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转移联单管理制度（精选8篇）

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篇1

第一条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在转移危险废物前,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应当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联单。

产生单位应当在危险废物转移前三日内报告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同时将预期到达时间报告接受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第二条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每转移一车、船、次、同类危险废物，应当填写一份联单。每车、船、次。有多类危险废物的，应当按每一类危险废物填写一份联单。第三条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当如实填写联单中产生单位栏目，并加盖公章；经交付危险废物运输

单位核实验收签字后，将联单第一联副联自留存档；将联单第二联交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单第一联正联及其余各联交付运输单位随危险废物转移运行。第四条

危险废物运输单位应当如实填写联单的运输单位栏目，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将危险废物安全运抵联单载明的接受地点，并将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副联、第三联、第四联、第五联随转移的危险废物交付危险废物接受单位。第五条

危险废物接受单位应当按照联单填写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如实填写联单中接受单位栏目并加盖公章。接受单位应当将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副联自接受危险废物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产生单位，联 单第一联由产生单位自留存档；联单第二联副联由产生单位在二日内报送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单位将联单第三联交付运输单位存档；将联单第四联自留存档；将联单第五联自接受危险废物之日起二日内报送接受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第六条

危险废物接受单位验收发现危险废物的名称、数量、特性、形态、包装方式与联单填写内容不符的，应当及时向接受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通知产生单位。第七条

联单保存期限为五年；贮存危险废物的其联单保存期限与危险废物贮存期限相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延长联单保存期限的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接受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延期保存联单。第八条

省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检查联单运行的情况，也可以委托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联单运行的情况。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检查，如实汇报情况。第九条

转移危险废物采用联运方式的，前一运输单位须将联单各联交付后一运输单位随危险废物转移运行；后一运输单位必须按照联单的要求核对联单产生单位栏目事项和前一运输单位填写的运输单位栏目事项，经核对无误后填写联单的运输单位栏目并签字。经后一运输单 位签字的联单第三联的复印件由前一运输单位自留存档，经接受单位签字的联单第三联由最后一运输单位自留存档。第十条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一)未按规定申领、填写联单的；(二)未按规定运行联单的；

(三)未按规定期限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联单的；(四)未在规定的存档期限保管联单的；

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篇2

财政转移支付指一个国家的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无偿转移。目前, 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三大块: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本文主要分析中央对地方的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现行转移支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明显, 但结合近年来对转移支付资金的实践, 笔者认为现行制度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第一,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与缺陷。一是转移支付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 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权威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转移支付的原则、程序、分配方法和标准等作出具体要求, 现行转移支付的相关规定大多散见不同时期部门规章中, 这种立法的真空状态客观上降低了转移支付运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二是转移支付资金未全额纳入预算。由于省级各级政府预算编报时间早于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中央预算的时间, 致使省级政府无法全面掌握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种类, 客观上造成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无法纳入地方预算管理, 影响地方预算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三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 各项转移支付占比过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提供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四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随意性大, 且同一资金存在多头申报、多头管理现象。我国有相当部分专项资金没有管理办法没有公开, , 资金分配标准无法掌握, 专项资金分配的透明度不高客观上造成资金管理的混乱。五是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缺乏绩效评价标准。我国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均没有相应的资金使用效益考核评价体系, 地方政府缺乏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的自觉性和动力, “重争取资金, 轻使用效果”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 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建议。审计工作应以完善转移支付体制机制未着力点, 努力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充分发挥审计维护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一方面, 完善现行转移支付的制度性缺陷。新出台的转移支付法应体现以下原则:财政事权相匹配原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资金分配公开透明原则。新支付法应对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预算标准、分配方法、监督措施等作出具体规定, 并严格执行, 增强资金分配的权威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和透明性。另一方面, 大力推进绩效审计, 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不同的转移支付资金应有不同的绩效审计侧重, 应逐步加大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绩效审计力度。一般转移支付主要起均衡地区财力、保证地方政府具备提供基础公共服务能力作用, 绩效审计主要关注转移支付资金是否达到维持社会稳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目的。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是中央为达到特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其次要重点关注专项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如种粮弄明补贴资金, 审计调查种要从总体上把握四项资金是否达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 另外在审计具体资金使用时, 需着重关注地方政府是否进行了深入调研, 周密细致部署, 科学、合理分配资金, 确保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效率初探 篇3

摘 要：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特殊的资金流转制度，通过财政性转移支付将较为富裕地区的部分财政收入发生转化，转入相对贫困地区，以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水平，平衡区域间发展。近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系列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日益完善，但问题频出。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转移支付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14-02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国内外学术界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围绕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方面展开研究。（如财政关系、公共产品）等财政理论，尤其在凯恩斯主义后，国家干预国民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强，转移支付在国家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猛增，其理论研究也越来越丰富。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财政学研究》中首次使用了“财政转移支付”一词，这是财政转移支付理论的先驱基础；萨谬尔森接着分析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此认为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茨又指出：资源有效配置是联邦政府财政设置的主要目标之一[1]。1959年马斯格雷夫[2]对政府财政职能进行了界定。

（二）纵向转移支付

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对财政性转移支付在缩小各国地区发展差距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等问题上均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Cashin和Sahay将财政转移性支付当作一种收入[3]，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贫困地区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支付较多；换言之，财政转移性支付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受转地区人们的收入。但Garcia-mila则提出了相对意见，他们认为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的拨款形式对刺激私人投资不一定很有效，特别是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其效果不明显[4]。

（三）横向转移支付

横向转移支付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布坎南的“财政政策应使每个平等地位的人都得到平等的财政分配”[5]；布坎南主张人人平等，认为“任何人均应享受同等待遇”；联邦政府在制定税率时应根据各地的地方特点，在征税方面应该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对个人征税应一视同仁，公平化，各地区补助必须均等。马斯格雷夫将此观点称为“横向平等”原则，该原则同时考虑到服务和征税。Robin[6]认为横向转移支付失衡主要是因为税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对此提出解决失衡问题的方法：中央政府直接实施横向转移支付。

二、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问题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自1994年实行以来，尽管有较大的改观，但是仍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事权划分不清，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可靠性

杨阳等人认为，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普遍不明晰，存在模棱两可，容易误导人，已有的转移支付制度核算依据缺乏可靠性[7]。现实经验表明，目前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划分明确是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可否的必然前提。目前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划分上仍然还是沿用传统方式，这种传统方法缺陷很多，要么界限不清，要么划分过粗，或者交叉、重叠、模糊，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在执行项目的时候混淆不清，一些本来应该由中央完成的项目，却通常被地方政府给执行了，而应该由地方完成的项目又常让中央代替了，这无疑制约了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

（二）体制陈旧，不符合均等化公共服务

中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政府间关系》课题组对财政转移支付做了一系列研究，认为现行分税制仍保留了原包干体制的基本因素，对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地区之间财政实力不均问题的影响力和改变不大。地方将资金上交中央后再由中央返还到地方，导致资源浪费，这种体制其实存在不合理性，不符合分税制的起码要求；资金划拨数额也不具说服力，多数是通过讨价还价的下策方式得来的，与转移支付制度建立的最初目标相背离。葛乃旭认为，税收返还与结算补助仅仅是为了减轻社会改革压力，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也仅仅是维护既得利益，一步步拉大地区差距[8]。

（三）转移支付资金缺乏规范科学性

李齐云认为目前我国专项拨款范围覆盖了一切预算支出，补助对象越来越广，不少专项资金分拨缺乏事权依据，亦无法无规可依，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分配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致使浪费和低效率[9]。葛乃旭认为专项拨款是凭主观臆断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地区和拨款额。可见，我国专项拨款的适用和发放至今依旧没有统一规范。杨聪杰认为，一方面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的分配缺乏规范科学的法规依据，更缺乏合理的分配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人为可操控因素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转移支付资金一旦到了地方政府手中，其分配和使用这项资金就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四）缺乏相应法律支撑

张宪法认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中央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10]。熊鸿儒指出要改革好转移支付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1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和范围划分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强调其原则性，但是这种体制的设定没有任何执行力度，其权力被国务院行政机构所掌控，这样一来其法律保护效果就无法明朗化。而对于国家财政支出的体制、支出范围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目前又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致使改革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建议

（一）重新确定转移支付范围和基础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具有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其基本原则表明：综合考虑各级地方财力的特点，认真分析现实状况，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是实现财政和谐的必经之路。重点把握三个主要点：一是着力注意那些关系到国家安全、外交、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事项，这些事项的事权统归中央事权；二是注重结合地方财政实力，以调动地方政府的财政工作积极性；三是使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职能和范围具体化和细化，以保证各级政府职责执行力度，避免缺位、越位。

（二）增加资金规模，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结构

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以满足地方事权支出需要，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迫在眉睫，中央财政必须继续扩大转移支付规模；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重新确定，以保障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的平稳度，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首先要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和原体制补助，确保地区财政能力均衡；其次，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政实力。一般性转移支付是该制度规范化的代表类型，一般性转移支付直接增加地方的可支配财力。最后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归并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三）规范财政制度，奠定转移支付资金基础

首先，改进计算方法，如何确定各种因素在影响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求过程中所占据的权数是新的计算方法必须具有的核心；其次，下放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审批的特殊权限，着力简化审批的程序，少走流程。第三，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最后，要按预先设计的进度拨付资金，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四）加强法制建设，为转移支付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法律是一种利益保障手段，也是一种执行规范，是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之间转移支付的一种实施行为。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若正式立法，则必须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兼顾现行立法的可行性与必然超前性。由全国人大为首组织，以各级政府支持为前提，将转移支付写入《预算法》，再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在立法内容上，明确目标、原则，明确资金来源、形式分类、支付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计算标准、分配方法、监督检查办法及法律责任等；同时规定转移支付制度的配套改革措施和法律。

四、结论

通过对财政转移支付研究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其方法丰富，研究问题清晰，研究内容充实。这对于不断规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有些研究已被运用到现实中，现实意义强。大多数学者认为，现行的以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为主的支付制度在财力均等化方面效果一般。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均衡效应必须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卢中原.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36-37.

[2]葛乃旭.重建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构想[J].财贸经济，2005，（1）：61-67.

[3]江孝感，魏峰，蒋尚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适度规模控制[J].管理世界，1999，（3）.

[4]刘尚希，李敏.论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分类[J].财贸经济，2006，（3）.

[5]陈秀山，徐瑛.我国地区差距的基本特征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J].经济学动态，2004，（11）：30-34.

[6]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0，（6）.

[7]廖红丰.横向转移支付的合作博弈分析[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3）.

[8][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160-162.

[9][美]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财政[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1：437.

[10][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1]孙开.财政体制改革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8.

五联单汇报材料 篇4

——承德县实行“五联单”审批制度

为了巩固机构改革成果，防止机构编制再度膨胀，推进机构编制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进程，强化人员管理，促进人员合理流动，根据中央、省、市关于机构改革的要求，承德县于2002年县乡机构改革后，出台了《中共承德县委、承德县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和加强干部人事管理的规定》（承县字[2002]75号），明确了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进人一律经县编委会审批，实行“五联单”审批制度。经过几年的运行及不断完善，我县在控制机构编制,强化干部人事管理上真正实现了编办、组织、人事、财政四个部门相互配合，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协调、齐抓共管的编制管理运行机制,有效地扭转了超编进人、管理无序的局面。

“五联单”制度是指当单位或部门编制出现空缺，在县编办核实，编委会研究同意后，申请领取《使用编制审批表》，分别经单位、编办、组织人事、财政部门签字盖章，最后由县编委领导签署审定意见，方可使用已空缺的编制，编办凭《审批表》开具《人员变动通知五联单》，作为控编进人的依据。《人员变动通知五联单》即调配部门（组织、人事、教育、卫生等部门）一联，作为人员调动，人员分配的凭证；工资管理机构一联，用于人员变动，办理工资手续的凭证；财政部门一联，用于调动分配人员工资拨付的凭证；用人单位一联，用于进人单位办理列编手续的凭证；编办存底一联。单位凭“五联单”办理人员调动、发放工资、进人等手续。没有五联单，调配部门不得办理调动分配手续，工资管理机构不得办理工资手续，财政部门不得拨付工资和经费，进人单位有权拒绝接收。

通过实行“五联单”制度，严格把住了进人的入口关，同时，县编办又印制了《停发工资通知单》，每月25日前根据各单位统计上报的减员情况统计表，及时开具《停发工资通知单》，作为单位或财政部门停发工资的依据，避免了工资重发或多发现象,同时也确保了各单位编制与实有人数的真实准确。

《使用编制审批表》、《人员变动通知五联单》、《停发工资通知单》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机构编制“进”与“出”的运行模式。我县自2002年实行这一运行模式以来，机构编制与干部人事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有效地控制了多渠道进人的现象。

破解转移接续难点重在制度完善 篇5

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难点究竟在哪里?有人认为是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所致。但笔者以为, 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仅仅是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直接难点, 并非根本难点。根本难点还在于制度设计有缺陷, 没有对参保人员跨地区、跨制度流动的相关政策、转接程序和技术要求等作出相应规定, 更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 缺乏立法保障。

一、制度设计的缺陷

说制度设计有缺陷, 表现在各地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在设计时并没有把流动人口纳入覆盖范围, 即便是纳入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 也不具有便携性。或者说, 城乡居民即使不改变户籍、不离开居住地, 在就业状况发生变化时也无法转移接续医疗保障关系。如农村居民未就业前曾参加新农合, 即使在原籍就业后也不能与职工医保接续。直观地看, 新农合是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 职工医保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管理, 两个制度的政策、管理和技术不配套、不衔接, 难以转移接续。实际上, 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 就是一个部门管理, 也难以转移接续。例如, 在启动城镇居民医保时, 就没有设计参保居民向城镇职工医保转移接续的制度通道;在设计新农合制度时, 也没有关于参合农民向城镇居民医保或城镇职工医保转移接续的规定。只是在两个部门管理的情况下又增加了转移接续的难度而已。

人社部、卫生部和财政部最近出台的《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 无疑从国家层面和政策层面弥补了制度设计的缺陷, 是促进医保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暂行办法》的出台, 为流动就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打开了通道, 保障了流动人口参加就业地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 确保了医保待遇的连续性, 同时也为正在推进的全民医保进程、实现全民医保目标增加了一项新的制度条件。

二、完善制度设计的路径

要从根本上解决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 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操作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的相关规定。

在操作层面上, 要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包括明确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并强调全国一盘棋;要统一操作办法, 明确基本医疗保险终止 (或中止) 接续的必要条件, 统一医疗保险关系转移凭证、转移渠道以及个人账户的转移方式;统一规范医疗保险经办技术标准, 包括统一参保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录入和更新管理, 统一数据传输 (或共享) 格式。

在制度、体制层面上, 鉴于大量的医保关系转移是由于城乡医保制度分设和统筹层次过低造成的, 应该着力在整合城乡医保制度、提升基金统筹层次上下功夫。

一是推进城乡统筹,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系, 解决城乡制度分割、管理分治带来的医保关系转移难问题

由于城镇、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分设, 又分属两个部门管理, 制度之间缺乏衔接, 管理和技术不配套,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种情况并存的现象:一方面, 流动人口不能在工作地、生活地参保, 而在原籍也没有参保, 导致“漏保”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 又可能出现在原籍或工作地、生活地重复参保的现象, 导致财政重复补贴, 待遇重复享受, 数据重复统计的问题。

在城乡分治的医保管理体制下, 卫生部门的新农合经办机构和人社部门的医保经办机构都难以独自解决流动人口“漏保”和重复参保的问题。避免“两头空”的漏保现象和“两头吃”的重复参保现象, 其根治之道是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管理一体, 经办技术和业务统一。按照“城乡统筹、全民覆盖、一视同仁、分类享受”的原则, 整合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和管理经办资源, 统一技术和业务标准。

根据目前三项基本医保制度的运行情况, 在筹资渠道、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等方面,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比较接近。将这两项基本医保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 既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更有实践先例, 应该作为整合城乡医保制度和管理经办资源的首选目标。同时, 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整合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项制度, 对解决流动人口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表现在医疗保障上, 是新农合的参合人员大量向城镇医保转移;流动就业的日趋频繁表现在医疗保障上, 则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需要将医保关系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一项制度转移到另一项制度。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无疑将从制度上彻底解决“农转非”人员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 符合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同时, 也为那些参加新农合的富裕农民迈进高一个档次的城镇居民医保开辟了制度通道。在管理体制上, 将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纳入国家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解决城乡分治带来的医保关系转移难问题。

二是提高统筹层次, 减少因统筹层次低、范围小而带来的异地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难问题

层次过低、范围过小的基金统筹, 不仅导致各统筹地区政策差异大, 而且导致医保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需求大量增加。所以, 解决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问题, 不能就转接说转接, 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 从提高统筹层次上解决问题, 把“异地”变成“一地”或“同地”, 这才是破解医保关系转移接续难的一条根本之计。按照新医改文件精神, 当前要把地市统筹作为提高统筹层次的首选目标, 确保到2011年基本实现这个目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省级统筹。

三是完善法制建设, 把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来履行

笔者认为在积极推进地市统筹、加快提高统筹层次的同时, 还应加强不同层次的法规建设, 如制定规范性文件、出台相关法规和法律等, 进一步明确国家、地方、单位和个人的医疗保障责任, 把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视为应尽的法律责任来落实, 而不是可办可不办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要进一步明确国家责任, 国家应赋予每一个国民基本医疗保障权利。在我们这个国度里, 公民不论走到哪里, 都应该拥有医疗保障权利, 不允许以种种借口拒绝接收医保关系转移的参保人员。

要进一步明确地方责任。地方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 为居住、工作在本地的居民提供同样的医疗保障权利, 把接收医保关系转移人员视为政府的责任。

要进一步明确单位责任。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 为职工提供补充医疗保障。

要进一步明确个人责任。个人除按照规定参加相应的医保制度并按时足额缴纳医保费之外, 还可根据本人经济承受能力和医疗保障需求购买适合自己的补充保险产品。

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转移支付；财政平衡；对策

一、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转移支付的规模偏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小财政大金融的策略，国家致力于促进市场的自由化发展，支持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又要考虑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所以整体政策上受其影响我国的财政收入能力也就非常小。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不到11%，不足发达国家平均的1/3。财政收入的减少，必然使财政能力收到一定的限制，中央政府也就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转移支付。而与之同时，我国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加大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就需要有一定的较大的转移支付规模。但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却无法达到这一规模，转移支付能力的不足，地区经济的平衡很难凭借地区自身的发展来弥补和缩小差距，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而成为当前应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二、 我国缺乏专门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法。没有专门统一的法律规范使得在实践中，临时性决定或者是存在“熟人”带动地区发展的现象时有发生。其次，转移支付形式不合理。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很小，而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非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大，从而难以达到通过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各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均等化的目标。最后，没有专门机构对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统一的安排和管理，使得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管。第三，接受财政转移支付地区的法律配套措施不健全。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没有单行法律。因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地方政府缺乏统一的管理和使用该资金的法律规范和统一明确的财政支付的程序运行机制。往往在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到达地方后，只是政府部门出面接受，对于资金的流向和具体使用都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而地方财政，尤其是省级一下的政府财政，多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谋求发展，资金使用的浪费和盲目，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并且减少真正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需求取得的机会，不利于平衡发展地区经济。

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对策

（一）加强对充分利用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我国的转移支付规模较小，根本原因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么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是首要的。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一时是难以改变的，在没有办法改变部分地区对国家财政支付的依赖的情况下，就要充分利用转移支付的资金，现实中存在的“随意性”的支付和“盲目性”的转移支付，需要建立严谨的转移支付问责机制和监管制度，保障有需求的地区，财政紧张的地区及时有效的利用中央财政补助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转移支付资金的充分利用等同于最大化最优化的促进资源配置，一定程度的扩大了转移支付的规模。

（二）建立系统的实体性法律规范体系。一方面需要规范分配依据，引入人口数量、辖区范围、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不易被人为控制的客观因素，设置权重和比例，用科学的公式取代认为分配。另一方面需要设置专门的转移支付管理机构，负责转移支付方案的设计、修订、相关因素数据的收集和计算，统筹管理中央各部委对下的各项转移支付，避免资金安排的随意、分散、交叉和浪费。调整优化转移支付模式，政府间转移支付有两种形式，上下级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同级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用的事纵向转移支付模式，稳定性不够，也是中央财政负担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学习部分西方国家的经验，逐步加大横向转移支付的力度，让地区之间相互帮扶发展，用横向转移支付解决经济落后地区财力不足的问题。这样有助于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简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配套措施。配合国家财政转移的立法规范，地方政府也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便更好的接受和使用转移支付的资金。地方政府应当建立专门的转移支付管理机构，专门处理财政转移事宜。负责申报中央财政款项的全过程，材料的整理收集、财政资金的接收使用等等一些列的管理安排工作，同时确立制衡机制，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使部门之间相互牵制，达到转移支付资金最大化最有效的利用，以此来减少地方对财政资金的滥用和随意性，也能够有效的抑制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M]. 法律出版社， 2014

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篇7

关键词：财政 转移支付 改革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中央政府处理地方政府间财政事务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其目的是确保各级政府间的收支大体一致，实现国家、地区和地方有关公平和平等的目标。本文将回顾我国建立和完善财政支付制度的探索，分析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途径，以期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一、我国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探索

1994年我国开始探索采取因素法，对中央财政收支结余资金进行分配，同时对地方“两税”收入增长设定激励性两税增量返还转移支付。1995年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采取标准财政收入和支出模式，对地方财政资金缺口进行测算，形成了符合国际通行原则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1999年实施解决地方人员经费困难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2000年，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国务院决定对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002年实行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后，过渡性转移支付更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4年和2005年分别开始执行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实行“三奖一补”转移支付。2006年实施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2007年实行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和大湖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2008年开始实行工商部门停征“两费”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09年实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

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所取得的成效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不断的丰富转移支付类型，完善转移支付的办法，转移支付体系日趋完善。1994年中央用于转移支付资金是548亿人民币，2011年中央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是39900亿人民币，是1994年的78倍；从转移支付结构上看，一般转移性支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比重上升，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下降，地方自主财力显著增强；改进转移支付测算方法，转移支付分配更加科学，推动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财力越弱的地区，对其转移支付越大，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显著，有效调节了区域的差距；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也成效显著。

三、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规建设滞后

只有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做到规范化、公平化和透明化。世界各国都以法律形式对有关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做出明确规定，相比之下，我国尚无涉及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严重影响了转移支付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比如县乡在国家分配中是弱势部分，在政策制定上基本无发言权，其利益来自上级的“恩赐”，县乡财政困难反映出我国相关法律的滞后，困难地区没有享有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法律保障，也没有对基层支出的责任进行追咎，导致出现公共服务不均等和县乡政府随意举债的现象。

（二）缺少机构统一协调

世界大多数国家规定转移支付项目的设定需要通过项目立法和指派的专门机构负责。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已构成地方财政收入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有四级政府部门有参与决定转移支付项目的权力，而它们之间却没有正式的机构进行集中审核和协作，导致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率较低。

（三）分配方法不够科学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基数色彩浓厚。虽然均等性转移支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的公式化分配，但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的规范性较差。税收返还仍建立在“基数法”基础上，预算单位基数大的，经费的开支就相应宽松，基数小的，经费开支就相应紧张。而专项转移支付也大多不是按公式测算，主观因素仍然在其中起作用。

（四）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

省级政府拥有对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主导权，应集中省内发达地区的财力用转移支付给省内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省内财力相对平衡的目标而做出不懈努力。但中西部的省级政府对下转移支付欠缺这种内涵和制度约束。大部分省级政府虽缺少足够的向下转移支付的财力保障，但未发挥主观能动性致力于利用自身财力的转移支付而实现省内均衡也是客观存在的。

（五）转移支付资金缺乏绩效问责机制

现行的转移支付项目的目标着重于投入，却没有明确预期的目标及相应未达到目标效果的问责机制。转移支付资金到了地方后，地方政府支配资金的随意性突出，从而导致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所要达到的目标无法实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转移支付的效率。

四、完善转移支付的途径

转移支付具有辅助性、公平性、透明性。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首先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去解决财政体制问题，然后辅以转移支付手段。

（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解决当前地方财政困难，仅转移支付的完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的办法是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中央适当集中财力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应有差别提高地方的分配比例和规模，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从而实现全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可以适当给省人大一些立法权、降低地方共享税的上缴率、取消定额上解、尽快推行费改税，取消各地税收优惠等。

（二）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后，原有的行政手段无法适应新形势要求，迫切需要加快法律法规建设以规范各部门的行为，为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国家应尽早出台《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法》、《一般转移支付法》等法律法规；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的确定和支付资金的拨付，还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效果进行调查、追踪、反馈、监督和考评；在先保留五级政府架构的前提下，加快推进财政级次改革，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的财政改革措施。

控制权转移与管理层更换 篇8

(一) 控制权市场功能研究

控制权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成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Berle和Means (1932) 提出, 在公司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 公司控制权与公司所有权发生了分离, 公司控制权实质上落到了公司管理层手中。当经理人成为内部控制人时, 股东利益保护成为重要的话题, 于是, 接管机制成为股东激励和监督内部控制人、控制其道德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 (Manne, 1965;Jensen, 1988;Shleifer和Vishny, 1997) 。现任经理工作不努力, 导致经营业绩低下, 偏离正常水平时, 公司价值下降, 为外部投资者提供了接管公司控制权获取超额回报的有利机会 (Shleifer和Vishny, 1986) , 当公司被外部投资者接管时, 往往伴随着管理层的变更, 现任经理人被撤换, 在位时的控制权私人收益随之失去。经营业绩不良导致的公司可能被接管的潜在威胁抑制了经理人员的偷懒企图 (Hirshleifer和Thakor, 1994) 。控制权市场可以通过惩罚性约束和矫正性约束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约束 (Peter, 1977) , 成为保护投资人利益, 强化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

控制权市场的另一功能在于财富创造效应或财富再分配效应。目标公司往往表现为管理效率低下, 内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外部所有者通过并购, 注入新的管理资源, 整合现有经济资源, 有可能带来管理协同效应和经营协同效应, 甚至包括获得财务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产生财富创造。Jensen和Ruback (1983) 认为, 公司并购使目标企业的股东获得了超额收益, Higson和Elliott (1998) 、Franks和Mayer (2001) 证明了目标公司股东得到了超额收益。但Shastri (1990) 等认为, 超额收益的来源可能是财富再分配的结果, 而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 并且Eger (1983) 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但更多的研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 (Travlos, 1987;Dennis和Mcconnell, 1986等) 。由于超额收益受到市场有效性的影响, 判断并购活动是否带来财富创造更为直接的方法是看公司会计业绩指标的变化, Healy et al (1992) 的研究表明, 企业并购后业绩得到了显著改善, 但Ghosh (2001) 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并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改进, 认为并购后企业业绩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二) 控制权市场与管理层更换

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大股东占了绝对控制地位, 控制权市场的外部治理功能可能有所变化。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上市后国家控股成为必然, 目前仍然有84%的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地被政府最终控制着, 其中8.5%的上市公司仍为政府直接控制, 75.6%的企业则由国家通过金字塔型控股方式实施间接控制 (刘芍佳等, 2003) 。这一特点与美国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同, 使我国控股股东能够掌控上市公司, 而大股东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通过向上市公司委派高级管理人员, 所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成为大股东实现控制权的工具, 一旦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新控股股东为了彻底控制公司和割断上市公司与原控股股东的联系, 相比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的市场, 更有动力和能力更换管理层。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任命采取了行政方式, 中央级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由人事部负责 (坦尼夫等, 2002) , 地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由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所掌握 (刘小玄, 2001) , 如果控制权的变更发生在不同地区 (部门) 之间, 无论出于行政任命或是对上市公司的控制需要, 都可能更换原有管理层。反之, 控制权在同一地区 (部门) 之间转移, 则更换管理层的动力较小。所以, 无论控制权变更是否随之更换了高管人员, 都很难说是对原经理人员的正确惩罚。李增泉、杨春燕 (2003) 的研究表明, 不仅控制权转移前的企业业绩与经理人员变更的概率负相关, 在控制了企业业绩和其他控制权转移特征的影响后, 控制权是否异地转移特征对经理人员的变更概率仍有显著影响。

朱红军 (2002) 以1996~1998年大股东发生变更的89家公司为研究对象, 发现控股股东更换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是同步的, 控股股东的更换与更换前经营业绩的低效率相关。李增泉、杨春燕 (2003) 以1997~2000年控制权发生转移的166家公司为研究样本, 发现经理人员的变更不仅与控制权转移前的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在控制了企业绩效后, 控制权的转移特征 (无偿划拨还是有偿转让、是否为跨地区转让、部分转让还是全部转让) 仍显著影响到控制权转移后经理人员的变更概率, 控制权市场的监督作用受到政府干预的约束。

(三) 研究假设

上述文献对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定义是:朱红军 (2002) 定义为控股股东变更当年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了变更, 李增泉、杨春燕 (2003) 定义为董事长 (或总经理) 控制权转移当年以及转移后一年不再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中的任何一个职务。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的原因, 除了控股股东变动外, 还包括了工作调动、退休、任职期满、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辞职等多种原因, 但上述文献把所定义期间的经理人员的变动都潜在地假定为控股股东变动所造成, 未对经理人员的变动原因进行区分。本文的研究中, 对管理层变更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区分, 但仍预期管理层的变更与控制权转移前一年的企业业绩负相关, 与跨地区转移、有偿转让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1997~2000年发生了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并剔除了: (1) 因抵债、间接转移等情况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 (2) 控制权转移前没有完整的上市年度的公司; (3) 变量数据或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 (4) 控制权再转移的公司。即发生了两次或两次以上控制权转移的公司, 只有第一次转移作为研究事件。最后本文选择了189个控制权转移事件作为研究样本, 年度分布情况是, 1997年38家, 1998年66家, 1999年42家, 2000年43家。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财务数据库, 控股权变动和管理层更换数据来自该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经理人员变更。在我国, 尽管法律上规定了总经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相关法规也规定了董事长在特殊情况下的重要职责, 并且实践活动中董事长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远大于总经理 (李增泉、杨春燕, 2003) , 而且目前的文献在研究高管人员相关问题时, 往往把董事长和总经理放在同等重要地位 (朱红军, 2002;龚玉池, 2001;) , 所以本文将经理人员变更界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或其中之一发生了变更。控制权转移事件, 从初次公告、最后公告, 到新股东实质上接管上市公司, 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因此, 将变更的时间窗定义为控制权转移最后公告日开始至控制权转移后第一年, 但在查阅数据时发现, 个别公司在控股权转移最后公告日前也披露了董事长或总经理因大股东更换而发生变更的情况, 本文把这些公司也包括在变更的样本内。 (2) 企业绩效。在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上, 孙铮、李增泉 (2003) 采用了总资产现金收益率 (RCF) , 李增泉、杨春燕 (2003) 采用了净资产营业利润率 (CROE)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总资产报酬率 (ROA) , 朱红军采用的是总资产净利润率和总资产营业利润率, 张新 (2003) 使用了每股收益 (EPS)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主业利润率 (Margin) , 朱宝宪、王怡凯 (2002) 采用了净资产收益率和主业利润率, 冯根福、吴林江 (2001) 则采用了财务指标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指标。可见, 在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上难以统一标准。结合上述研究者的成果, 本文选择了总资产报酬率 (ROA)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和总资产营业利润率 (CROA) , 其中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了公司对资产的运用情况, ROE是上市公司十分关注的盈余指标, CROA反映了公司的长期增长能力。同时, 为了消除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 本文用当年所有上市公司该业绩指标的中位数 (以下简称市场中位数) 对上述三个指标作了调整, 并结合冯根福、吴林江的做法, 对调整后的三个指标采用主成分法做因子分析, 以三个指标的方差贡献率和因子得分之和作为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即业绩指标表示为:

(三) 研究模型

本文采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来检验控制权转移后董事长或总经理更换与控制权转移特征和企业业绩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中:TVR为虚拟变量, 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所定义的时间内因控股权变动而发生变更为1, 反之为0。PRICE为虚拟变量, 如果控股权是有偿转让为1, 如果是无偿划拨为0。PROVINCE为虚拟变量, 如果新控股股东与公司注册地在不同省份为1, 其他为0。NEW为虚拟变量, 如果新控股股东为新进入的股东为1, 如果是原股东采用增持股份的方式取得控制权为0。SHARE为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PER-1为控股权转移前一年的公司绩效。它是市场中位数调整后的ROA、ROE、CROA三个指标采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一个综合业绩指标。KIND为虚拟变量, 如果转让的是国有股为1, 其他为0。

三、研究结果

(一) 单变量分析

表1列示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变更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 189个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中, 董事长发生变更的有129家, 变更比例高达68.25%, 其中总经理同时发生变更的有104家, 总经理未发生变更的25家;因控股权转移发生董事长变更的有87家, 因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有25家。总经理有118家公司发生了变更, 变更比例低于董事长变更, 为62.43%, 其中董事长同时发生了变更的为105家, 董事长未发生变更而总经理变更的有13家;因控股权转移而发生变更的有51家, 因其他原因变更的为67家。由此可发现, 控制权转移后, 董事长的更换比例高于总经理, 可能是在公司管理中, 董事长被认为比总经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更换董事长。

表2列示的是单变量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 跨地区转让、有偿转让、以前年度亏损的公司以及转让的是国有股的公司更可能更换董事长, 128个控股权有偿转让的样本中, 有76个公司发生了董事长变更, 变更比例达58.38%, 比无偿划拨的变更比例18.03%高出了40.35%, 跨地区转让的公司的董事长变更比例也比相同省份之间转让发生变更的比例高出28.85%, 此外, 控股股东是否新进入股东、控股权转移前是否亏损、转让的是否是国家股, 对董事长的变更都有影响。而影响总经理更换的主要是是否为有偿转让和是否控股股东为新进入的股东。所以, 从单变量分析的结论看, 企业绩效、是否跨地区转移控股权, 转让的是否为国家股似乎对总经理的变更没有明显影响。

注:本表仅把因控股权变动而发生变更的样本作为管理层发生了变更, 把因其他原因变更了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看成是没有发生变更的样本。LO SS是虚拟变量用来代替以前年度的公司业绩, 如果公司控股权转移前一年为亏损等于1, 反之为0。

(二) 管理层更换的多变量分析

表3列示了运用Logistic模型回归的结果, 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本文作了两次回归, 第一次在样本中剔除了因其他原因变更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样本, 样本中只包括因控股权转移而发生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的公司以及没有发生过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的公司, 第二次回归是把因其他原因发生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看成是没有受到控股权转移的影响, TVR取值为0。根据表3可发现: (1) 在两次回归中, 董事长变更组的结论是一致的, 控股权的有偿转让、跨地区转让、企业业绩差、受让方为新进入股东的控制权转移事件中, 董事长被更换的频率更高; (2) 总经理变更组的回归中, 两次回归结论有所差异, 使用189个样本回归时, 只有是否有偿转让、是否新股东进入, 以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总经理的影响显著, 但是否跨地区转让控股权、以及控股权转移前的企业业绩对总经理的影响不显著。剔除了因其他原因变更总经理的样本后, 是否跨地区转让、控股权转移前的业绩对总经理影响显著, 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得不显著; (3) 总的来看, 控制权转移前一年的企业业绩与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概率负相关, 控股权转移前业绩越差的公司, 董事长或总经理越有可能被更换。而且公司业绩对董事长更换的影响大于对总经理的影响, 在剔除了其他原因变更的样本后, 企业业绩对董事长的影响系数为-5.02, 对总经理的影响系数为-4.10, 如果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变更的样本, 则对董事长的影响系数为-1.15, 但对总经理的影响系数为-0.49, 而且系数检验不显著。这一结论与李增泉、杨春燕的结论有所差异, 他们的结论是:总经理比董事长的变更更容易受到控制权转移前的企业绩效的影响。

所以, 从控制权转移导致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看, 控制权市场似乎发挥了外部监督功能, 随着控制权的转移, 经营业绩低下的董事长或总经理面临更大的被撤换的威胁。此外, 由于受我国特定环境的影响, 控股权的无偿划拨、相同省份之间的控制权转移更多可能表现为行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为了处理上市公司业绩危机所采用的一种行政推动, 使得控制权的转移特征影响了控制权转移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

注:董事长变更的回归模型中N为147个样本时, 剔除了因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42个公司, 而在189个样本时, 把因其他原因发生董事长变更的看成没有发生变更, TVR的取值为0;同样, 在总经理的回归模型中, 当N为124个时, 剔除了因其他原因变更总经理的67个样本, 当N为189时, 因其他原因发生变更的TVR取值为0。括号内的数据为显著性概率, “*”、“**”、“***”分别表示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10%、5%和1%。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以1997~2000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管理层更换过程对控制权市场的外部治理功能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从管理层的更换角度看, 控制权转移前一年经营业绩差的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有更高的被更换频率, 是否有偿转让、是否跨地区转移和控制权受让方是否为新股东等控制权转移特征影响到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控制权市场发挥了一定的外部治理功能, 同时也受到行政干预的约束。

本文是在李增泉、杨春燕 (2003) 、朱红军 (2002) 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 进一步区分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因控制权转移而导致的变更还是因其他原因导致的变更, 在细分了变更原因后, 仍然发现控制权转移更换了业绩差的管理层, 这表明, 控制权市场发挥了一定的治理功能。同时结论说明, 新股东的进入更容易发生管理层的更换, 这表明, 在一定程度上, 规范有序的并购市场, 减少进入壁垒, 更能够发挥控制权转移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