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一审辩护词

李庄案一审辩护词（精选4篇）

李庄案一审辩护词篇1

尊敬的合议庭各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人李庄的委托, 分别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和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出庭为李庄被控“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进行辩护。根据我们庭前的调查、认真听取李庄本人对全案真相的介绍和自我辩解,分析控方《起诉书》和指控证据，分析《刑法》306条的构成要件同本案的案情，再经过今天的公开开庭的庭审质证，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不构成犯罪。李庄不但无罪,而且是一位非常优秀、负责任、敢于冒风险对当事人负责的中国刑事律师。因此，我们决定对本案进行完全的无罪辩护。

本案案情不大，但包含的意义重大。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为被告辩护权、会见权、调查权、法律帮助权、帮助控告权、不被监视干扰权，其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样做才是合法的？怎样做算是违规的？怎样做是犯罪的？这个问题，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立法和修改开始，长期争论着。我国的侦查权和辩护权一直发生着冲突。全国人大法工委试图进行过协调，但一直没有解决。法学理论和法治观念上的碰撞，在李庄案中集中表现出来。中国的最敢说话的律师，最敢为被告负责任的律师，往往是公权机关最讨厌的律师、最容易出事的律师。李庄由于他办案的认真、负责、敢于直面公权力，敢于在律师普遍不敢真辩的环境里，直接挑战和指出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努力寻找证据证明这样违法现象，不幸成了这种观念碰撞中的一个牺牲品。法院审判的作用，就是通过公开证据和真相，通过控辩各方的质疑和争辩，让法庭兼听则明，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我们会认真听取控方和警方的证据和观点，也期望控方和合议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现在我向法庭发表辩护意见，请审查、采纳。

一、基础之辩：

《起诉书》本身直接违反《刑诉法》，概念明显错误，指控的罪状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

法庭的调查和辩论，针对指控罪名和情节进行。因此我们必须审查《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的基本点能否成立。《起诉书》在案情总述的头尾部分原文是：

“2009年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被告人李庄的上述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这就是控方认为被告犯罪的理由。（相关指控情节后面分别分析）。这一指控是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

第一，“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这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是合法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律师的这一目的是合法的，不是犯罪。关键是看是不是进行了非法的帮助。而本案中所有证据显示李庄全部是合法地帮助当事人。

第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1）起诉书假定的前提错误。龚刚模案是确实被刑讯逼供，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前提。在龚案没有审判、龚刚模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怎么知道他没有被刑讯？怎么能说律师在教他诬告？2）是被告先告诉律师被逼供，而不是李庄诱导而为。3）《刑法》306条只对“证人”的言词证据的影响构成本罪，对“被告”的言辞影响不构成本罪。控方指控在法理上错误。此问题下面我会专题陈述。4）“唆使”，法律上没有“辩护人教唆罪”，辩护人对被告进行法律帮助，保护自己不被误导，是基本辩护功能，指控没有法律依据。5）“编造对其刑讯逼供”，本案中公安机关自己的笔录中明确记载，被逼供吊打，是龚刚模自己先说的，李庄再追问查证的。哪来的律师“唆使编造”？

第三，“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这是《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和通信权”。是对被告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承认、事实有无错误进行核实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准律师这样做。律师不对口供、证言进行事先当面核实，根本无法判断真相，理出辩护思路，写出辩词；根本没有办法上法庭辩护。

第四，“干扰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法院是否开庭，这是法院的权力范围。律师有什么权力？如果是律师的质疑导致法院发现重大问题不开庭，检察院退查，恰是法律要求律师辩护的功能所在，可以防止冤假错案，是职责所在。是有功，怎么说是“干扰”？本案中，李庄向法院指出了严重刑讯逼供问题，口供矛盾问题，申请对龚刚模有无被刑讯的伤情进行依法鉴定，何错之有？何来干扰？

因此，《起诉书》概述中，每句话都体现出了严重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概念的混乱，都出现了基本法理上的违背《刑诉法》规定的错误。体现了本案案情是建立在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全案的案情本身存在基础性、全局性的差错。在这种错误的基点上，组织起诉指控犯罪，在本源上就是一种错诉。

二、程序之辩：从李庄介入龚案刑诉阶段看，不可能构成本罪

龚刚模案2009年11月20日提起公诉，李庄11月24日第一次介入本案会见龚。这已经是在审判阶段。侦查起诉阶段李庄没有任何介入。一直到李庄被抓的12月12日，法院都还没有开庭。也就是说律师还根本没有举证。李庄什么证据都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提交给法院一份证据。这个阶段，说辩护律师发生了“伪证犯罪”，是十分可笑的。为什么这样说？

刑案审判阶段，侦查、审查起诉都已经结束，控方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案件和被告、证人、证据都已经移交法院。也就是说国家法律给予公安、检察机关的指控证据准备，已经全部完成。这个阶段，法律规定是辩方进行工作的时段。即通过法院阅卷知道案情，获取控方证据副本，对被告口供、证人证言、相关证据进行审查、核实、质疑，其功能就是找出指控证据的漏洞，保护无罪的人不被追究，罪轻的人不被重判。这种审查，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向被告本人进行核对证实。这时候出示所有法院提供副本的证据给被告，都是合法的。所有证据都是可以出示的。因为法庭上也是必须经被告质证的。他有权知道、必须知道。被告知道其他被告人的说法，确实有可能改变原供，但这种改变已经不可能影响原有在卷证据，包括他已经向侦查机关作的口供。只会让法庭多一种判断座标。其新的辩解，只会让法庭更加全面的进行分析，不可能因为这种辩解而会误导法庭导致错判。因为法庭的功能就是为了兼听则明，辩析各种说法，哪个更接近客观事实。指控证据已经固定好，不会因为被告知情、辩解而改变其固有含义。如果被告的辩解被法庭采纳，恰说明原证据本身有问题，而不是因为被告的辩解。辩解只起发疑的作用。这种宣读、核对、交叉审查，是每个刑案律师都必须做的。除非只收钱不办实事的律师、害怕被整只想自己安全而不顾被告利益的律师，才会不去做这一工作，而且这种律师肯定不可能真正辩到焦点上。因此，说律师会见被告时不能出示口供和证言给被告，是根本不懂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一种特权观念。是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进入审判阶段后，公安机关侦查使命已经结束。在没有退查的情况下，按《刑诉法》已经无权插手本案。看守所不是侦查机关。他只是法定羁押场所，除了在羁押管理中附带对在押嫌疑人进行狱侦深挖犯罪，他没有对其他社会人进行侦查的权力和职能。更无权监视、侦查律师。看守所不是公安局，在我国，只是把看守所交由公安系统管理而已，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由其他司法机关管理。用看守所行使警察权力，监视律师、干扰律师会见、甚至动员罪犯来检举律师，这是中国特色的非常荒唐的现象。已经结束侦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利对审判阶段的律师，还进行监视性质的”陪同”。那种认为涉黑案可以特事特办的观念和所谓的规定，是直接违法的。任何部门无权违反《刑诉法》自订政策，自搞一套。由于我们警察权力的长期侵越，使这种错误做法习惯成自然，违法成常态，提醒和制止其违法的律师反而成了违法的、可以抓的。

本案法院还没有开庭。伪证罪，必须有个“证”。本案这个“假证”在哪里？律师还没有向法庭提交一份证据。如果一个律师尚在会见、尚在调查、尚在向证人取证，其行动就要由指控被告有罪的警察一方来监视和评价，来判断其会见行为、调查行为是不是合法、有没有伪证，并由其作出判断，而且是该不该抓的判断，那么，所有律师、公安机关不高兴看的律师，都可以被罗织成罪。律师举证都没有进行，司法机关没有拿到任何的律师举证，证据的物质载体都没有产生，伪证“标的物”何在？他伪造了什么证据？伪证罪的侵害客体是法庭判断。法庭举证都没有开始，他侵害了谁？公安有没有权利去违法越权干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和证人调查权？因此，这一阶段，根本不可能产生辩护人伪证罪。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法律常识。但在重庆江北居然发生了。

三、事实之辩：

李庄帮助伪证的事实不存在

任何案件，事实和证据之辩都是基础。李庄到底有没有进行证据伪造？他伪造了什么证据？法庭开到现在，一份也没有。这么全国关注的伪证案件，居然是一个没有一份“伪证”的案件。

查清本案其实很简单。伪证罪，一种是指影响被告，一种是指影响证人。控方指控的伪证，主要是指影响被告。因为龚刚模案的180多个的证人，李庄一个也没有找过，也没有间接影响过。因此“妨碍作证”就没有了。其他的辩方证人，由于没有控方的笔录，就不存在“改变”的问题。他们即使“被影响”，只要李庄没有带上法庭，都不是证人。不可能构成本罪。李庄也只是通过家属寻找中，没有直接接触，没有做过一份笔录，都是希望他们到法庭作证，何来帮助伪证？那就简单了，只要看他有没有影响被告。我们来看事实。

（一）被刑讯逼供，都是龚刚模先告诉李庄律师，而不是李庄律师指使编造

这有公安机关自己做的笔录为证。有刑讯逼供，是龚刚模先讲，李庄据此追查，并要其当庭指控，并要进行伤情鉴定。根本不是《起诉书》所称的李庄指使编造。《起诉书》同自己的证据体系直接矛盾。

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引诱他伪证的第一份笔录,（《检察卷》112页），就露出了马脚。龚交代说：“接着，他（李庄律师）问我被刑讯逼供了没有。我说被吊了的。”（P113）“他问我：‘在审查中你被打了吗？’我就说：‘被吊了几天，还不准吃饭’。他说：‘这些话你要在法庭上讲出来。’”（P114）“我在法庭上问你被刑讯逼供时，你要大声承认，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 “李庄又向我提出，在开庭时他会提出对我因刑讯逼供造成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他就会提出不再担任我的律师。”（P113）这些公安机关作为可以立即抓律师的最主要的口供证据，就清楚地显示了被刑讯的情节是龚刚模先说给律师，律师才进行对策帮助的。

其实，龚刚模在律师会见时向李庄讲的刑讯逼供的严重程度，是令人发指的，龚被提出看守所外的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李庄听原在公安工作过的吴家友律师了解到了有人目击刑讯，也认识这些医生，因此请他动员他们出来作证。但从来没有说要去收买。吴家友的证言，因为自己私下收费等已经无法解脱，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不惜作诬陷假证，说李庄要他去收买医生。公安机关将其悔过书让媒体公布发到网上。吴家友根本不是龚的律师，本案已经有李庄同马晓军两个律师，李庄也没有同意他同案辩护，没有给吴一分钱，哪来收买？

在会见中，李庄因发现案卷中龚承认樊奇杭的手下都听他的，同所有的手下交代、樊奇杭的说法不一致，就问：“这是你说的吗？”他说：“是他们打了我，我才签的字。”“在哪里打的？”“在铁山坪基地。”“他们打了我，在两米多高的地方吊了我八天八夜，很震惊了我。”（检察卷3-4，李庄笔录）。李庄是北京人，不知道重庆这些地址，这些地址和细节不可能是李庄编造。原话肯定是龚刚模所述。

到了12月16日，公安对龚刚模的笔录进一步完善，完全掩盖了龚原先向律师先检举刑讯逼供的事。为了自己立功保命的龚刚模，这时向公安讨好说：“我接受讯问过程中民警都是依法办事的，实事求是交代的。”（P132）然后公安机关就向媒体公布说是李庄引诱伪证。

重庆公安本次打黑办案中，刑讯和变相刑讯的事实，在本案和龚刚模案的公安笔录证据中即可以得到印证。（见辩方证据公安笔录通宵审讯的时间记录）龚刚模被逼供的事实基础可信，就更谈不上李庄编造的问题。李庄被抓后，作为一个北京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江北公安局同样对他进行了连续40多个小时的通宵突讯。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这不但有李庄的自辩控告，从李庄的公安笔录时间即可以看出：12月12日李被从北京抓到重庆，关进第二看守所。13日开始审讯时间是凌晨2时34分，可以看出一直没有让他睡觉。结束时间是天明后的8时32分。（检察起诉卷P1）一些看守警察笔录作证称，这个看守所没有夜审，显然是伪证，不符合事实。其他的夜晚审讯，在龚刚模同案犯的审讯记录中，比比皆是。如2009年6月24日审讯张孟军，到夜20：45时（龚刚模案卷P59）；8月24日审陈涛，夜晚20：55到25日的凌晨2：20时；（龚刚模案卷P14）。这只是时间问题。其他问题，只有得力部门组织力量才能查明。

感谢江北法院重视我们的一再申请,对龚刚模的手腕伤痕进行了鉴定。尽管离审讯时间已经有六个月（龚刚模是6月20日拘留，8月12日逮捕，11月12日才移送起诉，公安阶段将近6个月），但是，龚被刑讯吊打的腕部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色素沉着清晰。重庆法医验伤所的12月29日作出的《法医临床学鉴定书》（重法[2009]临鉴12字第5926号）报告显示：龚自诉：近期未受损伤，双手曾戴过手铐。检见：左腕关节桡侧有一1.5×0.5CM色素沉着区,其中有1.3×0.1CM色素减退区.左腕关节尺侧有一1×0.5CM色素沉着区。分析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皮肤擦伤（为钝性物体所致，如手铐、钝性物体碰撞等）愈合后遗留。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这一重要证据显示了龚刚模确实被长期悬吊过。刑讯的指控已经得到法医学鉴定证据的支持。这样一来，李庄穷追刑讯真相，要求龚如实当庭陈述，就变得完全有理的律师依法行政辩护权行为。而那些想通过抓律师掩盖刑讯逼供真相不败露的人，成了应当成立专案进行调查的人。李庄根本没有罪。

李庄发现龚的口供明显虚假，两份不同时间的口供（9月29日；10月8日）有明显复制后作可能，亲眼看到龚的手腕上有明显拷吊受伤的痕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他要求被告当庭指证刑讯逼供，以实现违法证据无效，排除龚的黑社会头目的错误指控。这是履行律师责任，是必须这样做的，是完全合法而得当的。现在被指控为犯罪行为。只有想掩盖违法刑讯逼供行为、想整治律师一手制造冤案的人，才会对这样负责任的律师进行罗织和下手。这个真相已经非常清楚。

我为了弄清李庄为什么要“剑走偏锋”，自己冒这样大的风险，准备不惜自己用“罢庭”来达到查明被告龚刚模被刑讯的目的，认真审查了龚刚模涉黑案的所有被告的口供。结果以我的刑事办案经验和法律水平，得出了同李庄律师完全一致的结论：龚刚模根本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头目，而是一个软弱的、被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利用、裹挟甚至敲诈勒索的企业主。他有为樊私藏枪支的犯罪、行贿的犯罪，但指控的其他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贩毒罪、贩卖枪支罪，根本不能成立。由于今天不是为龚辩护，我不多展开。把龚的合法经营所得财产理解为黑社会经营所得，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可能导致错判错杀的大案，李庄律师体现了自己对律师职责的忠诚和一种大无畏精神，在重庆律师已经对涉黑案不敢辩的环境下，进行了尽职的辩护。为了涂黑李庄律师，侦查机关不惜创造出“眨眼串供”的情节，通过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青年报向社会上散布，把李庄宣传成一名很坏的黑律师。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的回答，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而是用“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况且，李庄是否曾在会见龚刚模时眨眼，尚未可知。而中国青年报所称的李庄教龚刚模的“翻身五招”，基本上是法律规定的律师法律帮助权范围行为。指责这些行为，是不懂刑事诉讼法的人的误解。

（二）《起诉书》指控的李庄指使龚妻程琪编造龚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不存在。

首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定的律师权利，怎么在重庆成了犯罪？律师不作笔录，直接把证人送给法庭来作证，他作了什么假？证人上庭，要受法官、检察律师盘问，得出案情真相，律师伪证何在？如果向证人进行调查，要求他出庭证明哪一些真相，就算是引导伪证，那等于取消了辩方的证人制度。其次，程琪一直不敢出庭作证，一直因病住院开刀，李庄也没有提交证人名单，法院也没有开庭，也就是说这个“证人”连身份都没有确定，怎么符合306条？

第三，程琪是被告的妻子，律师向其核实案情非常正常，因为龚刚模说给樊奇杭70万，他妻子不同意，这怎么成了引导证人？如果这样，律师还能办案吗？

第四，樊奇杭黑社会团伙，对龚刚模的敲诈勒索，在龚案的在案证据中，事实很清楚。j九月份李庄尚未介入本案时，这个说法已经在卷．一个是70万的买奔驰车款，程琪坚决不肯，龚为安耽给了；一个是高利贷问题，龚根本不用借钱，樊一定要给他，拿取高息；还有拿他的钱去放利，200万只给10万利息。另有200万收回的钱连本也不还。这样的情节，李庄要其妻子作证：到底是谁控制谁，是不是都象起诉说的整个团伙“都听龚刚模的，龚是大哥”，这又错在哪里？怎么成了引诱伪证？

（三）李庄从来没有直接见过保利公司员工，也没有安排人做工作要他们作伪证。连人是谁都不知道。《起诉书》指控，李庄在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说龚不是公司老板。这一点也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证据。

首先，李庄从来没有同保利的任何员工见面，没有见过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三人。也不认识。他们三人也没有同意出庭作证，李庄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人名单。他们的身份还根本不是证人。法律要件上就够不上。

其次，龚刚华自己怎么说，怎么问员工提要求，证据显示李庄根本没有授意也没有指使，他的行为同李庄无关。他找了谁，李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要李庄负责？

第三，书面的工商档案显示，龚刚模在保利娱乐公司没有股份。李庄根据这一点，告知其员工按法律性质，这个公司老板不是龚刚模，这算什么伪证？这是法律常识。公安为了把保利定性为涉黑基地，硬说这个公司是龚的，这才是不顾公司法规定作假证。对于实际控制权，李庄根本没有否认，也没有要他们去作假证。

第四，龚刚华是龚刚模的亲兄弟，又是请律师的经办人。李庄到重庆后同他进行洽谈、研究办案思路，分析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焦点，这是律师必须做的工作。根据《公司法》的知识和查档结果，告诉他们公司法律意义上的老板不是龚刚模，是完全合法的。这样的话算什么伪证？

（四）李庄从未要吴家友律师去贿买警察作假证，这明显是罗织罪名、诬告陷害

第一,吴家友关在看守所,但审讯笔录中“告知权利和身份”却是证人。取证地点违法。由于其自己有问题，有利害关系，在审讯情况下的孤证不能作为证据。

第二，李庄不可能知道吴有朋友在打黑专案组，是看到刑讯的在场的医生。这一消息来源证明吴才是主谋。第三，李庄要求找这样的警察医生来，不是要他作伪证，而是为了揭开刑讯逼供的黑幕，还原龚刚模被吊打的真相。这怎么是贿买伪证？

第四，康达所已经有李庄、马晓东两位律师，没有要吴配合，李庄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何来贿买？

第五，吴家友交代，他没有去找过警察，也没有去送过钱。那么，这个“证人”又是谁？证人都没有出现，犯罪对象都没有，影响证人进行伪证的罪就成立了？是不是新中国也要搞个“腹诽罪”或者叫“密谋罪”？触犯了306条的那一个要件？侦查机关、指控机关也太想定李庄的罪了，罗织也不讲个基本的法律概念。

（五）龚刚模案180个证人，李庄一个都没有找过，也没有见过。截止李庄被拘留日，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一个龚刚模。李庄妨害谁作证了？他找的证人都是控方没有作为证人的，而李庄想要其作为辩方证人的，他们又不愿不敢。一个也没有产生，一个也没有见面，一个也没有作笔录，一个也没有向法院出示证人名单，这样的影响证人妨害作证，又从何谈起？警方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等到李庄向法院举证后再来找他的罪名，可能会更方便些。可是现在抓得太早了。搞得全局被动。

四、证据之辩：

本案全部指控证据均无法证明李庄有罪

本案为了办成“铁案”，又没有证据，就采取了数量战术，生拼硬凑了一些完全无用的东西算作证据。

控方举证连补充证据共99份，庭前复印给辩方只有15份。这些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李庄犯了指控之罪。1、99份证据绝大多数同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是无用证据。

一类是李庄根本没有见过接触过的。象保利员工，不认识的警察、大多数证人根本没有见过李庄，怎么证明他进行了帮助伪证？

一类是同本案指控情节毫无关系的物品。李庄包里的办案材料和出庭函，会见室照片，律师收费发票、专家意见书等等，同想证明李庄伪证的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拼凑成本案证据。

一类是莫名其妙其他案的证据。象文强案、黄代强案的证据，也跑到本案中来了。李庄从来没有辩过那些案，控方想证明什么？

一类是关着审出来的律师的证言。象李庄助手马晓军、重庆律师吴家友，都是同案被抓的，审讯出来的口供，又不同案起诉，不出庭作证，硬凑成控方证据。而且他们也没有说李庄进行了伪证行为。

因此，别看本案举证好象多，难掩虚夸不实的案情。关键证据一件都没有。

2、伪证的“证据标的物”不存在本案庭审到现在，作为一个伪证罪，伪造的证据一份也没有。被影响的证人也一个都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按李庄自己的话说，哪怕一个烟头大的纸片也没有！我们问一下控方，李庄伪造了什么证据？这个证据现在在哪里？影响了哪一份证据？影响了哪个证人？妨害了哪个人作证？查遍99份证据和所有证人，没有一个是龚刚模案中的证人和证据。没有一份假证据出现的伪证案，在重庆这样隆重地被告上了法庭。我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3、法庭没有出现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

由于伪证的物质载体一份也没有，本案没有一份被告进行伪证的证据。控方想用一些举报、证言，来证明李庄“想”进行伪证。但是这个伪证实施了没有？李庄直接指使了没有？无证据可以支持。

4、关于证据虚假性一是控方提供的龚刚模案的侦查机关的四位警员自证言宣称，只是白天审讯嫌疑人六七个小时。与控方提供的李庄及龚刚模连续40余小时被审讯的口供直接矛盾。

二是龚刚模检举李庄以眨眼动作及眼神，诱导其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的口供，与龚刚模在李庄会见之前早就说过的自己被刑讯逼供的口供自相矛盾，且与事实矛盾。

三是李庄身为资深律师，当然知道在龚刚模案进入审判阶段后，侦查人员已不可能对龚刚模公司的员工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遣散员工，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且该证言与吴家友证言矛盾、与龚刚模口供矛盾。

四是吴家友律师和马晓军律师的有关李庄在吃饭时自吹用眼神与动作暗示龚刚模翻供的证言，可以认定李庄诱导龚刚模翻供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五是我们用警方自己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伪证。我们举的八份证据中,七份证明了对龚刚模案各被告审讯时间都是夜里,有的是从晚上8:45时开始,有的是到凌晨2:15分,可以直接证明控方证据中一些警察的证词“每天都是白天审讯，只审六七个小时”的证言是伪证。（见辩方证据八份）

5、关于证据违法性

我们申请了八个控方证人出庭，没有一人到庭。而且，七个证人是在押的控方证人，完全能够出庭作证。这直接违反了《刑诉法》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有违法治公平正义，严重损害本次审判的公信力。

《刑诉法》97条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家中、单位，必要时可以传到办案机关。《刑诉法》49条规定：公检法要保障证人和亲属的安全，不得限制、威胁证人进行作证。侦查机关将本案证人拘留后取证，实际上是逼取口供当证言，真实性根本不具备。使辩护人无法接触本案证人进行取证核实。法律规定取证不能限制证人自由。但本案所有重要证人，都被关押。不肯让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至今仍然在拘押证人。但他们声称是“证人不愿出庭”。这是很明显的谎言。李庄的助手马晓军怎么可能不愿出庭？真相不是明摆着？他们有“不愿”的自由吗？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可以申请证据鉴定。现在《鉴定报告》已经证实了有伤痕。应当进一步查明伤痕的原因，不能视而不见。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也不敢让龚刚模出庭暴露其手腕上的伤痕。如刑讯逼供是李庄谎称，则李庄为何坚决要求对龚刚模伤痕成因进行鉴定？这不是自揭谎言？

另一个要指出的问题是：对辩方异议的证言只宣读不让看，是直接违法的。证据必须当庭质证。不出示，我们如何相信控方没有断章取义地读？又如何发现其没有读的证言中的问题？如果知道其审讯时间、地点是不是合法？审讯人员有没有必须回避的状况？我在全国开庭的刑事法庭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荒唐的现象。

本案中，我们的法庭显然无法解释这种证据质证中的缺憾，使得本次审判成为有众多缺陷的审判。如果在证据认定上不能客观公允，那么势必导致一个缺陷的判决。我们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严格按照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审查。不要被违法证据、无关联证据、无用证据混淆了真相。

五、法理之辩：

李庄行为不符合辩护人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刑法》306条原文是：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徒刑。

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因此，306条规制的行为对象有三种：

a)一种是律师本人毁证伪造证据；

b)一种是帮助被告人毁证；

c)一种是引诱证人伪证。

这三者犯罪特征不重合。前两个是对有物质载体的有形的证据的毁证、伪造；后一个是对言辞证据的影响。

本案中，龚刚模的对象是第二种b)。只有帮助毁灭伪造有形的书证、物证才可能构成犯罪。言辞证据的影响不构成犯罪。而会见中的提醒和引导，即使是引诱说假话，都不可能犯罪。而本案中，起因恰恰就是对被告的会见口供影响。公安立案原因就是认为被告在会见龚刚模中有不当行为。这是不了解306条的要件。李庄凭这一条就是无罪的。

证据对被告的帮助伪证，只有毁灭伪造证据才构成，是对有形的证据的改变，不包括其本人口供的改变。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没有说改变其口供的律师影响也是犯罪；

影响言辞的伪证行为，只限于“证人”的范围。不包括“被告”。是指“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只有改变“证人”的“证言”，才构成本罪，改变“被告”的“口供”，不构成本罪。

因此，这三种的犯罪特征和犯罪构成要件不重合。因此刑法306条的罪状构成，根本不包括影响被告本人口供的改变。这是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组”没有准确理解《刑法》306条，再加上对阻挠其“严打”的律师的偏见和敌视，导致的一个错误定性。

解决了这个对象范畴和特征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件。即306条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

即使控方以为李庄有指使伪证行为，同我们认为的根本没有这种行为有分歧，那么，在本案没有犯罪结果这一点上，控辩双方则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份证据成形，没有一个证人被影响。其实连龚案的证人都没有出现。

那么，306条是按行为定罪，还是有了结果才能追究？显然是后者。

请看第二款：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倒推过去到第一条，只有“故意伪造”的“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才构成犯罪。因此，“提供、出示、引用”行为，是本案主体构成犯罪的必备行为要件。没有“提供、出示、引用”的，不构成犯罪。伪证罪直接损害的客体，是法庭秩序和司法公正。李庄连法庭都没有上，笔录都没有做一份，证人都没有申请，根本没有“提供、出示、引用”任何证据。哪里影响了法庭？

因此，李庄从法理上也是无罪的。其会见中、调查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是合法行为。

六、公义之辩：

本案如果有罪判决，将严重影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执业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7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李庄律师审判阶段的会见权，却受到警察的违法“陪同”干预，被监视窃听，被指手划脚，引起冲突后，违法的却抓了合法的。他因为自己认真负责的执业行为，被自己的保护对象举报，而他被举报的所有的所谓“犯罪行为”，则全是为了查明他的案情，为了他不被判死刑，保护这个举报人的应有权益。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这真是一个哭笑不得的悲剧，体现了当前中国的一种法治乱象，一种特定时期的中国法治西洋镜。这是对刚修订的《律师法》的一记响亮耳光！实际上，谁都明白，这个举报并不是真正来自于龚刚模，而是来自于个别公权力人士的精心安排和动员。而他们的动机，又明显是想镇住真正的正义的声音，掩盖自己无法见人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龚的“检举”会发生在凌晨二点多？这个时间江北看守所为什么还允许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他？这个案件已经到了法院，人已经换押，侦查已经结束，公安深夜审什么？

因为法院审判阶段，没有退查，警察无权再去提审被告、调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和警察处在指向目的对立的双方。如果允许一方可以不经法官同意就立案抓对方，那这个另一方是可以经常被抓的。法律设计上的这种错位，观念上的对立，往往会立即变成付诸后果的行动。

其实，我们如果客观公允地看一下，李庄案立案启动程序是违法的。楚河汉界，互守一方。《刑事诉讼法》其实划分了各自的权力界线。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有自己的空间。本案如果不是公安机关违法地在审判阶段还去限制、监视律师会见，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李庄律师根本不会闯祸。《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还是指侦查阶段。审判阶段，警察和律师则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公安已经不能参与。本案不是李庄律师去侵犯他们的职权范围，是他们滥用职权来无辜地干扰律师。由于违法的限制干预，导致了合法的抗议；抗议又导致了对李庄的进一步的迫害。现在，有过错的、违法的一方，反而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抓了被欺侮的一方。这充分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强权和专横。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舆论居然还要谴责这样的弱者，鼓吹这样的专横。律师的权利不是律师的，而是代表着基本的公民权利，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警察的权利。如果这样依法执业的律师可以送上法庭判掉，那么中国刑事辩护将进一步倒退，刑事律师将进一步畏惧刑事法庭，最后就是导致大量的刑事被告得不到负责的、高质量的辩护，冤假错案必将更多产生，刑事法庭上只有强权的影子而不会有法治的光辉。

今天这个案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李庄。是中国律师基本权利的一个缩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请求法庭支持我们这样的呼声！

鉴于以上事实和理由，我们坚信李庄无罪。期望法庭能够在这种快侦快诉的态势下，坚守司法的公正、独立、理性，排除一切法庭外的因素，真正对现实和历史负责，对人民法院负责，依法公正判决李庄无罪。

辩护词(余干方青宁涉黑一审) 篇2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方维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得同意，指派魏友援、龚兴波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开庭之前，我们仔细阅读过案卷、笔录，会见了被告人方维，并到现场查看，结合这几天的开庭审理情况，发表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综合案卷材料及庭审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方维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在此做无罪辩护。

在进行详细的辩护之前，关于本案的背景情况必须予以说明。自2003年至2006年江西省余干县政府在县城郊区征收了几千亩农田，到2007年县城还有近800亩征收的农田撂荒两年以上未用。为了完成省政府建经适房的任务，2007年8月4日和11月9日，江西省余干县书记陈建辉、县长李晋明主持下，征用县城郊区的关口解放村小组50多亩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由于补偿标准和村民安置县政府与被征地村民间至今未达成一致，造成解放村小组村民与政府对抗（至本案开庭前，仍有大部分被征地村民未领取补偿款，第二被告李荣花在开庭前向检察院交还了剩余的110万征地款），而方青宁因支持政府征地行为而被解放村小组村民敌视，关于此事有：

一、上饶市政府办市长热线

标

题：江西省余干县领导陈建辉、李晋明违法征田、暴力征田纪实

编

号：200900002501 提交时间：2009-3-2 16:40:58 允许公开

事发地：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江西省余干县及回复。

二、江西省人民政府行政投诉中心

标

题：失田农民的痛苦心声血泪请求

编

号：X20080010092 提交时间：2008-12-5 10:03:13 允许公开

事发地：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江西省余干县玉亭镇关口村委会解放村小组

及回复

三、国务院纠风之窗

2010年5月2日向国务院纠风之窗投诉江西省国土厅,题目是“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助纣为虐与余干县违法官员沆瀣一气” ,信件编号是:1005000061.。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在国务院纠风之窗作了回复，题目是“关于反映余干县征地有关问题的反馈”

上诉材料并非新闻报道，而是来自于合法的政府官方信息公开平台，有正式的官方回复，有文件编号并向社会公开，包括辩护人之后提供的余干本地干发〔2011〕29号文件，有合法的证据形式及证据来源，至于公诉方所说的电脑内没有打印和政府文件应当提供原件的质证意见完全不符合我国刑诉法关于对政府法律、法规、公开文件的示证要求，辩护人对上诉证据包括本辩护词都将在庭后向法庭提供完整的书面材料，并申请法庭向上述主管部门调取相关文件，核实其真实性。辩护人认为，合议庭应当对辩护人提供的上诉证据予以采纳。

以上材料均可说明，余干县关口村目前管理混乱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征地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方青宁及关口村其他村干部是因为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命令、协助上级部门工作造成在当地群众影响不好，而不是起诉书指控的方青宁为首的20多名被告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关口村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危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自余干县扩建新县城，将关口村列入城区规划范围以来（见干发〔2011〕29号文件《中共余干县委、余干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干县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管理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关口村成为处于县城中心的城中村，与其他成为城中村的八个村同样存在私自买卖土地、大范围新建房屋行为。

非本村村民在关口村建房的就有上千户，大部分建房户都缴纳了管理费，而起诉指控的因收取管理费定性为敲诈勒索的只有24起、收取管理费45人，说明收取管理费本身对大多数建房户来说，并非强迫行为。并且，在关口村已经建房的包括县、镇等多个相关部门的多名人员。对这种状况，余干县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玉亭镇政府对此都持放任态度，这些建房户都能办理合法的建房手续，有的已经拿到了房产证。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的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也明确表示，“余干县一些村民非法买卖土地的问题时有发生，该县有关部门曾查处了18户非法买卖土地的案件。”这些截止2010年7月已查处的案件明显不包括在关口村的交易行为。同时据我们询问当事人方维了解到，目前在县政府专门设立了二违办集中处理村民建房手续，其中土地、规划、建设等各个部门集中办公、收费，还有800多户已经办好了所有建房手续、缴纳了所有税费的建房户在二违办等待下发房产证。因此，关口村土地买卖行为猖獗，村民利益受损，并非出自方青宁等黑恶势力的支持与保护，而是因为余干县政府、各部门的许可、批准、同意与违法行政，其中包括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现的玉亭镇亲自参与土地交易与建房销售的朱某某、在每份个人建房申请表上签字盖章的周某某。

在以上背景下，辩护人认为，根据最基本的证据规则，本案中许多证人因上述利益关系、矛盾的存在，其对方青宁等村干部抱有敌视心理（例如，因解放村小组征地而多次上访、举报、投诉的王早福、王松茂、张淑冰、等人，其中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 “关于反映余干县征地有关问题的反馈回复”中，明确写明“经当地公安机关侦查，这起暴力阻工事件是关口村村民王早福、章海保等人组织策划的。2007年12月17日，余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妨碍公务罪批准逮捕章海保、王早福、王松茂、赵干德、李本年、艾增卫等6人。其中，章海保已于2008年1月23日被取保候审，王松茂、赵干德2人现羁押在县看守所，王早福、李本年、艾增卫等3人在逃。”或者为了摆脱其自身责任（包括朱某某、周某某、汤军智等人），其证言带有明显的主观情绪，不具有客观性。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鉴于本案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本案所有被告人、辩护人对公诉方提供证人证言均提出异议，辩护人认为所有未经法庭被告人、辩护人质证的证人证言都不应当采纳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在庭审中，24位被告人中有20位都指出办案机关在对被告人进行询问时，存在刑讯逼供、威胁、恐吓或诱供，致使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笔录与庭审时的供述大部分相矛盾，有部分被告人的供述笔录竟然存在语句叙述结构、用词90%雷同的情况。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公诉方提供的大部分证据都存在真实性、合法性之疑问。

并且，公诉方在采纳相关人员笔录作为本案证据时，断章取义，例如：卷7第被告人方维的笔录中1，68~169页，提问“你父亲方青宁为何让你母亲李荣花去舒永先建房的工地去？”答：：“在我家里，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我父亲方青宁很少出面，一般都是我母亲出面，很多事由我母亲出面处理。”

第173页，询问人员提问：“据我们调查，交管理费的对象都到你家里交，且你母亲会收，这是怎么回事？”，方维回答：“在我家里，我父亲说了算，我父亲交我母亲去，我母亲就会去。”公诉方却将被告人方维关于特定事项的回答，作为方青宁、李荣花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组织特征的证据。

基于以上背景，辩护人认为方青宁等人并不构成黑社会组织，我当事人方维更是无罪。

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方维不构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首先，关于以第一被告方青宁为首的多名被告是否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我们同意第一、二、三被告辩护人认为其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辩护意见。补充部分观点如下：

1、《村规民约》是在县领导的监督下产生的，2006年版本的第一条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可见，关口村的村民委员会是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的基层人民政权，并非反社会型组织。

2、本案中，公诉机关认定方青宁等人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所有被告的供述、辩解中都只说明了自己的村干部或村民身份以及方青宁作为村委会组织的领导者在关口村存在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任何一人认为方青宁领导的事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别说他们加入了黑社会组织。公诉方用这些被告人都不认可的供述来说明方青宁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有着明显的逻辑错误。

3、被告人中的村干部在供述、庭审和公诉方出示的村委会、村小组的账目当中，都显示，各村小组的工作都是由村小组长负责，收取的管理费用于本村或本小组公益事业等支出，无须向方青宁汇报，也从未在方青宁处领取过报酬，方青宁对村小组收取的管理费用也并无支配权力。这种完全松散、独立的经济关系，并不能成为证明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整体的经济利益联系。

4、根据起诉书，方青宁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活动经费，但综合起诉书全文，方青宁历年来提供的活动经费仅有2520元买香烟、4500元宴请、2200元医疗费、慰问及补贴。按照公诉方的指控应当自1999年当选村主任以来就逐步掌控了关口村，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以2006年元月一日《村规民约》签字生效后正式大范围收取管理费，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豢养的一批马仔，怎么可能组织运行5年以来，只参加了两次组织活动，经费不足万元。根据江西省统计局的2011年的统计数据，2010年，江西省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58元/月，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有5789元。何春武、方龙、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人给方青宁当马仔实在不符合经济效益，也非事实情况。事实是，方青宁与这些人并不存在组织关系，方龙、何春武等人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方青宁不够格做他们的老大。

5、关于方青宁等人是否垄断了关口村的非法土地买卖，公诉方并未予以说明。根据《反垄断法》和相关法规，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的首要因素是，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例如：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如此等等。那么，公安机关与公诉方没有对关口村土地、房屋交易总量、份额进行调查、统计，就得出方青宁等人垄断了关口村的土地买卖这一结论，缺乏事实基础。

辩护人认为，方青宁与所有其他指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被告人之间，除其妻子李荣花和儿子方维外，与他人也不存在任何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联系以外的领导、组织关系、经济支持、利益分配联系。不具备最高法《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的四项特征，方青宁等被告人不应认定为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次，被告人方维与第一、二被告为直系亲属，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但不能因此认定为被告人方维与第一、二被告间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关系，更不能因此认定被告人方维参与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根据方青宁、李荣花的笔录及庭审记录，以及其他被告人的笔录、庭审笔录，方维从未参加过村委会各项工作，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参与与舒建先的纠纷，是因为为了保护他母亲李荣花和保护自己的亲人，并无任何侵害他人的犯罪目的。起诉书指控“李明、方维、张振昌、方本亮听命于方青宁、李荣花，负责安排调集何春武、方龙、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一批马仔实施暴力活动震慑群众。”，但是，公诉方提供的所有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中，都明确说明是方龙、方本亮、何春武、尹智平、冯杰文、王新明等人都与方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证人的证言能够明确指明我当事人方维到底召集了哪些人参与了哪几次、什么样暴力活动。公诉方草率认定方维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辩护人认为，方维无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的主观愿望，也无事实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客观行为，不符合积极参加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不应当认定构成此罪。

此外，余干县公安局2011年12月4日出具的证明，“经查阅关于2006年8月7日余干县公安局关于对举报方青宁、方青荣为地方黑恶势力线索的调查情况汇报，根据汇报，我局组织了专案组作了调查，但由于证据搜集不够充分，所以对举报方青宁等人的违法犯罪情况未作认定或者否定结论。”辩护人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六机关规定》及公安部门的办案规程，案件的立案、侦查、侦查期间、侦查终结结论都有明确的规定，侦查终结结论更是必须有正式的结案文书，余干县公安局庭前作出的的这份证明不能说明2006年调查的真实情况，不具有合法性。

二、方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首先，关于管理费的性质，我同意前面三位被告的辩护人的意见。需要补充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第24条规定，“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属于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范围内，因此，关口村村民一致通过的《村规民约》中关于对外来建房户收取管理费用于本村公益事业是行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村民自治权利，而非敲诈勒索。

其次，方维此次前往舒建先工地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收取管理费。方维2008年开始在余干县建设局执法大队工作，有工资收入，并非村委会干部，无收取管理费或赞助费之职责，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也表明村里所得到的赞助费使用、分配与方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根据2011年8月12日干发〔2011〕29号文件，第十条“县城规划区内的有关乡镇场，是县城规划区内涉及本乡镇场辖区的区域内农民、居民违法违规建房和非法交易土地行为的责任主体，负有及时发现、报告、制止、查处的责任，全力协助违法违规建房拆除工作。国土、规划、建设等相关部门予以配合。国土、规划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同为责任主体。有关的乡镇场党政主要领导是重要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责任人，相关工作人员和有关村（居）书记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因此，处理土地、建房违规行为的直接负责单位为村（居）委会，关口村委会有权检查舒建先建房是否有合法的建房手续、是否属于违法建筑，被告人方维作为余干县建设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自然认为前往协助母亲李荣花配合父亲作为村主任的工作职责是合法合理的，并非前去敲诈勒索。

三、方维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根据〈刑法〉第292条及相关规定，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纠集众人成帮结伙地互相进行殴斗，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此罪最明显的特点在于，行为人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在犯本罪时其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客观方面应当实施了斗殴行为。

而本案中，方维、李荣花、包括舒建先和公安人员、镇政府领导等人的证言都证实，方青宁一方在对方到达前就已经报警，警方在下午舒建先等人到达前就已在现场周围，这显然表示方青宁一方希望由公安机关处理，其主观上就不具备聚众斗殴的故意。事实上，虽然舒建先一方纠集了一百多人，冲至方青宁家意图报复，但双方还未发生互相殴斗行为，方青宁一方就撤回了自己家内，只有李荣花因撤回不及时被舒建先一方单方殴打受伤，此事已于2009年10月15日经公安机关调查、调解结案。主观客观方面均不构成聚众斗殴罪。方维当然不构成本罪。

此外，公安机关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介入，并且会同县委、镇政府主持了双方调解，调解成功后双方并未产生新的冲突，说明此次处理是非常成功的。此事本就是村民自治前提下，村民族群之间因民事利益产生的纠纷，本次冲突唯一的受害人是本案第二被告李荣花（造成了轻伤），责任也完全在舒建先一方（是舒家纠集了近600人冲至方青宁家），公安、检控机关不应当为了将本案拔高到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将已经调解结案的重新追诉，违背“一事不二理”之基本的法制原则。假如公诉方认为当时的调解只解决了民事问题并未处理刑事方面，需要要追诉此事，那么请公安机关说明，为何在早已介入的2009年10月13日事情发生当日、10月15日进行询问、调解之时，不进行刑事立案，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在两年后方予追诉，并追究公安部门相关人员的渎职行为。

四、方维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首先，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情况下，由于各主体存在信息、资金、地理优势、人际关系、个人信用等因素的影响，在交易过程中必然存在交易价格的高低，以及中间交易商的存在。方维与孙红卖地时可以卖到280元到300元左右，该价格还包括了购买土地后进行土地整理、办理相关手续的成本，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市场平均水平。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在国务院纠风之窗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据了解，该县非法买卖土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30--200元（每亩8.66—13.33万元），而政府征收的补偿款每平方米只有35--58元(每亩2.33—3.86万元)，因而一些村民认为被政府征用土地远不如自己卖地。”庭审过程中，各被告人回答辩护人地价问题时，都回答的均价是“每平方米80到90元左右”，余干县国土资源局认定的土地基准底价为每平方米490元，这明显与其制定的政府征收价格相差甚远，与市场水平不符，关于余干县国土资源局的认定是否具有参考性我将在下一罪名中详细陈述。在本案中，方维与孙红在孙家组买地的收购价为150元每平方米，此价格高于平均水平，不存在强迫交易的客观需要。

其次，强迫交易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失均不构成本罪。而方维、李荣花、孙红三人都未实际参与议价、定价过程，更未亲自或指使他人实施过堵路、堵水等强迫行为。因此，方维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

五、方维不构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首先，方维转让的土地并非基本农田、耕地。在前述本案背景中，辩护人已经明确指出，在余干县，转让、倒卖土地非常普遍，且有县土地部门、规划部门、建设部门、镇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同意与许可。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处理土地违法行为的直接主管部门是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但余干县国土资源局在2007年因关口村解放村小组征用土地建设经适房而被群众长期投诉、上访，其多次会同、协助上饶市国土资源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县、市、省多级信访、调查部门进行土地状况调查，甚至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进行过汇报。在此期间却从未对关口村买卖土地行为进行过任何查处，也没有要求关口村进行基本农田、耕地的划分与保护。并且，2010年7月23日江西省政府纠风办的给解放村小组村民的回复中，“1990年以来玉亭镇关口村被征用的土地为647.83亩，均非基本农田；余干县政府在2005年12月征用玉亭镇关口村124亩土地的申请中注明了征用地类，不存在以荒山荒地为名骗取征地批文的情况。”那么在这些调查过程中，为何一直没有认定本案涉案交易土地为基本农田和耕地，却在本案案发后认定为基本农田、耕地。

其次，在本案中，余干县认定所涉地块属于基本农田的依据是余干县1997~2010年总体规划，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官方网站中，我们找到了<余干县2011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其中，“为科学调控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积极发挥计划引导作用，切实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结合《余干县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余干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和土地利用计划，参考上供地情况和本用地需求，制定本计划。”在这两份余干县总体规划中，已将关口村纳入新县城城区规划内。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基本农田保护的直接责任单位，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实施、监督单位，为何在认定中使用1997-2010年的老规划，而不使用新的总体规划？余干县国土资源局依据已失效的规划图认定涉案地块为基本农田与耕地，并作出底价鉴定，该结论明显缺乏合理依据，辩护人认为不应当作为本案定罪证据。

其次，根据方维、李荣花、方青荣等人当庭的供述及相关证人提供的证据，均证实方维实际参与的土地转让只有孙家组6.728亩，且非基本农田与耕地。而方维等人的获利应当扣除其支付的所有成本，其中包括买入土地后进行地块整理、修路、办理各种审批手续、缴纳各种税费的费用，并非公诉方在起诉书中所认定的非法获利977,286元。辩护人认为，方维倒卖土地数量和获利并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上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

（一）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

（二）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的；情节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标准。

（四）非法获利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转让、倒卖上地接近上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如曾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等。假定该行为构成违法，方维所涉部分也是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根据《土地管理法》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包括“规划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作为规划的一项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中的布局安排、数量指标和质量要求”，“保护区制度，县级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保护责任制度，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承担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要通过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将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地块，并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而本案公诉方提供的材料中，包括有余干县国土资源局玉亭镇土管所、余干县城市管理局，余干县财政局，余干县土地管理局等部门出具的关于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墙体改革费、配套费、垃圾管理费、测绘费收据、耕地占用税完税凭证、江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专用收据、土地出让金、土管费收据等。

辩护人认为，包括我当事人方维和其他被告人及所有关口村土地买卖、转让人进行的土地交易是在余干县各级部门许可、许可、批准、同意下才实施的，并且参与土地买卖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本案的被告人。例如卷10第7页，黄浩生的笔录中有以下记载：“问：公安机关抓捕你时，你在干什么？答：我正在余干县玉亭镇关口村陈道港晚稻田胡雄鹰局长的地基上受胡亲属委托在此做此地基买卖的中介人，从中赚取几百元的介绍费。”

那么假如此事确实构成违法犯罪，余干县土地管理部门在此事上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应首先追求该部门的管理责任，和追究所有涉嫌土地倒卖行为的相关人员。

并且，辩护人在上周日开庭前到过起诉书中提到的新华组原交警大队办公楼附近、九甲组李荣花建房处及孙家组新建大街粮贸大厦附近。现场观察可知，新华组的旁边就是余干县的经济适用房和建满的四、五层楼的房屋、九甲组李荣花建房处有四排房屋，中间两排是方青宁家亲戚和方文娟的，而粮贸大厦附近都是建好的房屋和一个大型的菜市场。假如，本案所涉及的土地都是基本农田与耕地，那么为什么其他就在他们旁边的那些建房户不构成犯罪或者是违法。

六、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本罪名的基本理由同上，请先追究余干县相关政府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再追究本案各被告人的责任。况且，目前政府虽然对农村小产权房的建设、转让多有限制，但必须承认，农村小产权房交易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情况，且政府对此逐渐放开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房产交易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当事人方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中介并非专卖、专营或其他行政许可项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对需要进行行政许可的项目有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中介经营并不在的行政许可范围内。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三）有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还应当执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六十九条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中介服务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可见，即使未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中介行为的，也只需承担行政责任，而不构成刑事犯罪。

其次，我当事人方维也没有进行房地产开发、买卖。九甲组的房屋所有人并非方维，包括李荣花都是代自家亲戚修建，其中并无牟利目的。而在新华组，我当事人方维纯粹是合伙投资给汤军智，由汤军智进行具体开发事宜，方维的身份是股东，《民法通则》、《合同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并没有任何条文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东或者合伙人身份进行限制。《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并没有对成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合伙人、投资人或股东有任何身份要求。我当事人的投资行为仅限于投资，并未参与实际经营，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即使汤军智新华组的房产开发或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应当追究实际经营人的违法经营责任，而不应当追究股东投资人的投资责任，退一万步，这也达不到刑事责任的追究标准。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我当事人方维虽有一定的违法行为，但情节轻微，并不构成犯罪。并且本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征地行为、普遍行政违法行为在当地造成的恶劣影响，方青宁等人并没有组建也没有能力组建称霸一方、欺行霸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方维更从未参加任何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过任何暴力胁迫行为。在关口村所有的土地、房屋交易行为都是在县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的许可、批准、同意下产生的，土地、房屋交易的范围也不限于本案指控的方青宁等人涉及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此，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仔细考虑，假定本案所涉及的土地、房屋交易行为确实属于违法行为。是否应当追究涉及土地、房屋交易违法行为的所有相关部门，而不仅仅是本案的被告人，同时建议方青宁与各位被告人，可以向检控机关提供线索，争取立功与重大立功，改过自新，利国利民利己。

此致余干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

律师律师

綦江虹桥案辩护词篇3

审判长、审判员：

辩护人现就张开科受贿、玩忽职守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指控张开科受贿342000元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二、起诉书指控张开科犯玩忽职守罪也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称：1994年7月22日，被告人张开科主持召开綦江县县城1995年--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现场办公会，在未见到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建议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的情况下，决定修建“跨芬河人行吊桥工程”（以下简称“虹桥”），由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乡委）负责，1995年6月底前竣工。

对上述指控，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有两点未阐明，从而给人印象是被告人张开科违规拍板修建虹桥，是虹桥垮塌的元凶。

第一，1994年7月22日，綦江县的确召开了一次綦江县县城 1995年一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现场办公会。但召开现场办公会的主体单位是县委、县府，参加人员有县委书记、副书记、正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内容是对綦江县1995年--1997年城市重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应该说，张开科对该会议的各项议程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该会议上形成的各种决议、纪要不应由张一人负责，而应是集体决策。在本次会议审议的12项议题中，涉及到虹桥工程的表述为“跨綦河人行吊桥工程，由城乡委负责，在1995年6月底前竣工。”由此可知，本案中涉及由城乡委负责的含义就成了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控方认为，现场办公会决定修虹桥是在未见到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意想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的情况下决定修建的。而辩护人认为这是对工作程序颠倒的一种错误理解。我们知道，作为綦江县委、县府的工作是宏观决策，作为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是微观落实。县委、县府决定修建虹桥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任何手续。就象一个县的五年规划一样，作为县委、县府只提出在任期内要完成的目标，但目标的落实则由具体的职能部门去办理。在实施目标中，因各种客观情况可能使预定目标难以实现，而目标能否完成则应由具体职能部门对县委、县府负责。因而本案公诉机关将县委、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与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等同的观点是错误的，确定目标与目标能否完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县委、县府确定修建虹桥与虹桥应当由城乡建委负责办理可行性论证报告、项目建议书，立项请示及县计划委员会的立项手续、国土规划手续、设计施工、结算验收等并不矛盾。更何况1994年7月22日的现场办公会并不是

工程开工典礼，它实际上是一种对未来两年工程建设的一种规划或设想，若我们将此规划或设想主观地认定为是一种不顾客观实际的盲干，那么谁还能对未来作一种设想呢？

第二，1994年8月30日，张开科主持召开了城市建设重点工程设计方案审定会，对同年7月22田县委、县府现场办公会确定的建设重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其中对綦江人行吊桥工程要求设计美观大方，又要尽量节省资金，造价（注意静态与动态的区别）控制在200万元以内，由城乡委按此要求组织设计。辩护人认为，上述两次会议所讨论的“吊桥”与垮塌的“虹桥”不是一座桥。“吊桥”是修桥初始确定的桥。而真正修建并垮塌的“虹桥”不是一座“吊桥”，而是一座普通的跨綦河人行桥。公诉机关连这两座桥都认识错误，那怎么起诉张开科所召开的上述两次会议是错误决定？县委、县府召开会议确定修建的桥没有实施，而实施的桥又不是在1994年7月22日县委办公会上确定修建的。那么，公诉机关有没有强制性要求。对于这一字之差将会引发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辩护人真切希望法庭予以注意，并在仔细辨认县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究竟有无“可”字后作出对事实部分的认定。

第三，在1995年12月21日的县长办公会上，张开科强调：“一是建筑安全，决不能出问题。成立綦江县建筑安全督导室，组长贺际慎、林世元，负责把近两年来四层楼以上的工程进行检查，如有问题，发出通知，禁止住人，出了问题单位领导负责，末检查的你们要负责。质检站，质检一定要负责。这两年又是大建设，我很担心出问题”。“县府出个文件，审批程序，一是图纸，二是施工队，坚决杜绝个人承包，贺、林下来负责……”由此我们可看出，张开科提出“虹桥建好两代会可通行”不是一种强行限期通行的行为，它不会导致未完工的不合格的“虹桥”工程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上述张开科在县长办公会上的讲话充分说明张开科正确履行了一个行政长官依法应履行的职责。辩护人认为，导致“虹桥”违规建设，危险、违法、带病使用的责任是贺际慎、林世元、费上利及李孟津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

第四，从本案的实际情况讲，人民代表视察虹桥并不意味着虹桥就正式通行。作为人民代表，对在建工程或即将竣工的工程进行视察并非法律限制的行为。为视察方便，搭设栈桥暂时通行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所搭栈桥是在距河西岸的地面上，并非是在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所以说搭设栈桥与强令通行是不能划等号的，而“虹桥”的垮塌部位并非在搭设栈桥之处，主要是桥主体的垮场，而并非是张开科所催促的引桥部分垮塌。

第五，由于“虹桥”建设过程中，杯世元与费上利的权钱交易，导致“上桥”工程一拖再拖，“虹桥”工程从 1994年11月5日开工至1996年2月15日竣工，所用工期15个多月，工程费用为402.2 万元。张开科作为一县之长，有责任、有义务去催促工程竣工。我们不能将张开科正确履行职责说成是“强令限期通行”。何况1995年12月21日至1996年2月6日共计有47天时间，一个长15米的三垮混凝土浇灌工程，正常程序下五六天就能完成，因而张开科称：“虹桥建好在两代会可通行”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甚至是构成玩忽职守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二）起诉书指控：1996年2月6日，被告人张开科明知“虹桥”尚未竣工，仍在綦江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称：“竣工了綦江’虹桥’”，导致县城乡委对尚未竣工的綦江“虹桥”违规接收并投入使用。

辩护人认为：首先，1996年元月25日，中共綦江县委给中共重庆市委报送的《中共綦江县委1995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指出：“投资2450万，建成开通了綦江沦湾大桥，綦江彩虹桥……”綦江县人民政府是在中共綦江县委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县政府不敢违背中共綦江县委对虹桥的评价，作出一个与党的工作报告相悻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其次，张开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称：“竣工了綦江’虹桥’”。但据代小龙1999年4月9日向检察机关陈述，该《工作报告》是必须经常务办公会讨论修改的。代并称：“《政府工作报告一般在人大会之前两个月就要拟稿，而张开科对虹桥的工期有明确要求，所以按要求来看审议报告的时间，虹桥是必须竣工的。因此，报告中才会出现这一问题。”张开科在1995年12月21日的县长办公会上对安全再三强调，其安全负责人是林世元、贺际慎，而主管虹桥的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对此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相反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在明知“虹桥”尚未最后完工、未进行竣工验收的情况下，违规指派张基碧、孙立等人办理虹桥接收、交付使用手续，并违规授意孙立与施工承包人费上利进行了结算。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林世元的上述行为并公然对抗1995年12月21田县长办公会张开科的指示导致了虹桥违规接收并投入使用，而并非是张开科所作的工作报告导致了虹桥的被接收及投入使用。张开科的工作报告产生的原因和虹桥的违规接收的结果没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起诉书指控：1996年6月19日，綦江县在綦河上举办龙舟经贸会活动，当日上午11时许，“虹桥”发出强烈异响，桥上人员惊慌离开，负责活动安全的有关部门对虹桥采取了临时性封闭措施，并报告了县领导。当日下午，被告人张开科赶到“虹桥”现场，在明知“虹桥”未经验收，系违规投入使用，异响原因尚未查清的情况下，轻信林世元、贺际慎“可以使用”的表态，轻率决定继续上人通行，晚上活动照常进行。只是在离开“虹桥”时要求：找设计、施工方的人来看一下，事后也未进行督促检查，致使“虹桥”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质量隐患未能及时排除，导致“虹桥”继续危险、违法。带“病”使用。

对上述指控，辩护人认为是不成立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1996年6月举办的龙舟经贸会，张开科没有担任龙舟经贸会的任何职务，经贸会的负责人是代小龙，指挥长是徐廷江。虹桥发生异响后，中共綦江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任大军、张开科、代小龙湖邦义、杨兰昆、贺际慎、林世元、张基碧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全部上桥研究。据林世元1999年4月6日向检察院所作陈述：“当时大家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不是张开科就是任大军决定晚上可以通行。完后张开科当着在场大家的面说，要请专家来鉴定响声。”贺际慎在1999年4月5日证明对虹桥发生异响是由任大军还是张开科决定晚上继续通行之事记不清了，但强调无任何人反对。由此可知，在中共綦江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龙舟经贸会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贺际慎作为建筑高级工程师，林世元作为虹桥工程的负责人均表态虹桥可继续使用，当晚的活动照常进行。这是个集体决定，如若真的要追究责任，张开科也不是第一责任人，因而公诉机关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张开科是不公平的。

第二，虹桥异响后，任大军及张开科先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对林世元就有关桥响的原因作了询问，林世元均称专家意见是应力重新调整，不影响安全使用。且林世元在6月19日告诉任大军桥是验收了的。鉴于对工程质量的担忧，1996年8月5日，在距虹桥影响后不到两个月，张开科签发了秦江县政府批转县城建委《关于开展建筑市场整顿的请示》文件。该文件明确要求：对全县所有在建工程和1995年1月以来的竣工工程是否报建、招投标、有无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是否按建设项目审批程序办事进行查处。该文件明确此项工作由林世元任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张基碧住整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作为一县之长的张开科，在1995年12月21田县长办公会上再三强调建筑安全质量，在虹桥异响后提出由城乡委迅速找专家鉴定；在日常工作中多次询问林世元大桥是否鉴定及进行验收没有；在虹桥异响不到两个月又以政府名义发文要求结合本县实际整顿建筑市场，尤其是针对发文前几年城市建设中采取的不规范作法的查处进行了详细的布置。辩护人认为，张开科在任职期间，出于对解决綦江县建筑欠账太多的急迫心情，县委、县府曾作出一些违背常规的冒进措施，但此行为并非张开科未意识到，也并非张开科任其发展，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不顾，恰恰是通过庭审我们可知，张开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及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由于当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林世元及城乡建委负责人张基碧采取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不负责的态度，对明知“虹桥这个违规建设、违规接收并违规投入使用和违规结算，且在使用中曾发生异响，应属重点查处的工程，没有提出任何整顿查处意见，从而最终放弃了对虹桥工程的管理、监督，坐失排除虹桥工程质量安全隐患的良机，从而对虹桥的违法、危险、带”病“带”伤“的恶化使用失去了监督和控制”。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虹桥的垮塌原因是由于林世元掌握了工程合同签订的原始发包权、变更解除权、监督权等特权，在无施工资质的包工头费上利的腐蚀下，林世元出于受贿私欲，公然违背县委、县府的口头及书面要求，无视县政府加强整顿建筑市场的文件精神，滥用职权，违法发包工程，放弃监督职责，使费上利及李孟泽等人偷工减料，对虹桥工程粗制滥造，从而埋下了虹桥工程质量的严重隐患。无可讳言的是，虹桥工程也存在武警战士跑步引起的物理学上的“共振”及“8.7”洪水对虹桥的浸泡等原因，从而导致虹桥垮塌。总之，对虹桥的垮塌承认多因一果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常理的。只有将上述多种原因考虑其中，其法律裁判才经得起历史检验。而张开科在虹桥工程建设中有过错，但张开科也尽了行政长官应尽的义务，张开科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本案许多事情是由集体研究错误决策造成的，例如虹桥影响不影响使用是集体错误决策造成的，然而该错误的决策是在建筑高级工程师贺际慎的草率判断及林世元弄虚作假、谎报情况之下，致使集体研究决策失当，从而造成重大损失，该责任应由谎报情况的林也元及贺际慎承担。如果在虹桥异响后，林世元按县政府文件办事，对虹桥提出整改措施，虹桥的垮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林世元对县政府的文件根本不执行。可以这样说，在整个虹桥建设工作中对张开科全面地看：他是在工作中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必要的注意和谨慎并口头及以文件形式对虹桥工程再三强调了质量问题。张开科是履行了职责而林世元不按领导要求去做并放弃了职责才造成虹桥垮塌。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篇4

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原创 2017-04-16 龙元富律师

巅峰刑辩龙某某玩忽职守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受犯罪嫌疑人龙某平委托、广东登润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龙某平玩忽职守罪一案一审阶段龙某平的辩护人。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东一区检诉刑诉字【2016】349号《起诉书》”【下称《起诉书》】指控犯罪嫌疑人龙某平涉嫌玩忽职守罪一案，经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认真阅卷，进行一切可能的调查研究，在详细了解案件事实与案情基础上，尤其是经过两天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依据法庭调查予以查明的案件事实，兹对本案谨慎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我们的基本辩护意见是：

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

《起诉书》指控不成立，龙某平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玩忽职守；“东莞市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事件”，与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两者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主要理由是：

犯罪嫌疑人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完全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和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起试行）【以下简称《评定规则》】之规定，不存在《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2006年消防验收的具体执法依据是广东省消防总队颁行的《广东省建筑工程验收评定规则（试行）》（2003年12月1日）。该《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消防验收应当按照各子项的内容逐项进行检查、测试---进行评定”。该《评定规则》之子项“特殊场所”不包括“厨房”，也即“厨房”属非必需验收核查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所”的验收方式是抽查。因此，“厨房”

未被抽查到并无不当。换言之，也就是龙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对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的消防验收工作不存在《起诉书》中所宣称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情况。

更何况，杂物间与“厨房”是两个空间，不是一个空间，对“厨房”进行验收核查，并不必然或必须对“厨房”旁边的杂物间进行核查。

又尤其使用单位违法将杂物间设计成为“集中瓶装石油气间”，从消防审核申报，到正式消防验收之前的消防验收申报，均刻意隐瞒，从未提及——即便在“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的公开善意提醒之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使用单位仍然不为所动，仍然继续刻意隐瞒相关违法行为，而后胆大妄为地违法使用（假设《起诉书》之中所述，“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胆大妄为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按规定只能使用三年的“调压阀”，他们居然使用了八年，还没有任何人去注意，尤其是发生在“中石化”这样经营、管理燃油燃气等危险品的单位，更不能用不懂、不清楚来解释，只能用刻意隐瞒来描述。

造成莞城街道中侨大厦“3.3”燃气爆炸生产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已经做了明确认定和理由说明：是作为建设和使用单位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燃气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燃气”。加上其它法定监管单位监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作为厨房设计、建设和使用方的中石化东莞分公司未依法对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情况进行如实向消防部门申报，导致厨房燃气情况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以申报人申报的范围为限——因为建设单位刻意隐瞒真实情况，未对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情况进行申报，直接导致中侨大厦四楼厨房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在没有接到任何投诉、举报的情况下，而且如前所述，按照《评定规则》第四条规定，“厨房”属非必需检查的重点场所，只需按“普通场所”对待；“普通场地”的验收方式是抽查，未被抽查，未进入消防验收范围属依法履职，并无不当，更没有违法。

另外，《事故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了，此种情况下负有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督促整改等工作任务的是莞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而非检方所推断的公安消防部门。

第三、如《起诉书》中所述，“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提出了“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之“批复意见”。其实，此点“批复”只是一个提示性建议，而非依法进行行政许可审批之审批性意见，具体说明如下：

按照消防审批工作基本原理和工作规范，所谓审核意见书，是指建设单位将设计方案及有关资料向消防机构申报，消防机构依法对设计方案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法律文书。在本案中，建设方并没有向消防部门报送厨房燃气或热能动力的设计方案及文字说明，故“东公消（审）字（2002）第531号《关于东莞市中侨大厦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中提出“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是职责范围外的善意提醒，实质上只是一个提示性的建议——即假如建设单位“餐厅内的厨房使用的可燃气体为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

验收人员的检查范围仅限于审核通过后的验收申报材料和竣工图纸的范围和内容。除此之外区域，验收人员不可能也不应当“翻箱倒柜”的去搜查，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核查排除，那就不是消防行政许可了。而根据消防审、验分离的原则，验收人员根据《评定规则》没有抽验到厨房，符合《行政许可法》、《消防法》、《评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不存在《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问题。

顺便回应一下，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厨房早已投入使用，你怎么就没看见、没发现呢？答案是：第一，验收之前，没有接到举报、投诉，验收单位及具体执行验收任务的龙某平、雷某某等，没有对被可以隐瞒的厨房的“集中瓶装石油气间”进行验收的法定义务；第二，刚才出庭作证的证人吕刚甫已经证明，消防施工单位有一个潜规则——申请验收之前，尤其是消防验收人员进行验收之前，会充分提醒建设、使用单位。将有碍消防验收的东西收拾收拾，也就是说，即便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那么，验收过程中也是无法查验的···第三，更何况，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大肆渲染的厨房验收前已经投入使用只是“一面之词”——而且只是真正的责任单位、真正的责任人的“供述”而已。再说，退一万步讲，即便龙某平等确实疏忽了中侨大厦裙楼（含四楼）“厨房”旁边的杂物间----“集中瓶装石油气间”确实在验收之前已经投入使用这一法定验收义务之外的细节，那也只是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司法审查，但是，我们不能不提醒合议庭的是，玩忽职守罪审理过程中只能进行合法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不能够、不可以、不需要进行合理性原则范围内的审查。

第二次增加的年轻美女公诉人刚才的“精彩表演”，可能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第四、东莞市莞城街道中侨大厦2014.3.3事故是一起特别特别典型的燃气安全管理不到位，燃气使用者、相关监管职能根本缺位、供气单位均异常严重不负责等原因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并非消防责任事故。

“东安办【2014】126号”《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结案的通知》附件1《东莞市3.3燃气爆炸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技术调查研究报告，对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和扑救情况、事故原因及性质、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进行了相对准确的调查、分析和评断。其中第四项“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对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认定，并提出了处理建议——公安消防机关并不在其中。

有鉴于此而不仅限于此，本辩护人再次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龙德平根本没有《起诉书》所指控的“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未认真履行消防验收工作职责”等违法行为之嫌疑。据此，本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龙德平涉嫌玩忽职守一案的处理结论只能是：龙某平无罪。

李庄案一审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