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诉讼

合同纠纷诉讼（共8篇）

合同纠纷诉讼 篇1

原告，徐书洲，性别： 男，出生年月：1954年11月23日，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同安小区6-1-101室 电话：***

被告(1)：姓名:陈继胜，性别：男

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兴业律师事务所 电话：***

被告(2)：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兴业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电话：0951-6011966

案由：诉讼代理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陈继胜返还财产保证金15000元;

2、要求被告陈继胜返还额外收取的1000元

3、要求被告兴业律师事务所返还诉讼代理费3000元

4、要求被告共同承担精神损失费3000元

5、要求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原告徐书洲因交通肇事一案于2011年6月7日与被告兴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协议。协议签订后，兴业律师事务所指派该所律师陈继胜作为原告的辩护人。

在取保候审期间，第一被告陈继胜向徐书洲之子索要15000元作为取保候审的保证金。但原告经调查得知，取保候审的方式实际上为人保而非财产保证。与此同时，被告陈继胜又以办案需要为由，又向徐书洲之子索要1000元。在一审结束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陈继胜询问各种费用去向，却被被告以各种理由搪塞，甚至辱骂，给本人精神造成严重损害。另外第二被告兴业律师事务所用人不当，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陈继胜返还财产保证金15000元,返还额外收取的1000元,被告兴业律师事务所返还诉讼代理费3000费, 被告共同承担精神损失费500元。

此致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徐书洲

2011年11 月12 日

合同纠纷诉讼 篇2

一、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必要性

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是一个较普遍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行政价值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行政合同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是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行政合同的概念, 行政合同这一概念仅仅存在与学理之上, 而且其概念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本文首先对文中使用的行政合同的概念做一个阐述, 本文中的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以实施行政管理为目的, 而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达成的协议, 并不包括行政机关之间签定的合同[1]。它是现代行政法中合意、协商等行政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但同时它又是政府依法维护经济秩序的管理活动, 属于行政管理关系。

通过了解行政合同的概念可以看出, 行政诉讼应该成为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主要途径。理由如下:

(一) 行政合同救济实践的要求

在行政合同纠纷可能的解决机制中, 我国对行政合同纠纷长期以来实行以行政机关监督和民事诉讼相结合的方式, 但是这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存在明显的缺陷。从行政机关监督来说, 行政机关或其上级机关的监督实质是一种自我监督, 这违反了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 由于利益和行政上的裙带关系根本无法保证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的得到有效的纠正, 从而也更谈不上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有效保护。因此应该将这种纠纷诉诸法院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二) 行政合同的行政性特征的要求

行政合同的行政性特征决定了行政合同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 而不是通过民事诉讼或者其他的诉讼方式来解决。1.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 尤其是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 这决定了行政合同必须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其纠纷。2.行政合同中双方的合意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行政合同纠纷不能仅仅依据一般的合同规则加以解决。行政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之处在于它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行政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这种意思表示实际上受到法律法规以及计划的限制。因此, 应由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合同纠纷予以规制。

二、行政合同纠纷救济的域外考察

行政合同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因此, 本文也主要对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法国、德国和日本进行介绍。

1. 法国。

法国行政合同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 由法国行政法院管辖, 类型上属于完全管辖之诉。在法国行政合同诉讼受案标准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合同的当事人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2) 必须是直接执行公务的合同; (3) 必须是超越司法规则的合同。目前法国的行政合同均为有名合同, 例如, 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公共工程捐助合同、公共特许合同等[2]。

2. 德国。

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第2款“合同的履行或者遵守请求权应当通过行政法院保护”德国行政法院取得行政合同诉讼的管辖权。除合同的履行与遵守外, 因“合同签定过错”而产生的请求权也应该通过行政法院主张[3]。从行政诉讼类型上看, 德国行政合同诉讼主要属于一般给付之诉。关于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标准, 由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四章已对行政合同做出的专门规定, 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为:是否引起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德国行政合同诉讼的原告既可以是公民, 也可以是行政机关。

3. 日本。

日本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试用《行政事件诉讼法》诉讼类型, 归属于当事人诉讼。根据行政事件诉讼法, 当事人诉讼可分为形式的当事人诉讼和实质的当事人诉讼。实质的当事人诉讼是指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 行政合同诉讼属于此类, 在诉讼形态方面, 与民事诉讼相同, 原则上依民事诉讼法之规定予以处理, 但由于行政合同的标的是公法关系, 其诉讼结果难免会影响公益, 故在必要限度内, 准用关于抗诉的规定[4]。行政合同诉讼的判决种类与民事诉讼相同。

三、行政合同纠纷的诉讼救济制度分析

(一) 行政合同案件的受案范围

行政合同案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合同案件都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一方面, 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对行政合同范围的准确界定。另一方面, 具体的行政合同纠纷是否提起诉讼, 还涉及行政合同的种类及纠纷内容等与行政诉讼相关的因素。所以, 对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总结如下:

1.只有行政主体与非行政主体内部或下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行政合同纠纷, 才可纳入行政诉讼[5]。这类合同大量存在, 如行政承包经营合同、行政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主体与农民签订的粮食订购合同、公共工程合同等。这种合同属于行政机关与其外部的组织或个人签订的, 行政机关在这种合同关系中行使特权属于外部的具体行政行为, 只要法律未规定为行政终裁的就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轨道。

2.从行政合同角度看, 也并非可诉行政合同的所有纠纷均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纠纷可分为合同本身纠纷与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两大类。合同本身纠纷指纯粹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事由发生纠纷, 如合同履行报酬纠纷、合同违约纠纷包括追究违约责任和违约赔偿金纠纷。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可进一步分为行政主体行使特权纠纷及其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补偿纠纷等。合同本身纠纷的处理需以合同约定为依据, 除协商解决外应以经济诉讼解决之。由合同引起的其他纠纷的解决根据是法律法规的规定, 属于行政诉讼范畴, 诉讼的客体是行政主体特权的行使以及强制补偿是否合法。

(二) 行政合同纠纷的归责原则

1.违法归责原则。违法归责原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适用行政合同是违反法律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以职务违法行为为归责标准, 不考虑行为人状态如何, 是否存在有过错。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瑞士, 如1959年《瑞士联邦责任法》第3条规定“联邦对于公务员执行职务时,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 不问该公务员有无过失, 应负赔偿责任。”违法原则是客观归责原则, 避免了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 便于相对人主张权利。只要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适用行政合同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相对人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 一旦发生损害, 相对人可以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 也无需证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 均可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违约责任。

2.公平责任原则。在行政合同的归责原则的建构上, 除了适用行政违法原则外, 还应适用公平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合同双方都无可归责事由的前提下, 因行政合同不能履行而致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的, 国家给予一定补偿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获得较好的协调。一方面承认行政机关在履行合同义务时有合法的特权, 例如可以不履行合同, 可单方面变更或者终止合同等等;另一方面, 在权利配置上赋予那些经济利益受到行政机关变更、解除权行使影响的相对一方要求相应补偿的权利, 并提供有效的行政救济。

(三) 行政合同案件的审查内容。

行政合同纠纷的发生往往因为行政机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行使特权而引起, 一方面, 行政特权使行政合同按照既定的目标顺利有效地进行, 为国家实现行政管理所必须;但另一方面, 由于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行使特权给相对方造成损失, 使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实现, 违背了法治行政和行政合同的宗旨。故而对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重心应放在行政主体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特权是否合法与适当上。

1.审查行政主体签订合同是否合法。行政主体作为订立合同的发动者, 有权选择对方当事人, 但应受到一定限制:第一, 法律法规如果明确规定采用行政合同方式, 则行政主体不能采取行政命令代替协商;第二, 行政主体不能凭借自己的主导地位将某些法律未赋予的权利通过行政合同方式使自己额外获得;第三, 合同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签订和履行否则违法所订之合同自始无效[6]。

2.审查行政机关行使指挥权是否合法。行政合同的签订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其履行也必须符合公共利益, 但由于有关行政合同的立法缺乏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导致行政主体在合同履行中利用特权干涉对方当事人的合法经营自主权这严重的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这些特权的行使已超出了保障合同如约履行的限制。

3.审查行政主体变更或解除合同是否合法。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所以行政机关有必要根据公共利益的变化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但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合同不能以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变更合同, 只能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变更, 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内容不能变更。实践中行政主体经常假借公共利益的需要滥用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力, 因此, 应由法院对行政主体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行为进行审查。

4.对合同缔结程序和方式进行审查。行政合同的缔结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 这是行政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 任何行政合同的签定都要符合这条规定。因此, 在行政合同的诉讼中必须对合同缔结程序和方式进行审查。只有正确且合法的方式和程序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摘要：由于行政合同兼具民法的合意性与行政法的单方性特征, 因而决定了其救济制度的特殊性。本文从行政合同的特征入手说明以行政诉讼方式来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必要性, 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借鉴, 探索出我国建立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基本方向。

关键词：行政合同,行政诉讼,救济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张庆彬.肖念华.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J].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院报, 2002 (3) .

[3]王名扬.外国行政诉讼制度[M].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1年.

[4]张庆彬.肖念华.国外行政合同制度之比较研究[J].北京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院报, 2002 (3)

[5]余凌云.行政契约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合同纠纷诉讼 篇3

摘 要 诉讼时效就是指当事人的胜诉权得到保护的有效期间。同时,诉讼时效也是对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的一种时间限制。其意义是,债权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请求权,人民法院将不再保护其实体上的权利。权利人只有以法律认可的形式提出请求,实体权利才有胜诉的可能,在诉讼时效的应用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言而统之地认为超过二年就全都超过诉讼时效。

关键词 案例 诉讼 时效 债权 请求权

诉讼时效就是指当事人的胜诉权得到保护的有效期间。如果您与他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您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自行协商和解、仲裁、诉讼等等。如果您希望你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获得胜诉的判决,您应当在一个有效的期间内提起诉讼,这个期间就是诉讼时效。

具体案情:

2004年4月9日,甲、乙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该协议),约定由乙公司协助甲公司办理并取得XXX项目土地、规划相关手续,乙公司承诺完成上述服务期限将不晚于2004年8月30日,2004年4月12日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500万元,后乙公司并未履行该协议相关义务。2007年3月27日,甲公司根据该协议规定,书面要求乙公司返还该500万元服务费,乙公司未归还该款项,2007年4月11日甲公司将乙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本案的诉讼争议焦点有三个,其它两个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现仅就本案原告方的诉讼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协议书》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而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以该条件成就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此处“条件”就是协议书约定的 “ 2004年8月30日”之前未能协助甲公司取得XXX项目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只要前述条件成立,则甲公司就应需自条件成立之日起,向乙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要求退款,也就是说甲公司行使诉讼权利的起算点应该从2004年8月31日开始,截止日是2006年8月30日。如果在2006年8月30日之前,甲公司没有向乙公司行使权利,就己经过了诉讼时效。本案甲公司在2007年3月18日才向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己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的届满日。因此甲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己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

第二种观点认为:《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能协助甲公司取得XXX项目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乙公司需在接到甲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日内全部退还500万元服务费。根据上述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退款通知后,乙公司未予还款,构成对甲公司权利的侵害。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乙公司收到甲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甲公司自2007年3月27日向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至2007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

根据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甲公司所诉的返还服务费问题,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该责任属于合同责任。由此所产生的债是合同之债。有债的关系存在,就有债权债务双方存在。服务费索赔权是合同之债的债权,而债权的属性是请求权。债权的实现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如果债权人在法定期间不提出请求,其权利将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本案的被认定为超出诉讼时效,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就可能被法院驳回,其支出的500万元服务费最终也就无法追回了。在本案中,乙公司承诺于2004年8月30日之前办理完成合同约定的相关土地手续,如未在此前的时间里完成上述工作,则退还甲公司支出500万元服务费用,这是本案的实体部分,并无更多异议,本案的焦点在于甲公司起诉的最后时限是应在2004年8月30日之后的2年内?,还是在甲公司发出还款通知之后2年内?笔者支持上述第二种观点,本案是基于合同所产生的纠纷,本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也应受限于合同的约定内容,本案确实存在着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的法律关系,但第一种观点只看到了“未完成约定任务”是直接产生 “债权请求权”的必要条件,所以认为应从“未完成约定任务之日(2004年8月30日)”起算诉讼时效,算至2006年8月30日止。但我们从合同中可以看到,构成债权请求权成立的还应有一个条件即:甲公司的还款通知书,我们可以认为是“未完成约定任务”+“还款通知书”=债权请求权成立,这样就简单的得出,只有在还款通知发出之日才是债权请求权成立之日,也是诉讼时效起算之日,因此甲公司于2007年3月27日向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至2007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属于在诉讼时效之内,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截止到发稿时,本案已经法院终审裁决,法院支持甲公司诉讼请求,乙公司败诉。

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的规定 篇4

诉讼或者仲裁时效是权利人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决争议，保护其权益而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尽早行使权利，尽快解决当事人间的纠纷。

一般的合同纠纷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几类特殊的争议，如租赁合同中延付或拒付租金的争议，保管合同中寄存物被丢失或损毁的争议的诉讼时效为一年。

由于合同的复杂性、地域性，因此，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其他法律规定了特别时效的，依照其规定，如海商法规定的货运赔偿请求权的时效为一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当应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经验谈 篇5

当前建筑施工企业承接业务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总承包，联合承包等。加上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致使施工企业在诉讼中如何确认诉讼主体、诉讼标的、合同效力和裁判执行等各方面带来一定困难。现就本人工作实际，谈—下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相关法律的运用及诉讼技巧体会。

一、诉前准备

(一)企业应当认识到，平时经营活动是要为今后的可能诉讼收集证据，这样管理活动就规范了。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核心证据是建设工程合同本身，《合同法》规定，建设施工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书面合同，但不限于书面合同。双方协商同意并签字认可的有关修改合同文件、洽谈记录、会议纪要、补充纪要、电报以及业务联系单、工程决算审定书等都是合同组成部分，是有效证据。实务操作中，应注意关键证据的保全。合同履行中，因发包人资金不到位，造成停工，在发包人不愿出具任何书面凭证情况下，为了防范于未然，承包人可书面催款。主要内容为“不付工程款，即将停工。而催告款内容交公证处核对，在其监督下发送给发包单位，最后由公证处出具公证文书。

(二)企业应选择起诉的最佳时机，最佳时机包括如下几个条件。1．涉案工程已验收并交付使用；2．双方已经结算并签字盖章。

二、诉讼主体确定

(一)一般而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当事人指发包人与承包人。企业可按合同约定确定相应的对方当事人。但企业本身主体又较为复杂，设有子公司、分公司、工程处、项目经理部：其中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权成为民事诉讼的原告或被告。分公司若领有工商部门颁发的执照，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也享有民诉主体资格。而工程处是否能成为民诉主体，要看是否经工商部门登记：而项目经理不具法人资格，也非独立核算的内部机构，无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与被诉：另施工企业名称变更情况较多，诉讼中应以变更后的经济实体为诉讼当事人，并向法院提供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资料。被告主体错误后，在起诉标的较大情况下，原告与其撤诉后重新起诉，倒不如让主审法院驳回本方诉请，原因在于原告撤诉还需承担50％的受理费。而裁定驳回时原告只需承担受理费50元。原告起诉时，如被告属企业法人时，原告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不影响法院审理判决；如被告属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则原告应提交被告已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依据，否则法院很可能以“原告末充分举证证明被告已经工商部门登记，从而无法证明被告具合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二)工程转包的诉讼主体确认。

1．转包后发生拖欠工程款纠纷的处理(1)转包时，经发包人同意的，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转让：应将实际施工人列为原告，发包人列为被告，合同承包人不列为当事人。(2)转包时，未经发包人同意的，实际施工人是原告，承包人是被告；发包人一般不列为当事人。

2．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合同转包给实际施工人后，发生质量纠纷处理：发包人是原告，承包人、实际施工人员是共同被告，共同承担质量方面的连带责任。

(三)工程挂靠的诉讼主体确认。

1．工程欠款纠纷。应当以实际施工人、被挂靠单位为共同原告。若被挂靠单位不愿起诉的，实际施上人可单独起诉。

2．工程质量纠纷。应当以实际施工人，被挂靠单位为共同被告；两单位对质量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四)联合承包的诉讼主体确认：两个以上的承包人联合承包工程，由其中一方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而发生纠纷，则其他联合方应列为本案共同原被告。

(五)合作建设，合作的诉讼主体确认；若合作方对合作标的享有共同权益的，且合作一方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纠纷而诉讼的，其他合作建设方为共同原被告。

(六)涉及分包的主体确认：因分包单位原因致使建设单位发生损失的，建设单位叫以以总包单位为被告，直接向总包单位索赔。而总包单位承担责任后，可以以有责任的分包单位为对方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

(七)产品质量侵权的主体确定：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第三人财产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为原告，而

确认对方当事人时应区分涉案工程是否已交付。在工程交付前，以承包人为被告；在工程支付后，以发包人为被告。

(八)施工人侵权的主体确认：施工期间因承包人过错致人损害，如在公共场所，道旁或地上挖坑，安装地下设施，未设明显标志和未采取安全措施致第三人损害的，以承包人为被告，而发包人不列为被告。

三、诉讼请求的确立与法院主管管辖

(—)诉讼请求确立的基础是合同价款。而不同价款方式约定，导致最终诉讼请求不同。合同价款方式有固定价格，可调整价格，成本加酬金三种。在工程总造价巳定，对方陆续交付部分工程款情况下。若我们缺少对方实欠工程款的证据．可以以总造价为标的起诉之。庭审中被告为了减轻自己民事责任，必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付工程款，最终法院会按双方证据综合裁判。

(二)基于施工企业被动交易地位，现行立法对施工企业权益保护有所加强。《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建设厂程承包人享有工程折价拍卖后的优先受偿权。2002年6月最高院作出了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批复。根据该批复规定，施工企业行驶优先受偿权期限从工程竣工之日或合同约定竣工日起算只有6个月，而行使该权利往往通过法院实现。因而施工企业在确认诉请时，特别应加上一条“请求判令原告享有对涉案工程的优先受偿权”。

(三)级别管辖变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不得违反级别管辖。但实际操作中，仍可灵活变通。可通过增加标的额以提高级别管辖；也可以分解标的，立案后再追加请求的方案将原本由中院管辖案件交由基层法院管辖。

四、调解策略调解意味着双方在利益上的妥协、让步。作为原告最担心的是，原告在利益上作出大大让步后，被告又不履行和解协议，致使原告已放弃的诉请无法恢复。《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关于附条件法律行为的相应规定给我们带来了一定启发。若被告当前无法足额清偿，但之后就可能有设备变卖款，拆迁补助款和保险赔款等未来现金流入。可考虑分期归还方案：在制定方案时我们可巧妙地设计附条件成就条款。第一期付款既要体现我方作出重大让步，又要让被告实际上无法完全履行，追加一句话：“若一期不履行，原告可全额申请执行”。这就是附条件法律行为的体现。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被告在较长时间内无可供履行财产，而又愿意和解，为表诚意，我方必须让一步。一般而言，调解协议多是这样表述：“被告欠原告本金x元．利息Y元；原告自愿放弃利息Y元；而本金x元应在x年x月x日前付清”，如此写法可能导致在被告不完全履行协议时，利息请求无法恢复。故我方应调整调解协议的书写顺序。“被告欠原告本金X元，利息Y元；其中本金X元由被告X年X月X日之前付清；若被告完全履行本协议，原告自愿放弃利息Y元。”

五、合同效力确定目前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合同纠纷时，往往通过合同效力确认，各方违约行为的认定来引导建设市场健康发展。

(一)一般合同生效条件：行为人具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公共利益等。而建设工程合同还应满足下列条件：行为人具相应的缔约能力；符合基建程序。

(二)常见无效情形：(1)合同主体不具建筑活动主体资格；(2)违反国家规定程序与国家批准计划；

(3)全部工程予以转包；(4)全部工程以分包名义转包给第三人；(5)总承包人私自将部分工程分包；(6)分包单位再分包或分包单位无相应资质。

(三)似乎无效，却是有效情形：(1)签约时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报建手续时，去补办手续前无效；在审理期间补办应有效。(2)签约时未取得土地证，但已审查被批准用地，为有效。

(3)超过《规划许可证》范围的合同是否无效，看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超越资质缔约，在满足以下条件为有效：属于《资质等级标准》规定上浮到建设项目要求相符的等级条件；质量验收合格；结算价款按原约定等级结算时合同有效。(5)跨地区承揽，未办外来企业承包许可证的，手续不全，但不违反建筑法强行规定，仍有效。(6)应招标未招标工程，发包人直接发包，承包人有相应资质，且已履行的，应认定有效。

(四)无效条款1)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工程，且由国家对工程款依法结算的。若承包人与发包人自行约定结算条款无效。(2)分包人与总包人约定：“总包人应付分包人的工程款，待发包人支付给总包人后再予以支付。”这样的约定势必增加社会三角债情况。法院一般不认为该条款为附期限的法

律行为，而认定无效。

六、民事责任施工合同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只要一方有违约行为，不论是否存在主观过失或故意，都应承担民事责任。具体有如下几种：

(一)发包人未及时拨付进度款时：(1)承包人应按书面催告发包人，发包人在催告函的合理期限内未付清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期，并可要求赔偿停工损失。(2)但承包人虽提出口头异议但仍继续施工的，发生纠纷后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承担此违约责任时，因承包人举证不充分故而不予支持。

(二)中途停工：谁引起停工由谁承担。

(三)隐蔽工程：隐蔽工程经双方验收后，承包人继续施工而发现隐蔽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损失，发包人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若属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有过错的，应按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四)三无工程被责令停工的，承包人仍按发包人要求继续施工，其损失主要部分由发包人承担，次要部分由承包人承担。

(五)固定造价合同。遇到建材涨价风险时处理。涨价属正常市场风险的，涨价部分由承包人自理。涨价超过正常市场风险的，承包人可要求增加工程价款。但是实务中很难认定，涨价风险是否属正常市场风险，因而—旦鉴定固定造价合同后不太可能让承包人追加工程价款。

(六)逾期交付，承包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发包人可按合同约定要求承包人支付约定违约金。倘若发包人损失超过违约金的，发包人可要求对方赔偿。但作为违约金具有补偿性质，其罚惩性不强。故发包人要求赔偿金额不得超过双方缔约时可预见限额。

(七)提前使用问题。工程未经验收，发包人提前使用，擅自使用所致质量等问题由发包人承担责任。若承包人原因造成的，由承包人负责。但需明确的，即使是发包人擅自使用，也不免除承包人在合理期间对工程结构、基础工程的质量责任。

(八)竣工验收合格后，承包人应将工程及资料交付发包人。实际工作中，常发生承包人因为发包人未付清工程款而拒交工程的情况。发包人无法行使占有、处分权利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包人未付清工程款之前，承包人拒交工程的，对承包人还是有好处的。按照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批复，同一工程有优先权，抵押权的，优先权优于抵押权。建设价款可就标的拍卖款，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而进行变卖的前提，承包人仍占有、支配工程。

(九)拒绝验收问题：工程竣工后，约定验收期满，发包人拒绝验收，承包人可单方与有关部门组织验收，验收费用各半承担。若因发包人拒绝提供验收资料、文件，致使无法验收的，视为发包人对工程已验收合格。

(十)拖欠工程款：应从验收后或约定付款期满之次日起算滞纳金。发包人拒绝，拖延验收的，应从约定验收期满次日起算滞纳金。未约定验收期的，以工程竣工：日或施工人要求发包人验收期满次日起算滞纳金。

七、执行线索查寻及执行新动向作为建筑企业的法律，应抛弃律师重审判，轻执行的工作风格。应当对案件的全情予以通盘考虑，及时收集财产线索。

(一)执行线索查找。．工商资料。我们可到工商主管部门查阅、复制对方当事人工商登记资料。尤其应侧重于其财务报表真实性分析及银行开户情况的分析。当然在查询工商资料前，应了解各工商局之间的内部分工。2．房地产资料。我们可通过房地产主管部门获知对方当事房产登记的具体资料。3．人民银行。通过人行可以查询相关单位的基本结算户，及已备案的非基本结算户开户情况。知道开户银行及账号后，便可对之申请保金措施。

诉讼保全委托保证合同 篇6

委托保证合同

委托人（甲方）（法人）：

（公章）

住所：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自然人）：

住所：联系电话：

受托人（乙方）：黄河三角洲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滨州市黄河五路357号联系电话：3187612 法定代表人：石丽霞

应甲方年月日的申请,经审查,乙方同意为甲方提供担保;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保证范围和保证期间

1、甲方就因与一案，拟向法院提起元人民币的诉讼财产保全申请。

2、乙方愿就上述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为甲方提供保证担保。

3、乙方的保证期间为甲方与一案终结时为止。

第二条 保证方式

1、如甲方申请保全错误，乙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

2、超出乙方的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的任何款项,乙方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

3、乙方的保证责任自甲方案件终结而解除。

第三条 甲方的保后监督管理权

乙方向法院出具保证担保函后，乙方有权根据需要，对甲方的案件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查了解，并要求甲方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甲方应予以提交。

第四条 乙方的代位求偿权

乙方按照本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履行保证义务后,即取代被申

请保全方的地位,有权要求甲方归还乙方垫付的全部款项和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以及甲方的其他费用和损失（包括律师费用）等。

第五条 担保费及支付方式

甲方应按担保款项的%向乙方支付担保费,保费共计￥元，在乙方出具担保函之前一次缴清。

第六条 甲方承诺

1、向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准确;所提交的复印件均与原件相符;所陈述的事实无虚假；

2、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保费。

3、乙方出具担保函后，甲方不得以任何原因要求乙方退还保费。

第七条 反担保

由下列当事人对诉讼保全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反担保人：

反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反担保人：

反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反担保人：

反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方不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保费，每拖延一天，按未支付保费金额每日千分之五计算，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超过30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2、甲方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导致乙方承担保证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则甲方应当向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本合同生效后，任何有关本合同的补充、修改、变更和解除等均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书面协议。

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公章）：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论行政合同诉讼制度的完善 篇7

一、纳入《行政诉讼法》调整的理由

现行《行政诉讼法》未对行政合同作出规定。笔者认为, 从行政合同的性质、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及司法审查的实践方面来看, 需要将行政合同纳入到《行政诉讼法》之中加以调整。

(一) 行政合同的公法性质

行政合同的形成, 系将私法中的契约观念与契约形式导入行政领域的结果, 其改变的主要是行政活动的方式与形态, 而从行为的目的、行使的权力、适用的程序等实质面上看, 其仍然体现出典型的公法性质。

首先, 行政合同中蕴含着特定的行政目的。行政机关之所以签订行政合同, 其目的在于借助合同之手实现公共行政目标。例如, 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订立治安承诺责任协议的目的在于提升社区的治安环境;签订计划生育行政合同的目的在于落实国家对人口进行控制的目标等等。这显然有别于民事合同当事人之间纯粹私人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

其次, 为确保行政合同所承载的公共利益的实现, 行政机关保留了主导性权力的行使, 包括监督权、强制执行权、制裁权等, 这些规定有别于民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等化配置。

最后, 行政合同的订立往往需要遵循公开、公正的程序, 以便为相对人提供一个平等竞争订约机会的条件。如果行政机关拒绝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合同的, 则应当说明理由。此外有些行政合同的生效还需要经由上级机关的批准或者同意。这些程序性的规定也显然有别于民事合同的规定。

行政合同中体现出的公法色彩, 决定了涉及行政合同的有关争议需要纳入到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司法救济渠道之中。因此, 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上设立专门规定, 对行政合同纠纷展开公法规制。

(二) 相关法律规范的支撑

将行政合同纳入到未来《行政诉讼法》之中加以规定, 还得到了中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的支持。

首先, 2000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 已经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在内涵上作“单方行为”的限定, 体现了拓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努力, 从而在规范上具有将行政合同容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语义脉络空间。

其次, 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9条中, 明确将“行政合同”确立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 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等地方立法文件中, 也纷纷通过设置专门的章节对行政合同制度进行了规定。这意味着立法上正式承认了行政合同的存在及其行政性质, 也预示着对其进行相应的诉讼法规制的迫切性与必然性。

最后,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中, 明确将“行政合同”列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加以规范, 这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正式承认。

(三) 司法审查的实践

在中国当前的司法活动中, 法院已经在众多个案中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合同展开了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行政案件为例, 在“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中, 法院对被告兰州市政府废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1]。而在“路世伟不服靖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 法院也对被告靖远县人民政府通过发布靖政发[1999]172号文件撤销靖远县土地管理局与服装行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收回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的合法性也进行了审查[2]。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收集整理了各级法院在教育行政、国有土地出让、征用补偿、农村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等领域作出的近百个行政合同案例, 证实了行政合同案件在中国行政诉讼领域的真实运用, 同时也指出了现有审查实践存在着的诸多问题, 包括混合契约案件管辖困难、情事变更原则遭到滥用等[3]。面对这些生动活泼的个案审查实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 有必要通过在《行政诉讼法》上作出规定, 实现对行政合同司法审查制度的立法规制。

二、立法的基本思路

在确定了要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法》中加以规定的同时, 接下来需要处理的问题是, 如何展开立法工作?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立法的基本思路, 以便能从宏观上指导立法制度之设计。本文认为, 对行政合同司法审查制度的规定, 应当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 注意处理好其与民事合同规则, 以及其与普通行政诉讼规则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确立未来行政合同诉讼立法的基本内容。

(一) 与民事合同规则的关系

在行政合同规则与民事合同规则的关系问题上, 应当将两者定位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行政合同立法只需对有关行政合同的特殊事项作出规定, 除此之外均可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之所以可以适用民法上的规定, 是因为:第一, 行政合同多生成于民事与行政交叉的领域, 对于其中具有民事性质的内容, 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第二, 中国《合同法》所确立的一些规则, 尤其是总论中确立的一般规则, 已经超越了民事领域的范围, 而具有所有合同均可适用的共通规则的属性。因此, 凡是属于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共通性规则, 且与行政合同的性质相容的, 只需援引、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可。

具体而言, 关于行政合同的要约与承诺、行为能力、代理、合同的效力、违约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均只需参照适用《合同法》的规定[4]。对于这些内容, 在立法之时无须再作出规定, 以避免立法制度建设上的叠床架屋与重复作业。对行政合同规则与民事合同规则关系的上述界定也说明, 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所适用的规则将是混合规则, 即同时包括了行政与民事规则。

(二) 与普通行政诉讼规则的关系

在行政合同诉讼规则与普通行政诉讼规则的关系问题上, 也应当将两者定位为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除有关行政合同的特别诉讼规则需要在《行政诉讼法》上开辟专门章节进行特别规定之外, 其他规定, 包括级别管辖、审判组织、审理范围 (指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 、诉讼期间不停止合同的履行、审理期限等内容, 均可以适用或者参照《行政诉讼法》的一般规定。

(三) 立法的主要内容

通过处理上述两对关系可以看出, 未来《行政诉讼法》中行政合同立法的主要任务在于, 确立有别于《合同法》、同时也不同于《行政诉讼法》上一般规定的特殊规则。立法的任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确立行政合同案件的受案范围, 以便准确划定法院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之间的管辖边界。二是明确法院审查的内容, 主要涉及到对法院司法审查范围与重点内容的判定。三是针对行政合同案件作出特殊诉讼制度安排, 主要包括对诉讼结构、当事人、举证责任、反诉、调解、裁判方式等内容作出特别规定。对此, 我们将分别在本文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进行分析。

三、行政合同案件的受案范围

行政合同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指法院能够运用行政诉讼审理的合同案件类型。这里主要涉及法院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在审理合同案件上的权限分工。

(一) 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

关于受案范围的判断, 应当从切实发挥审判效果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 在现有的合同案件管辖权分配的基础上作出改良。对于那些通过私法途径已经解决较好的合同案件, 可以继续保留由民事审判庭进行审理。只有对那些在以往的民事审判中感到纯粹用民法规则解决起来比较棘手、必须适用一定公法规则的合同形态, 才需要划归行政审判庭进行审理。

因此, 在决定某一合同案件是否需要纳入行政审判庭管辖范围之时, 需要遵循两个标准:一是从案件的属性上看, 纳入行政诉讼的合同案件必须包含了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二是从审判效果上看, 这些行政合同无法适用民法规则解决, 否则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 或者不利于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 受案范围的具体规定

对行政合同案件受案范围的具体规定, 在立法技术上应当采取“列举+兜底规定”的方式。即首先通过列举性的规定, 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合同类型进行规定, 以便能够直观、清楚地指导司法实践;然后在结尾处辅之以兜底性的规定, 以容纳未来出现的新型行政合同类型。结合现有学理探讨和司法实践, 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合同案件类型包括:

1. 政府特许经营合同。

2. 公共工程承包合同。

3. 公产承包合同。

4. 国有土地出让合同。

5. 政府采购合同。

6. 公有房屋租赁合同。 (1)

7. 行政征收、征用补偿合同。

8. 公务员聘任合同。 (2)

9. 政策信贷合同。

1 0. 环境保护行政协议。 (3)

1 1. 科研合同。

1 2. 教育行政合同, 例如委培合同、免费师范生合同。

1 3. 计划生育合同。

1 4. 治安处罚担保协议。

1 5. 公务委托合同。

16.行政执法和解合同。 (4)

17.执法目标责任书、消防安全责任书等各类假契约。

18.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签订的其他行政合同。

(三) 相关理论的探讨

1. 从具体的类型上看, 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合同案件包括了混合契约、纯粹契约和假契约三种形态。

行政合同是介于民事合同与行政行为之间的活动形态, 它同时包含了合意与权力两种要素。其中, 合意成分较强、权力因素较弱的合同是混合契约, 例如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等。权力因素较强、合意成分较弱的合同是假契约, 例如当前警务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各类责任书。 (5) 介于混合契约与假契约之间的合同形态是纯粹契约, 例如治安处罚中的担保协议。在当前关于纳入行政诉讼的合同案件类型的探讨中, 学者们普遍仅将目光锁定于混合契约之上。但是, 与混合契约相比, 纯粹契约和假契约所包含的公法因素更为明显, 因此, “举轻以明重”, 也应当将后两者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

2. 内部性的行政合同并非一律不可诉。

当前行政合同的立法实践, 往往只注重对外部性的行政合同进行规制。例如, 在湖南、山东、广东汕头等地颁布的行政程序规定中, 对行政合同的定义均仅局限在行政机关与外部相对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之中。 (6) 这可能是受《行政诉讼法》中第12条第3项关于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可诉的规定的潜在影响。但是, 从当前公法学的理论发展来看, 对某一活动是否需要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的判定, 已从早先注重内部与外部行政活动的形式划分, 转变到人权保障这一新标准上来。具体到行政合同中, 虽然为了保障契约自治与长期合作关系, 原则上内部性的行政合同不可诉, 但是当其对相对人的权益可能产生影响甚至侵害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之时, 则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在中国, 《公务员法》第100条第4款对实行聘任制公务员的聘任合同的可诉性已经率先作出了规定。因此有必要将受案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其他影响相对人权益甚至侵害基本权利的内部行政合同之中。

四、司法审查的内容

(一) 全面审查行政合同争议

审视当前行政合同的司法审查实践可以发现, 法院通常的做法是将行政合同中具有具体行政行为性质的内容支解、剥离出来, 并仅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审理。例如, 在前述“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中, 法院仅仅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争议中被告兰州市政府作出废止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5]。这种审查方式体现了将其行政合同试图套入具体行政框架, 并因此纳入现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的努力, 但是却置其他有机组成部分于不顾, 不利于行政合同纠纷全面系统、及时地解决。

因此, 应当确立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全面审查规则, 即对该合同中涉及的行政与民事争议问题进行一并审理。在规则的适用上, 则应按照对象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适用:对于行政合同行为的合法性的问题, 应当适用行政法规则;而对于有关合同的有效性、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等问题, 则应当适用《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

(二) 审查的重点内容

虽然法院需要对行政合同案件中的行政与民事争议进行一并审查, 但是基于案件的行政性质, 应当将审查的重点放到行政机关作出的合同行为的合法性上。其内容包括[6]:

1. 是否有权限

有无签订行政合同的权限, 是针对行政合同的诉讼首先必须审查的问题。法院对该问题的审查重点和方向应该是:第一, 行政机关有没有违反法律有关授权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法律对执行方式有明确规定, 或者明确禁止采取协议方式, 违反上述要求, 就构成违法。第二, 行政合同的执行方式是否和授权法赋予行政机关履行的法律义务性质不相吻合?也就是说, 如果这种法律义务不适合用行政合同式来履行的, 必须由行政机关单方实施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第三, 行政机关有没有权限对有关法定职责和义务作出事先的处分或者承诺?

2. 是否遵循行政程序规定

虽然中国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但是基于行政合同的公法性质, 需要对行政合同展开必要的行政程序规制。结合行政合同理论及相关法律, 对行政合同的程序审查需要重点审查下列事项: (1) 行政合同的签订是否违反关于第三人保护之规定? (2) 行政合同的签订是否违反法律有关程序的特别规定? (3) 行政机关是否为相对人提供了足够的资讯, 满足信息公开的要求? (4) 行政机关行使主导性权利是否履行了恰当的程序? (5) 行政合同是否违反了参与保留之规定? (6) 行政合同是否违反形式要式之规定?

3. 是否违反合法预期之保护

行政合同的变更、撤销等往往会涉及到对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保护问题。例如,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上, 就涉及对益民公司燃气特许经营中的合法预期保护问题[8]。在行政合同中之所以要引入合法预期这一司法审查标准, 其目的在于拓宽对相对人的救济空间, 扩大保护的利益范围, 改善保障的方式 (例如程序性保护) [9]。关于行政合同中的合法预期保护问题, 必须明确的是:第一, 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之保护, 虽然也是保护一种信赖, 但是, 这种制度运转的效果与单纯适用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会很不相同。换句话说, 运用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解决行政合同纠纷中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会出现射程不足, 效果不如运用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的效果好。第二, 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在行政合同中的运用, 这种合法预期一般不是基于行政合同本身而产生的, 而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先前行为而产生。

五、诉讼结构的变革

行政合同属于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 而建立在以单向性、强制性和公权力性为特征的具体行政行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制度, 无法切合行政合同案件审理的特殊需要。因此, 有必要在传统的行政诉讼制度结构之外, 另行构建出一套适合于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双向性诉讼结构[10]。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 确立双向性的诉讼结构

在行政合同案件中, 法院不仅需要关注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而且还必须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审视和判断。这显然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模式不同, 因为后者仅仅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从审查的具体内容上看, 法院主要审查的内容包括:一是在行政合同的签订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是否违法或者有过失?行政合同是否有效?二是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是否合法、适当?是否存在违法或者违约行为?

(二) 打破原告、被告恒定之规则

在传统的行政诉讼中, 受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的影响, 行政机关不存在借助法院推行行政意志的需求, 因此确立的是原告、被告恒定的诉讼规则, 即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永远只能充当被告, 而相对人也只能成为原告。但是仔细审视行政合同案件可以发现, 只有当行政机关行使合同中的特权或主导性权利时, 其意志才可能像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可以不需要借助法院而直接得到贯彻。除此之外, 行政机关不具有特别的权威和行政法制度保障, 也有要求法院干预的需求, 也可能成为原告。可见传统的行政诉讼制度与行政合同的这种诉求不相契合, 这种正当诉求在传统行政诉讼结构中得不到有效回应。因此有必要打破原告、被告恒定的规则, 在传统的行政诉讼之外建立起允许行政机关以原告身份就合同纠纷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的特别规则。

(三)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由于在行政合同案件中同时包含了行政性质与民事性质的行为, 因此应当在对有关合同事项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具体而言, 行政机关必须对涉及行政权行使的行为之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包括行政机关订立行政合同的行为;履行行政合同的行为;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行为;其他涉及行政权的行使的行为。而对于其他事项, 例如有关违约的事项, 应当适用民诉法上“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 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

(四) 允许行政机关反诉

在普通的行政诉讼中, 以公权力性、单向性和强制性为基本特征的行政行为进入到行政诉讼之后是根本不需要反诉的, 对任何新发现或者未解决的问题, 完全可以蕴含在行政过程之中, 通过行政机关单方的意志就能够解决, 不需要借助法院的力量。但是行政合同不然。行政合同不是一种行政行为, 而是一种双方行为, 是合意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不能够像行政行为那样通过行政机关单方意志来运作。在行政合同的运作中及其纠纷的解决中, 行政机关自身的解决纠纷能力有限, 必须依靠法院的力量来推动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和行政合同的履行。对于与原告诉求主张相反的意见和主张也需要提交给法院, 由后者裁断是非, 因此, 需要有反诉这样的制度。

(五) 允许协商与调解

现行《行政诉讼法》不允许法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之所以作此规定, 其理由在于认为行政职权具有法定性, 行政机关缺乏对行政职权的处分权。但是与行政行为相比, 行政合同包含了较多的合意成分, 因而存在可供协商或者调解的空间。因此因行政合同产生的纠纷, 应当允许双方当事人通过事先的协商化解争议;在行政合同诉讼过程中, 法院可以依据合法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

(六) 完善诉讼类型与判决形式

中国台湾学者蔡文斌先生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形式, 以及后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中增补的判决形式, 在解决行政合同纠纷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他指出:“大陆由于对行政诉权的理论狭隘, 以及缺乏司法传统, 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单一。”给付诉讼范围狭窄, 确认判决与大陆法系讨论的确认诉讼不同, 因此, 对大陆行政诉讼法能否妥帖适应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需要存有疑问[11]。

对于中国大陆地区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诉讼类型狭窄、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构成制约的问题, 在我看来, 应该从完善整个行政诉讼类型着手。通过将民事诉讼中的给付之诉、确认之诉等诉讼类型迁移到行政合同诉讼之中, 可以丰富行政合同案件的判决形式。随着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丰满、充实与周延, 上述判决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也必将随之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0, (4) .

[2]路世伟.不服靖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2, (3) .

[3]于立深.通过实务发现和发展行政合同制度[J].当代法学, 2008, (6) .

[4]余凌云.行政契约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81-87.

[5]兰州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0, (4) .

[6]余凌云.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J].浙江学刊, 2006, (1) .

[7]余凌云.行政法上的假契约现象——以警察法上各类责任书为考察对象[J].法学研究, 2001, (5) .

[8]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5, (8) .

[9]关于行政法上合法预期的保护问题[G]//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余凌云.孕育在法院判决之中的合法预期[J].中国法学, 2011, (6) .

[10]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J].法学研究, 1998, (2) .

旅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篇8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2012年度重点课题（Hys2012-11）支持。

【摘要】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但与此同时呈现各类旅游纠纷呈迅速增加之态势，客观上需要与其特性相契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合力予以消解。旅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对于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及确保旅游业良性发展，有着特殊的功能优势。但其本身的“力量”又略显逊色，需要遵循“如何方能使纠纷彻底性解决以使当事人利益有所得”等制度设计理念，从将旅游投诉机制作为诉讼救济之前置程序、组建旅游仲裁机构并将仲裁协议作为申请的非必要条件、课予旅游经营者启动协商程序的义务、在解纷机制运行中合理摄入正当程序因素等方面予以优化。

【关键词】国际旅游岛；旅游纠纷；协商机制；投诉机制；仲裁机制

DOI: 10.3969/j.issn.1007-0087.2014.02.002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逐步推进。为促进海南旅游业的良性发展，迎合社会民众对现代服务业之需求，必然要关注海南旅游纠纷的产生和处理。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海南共接待旅游过夜人数1558.23万人次，同比增长8.1%；投诉414起，同比上升44.8%，投诉上升率高于人数增长率。减少纠纷的有效方法便是建立有序的纠纷解决体系，防止纠纷扩大或恶化。但从目前旅游纠纷解决机制之运行效果考察，解决旅游纠纷时非诉讼解决机制（以下简称非诉机制）的话语权虽日益提升，然而其本身的力量又略显逊色，需要其他外援力支撑。因而如何将其改良为能凭借自身力量达到独立解决旅游纠纷目的是非诉机制设计之关键。

一、非诉讼机制解决旅游纠纷的功能优势

在国际旅游岛背景中，与诉讼机制相比，非诉机制具有天然优势，也是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第91条单独将投诉机制作为解决旅游纠纷的法定手段之一。鉴于旅游纠纷非诉机制优势具有诸多共性，为此我们主要择取国际旅游岛旅游纠纷的投诉解决机制为例予以论述。

（一）成本优势

旅游纠纷解决费用的经济性，即成本因素是当事人在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时应优先考虑的问题。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曾言：“为了节省国家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处理”[1]。与诉讼机制相比，投诉等非诉机制的运行成本是比较低廉的。

如当事人向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提出投诉请求无须缴纳申请费用；投诉可以采取电话、信函、当面等多种经济便捷的方式进行。投诉申请方式之灵活与便捷性可以避免当事人时间和精力上的耗费。

（二）程序优势

投诉机制在程序上的优势体现为:(1)投诉作为一种独立的非诉机制，根据关于投诉受理、处理程序的规定，这些程序是一种类似于诉讼的审理程序，由纠纷主体充分地举证、质证，投诉处理机构居间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及证据进行审查，因而具有程序的法定性保障；(2)投诉处理程序更加灵活和便捷，可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在国际旅游岛度假的境外旅游者呈逐年增加之势态，对于那些追求维系和谐关系的旅游当事人而言，采取合意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显然比由中立第三人作出的裁判更加有利[2]。

（三）资源与专业优势

投诉机制的资源优势体现在投诉处理机构作为中立第三方解决纠纷的权威性与行政权的有效性。权威性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纠纷解决的有效性程度。第三方的权威性特征随着第三方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而衡量第三方社会特征的重要因素就是权力资源[3]。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所享有的行政权，使其因此而拥有了实质上的权威性。在投诉处理中，旅游经营者既是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同时又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日常的管理和监督对象。两者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是一种延续性的长期管理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的短暂关系。因而，在处理纠纷时，旅游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旅游投诉处理机构的劝说、纠纷解决方案等建议，这不仅有利于纠纷的及时合理解决，而且也有利于调解协议的自觉履行。同时，旅游纠纷的专业性特点决定了由专家型的第三人解决纠纷更能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需求。

除投诉机制之外，调解机制也是目前国际旅游岛解决旅游纠纷的重要机制。海口市于2011年7月率先在全国成立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旅游纠纷后旅游者可通过海口市旅游网或者12301电话投诉，调解委员会将根据旅游者所在辖区派辖区调解员前往调解，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便利，而且也节省了时间和费用。

二、非诉讼机制解决旅游纠纷的局限性

若通过诉讼机制解决旅游纠纷，诉讼机制无需其他解纷机制的辅助即可独自解决纠纷。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既判力理论判决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若当事人无法定理由，则只能依判决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判决。但如前所述，旅游纠纷的非诉机制均不具有刚性的执行力，一般而言，当事人对解纷机制的处理结果之可接受程度较低，其无需任何理由便可另择其他解纷机制再次寻求权利救济，因而必然削减非诉机制解决旅游纠纷的固有价值。

（一）旅游非诉机制的刚性不足

1.投诉调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且解纷率较低

从现有规定分析得知，当事人间的旅游纠纷，经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民事实体法效力，只能由当事人自觉履行，若一方当事人反悔或不履行调解协议中的义务，权利人也不能请求投诉处理机构或法院强制执行，即不具有执行力。从此种意义上而言，旅游投诉实质上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旅游争议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按照准司法程序处理旅游纠纷的一种行政调解活动。对于调解结果的行政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此做回应，即依法成立的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确认使协议获得执行力。

因此，目前我国的投诉调解协议除双方均同意申请司法确认赋予执行力以外，仅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亦即申请司法确认不是责任主体的义务，在其不愿申请确认的情形下，权利人获得的有利结果还仅表现为“纸面上的胜利”，这不仅是投诉机制刚性不足的表现之一，也是其解纷效果不佳的原因。

2.旅游调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

旅游纠纷调解机制是《旅游法》确定的解决旅游纠纷的法定手段之一。此处所言的旅游调解协议是指除旅游投诉处理机构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以外的，诸如向行业调解组织（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等）、人民调解组织（如海口市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民间解纷组织申请解决旅游纠纷而达成的协议。从解纷主体考察，目前海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负责全省旅游市场监管、行使旅游行政执法权，受理旅游投诉等，隶属于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属于政府职能部门；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第7条之规定，海口市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属于民间群众性组织，目前法律或有权主体尚未赋予政府职能部门作出的旅游投诉调解协议以执行力，那么民间组织主持作出的调解协议自然也不具有执行力，按照《人民调解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旅游调解协议除申请司法确认赋予执行力外也仅具有合同的效力。

（二）旅游仲裁机制启动条件高且社会知悉度较低

1.仲裁机制的启动条件高于诉讼的启动条件

虽然旅游诉讼与仲裁机制的启动均具有被动性的特点，但二者还是存有较大差异。旅游仲裁程序的开启要以纠纷当事人自愿选择和协商一致为前提条件，即纠纷当事人必须在纠纷发生前后，就是否选择通过仲裁机制解决纠纷达成合意，且必须订立仲裁协议。如果没有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仲裁程序便不能启动，仲裁机构也就不具有案件的管辖权；而旅游诉讼程序的开启则无须当事人合意，只要具备起诉的条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法院起诉。即旅游纠纷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无须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只要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即可根据法律规定请求司法救济。

2.仲裁机制的社会知悉度较低

在我国当前以司法诉讼为中心的纠纷解决体系中，人们对仲裁机制的知悉度以及信任程度还比较低。多数当事人对于旅游仲裁机制本身及其优势以及如何参加仲裁程序等的了解或看法还比较模糊，并认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民间性质的组织，在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旅游纠纷时，可信程度以及解决纠纷的力度都可能令人产生质疑。同时，我国仲裁机构的自我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而且目前也没有独立的旅游仲裁机构，此些因素的存在都可能影响到当事人对仲裁机制的选择。

（三）旅游非诉机制呈非制度化运行状态

1.旅游协商机制缺乏必要的规范指引

《旅游法》虽将协商机制作为首要的旅游纠纷解决机制，但却未规定任何确保与支撑这一机制有效运行的必要制度。而且从国际旅游岛旅游纠纷的处理实践考察，目前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间的协商还仅仅只是一种纠纷当事人讨价还价的方式，并未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形态或尚不能称之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协商机制的本质在于充分尊重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这种意思自由若无必要的规范指引，可能会造成旅游经营者一方拖延纠纷或在协商中采取威胁、欺诈、虚假恶意言行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后果。

进言之，由于协商的开启需要旅游纠纷当事人合意，但若旅游经营者一方利用旅游者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纠纷的迫切心理，故意让旅游者投诉或诉讼，因为后者的解纷时限往往都会很长，这使得大多数异地旅游者，考虑到时限过长可能等不到纠纷的处理结果或者为了及时返回居住地而舍弃小额的纠纷解决。同时，协商过程由于没有第三方的协助，旅游经营者往往会以不负责任或强势地位的身份对旅游者施压，还可能采取显失公平或其他不正当手段使旅游者让渡更多的权利，使旅游者不得不妥协而接受明显不公平的处理结果。即便不存在上述情形，无固定程序规范规制、无时限约束的协商过程，可能因一方当事人过于固执于自己的权益而丝毫不做让步，造成双方进一步沟通交涉的障碍，很可能使协商陷入僵局，使纠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造成时间上的浪费。

2.旅游非诉机制运行的正当程序成分缺失

学界在论及非诉机制处理旅游纠纷等各类社会纠纷之优势时，均会普遍提到非诉机制无需遵循严格、固定的程序推进纠纷的解决，程序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然而，这类观点均将所谓的程序简单视为纠纷解决过程的时序，诸如步骤、先后顺序等，忽视了这一过程中确保程序本身正当以及处理结果公正的各种正当程序成分的摄入。从目前规制旅游投诉、调解机制运行的成文规范审视，在旅游纠纷解决实践中，由于旅游者往往都是异地游客，而投诉处理机构与旅游经营者或辅助服务者均是当地的一方主体，因而在纠纷处理中，考虑到国际旅游岛的形象以及竞争态势下旅游业的长效发展等因素，当地一方主体会刻意排斥异地游客的利益，使其正当的权利主张得不到公正处理。又如《海南省关于建立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旅游纠纷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暂且不论这些原则是否全面，就这些原则的具体落实而言，该《意见》中并未规定支撑这些原则的具体制度，因而从程序运作的角度而言，无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定制度指引，原则只能是一种象征、一种形式，因而这些原则的落实还需具体的制度予以规范，而且制度的设计如何能既具有可操作性，又能确保程序本身以及结果的公正性，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优化非诉讼机制解决海南旅游纠纷之路径

（一）旅游投诉机制的前置性与协议司法确认的义务性

1.投诉程序是旅游纠纷解决的法定必经程序

如前所述，旅游投诉机制虽为一种法定的解纷机制，但不能彻底解决旅游纠纷。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2005—2009年旅游纠纷诉讼调研报告显示，五年间该院共受理涉旅游者个人与旅游业者间的纠纷51件，绝大多数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已由旅游行政管理等部门先行处理[4]。这不仅说明投诉目前还处于一种柔性解纷机制之发展状态，而且也说明当事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比例还呈上升趋势。因此，我们建议将旅游投诉机制作为寻求诉讼救济的前置程序。

“前置程序”在此特指旅游纠纷解决时必须先行经过旅游投诉处理机构的调解。投诉前置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素，但仅限于当事人参加投诉调解程序的强制，并不意味着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因此，当事人是否签署协议完全取决于其自愿行为，未达成合意的，其诉权并不会被剥夺。如《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条确立了起诉前强行调解制度。虽然该制度与本文的前置性行政调解程序有所区别，但二者建构与运作的基本理念均在于以诉讼外的调解机制分流案件，以达到减少诉讼，逐步推动非诉机制发展之目标。

2.责任主体应承担主动对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义务

我国相关法律对是否要赋予旅游调解协议以执行力或此协议是否需要司法确认，所使用的前置词是“可以”、“双方认为有必要”，这表明若责任主体不愿申请确认，那么旅游者的利益有可能得不到保障。为此，鉴于当前社会诚信度与义务自愿履行率较低的现状，我们建议除能够当场即时履行外，《旅游法》中应课予责任主体主动申请司法确认的义务，最大限度保障旅游者权利的实现。

（二）组建旅游仲裁机构并将仲裁协议作为申请的非必要条件

1.组建专门的旅游纠纷仲裁机构

关于在国际旅游岛组建专门的旅游纠纷仲裁机构之建议，学界主要从仲裁机制本身具有的解纷优势进行了论证，其基本观点我们持赞同态度。但我们此处所提组建专门的旅游仲裁机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旅游业属于国际旅游岛的支柱性产业，而且旅游纠纷的频发率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建立专业性的旅游仲裁解纷机构，更有利于纠纷的高效解决，相应地也提升了国际旅游岛旅游服务业的整体形象；(2)与其他解纷机制的建设相比，旅游纠纷仲裁机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在旅游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设方面，已组建海口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诉讼机制的建设层面，几乎各重要旅游点均设有旅游巡回法庭等。建议目前至少应当建立旅游纠纷专门仲裁机构，待时机成熟时再行设立分支机构，进而组建国际旅游仲裁机构；（3）作为回应社会公众对仲裁机制知晓度较低的现状，也理应建立旅游仲裁机构。理由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室、巡回法庭等机构虽不能说遍布各个旅游点，但至少在纠纷发生后，投诉、调解、诉讼等机制能迅速浮现于当事人的主观印象中作为供其选择的解纷机制，一个不知晓的解纷机制非但不会成为当事人选择的后备，而且解纷的效果如何当事人更无从知晓，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旅游仲裁机构。

2.将旅游仲裁协议作为申请仲裁的非必要性条件

在旅游纠纷仲裁领域，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后均可订立仲裁协议将其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但不将仲裁协议作为申请仲裁的必要条件，亦即若无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只要符合下列必要条件，仲裁机构均可受理（1）申请人与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2）有明确的被申请人；（3）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于此，可能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若另一方当事人不同意以仲裁机制解纷，甚至不出庭的情形。对此情形，不影响仲裁机构对争议作出裁决；二是，当事人诉权的问题。无仲裁协议而直接申请仲裁，若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则实质上对该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强制仲裁，按照一裁终局制，仲裁机构的裁决即会剥夺该方当事人的诉权，因而我们建议，在旅游纠纷仲裁中取消一裁终局制，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还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于此建议，不仅可以畅通纠纷解决的管道，而且可以便利当事人通过仲裁机制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课予旅游经营者启动协商程序的义务

旅游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选择，一般应遵循自愿的原则，这也是非诉机制共同的特性。但凡原则必有其例外，例外不是与价值的对抗而是促成更大价值的反向手段。如前所述，协商机制的解纷效果不佳，而且并非所有的旅游经营者都愿意采取协商的机制解决，因此为充分发挥协商机制的功效，使其名副其实的成为首选且解纷效果最佳的解纷机制，我们建议在纠纷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主动与旅游者进行协商，亦即协商是其履行的附随义务。于此，也意味着通过协商机制的运行将过滤掉一大部分纠纷，从而使纠纷化解在初始状态，也避免了纠纷的进一步扩大。另外，对旅游经营者协商义务的课予，也意味着协商将成为其他解纷机制的前置程序，能够实现与其他解纷机制的有效衔接，也符合“合力”解纷的理念。协商义务的课予，主要是从保护弱势旅游者一方考虑，虽然对于旅游经营者而言带有强制性，但此义务的课予对其无任何的实质影响，若旅游者不愿协商，可以自行选择其他解纷机制。

此外，应当将诚信原则引入协商的过程，规制的主体包括纠纷当事人，但主要是旅游经营者或辅助服务者一方。

（四）旅游非诉机制运行中正当程序因素的合理摄入

旅游非诉机制本身带有反程序的表象，例如目前大多数社会纠纷的民间调解都不会拘泥于特定的程序，但“调解中对于程序性和实体性的各种问题的反复交涉会导致结晶化的现象，形成某种范型和非正式的规则，调解机关承认这些规范的约束力，从而减少了纠纷的恣意性。[5]”尽管调解等非诉机制无需遵循类诉讼式的程式，但非诉机制长期反复的运作固然也形成了某些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认可的模板式进程惯例。我们认为这些非成文化的程式应当引入法律程序中的一些能促成公正结果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旅游纠纷主体能够平等的陈述意见，即有相同的机会向解纷主体陈述各自的看法；（2）解纷主体的资格得到认可或法律等规范的授权。即解决旅游纠纷的主持者身份合法，这种正当性一则来源于国家的授权，另则来自于纠纷主体的信赖，同时也要受到“利益无涉”原则的约束；（3）解纷主体地位的中立性。中立性要求其独立、客观、公正的行使裁判权，不依附偏向任何—方当事人，不受任何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裁决因素的干扰，为此应当在投诉或调解等程序中设立回避制度；（4）权力制约与责任承担。解纷主体权力的行使应当有合理的边界，不应行使不必要的裁量权，同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责任。

四、结 语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步伐的加快，海南省旅游业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旅游纠纷也呈现出多元化、群众化、社会化的新趋势。为有效应对旅游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单一化的诉讼解纷机制已不能独自承担所有的纠纷解决，其限度或局限性逐渐呈现。这也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武司所言，“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故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即使无视现实的制约而大肆鼓吹裁判万能论，但大多数的纠纷通过裁判以外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事实依然是不会改变的。[6]”因此，针对国际旅游岛旅游纠纷具有的时限性、跨区域性、纠纷主体流动性、纠纷内容广泛性等鲜明特点，为有效化解旅游纠纷，我们需要遵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思路，将司法诉讼方式作为解决旅游纠纷的最后途径，而不应视为首选和唯一的途径。于此，方能达到完善国际旅游岛旅游纠纷解决机制、维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海南旅游业健康良性发展之目标。

参考文献：

[1]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21.

[2]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76.

[3]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郭星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2.

[4]许伟基.旅游纠纷案例精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2—73.

[5]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