的数据，但主要是用文字表达，一般不再用插图和表格。结论和建议的撰写要求

撰写的结论应达到如下要求：

1）概括准确：措词严谨。结论是论文最终的、总体的总结，对论文创新内容的概括应当准确、完整，不要轻易放弃，更不要漏掉一条有价值的结论，但也不能凭空杜撰。措词要严谨，语句要像法律条文那样，只能作一种解释，清清楚楚，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肯定和否定要明确，一般不用“大概”、“也许”、“可能是”这类词语，以免使人有似是而非的感觉，怀疑论文的真正价值。

2）明确具体，简短精练。结论段有相对的独立性，专业读者和情报人员可以只看摘要和（或）结论而能大致了解论文反映的成果和成果的价值，所以结论段应提供明确、具体的定性和定量的信息。对要点要具体表述，不能用抽象和笼统的语言。可读性要强。行文要简短，不再展开论述，不对论文中各段的小结作简单重复。语言要锤炼，删去可有可无的词语，如“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可得出下列结论”这样的行文一般都是废话。

3）不作自我评价。研究成果或论文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具体“结论”来体现的，所以不宜用如“本研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本研究结果属国内首创”、“本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空白”一类语句来作自我评价。成果到底属何种水平，是不是首创，是否填补了空白，读者自会评说，不必由论文作者把它写在结论里。

求关于薪酬体系设计的论文结论篇5

论文的结论篇6

三角形的概念

三角形边、角之间的关系：①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②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外角和为

03600）；③三角形的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内角和。

三角形的三线：(1)中线（三角形的顶点和对边中点的连线）;三角形三边中线交于一点（重心）

O为三角形的重心，DE、EF、DF分别为三角形BC、AB、AC如图，重心O分中线长度之比为2:1（BO：OE2:1）；边上的中位线（三角形任意两边中点的连线），DE∥BC且DE1BC。2几何问题中的“中点”与“中线”常常是联系再一起的。因此遇到中点这样的条件（或关键词）我们可以考虑中线定理与中位线定理进行思考。中线（中点）的应用：

①在面积问题中，中线往往把三角形的面积等分，如果两三角形高相同，我们往往把面积之比转化为底边之比。（面积问题转化为线段比的问题）如上图，我们可以得到SABFSACF，SBOF：SABOOF：AO1:2 ②在涉及中线有关的线段长度问题，我们往往考虑倍长中线。

如图，已知AB，AC的长，求AF的取值范围时。我们可以通过倍长中线。利用三角形边的关系在三角形ABD中构建不等关系。（ABAC2AFABAC）.(2)角平分线（三角形三内角的角平分线）；三角形的三条内角平分线交于一点（内心）

如图，O为三角形ABC的内心（内切圆的圆心）；内心O到三边的距离相等OEOFODr（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BAOCBOACO900；r关于角平分线角度问题的常见结论：

2SABC（SABC表示ABC的面积，CABC表示ABC的周长）；

CABC

BOC9001A 2 BOC9001A 2BOC1A 2角平分线的性质定理：

角平分线上的点到角两边的距离相等；到角两边距离相等的点在这个角的角平分线上。如图，AD是三角形ABC的内角平分线，那么

ABBD。ACCD

（3）垂线（三角形顶点到对边的垂线）；三角形三条边上的高交于一点（垂心）

如图，O为三角形ABC的垂心，我们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锐角相等如ABOACO；ABCCOD等。因此垂线（或

高）这样的条件在题目中出现，我们往往可以得出比较多的锐角相等。（等角或同角的余角相等），此外，如果要求垂线段的长度或与垂线段有关的长度问题，我们通常用面积法求解。在上图中，若已知AB，AC，CE的长度，求BE的长。

特别注意：在等腰三角形中，我们通常所指的三线合一就是指中线、角平分线、高线。三线合一：已知三角形三线中的任意两个条件是重合的，那么就可以得出第三条线也是重合的。在具体运用时，我们往往时把三线合一的等腰三角形补充完整再加以运用。

三角形全等

三角形全等我们要牢记住它的五个判定方法。（SSS,SAS,ASA,AAS,HL）

在具体运用时，我们需要找出判定三角形全等的各种条件，不外乎是关于边相等或相等的问题。

对于寻找角相等：常有四种方法：①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得出的“三线八角”的结论；②对顶角相等；③锐角互余；④三角形的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内角和。

对于寻找边相等：常有三种方法：①特殊图形中隐含的条件（如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菱形、正方形。。。）；②利用三线合一的正逆定理；③通过已有的全等三角形性质得出。

对于证明角相等，证明边相等，我们都要优先考虑边或角所在的三角形全等。（一定要注意对应）如果不能直接通过全等证明，我们就要转化角或转化边（用上面的几种方法）然后再考虑全等。全等三角形的基本图形：

平移类全等；对称类全等；旋转类全等；

几何问题中常用的模型

平行和中点

三角形（梯形）的中位线。

倍长中线构造全等（八字形全等）通常是构造以中点为交叉点的八字形。平行和角平分线

往往试图寻找等腰三角形，转化为边相等或角相等。直角和中点

直角三角形斜边长的中线长等于斜边的一半中垂线（三线合一的模型）

测谎结论的可采性研究篇7

关键词：测谎结论,证据,采纳标准

0 引言

为了逃避惩罚或者出于其他一些保护自己的意图,人们选择说谎来掩盖真相或者虚构事实。而在利益冲突高度集中的诉讼活动中,说谎现象更是尤其突出。毫无疑问,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司法人员急切渴望能够有某种方法可以辨别他们言语的真伪,从而快速而准确地认定事实,做出公正的判决。1895年,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开始运用科学证据来识别谎言,随后美国心理学家拉森和利奥纳多·基勒在此基础上成功研制出现代测谎仪的雏形。随着心理测谎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测谎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犯罪侦查、民事纠纷调查以及公司的雇前调查等。然而,虽然测谎仪的出现满足了司法人员的需求,但是它的科学性却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建国初期,我国对测谎技术是全盘否定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法制建设逐步恢复以后,测谎技术才开始在国内发展起来。一些法院都纷纷建立了专门的心理测谎实验室,并将心理测谎应用于审判实践中。长期从事心理测谎实践的武伯欣教授指出,国内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美国官方已淘汰的美式商业测谎技术,而且其科学原理也值得怀疑。[1]。而北京大学的沈政教授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完善心理测谎的科学基础和研究新型的测谎技术上,他指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的研究积累了相当的科学基础,为P300波成分作为测谎的客观脑指标提供了依据。为此,沈政教授先后进行了P300波和CNV慢波测谎试验,并依据实验结果研制出了新型测试技术[2]。

在心理测谎的科学研究逐步开展以来,法律界关于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证据的讨论也在继续,但是至今没有定论。也就是说,一方面,审判实践中测谎结论得到了广泛运用,另一方面,关于测谎结论的法律定位却始终没有明确。于是,测谎结论就成了徘徊在法庭门外的幽灵,于无形之间影响着法院的判决,但却似乎缺乏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

1 心理测谎的科学依据

随着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与生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测谎技术应运而生。在众多的心理测谎技术之中,最有名气的便是多导生理记录仪,即俗称的“测谎仪”。测谎技术以诸多现代科学为基础,其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为司法人员提供侦查案件的方向,从而尽快地侦破案件。但同时测谎技术也存在一些理论的缺陷以及研究方法等的不完善,这使得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一样难以明确,从而使司法人员运用测谎结论时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准确而全面地了解心理测谎的科学理论是很重要的。

1.1 基础理论

任何科学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持。心理测谎的基本理论是:人在说谎时或者人记忆中的一些事件再现时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如血压、呼吸、脑电波、声音、瞳孔、皮肤电等)的变化,这些生理变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而不受大脑意识的控制。因此通过仪器记录这些生理参量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些生理参量的变化来分析被试者的心理变化,就可以判断被试者是否说了谎。测谎仪的支持者表示,尽管测谎仪记录的仅仅是被试者的生理变化,而不是被试者的言语行为本身,但是这些仪器测量的并被图表记录下来的生理反应记录可以揭露谎言。他们认为这些生理反应在进行欺骗行为时比其他情况下更加强烈,因此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境巧妙地设计测谎问题来辨别被试者话语的真伪,例如相关-无关测试,对照(控制)问题测试,隐秘信息测试以及紧张峰测试。但是心理测谎的反对者们却认为支持测谎的理论不完善,目前心理学和生理学并没有为测谎仪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尽管与欺骗行为有关的心理状态,如对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恐惧,经常会影响到心理测谎中所测量的生理反应,但是这种生理反应在没有进行欺骗行为的时候也能被唤醒。[3](3)如被试者害怕出现假阳性结果(没有欺骗行为的人表现出欺骗的生理反应)而产生的情绪或者精神紧张,生理异常,精神异常以及撒谎或者有罪主体无反应等。也就是说测谎过程中记录的生理反应测量结果并没有与欺骗行为或其他任何的生理状态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1.2 测谎技术的研究瓶颈

测谎技术作为近代生理学、心理学以及信息技术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科学证据,如DNA鉴定技术。DNA鉴定技术是科学与法学相结合的典范,现在的DNA鉴定结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性的结论,但是测谎的准确度远远没有达到DNA鉴定的准确度水平,尽管测谎技术的研究者已经获得了测谎效度相当高的测试数据。但是这类研究对于现场情景中测试的外部效度还是不确定的,而且那些已经进行的现场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如测试的原始记录没有标准化,从而降低了测谎结论的可重复性,而且那些现场情景的测谎研究对于测试人员的技能有着较高程度的依赖。[4](273)总而言之,测谎技术存在着以下一些研究瓶颈:

1.2.1 基础理论依据不足

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测谎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是支持这种技术的理论却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测谎技术刚出世时面临的理论挑战至今依然,如测谎过程中被试者的生理反应必然地与欺骗行为相联系吗?这种联系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吗?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认知神经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与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使得直接观察大脑的活动过程成为可能,但也依然没有解决理论上的缺陷,即大脑某个区域的某种变化必然与欺骗行为严格地一一对应吗?显然,现在的研究结果还难于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另外,观察大脑的活动过程所需花费的成本十分昂贵,因此目前这一技术要在审判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还是不太现实。

1.2.2 内源性误差

在测谎技术研究过程中,以下两个问题也经常会遇到:不同的被试者或者同一被试者在不同的生理心理状态下,都会产生一致性的生理反应吗?测试人员的个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测试结果呢?这类由测试人员或者被试者自身的那些稳定的或者暂时的特点引起的误差就叫内源性误差,其主要包括被试者影响生理反应的人格差异,临时的身体状况如失眠或用药情况等以及测试人员在构建测试时的个人差异等。例如有着“内疚情结”的人总觉得自己犯了罪,因此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3](112)现在普及程度较高的对照(控制)问题测试(CQK),通过比较被试者对相关问题与对照问题的生理反应(1),可以避免这种内源性的误差。但是在测谎实践中,由于个性差异,测试主体无法得到被测人员说真话或者说假话的“标准分析图谱”,因而不可能通过图谱进行“真假”的比对,图谱的分析和判断对测试主体主观经验的依赖性很大。[4](197)

1.2.3 情景因素

测谎结论之所以总是难以做出同一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现场的情景因素在作怪。难以控制的现场情景因素,降低了测谎结论的可重复性。曾经轰动一时的“李文和间谍案”的主角前后进行了四次心理测谎,但是结论却在“欺骗”与“诚实”之间摇摆之定。在国内的许多心理测谎导致的冤案中,被试几乎都是处于羁押状态,虽然许多心理测试都经过被试的同意,但是他们内心急于摆脱犯罪嫌疑的心理压力以及测试人员与被试之间紧张的气氛,并没有给心理测试一个稳定的情景。

2 测谎结论的采纳标准

尽管从测谎仪诞生的那天起,对其的批评之声就没有停止过,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其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的确,测谎仪对司法人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是自然科学不是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也不是司法考试的必考科目,律师和法官们在科学领域受到的训练极少,作为科学门外汉的他们如何正确地评估这些新型的科学证据(2)呢?因此,在1923年的弗赖伊案件中,法官就直接剥夺了律师与法官这些科学的门外汉对科学证据“指手划脚”的权利,确立了“普遍接受性”标准。但是该标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这种一味排斥的做法妨碍了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成果等科学证据的使用。[5](227)因此,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确立一个能获得最大司法利益的测谎结论采纳标准是必须的。

2.1 美国测谎结论采纳标准的发展

由于美国是最早运用测谎技术的国家,因此,研究美国司法机关对测谎结论采纳标准的发展变化,对我们分析测谎结论的法律定位意义重大。1923年的弗赖伊诉合众国案是第一个被报道的有关测谎证据的采纳标准的判例。弗赖伊被控犯有二级谋杀,在审判过程中,他的律师提供了专家对他进行的“收缩压测谎试验”结果。但是法庭支持了公诉方的反对意见,排除了此证据的采用,并指出:科学原理或研究发现究竟何时跨越了试验和证明之间的界限,是难以界定的。科学原理的证明力必须得到承认,然而在采纳从公认的科学原理或研究中演绎出来的专家证言时,必须在特定领域获得普遍接受。此案确立的“普遍接受性”标准,一直是确立科学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证据能力)的重要标准。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此标准的严格适用限制了新兴科学和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科学证据的使用。1975年的《联邦证据规则》702允许专家证人以意见或者其他形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范围内作证,虽然没有公开主张舍弃“普遍接受性”标准,但是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通行的标准。[5](227)遗憾的是当时的《联邦证据规则》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因此直到1993年的多伯特案,上诉法院公开宣布舍弃此标准时,才使得“律师开始了解那些已经形成长时间思维定式的领域中的实验性批判”。[3](278)虽然“关于多伯特案放宽了专家语言可采性标准的说法可能是一个误解”,但其公开宣称舍弃“普遍接受性”标准却起到了启发与引导的作用。自此以后,关于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之争直到2000年《联邦证据规则》702的修订,设置了三个限制条件后才尘埃落定。这三个限制条件是:(1)证言基于充足的事实或数据;(2)证言是可靠的原理或方法的产物;(3)证人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5](228)

伴随着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科技证据的普遍接受要求的降低,美国法院也开始重新认识测谎结论的证据性价值,在司法事务中也广泛运用测谎技术作为侦查手段。[6](412)“美国的联邦法院和36个州的法院都通过判例肯定了测谎结论的可采性。虽然各法院的判决原则和理由并不尽同,但是一般都把自愿性作为采纳测谎结论的基本标准。换言之,只有在有证据证明被试者自愿接受测谎的情况下,测谎结论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7]由此可见,测谎结论在美国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为证据的过程。

2.2 其他国家与地区对测试结论的采纳标准

对于测谎结论能否采纳为证据,各个国家的做法差异较大。例如德国等欧洲国家否认测谎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但是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以判例或者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测谎结论可作为证据采纳的相关标准。如日本有判例指出若被试者同意接受测谎结论,检测者的技术、经验以及检查器具的性能可靠,检查经过、结果记录准确,测谎结论就具有证据能力。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却在立法与实践中都严格排除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可能性,其主要理由是测谎结论侵犯了隐私权,且结果也不可靠。

2.3 中国测谎结论的采纳标准及问题

测谎结论在我国不可采纳为证据,但是允许使用其帮助审查、判断证据。测谎技术的介入,为许多疑难案件指明了侦查的方向,提供了一些办案的线索。各级刑事司法机关尝到了测谎结论带来的甜头,但如云南的“杜培武案”,河南的“马廷新案”以及安徽的“刘明河案”,却都是因为办案人员迷信测谎结论而造成的冤案。而在民事诉讼中,立法既未否认其证据能力,亦非给出采纳标准,使得测谎技术在我国的实践应用中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一位曾经在中国推动测谎培训的美国专家,以他对中国十几年来测谎技术发展的观察,认为中国在测谎程序的无知程度非常严重,甚至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8]。

3 完善测谎结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测谎结论不具有证据能力,但是有学者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规定,测谎结论作为一种刑事技术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运用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在实务界,测谎结论不仅广泛地运用在了刑事侦查过程中,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测试结果作为支持性证据使用,效果甚佳。”[8]显然,测谎结论在中国的诉讼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没有被允许采纳为证据,但真相可能是这只是一扇虚掩的门。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心理测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存在许多问题。

3.1 加强测谎技术的理论研究

1982年,我国引进了美国在1972年生产的一台声音分析型测谎仪,委托北京市公安局实际办案。近二十年来,测谎仪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从事测谎理论的科学研究却一片空白,因此测谎结论的科学性问题一直是它难以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反映出一种现象,即刑事司法科学似乎总被排斥在主流科学之外,因而难以获得发展。许多刑事司法技术很少有或者就没有实质性的基础研究,[9]这一点在测谎技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测谎技术涉及生理学、心理学、现代电子学等多门学科,我国引入测谎仪的时间并不长,心理测谎的理论研究比较单薄。因此,加强测谎理论的科学研究,增强测谎结论的可检验性,对现有的测谎技术在具体案件中的准确率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科学研究和理论积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且在进行心理测谎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应该一味跟随西方,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西方国家不太可能会把那些更科学、先进的理论介绍给中国[1]。因此,在测谎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的研究者还是应该走自己的路。

3.2 明确测谎结论的法律定位

证据,审查和判断证据的参考资料[10](465)?测谎结论在法律上缺乏准确的定位,这也是导致实践中测谎结论运用陷入无序状态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一条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到过“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司法解释对于测谎结论应用现状的规制明显不足。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何家弘教授提出目前关于测谎结论的立法还不成熟,建议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台一个司法解释来加以规范。

3.3 规范测谎程序和标准

在“杜培武案”中,测谎程序的不合法是显而易见的。在办案过程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了对杜培武的测谎,即在案件的刑事侦查阶段便“提前介入”,这必然使得法官产生对案件“先入为主”的看法,使得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程序即审判走过场,难以起到最后的把关作用。虽然我国法律没有对测谎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法院中立性的基本原则,难以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进行测谎的都是人民法院,测谎的程序也因地而异。像这种缺乏程序保障的测谎,如何能最终测量出正义与公平呢?因此,完善测谎的程序,规范诉讼实践中混乱不堪的测谎结论运用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完善测谎程序时,既要考虑到不违背各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如根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证据规则等,明确规定测谎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也要考虑到测谎理论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如被试者生理异常等可能引起的假阳性结果,运用立法对这些情况进行排除,在程序上进行规制。

3.4 进一步推行专家辅助人制度

“隔行如隔山”,这可能也是“普遍性适用标准”确立时考虑到的。但是这种一概排除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多伯特案使得律师们转变思维方式,开始关注科学领域。但他们毕竟不是专家,也难以对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了熟于心。但是,美国司法制度推行的专家证人制度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200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也有类似规定。对比日本的诉讼辅助人制度,我国学者将这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称为专家辅助人。而在心理测谎这一领域里,有学者指出我国测谎人员素质不容乐观,专业的测谎人员寥寥无几[11],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心理测试中推行的困难。而目前在实务界,测谎结论没有作为刑事诉论证据的资格,因此刑事审判中根本不需要心理测谎专家来做专家辅助人。在测谎结论运用比较活跃的民事诉讼实践中,目前也没有报道出测谎专家出庭作证的案例。

3.5 提高司法人员的科学意识

大多数法学院不提供或者很少要求开设关于统计学或者研究方法学的基础课。在这方面,法学院课程在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改变很小。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专家辅助人制度等来弥补律师与法官在自然科学知识上的不足,但是现实情况是专家辅助人可能也会像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一样成为“一些涉及个人权益的从业者,他们并不精通科学研究方法”。[3](278)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精通科学研究方法,也可能因支持某一方而故意略去某些重要细节,使裁判者陷入错误认识。而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许多司法人员缺乏基本的科学意识,因此过度迷信科学证据,或者不能用正确、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新兴的科学证据,导致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甚至铸成了司法冤案。对此,有学者指出应该在我国开设与科学证据相关的自然科学课程[5](229),改变法学教育只注重法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传统,使所有接受法学教育的人才都掌握证据科学和法庭科学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学与科学分立导致的一系列科学证据应用难题。

4 结论

物价鉴定结论的审查技巧篇8

一、形式审查

对物价鉴定结论进行形式审查，主要是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一般从主体是否合法，形式是否合法以及程序是否合法三个方面着手。

（一）主体的合法性审查

在主体的合法性方面，主要审查物价鉴定机构及物价鉴定人员是否具备鉴定资格。根据199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发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5条的规定，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的物价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是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指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的唯一的估价机构。同时，物价鉴定机构指派的鉴定人员应当具备价格鉴定资格。

（二）形式的合法性审查

在形式的合法性方面，主要是审查物价鉴定结论书是否具备法定的形式，即是否接受委托，是否具备价格鉴定的基准日、鉴定依据、鉴定过程、鉴定方法以及两名以上价格鉴定人员。标准化的物价鉴定结论书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标题、绪论、检验及鉴定过程、推理和论证、结论、结尾和附件。检验及鉴定部分应对鉴定过程作全面完整的记录。论证部分应当详细记载严密的推理论证过程。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对检材和样本进行鉴定后所得的肯定、倾向肯定、否定、倾向否定以及得不出结论等的结果。［1］因此，鉴定人要规范物价鉴定结论书，以便于司法人员对其进行审查。

（三）程序的合法性

在程序的合法性上，主要是审查物价鉴定机构、鉴定人以及司法人员是否遵守了法定的程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格事务所是否接受合法的委托。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121条和158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4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时有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力，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有启动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只有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对刑事鉴定的启动无最终的决定权。物价鉴定作为刑事鉴定的一种，自然遵守上述规定，即物价鉴定机构只能接受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委托进行物价鉴定，否则该鉴定从程序上是违法的。

二是鉴定人是否遵守了回避的法律规定。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第31条的规定，如果鉴定人与当事人存在某种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关系，那么其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目前我国的物价鉴定人选任模式是：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以下称鉴定决定机关）委托价格事务所进行鉴定，然后由该价格事务所负责指派鉴定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一般不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对此，有学者提出建议，应建立鉴定人名册制度，由鉴定决定机关选任鉴定人，并将该情况及时通知当事人，并且告知其具有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2］

三是司法人员获得物价鉴定结论后，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告知义务。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5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其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而直接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则违反了法律规定，该证据因程序上欠缺合法性而不能被采信。笔者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在定罪数额上的起刑点；如果对该物价鉴定结论有异议，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向何机构提出；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费用由谁承担。

二、实质审查

对物价鉴定结论进行实质审查，就是对其客观性和相关性进行审查。

（一）客观性审查

物价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价鉴定结论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不是主观臆断或者凭空猜测；二是物价鉴定结论必须以鉴定结论书这种客观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个方面在形式的合法性中已经进行了阐述，在此不赘，下面将详细阐述第一个方面。

鉴定结论内容的客观性首先表现在其是鉴定人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所作的判断结论，而不是对有关事实所作的法律评价。［3］也就是说，鉴定结论的内容应当是且仅仅是鉴定人采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技术或凭其具有的特殊技能或特别经验，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判断之后得出的唯一性的书面结论。［4］因此，司法人员在审查物价鉴定结论时，如果发现其内容不仅具有对案件事实的鉴别和判断，还包括了鑒定人的主观态度以及其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那么该鉴定结论因欠缺客观性而不能被采信。鉴定人客观公正的立场在保证物价鉴定结论的客观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对于鉴定结论明确反映出的鉴定人的主观倾向，司法人员能够查明，从而将该鉴定结论排除适用，而对于鉴定人内心的影响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的主观倾向，则令司法人员难以审查。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的主观倾向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鉴定决定机关的影响。目前，价格事务所一般有偿的接受价格鉴定决定机关的委托指派鉴定人进行鉴定，这层利害关系往往容易使鉴定人按照对价格鉴定决定机关有利的需要去鉴定，而且价格事务所按照被鉴定物品价格的一定百分比收取鉴定费用，这一经济利益与物价鉴定结论的直接挂钩，也会使物价鉴定结论总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5］目前在盗窃案、抢夺案、诈骗案中大量存在的临界点鉴定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鉴定人通过揣摩侦查机关急于立案的意图，有倾向性的将一些“临界”案件中的涉案物品鉴定为刚刚超过犯罪数额起点。这些临界点鉴定结论很难经得起重新鉴定。二是案件当事人的影响。如果鉴定人与案件当事人、涉案财产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接受了一方当事人的贿赂，那么其很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而作出科学、可靠、客观的鉴定结论。在前面论述程序的合法性时已经提到当事人在鉴定前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形同虚设，而鉴定人自行回避的情况又极少，因此当事人就要承担鉴定人的道德风险。

其次，鉴定结论的客观性还依赖于科学的鉴定方法。物价鉴定中的鉴定方法主要是市场法，因此，司法人员在审查物价鉴定结论时应当重点审查鉴定人的市场调查行为。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物价鉴定结论记载的鉴定方法仅仅是“市场法”这三个字，在鉴定过程中只是简单说明“进行了市场调查，考虑了市场价格等因素，采用市场法进行计算”，缺乏对市场调查行为的详细记载，使司法人员无法审查该鉴定方法的正确与否，也不能对鉴定人的市场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科学的鉴定过程是鉴定人先通过充分的市场调查行为采集与涉案物品有关的商品价格，然后对照涉案物品的具体情况，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最终确定它的合理价格。从而可以看出，市场调查行为对物价鉴定结论的客观性至关重要，因为其是鉴定人进行科学、客观、公正鉴定的基础，是鉴定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些物价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在未进行市场调查、未了解涉案物品的具体情况下，仅仅通过打电话询问一下该物的市场价格、被害人的购买价格和拥有年限就匆匆得出的，这些鉴定人不负责任的鉴定行为得出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的定罪与量刑。例如，目前鉴定人对涉案汽车鉴定时，千篇一律地按照“成数”（新旧程度）来计算其价值，该成数通过使用年限来确定，即成数=每年固定的折旧成数×使用年限。鉴定人依靠该车的购车发票、使用年限，通过“购车价格×成数”得出鉴定结论，甚至根本不会去了解该物品的具体情况，更别说到汽车市场调查最新的市场价格了。这种做法就会掩盖涉案物品的特点，不能保证鉴定的客观性，从而出现下面的不合理情况：例如甲车与乙车的购买价格和使用年限相同，它们都被盗窃。甲车使用频率高，并且在使用期间发生过交通事故，主要零部件有毁损，同时甲车车主对该车不加保养；乙车的使用频率极低，且其车主十分注重保养，令该车展新如初。但是当甲车和乙车都成为涉案物品时，某些鉴定人就会得出相同的鉴定结论，那么主体条件、作案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同的两个犯罪嫌疑人会因为犯罪数额相同而被判处同样的刑罚，这就造成对盗窃甲车的犯罪嫌疑人量刑不当。［6］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鉴定人的主观倾向和市场调查行为对鉴定结论的客观性至关重要。但是这两点却令司法人员难以审查，也不能据此对鉴定人进行监督，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性。既然如此，要想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只能通过教育和制度设计来实现。依靠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消除鉴定人的主观倾向，提高鉴定人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其责任感，强化其法律责任，从而削弱鉴定决定机关对鉴定人的影响，降低鉴定人的道德风险。对于鉴定费用这一经济利益对价格事务所的影响，可以通过改变目前的收费标准来实现，即无论涉案物品鉴定价格大小，每一案件的鉴定费用固定。对于鉴定人不进行市场调查就盲目鉴定的不负责任的鉴定行为，可以通过前面所述的规范物价鉴定结论书的内容来实现，即详细记载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推理、论证过程，使司法人员能够通过审查鉴定结论来监督鉴定人，使鉴定人的市场调查行为真正落到实处。

（二）相关性审查

对物价鉴定结论进行相关性审查，主要是审查其与案件中其他证据是否相互印证。

1．审查鉴定对象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所谓审查鉴定对象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就是要通过案件中的其他证据所反映出的涉案物品的特征来审查该鉴定对象是否为该物品，以防止出现“调包”问题。例如王某盗窃手机案。根据被害人李某的陈述得知这部手机是其花了2000元才买了3天的新款的三星手机。王某的姐姐在价格事务所工作，为了使王某逃避法律追究，利用工作之便将该手机“调包”，换成了一部非常破旧的老款的三星手机。最终价格事务所出具的物价鉴定结论是800元，而盗窃罪的定罪数额起点是1000元，那么王某不构成犯罪。此案的鉴定结论因为检材被调换而与该案缺乏相关性。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如果鉴定对象并非涉案物品，那么即使鉴定结论是客观真实、科学可靠的（相对于鉴定对象来说），其因与案件事实缺乏相关性而无法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鉴定对象可能因为鉴定人或者鉴定决定机关的承办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而导致其并非涉案物品，因此，司法人员要通过案件中的其他证据确定涉案物品的特点，以此来审查其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相关性。

2.审查物价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物价鉴定结论要想成为定案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发挥作用，必须与案件中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条，环环相扣，最终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结论。因此，司法人员需要通过审查物价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来确定其与该案的相关性。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对象价值认识错误对物价鉴定结论的影响。2007年烟台的“天价兰花案”就是很好的例证。2007年4月初，平时喜欢养些花草的客房服务员刘某、王某在打扫客房时随手拿了客人的五株兰花。她们事后才知道那是名为“西光蜀道”的名贵兰花，经鉴定，每株价值4000元。公安机关先后两次以涉嫌盗窃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刘某、王某，检察机关认为二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于5月13日、5月17日两次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人员仅仅依靠涉案物品的物价鉴定结论来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盗窃罪，以及适用哪个量刑档次。在该案中，如果仅仅凭借物价鉴定结论，对其不加分析的认可，不去审查其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那么犯罪嫌疑人刘某、王某必然构成盗窃罪，而且“数额巨大”。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犯罪嫌疑人由于不具备专门知识，在行为时主观上对涉案财产的真实价值缺乏认识，发生了对象价值认识错误。通过审查其他证据就会发现，刘某、王某仅是因为平时喜欢养些花草，觉得这花草好看就顺手拿了几株，并不具备盗窃罪的犯罪故意。如果仅仅凭借该物价鉴定结论就认定行为人构成盗窃罪，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客观归罪”。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物价鉴定结论是客观、科学的，其也并不必然成为定案的根据；司法人员在运用物价鉴定结论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综合全案来审查其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不能仅仅凭借该物价鉴定结论就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否则可能导致“客观归罪”。

二是通过审查物价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来确定其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这对于审查无实物物价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至关重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侵犯财产案件中的涉案物品都被犯罪嫌疑人销赃或者损毁，造成涉案物品无法追回和提取，在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只能依靠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鉴定。目前，司法人员对涉案物品存在的物价鉴定结论的审查不充分，更别说审查难度更大的无实物物价鉴定结论了，对其更是不加分析地认可。李某抢夺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火车站，李某看见孙某在看报纸，其手机就放在坐位上。趁孙某不备，李某将其手机抢走。李某来到僻静处，卸下手机套，发现这部非常破旧，不值几个钱，随手将该手机扔掉。但是价格事务所将手机的价值鉴定为1500元。侦查机关据此认定其构成抢夺罪，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人民检察院又据此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时，对此物价鉴定结论产生质疑，认为其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矛盾，遂进行重新鉴定，此次该手机价值被鉴定为200元。最终查明，鉴定人只是询问了一下商场该型号手机的价格，并没有詳细看案卷。因此，在涉案物品不存在的情况下，鉴定人随意鉴定的潜在风险更大，这就要求司法人员仔细审查无实物物价鉴定结论与案件中其他证据是否存在矛盾之处，进而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具体来说，通过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如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综合考虑从这些证据中反映出的涉案物品的购买价格、使用年限、使用频率、保养状况来判断物价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可以看出，审查无实物物价鉴定结论与案件中其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对于审查其客观真实性意义重大。同时，前面提出的规范物价鉴定结论的内容——详细记载鉴定方法、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推理、论证过程，对无实物物价鉴定结论的审查也非常重要。

三、程序审查

程序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以及鉴定人出庭作证三部分。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在程序的合法性审查的第三部分已经论述，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提起依赖于前面阐述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因此，对于前两部分在此不赘。下面将重点阐述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人出庭作证，陈述本人的鉴定资格、鉴定设备、鉴定材料、鉴定方法、鉴定过程以及鉴定结论的推理论证过程，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这是审查物价鉴定结论和监督鉴定人的最好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4条、145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鉴定人应当宣读鉴定结论，直接接收控辩双方以及法官就与鉴定结论有关的问题的发问，但是，经人民法院允许，鉴定人也可以不出庭。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极少出庭，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公诉人宣读鉴定结论。对物价鉴定结论进行书面审查，有违刑事诉讼理论中的直接言词原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更不利于监督鉴定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在审查物价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与相关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鉴定人很少出庭作证”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完善建议。如：（1）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并且规定任何鉴定结论如果不经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阐明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结论，回答控辩双方和法官的提问，鉴定结论就不能作为定案根据；（2）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院有权采取强制措施：（3）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包括庭审前控辩双方认可的鉴定结论及鉴定人患有重病、死亡或者不可抗力因素。在这些例外情况下，鉴定结论也必须事先经过法官和控辩双方的共同审查，才能作为定案根据；（4）明确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后果；（5）建立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注释：

［1］蒋丽华：《刑事鉴定（结论）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载《犯罪研究》2007年第3期。

［2］周湘雄：《中国刑事鉴定程序改革浅论》，载《中共成都市委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3］程荣斌：《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4］张玉镶：《司法鉴定学基本概念研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01年第1期。

［5］厉蒨雯：《试论涉案物品的价格鉴定》，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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