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申请书

撤销申请书篇1

作弊处分撤销申请书篇一:作弊撤销处分申请书

尊敬的学校领导、各位老师:

您好，我是xx级新高计网学生xx。由于去年在basic语言考试中作弊，学校给予记过处分。给学校的同学和自己带来了损失，影响极坏。在上一学期里，痛定思痛，我认真作自我反省、努力学习，同学的帮助和老师的耐心教育使我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受益颇多，思想有了提高，学习也有巨大进步。作弊处分撤销申请书。按学校规定，特此向学校申请取消处分。

考试中作弊的行为，违反了学校纪律，造成了考试的不公平。不公有害于同学，同时也打击了自己的信心。我为自己做的错事感到内疚，至今后悔莫及，唯有改正错误才能弥补以往的过失。向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说对不起，为自己的错误向你们致以内心的歉意。人无完人，都有自己做错事的时候，重要是自己犯的错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以免再犯相同的错。从上学期以来，一直对自己进行反思，对作弊事件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弊处分撤销申请书。

basic考试之前，对它没有严肃对待，导致最后没有做好准备。考试期间，携带与考试有关的纸条，动机不纯。其次，老师打过招呼不允许小动作，也还是没听。直到老师逐个收卷子到跟前时，脑子里一片茫然。此事虽然过了很久，但还恍如昨天发生一样。感觉与自己平时不注意生活细节有一定关系。平时思想懒散，没有及时纠正，终成大错，现

在我深深地后悔那学期没有认真学习basic的基础知识，荒废了学业。也很后悔没有听老师不停的警告。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改正不良习惯和纠正错误才是最根本的。下来之后，老师找我谈过，进行了思想交流。我虚心接受老师的批评和建议，同学们也热心帮助我，使我能逐渐树立信心。

现在我有了较大的进步。以往做事拖拉，现在做事紧凑。原先睡觉晚、起床晚，现在基本改掉。不喜欢看课外书的我，现在常常拿着教材钻研。利用闲瑕时间背英语词汇，学习之余听听音乐，松驰有度。既培养兴趣爱好，又提高了学习效率，一举多得。时时谨记“光阴似箭”一去不回的道理，阅读有益的书籍，拓展视野，增强学习动力。

我也努力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以杰出优秀的人为模范，专攻网页设计和项目管理，树立远大理想，做自己的软件。抓住刚步入21世纪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坚持错误的不能盲从，正确的始终不变。做一个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能无私奉献、博学多才的人，并为实现人生目标坚持奋斗。撤销处分申请书感谢老师能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我衷心希望老师能根据平时的表现，恳请老师准予撤消处分。经过老师的教育和熏陶，感化着我向品学兼优的方向发展。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作弊处分撤销申请书篇二:撤消作弊处分申请书

尊敬的院领导:

我叫宋聪，是机电系xx级机电一班的学生，学号xxxxxxx，在20xx年x月份我院举行期末考试时，在进行思修考试中夹带被院领导抓到并给予了记过处分。影响极坏。同学的帮助和老师的耐心使我彻底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受益颇多。痛定思痛，我认真作自我反省、努力，思想有了提高，学习也有巨大进步。按学校规定，特此向学校申请撤销处分。

“处分”对于我来说是耻辱，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一块能绊倒我的石头，一块能让我掉入万丈深渊的石头，这块绊脚石是我自己从暗无天日的错误之海中捞上来的。让我那么难看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是因为我没有很好的控制能力，所以才导致被处分。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应该在考试中夹带，严重违反了学校的考试纪律。这次的错误不但给我自己抹上了黑点，也给系部、班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我想已无力挽回，无法弥补。在受到处分的一年里，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再犯错误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付出，极力弥补自己的过错。

之前的我会犯这种错误，完全是懵懵懂懂，思想认识未到位，一时的错误，令我懊悔不已!我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

撤销申请书篇2

2015 年1 月7 日, 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受理了由铜山区民政局提起的申请撤销法定监护人监护权的案件, 成为今年1 月1 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权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实施后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资格的案件。该案中, 年仅十岁的邵某多次被其父邵某某强奸、猥亵, 其母亲王某某多年以来对邵某也缺乏照料。案件受理后, 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依法撤销邵某某、王某某对邵某的监护权, 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作为邵某的监护人, 并依据民政局的申请, 依法指定张某某为未成年人邵某的临时照料人, 同时委托徐州市妇女联合会对未成年人邵某进行社会关护。

近年来, 我国频繁曝光出有关监护人侵犯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 很多案件的惨烈程度令人痛心。比如震惊国人的“南京饿死女童案”, 由于母亲对监护责任的“忽视”, 导致两个幼女饿死家中。又如发生在江西南昌的“洗衣机绞死女童案”, 两名女童和父母同时在家的情况下, 溺死在自家的洗衣机内, 令人惊愕。根据统计数据和网络报道, 未成年人受伤害事件数量巨大, 这件充分反映了我国父母监护严重失职的现状。

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本可以及时得到干预或遏制, 但司法实践中, 监护权撤销的判例相当罕见, 我国1987 年实施的《民法通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监护权撤销的相关规定更是被称为“僵尸”条款。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的《意见》生效后, 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原则, 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增强了具体制度的可操作性, 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本文结合《意见》, 以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剥夺监护权案为研究范本, 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二、撤销父母监护权的前提及行使主体

( 一) 撤销父母监护权的前提

监护权属于司法范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代法治社会, 公权涉足私权领域尤应谨慎, 因此监护权撤销程序需严格限制。各国对启动撤销程序的规定不尽相同, 有些国家只要求监护人的行为危害了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 其监护权就可能被撤销, 比如法国、意大利、日本。有些国家则一定要穷尽其他救济措施, 比如德国、瑞士。

就我国现阶段而言, 公权力介入的实力有限, 权利行使的水平、效力都亟待提升, 并且剥夺父母的监护权使得未成年人脱离家庭, 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因此, 撤销监护人资格只能在其他救济途径无法保障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时适用。新出台的《意见》第三十五条明确了法院启动监护权撤销之诉的七种具体情形, 条文最后还以兜底的行文方式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撤销情形做了囊括, 这符合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现实, 也利于司法实践操作。但是法院在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时应综合考察撤销情形, 并审慎运用“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之规定。本案中, 邵某父亲性侵、猥亵未成年女儿, 该行为属于严重侵害, 其母亲对女儿多年来不闻不问, 实质上存在遗弃的迹象, 也是严重的侵害行为。

( 二) 撤销权的提起主体

1. 近亲属及相关单位、民政部门

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子女无过错的父或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未成年子女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子女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可以起诉撤销其父或母的监护权。”此次《意见》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也有权提起诉讼。特别是《意见》第三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监护侵害行为符合本意见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而相关单位和人员没有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建议当地民政部门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这次明确民政部门承担提起责任, 相比之前法律规定模糊的“相关部门”, 有利于突破实例少的现状。本案中, 民政部门作为兜底部门, 首次向法院提出了撤销申请, 这对于实践中监护侵害案件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2. 检察院

根据上述《意见》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 人民检察院可书面建议其他部门向人民法院提起父母监护资格之诉。那么, 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直接支持诉讼?从境外立法来看, 在法国, 检察院直接代表国家, 作为原告提起未成年人保护案件诉讼, 即国家司法机关 ( 法院和检察院) 介入未成年人监护之中。此外, 意大利、日本以及我国的澳门地区等也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笔者建议, 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让检察机关直接参与诉讼过程。

近年来, 我国社会经济、司法改革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检察机关成为监护权撤销诉讼的提请主体已是形势所需。首先,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 在开展案件调查、取证、提起诉讼和出庭辩论等工作方面有较强优势。其次, 检察机关大部分业务职能与诉讼相关, 并且其检察队伍熟悉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 拥有强大诉讼资源和丰富诉讼经验, 这赋予检察机关诉讼性基础。同时, 检察机关具有起诉权, 在办理虐待、遗弃案件时, 已调查取证的检察机关没有必要再将证据交给民政部门由其提起监护权撤销诉讼, 完全可一并提起, 节约诉讼资源。最后, 由于许多近亲属、邻居害怕监护人打击报复, 即使知道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事实也不敢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国家的保障, 因此, 可以放心从事相应工作。[1]案件中, 邱某的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若检察院在调查取证与提起诉讼的过程中能一并提起撤销监护资格之诉, 这不失为一个可行之策。

3. 父母

根据被撤销资格监护人的主观态度不同, 可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父母监护权撤销。所谓主动的父母监护权撤销, 是指由于父或母自身客观原因, 无法对未成年子女实施有效的监护, 甚至可能危害子女人身财产利益损失, 从而主动申请撤销自己的监护权。《日本民法典》与《瑞士民法典》均规定了父母可以申请撤销自己的监护权。[2]也有学者认为, 父母因客观原因 ( 如重病、无抚养能力、服刑) 不能行使监护权导致监护权撤销的情形在我国并不适用, 应通过监护、收养、社会保障等方式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进行救济, 另外也可以建立健全亲权终止、亲权辞任制度予以规范。[3]笔者认为, 针对特殊情形可规定父母主动申请撤销监护权, 但法院应秉持严肃谨慎的态度, 细致探究监护人申请撤销的原因, 防止他们逃避监护义务。父或母监护权撤销后, 仍无法免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即未成年子女仍有权向其父或母要求抚养费用, 子女免除对父或母的赡养义务, 判决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父母监护权撤销后的判后安置

( 一) 指定监护人的范围

根据《民通法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 我国目前监护人的范围不仅包括近亲属, 还包括相关部门。但是相关部门担任监护人是否合适?

1. 父母所在单位

“单位”在《民法通则》构建的监护制度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具有担任监护人的资格。但这角色的设置是《民法通则》出台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在当时, 这些制度的安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单位体制逐渐弱化, 单位在监护制度中承担的监护人角色必将顺应形势, 最终消灭。如今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是基于劳动合同确立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与过去相比淡化了行政管理的色彩。此外, 企业出于利润收支的考虑, 鲜有在合同中确定企业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情形的, 并且如今体制外的企业与职工的家庭越来越疏离, 在客观现实面前, “担任监护人的资格”对其而言, 成为了有名无实的摆设甚至是负担。此外,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也逐渐丧失了担任监护人的资格。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体制内的单位大多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 越来越成为“福利共同体”。[4]

2.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居委会和村委会均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没有独立资金以及专业人员的支持, 并且居委会和村委会管理的事务多且杂, 难以长期胜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此外, 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既赋予居委会和村委会监护指定权又明确其可承担监护职责, 双重职责加重了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负担, 实则不利于维护被监护人利益。

3. 民政部门

这次《意见》中明确指出, 在没有其他监护人可以指定及承继的情况下, 履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政部门要承担兜底责任。民政机关的职能主要是社会事务的管理, 像儿童福利院、救助站等机构属于其统领之下。作为行政机关主管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以及社会救助等业务多与未成年人的监护相关联, 便于开展对监护的监督和管理。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部门, 给付行政占其业务内容相当大的比例, 这种职能也有利于民政机关代表国家去履行对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给付义务。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民政机关的规模和编制在短期内难以适量扩大, 能否保证兜底责任的到位和实效尚需实践的检验。有学者建议, 可赋予民政机关采用行政委托的方式分解和下放有关监护权撤销后的兜底职责。[5]《意见》还规定, 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包括救助管理站,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强调对受到监护侵害进入机构的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这些机构可采取家庭寄养、自愿助养、机构代养或者委托政府指定的寄宿学校安置等方式临时性地关怀、照料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在此事件中, 因未成年人邱某的母亲、外祖父母都不愿承担监护责任, 法院依法指定民政部门作为其监护人, 并依照民政部门申请, 指定张某某为临时照料人。邱某比较幸运能得到热心人士照料, 但如果未成年人面临无人照料的境地, 就只能进入未成年人救助机构等待未知的希望, 所以, 一方面鼓励收养行为、放宽收养资格的限制 ( 如收养人的年龄、有无子女、收养子女人数等) , 另一方面对收养人给付一定金额的补助费, 一定程度上能圆孩子一个家庭梦。此外, 随着国内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 将监护权以委托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也符合现实情况。

( 二) 指定监护人的顺序

《意见》规定: “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 未成年人有其他监护人的, 应当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人民法院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可在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的人员和单位中指定监护人。指定个人担任监护人的, 应当综合考虑其意愿、品行、身体状况、经济条件、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联系以及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愿等; 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担任监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可以看出, 《民法通则》规定的顺序是应当首先考虑的顺序而不是必须的顺序。因此, 本案在充分考虑了民法通则规定的顺序, 但并未规定需严格依照该顺序, 而是规定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与“根据待定人实际情况原则”, 可以说民法撤销了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权之后, 按照顺序, 根据排除的方法, 充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最终确定由民政局承担邵某的监护责任。[6]

此外, 应遵循兼顾未成年人的意愿并有利于其发展的原则。10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已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应参与到剥夺不适格父母监护权、选任新监护人的过程中, 并且正常情况下法官不能干预其选择。此种做法符合《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儿童有权参与影响到他们自身利益的司法、行政、立法的程序中去”规定, 并且响应了《意见》贯彻落实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中, 邵某已经年满10 岁, 其也明确表示愿意跟随临时照料人一起生活, 但根据临时照料人的实际能力, 为了最有利于邵某发展, 为了下一步有效解决邵某的户籍、教育等问题, 最终还是确定民政局为监护人。当然, 考虑到民政局同意以寄养的方式由张某某继续照料, 实际上仍然尊重了邵某的选择。[7]

四、父母监护权的恢复

父母监护资格撤销后, 是否可以恢复其监护权? 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以法国为例, 《法国民法典》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 “被撤销监护权的父或母可以提出申请, 结合已发生新的情况, 请求法院恢复他们被撤销的权利之全部或一部, 但是这种申请, 仅在宣告完全撤销监护权或部分撤销监护权的判决成为不可撤销的判决之后至少经过一年, 才能提出; 如申请被驳回, 只有经过一年, 始得再行提出之, 如在提交申请之前, 子女已受安置以准备由他人收养, 任何请求均不予受理。”[2]撤销监护权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让未成年人更健康成长, 法律制度对亲情圆整性的本能诉求有必要作出回应。这次出台的《意见》就监护资格的恢复做了明确的规定, 分别在《意见》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以及第四十条予以体现。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的界定: 其一, 被撤销资格的监护人的自其资格撤销后的三个月至一年内, 以书面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其二, 对恢复监护人资格的申请应当征求未成年人现任监护人和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 并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和组织进行调查和评估; 其三, 人民法院经征求、调查、评估认为申请人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宜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原指定监护人的监护人资格终止。此外, 《意见》也对诸如性侵、出卖、虐待、遗弃情节严重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并被判刑较长期限的原监护人做了不得恢复监护权的硬性例外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原则的底线和刚性, 也和制度所谋求的儿童最大化利益原则相一致。

摘要：近年来, 随着徐州“童小玲案”等恶劣事件的发生,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已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运用法律知识评判父母是否“适格”, 对父母监护资格进行深度考量, 撤销不适格父母的监护权, 逐步成为法律界一些学者深入研究的方向。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后续关怀体制, 才能真正帮助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关爱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加强未成年人生活的后续保障, 才能够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推行依法治国。

关键词：不适格父母,监护权撤销,判后安置,监护权恢复

参考文献

[1]孙威.论我国撤销父母监护制度的提起主体[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2) :28.

[2]张加林.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研究[J].学术论坛, 2010 (5) :232.

[3]田小江.论亲权剥夺制度之完善[J].人民论坛, 2011.

[4]李云波.“单位”在监护制度中的角色转变[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5 (5) :6.

[5]彭刚.剥夺与回归: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建构机理及其完善[J].宁夏社会科学, 2015 (4) :191.

撤销申请书篇3

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份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意见》根据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的7种严重情形—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的；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的；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致使未成年人处于困境或者危险状态的；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情节恶劣的；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前6项都是非常具体的，最后一项兜底条款，如果严重程度相当前六项规定也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胡云腾说。

在未成年人权益受到监护人侵害时，谁可以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意见》中也明确了四类人员和单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其设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

撤销鉴定申请书篇4

申请人：王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生，住址：石家庄市新华区，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撤销对申请人伤残等级进行委托鉴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高XX、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交通事故纠纷一案已诉至贵院。申请人已提交了伤残鉴定申请，但由于鉴定条件尚不具备，同时也为避免诉讼长时间拖延，现申请撤销对申请人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望批准。

此致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月日

张峰，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撤销处分申请书篇5

尊敬的校领导、班主任老师：

我是2011届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名字叫XXX，学号是XXXXXXXXX。本人曾在2013年4月因为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根据学校规章制度给予我相应的严重警告处分。

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来的深刻反思，我为自己当时一时贪玩的不理智行为深深感到内疚、追悔莫及，并对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进行深挖细找，认清了违纪造成的严重后果。之所以发生违纪事件，是本人平时学习不够、要求不严、思想觉悟不高。就算是有认识，也没能在行动上真正实行起来。没有纪律观念和集体观念，但是这个处分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幡然醒悟，理解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犯了错误就要受到处罚，所以处分下达以后，我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潜心从自己身上找错误，查不足。所以这几个月来，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纪律和学习上都比以前更加努力，现在我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的我，有较强的纪律观念，也懂得了身为一名学生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生活中，我在各方面都极力争取做到让人无可挑剔。但人无完人，我在一些学习和生活的细节中可能还存在有一定不足，不过我会努力把坏习惯全都改掉，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的。“吃一堑、长一智”，今后我一定要和同学、班干部以及学校社会加强沟通。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违反校纪校规的情况。

之后，我也与班主任沟通他也没有怎么批评我，而是鼓励我，希望我不要抱怨别人和环境，要勇敢的去面对错误，争取后面的做的更好，甚至努力去做出更出色的成绩来弥补这次错误。在与领导老师的交谈之后，我不仅认识到了我犯的错误，还懂得了我后面该怎么去做。事实上，这几个月来，我也按老师们的希望在努力着。首先，思想上，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提升思想认识。与时俱进，了解社会发展动态，认识社会发展趋势。作为专生，刚刚进校的学生，我要让自己知道以后要如何的去认真学习。好对以后自己出社会，为社会做一份有用的贡献。

以上是我在这几个月来的主要表现，希望领导老师审查。并恳请学校领导老师准予取消处分。我非常感谢老师和学生会干部对我所犯错误的及时指正，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有类似行为发生在我身上，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工作中多多帮助我，帮助我克服我的缺点，改正我的错误。为了挖掘我思想上的错误根源，我在此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也真心地希望我能够得到改正的机会。请老师和同学们多多监督我。

相信老师看到我这个态度也可以知道我对这次事件有很深刻的悔过态度，相信我的悔过之心！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X

撤销申请书篇6

不光是企业, 知名高校也将自己的学校名称、学校品牌进行了防御性注册。以浙江大学为例, 浙江大学在2002年4月, 将自己的校徽“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1897鹰图形”、简称“浙大”、拼音“ZHEDA”及前身求是书院名称“求是”四件商标, 进行了全部45个类别的防御性注册, 使学校名称、简称等得到了最大范围的商标注册保护。

然而, 今年6月, 浙江大学收到了国家商标局的挂号信, 某日本企业对浙江大学注册在28类“渔具”商品上的校名商标提出了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撤销申请。

《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注册商标,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 (一)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 (二) 自行改变注册商标的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 (三) 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 (四) 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从该条文可以看出, 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 可以被撤销。

诚然, 浙江大学作为一家高等学府, 一个教育机构, 虽然在全类上进行了防御性注册, 但其中大部分商标必然存在不使用的情况。那么, 类似浙江大学这种防御性注册的商标, 应该被撤销吗?笔者认为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商标不能一概而论。

世界各国取得商标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使用取得, 即通过实际使用获得商标权;另一种是登记取得, 即通过向商标管理部分递交申请, 经登记后取得商标权。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登记获得商标权的制度。以我们国家目前的商标申请注册制度来看, 商标申请人向商标局递交注册申请书式, 缴纳注册费后, 经审查和公告后, 即可获得商标权。该制度不问注册目的, 亦不以实际使用为前提。嗅觉灵敏的投机人事便将目光瞄准了商标市场, 大量注册、囤积商标, 形成垄断。于是, 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制度孕育而生了。

从设立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制度的立法理念来看, 主要是为了解决商标抢注问题, 使商标投机分子的抢注成本提高, 风险增大, 保护了那些想注册商标却因他人注册在先而无法申请的人利益, 使他们有了争取权利的机会。但有利自然有弊, 这种一刀切的行为会损害某些注册人的利益, 比如浙江大学。

笔者认为, 由于浙江大学的身份特殊, 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制度对其名下的防御性注册商标不应发挥作用。理由有四:

1. 防御性商标是为了防止他人抢注浙江大学学校名称而进行注册的商标, 起防御性保护作用。

浙江大学是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 拥有人

才、科技优势, 因此也成为了商标投机者的主要目标。浙江大学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商标异议和商标争议上。根据笔者的统计, 浙江大学每年进行的商标异议、争议案件均超过10件。为彻底断绝商标抢注的现象, 2002年4月8日, 浙江大学将校徽“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 1897鹰图形”、简称“浙大”、拼音“ZHEDA”及前身求是书院名称“求是”一共四个标志在全部的45类上进行了防御性注册, 共180件商标。注册防御性商标是保护浙江大学自身学校名称的行为, 非抢注或囤积行为。若防御性商标被撤销, 将导致商标抢注的兴起, 增加浙江大学的维权成本, 侵害浙江大学的合法权益。

2. 商标的本意是区别商品来源, 避免混淆,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学校是教学育人的地方, 提供的是教学服务, 并不直接生产各类商品, 在商品上申请注册学校名称是一种保护性注册, 目的是防止他人抢注。若有人将知名学府的名称用在商品上, 如“北大书桌”、“清华电脑”、“浙大渔具”等, 必然使消费者造成混淆, 认为标有相关名称的商品同知名学府具有某种联系, 损害消费者利益。避免混淆是商标保护的最基本目的, 浙江大学将学校名称在全部45个类别上进行注册, 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人抢注而造成混淆。因此, 就算北大没有生产书桌, 清华没有生产电脑, 答辩人没有生产渔具, 作为防御性注册的校名商标, 也不应该撤销, 这是保护知名学校名称的第一步, 也是保护消费者经济利益及信赖利益的第一步。

3. 从立法理念来看, 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撤销不应适用于浙江大学这类特殊主体。

商标法设置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可以撤销的目的, 是为了鼓励商标的使用, 以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同时也是为了清除《商标注册簿》中不使用的商标, 以扫除他人使用的障碍。可见, 设置该程序, 是为了防止商标这种稀缺资源闲置, 避免商标落入投机者手中而使真正需要使用商标的人权利受制。但这并不适用于浙江大学这类特殊主体。学校名称是特有名称, 是专属名称, 和学校直接关联, 不存在影响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即便将学校名称注册在和教育毫不相干的商品和服务上, 也不会因此而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

4. 商标局下发的《提供商标使用证据需知》中《关于商标的使用》该部分第5点指出“以下情况时为注册商标不使用的正当理由:

(四) 其他无法使用的情形。”浙江大学作为知名的高等学府, 将学校名称、简称等在全部45个类别上进行了防御性注册, 若因其不使用而撤销, 将给商标抢注者打开方便之门, 不利于保护知名高校的名称权益及商标权益。因此, 笔者以为, 知名高校的校名防御性注册商标, 可列入“正当理由不使用的注册商标”范围。

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篇7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饶事件”，“五马”之中二人落马，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这一过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云覆雨惊心动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原华北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就是北京及其周边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即归中央直属，此次撤销华北机构顺理成章。以此为标志，针对大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了。

为什么要调整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三年，经济基本恢复，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极具个人权威；大区拥有立法权，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以从地方收权，又可以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于是便有了调“五马”进京的构想。

向苏联学习

在“五马”进京之前，各大区军事将领已经先行一步调离。辽沈战役后，东北无战事，原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率部入关，由不太懂军事的高岗接任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林彪一路南征，担任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书记兼司令员，1950年10月，他到苏联养病，将四野主力移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中南局事务由第二书记邓子恢负责；同一时间，彭德怀远赴朝鲜战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成为实际负责人；西南局刘伯承1950年主动提议到南京筹建解放军军事学院；华东司令员陈毅与毛泽东“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并且陈毅与华东一把手饶漱石不和，留在当地也有制衡作用；华北聂荣臻入驻中南海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几乎不再过问华北军区事务。

中央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大行政区的联系与控制。比如密集宣召地方大员进京开会，新中国成立之后仅八个月，就召开了80多种全国性的专业会议。各大区主要领导人与中央及其他区之间的兼职和交流不断，还规定大区每三个月须向政务院送工作综合报告一次，重要会议记录和资料报送政务院等。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都向苏联学习，权力集中到中央后如何分工，首先想到的也是向苏联取经。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同时发给驻苏大使张闻天电报，透露：“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张闻天的任务就是去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五马进京”

1952年7月，刘少奇批转《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领导。”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陈云8月将出访苏联，急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刘少奇7月中旬给邓小平发电报，邓二话不说7月下旬就携全家到了北京。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邓楠想到在重庆别人都管爸爸叫“首长”，好奇地问“到了北京爸爸是什么长”？邓小平回答：“脚掌”。

9月习仲勋到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长陆定一降职为副部长。习仲勋时年仅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另外四人中最小的高岗也已经47岁。陆定一从大革命时代就从事宣传工作，遵义会议后几乎一直是中共宣传口第一领导，习仲勋认为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宣传工作经验，让陆定一这样的前辈做副手不妥。

搞宣传是毛泽东本人的强项，能让他选中做宣传部长的人必然是十分赏识的。毛泽东曾问薄一波对习仲勋的看法，薄回答：“年轻有为”，毛说是“炉火纯青”。毛泽东坚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当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顾虑，毛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励他：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实际上，此前中宣部的会议经常是副部长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坐在下面听。陆定一晚年说：“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如何如何说的。我们只好听他的。”“五马进京”之前刚刚进行了“三反”运动，中宣部打虎会议竟然没让部长参加，结果研究推出的老虎就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本来就居于副手地位的陆定一，对降职处之泰然，与习仲勋关系融洽。

1952年10月8日，高岗进京，毛泽东对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寻常。9月毛泽东给高岗发了三次电报催促速速来京，25日的电报还问，到京具体是哪一天、什么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建国初期的东北可以说处处当先，事事垂范。高岗在陕北根据地时就受到毛泽东赞赏，东北解放较早，紧邻苏联，战略位置格外重要，让高岗负责东北全局工作足见对他的重视。东北继承日占时代工业遗产，优先得到苏联贷款和技术支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高岗主政期间处处争先创佳绩。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会工作等问题上，当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都站在毛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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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高岗信任有加，不止一次表扬他，对他也很宽容。高岗生活铺张，与苏联方面过从甚密，颇受斯大林赏识，毛泽东心中有数。据《叶子龙回忆录》记载，“三反”运动中各地打老虎，高岗竟真的打死一只东北虎装箱送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毛看着那只硕大的老虎说：“这个高麻子啊！”高岗脸上有些麻子，故有此外号，毛泽东让把老虎抬走他不要。叶子龙称，对于高岗有很强的权力欲，毛泽东早就知道，但他认为“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因此并无过多计较。

一边翘首以待，另一边举棋不定。高岗觉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东北干得正起劲，不甘放弃。但任命已经决定，不得不去。他对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到北京之后高岗也许很快就忘记了忧虑。他受命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构与政务院平行，中央所有工业和经济部门先后划归计委管理，堪称“经济内阁”。他迅速投入到极富挑战性和成就感的新工作中。

1953年1月邓子恢离开武汉举家入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是“五马”中年龄最大的，老成持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与富于工业经验的高岗搭档正好是一农一工。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高岗当时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公务极为繁忙，通常不出来迎接访客，唯独邓子恢来的时候他特意叫秘书出门迎候。

最后一个到位的是饶漱石，1952年秋他随同刘少奇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耽误了进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饶漱石也许也是带着几分彷徨的。1952年春，他患有严重的面部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治疗。5月间，他在半夜突然求见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据杨尚昆回忆，“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在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饶漱石态度不够积极，处理方法“偏右”，这些都是令饶漱石“心虚”的问题。“高饶事件”后，饶漱石花半年时间写了份两万字检查，交代自己四个错误，其中之一是“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休息”。在检查中，他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泽东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高饶事件促使大区最终撤销

“五马进京”各就各位。至1953年2月，各大区相继撤销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各地权力收归中央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央内部的统一和集权。

1953年上半年，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大幅度调整，八个全国主要工业部门划归给国家计委领导。这一安排改变了周恩来及政务院主管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刘少奇负责的财经委员会工作也部分划归高岗。

一时间，刘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鼎立之势。高岗行事高调，毛泽东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他多次向中央及地方的重要领导人透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进行“私下串连”，在若干事件中对刘少奇间接发难。饶漱石恰好在同一时期与刘少奇发生一些争论和冲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间穿插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的矛盾，原华北局干部与其他地区干部的矛盾，“山头”政治影响党内团结。为阻止党内分裂的趋势，毛泽东发起对高饶的批判。

对高饶两人的批判及他们个人的检讨中，都提到了被调来中央工作时，疑心是“调虎离山”，等于说他们在地方有占山为王之势。这对各大行政区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区纷纷向中央表决心。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范晓春总结道：“尽管‘高饶事件’不是导致大行政区撤销的直接原因，但它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4月开始，中共中央讨论了撤销大行政区的具体问题，6月通过撤销大区的最终决议。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由于大区机构非常庞大，撤销后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几万名干部如何安置。大区高级领导人大部分进入中央任职并且受到重用，普通干部在本地机关和职能、业务部门消化。东北因为出了高岗，高级干部受到株连较多，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撤职或降级下放，华东少数干部受到处分。

大区撤销是1954年中国政治体制转向集权的一个部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目标。《共同纲领》完成了临时宪法的使命，全国政协也不再是代行人大职能的最高权力机关。大区撤销标志着地方权力收归于中央，第一届人代会标志着中央权力收归于中共。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谈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参考资料：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范晓春《中国大行政区研究》，王海光《高饶事件再解读》，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习仲勋传》《叶子龙回忆录》）

浅析我国行政许可的撤销篇8

【关键词】授益行政行为；行政许可；撤销；存续保护

授益行政行为，是指行政行为的效果系对相对人设定或确认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的行政行为。[1]违法授益行政行为之所以可以撤销，原因在于一是因受益人的信赖不值得保护；二是因信赖利益值得保护，但撤销所欲维护的公益仍然大于信赖利益，在此就会产生补偿或赔偿损失的问题。目前对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具体操作原则是以撤销为原则，以不得撤销为例外[2]。

1、授益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综述

1.违法行政行为撤销标准

行政行为的撤销必须以行为违法为前提。只要行政行为与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的要求不符就是违法。由于违法瑕疵重大明显的行政行为是无效的，自始不产生效力，行政相对人也不用受其约束。我国行政法理论受严格“依法行政”原则的传统行政法学理的影响，行政机关在撤销、废止或变更行政行为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和拘束的观念，并没能具体细化到实体法规定中。我国也大多将“行政行为撤销、变更与废止”的描述仅限于将其作为行政行为效力变化或终止的形式。学界对于撤销、变更与废止的问题的具体讨论也多局限在概念的界定区分、负有权限的机关以及法律效果等问题上，很少涉及行政机关行使相关权力的约束问题。具体到行政机关撤销授益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许可问题，理论上对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行为的具体标准探讨并不成熟。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第69条规定了五种撤销情形与两种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条件。对比德国法，可以发现，我国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的标准太过笼统，对具体的撤销程序、补偿赔偿范畴以及争议事项等未做规定。行政机关掌握过宽的自由裁量权，只要不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其完全有权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无需像德国法规定那样受到层层程序限制。

2.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源自于法安定性原则与基本权利规范。其法理基础在于，对个人就公权力行使结果所产生的合理信赖以及由此衍生的信赖利益，法律制度应为之提供保障，而不应使个人遭受不可预期的损失。[3]信赖保护原则之所以能适用到授益行政行为，原因在于对授益行政行为撤销（或废止）的决定，会对相对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即相对人此时存在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在颁布后曾受到多方赞誉，甚至有学者认为，第二项限制条件的规定是“行政法学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化”。从毫无限制的撤销自由到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时应对无过错的受益人进行损失补偿，行政法革新的进步意义应当值得充分肯定。但仍不能忽视的是现行法规定的信赖保护与信赖保护原则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第69条所坚持的仍然是公共利益至上原则，并未真正为个人私益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而第1款中对“可以撤销”而非“应当撤销”作出规定，实际上也是在依法行政原则范畴内裁量，目的在于防止“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并无关涉。[4]

2、对完善我国制度之思考

1.我国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注重考量公民的信赖利益。尤其是在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利益平衡之中，不应完全以公共利益需求为主导，应该将私益置于与公益相平等或者相对更为重要的地位。[5]从这一方面来说，信赖保护原则强调的是特定情况下超出特别法具体规范之外的实质公正。承担信赖利益保护之重任的主要是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仅能在特定阶段、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起到补充作用。因此，该原则存在的意义在于，信赖保护原则在个案中适用会取决于行政机关在特别法规与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一般信赖保护条款之间作出的选择适用，以及在公益与私益之间做出的利益权衡。

2.考虑从信赖保护过渡到存续保护

与我国许多学者致力于提升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性与地位不同，德国学者并不视该原则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刘飞教授梳理过德国相关文献资料，提出德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最高定位是将其认定为与行政活动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可测量性、合比例性、滥用禁止、诚实信用等原则相并列的“行政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6]正如前文提到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信赖保护原则适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德国的一种尝试是由有限的信赖保护过渡到相对宽泛的存续保护[7]。与前者不同，存续保护的对象是行政行为的存续状态，即经由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事实和法律状态的存续；其覆盖范围至所有类型的行政行为，而不区分行政行为的效果问题；同时存续力保护综合体现了法的安定性、行政行为存续力理论之价值。

3.发挥依法行政原则应有之义

国家对合法的公权力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害，以及因行政决定的变更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基于补偿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而应有之义。从依法行政原则出发，撤销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是对原本合法却因法律或事实状态的改变而不再具有合法性的授益行为予以废止。[8]依法行政原则理论依广义解释，其重要意义在于限制行政权并让行政权服从法而非个人，尤其避免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情形下缺乏法治约束的“一言堂”。因此就实现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进而建设现代法治与维系公民信赖之目标而言，根本上仍主要依靠于依法行政原则。鉴于信赖保护原则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并且依法行政原则能够一定程度上达成既定目标，故在信赖保护原则尚未法定化的条件下，发挥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之义更切实际。

3、结语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以行政许可为例的授益行政行为在撤销之时，撤销具体标准由行政机关裁量，并实质性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制约，而非字面误解的信赖保护原则。我国的《行政许可法》并未像德国规定了对违法行政许可决定适用存续保护，“可以撤销”之条款的法理基础仍然是基于依法行政原则。因此，就尚未细化的具体标准与有限的信赖保护原则适用，更现实的做法是充分发挥依法行政原则之作用，把控好撤销标准的“阀门”。

注释

[1]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212页。

[2]不得撤销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撤销将对公益造成重大危害的情形；二是信赖保护原则优于依法行政原则的情形。

[3]刘飞：“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以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为基点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3页。

[4]同前注[3]，第18页。

[5]同前注[3]，第18页。

[6]同前注[3]，第19页下脚注[84]。

[7]源于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在1982年一份判决，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36页。

[8]同前注[9]，第11页。

参考文献

[1]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7.

[2]刘飞.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以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为基点的考察[J].法学研究，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