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义

反恐怖主义（共8篇）

反恐怖主义 篇1

谈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就要介绍其现状以及国际上现有的有效斗争手段。但是首先，需要介绍洗钱活动本身。洗钱是一项涉及大量资金的犯罪活动。应该明确的是，大部分犯罪都是以谋利为目的。与经济犯罪相比，其他原因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数量微乎其微：谋取经济利益是犯罪的首要原因。

通常，犯罪行为越是跟金钱关系密切，犯罪分子越是大胆和危险。由此，精于筹划的犯罪组织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正是这种犯罪组织给社会带来了特别重大的危害，远非一桩自行车盗窃案那么简单。举例来说，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他的行为固然是犯罪，但对社会远构不上什么威胁。但如果是一个有组织网络的犯罪团伙偷了十辆车，这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风险，因为从这些被盗车辆获得的金钱将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得出结论：正是经济实力的积累构成了犯罪组织的危险性。这些钱最初是现金，犯罪组织将其存在银行。从这一刻起，这些钱注定会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游遍全球，同时不停转变法律身份，但最终会从银行出来。一旦这一洗钱过程完成，这些钱就将重新被投入到一些不动产中，比如买入一些企业。接下来，这些企业就能赚钱让犯罪组织享用了。

这就是洗钱的流程。这一过程中，始终要搞清楚的是经济犯罪的三大基本要素：犯罪分子、犯罪行为和金钱。这一“分子链”里的薄弱点就是金钱。事实上，通过钱，有可能同时找到犯罪行为和罪犯。通常，犯罪所得本身就是犯罪的证据。在一些毒品走私中，毒品的痕迹可以从钞票上觅得，从而证明金钱和犯罪的关联。在其他领域中也有这种情况。另外，因为金钱与犯罪分子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这笔钱就是确认犯罪分子身份的最佳手段。的确，如果犯罪分子希望享用这笔钱，他就必须亲自提取。于是他就试图消除自己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还有犯罪和赃款之间的关联，最终消除他本身与这笔钱之间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的洗钱程序。

今天，仍存在着获利犯罪，即传统和典型的犯罪，如盗窃、贩毒、贩运人口……但也存在着更加狡猾的犯罪——金融犯罪，其形式可以从最简单的诈骗、滥用信任，到最复杂的、最缜密的，如股市犯罪或企业犯罪。

在这些犯罪之外，还有逃税和税务欺诈。有必要区分这两类犯罪，因为正如此次20国峰会中所见，该犯罪正日渐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中心。反税务欺诈和反洗钱斗争往往密切相关。然而，这两种犯罪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来自于资金的源头：税务欺诈的资金本身起初并不来自于犯罪行为，而这项活动将资金变成了“脏钱”。税务欺诈的资金来自于完全合法的收入，如商业或医疗服务的收入，即“干净的钱”。但是，进入到和洗钱同样模式的程序中，这些钱就变成了脏钱。犯罪所得金钱的最根本问题是，这些财富的积累使得犯罪集团异常强大，也异常危险。我们所说反洗钱斗争的对象就是这个洗钱的流程。

接下来，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犯罪分子想把这笔钱隐藏起来”？第一个企图就是要掩盖这些财产的非法来源。其次，就是要抹消他和钱之间的联系。最后，犯罪分子企图躲过警察和司法机构的罚没。

现在我们来具体谈谈犯罪组织使用的洗钱手段。犯罪分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非法获得的现金转换成其他货币形式。要知道，犯罪资金总是以现金形式存在的，因为没有人用支票或信用卡来支付毒品走私费用！这笔现金非常危险，还可能很占地方：研究估算指出犯罪现金交易中现金体积可能非常大，甚至可以装满整整一个集装箱。这么大体积的现金很容易被发现。传统上走私分子首先进行的行动是将这笔钱拿到银行去，存到一个户头内。从此时起，洗钱的程序便开始了。起初钱一般是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主要是些金融和避税天堂国家。这些资金传统上会转换法律身份，即逐步变为支付款、贷款等不同形式，由此形成了犯罪资金三重流动：实际流动、地理流动和法律身份流动，甚至可以说司法身份的流动（参见后文解释）。

洗钱机制本身包括三个目的：其一，给这笔钱加上“保护壳”，使其变得秘密，直至完全匿名。避税天堂国家实行的银行信息保密制度就使这个目的成为可能。其实，就是将这笔犯罪资金汇入实施银行信息保密制度的国家，由此，银行从不向警察提供任何有关该财产来源的信息。其二，是使这笔钱在法律上保密。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身份不透明的实体来实现，如有些皮包公司当中，几乎无法确定谁是这笔钱法律上的受益者；另一方面，这可以通过将资金的法律属性改变来实现，即使看起来就像是完全合法的交易获利，如支付某一款项或归还借款等。其三，司法“保护壳”。实际上，这笔钱在国家之间流动时，洗钱人倾向于将其转入完全拒绝国际司法合作的国家。有此屏障，即便没有银行信息保密制度或者现有法律手段不透明等屏障，也无法获得这些财产来源的信息。从此时开始，钱便可被视为“洗过”，即无法再追查其来源或证明犯罪分子与赃款之间的联系。

犯罪组织将要用这笔钱进行投资，有三种可能的模式：首先，它可以将其投入奢侈品消费，买游艇、豪华车、高档衣服、去著名滑雪圣地度假等等；第二种投资的方式被称为“良家父”型投资，即所有人都可能进行的、比较保险的投资，如存款或购买知名大公司股票等；第三种投资方式是投入洗钱机器，如赌场。由此，犯罪组织会选择传统上人们用现金付款的企业或者生意进行投资。这可以使他们得以将赃款逐步兑入正常收入，由此转换为合法商业收入。赃款就是这样直接被洗干净的。这就是为什么犯罪组织主要投资赌场、酒店、餐饮店的原因，有一个案例就是著名的“比萨饼连锁店”。

“洗钱”一词就来自于洗衣店，因为起初在芝加哥，黑手党组织向洗衣店投注资金，人们通常在洗衣店付现金。毒品走私来的钱被投入这些店中，随即送到银行，作为商业收入堂而皇之地被存进银行，然而，其中就包含了贩毒赃款。这些向“洗钱机器”的投资不仅是洗钱的手段，而且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成十倍地增加了这些洗钱组织的工作能力。洗钱机制自我完善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针对毒品的斗争，当时决定要阻止犯罪分子再把赃款存入银行。的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第一个步骤就切断洗钱的链条：即钱被存入银行的时候。于是，银行被要求辨认客户身份，记录所有银行操作，向有关部门通报所有可疑交易。从那时起，犯罪组织再也不能向银行存钱了。但是，这当然没有阻止犯罪组织继续洗钱活动。它们找到了其他的手段让赃款进入金融运作体系之中：这主要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的。它们不再把钱送到银行，而是拿到保险公司、股市、货币兑换所或者金融中介机构。这就是反洗钱斗争的第二个阶段，即犯罪组织利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阶段。于是，那里也开始实施客户身份辨认、交易操作全记录和通报可疑交易等措施。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门的关闭，犯罪组织转向了非金融机构，如赌场、酒店、餐饮店或者寻找非正式中介机构、中间人，这些中介收取佣金，通过地下转移机制将一笔现金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在中东和东南亚，这种中介机构特别的多。这个流程就是将一笔钱交给某个中间人，该人将在另一国给付同等价值的钱，而不会产生金钱的实际移动。钱还在国内，但是通过这个中介网络，其资金使用权转移到了马来西亚、索马里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机制通常被恐怖组织使用。

另一种规避金融机构转换现金的手段是借助珠宝、贵金属商。这些商人通常在出售黄金、宝石的时候，接受现金。这样的交易完全没有登记，让赃款完全脱离资金形式，而珠宝贵金属在各国间可以轻松地转化成钱。

反洗钱的手段包括在一些非金融机构内建立客户身份认证、交易记录和可疑交易上报等机制。然而这并没有让犯罪组织灰心丧气。无法将犯罪所得赃款存储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就开始了非现金抵付的犯罪交易。今天，越来越多的犯罪组织采取非现金交易，交换其他形式的财产，这可能是黄金、钻石，也可能会是武器或者干脆就是消费商品，如电冰箱、烟、酒等。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圣彼得堡的犯罪组织向哥伦比亚一个犯罪组织购买了大量的可卡因，他们用一货船的伏特加酒来付账，这批酒在巴拿马免税区内卸货销售。这样的交易中，没有现金出现，只有伏特加，这些酒随后被皮包公司在南美销售。这笔钱和这个渠道不仅使得哥伦比亚的犯罪组织得到货款，还同时享受到了关税上的优惠。我们还能够举出更极端的、类似逸闻一般的例子：美国和哥伦比亚之间，一个犯罪组织用黄金来支付赃款，他们把黄金熔铸成了钳子、榔头之类的工具。这些工具出口了，让出口公司还获得了增值税的退税。而这根本就不是一笔贸易，而是为了支付毒资。这个案件还同时构成了增值税退税欺诈。犯罪组织的想象力是没有尽头的！

那么为什么人们选择了针对洗钱行为进行斗争，而不是直接打击犯罪组织呢？因为人们意识到，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犯罪组织实力的显著增强（如拉丁美洲的毒品集团），传统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手段收效甚微。另外，资金是犯罪组织的致命弱点。在法国，一谈起犯罪，人们爱说：“找到那个女人！”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找到那笔钱！”因为钱可以让我们顺藤摸瓜，找到犯罪组织。

反洗钱斗争是一种针对最强大的、对社会威胁最大的犯罪组织的专门打击手段。这项斗争有两个目的：其一，震慑犯罪；其二，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

从震慑犯罪角度看，是要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效率，即削弱犯罪组织的经济实力。但是，目的本身也包含通过网络自身及其金融资产获得打击犯罪网络的证据。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目的中，没有出现没收犯罪资金。其原因是，没收犯罪资金是一件好事，但是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常常会遗忘根本目的。当人们没收犯罪资金的时候，往往只做了一半工作。真正的目的是找到犯罪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自认为可以确定犯罪组织的涉案金额，可以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搞错了目标。在震慑犯罪的目的之外，还必须注明经济金融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保护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与洗钱流程的负面经济影响作斗争，最终通过预防措施，保证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目的比起震慑目的来，似乎显得更加虚幻，直到金融危机到来的那一天。贝尔纳·麦道夫不太高明的金融诈骗案典型地证明了犯罪对金融体系信心的摧毁作用。

现在要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有人会问，既然反洗钱斗争和反恐融资不是一个组织形式，为什么要将二者放到一起来谈？的确，恐怖组织融资和犯罪组织洗钱有很多的区别。恐怖组织手中的资金不一定是犯罪资金，恐怖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管理多种来源的大规模经济实力。基地组织的例子就是证明，因为这个恐怖组织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资金来源。

恐怖组织的第一种资金来源就是犯罪所得。在这方面，它与犯罪组织没有区别。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恐怖组织的至少半数收入来自于犯罪活动。这些犯罪活动是带有恐怖组织特点的，因为每个组织的特长不同：基地组织多从其在阿富汗的鸦片交易中获利；但是我们看到在欧洲的犯罪组织，如西班牙的“埃塔”和科西嘉恐怖组织喜欢通过敲诈勒索获利，即在本地企业和个人身上敲诈钱财；其他犯罪组织通过绑架获得赎金，比如拉美和高加索恐怖组织。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最传统的是国家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这种资助方式很流行。两个阵营习惯于支持恐怖组织，企图颠覆对方，如我们所知，意大利“红色旅”组织就是东部阵营支持的对象。冷战结束后，这些资金来源逐渐枯竭。人们于是发现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有所增加。近期，我们发现国家资助的恐怖活动有所抬头，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某些国家提供的。恐怖组织的另一传统收入来源是海外侨民资助。许多情况下，恐怖组织从本国或本运动在海外的社群中获得资金。这笔钱被提供给为本国独立或其他理由而斗争的恐怖组织。比如爱尔兰共和军的传统收入就是这个模式：这个爱尔兰革命组织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来自于在美国的爱尔兰侨民。泰米尔猛虎组织也同样，还有一些新兴国家在欧洲的侨民社群提供给恐怖组织活动资金，如库尔德人运动。

所以说，恐怖组织融资手段非常多样。它和犯罪组织有着一个根本的区别：犯罪组织的唯一目标是获利。对恐怖组织而言，获利只不过是实现某个事业或目标的手段。于是人们一定会问，既然两类组织特征不同，动机不同，为什么要用和打击洗钱活动同样的手段来打击恐怖组织呢？首先，这两类组织从A点到B点转移资金的渠道是相同的。其次，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即需要打击恐怖/犯罪组织经济实力的积累。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威胁全球，就是因为它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足以对我们的社会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最后，反洗钱的政策和反恐怖组织融资的政策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但是，恐怖组织融资和洗钱活动本身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国内司法环境取决于每个国家自身，然而，我们应该从国际的层面考虑，因为各国反洗钱斗争机制的相互协调已经越来越成为趋势。

反洗钱斗争有两个前提：首先是建立保证金融交易透明度的机制，这就为第二个前提——建立预警机制——创造了条件。洗钱犯罪是一种国际现象。洗钱的最初活动就是把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此有必要在所有国家建立协调一致的反洗钱机制。如果某一个国家没能建立这种机制，赃款就会不可避免地涌向那里。这也是反洗钱斗争必须国际化的原因：必须要协调各国现有的法律和实践，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并使其更为有效。同时还要保证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举证、追诉和没收的机制，例如司法程序或没收财产的转移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发现哥伦比亚的贩毒组织，如麦德林和卡利，不仅对哥伦比亚构成严重威胁，而且成为全世界的难题。这使得各国开始思考如何加强国际反洗钱斗争的手段，并签订了一系列国际协议。这主要是由国际组织制定的公约和建议。尽管这意味着浩繁的工作，但犯罪组织却不得不每每采取新的对策。每项协议就如同关闭了一扇通往洗钱犯罪的门。不过，通常是犯罪组织已经得逞，才亡羊补牢。因此，预防性斗争才显得更为重要。国际反洗钱斗争的基础性文献是1988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首次提出了洗钱的定义。它要求各国建立针对该违法行为的法律。需要指出的是，1988年公约为洗钱做了定义却没有使用“洗钱”这个术语，因为该词当时并不存在。当时，不仅在立法领域内没有“洗钱”这个术语，而且在各国的法律术语中也不存在。但是这一理念还是被定义下来了。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在我们所说的“洗钱”方面达成一致，才能建立互助机制，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1988年公约要求签约国（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批准该公约）相应建立司法追诉机制，尤其是没收洗钱赃款的制度。没收从洗钱或违法行为获得的财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问题在于需要知道哪些是应该或能够没收的。例如，没收从贩毒中获利的钱是必然的。但是，假设这笔钱被用来买一栋建筑，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贩毒，另一部分则是合法收入，那么我们可以没收这栋建筑吗？假设来自贩毒的钱被用来购买了商店并且该商店盈利，那么这些利润也可以被看作是洗钱的赃款吗？1988年公约回答了这些问题并要求各国不仅没收贩毒的收入，并且还要没收从该收入的间接获利或混入其中的钱。

如果各国之间没有合作的话，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1988年公约规定各签约国有合作的义务，即使两国之间从未签署任何双边合作协定。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不能以没有合作协定为借口拒绝合作。1988年公约要求签约国对所提出的合作要求予以回复并列举了所有可以拒绝合作的情况。

此外，公约还建立了引渡、罪犯移交和司法程序移交机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该公约是反洗钱斗争的基础性文件。但是该文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首先，这是一部刑事公约，这就意味着它只能对洗钱行为进行追诉而无法建立可以识别洗钱活动的警报机制；其次，该公约局限于反毒品洗钱斗争；最后，该公约没有规定向犯罪发生国归还资金财产的措施。作为1988年公约补充的是另一个基础性文件，即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针对反资本洗钱提出的40条建议。创建之初，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只有十几个成员国，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组织加入，其中包括中国。这一文件从最初的建议集已经在实际操作中演变得与公约具有类似的价值，尽管这40条建议还没有以公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这40条建议是1990年《维也纳公约》之后立即通过的，并由此设立了禁止赃款流入银行的机制。目前针对赃款进入银行问题存在三种机制。首先，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银行有义务识别所有客户的身份，而此前通常不会这样做：以前银行可以开匿名账户，现在则不可以；其次，交易记录保存制度。银行必须保留所有的金融交易记录档案，以便对已经完成的交易进行追溯；最后，这是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难以实施的一个机制，即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银行必须要向有关机构声明所有可疑的交易。在一些国家，根据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最初的建议，还有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如金融交易以现金形式进行并超过一定数量，银行必须特殊记录或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制度，因为没有任何针对“可疑交易”的定义。造成这种空白的原因在于可疑交易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在一种情况下是完全合法的交易，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是可疑的。例如，某人把1万5千美元现金拿到一家银行，要求把这笔钱存入自己的账户并汇到巴拿马。如果这个商人是巴拿马裔，并且银行知道他做的是完全合法的生意，那么他这样做就没有什么可疑。相反，如果是一个退休者，申报收入很少，亦无其他收入来源，且从未涉足巴拿马，突然想要寄1万5千美元到巴拿马，那么这笔交易确实值得怀疑。如果他定期重复这样的行为，把钱存入同一个账户，那就更为可疑了。然而，了解这些情况的正是银行，需要银行雇员来判断哪种情况是可疑的，哪种情况是正常的。因此，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设立了与该义务平行的另一项义务，即著名的客户信息了解义务。这一义务要求银行不仅要了解客户的身份，而且要了解他的职业，以及他的金融交易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因为依靠这些客户信息可以判断交易是否可疑。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和1988年公约构成了反洗钱斗争的两个基础。前者保证了对犯罪资金流的辨认，后者则保证了国家间的对犯罪资金的追查和合作。然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和1988年公约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一方面，它只针对贩毒资金；另一方面，这些义务只对银行有效。因此，必须修正这40条建议。先是在1996年，40条建议的行动领域扩大到其他犯罪；而后，非银行领域的其他金融机构交易也被纳入40条建议管辖范围内。

与此同时，各国协商制定了一项针对有组织犯罪的公约。该公约包含了上述原则性义务：公约对洗钱进行了定义，规定了没收或扣押义务以及国际合作义务，并将行动领域扩展到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所有违法行为。不久之后，各国协商签订了一项反贪污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特意援引了有关反洗钱斗争的所有要素，并要求各国为实现反贪而建立反洗钱机制。这份文献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该公约表明了反洗钱和反贪污斗争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这是第一个形成机制，确保被追缴贪污财产归还腐败犯罪发生国的公约。

同时，因为犯罪组织的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关反洗钱40条建议的完善工作也在继续。犯罪组织开始在保险市场投资。1996年，非银行金融组织也被纳入40条建议规定的范围内。由此，犯罪组织开始在金融系统以外洗钱。

2003年，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40条建议的第三版得以通过。在该版本中，有义务报告可疑交易的范围扩大到非金融人员和企业，例如宝石商、贵金属交易商、房地产商等。此外，在40条建议的条款中还补充了针对公众政治人物的特别条款。这是指在任期内有可能受到腐败侵蚀的人，他们具有政治授权，如议员和大城市的市长（很明显，从反贪斗争的角度来讲，他们得到的政治授权需要达到一定的级别才有意义）；公众政治人物还包括高级官员、高级公务员、高级法官和军人。对公众政治人物名下的金融交易，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1988年公约特别指定的人员有细致检查、保持警惕的义务。

15年间，在建立国际机制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些机制要求各国通过立法来打击洗钱。因此，今天洗钱对犯罪组织来说变得如此之难，以至于这些组织不再用钱交易，而倾向于以消费品作为犯罪活动的报酬。最近在墨西哥的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犯罪组织由于无法将贩毒得来的钱投资，只能眼看着钱在屋子里发霉却束手无策，因为这笔钱既不能存进银行，也不能运走。

这能说明我们已经取得了反有组织犯罪斗争的胜利了吗？显然，我们离目标还很远。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能消除有组织犯罪，或消除犯罪本身。如果认为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和司法的终极目的就是消灭犯罪，那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继续同有组织犯罪共同存在于社会中，就像我们必须接受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一样。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将这些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让实施犯罪更为困难。司法官的工作就是使犯罪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反洗钱领域内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三、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斗争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主要是从2001年“9·11”事件后开始的。这场袭击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一个恐怖组织竟然拥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以形成对全球的威胁。然而，奇怪的是，国际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机制却在“9·11”事件前就已经建立了。

1999年，联合国通过了第一部命令各国扣押塔利班财产的决议，即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决议。此外，联合国反恐怖主义融资公约也于1999年生效。该公约获得通过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当各国代表在纽约讨论该公约时，世界各国对反恐怖主义融资几乎没有兴趣。法国根据1267号决议提议打击恐怖组织的财产，以期限制恐怖主义发展。该提议由于其可行性而得到了各国的支持。公约的协商没有激发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却使它获得了最终的成功。由于公约没有引起热议，因此很快得以签署。公约的签署几乎没有引起争论或反对。公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却从未有人大书特书。因为现存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通过对恐怖活动的定义实现的，而各国从那以后再也没能就定义方面取得一致。实际上，为了使得各国能够在反恐领域内合作，就必须对“恐怖分子”有相同的定义。然而，以色列认定的恐怖主义在阿拉伯国家眼中可能并非如此；而西班牙认为的恐怖主义可能也得不到巴斯克居民的赞同。每一个国家对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不是恐怖主义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就使得各国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变得极为复杂。

1999年公约没有对恐怖主义本身给出定义，而是对什么是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了定义：“意图致使在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或任何其他人死亡或重伤的任何其他行为，如这些行为因其性质或相关情况旨在恐吓民众，或迫使一国政府或一个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该公约及该定义都得以顺利通过，但仍然没有引起各国的关注。以至于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只有4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9·11”事件发生后，150多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该公约。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各国试图协商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公约，但都无功而返，原因是各国始终无法在恐怖主义的定义上达成一致。1999年公约最终包括了1988年公约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建立的机制，但只针对恐怖主义及其经济活动的斗争。继该公约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多项决议。这些决议列举了恐怖组织或是恐怖分子的名字，并要求，无论该项犯罪在本国刑法中是否成立，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务必扣押其财产。与反洗钱斗争的成果相比，反恐怖融资的成果不甚明了。因为恐怖活动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远比犯罪和钱之间的关系复杂。犯罪组织为利益而生，其存在的理由就是逐利，这是它唯一的目的。而恐怖组织却并不是围绕着“获利”这个目标建立的，但却使用获利为恐怖事业服务。另外，与犯罪组织相比，恐怖组织使用的渠道更为多样。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经常不通过金融渠道，而是通过彻底的非正式的渠道实现。此外，恐怖活动的实施通常不需要特别大量的资金，有人估计“9·11”事件大概花费了50万美元，这同它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成本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制造马德里爆炸案的花费甚至更少。

反恐怖主义 篇2

一、恐怖主义犯罪对策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恐怖犯罪”和“对策”为关键词进行查询的结果, 经笔者逐一筛选, 最近六年恐怖主义犯罪对策研究的成果数量为:2010年10篇, 2011年11篇, 2012年4篇, 2013年4篇, 2014年12篇, 2015年截至9月10篇。

就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而言, 近年来有人以个体恐怖主义犯罪为研究对象。所谓个体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基于恐怖主义思想, 在其个人或社会性动机的支配下, 使用或威胁使用残忍的暴力手段、或其他手段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以制造社会恐怖气氛来实现其社会价值或者其他价值, 引起社会安全感下降和社会恐慌的犯罪行为。1研究者们认为个人能够实施对社会造成公众恐慌的犯罪活动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在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或曰社会公共政策的不完善, 造就了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公平正义的缺失, 产生了弱势群体, 再加上一些个体因素, 诸如性格原因、生活压力促使行为人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而实施恐怖犯罪, 基于个体恐怖主义犯罪的这种特点, 针对个体恐怖主义犯罪的治理, 应当以社会支持政策为主, 社会控制政策为辅。2

有的学者以核恐怖犯罪活动为研究对象, 鉴于核恐怖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国际性, 世界各国首先应加强反恐技术合作, 相互交流成功的反核恐经验和教训, 建立统一的情报收集和共享体系, 着力加强覆盖全球的国际反核恐网络, 尤其在侦查阶段应当相互做好协助义务。其次是在侦查手段方面加强互助, 如在侦查过程中采用的DNA、指纹识别等来提高侦查效率。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研制的一些先进技术如编码加密、通讯栏截、面部识别、生物检测等应当与未掌握此类技术的国家共享或提供技术上的帮助。3

二、学界对于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认识

在今年以前, 学者们针对反恐怖主义犯罪对的研究中, 最为统一的对策就是建议借鉴国外反恐经验, 建立反恐怖主义犯罪专门法, 以及完善反恐怖主义犯罪相关法律法规, 在这些建议中, 有的学者建议在刑法总则中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规定。具体做法有:扩大刑法管辖权的范围, 将域外恐怖主义犯罪纳入我国刑法的管辖权范围。并延长恐怖主义犯罪的追诉时效。4有的学者认为在刑罚上还应当切断恐怖主义分子的财源, 对其判处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在量刑上还应当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减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5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附加剥夺行为人的政治权利。6关于完善刑法分则的建议中, 大体来说,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刑法分则应当增设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对此类犯罪加以规定, 并相应的增加相关罪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刑法分则中应回应我国缔结的国际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增设劫持和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和包庇、纵容恐怖组织罪。7

2014年, 我国公布了《反恐怖主义法 (草案)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2015年10月1日起, 《刑法修正案 (九) 》正式开始实施。鉴于此, 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研究中, 关于完善法律体系的建议已然得到实现。但在打击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中, 指导性的刑事政策除了阶段性的“严打”以外, 尚无明确的可供执行的刑事政策。因此, 有学者建议, 必须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为依据, 再结合行为人的责任相平衡而定。另外, 立足于实证分析, 并就恐怖主义犯罪所造成的侵害而言, 其实际危害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重大, 因此, “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应该成为中国反恐的刑事政策选择。8

三、学界对于改善少数民族支持性公共政策的建议

多数学者认为, 恐怖主义犯罪与不当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就我国目前存在的两种主要恐怖犯罪———“疆独”和“藏独”而言, 改善少数民族支持性公共政策是减少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普及正确的宗教知识, 厘清恐怖活动犯罪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针对宗教教义的传播依靠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 往往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 要大力普及宗教基本知识, 这样做可以使人们正确理解宗教教义和知识, 避免盲从, 防止民众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利用的工具。9在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时, 应证据确凿、目标明确, 避免伤及无辜, 不能任意扩大打击范围。暴力恐怖犯罪人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 他们不是任何民族的代表, 同时, 他们的行为也不是宗教行为, 所以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者宗教混为一谈。10

第二, 普及科学知识, 提高文化素养, 丰富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精神生活;提高青少年文化水平, 着力提高少数民族的职业技能和就业水平, 改善群众生活水平, 增强抵御各

种利益诱惑的能力。退一步讲, 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的幸福感增强了, 才不至于在精神上脆弱而易于被极端势力拉拢和利用。

四、建立和完善预防恐怖活动的预警系统, 加强网络技术防范和监管

研究者们认为, 恐怖主义犯罪因其犯罪前的准备活动一般来说隐藏的较为成功, 而被策反的少数个体恐怖犯罪分子又广泛分布于民间, 因此, 建立完整的预警系统尤为重要。一方面应该建立起一张完整的情报网, 并在对情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快捷的预测和警告。为此, 应对重点地区、重点人、重点物品加强管控, 注意他们的行为动向, 注意各种管制器具的流向。○11

有很大一部分恐怖主义犯罪的方法及犯罪工具的制作是从一些非法网络下载视频学习而来,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包括恐怖主义犯罪在内的很多犯罪都可以部分的利用网络实施, 而针对网络犯罪管控不管是手段上还是立法上目前还存有很多漏洞因此, 学者们建议采取相应的手段完善网络管理相关立法, 堵塞住网络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网络、现代通讯等媒体将恐怖犯罪活动的方式、手段、目的以及如何防范告知民众, 增强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应变能力。○12

五、结语

当然, 除了上文述及多数学者提到的共同性对策建议, 学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其他的对策, 如积极开展有效的应对暴力恐怖活动的演戏和训练;签署国际条约和多边条约, 建立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等, ○13限于文章篇幅, 不再赘述。

摘要：近年来, 恐怖主义犯罪频繁发生, 在局部国家个地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学界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数量夜增大了很多, 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提出了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 本文对这些对策进行梳理和归纳, 大致可以从立法、支持性公共政策、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和加强网络监管三个方面入手。

德国反恐怖装备 篇3

37mm防暴枪

这是德国HK公司生产的一种与40mmMZP-1多用手枪非常相似的短防暴枪，但发射的是普通的37/38mm防暴弹。采用了与MZP-1多用手枪相同的枪尾折开装填方式、单发射击、发射机构及３位置可伸缩式枪托。瞄准具是能从25～50m实现快速射击的固定的准星和照门。另外，附加的活动准星和照门可用于20m、50m、75m瞄准射击。

主要技术诸元：口径37mm，单发射击，枪托收缩时517mm，枪托拉开时有622mm、690mm和737mm３种长度，全枪质量3.24kg(含背带)，枪管长360mm，瞄准基线长345mm（固定瞄准具）或283mm（活动瞄准具），初速65m/s。

HK69榴弹发射器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防暴和控制聚集人群，便于执法人员在危急关头携行使用的武器。其结构紧凑、质量轻，有效射程350m，可使用下列各种类型的弹药：CS或CN催泪防暴弹、震昏防暴弹、发烟闪光防暴弹、信号弹及训练弹。主要技术诸元：口径40mm，枪托收缩时463mm、枪托拉开时683mm，全枪质量2.62kg，枪管长356mm，40×46mm战斗榴弹质量0.23kg，初速75m/s。

尼科烟火公司研制的系列防暴弹

德国尼科烟火技术公司研制了一系列非致命性声响、闪光震昏及骚扰驱散防暴弹产品。这些防暴弹产生致盲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声响，使人行为暂时受到抑制并产生迷惑，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生理伤害。

两声响闪光手榴弹

这是一种可产生两声巨响且闪光作用非常强烈的防暴手榴弹。点火后声响和闪光作用依次从封闭的弹体中发出，作用迅速,有一定的侵彻能力，适用于反恐怖行动。

声响闪光附加装置

这是一种包含CS催泪烟雾或声响闪光作用效果的适配器，能很容易地加在榴弹上。当需要的时候，射手可以很方便地将适配器拧到榴弹的底部，增强了执法人员在危险环境下武器的威力、安全性和适应性。

训练榴弹

一种成本低又实用的训练型声响闪光榴弹。具有与实弹同样的尺寸、质量和使用方法，弹体可重复使用。有时使用仅有声响装药的训练底火帽，底火帽上带有延时和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训练弹的声响较实弹的要小，功能部分被设置在弹底，这些措施提高了训练的安全性。

7声响闪光手榴弹

一种可连续产生7次耀眼闪光和巨大声响的防暴手榴弹。手榴弹被抛出在地上滚动时，子弹脱离弹体，短暂的时间间隔后产生致昏的闪光和声响。

8声响闪光手榴弹

一种可连续产生9次巨大声响和闪光的防暴手榴弹，顺序点燃后不到2.5s就可使对手迷惑。由于９响手榴弹的质量大于700g，可以穿透玻璃扔进窗户内，点燃后立即产生声响和闪光，但不会产生破片。声响可达到170dB。

皮彭布洛克烟火公司的各式防暴弹

40mm声响闪光防暴弹

一种集40mm防暴弹的射击精度、射程和侵彻性能与声响闪光手榴弹的质量和性能于一体的防暴弹。向远于手投距离的较小目标射击时（如对付窗户、门内的目标）比较理想。

PPT37mm单棍弹

一种装有一个圆棍状橡胶或塑料弹头的防暴枪弹，主要技术诸元：口径37/38mm，全弹长123mm，射程60～100m，弹头质量115g。

PPTCS枪发催泪弹

这种防暴弹用37/38mm信号枪或防暴枪发射，弹头带有刺激性药剂。该弹弹径37mm，全弹长123mm（远射程弹）或97mm（近射程弹），射程150m（远射程弹）或70m（近射程弹），装CS或CN催泪化学剂，催泪烟雾发散时间一般为30s。

PPT催泪手榴弹

这种防暴手榴弹装有CS或CN催泪剂，采用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该弹全长136mm，弹直径65mm，质量300g，引信延时2.5～4s,毒气发散时间40～60s。

PPT震昏手榴弹

一种用于室内或室外战术目的的手榴弹，有A、B、C３种型式：A型是一种闪光与声响榴弹，能持续发出大约15s的耀眼白光，与此同时伴随两声巨响；B型是一种多用榴弹，连续快速发出８次很大的声响，适用于在小范围内使用；C型是一种闪光榴弹，持续发出15s的白光，用于照明。这种弹长度为155mm，弹径50mm，装有保险杆飞离式点火装置,通常采用延时2s的引信，声响弹在1m远的噪声值大约170dB。◆

张国强编译

学习《反恐怖主义法》心得 篇4

刘运兰

近日来，我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使我们提升了自身防恐反恐法律意识，履行好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反恐怖工作的政治和社会责任感。

心得内容如下：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作为一部规范政府和社会开展反恐怖工作的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加强周边地区反恐合作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我们认真学习并深入思考，看到这部法律，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美丽的新疆，这块雄阔大地占据国土面积的六分之

一、似一枚定海神针稳稳坐落在祖国的西北边陲，这里的人民热爱这块热土，用勤劳朴实在这块热土上创造价值，源源不断的向外界输送石油、天然气、棉花、番茄等资源，这里的人民过着幸福稳定的生活。然而自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2011年喀什的7.30、7.31事件、2012年和田的6.29事件、叶城的6.28事件、2013年巴楚的4.23事件、莎车的12.30事件、鄯善的6.26事件、像阴霾一样笼罩。回溯历史，新疆和平解放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时起时伏，几乎从未停止过。恐怖主义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与相应历史时期的国际大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反恐怖主义法是在总结近年来我国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工作的经验、借鉴国外有效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一部规范政府和社会开展反恐怖工作的法律。该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反恐怖工作的体制、机制、手段和措施，它的出台必将为我国依法打击暴恐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证。

当前、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周边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外各种矛盾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呈现出境外暴力恐怖组织加紧渗透，境内民族分裂分子破坏活动升级。这些暴力恐怖分子目标明确、手法多样、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地伺机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实施各种分裂破坏活动。针对中国的暴力恐怖事件呈多发频发态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关于国际反恐怖主义的规范制度 篇5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飞机撞击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山也相继发生爆炸事件，整个美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随后，10月初美国即以“打恐”为由，展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美国的“9.11” 事件让世人目睹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最血腥的一幕，其践踏人道主义与国际公认的规范、准则，漠视无辜民众生命的残酷手段是向全人类发起的挑战，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所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争论

（一）各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由国际联盟主持制订的1937年《防止和惩处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所制订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公约的第1条第2款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一个国家所进行的犯罪行为；该行为意在或者是用来在某些特定人、某一部分人或公众当中制造恐怖。这是国际社会就如何定义恐怖主义所作的第一次尝试。

此后，针对武装冲突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1949年的日内瓦4公约以及1977年针对公约的2个补充议定书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做出了规定。

在上述日内瓦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两个基本标准用于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作战手段因而与禁止恐怖主义有关。第一个标准与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员的身份有关：一方武装力量的成员有权利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这项权利，如果他们仍然诉诸暴力，则违反了 法律，他们的行为可能构成恐怖主义。

另一个标准是由有关保护特定类型人员的规则和在武装冲突中的作战手段或方式的规则而来。为了合法，在武装行动中使用暴力必须尊重战争法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即使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武装力量的成员，如果违反战争法，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

有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第4公约指出；任何受保护人员不应因其未曾从事的违法行为受到惩罚。集体惩罚以及所有类似的凌辱或恐怖主义措施都是被禁止的。该公约第33条还禁止对受保护人员及其财产的劫夺或报复。第34条增加了：“禁止劫持人质”。

作为对这些规定的改进和补充，有关国际武装冲突的1977年第一议定书在第51条第2款中规定：群体的平民以及单独的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平民中散布恐怖的行动或暴力威胁。

冷战期间，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平衡的恐怖阴影中，特殊性的作战手段，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对某些国家和准国家组织（如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工具。这类工具成本低，相对而言风险也比较小，而就对削弱对方，渗透甚至控制对方而言，这些方法却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而且，相比常规战争而言，这种方式在防止事态恶化方面，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国家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其背后的支持者而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类活动可以秘密进行，如果被发觉了，有关的国家可以轻易的否认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系。

但是，“恐怖主义”这一用语显然被滥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将“恐怖主义”一词随便用于谴责不仅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也用于他们不喜欢的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beres所言：“美国将任何针对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定性为合法的，不管反政府武装在其反政府活动中采用了什么手段。相反，任何针对亲美政权的反叛活动都被自动的定性为恐怖主义。而苏联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诬蔑苏联所认为的争取民族自决和人权的合法运动。”

因此，是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视为争取民族自决民族的合法代表还是视为恐怖组织，并不看重这些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而是完全出于 政治 考虑，而这些考虑中反映的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国家的私利。

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尤其是重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如1972年发生的针对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选手的恐怖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切实感到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在这种背景下，1972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付恐怖主义的3034号决议，开始介入防止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但是，自那时以来，由于各国在所处地位、政治立场和利害关系相差很大，出发点和目标不尽一致，国际社会一直未能就“国际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也未能就预防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有害表现所必需的措施共同取得充分的一般意见。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1991年文本的第24条对恐怖主义作了如下规定：“代表一国或受其指使的个人从事或命令从事下列行为：进行、组织、协助、资助、鼓动或纵容反对其它国家的，以人员或财产和类似性质的事物为对象的活动，以在某些公共人物、某一类人、或公众中制造恐怖。”

上述该24条只适用于国家代表，或受国家指使的人员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个人。第24条的假设前提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更大，因此只有这种更为严重的形式应被定性为“危害人类和平和安全的”的犯罪。可以仰仗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在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的时候确实有着更大的能量。一个国家可以以非官方的方式给予恐怖分子假护照，并帮助其逃避有关国家的检查。另外，国家可能滥用外交地位、特权或豁免。给予有关人员以外交护照以支持位于国外的恐怖组织。

在对1991年文本的审议过程中，好几个国家的政府认为该24条的有关规定未能满足就实现国际刑法的目的所必需的确切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未能明确提及“暴力”，而这使得规定并不清晰，就规定此种理解，连进行威胁性的宣传也可以被认定为恐怖主义。而俄罗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巴拉圭、瑞典和英国的政府又认为规定过于狭窄，因为定义只涉及国家，而私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可以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荷兰政府则认为就国际刑法的目的而言，规定过于模糊。

这种对恐怖主义定义的不同看法，即使在国家的内部也可能存在。例如美国在反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实施部门主要涉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而这三个部门各自都有着对恐怖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联邦调查局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强迫或恐吓政府，民众或其组成机构或部分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国际恐怖主义则是指与外国国家或政府有着一定关系的组织或个人（或者这些组织或个人的活动跨越了国家边界）针对人员或财产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胁迫政府或民众，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

在美国法典第22部分第256条第f款d项中，美国国务院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指由准国家组织或秘密组织针对非战斗目标所犯下的有计划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活动，其通常是为了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指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或领域的恐怖主义。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恐怖主义的：对个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暴力，以恐吓或强迫政府或社会，经常被用于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是条约法还是习惯法都未就“恐怖主义”的定义提供一个完整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考察目前人们所实际使用的众多“标准”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定义对学者或政策实施者而言，并不具有多少操作性。这一用语已变得如此的宽泛和模糊，以至把最具争议的一些情形也包括在内。

（二）恐怖主义的构成要素

而韩国学者柳炳华则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几个要素：（1）使用恐怖主义的的手段，即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2）具有恐怖主义的动机，即具有政治性的目的，要求修改特定政策或中止特定状态；（3）具有国际性，即直接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或者恐怖分子不具有罪行发生地国国籍。

robert a.friedlander认为判别某种情形是否属于国际恐怖主义有以下标准：恐怖性暴力，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跨国性的，必须至少包括以下要素的一项：（1）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2）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涉及一个以上国家的公民；（3）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的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人员；（4）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发生在国家的专属管辖之外；（5）有关的活动或一系列活动必须针对受国际保护的财产。如果有关的活动具备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些要素，则将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刑事犯罪而是涉及国际公共秩序的国际犯罪。

美国在向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及惩处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草案”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性指出，在罪犯的国籍国、罪行发生地国、犯罪结果发生地过、犯罪指向的目标国和受害人所属国等五个要素中，如果涉及不同的国家，即认为是属于国际恐怖主义。

（三）现阶段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定义的难度

就概念而言，现阶段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含义是模糊的，首先，在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国际法律文件，特别是联合国已有的法律文件中缺乏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性说明。其次，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学者们的讨论中，而这些看法中突出表现的是恐怖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往往含糊其辞。而作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涉及国际刑法的概念，尤其需要清晰明确的表述。而对动机或目的的强调则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确定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可罚性时，是否应考虑到有关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使得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要对国际恐怖主义有一明确的定义变得十分困难。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讲，把恐怖主义单单作为一种罪名加以规定罕见出现。而恐怖主义的行为动机更是超出了普通刑法对犯罪行为动机的理解。动机、目的对恐怖主义的划分归类方面具有显著意义，关系到如何确定某个行为的性质。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应作为要件。

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用来对社会生活中多种现象和事件进行分类的专门观念。在法律制度领域，法律概念以一种简略的方式对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进行辨识。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而不完成分类这一首要任务，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创制出任何会得到公认的审判和诉讼方式。更直接的针对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共同定义上的一致。

运用法律概念对具体情形进行解释和分类是法律实践的必经阶段。为此目的，法律的实施者必须在某一时期内有大致相同的意见。考察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议，人们难以发现这种一致。这也表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尚未形成明确的法律概念，这也可以用来证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成形的国际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当各国用一种国际法的眼光来看待当前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行动时，会发现其把 现代 的国际法律体系的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

正如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实践的 发展 所显示的，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前，所有国家都是脆弱的，然而由于恐怖主义活动所涉及的政治性，许多国家不愿支持在国际法内针对恐怖主义就确立个人的刑事责任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除非首先确定“恐怖主义”的法律定义.只要没有完整的多边协定对“恐怖主义”进行定义，则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将可能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反恐怖工作会议 篇6

一、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严密防范、严厉惩治恐怖活动。

二、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以及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行为。

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

恐怖活动人员是指组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三、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工作。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依法做好反恐怖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

四、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根据本决定第二条的规定认定、调整。

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

五、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时，应当同时决定对涉及有关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予以冻结。

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于涉及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应当立即予以冻结，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开展反恐怖国际合作。

七、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冻结涉及恐怖活动资产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制定。

八、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相关：恐怖组织、人员名单的来源有两个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表示，现在国际上对何谓恐怖活动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在起草定义时，主要参考了我国已经参加的上合组织等有关国际公约，并借鉴了有关国家的规定，对恐怖活动的定义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便于在实践中区别恐怖活动犯罪和其他犯罪。

关于恐怖活动组织、人员名单的认定、公布，李寿伟说，名单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对恐怖活动的打击中确定的恐怖组织和人员，二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反恐怖活动有关决议，要求建立恐怖活动名单的认定和冻结的措施。

物种反本质主义的失当性分析 篇7

物种存在吗? 物种是作为一个自然类的存在还是非自然类的存在? 物种的本质存在吗? 或者进一步说,物种作为自然类和非自然类的存在有真实的本质吗? 从古至今,对上述问题都存在争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种是自然种类,永恒不变; 物种有其独特的本质属性,使其成其所是,以区别于其他物种; 物种的本质属性为其所有成员的所共有, 也是其成员属于该物种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是传统的物种本质主义。它受到洛克强有力的质疑。洛克根据经验证据认为,物种是连续的和非离散的,其本质是可变的,从而否认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种不变论”。他进一步指出,事物的本质可以分为“名义本质”( nominal essence) 和“真实本质” ( real essence) ; “名义本质”来源于感觉和兴趣,“真实本质”“是事物的不可观察的部分所具有的那种实在的而又未被认识的结构”[1],因而是神秘的、不可认识的; 真实本质事关根本属性,解释名义本质。

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洛克的上述观念影响不大,绝大多数人遵循的仍然是传统的物种本质主义。如林奈对物种的分类就是如此。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情况有所不同。许多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物种虽然是一个自然类的存在,但其内在属性在不断变化,而且,物种的界限是模糊的,所以物种的本质不存在; 还有一些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受到分类学理论及其分类实践的影响,基于进化种的概念、生物学种的概念、生态学种的概念以及系统发生种的概念等,或者认为物种不是自然类,而是个体性的存在,或者认为物种是集合性的存在,或者认为物种虽是自然类,但是是一个混杂性的存在,从而否认物种存在自然类意义上的本质。

这就是“物种反本质主义”: 前者在一元的意义上承认物种作为自然类的,但是,不承认作为自然类的物种具有本质; 后者或者不承认物种是一自然类, 或者虽然承认物种是一自然类,但这一自然类只具有名义的意义,认为不具有类意义上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物种反本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的共识,以致生物哲学家索伯( Sober,E. ) 发出感慨: “物种本质主义在今天是一已经消亡了的( dead) 问题”。[2]

真的如此吗? 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二作为自然类的物种没有本质吗?

1. 传统的物种本质主义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传统的物种本质主义在当代得到某些学者的发展。典型的要数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和普特南 ( Hilary Whitehall Putnam) 。

他们两人接受了洛克“名义本质”与“真实本质”的区分。对于“真实本质”,他们认为,其事关事物根本性的微观结构( underlying microstructure) 属性,解释“名义本质”或表观属性; 其通过科学加以认识,对于自然种类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对于 “名义本质”,克里普克认为,它的经验来源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对于一个自然种类的存在来说不是必要的;[3]而普特南通过“孪生地球悖论”,认为它对于辨别自然种类是不充分的。[4]如此,他们都承认物种是一个自然类,而且还存在“真实本质”。

布恩埃利斯( Brain Ellis) 总体上赞同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种类是现实的、存在的,不以人的认识为转移的; 自然种类之间是离散的、不连续的; 自然种类之间的区别基于它们的内在性质和结构,而非外在表现; 自然种类的划分从属于一个层级系统; 每一种自然种类有其本质特征或本质结构,其对于自然种类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 它决定了自然种类是其所是。[5]

张建琴、张华夏认为,布恩埃利斯的上述观点存在两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 一是自然种类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的关系问题,另一是非还原物理主义实在论的建构问题。[6]

总之,从亚里士多德到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再到布恩埃利斯,都不怀疑物种本质的存在,而且所有这些哲学家都相信物种的本质是物种成员的内在特性 ( intrinsic traits) ,正是这种内在属性使得物种具有种的特异性( species - specific traits) ,将一个物种与另外一个物种区别开来,并将某一生物个体归属于某一物种。

2. 普特南的“同一种类关系”存在吗?

对于“真实本质”,普特南进一步指出,它事关 “同一种类关系”,它涉及同一种类的基本结构与属性,足以确定这一种类术语的外延,是一事物属于某一种类所必须具备的属性; 这类属性是由科学认识的,是事物的内在结构 ( 如原子结构和基因结构等) 。对于普特南来说,正是由于存在“同一种类关系”,物种才具有共同的本质。

普特南的上述观点受到杜普雷( Dupre,J. ) 的批判。杜普雷认为,普特南理论中的那种“同一种类关系”很难找到,原因有三点: 一是种内的遗传变化和种间变异,使得种内个体的内在特征———本质特征发生变异,如此,试图通过不变的本质特征来辨别 “相同关系”也就行不通; 二是生殖隔离并不完全, 它不能为物种种类划分提供“相同关系”; 三是许多生物根本没有留下自己的足迹,因此根据分类成员的谱系原则来进行分类也不可能。[7]

对于第一点,维纳尔( Werner Kunz) 的看法与普特南的有异曲同工之意。维纳尔认为: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解释了化学元素和生物本质之间的根本性差别。达尔文否认了动物和植物有本质特性的思想。生物有机体的内在的特性不可能作为生物有机体与物种联系的本质,因为所有的有机体的内在特性都会突然地变化而演化。形态学的、生理学的、行为学的、染色体的和基因组的特性不能作为物种成员的本质,某个DNA序列也不能作为。”[8]

上述看法表面看来有一定道理,但是,深入分析之下,未必尽然。因为,在自然界中,生物有机体的内在特性确实在变化着,但是,这种变化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频繁地、普遍地突变,而是缓慢地渐变, 呈现相对的稳定,如此,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可以把这样的内在特性当作物种的本质。当然,随着某一物种的内在特性的渐变积累可能会导致质变,也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能会使某一物种的内在特性在一定时空发生突变,此时,原先的那一内在特性确实不能用来表示新形成的物种或准新物种, 但是,新形成的不同于原来物种的具有新质的内在特性,还是可以并且应该用来表示新的物种或准新物种的本质的。如此,那种借口生物特性的变化,而否定物种可以由它的内在特性来定义,是不恰当的; 普特南的“同一种类关系”还是存在的。

对于第二点,也是不恰当的。虽然由“生殖隔离”标示的生物种不能为物种种类划分提供“相同关系”,但是,“差异适应种”( Differentially adapted concept) 可以,它允许物种间的杂交,但各自仍能保持自己的特定基因组合,随后的生殖隔离是这种差异适应的副产物。“生物学种强调生殖隔离,基因组任何部分的交流都会导致种的基因组的完整性被破坏。因此,差异适应种与基于生殖隔离的生物学种概念不同,而与达尔文的物种形成观点接近,即物种是对不同环境( 自然的或有性的) 差异适应群。”[9]

对于第三点,应该说是存在的。不过,这只是表明系统发生种概念在应用过程中具有局限性,并不表明这一概念不能为物种划分提供“相同关系”。 对此,我国学者沈旭明就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这种“相同关系”肯定源于家族图谱上的相关生物物种,只是我们在进行分类时,也许由于对该物种的认知的限制,而发生了偏离。[10]

3. 物种的界限与物种的本质

对于物种之间的界限与物种的本质之间的关联,许多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进行了相关研究,给出了相应的结论。

霍尔( Hull,D. L. ) 认为: “按照进化理论,物种逐渐形成,并且从一个变成另外一个。如果物种是逐渐进化的,它们是不可能通过单一属性或属性集合来确定边界的。如果物种不能被确定边界,那么它的名称就不可能通过传统的方式定义。如此,它们就不是真实的。”[11]

索伯对霍尔的上述“物种界限模糊论”作了更加明确的陈述: “进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物种A逐渐进化成为物种B,在哪里划出标志A终结和B开始的界限呢? 任何这样的界限都是模糊的。 而根据本质主义所宣称的,是要求在自然种之间具有准确的、非模糊的界限。”[12]

根据上述引用,索伯好像是赞同霍尔的物种反本质主义观点的。事实上,索伯并不赞同霍尔的观点。他以化学反应中的“嬗变反应”为例说明: 在此反应过程中,化学元素的界线是模糊的,但化学元素具有本质; 而物种的存在,与化学元素类似,它也具有模糊性,因此,物种也具有本质。如此,物种界限的模糊性并不与物种本质主义冲突。[2]

索伯的上述类比论证并没有什么道理。因为, 化学反应中的“嬗变”事实上非常类似于生物进化中所谓的突变或“骤变”( saltationalism) ,照此,新旧元素或物种间有明确的界限,这确实与本质主义并不矛盾。但必须清楚的是,现在对物种本质主义的否定是基于达尔文的“渐变论”而不是“骤变论”,即 “物种确实是渐变的,界线确实是模糊的,本质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艾瑞舍夫斯基( Ereshefsky) 也不同意索伯的上述观点。他认为物种界限的模糊性与物种本质主义确实不相容,他坚持: “物种的边界是模糊的……没有基因的或表现型的特征标志一个物种与另外一个物种之间的界限。因此,没有特征对于物种内的成员是本质的。”[13]

真的如此吗? 物种本质主义真的与达尔文的渐进论不相容吗? 戴维特( Devitt,M. ) 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索伯的上述观点引出了物种界定的三个议题: 非决定性( indeterminacy) 、模糊性( arbitrariness) 和世界建构( worldmaking) 。他通过分析表明, 这三点并不威胁并削弱物种本质主义,以这些来否定物种具有内在本质,是站不住脚的。[14]

他的总体论证如下: “可以假设,S1和S2是被人们理解成的两种物种,而且S2由S1经过自然选择作用而产生。本质主义要求S1有一个内在本质G1,要求S2有一个内在本质G2。虽然G1和G2是不同的,但是如果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那么这种状况就能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好地相容: 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S1中的生物个体出现渐进的基因变异,并最终进化为S2。”[14]372

戴维特的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关键在于他的上述论述中“G1和G2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之“许多共同之处”究竟“有多少”? 如果非常之多或很多,则物种S1和S2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如果不太多,则S1和S2之间则有明确的界限。这样一来,戴维特并没有为他的观点提供牢固的基点。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否定物种本质主义。

原因之一是,物种进化是一种渐变,这可以看作是量变,当量变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能发生质变,而一旦这种质变发生了,则新的物种就产生了, 一种新的物种的本质也就具备了,如此,物种之间也就有了明确的界限和本质。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在一种新的物种出现之前,那样的渐变中的物种有本质吗? 我的观点是有的。因为,一旦渐变所导致的物种本质变化不大,则那一物种或者是原来的物种,或者是亚种,它们都有共同的本质; 而一旦渐变造成的物种本质变化很大, 则新的物种产生了,新物种与旧物种具有不同的本质。这样的一种状况可以由“环布种”的存在比较充分地说明。

原因之二是,物种可能会这样“渐变”: 物种在它们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发生变化的,然后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突然变化,或者走向灭绝或者成为子种 ( daughter species) 。这就是艾德里奇 ( N. Eldredge) 和古尔德( S. Gould) 1972年提出的“间断平衡理论”。如果是这样,则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相应的物种界限模糊与物种本质主义并不矛盾。

4. 物种的本质属性之于物种成员是必要充分的吗?

一些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认为应该是这样。 如维纳尔就认为,如果物种具有本质特性,那么,该本质特性就是某一有机体属于某一物种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却没有这样的特性使得属于某一物种的所有个体生物都拥有,也没有这样的特性使得所有拥有它的个体生物都属于这一物种。“物种特异性特征的缺乏并不排除这一成员于物种之外的事实,表明特性不可能是物种成员的本质。物种成员的本质必定是非特性的东西。”[8]

不能说维纳尔的观点一点道理也没有。如果我们考察物种的分类,将会发现,一种满足“某一有机体属于某一物种的充分必要条件的物种本质特性” 确实很难找到。“同科物种”以及“多型物种”的情形表明,根据相应的必要的、充分的特征来非常清楚地定义物种,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奥克萨 ( Okasha,S. ) 就说: “自然中发现的变异的样式并不容易地满足本质主义者的物种定义。”[15]196

但是,上述状况的存在也并不说明维纳尔的上述观点就是正确的。应该说维纳尔的上述观点太绝对了,他持有的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物种本质观。这样的本质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如对“某一生物有机体是否具有某一物种的属性,以及是否属于某一物种的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结论( 其中( 2) 、( 3) 、( 4) 是简略形式) :

( 1) 如果某一生物有机体X具有物种B的本质属性A,则该生物有机体就属于该物种B; 并且,如果某一生物有机体Y属于某物种B,那么该生物有机体就拥有该物种B的本质属性A; 则A是B的充分必要条件( A = B) 。

( 2) 由A可以推出B,由B不可以推出A,则A是B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A⊆B) 。

( 3) 由A不可以推出B,由B可以推出A,则A是B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B⊆A) 。

( 4) 由A不可以推出B,由B不可以推出A,则A是B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A ￠ B且B ￠ A)

哪种结论合适呢? 需要针对具体的科学认识具体分析。诚然,对于科学的理想目标来说,是要达到 ( 1) 。但是,由于科学认识的有限性,科学所要认识的物种本质属性的可变性、层级性和复杂性,以及科学所要认识的生物个体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从而使科学关于这些方面的认识呈现有限性,也使得科学关于“某一生物有机体是否具有某一物种的属性, 以及是否属于某一物种”的回答,往往不符合上述结论形式( 1) ,而符合( 2) 或( 3) ,甚至符合( 4) 。但是,由此仍然不能得出维纳尔的“物种的本质必定是一个非特性的东西”,因为,上述的结论形式( 1) 、 ( 2) 、( 3) 、( 4) 都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说的,都具有绝对的含义,事实上,在现实中以及认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非决定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它是对完全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否定,但不是完全否定充分必要条件,是对充分必要条件的不完全肯定,甚至在很大意义上肯定了充分必要条件。如此,A和B除了具有上述结论形式外,还可以具有它们的不充分决定结论形式。这是物种属性界定的相对充分必要性,体现了物种本质的相对性。

上面的论述表明,那种基于“物种的本质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观念,而得出“物种没有本质”的结论,是错误的。实际上,物种的本质是相对的、可变的以及非充分决定的,那种借口达尔文主义来否定物种本质主义,是错误的,它所否定的是物种的绝对本质主义,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种本质主义,而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物种本质主义。

三物种没有类意义上的本质吗?

1.“物种个体论”与物种的本质

“物种个体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霍尔。他认为,物种是进化的单位,而进化论把突变、选择和进化的单位都作为个体来看待,因此,物种是个体,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整体化了的个体( integrated individuals) ,不能作为群体看待; 物种是连续的且受时空限制,而作为自然种类的存在是不连续的且不受时空限制,故物种不是自然种类。[16]如此,物种也就不具有类的本质。不仅如此,霍尔进一步指出,即使将物种作为个体,它也没有本质,因为: 物种是一个历史实体( historical entity) ,正是共同的宗谱世系将生物有机体维系成一个物种; 特定的有机体之所以属于特定的物种,是因为它是那个宗谱的一部分, 而不是因为它拥有任何本质特征,就此而言,物种没有本质。[17]

不能说霍尔的观点一点道理也没有。事实上,物种既是一个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时空限制的存在, 在不断地演化着。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有生物学家就提出进化的物种概念以及系统发生的物种概念。前者体现物种独特的进化作用、 倾向与历史命运,后者体现物种宗谱世系( hennigian、 单系类群、系统树等)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种真的就不是自然种类而是个体,真的就没有本质。

首先,根据进化论,由“物种作为进化的单位”, 并不能必然得出“物种就是个体”这一结论。罗斯 ( M. Ruse) 认为,其原因在于: 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体层面,适应也发生在个体层面而不是物种层面; 而且即使承认物种选择论,但是,这种选择仍然主要是针对生物个体的; 更为重要的是,物种成员之所以处在同一适应峰上,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消除了那些偏离物种规范的个体,如此,物种就不能作为个体。[18]

其次,凯特和凯蒂( Kitt,D. B. 和Kitts,D. J. ) 认为, 有机体内的各部分是直接有机地连接起来而构成整体的,但是,物种内部各个有机体不是如此连接,即使物种内的某些有机体消失,这个物种仍然存在。霍尔把物种看作有机体那样的个体是不恰当的。[19]

再次,凯切尔( Kitcher,P. ) 以“单性蜥蜴起源” 作为事例,表明历史 不连续的 物种仍然 是存在的。[20]如此,“霍尔以‘物种是历史连续的且受时空限制的’来否定‘物种是自然类’”,就是站不住脚的,物种可以是自然种类。

进一步地,如果物种可以作为自然种类,那么, 物种就可能具有类的本质,霍尔基于“物种个体论” 以及“物种演化的历史性”,否认物种具有自然类的本质甚至具有本质,确实太绝对了。

2.“多元实在论”与物种的本质

凯切尔认为,物种不是自然种类,而是生物的集合,生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元素 - 集合关系; 物种是根据不同的生物学关系( 如结构相似性或系统发育) 来划分的,是存在的且是多元的; 物种的划分与生物学研究兴趣相一致,现有的生物学兴趣是多样的, 因此,划分出来的物种单元没有哪一种具有特权,其中的成员不享有共同的本质; 物种单元的多元性也必然带来物种阶元的多元性。[20]309凯切尔称此观点为 “多元实在论”( pluralistic realism) 。

如果生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确实如凯切尔所言,是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那么物种集合中的元素———生物个体则是确定的———该元素属于该集合,不相同的———互异性,不排序的———无序性,如此,物种集合中的生物个体就不具有同质性和规律性,物种就不是自然类,当然也就没有类本质。不仅如此,依据某一规则划分出来的物种分类集合A与按照另一规则划分出来的物种分类集合B,虽然基于划分的元素基本相同,但也可能两者之间并不相等,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子集或真子集。这也表明了“物种作为集合具有本质”的不恰当。

但是,考察生物学中物种的分类,根据各种分类方法所划分出来的物种单元,是各不相同的; 就同一种分类方法所划分出来的物种集合,其中的元素是确定的、相同的和有序的,而这种特征与集合之互异性和无序性特征相矛盾。由此也说明物种不是生物的集合,“物种集合论”是错误的。

以上是从元素 - 集合的性质而言的,事实上,从生物学研究来看,凯切尔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索伯对凯切尔的“物种是有机体的集合”给予了否认。 他认为,第一,如果物种的谱系概念是正确的,那么物种就不是有机体的集合,这就像有机体不是细胞的集合那样,如此,很难把物种看作集合; 第二,凯切尔所谓的“物种只是偶然地等同于有机体的集合” 也不恰当,这使“物种是集合”的想法处于困境,一个物种如何在现实的世界中等同于集合A,而在可能的世界中等同于集合B? 第三,如果物种是一个集合,为什么我们把它们认作是有机体而不是区域性的群居、家族、世代或细胞呢? 这无法选择。[21]

董国安也对凯切尔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他认为: 首先,生物学研究兴趣是多样的,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基本的生物学理论假定; 第二,生物学研究兴趣未必与特定的物种单元划分一一对应; 第三,物种单元的多元性不一定意味着物种阶元的多元性。[22]

考察凯切尔的观点,关键之点还在于“根据现有的生物学兴趣,划分出来的物种单元是平等的,没有哪一种具有特权,其中的成员不享有共同的本质”。

考察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历史,可以发现: 并非如此。基于生物学理论的各种物种概念各有其优劣。 “模式种概念”以物种不变且物种之间呈现显著差异为基点,不能反映生物物种的复杂和演化; “形态种概念”应用起来虽然直观易行,而且“隐含了种内变异的连续和种间变异的间断,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自然界生物为什么以种的形式存在”[9]313。进化种概念体现了生物或物种进化的历史性,能够应用于无性繁殖、化石的和现生的生物类型,避免生物学物种概念不能说明这些方面的欠缺,但是,一旦缺乏历史证据,也就很难应用。“生物学种概念”将生物繁殖的“物种隔离”与物种的形成联系起来,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其简单,与综合进化论强调的基因流和异域物种形成一致及其可检验性。[23]不过,其也存在不足: 只适用于有性繁殖的生物,不能应用于无性繁殖生物; 应用上不如形态种概念便宜; 难于解释 “某些植物物种间虽有基因交流,但仍能保持物种不变的现象”等。“系统发生种概念”基于物种的系统发生属性( 单系、可识别或二者的结合) ,对一个类群的发生和发展进行分析,给出进化树,描绘同一谱系的进化关系,包含了分子进化( 基因树) 、物种进化以及分子进化和物种进化的综合,目的是重建生命世界的起源和进化历史以及各生物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体现物种进化的历史性和现实地位。

由此可见,物种的分类有优劣之分,物种分类是越来越科学了,凯切尔基于“多元化的物种分类及其平等”来否认“物种是一个类的存在”以及“物种本质的存在”,是错误的。

3.“混杂实在论”与物种的本质

杜普雷持有的是“混杂实在论”( promiscuous realism) 。他认为,物种可以看作自然种类,但是,这样的自然种类是根据日常语言分类的,更多地与人类兴趣相关联; 人类的兴趣不同,分类也不同,没有哪种分类具有特权; 如此,这样的自然种类虽然存在,但不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7]

根据前述生物物种优劣,生物学上物种概念的选择主要是由生物知识支配,而非由人类的日常语言和兴趣约定。科学家所进行的物种生物学分类与非科学家所进行的物种分类有着本质的差别: 前者以自然为中心,基于科学认识,强调自然秩序,关注事物的因果关联和结构,展现解释和预测功能,更多地体现物种是一种自然种类; 后者以人类为中心,基于日常经验和兴趣,强调实用和方便,更多地体现非自然种类。杜普雷混淆了物种分类的自然方法与非自然方法之间的区别,并将两者同等看待,以后者覆盖、代替并否定前者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是反本质主义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凯切尔的“多元实在论”,还是杜普雷的“混杂实在论”,坚持的都是“物种多元论 ( Species Pluralism) ”而非“物种一元论( Species Monism) ”,都是“物种实在论”。

斯坦福( Standford,P. ) 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由上述“物种多元论”会导向反实在论。他说: “随着我们的解释和实践兴趣的改变,哪个有机体确实是哪个物种的划分也在变化。正像我们注明的,作为生物学兴趣的划分的原则,能够变化,但是, 世界中的有机体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凯切尔的物种因此缺乏超越于思维状态的独立的物质世界的属性,这是我们所要求的真实对象。”[24]

艾瑞舍夫斯基同意斯坦福的结论,但是不太同意他的论证。艾瑞舍夫斯基认为: “物种多元论”给了我们怀疑物种范畴存在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是由于物种概念是按照我们的兴趣去选择,或者是由于多元论与分层分类的要求不一致,而是由于我们称之为“物种”的各种分类缺乏共同的统一特征( a common unifying feature) 。[25]他的论证是这样的: 物种多元论意涵世界包含不同类型的物种。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下面的问题就产生了: 这些不同类型的物种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使得它们成为物种? 如果物种的分类缺乏共同的统一的特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物种范畴的存在。而现在物种确实缺乏这样的特征,故我们有理由怀疑物种范畴的存在。[25]

根据斯坦福和艾瑞舍夫斯基的上述论证,物种多元论是成立的,但是由此划分出来的物种却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物种多元论”之 “物种的本质”也就不存在了。这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物种反本质主义,它不同于凯切尔和杜普雷“物种多元论”的物种反本质主义。

不过,布里吉特( Ingo Brigandt) 论证道,“物种多元论”并不意味着“物种消除论”,艾瑞舍夫斯基的“消除多元论”———“物种概念在理论上是无用的,它并不指代一个类”,是不恰当的。其原因在于: 物种概念是所谓的探究的类概念( investigative kind concept) ,是重要的,能够对一般的尽管不同的具体物种概念做出理解的。[26]

四结论及讨论

( 1) 作为自然类,物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有其类的本质。那种“借口生物个体属性( 包含内在的和外在的) 变化、物种界限的模糊以及为物种所有成员都具有的种特异性欠缺,而否认物种本质的存在”,是错误的。诚然,物种的本质并不是永恒的、 唯一的和超时空限制的。从物种演变的历史长河看,物种的本质更多地体现了变化、多元和时空限制,但从物种当下状况看,物种的本质并非是变动不居的、多元的和由环境决定的,它更多地体现于其成员共同的内在结构。以前者否定后者是错误的,会走向反物种本质主义; 以后者遮弊前者也是不恰当的,会走向绝对的物种本质主义。恰当的态度是: 同一的、一致的、普遍的、必然的和确定的理想的物种本质,是不存在的; 物种是多样的,物种又是变化的, 物种中的成员更是千差万别的,为所有生物所共有的属性,从而使之属于某种物种,并非充分必要的。 在这里,存在于物种成员中的某一或某些差异会违抗同一,变化会反抗静止,多样会抵抗一致,特殊会冲击普遍,偶然会抵触必然,不确定会排斥确定,从而呈现出“特例”。不过,所有的这些“特例”并不是对物种本质认识的全盘否定,它所否定的是对绝对本质的追求和认定。事实上,同一可以包容差异,一致可以容纳多样,普遍可以容忍特殊,必然可以容许偶然,确定可以容受不确定,物种的本质是相对的。 那种以各种各样的“特例”来否定相对应的物种本质理论,在绝对的逻辑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就具体的自然事实和科学实践而言,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欠缺,事实上是基于绝对的、永恒的、不变的、普遍的、理想化的本质观念,对具体的、变化的、相对的物种分类实践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物种相对本质的裁定,是不合理的。一句话,作为自然类,生物物种虽然不具有像纯黄金那样的普遍规律性的、完全同质的、一定意义上符合“充分必要条件”的本质,但是, 它有其自身特色的、相对的本质,生物物种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样的本质进行界定。

( 2) 无论是“传统物种本质主义”还是“物种个体论”,都属于“物种一元论”,而“多元实在论”和 “混杂实在论”,则属于“物种多元论”。“物种个体论”和“多元实在论”分别以“物种是个体”以及“物种是集合”而否定物种以自然类的形式存在,并进而否认了物种的类的本质或本质的存在; “混杂实在论”虽然与“多元实在论”一样,不属于“物种一元论”,而属于“物种多元论”,但是,它承认物种是自然类,只不过这样的自然类是多元的,不具有实在的意义而具有“唯名”的意义,由此也就否认了物种作为自然类的本质的存在。这种对物种本质的否定不同于对作为自然类的物种的本质的否定,它是从对物种作为自然类的存在的否定开始的。事实表明, 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瑞斯伯格( Rieseberg) 等人的实验表明,那些认为“物种是人的主观想象,不能代表生殖上独立的谱系或进化上离散的、客观的实体单元,即物种不是一个类的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设计了两套方案: 一是用统计方法分析离散的表型簇和种的对应关系,以检验种是否为离散的客观实体; 二是利用反映受精后隔离的杂交指数,来检验种( 代表表型簇) 是否为生殖上独立的谱系。他们通过表型分析,发现大多数分类群确实存在表型上的间断———离散簇( discrete clusters) ,植物为83% ,动物为88% 。该研究表明,杂交并不显著引起分类问题,而生殖隔离在离散形态群的形成和维持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生殖上强烈隔离的类群趋向于具有独特的表型; 植物物种确实是离散的、客观的实体,它们代表了生殖上独立的谱系。[27]

由此可见,“生物物种本质是否存在”的问题, 既是对物种的认识问题,也是物种是否客观存在以及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的问题; “物种是否存在本质”与“物种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有关。从最根本的、存在意义而言,物种是否存在以及物种本质是否存在,与人类的认识无关,但是,由于物种的概念是由人类界定的,物种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由人类认识的,因此,物种是否具有本质就与人类关于物种本体地位的认识紧密相关。由此,奥克萨的下述观点———“本质主义的议题并不依赖于我们所认同的有关物种本体地位的看法”,[15]就是不恰当的了。

摘要：许多生物学家和生物哲学家基于进化论,认为生物的特性是不断变化的,种特异性不是普遍的,物种界限也不是明确的,由此物种的本质不存在。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进化论与物种之具有本质并不矛盾,它只与绝对的本质主义相违背。“物种个体论”和“多元实在论”否认物种是类的存在,并进而否认物种本质的存在,是错误的。“混杂实在论”虽然承认物种是类的存在,但是是在“多元”的意义上而言的,它的反本质主义也是不恰当的。

以色列反恐怖装备 篇8

这是一种可装在Avnon防暴车或其他防爆车上使用的喷水枪。喷出的不是连续的水流，而是一个个水弹，每个水弹含7～10升水，比传统的水枪节约了25%的水。在水中可混合进颜料或催泪剂。水箱可贮水2000～9000升。

M-718C型爆炸布撒榴弹

M-718C为一种手投式榴弹。弹体上装有一个传统的保险销和杠杆击针发火装置，拉发火后延时4s起爆，硬纸板做的弹体炸裂成无伤害的破片，随之CS催泪剂散布在空中，以驱散聚集骚乱的人群。

全弹质量280g，全弹高114mm，弹体最大直径69mm。

ISPRA37/38mm催泪毒气防暴弹

这种内含高浓度CS/CN催泪剂的防暴弹，用37/38mm防暴枪发射,以驱散人群和清除建筑物内的人员。

该弹有两种型式，850A型用于近距离射击，弹长120mm，催泪烟雾有效作用时间15～20s，射程80～90m；850R型用于远距离射击，弹长130～150mm，烟雾有效作用时间8～12s，射程130m。

ISPRA404D型爆炸布撒催泪粉尘榴弹

一种手投的防暴榴弹，爆炸时可产生很大的声响，弹体完全破裂并将云状粉尘刺激物布撒在宽广的区域内,引信及一些塑料部件则不会被破坏。粉尘刺激物的成分可以是CS、CN或OC。

该弹高130mm，弹体最大直径65mm，全弹质量200g，装药量100g，起爆延时4s。

ISPRA两用枪榴弹适配器

一种装在枪上用于发射防暴榴弹的装置。不需要任何工具或固定夹就可以简便地将枪榴弹发射适配器装到北约制式7.62mm或5.56mm步枪上。这种适配器有两种尺寸，这是为了满足发射不同弹种和不同尺寸榴弹的需要。用该装置发射ISPRA505L型榴弹射程为140m，发射705型榴弹射程为180m，发射303L型榴弹射程为80m。

该适配器用铝合金制作，质量约450g，长190mm，最大直径80mm。

705型警用催泪弹

这是一种传统式的催泪弹，使用一个拉环和点火装置起爆，可以装CS、CN或OC混合剂。弹体用铝合金制作，在弹体上有几个密封的冲孔。起爆后弹体内压力升高冲破封口，随后催泪烟雾从冲孔中逸出。爆炸不产生破片。该弹可以手投，也可以用ISPRA枪榴弹发射器在任何北约制式步枪上发射。

该弹高145mm，弹体最大直径63mm，质量350g，起爆延时3s，催泪烟雾散布时间12s(普通型)/25s（备用型）。

5型喷射器

使用以色列产品研究公司的特种CS/CN/OC雾状喷射剂，可在极短时间内驱散聚集的骚乱人群。该喷射器在无风的环境下喷射距离可达60m，喷射后可复装。

喷射器采用平均15次/s短脉冲喷射，长700mm，宽110mm，装药剂后质量7.5kg，携CS/CN/OC雾状药剂2kg。

303型橡皮球式催泪手榴弹

一种弹体用橡胶制作的球状催泪手榴弹。有一个特殊的短引信，可快速布撒催泪剂。该弹扔出后可在地面反弹跳动，使对方难以拣起抛回。保险握片解脱4s后，击针击发点火，CS/CN混合剂可持续喷射10s。也可以采用双保险引信。

该弹高123mm，外径81mm，质量325g，起爆延时4s，装药135g，CS/CN质量44g。

橡胶防暴弹

这种非致命防暴弹使用运输安全，广泛适用于多样化武器，使用者仅需简单的训练就可以使用。

它是由以色列Ta’as工业有限公司设计和生产的。枪发橡胶弹药的组成包括一个圆筒状的发射管，发射管可装在任何装有消焰器的北约制式5.56mm或7.62mm步枪上。可发射球状或圆柱状两种型式的橡胶弹头，经过特殊设计的橡胶弹头，射弹散布的区域更大，对驱散聚集的人群具有更有效的作用。发射后，弹体仍然留在枪管上，可用手抛弃迅速更换新弹。

用M16步枪发射时，MA/RA83式防暴弹射程为20～60m，MA/RA88式防暴弹射程为30～80m。

14-033型多用途震晕榴弹

一种为营救人质和制服暴乱分子设计的榴弹。无论在封闭式环境如房间里，或在开放的场地，面对挑衅的极端分子以及营救人质时使用这种榴弹都非常有效。

该弹在结构和外形设计上具有独特之处。其主体是一个震晕榴弹，如果在弹体上装一个快速插入的药剂盒，该榴弹就成为一个特种榴弹，可喷射CS或CN催泪毒气、作标记的染料或其他类型毒剂。如果在弹体上不插入药盒，就成为一个普通的震晕弹。该弹也可作为训练弹使用。

这种震晕弹使暴徒丧失反抗能力的作用是通过响亮的、使人暂时失能的声响实现的，而且爆炸使药盒内的催泪剂或标记染料布撒。在驱散暴乱人群和解救人质中非常有效。

该弹装有一个传统的拉发火引信和拉杆点火装置。手榴弹扔出后有3s的延迟发火时间，随后产生大约145dB震耳欲聋的声响，使靠近的人员暂时丧失活动能力。

该弹全高125mm，弹体最大直径50mm，全弹质量160g，引信延时3s。

21型闪光震晕手榴弹

最初是为解救人质设计的，适于在房间或机舱等封闭环境中使用，几秒钟内就可使在场的犯罪嫌疑人因震晕而失去反抗能力。

震晕手榴弹的作用效果是通过若干道瞬间致盲的非常剧烈的闪光，并且伴随着使人麻痹的巨响实现的。

该弹装有一个传统的拉发引信和拉杆点火装置。手榴弹扔出后延迟2s发火，弹的底塞被炸掉，8个子弹被抛出5～15m的距离后立即爆炸。每个子弹都产生大约1.5Mcd的强光和140dB震耳欲聋的声响，使靠近的人员暂时失去反抗能力。

该弹全高162mm，弹体最大直径63mm，全弹质量320g，引信延时2±0.5s。张国强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