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论水浒传人物形象（通用8篇）

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篇1

【摘 要】 《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儒文化侠文化理性血性心理结构水浒传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

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2］。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四宋江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宋江心理结构中儒、侠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织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协的性格基础。佚名的《读〈水浒传〉书后》有评论说：“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2］在宋江身上，儒、侠文化几乎呈现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为复杂。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两种文化形态者，典型的如林冲。以前的人物论多认为林冲的遭际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性格是由软弱到反抗的典型，他体现了《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其实林冲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体制内生活，他对体制秩序的归附心态是比较强固的，后来上梁山后也同样忍受王伦之气，屈居人下而能随遇而安。但林冲毕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胆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当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给他稳定的生活时，他必然要奋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杀陆谦、富安，后是火并王伦。从林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从儒文化心态向侠文化心态的变化。

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

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

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篇2

一、粗鲁行事型

说到《水浒传》中的粗鲁人物,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逵, 第二个想到的就是鲁智深, 他们两个可谓是《水浒传》中的“粗鲁双侠”, 行事风风火火, 声音如雷般响亮。有人说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 但如果细细品味, 就可以发现他们虽同为粗鲁人, 但两人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从形象上来看, 李逵属于乡村野蛮汉一类, 而鲁智深则属于忠厚义侠之人。《水浒传》中描写李逵时这样写道:“黑熊般一身粗肉, 铁牛似遍体顽皮。怒发浑如铁刷, 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杀下云梯。”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知, 李逵一身粗肉, 遍体顽皮, 且面孔狰狞, 一句“恶杀下云梯”, 将他的本性无遗的表现出来, 他就像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教育的一个乡村野夫, 我行我素, 不被其他的法律或者道德所束缚。”他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想爆炸就爆炸, 什么事情都不考虑。

《水浒传》中描写鲁智深是:“上穿战袍, 腰系文武双股鸦青绦, 足穿鹰爪皮四缝干黄靴。面圆耳大, 鼻直口方, 身长八尺。腰阔十围。”从“穿着战袍, 腰系青绦, 身长八尺, 腰阔十围”等描写可知鲁智深是一个武生形象。我们都知道鲁智深还有一个别称, 叫鲁提辖, 提辖是一个官的称呼, 在现在看来, 鲁智深都可以算是国家公务员了,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当然是属于形象好气质佳的一类。而且鲁智深“面圆耳大, 鼻直口方”, 这样的长相, 给我们一种比较温和的感觉。

从做事风格来看, 李逵是极具有行动力的人, 但他却缺乏思考, 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杀杀杀, 见人都是砍砍砍, 做事情也从不考虑后果, 频频惹祸。而鲁智深, 如其名, 虽鲁但智深, 他无论是拳打镇关西还是救金翠莲父女, 都能够证明他是一个颇具智慧的人, 在救金翠莲妇女时, 他懂得要堵在大门, 防止他人通风报信, 另一方面, 他也懂得等金翠莲父女走远再去找镇关西算账, 给金翠莲父女争取更多逃跑的时间。

二、尽忠报国型

在水浒传中, 还有另一种典型人物, 就是尽忠报国型, 一提起忠我们不得不谈的就是宋江, 宋江从梁山第二把手晋升为第一把手后, 就下了第一条关乎梁山兴亡的大决策——招安。招安是对朝廷的妥协, 对朝廷示弱, 尽管众多兄弟坚决反对, 却依旧没能够去改变他的想法, 阻止他的行动。宋江宁愿愚忠被招安后遭受各种不幸, 也不愿意落得个反对国家的罪名。

他自始至终, 忠于皇帝, 忠于宋朝, 忠于整个封建社会制度, 直到最后被踢毒酒, 都不忘为宋朝解决后患杀掉李逵。宋江在整部水浒传中将古代人那种尽忠报国,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另一个忠君思想深入骨髓的人便是林冲, 尽管妻子被调戏, 遭受好友背叛, 从误入白虎堂到风雪山神庙, 他明知是遭奸人所害, 却依旧想着靠着他们重新回到朝廷。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他绝不会去投梁山。上梁山有两种人, 一种是自愿上梁山, 另一种是被逼的才上梁山, 林冲就是属于第二中。

宋江和林冲他们都是属于尽忠报国型的人, 但如果我们剖开忠的外表去看他们尽忠的实现方式,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

宋江看惯了朝廷的黑暗, 却不敢推翻朝廷, 去创建一个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国家。他是选择一种曲线救朝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忠义, 他选择将梁山做大做强, 让自己强大到足以跟朝廷的奸佞抗衡, 和整个朝廷抗衡。宋江的目标是拥有与朝廷谈判的资本, 让朝廷做退一步的打算, 他以反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忠。

而林冲是一味顺从朝廷, 祈求得到他们的重视而能够在仕途上得以升迁。当发现高衙内正在调戏自己妻子时, 他竟然能够强加忍受, 给高衙内有逃跑的时间。当高太尉说想见林冲时, 尽管自己妻子被高太尉儿子调戏, 但出于想接近高太尉的目的, 他还是选择前行了, 最终酿成了误入白虎堂的惨祸。当被刺配时, 受差役刁难和陷害, 他还一味顺从, 希望服役期满时, 可以回到家中与妻子团聚, 但无奈一退再退, 最终无路可退, 才选择手刃陆谦然后上梁山。

三、聪明智慧型

水浒传中还有一类人物, 他们犹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身怀绝技, 无所不能, 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梁山泊的吴用和公孙胜, 他们同属于梁山集团的智囊团成员, 为梁山出谋划策。

通过研读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 我将从儒学思想和道家思想这两个切入点来对吴用和公孙胜的进行分析研究。

作为梁山泊的正牌军事, 吴用无论在形象还是在言语上颇有中国儒学之风, 论才学能力, 公孙胜和他不相上下, 但为什么吴用却可以作为梁山集团的正牌军师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吴用是尚儒学, 具有浓厚的入世思想, 他适合宋江的需要, 适合整个梁山的需要。他是为了得以做官谋士才加入梁山泊, 推替天行道为梁山的主旨只是为了得老百姓支持, 让天下英雄好汉得以归于梁山泊旗下, 进而去做大梁山做强梁山。将梁山做大做强是目的, 而替天行道安抚百姓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 这与宋江的意图具有共同性, 因能够得到宋江的重用。

在宋江选择被朝廷招安时, 吴用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 他也想着自己能够被朝廷认同, 然后有的官可以做, 丝毫没有想过要自己独立成立一个朝廷, 这是他的一个局限, 他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 认为应该尊君, 不能推翻朝廷, 反叛封建制度, 避免日后落得个逆臣之名。

公孙胜道号为一清先生, 很明显他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宋朝时期, 举国姓道, 连当朝皇帝宋徽宗都自称为道君皇帝, 道家如此得皇上之心, 公孙胜又有才华, 想得到皇帝的赏识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无心从政, 厌倦官场, 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故而将生辰纲一事告知晁盖等人, 欲让他们截取生辰纲去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去救济贫困之人。

公孙胜一路帮助梁山从建立到扩大到最终达到鼎盛的目的在于希望梁山能够强大到帮助百姓,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梁山是实现他宏伟理想的工具, 这一点与吴用有很大的区别, 公孙胜不求名, 不求利, 只求给百姓一个安稳的环境, 让百姓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当宋江一伙决定被招安时, 这打破了公孙胜一直的期望, 让公孙胜二次以离家多日想回家尽孝的理由离开梁山泊。公孙胜属于道家学派人物, 没有任何与世竞争的念头, 也没有谋取功名的意愿。

论《水浒传》中时迁的人物形象 篇3

关键词：抗争 命运 悲惨 结局

《水浒传》自诞生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究其原因，除了传奇英雄林冲、鲁智深、武松脍炙人口的故事经久流传，晁盖、宋江等梁山头领义薄云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出身底层的小人物点缀，他们的存在让《水浒传》反映的英雄传奇故事有了清晰的立体感，鼓上骚时迁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一、出身低下

据《水浒传》和记载梁山好汉的古籍文献中交代，时迁是高唐州人氏，在北宋梁山起义时隶属河北东路博州，即今天的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史书对他的父母及幼年时期的事迹没有描述，只说他居无定所、无职无固定收入，以偷盗为业，甚至偷坟盗墓，善能飞檐走壁，人称鼓上蚤。后来曾在蓟州府（今天的北京、天津一代）惹下官司，被蓟州两院押狱杨雄救下。

从单纯的出身方面来看，时迁的地位非常低下。无职的来源不仅让他无法比肩朝廷降将关胜、呼延灼、索超等人，就是啸聚山林中的绿林好汉的寨主、头目的身份也是他高攀不上的，即使是宋江嫡系招来的头领汤隆，也以其铁匠出身远远排在时迁之前。梁山好汉出身及其复杂：政府军官、绿林好汉、商贩走卒、渔民田夫……典型的“七十二行”。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食政府俸禄的军官，还是自谋生路的各行各业的英雄，他们都鄙视出身盗贼的人，盗墓为主的时迁和盗马为主的段景住尽管都有战功，而且时迁还战功显赫，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梁山排座次时的牺牲品。

再看时迁其后的事迹，盗贼生涯更注定他一生的悲剧。在北宋时代，朝廷黑暗和社会动乱导致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梁山好汉中有打铁特长的金钱豹子汤隆，医治病人的神医安道全，医治战马的紫髯伯皇甫端，专司书写的圣手书生萧让等都凭借着一技之长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即便是滞留陌生之地的拼命三郎石秀，也通过砍柴卖柴养活自己。而独独是鼓上蚤时迁，身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却做起了被英雄好汉所不齿的盗贼。即便是他以后为梁山的发展和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改变不了时迁在梁山好汉中的猥琐形象，地位低下、排名靠后在所难免。

二、屡建功勋

时迁上梁山之后，因为有飞檐走壁的绝技和聪颖的头脑，在梁山对抗朝廷征讨以及梁山讨伐城池山寨时打探消息、混做内应，用特长为梁山立下了赫赫战功。因为这些战功，使得他在关键时期屡屡得到重用。梁山大聚义时，排第一百零七位，上应“地贼星”，与乐和、白胜、段景住四个人共同担任走报机密步军头领，排在第二位。共同接受总探息头领戴宗的领导。

排座次前，时迁为梁山的壮大披荆斩棘，屡立战功。呼延灼征讨梁山时，以连环甲马冲阵，使得梁山军队陷入苦战。军师吴用便让时迁前往东京，到徐宁家中盗出宝甲，以此诱徐宁上山，最后徐宁教会梁山将士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三打大名府时，时迁潜入城中为内应，他躲进翠云楼，按约定放火为号，指引梁山军发起总攻，使梁山最后攻破了大名府；攻打曾头市时，时迁奉命查探敌情，将曾头市备细摸得一清二楚，并将史文恭所设陷坑全部探知。宋江假意与曾头市谈和，时迁又与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一同到曾头市作人质，并使曾头市相信了梁山的谈判诚意，被关押在法华寺中。后来，他爬上钟楼，撞钟为号，与梁山军里应外合，攻破曾头市。

排座次后，时迁继续发挥自身的特长。三败高俅时，宋江命时迁、段景住潜入济州，协助孙新、张青火烧船厂。二人却认为火烧船厂难显“高强”，根据实战形势埋伏在城门边，趁着船厂火起之际，烧毁济州城楼与城西草料场；梁山受招安后，时迁随宋江南征北战，先后征讨辽国、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多次潜入敌军内部放火。

时迁不以摧城拔寨的直面冲阵见长，却是刺探情报、敌后破坏的特战高手。他多次深入敌后“作战”，东京盗甲、火烧翠云楼、刺探曾头市、撞钟法华寺、火烧济州、火烧宝严寺、卧底盖州城、火烧独松关、火烧昱岭关，他在诸多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梁山五虎可失二虎，但却绝对不能少了时迁。

三、座次排挤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梁山虽然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但在众多英雄豪杰出身参差不齐，性格大相迥异，觉悟高低落差，目的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就难免产生派系之争。细究其派系组成，最大的派别当推宋江派，第二大派系是以鲁智深为首的“三山派”（三山指“二龙山”、“桃花山”和“少华山”），其他有影响力的派系还有以林冲为首的“元老派”、以关胜为首的“降将派”、以卢俊义为首的派别等。就是只包含公孙胜、樊瑞、李衮、项充四人的公孙胜派也因为入云龙公孙胜的特殊地位而在梁山上占据一席之地，派系色彩较淡的时迁在派系分立时显得形影孤单。

时迁上梁山颇具戏剧性。他没有林冲被逼梁山的传奇故事，没有关胜被擒上梁山前巡检级别的身份，只是在翠屏山盗窃时恰巧听到昔日恩人杨雄和结义兄弟石秀的对话，目睹了杨雄杀掉淫妻的经过，就用盗贼惯用的伎俩威胁两人，最后两人只得带他投奔梁山。到梁山后，杨雄和石秀还差一点因为时迁偷祝家庄的报更鸡而被头领晁盖杀掉。因为石秀勇救卢俊义，勉强为自己找个靠山，时迁在梁山派系归属中有人把他拉入卢俊义派。在作者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排法，出身财主、枪棒天下无双的卢俊义应该不屑与他为伍。

从这个方面去分析，时迁可以算成无门无派的“孤家寡人”，在梁山和北宋朝廷论资排辈的背景下，即使他身怀绝技、屡立战功，也免不了被排挤、打压。我们从宋江嫡系的安排上可以鲜明地看到这一点。宋江的亲弟弟宋清，从《水浒传》的文字资料和影视作品中没有看出他有任何特长和功勋，但他却凭借梁山泊主宋江弟弟的身份排在108将中的第76位，远远超过功勋卓著的时迁。还有武艺稀松、好色误事的矮脚虎王英，凭借娶了宋江的干妹妹扈三娘，就大受宠幸，担任要职，担负要务。上述事例不仅反映了宋江在用人策略上的“任人唯亲”，也是时迁排座次被排挤的有力证明。

所以，在梁山大聚义排座次时，能力出众，功勋卓著的时迁，被排到倒数第二，排位尚不及碌碌无为的王定六、郁保四，不及只会造船的孟康，不及只会裁缝的侯建，不及只会酿醋造酒的朱富……仅仅超过以盗马为业的段景住，可以说是梁山任人不公的典型案例，也是首领宋江、吴用等人的刻意安排。也有人从出身论、派系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时迁出身黑白两道都不耻的窃贼，有过偷坟盗墓的前科，而且没有任何派系的支持，这才导致排名垫底。

纵观时迁在整个梁山活动中的贡献，即使他不能进入天罡星的行列，至少应该在地煞星中谋个好位置。他的打探、获取情报的才能和后期梁山中最亮眼的燕青、石秀可相提并肩，比同在走报机密步军头领的乐和、段景住和白日鼠白胜强多了，同样也胜过他的顶头上司戴宗。

四、悲惨结局

对时迁着墨最多、极力铺陈叙述的情节高潮在征讨方腊环节。宋江大军破了方腊后，时迁在返程的途中却因绞肠痧发作而亡，能够从九死一生的前线安然无恙，最终却因为急性阑尾炎而丧命，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上天不公，无过与此。

在《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的末尾书写：“于路病故正偏将佐一十员，正将五员：林冲、杨志、张横、穆弘、杨雄；偏将五员：孔明、朱贵、朱富、白胜、时迁”。

据史料记载，时迁病逝后只是被朝廷追封个义节郎，并没有后代留于人间。时迁以自身的努力，在社会动荡、群雄并起的时代升华了自身的人格，从一个地地道道的盗贼完成了到英雄的转变，在恓惶的结局中给了读者一些安慰。

时迁是一个在官方和民间广为流传且反差较大的一个人物形象。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职业卑贱，但他却从不看轻自己，凭借特长和不懈努力，在英雄辈出的时代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好汉如云的梁山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时迁是封建时代积极上进、努力改变卑微形象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小人物抗争的积极意义。书写时迁，探究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还在于他对后世武侠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能穿房越脊的人物，他对后世武侠也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

总之，作为《水浒传》中一个着墨不多、地位低下、形象猥琐、影响不大的人物形象，时迁因无派无系、出身盗贼而在排座次时受到排挤，屡建功勋班师回朝时病逝半路，无子无嗣没有太多文字留给世人，悲惨结局从中可知。但他的抗争和追求，通过努力改变自我的勇气值得后人尊重，《水浒传》里正是因为有了对“小人物”时迁立体描述，才有了更多接近民生民意和底层社会的情节铺展，才有了《水浒传》中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220—274.

[2]刘晓静 赵雪.浅析水浒传中时迁的人物形象[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65-66.

[3]韩干校.水浒传小人物时迁的塑造、价值及启示[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06，26（4）396—399.

[4]段兴悦 王则远.水浒传中时迁形象及其悲剧意蕴[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3）：129—130.

水浒传人物形象分析 篇4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不算太低。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和美丽贤淑的妻子，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希望保持这个家庭的小康地位。但是黑暗的环境却逼得他走投无路，先是高衙内看中了他的妻子，公然进行调戏，他虽然满腔愤怒，却还不敢发泄，还想委曲求全。可是凶恶势力对他是步步紧逼，樊楼诱奸是一次侮辱，白虎堂栽赃又把他陷害，刺配沧州途中又想把他打死。这一连串的阴谋，不断地落到他的头上，直至做了囚徒，他仍然想“挣扎着回来”。而高俅一伙，又唆使人火烧草料场，定要置他于死地。这时他才不得不铤而走险，上了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传》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后把武艺和生命一直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时雨宋江：

宋江，人唤“及时雨”。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整日舞文弄墨，书写文书，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七个好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晁盖派刘唐送金子和书信给宋江，宋江的老婆阎婆惜发现宋江私通梁山，趁机要胁，宋江怒杀阎婆惜，逃往沧州。被迫上梁山。后宋江做了梁山泊首领。受招安后，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最后被高俅用毒酒害死。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

北京城里的员外大户，绰号“玉麒麟”，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双。被梁山 泊吴用用计骗到梁山，卢俊义与梁山英雄大战，不敌而逃，乘船逃走时被浪里白条 张顺活捉。卢俊义不愿在梁山落草为寇，乘机逃走。回到北京城，妻子贾氏却与管 家李固做了夫妻。卢俊义同时亦被官兵捉拿，屈打成招，下了死牢。宋江率梁山泊英雄攻打北京城，拼命三郎石秀独力劫法场，救出卢俊义，杀了奸夫淫妇。卢俊义投奔梁山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篇5

——扈三娘人物形象分析

杨婷

2010级汉2 201001024066

摘要：《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女性的篇章并不多，文中仅有的几位女性，在作者写来具有了男性的性格特征，似乎可以理解为作者无意识的表现出对封建女性的轻视的意识。扈三娘就是一位在一百零八将中相对女性化的女性人物，她漂亮、英勇，但在我们看来，其塑造的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她有着其自身的悲剧性。

关键词：水浒传 扈三娘 英勇善战 命运多舛 悲剧形象

正文：

在《水浒传》中，显而易见，作者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这个书名是《水浒传》在西方国家中的翻译。这部章回体小说可谓是“英雄传奇”，却几乎没有一位女性是当成主要人物来写的，或许就是因为梁山一百零八将中仅有的那么几位女将，才稍显得女人的特殊性。但即便如此，女人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也是一位“梁山好汉”的形象。出生在扈家庄里的千金小姐——扈三娘，相对于卖人肉的母夜叉孙二娘与性格暴躁的顾大嫂来说，她还是有那么一些许女性的形象。然而她却也是一位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

一、扈三娘貌美漂亮

一丈青——扈三娘天生生得美丽漂亮。扈三娘首次登场的外貌描写，是在《水浒传》的第四十八回中，对于她的出场行头，作者施耐庵就描写得与其他人不同：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读到这里，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就凸显在眼前，说她“天然美貌海棠花” [1]。“玉雪肌肤，芙蓉模样„„，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2]，此句描写是到了六十三回，扈三娘迎战北京大将李成时出现的。可以说，作者对扈三娘外貌的塑造是天生丽质的，这次第，怎一个“美人儿”了得，称得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吧！

二、她英勇善战

以现代人的视角看来，美丽的姑娘大多都是空有其表的“花瓶”，没有什么内涵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扈三娘并不是人们所谓的“花瓶”，他是一位英武善战的将才。在梁山英雄里边阵前的交战，扈三娘的功劳显著，当场活捉敌将的数量最大。

在第四十七回中，扈三娘还未出场，就有杜兴说的扈家庄“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接着又有石秀乔装打听祝家庄路，遇酒店一老人又提“西村唤扈太公庄，有个女儿，换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杜兴在见了宋江后，再次说起扈家庄：“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作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侧面描写出她的名声之大，武艺之高，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多次的铺垫也证实了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第一次见面，扈三娘“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了去。”，接着连让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的欧鹏也是“斗一丈青不下”。第五十五回中，她与高太尉的战斗是其上梁山后的首战，结果当然是扈三娘活捉了大将彭玘。

三、她没有个性、无主见

其实，这样说来，它的毫无个性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李逵冲进扈家庄后，对其家“杀得性起”，把扈家庄的人满门杀害！当时的扈三娘正处在妙龄阶段，这对于她来说是怎样的一场悲痛的人生惨剧啊，但是我们读后可以知道，但她知道了自己的家人那样死了之后，却没有拼死为全家报仇，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的表态。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女将，就算是说悲痛至极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或者又说是她实力单薄无法报仇，但出现在所谓的庆功宴上也确确实实让人想不通。

在小说中，作者还这样写道。扈三娘认了宋江的父亲，于是宋江便以的身份地位让扈三娘与王英结婚。“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用“推却不得”，作者便将扈三娘就这样的配给了贪财又好色、无品德无外貌的王英，在我们看来，让人禁不住地问：“这样的一位女人还是那个在战场上那么英武的女将吗？”因此，照施耐庵这样写来，一丈青——扈三娘也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个性了吧！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3]

四、她具有悲剧性色彩

（一）从扈三娘的出身与结局来看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扈三娘的出身其实还不错，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也是后来祝家庄三公子祝彪的未婚妻。可以说是名门闺秀，又貌美再加上武艺高强，算得是集千宠于一身，但结局是死于非命的。屡立奇功的扈三娘是在王英死后落马而死，这样的结局也令人充满疑惑：她的死是不是结束地有点草率了呢？作者又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让曾经不惜笔墨单章描述的扈三娘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二）从扈三娘的地位看

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角色，在作者笔下好像挺有地位实际上却很没地位。原是扈家庄千金的扈三娘嫁给了祝彪以后，又是祝家庄的少夫人了，地位应该是非常了得。实际上呢，祝家对扈家庄早已不以为然了，因为祝家庄财大业大，对漂亮的扈三娘也是不怎么热情，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她。

还有就是义兄宋江虽然认了扈三娘当义妹，看地位不低，实际上却是他的缓兵之计，后来还不是嫁于猥琐不堪的矮脚虎王英。

在战场上的扈三娘，战功显赫，英姿飒爽，她却仅居地煞第二十三位，整体排名才五十九位，被他活捉的彭玘也高她十四位，就连身为她手下败将的丈夫王英也排在她前面。

最矛盾的地方 就是体现在作者对他的描写。用单章写了扈三娘，都比其他几位女性写的多，但最后她的死就这样出乎意料，未免有点头重脚轻的样子。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有的不是战死就是重伤而死，只有扈三娘的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

从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扈三娘在梁山好汉中无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酱油”，在整部小说里，她也只是展现了战场上的英武，而其他的形象完全没有。王英一死，扈三娘便马上也死了，难道扈三娘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衬托王英吗？

那么扈三娘的悲剧性又是怎样造就的呢？

一、扈三娘自身的原因：满门被抄斩、未婚夫被杀、嫁给丑陋好色的手下败将、自身被俘等，种种都说明了她的不幸。然而，她真正的不幸并不在这些。

既然是李逵杀害了自家人，英武的女将本应该嫉恶如仇，替家人报仇雪恨，然而，面对这人生重大变迁她却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被宋江指婚给王英也是木然地拜谢，不提其他。

自己的婚姻听从父亲的安排，认义父，还有成婚，听从宋江的安排。杀敌保卫梁山，也听从宋江的安排。由始至终，她都没有主见，任人摆布，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最后不成悲剧才叫不正常。

二、社会的根源：如果我们的思维融入到小说当时的社会背景，再看扈三娘这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反而不难理出其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作者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4]。

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位本来就很低下，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像四块大石重重地压在女性的身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5]三千多年的憎恨，已经深入人心。“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6]在《水浒传》里，为我们造就了女将扈三娘，但他的地位又“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7]：排座次时，又列于矮脚虎之下；武艺高强，每每出征又都随夫而行；王英一死，她马上“夫死妇随”。如此结局，与前面的描写相互脱节。作者似乎想要为女子“平反”，却也难逃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水浒传》中，作者开始就把扈三娘塑造为一位美貌与英勇的女将，但最后却把她变成了一个犹如木偶似的无思想无个性的封建女性。这也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8]的问题所在。

纵观《水浒传》中的女人物，无论是美丽的、贞节的，还是多情的、爱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难道真的是因为作者内心对女性的仇视？孰是孰非，还有待考证。

参考文献：

[1]《水浒传》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6月印刷 第四十八回：“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前出马。”

[2]《水浒传》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6月印刷 第六十三回，词《念奴娇》：“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铠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刀，恁英雄煊赫。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

[3]百家讲坛 品读《水浒传》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徐江 2004年4月10日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就这这样淹没在了一个曾造成她家破人亡的大集体之中，她的情感、心理、欲望都无关痛痒，爱与恨、情与义的纠葛也那么无足轻重，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4] 《闲看水浒》第四编 情欲的罪与罚 十年砍柴著 同心出版社 2004-06-01第一次印刷

[5] 契科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出版

[6]《鲁迅全集》（我之节烈观）鲁迅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9-1第一次印刷 [7]《俄国文学史》（序言）高尔基著 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出版 [8]《女子解放论》 李达著 《解放与改造》1卷3号 1919年10月

试论水浒传中的林冲形象 篇6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因文生事”，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宋江等水泊梁山英雄好汉与封建统治者斗争的故事，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在小说中，既可以看到一些敢说、敢做、敢当、具有强烈反抗精神，属于下层人民的英雄人物，如李逵、武松、三阮等，也可以看到一些中下层封建官吏在统治者的压迫下，不甘久受凌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走上反抗道路的英雄人物，林冲就是其中最为典型、最富个性和生命力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林冲形象的典型性集中体现在“义”、“忍”、“狠”三个特点上。

（一）“义”———重义重情的好汉男儿的英雄本色

林冲三十四五岁，“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江湖人称豹子头林冲，一看就知道他十分骠悍勇猛。而再看林冲一出场时的打扮：“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手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瓜头朝样皂靴，手里执一把折迭西川扇子。”不凡的穿着显示了他决非一般的混迹江湖的好汉，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他与鲁智深的友谊也成为梁山好汉“义气”的最典型代表。

林冲的“义”还表现在对梁山事业的“大义”上，当晁盖、吴用等人，前来梁山入伙，照理说，这是扩大梁山势力，壮大义军力量的好事，而王伦却不愿相留，他知道王伦嫉贤妒能、心术不正，无大量大才，无法领导梁山农民义军，若继续做山寨之主，势必影响梁山的大业，指出王伦是“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手起刀落，果断地杀了王伦，从而改变了梁山义军的发展道路，开创了水泊梁山声势浩大的新局面。林冲火并王伦后，吴用推他为梁山寨主，他却说：“非林冲要图此位，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自己执意不肯居首位，后来在众英雄的推举下，他才勉强答应坐了第四把交椅，这一义举，突出表现了林冲“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大义”之气，这是对他的“义”最为深刻的表现。

（二）“忍”———委曲求全的封建官吏的奴性表现

林冲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他的悲剧性很大程度体现在他的英雄好汉的本色和下层官吏奴性心态的矛盾中。如果他没有担任教头一职，如果他无牵无挂，完全可以像鲁智深那样无拘无束，行侠仗义，英雄个性和本色会得到充分张扬。但现实中他不仅是一名下层军官，而且世代出生军官家庭，丈人也是教头，还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这样的出身和地位，必然会形成他一套祖传的处世哲学：屈人之下，忍辱负重。另一方面，他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底层人物，不能对统治阶级的本质有一个清醒和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向李逵那样具有彻底的反抗精神。在长期的官僚生涯中，他也逐步形成了谦让谨慎、委曲求全、极度能忍的奴性思维和行为准则，这使林冲的作为好汉的本性得到极度压抑，这种个性被压抑的悲剧性比林冲本人遭受的苦难的悲剧性要深刻得多。

林冲的“忍”最直接表现是在他与高俅父子的尖锐矛盾冲突中。矛盾的导火索是林冲美丽的妻子在岳庙中烧香，被权势显赫的帅府太尉高俅的儿子高衙内看上了，这个“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花花太岁，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林冲妻子张氏，正在与鲁智深开怀畅饮的林冲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到，正要发作，“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把这难以忍受的侮辱，囫囵个儿吞下肚去。虽然他“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但是当新结拜的兄弟鲁智深，领着二三十破落户赶来，要帮林冲厮打时，他却拦住说：“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

书中通过林冲在这一场冲突中从一忍再忍到忍无可忍的行为表现，我们不难发现，林冲的“忍”与其长期以来作为下层封建官吏的奴性思维和行为准则是密切相关的，林冲作为一个江湖好汉是有血性的，个性是张扬的，只不过现实环境迫使他必须适应官场的行为准则，“忍”只不过是他一时的权宜之计，“能忍”不只是他一人的表现，基本上是所有封建官吏的共性。

（三）“狠“————勇猛冷酷的盖世豪杰的凶狠手段

《水浒传》中写的“狠”的人物比较多，如李逵的“莽”，武松的“刚”，石秀的“阴”，他们往往体现的“狠”的一个侧面。相比较而言，林冲武艺高强，作战勇猛，杀人手段狠毒，无不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狠”的大气。

林冲的“狠”表现就是他的勇猛，林冲武艺高强。说道林冲武艺超强，比较典型的是这样两个场面，一是“棒打洪教头”。洪教头是柴进门客中武艺最强的，态度也很嚣张，林冲与之交锋，在初探后，明白了柴进“心里想要我赢他”的意思后，便一步步诱敌冒进，抓住对手脚步乱的弱点，“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在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二是“生擒扈三娘”。一打祝家庄时，一丈青扈三娘一出场就显得身手不凡，不到十回合生擒王矮虎，力战欧鹏、马麟占尽上风，追得宋江落荒而逃，这时，林冲出现了，不到十回合，只见他“赶拨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连宋江也忍不住喝起采来，要知道扈三娘在水泊梁山中虽不是顶级高手，也不是泛泛之辈，这么轻松就生擒扈三娘，这样的林冲能不给人留下“狠”的印象吗？

（四）林冲形象的思想意义

从以上林冲形象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义”和“狠”是林冲最本质特点，是他个性张扬状态下的行为表现特征，而“忍”是他在一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背景下的行为表现特征。而将林冲放在这样社会背景中进行刻画，是《水浒传》的艺术特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形成的，高俅一伙贪官污吏的一步步紧逼是促使林冲转变的根本原因，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朝廷的腐败。这些奸臣在皇帝的纵容下，放纵亲朋，败坏朝政，残害忠良，把国家推向灭亡的边沿。林冲生活在这个腥风血雨的时代，成为官场腐败的牺牲品。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林冲在走上梁山后，反抗精神是强烈的，但是他始终坚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倾向，一开始反对招安只不过是怕“中了奸人的计”，思想意识中还是拥护招安的，这在他高唐州之战阵前叫骂中可以看出来，他对高廉骂道：“我早晚要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的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斗争的矛头不指皇帝，而指向奸臣。而他真正面对被俘的大仇人高俅时，也只是怒目而视，不敢有复仇的过激行动。而在“招安”的论争中，也一直保持沉默，不像鲁智深、武松等人那样坚决反对，因此可以看出，他还是保留着归顺朝廷的幻想。当这种思想倾向在梁山中形成主流，梁山义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林冲只能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林冲的悲剧也代表着梁山的悲剧。

论《银行经理》人物形象刻画特色 篇7

在《银行经理》中,没有像其他小说那样只有唯一的主人公,而是有个群像。作者通过勾画江滨市农业银行的经理们的日常工作、生活镜头,展现出银行工作人员们这一独特的形象体系,反映出一幅具有深广意义的银行改革发展的历史图景。在这其中,作者运用独特的艺术个性,对人物刻画独具匠心。采用多种人物刻画手法,集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一、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

人物的心理活动最能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在《银行经理》中,作者在特定情境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表现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心理描写一般是以较为明显的格式,展开笔墨叙述的,而内心独白式,是心理描写的一种常见形式,它可以用第一人称,酣畅淋漓,尽情倾吐,取自我独白的形态;也可以运用第三人称,借客观描叙的形式,准确地记述人物心灵的语言[1]。运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能更加客观自然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形象。

《银行经理》中,在人物活动过程中作者大量运用了人物内心独白的描写手法,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体会人物的性格。如国贸大厦总经理张大明向杜心田问计贷款时,刚开始“想试探”,进而突然间“联想起以前”,再则“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到最后“看透杜心田的伎俩,心说:“这小子整事真有一套,周和平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这是个小人呀!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呀。先不管他是什么人,就是乌龟王八蛋,能为我们企业服务的就是好人!得好好利用一下此人为我服务。”[2]通过这几个“想”“露”“看透”这几个动词的引导,以第三人称旁观者的形式和以“心说”为表现方式的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内心相结合,真实地展现出张大明在借贷过程中心情变化和他为人处世的圆滑、机灵的形象特征;而杜心田在此过程中,由“打着官腔”到“心理满足”,再到“思忖”这一连续的心理过程,作者通过运用第三人称的内心独白方式,客观形象地充分显示了杜心田是个私心极强、诡计多端的性格特征;周和平在听到杜心田在职工住房的扩大的会议上的讲话时,他心一惊,心说:“这小子真他妈的有眼光,如果干正事的话是个人才,可惜呀,他不是自己人,不能让他好人做尽。”[2]等等。从周和平的这段以第一人称叙说的内心独白中,既可以看出周和平的对杜心田的压制、不容忍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心胸狭隘,以及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杜心田是一个有才华却心机重重人品低下的人。透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更能把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二、抓住人物的外貌特点

俗话说:相由心生。许多人形象透过人物的外貌特征而得以显现。像曹操身材小眼睛小给人以奸诈之感;刘备形貌雄奇,给人以宽厚仁慈之感;关羽则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以威严见长。

在《银行经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外貌时,经常抓住部分特征加以细致描绘,从而让读者从其中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杨大海刚出现火车站时,“只见对方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五官端正,体态匀称,戴一顶黑色呢礼帽,板正的西服外面套一件黑色呢大衣,一双皮鞋擦得程亮,手中拿一个公文包,神态优雅地站在那冲自己笑。”[2]作者对杨大海的外貌进行详细的描写,写出杨大海的高大阳光的形象,给人一种亲切之感。这与他的年轻,积极有为和充满正义感的性情是相适应的;吕海山站在辛达眼前时,“细高个儿,白净的脸庞,梳着整齐的小分头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眼睛后面的目光相当慈祥,一身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合体有风度。”[2]这是吕海山刚担任行长时的干净利落的形象,但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他的外在表情也随之而变,在因法院贷款的事而与杨大海争论时“面红耳赤”“满脸愠色”“气得两眼冒金星、七窍生烟”。这几个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细微的面部表情,表现了吕海山的专权的行为,不容任何人指点他的想法。

三、描绘生动的人物语言

鲁迅在《看书琐记》中,记载了“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功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3]。这句话道出了语言功底的艺术魅力,成功的语言不需太多描绘,便可表达人物的性情。

《银行经理》中所描绘的人物语言颇具特点,各有其风格。黄金分理处原行长周和平,他对下属的语言是毋庸置疑的,带有一种家长式的命令语气,比如周和平让副行长杜心田到市行汇报情说:“你明天一上班就到市行向领导汇报我们要改善办公条件的事,要市行一个口信。”看到杜心田想拒绝,接着摆一摆手武断地说:“没什么不好的,你是代表单位去的。”[2]在他对杜心田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的蛮横的态度,他的话就是命令,下属就应该执行。但对辛达,他的话语时而坚硬蛮横,用“现在,立刻”口吻要求辛达完成某项事务,像周和平休假回来听了杜心田的关于国贸大厦拟建职工住房的汇报后心有愠色,找来辛达“不要和别人说,你现在立刻就去国贸大厦侧面了解一下住房情况,下班前给我一个信息”[2]。时而又软绵动情,像位老者一样教导辛达,对辛达“年轻人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2]。从周和平的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作为银行行长对自己权威的维护及对下属的软硬兼施的管理方式。而杜心田的语言是善变的,在领导和有利益关系人的面前,用尽各种讨好的花言美语,在和国贸大厦总经理张大明还有信贷科的刁义昶的交往中,他一边心里防着他们,一边在语言交谈中与他们称兄道弟,拉好关系;在“敌人”面前则带有种挖苦的酸涩之感的语调,当看到既是领导又是对手的周和平被自己整倒时心里高兴不已,却平静地说:“老领导,你们认账了,给市里圆场了,给行里解围了,这是一种贡献……”[2]从这些言语中可以看到杜心田像戴着一副面具,把狡猾藏在心里,把圆滑露在面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透过这些人物的语言,传达出他们内心的某种想法,从而让读者体会出他们各自或好或坏的思想性格。

四、采取渲染衬托的环境描写

小说不仅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还要创造环绕这些典型人物的环境[4]。小说通过运用优美的散文化的极富艺术的语言,对自然景物精细的描写,以此来衬托人物活动的心情。如小说描写北方初春景象时,“农历二月二后,北方虽然到了春天的节气,但严冬的寒意依然滞留未去,人们仍然裹着冬装,街道上的树木仍然接受着凌冽寒风的洗礼,只是大地偶尔感到阳光比以前多了一些。”[2]春回大地,带给人们希望和美好,这美好喜气的春天气息正衬托出辛达这时的心情。他由代理科长转为正式的科长,内心当然是兴奋不已的;此外,当辛达在一家餐厅请刚离婚的祖红敏吃饭时,“包房内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他呆望着墙上的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复制品,似在凝视又似在思索,这是一幅笔调甜美的名画,画中人物姿态优雅、笑容微妙,背景幽深茫茫,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千古奇韵,那如梦似幻的妩媚微笑已成为世界经典。”[2]这段对餐厅包间环境幽深,气氛沉闷的描写,突显了当时祖红敏离婚的悲伤心情;而墙上蒙娜丽莎的优雅神秘微笑的画像,却暗示了祖红敏的那种蒙娜丽莎般的迷人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气质。

《银行经理》透过北国农业银行江滨分行这一缩影,从人物的心理、外貌、语言和环境等方面将人物形象刻画出栩栩如生,从而反映了我国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至股改上市前的改革发展历程,再现出银行改革经营的艰辛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复杂关系。这似乎不像是一部小说,而像一部历史,一部反映银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历史,对当前银行的改革发展和人事关系处理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银行经理》是一部反映银行改革进程的长篇小说,它虽出版未久,却意义非常。它以局中人揭示局中事的立场,通过一家农行的缩影,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我国银行在改革中的种种复杂关系和难度,以及对腐败分子的惩戒和对正义的褒扬。从心理、外貌、语言、环境等方面论述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方式,反映作家创作的艺术魅力及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人物形象,心理,外貌,语言,环境

参考文献

[1]王臻中.论茅盾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G]//文学评论丛刊:第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7.

[2]邢涛.银行经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3-179.

[3]孙中田.《子夜》的艺术世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篇8

关键词：《水浒传》;《坤昌坤平》;人物形象对比

作者简介：熊来湘（1977.12-），云南省玉溪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硕讲，主要研究方向：泰语教学、泰语言文学等;曹凌静（1986.10-），云南省玉溪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硕讲，主要研究方向：泰语教学、泰语言与泰国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以及班级管理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一、 作品的时代背景

《坤昌坤平》是泰国阿瑜陀耶时期（大城王朝）开始出现的文学作品，属于古代的文学名著，是由民间的口头文学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许多普通百姓和民间艺人参与创作，一些文人墨客进行整理和修改工作。《坤昌坤平》这一作品的艺术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是泰国古代文学作品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接近现实生活，塑造的人物均有原型，时代背景即是阿瑜陀耶王朝到曼谷王朝初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

《水浒传》之潘金莲与西门庆，故事发生在宋徽时代，即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性格特征受时代文化背景影响非常大，包括人物的命运结局都与时代文化背景有着非常大的联系。《水浒传》所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农民起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并直接地描写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同时，小说还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历史真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并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

二、作品的内容简介

《坤昌坤平》是一个泰国很有名的民间故事，发生在泰国的Supanburi府。一提及坤昌、坤平，首先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女人，叫婉通。婉通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和坤平真心相爱，后来做了坤平的老婆，而坤平和坤昌是朋友，但是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却大相径庭：坤平英俊帅气，却一贫如洗;而坤昌长得差强人意，且大腹便便，却富可敌国。在婉通嫁给坤平之后，原本二人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可是后来发生了战争，坤平被征入伍，一去无期，而此时婉通已经怀了坤平的孩子。 战争打得异常艰苦，坤平也一直杳无音讯，于是就流言四起，传说坤平已战死沙场了，婉通听说后伤心欲绝。而此时，一直对婉通念念不忘的坤昌，向婉通表达了爱意，可婉通坚持要苦等坤平回来，俨然拒绝了坤昌的求爱。然而，婉通的妈妈却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为了得到坤昌的钱财，就极力逼迫婉通嫁给坤昌。婉通势单力薄，手无缚鸡之力，形势所逼，只能顺从母亲嫁给了坤昌。嫁给坤昌后，婉通生下了自己与坤平的儿子，而坤昌则把这孩子当成亲生孩子来对待。由此看来，坤昌也并非十恶不赦，只能说在这个时代里，人人都有难以言喻的苦衷。

时光荏苒，当婉通和坤平的孩子长大后，坤平也凯旋而归了。当坤平意识到自己已经妻离子散，伤心欲绝也万分愤慨，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婉通和儿子。坤平曾经和一个老巫师学过养鬼的法术，于是运用法术召唤所养的鬼把婉通从坤昌的家带了出来，一番争吵解释之后，二人又重归于好，于是又一起生活在森林里。而失去了妻子的坤昌则十分着急，不知道妻子去了哪里。此时，坤平和婉通的儿子便独自外出去找自己的妈妈……总之，又是一波三折。最后，这段纠扯不清的三角恋情一直传到了国王耳朵里，国王很是震惊。于是把这几位当事人召唤起来，询问婉通她究竟爱的是哪一个。而婉通看着自己的先后两个丈夫，看着自己的孩子却流着眼泪不知道要说什么。国王大怒，最终把婉通处死，以此来警告天下水性杨花的女人，不要三心二意对待感情与婚姻。

《水浒传》之潘金莲与西门庆只是《水浒传》这一文学巨作中一章回的一部分。故事讲述了潘金莲是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二十余岁，颇有些姿色，所以被大户主人所缠，潘金莲去告诉了这个大户的主人婆，意思是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便以此记恨于心，却愿意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郎一文钱，白白地把她嫁给武大郎。当潘金莲嫁给武大郎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经常到武大郎家里调戏她。潘金莲也是喜爱风流之人，见武大郎身材短矮，人物猥獕，懦弱本分，就和那些浮浪子弟勾搭上了。因此街坊邻里都传说她：“无般不好，唯独爱偷汉子。”那些浮浪子弟还经常在武大郎家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武大郎在街坊邻里面前丢尽了脸，又是个懦弱本分的人，因此在清河县呆不住了，带着潘金莲搬到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潘金莲在阳谷县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后来武松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和武大郎相认之后搬来一起住，潘金莲见了武松又动了淫欢之心，多次主动勾引武松，武松不但不被她的美色所动，反而还说教了她一番。从此叔婶二人关系闹僵，武松因此搬出武大郎家，到县衙里去住。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傍晚时分潘金莲到窗前叉帘子时，一失手叉杆就不偏不正，正好打在西门庆头巾上，再经王婆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后来因被武大郎撞破，潘金莲遂与王婆、西门庆合谋毒死了武大郎，自古以来，杀人总是要偿命的，潘金莲、西门庆最终被武松为兄报仇而被杀死。

三、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对比

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有着很大相似性，故事里的人物也有着相似的命运，尤其故事里的两位女主人公：《坤昌坤平》里的婉通和《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同为旧社会的女人，两个女人的一生充满波折，生活、命运、爱情似乎都由不得自己，最后落得一样的结局，世人和旁人的评价也是如此的相似“水性杨花”，“红颜祸水”。

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并非是潘金莲一人促成的，丈夫的丑陋和无能是促使她出轨的重要因素，西门庆在小说里就是以一个帅气，多金，风流倜傥的形象出现，正是潘金莲内心真正渴望的良人。王婆受西门庆的托付极力撮合西门庆与潘金莲，想尽办法拉近他们的关系，最终潘金莲没能耐住闺中寂寞，与西门庆发生了关系。婉通对自己的丈夫也算是忠贞，两人是真心相爱在一起，而婉通之所以成为了坤昌的妻子，更多的是由于欺骗，误解以及婉通母亲的逼迫。相比之下，潘金莲的出轨更像是你情我愿，而婉通的则显得被逼无奈。但是在旧社会女子地位低下的背景下，她们都被视为不忠的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导致她们悲剧的一生，但最终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潘金莲被武松杀死，而婉通则被国王处死。

婉通和潘金莲，她们是时代的悲剧产物，也许还有很多人和她们一样，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处于身不由己的年代，人物的形象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在中国和泰国男尊女卑旧时代里女人地位低下，不容许女人侍奉二夫，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守妇道，伤风败俗，被社会唾弃。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尤其在婚姻家庭地位方面尤为突出，一夫多妻成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导致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同时，在行为规范方面，女子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除此之外，妇女还必须恪守贞洁观：一女不侍二夫，须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女子要为丈夫守节，寡妇不能改嫁，否则被视为“淫妇”。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为殉葬品以死殉节。正如作品中潘金莲，水性杨花，不恪守妇道，这在当时社会是犯了大忌，所以最终也是悲惨的下场，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坤昌坤平》里的婉通就是真实的写照，由于嫁了两个丈夫，所以被视为对婚姻不忠贞，在当时的社会是容不下这样的女子，所以被处死也成为了必然。像潘金莲即使找到了心中所爱，也会遭到社会的阻碍，被视为水性杨花，不知廉耻的典型。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子只能一心一意的侍奉丈夫，无论生活是否幸福，无论贫富贵贱，女人必须从一而终才是娴德女子，才能在社会里生存。中国有句古话，自古红颜多薄命也说明了女子即使是迫于无奈侍奉多夫的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人类发展必经的一个过程，因此婉通和潘金莲两人的悲剧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四、结语

文学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是来源于时代并反映时代变迁的一种体现， 时代变迁、历史的演变必会反映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一部作品的创作，是作者的阐述，是某些情感的寄托，也反映了作者的想法和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也来源于现实，形象或真或假，也许是现实写照，也许是虚构创造，但是人物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社会。作品人物、文学作品，作者与社会、时代，几者相互联系，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又影响文学创作。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之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六回[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修订版）.

[2]顺吞蒲.坤昌坤平[M].泰国Thaiqualitybook出版社，2012（修订版）.

[3]廖宇夫.泰国《坤昌坤平唱本》女性形象对现实社会的影响[J].东南亚纵横，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