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一、定婚之构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
（一）凭媒而立
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
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二）由尊长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
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夫阻拦，遂背夫写下文书，将钿盒分作两处，以做凭证。白氏丈夫归乡，将女儿许给了同府陈家，白氏虽写有私约在先，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在“夫亡（母）携女适人”的特殊情况下，其女才能“从母主婚”。不过，即使如此也需母亲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拥有儿女婚配的发言权，而明代妇女一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主婚人抛头露面是违背礼法的。《莆阳谳牍》记载的一件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此项法规具体的施行方法：方养盛病故，遗下四女。妻蔡氏带四女改嫁邹征聚。蔡氏有家资二十两随带。“（邹）征聚内抽出六两已遣嫁长女矣。所余原备三女日食妆资。”此案符合“夫亡（母）携女适人”的条件，四女之母蔡氏虽然有财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继父。可见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认女性尊长的主婚权，而在维护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儿不浪费男方的财产，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男性家长支配家中经济大权的权利。
（三）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
婚书即婚约，纳征礼（即纳聘礼）行后，婚姻关系即算确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故有婚约。婚约一般由男女双方家长订立，内容应写明男女双方年龄、行次、聘财，主婚人、媒人分别画押，两家各执一纸，以做凭证。《大明律》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将婚书作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规定婚书格式，仅有明人小说中的拟婚约可供参考：
立婚约人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书作为婚姻关系订立的证明，常在民事纠纷和诉讼中被当作主要的书面证据，是地方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上文中立婚约人金声后因嫌儒生韩子文家贫，欲毁约，韩生提供的证据中婚书即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约判定“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维持婚约的效力。
同时明律又有：“虽无婚书，曾受聘财亦是”的规定。法律虽然规定嫁娶须写立婚书，在民间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聘财。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礼，婚约就算定立。有无聘礼以及聘礼多少，往往能决定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审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证：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红帖（即婚书——定婚帖）往来，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礼，二女二十五岁时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词中写道：“不闻挺以聘礼往„„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鸾。” 认定前约无效，承认后婚。可见在整个定婚行为中，聘礼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
（四）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
一般说来，定婚需男女两家自愿。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导“门户婚”——男女双方需要门当户对，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为世俗所容。“良贱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地位平等的情况下，自愿原则才得以载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双方均无异议，才下聘礼，写立婚书、缔结婚约，凭借权势硬性强娶往往不能达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继位中宫，因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罢。成祖虽然贵为皇帝却也强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双方自愿原则已被广为遵守，连具有立法权的皇帝也不例外。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
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即算确定，男女双方成立为婚姻关系，互相负有结婚的积极义务及不得与第三人定婚之消极义务。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定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家长以亲家相称。此在明人小说中多有反映。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表现之二是男女被视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张廷秀与王氏女定婚后即称对方为“媳妇”。法官的判牍中，也将定婚男女双方视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阳谳牍》中将定婚类案件定性为“夺妻事”。
法律既然承认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间保媒、聘女一般都避开已经定婚的女子，连皇帝选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讹传点秀女，大富商金声急欲嫁女，路遇贫儒韩子文，许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来点了。”这正是明代社会中国家承认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动反映。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它也为各级司法部门广为遵循。宣德年间，唐王第五子选县民之女为妃，后有民王家诉此女已经受了他家的聘礼。经核实后，唐王只得另外为儿子择妻。
定婚虽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婚约的法定事由，婚约的解除可产生两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双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财产上的，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的责任。明律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为两类：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约自动解除。至于聘礼的归属，一般情况下，“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地方官在实际审案中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处理。如：
生员方汪之子聘林汉臣之女，据林汉臣及臣之叔宗潘称，止受聘金六两。今方汪之子死，莆例无尽还之理。
于是县官判女方还银一两，推官祁彪佳考虑方汪家境贫寒，儿子还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断给男方三两。在这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判词中并未提及律条，引用的只是地方习惯，判决结果证明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具有“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的司法判决风格”。
（二）人为因素
1.男方无故不娶及逃亡不还者
成化年间条例规定：“定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告官改嫁”，又“聘定与人，其夫逃故并买卖在外，年久不回者，许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费用大，导致民间“聘定于数年而不能备数，以至婚姻失时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赣州府鲁男、顾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数年不能毕姻，以致后来引发命案。加上“逃亡不还”的流民现象从明中叶起大规模出现，至明末仍存，这使婚约解除的案件频频发生。如莆阳府陈旺聘定同府林延庆侄女，聘银七两。林趁陈逃亡在外，将女又许配黄家，得聘银七两。陈旺的叔叔代为申诉。推
官判女方返还原聘。并另赔偿男方六两。判词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测应不满三年，所以才能追还聘礼。2.男女或有犯奸盗
明律在此方面语焉不详，只规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礼之律）”，故律学家补充解释道：“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为官府认可，没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对此问题的一般看法。
三、违约婚姻
明律规定违约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欺诈婚姻；其二，为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即男女悔亲行为。二者均按照过错主义原则追究过错方责任。
（一）定婚中的欺诈行为及其法律调整
订婚中的欺诈行为，明人称为“妄冒”，即违反婚约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规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还聘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明代有一怪风俗：京师专门有人家，嫁妇女为外家人妻妾，初看时以美貌的女子相看，临娶时以丑女调换，名曰“戳包儿”。甚至有以幼男诈为女子嫁人为妇者，成化间就有这样一件案例，为男方觉察，送到官府。事实上，此条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实婚，已成婚者，多将错就错。这类案件被文人演绎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冯梦龙一则小说记有书生钱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亲、迎亲，因雨滞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县令判钱生与女成婚。此为男方妄冒引起诉讼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现实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无过错男方解除婚约，一般不能收回聘礼，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财的归属问题：男方悔婚，聘财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长又可将女另许他人，以一女得两份聘礼，女方自然不会有异议，同时也可算作对男方毁约行为的惩罚。但是司法实践中，案例多为男方悔约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诉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只依据律条“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归前夫”。景泰年间就有一例：都督吕毅男瑛与指挥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调职山海卫，别娶他女成婚。葛覃无奈在妹妹三十岁以上时将其嫁与一南京千户，已生儿育女。吕于是告葛氏悔婚，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虽然原告吕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没有追究其悔婚的责任。排除此案司法运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断：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凭婚约导致后婚无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没有悔约，而女方欲解聘，应首先征得对方同意，由男方写立“休书”，并退还男方聘礼，才算正式解除婚约。或可直接退还聘礼，但如未索要休书，无文书可据，往往引起纠纷。万历年间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曾与御史吴之彦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见不同，吴与赵绝婚，赵遂封还原聘礼，吴御史接受后没有索要休书。后此事成为党争事由，辅臣就此责备赵“绝婚轻易”。可见女方欲解除婚约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方贪图聘财，悔约、一女两聘的案例非常常见。明律根据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调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来与女方定婚的，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宫，不知者不追还财礼。至于女子归属，法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从后夫，但要倍追财礼给还前夫。
明清律学家对法规中女子归属问题颇有异议，薛允升认为：“此条便觉混淆不清”，认为“无应行离异之文”，应“仍许后夫为婿”，“谓已成婚者，亦应追归前夫，则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时期对此类案件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地方官在审案时，一般依据“未成婚者归前夫，已成婚者归后夫”的原则。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即据此断案，案情如下：
沈应用年暮无嗣，以宗侄沈之龙为嗣，以养女楼氏许婚。沈应用死后，其妻转将女许给胡家，得聘礼十二两。
李清认为楼氏固“有主罗敷”，幸与胡男未及成婚，故为楼沈二人主婚，并还胡氏聘礼十二两。此案关键在于楼氏女“幸黄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实，所以维持前约。
若男女已成婚则按照从“后夫”处理，案例如下：千户黄春将侄女黄三许彭谦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黄三与李华备礼成婚。被彭家告发。沈阳中卫审结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许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执称不愿黄氏为婚，另行娶妻。
于李华名下，倍追财钱银三两给还彭俊收领，将黄氏断给李华。与李清审理“姻变事”相比，此案适用法律更为准确。
明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萌芽时期, 是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时期, 那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小视。尤其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明代的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影响, 都可以给我们当下有一个借鉴以及警示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明代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 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在明代中叶, 商业资本支配家庭工业和从事商品交换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 在我国江南各地已普遍存在。明嘉靖、万历年间, 在唐宋以来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 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随着科技的进步, 航海事业的发展, 城市人口剧增, 市民阶层壮大, 商业活动随处可见, 商品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候, 文学的发展也不落后。明代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阶层和有钱有闲阶层剧增, 为明代文学批评的繁容提供了接受者。这些接受者主要是商人、奴隶。
张翰在《松窗梦语》中描述当时商贾贩夫“趋利欲, 如众流赴壑, 来往相续, 日夜不休”, 追逐锱铢之利致富的情状说:“财利之于人, 甚矣哉……虽敝精劳形, 日夜驰骛, 犹自以为不足也。”正是由于这些人追逐利润的活动, 才有山东牟丘之铁器散遍奉天、直隶、山西、河南及江西数省;“福之丝绸, 漳之纱绢, 泉之蓝, 福廷之铁, 福漳之桔, 福兴之荔枝, 泉漳之糖, 顺昌之纸, 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 下吴越如流水。”[2]正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发达, 使城市经济发达, 吸引了蛰居乡间无所事事而又富裕的地主迁居城市, 周之夔说:“其田主及有力家成举者, 仓廒既设外乡, 或设他县, 每年不过计家口所食谷几何, 量运入城, 余尽就庄所变。”[3]成为一些小有资产的商人。
与此同时, 这也使明代蓄奴之风大盛。从奴仆、仆从、奴、奴婢、婢仆、仆者、仆人、家人、家奴、家童、童仆、厮养、义孙、小厮、小郎、养娘、丫鬟、丫头、女史等称呼可见, 可见当时社会使用奴仆相当普遍。两外一些人是随着读书人登上仕籍做官后, 来投靠, 多者可至千人, 但不全是为奴婢的。有些为门客、幕宾、师爷之类, 有些则为豪奴等。中明以后, 这帮人的队伍大为膨胀, 如常熟一县即“合之得万余人”。[4]成为另一种接受群体。
商人们挣了钱要消费、要休闲, 于是有一帮文化人在唐宋传奇的基础上、在话本的基础上, 开始大量写作小说和剧本, 既反映社会现实, 亦满足市民阶层和有钱户的“业余”消遣之需。有了文学消费的需要, 文学的产生就成为必然, 这带来了文学作品的兴盛, 自然也带来文学批评的繁荣。
在那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 如:李东阳《麓堂诗话》, 高木秉《唐诗品汇》, 叶羲昂《唐诗直解》, 刘嵩《鸣盛集原序》, 苏伯衡《古诗选唐序》, 吴勉学《四唐汇诗凡例》, 何城《重刊唐诗正声序》, 黄克缵《刻全唐风雅序》, 黄谆耀《陶庵自鉴录》, 桑悦《复王元勋秋官书》, 王行《题孙敏诗》, 吴讷《晦庵诗抄序》, 陈谟《答或人》, 陆深《重刻唐音序》, 童轩《杨学士诗序》, 王世贞《蒙溪先生集序》, 王世懋《艺圃撷余》, 屠隆《文论》, 胡应麟《诗薮》, 周叙《叙诗》, 蒋孝《中唐诗序》, 郝敬《艺圃伧谈》, 李沂《唐诗援序》, 陈束《苏门集原序》, 李维桢《董元仲集序》, 江盈科《解脱集引》, 胡震亨《唐音癸签》, 许学夷《诗源辩体》等等。
此外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为文学消费及文学批评提供了场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为文学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明代农业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 以及商贾流通贸易的较高成都发展, 无疑会刺激和影响到城市面貌的改观。一方面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 在一些较大城市中形成一个个日常生产、生活用品销售的商业区;另一方面一方面形成像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上海城隍庙、北京土地庙那样的庙集。城市中的店铺也是我们不可小视的场所。这些场所一种是作坊铺店, 另一种是纯商业的“经纪市井之家”, 还有一些就是娱乐性和服务性行业。金吾松弛, 诱导了饮食服务与娱乐业夜市的兴盛, 酒楼歌馆, 宴饮享乐, 至夜则燃灯于上, 望如星衢, 四鼓后方静, 而五鼓朝马将动, 那些趁卖早市的已起身开张。
明代酒庐茶肆、游船戏馆等各种娱乐场所的兴旺, 为说唱、戏剧、平话等艺人表演提供了必要的场所, 对市井文艺的发展起了相当作用。明代以《金瓶梅》为首的市井艳词成为一大特色, 就是这些市井场所最容易接受和形成的文学样式。苏州“戏官数十处, 每日演剧”。“胡公为苏藩, 禁闭戏馆, 怨声载道。”被统治阶级视为“诲盗”、“诲淫”的市民文艺, 反映了明人的精神生活, 表现了明代社会世情的变化和市民追求生活情趣的现实主义倾向, 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这种文学内容的变化, 更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导向。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更是直接导向市井艳词, 认为市井艳词是“虽儿女子初学者, 亦知歌之”, 是“语意直出肝肺, 不加雕刻”[5], 更主张提倡市井艳词, 成为明代文学批评的统领之作。
综上所述, 明代商品经济为明代文学批评的繁冗和发展提供了接受者和传播的场所, 同时这些场所更影响着明代文学的走向。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导向更受制于文学走向。我以上的论述仅仅是研究明代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批评影响的一瞥, 一定还有更多显在或潜在的影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明代的文学批评没有担负起其应有的历史责任, 没有在文学喜好走向低俗化的关键时期起到批评及引导作用。文学作为一个社会的思想容器, 如果在这个容器当中融入的仅仅是些低俗的艳词, 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从精神上就开始衰败。而文学批评在此时所起的力挽狂澜的作用就格外明显。但是令我们失望的却是, 明代的文学批评没有担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 而是随波逐流。不得不说是明王朝覆灭的催促剂之一。
而明代的商品经济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也可以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一个警戒。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多年, 文学的走向也出现很多变化。市场经济直接影响接受者的兴趣爱好, 更直接影响着文学的内容的走向。我们的文学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但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却蕴含了很多危机。这不得不使我们警惕。像明代那样的市井艳词真的是文学的真正归宿吗?文学的真谛真的只在于此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如果仅以市井艳词这类文学为主要导向, 是不能真正担当起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引导作用的, 不能满足社会对文学善的要求。明代最后走向灭亡, 虽然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但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添油加醋不得不说是一种催化剂, 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因此我们要以此为警示, 力图使我们的文学批评为文学起到一个正确的善的导向作用, 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一份贡献。
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认为, 经济是文学的基础, 文学也会反映和影响经济。明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萌芽时期, 是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时期, 那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小视。而文学对经济政治的影响更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因素。尤其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明代的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影响, 都可以给我们当下有一个借鉴以及警示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明代商品经济对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 明代商品经济为明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接受者和一定的场所, 这直接导向了文学内容的变化和读者对文学喜好的转变, 更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对文学的导向。使得文学倾向于市井艳词, 文学批评也提倡市井艳词。而在这一过程中, 文学批评没有担负起其应有的历史批判性, 随波逐流, 成为明王朝覆灭的催促剂。
关键词：明代,商品经济,文学批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第一卷, 第167页。
[2]王世憨, 《闵部疏》。
[3]周之夔, 《弃草文集》卷五。
[4]《明代社会经济史料编选》 (下册) 载佚名《虞谐志》。
该印铜质，方形，边长约7厘米，厚约1厘米，背直钮，高3．2厘米，宽1．3—1．6厘米，厚0．5—0．9厘米。铸造并不精细，背部刻文欠规范，似未加细磨。
印文为汉字九叠篆书，初步识读为“郑府群牧千户所百户印”十字，竖三排，两边各三字，中间四字。背钮右侧刻字能识辨出“千户所百户印”，其上四字不清，模糊且缺笔划，疑有漏刻一字，除“府”形近似外余皆不类。印纽左侧边凿刻“口统二年六月”，其右三处刻字，二字不清，缺笔少划不成字，下为“造”字。据此推断是“礼部造”三字。
因铜印无边款，背款模糊不清，对之断代有一定难度。从铜印形制、风格和印文特点及机构官衔名称等可判知其时代。铜印背左侧刻“口统”之“统”字凿刻不规范，只能辨识为“统”。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统”字前加一个字的年号自唐迄清至少有七：金统(唐代黄巢880—884年)、乾统(辽天祚1101—1110年)、皇统(金熙宗1141—1149年)、元统(金耶律留哥1213—1335年)、元统(元惠宗1333—1335年)、正统(明英宗1436—1449年)、嗣统(清刘义顺1864—1868年)。去掉唐代黄巢的金统和清刘义顺的嗣统，余辽、金、元、明四朝，较适合者是明朝的正统。
印文“郑府”当为明之一府，“群牧”不详，若为机构官职，辽、金两朝皆有。辽代之群牧司又称群牧监，掌马政与边政，可考者7处，辖境大致在临潢，远及东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西南招讨司；金代之群牧所，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可考者12处。千户、百户之官职金、元、明三朝皆置，元末见有“千户所”。金、元两朝传世官印极少，或不见此印之用法，多作某某军百户等，而元印以八思巴文为多。故可排除此印为金元之物。是否为金末割据政权耶律留哥之官印?可能性亦不大。
都司卫所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明朝京师和地方都设卫所，一府设所，数府设卫，是一个防区。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卫长官称指挥使，所长官称千户、百户。永乐后设都司二十一，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千户所三百五十九。明中期以后卫所名存实亡。
铜印形制与印文合明制。据《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二所记，卫所铜印“俱直纽，九叠篆文”，卫“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所“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早年东北地区发现的明官印与此印基本相同，如“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规格7 × 7厘米，直纽，九叠篆文，竖三排，两边排各三字，中间四字；“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规格均为9 × 9厘米，亦直纽，九叠篆文。“郑府群牧千户所百户印”与同级的“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形制、印文相近。
【教学目标】了解明代诗文发展的大致情况；掌握明代重要诗文作家的主要文学观念和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明代诗文的重要派别及其代表性人物；明代诗文的重要作家及其文学观点。
【教学难点】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数量较大、内容繁多的明代诗文流派、作家，且要掌握其主要观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有一定的难度。【学时数】3学时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理清线索，掌握重要文人派别的代表性观点。【教学实践】
明代的诗文创作应当说是非常繁荣的，但成就却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太大的创新，更多的是对前人的模仿。模仿可以说就是明代诗文的最大特点。
从它的发展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指的是洪武至成化时期。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作家的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在消亡；另一方面，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学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抛弃的“文道合一”的主张又重新占了上风，以道德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内容而在艺术上平庸虚假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是高启、宋濂和台阁体诗人等。中期，约从弘治至隆庆一段时期。其特点是，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文学独立，反对文学成为理学的附庸；认为文学是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时强调真情。复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后期，自万历以后，出现了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人的真实情感的思潮，诗文受此影响，产生了一批表现自我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竟陵派。
一、明代诗坛概况
明代重复汉唐旧制，绵延近三百年，正统诗歌创作的气势与规模，自非元代可相比拟。明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作家作品丰富（《明诗综》所收多至三千四百余家），并且各以理论相号召，这是历史正统诗坛难以匹敌之处。明初诗歌以高启成就最高，学习前人最见功力，并首开明代诗歌复古之风。同时，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流行，形成了明初诗坛的一股形式主义逆流。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的有明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谦。稍后，诗坛出现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正式提供诗学宗唐宗杜，成为明中叶诗风转变的先兆。明中叶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兴起，他们取代“台阁体”而独柄文坛百余年，流风所被，远至明末，成为明代最大的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他们从理论上号召复古，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创作上则主张模拟，主张唯古人是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对文学发展、文学创作极为不利，给明代正统诗文带来一个更深刻的危机。明中叶后期，即万历时期，“公安三袁”崛起，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主张“性灵”文学，要求文学表现作家自我。是为“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以袁宏道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也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但在诗歌风格的表现上不满于“公安派”的平易轻巧，主张“幽深孤峭”，更多地从平静、孤寂的角度表现作家自我，他们共同组成了明中叶后期的文坛主流。明末诗歌，由于政局动荡，诗风也为之一变，慷慨激昂的诗歌成为此期诗歌的基调。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主义作家的创作对明代诗歌作了光辉的总结，被誉为明诗的“殿军”。
二、明前期诗文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论文有文以明道和辅政翼教的主张。将文看成载道的工具，宣传伦理道德的手段。这实际上
9人们对高启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诗歌创作对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是有明显功劳的。
（四）台阁体、茶陵派
从明成祖到明英宗的几十年间，诗文的主流是台阁体。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身居朝廷高位，当时社会政治又无太大的动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流连光景，歌咏太平，雅正平和而雍容冲淡，表现出陶醉悠然的满足心态，体现了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
台阁体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而在散文创作上，则与台阁体没有太大的差别。
（五）于谦
永乐、弘治年间诗坛盛行“台阁体”，此期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的诗人，仅于谦一人。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历任山西、河南巡抚，为官清正，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之变”，于谦任兵部尚书，立主抗战，拥立景帝，击退瓦刺军，保全了北京城，功不可没。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 罪”处死。万历年间，谥忠肃。存《于忠肃集》。于谦的诗，在内容上可分三大类。一是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质，反映现实的篇什。诸如《荒村》对“才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的课税的揭露。《田舍翁》对“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贫苦百姓的同情，乃至对“牧民者”欺上瞒下的愤慨等。这是作为政治家的于谦对敏锐观察，二是对军旅生活的歌咏，其中不泛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的反侵略的诗篇，如《出塞》表现出的“意气平吞瓦刺家”的凌云壮志以及《夜坐念边事》、《从军五更转》等。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抒写自己节操，砥砺德行的诗作，如《北风吹》的“冰霜历尽心不移”，《石灰岭》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咏煤炭”的“铁石尤存死后心”等，均直抒胸臆，真切感人。于谦诗在艺术上不事雕琢，自然浑成，语言上浅显平易，明白流畅，不
1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在明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的文章被誉为“明人第一”。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归有光不能以重大题材来反映明代现实，但在复古派把持文坛的混浊气氛中，他却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实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
四、明后期诗文
（一）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指的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反对虚伪。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拟古，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总之，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抒发个性，清新流畅。但由于不适当地表现自我，忽视社会实践，故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思想贫乏，风格轻佻。其末流更是“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以至“鄙俚大行”，故而又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公安派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为游记、书信等，以描写风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为主。往往写得意境优美，轻松活泼，而且篇幅也不太长，如山间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爱。清初人钱谦益说：“中郎以通明之资„„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勳宏道》）可见，袁宏道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竟陵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如以“深幽孤峭”来纠正公安派的俚俗、浅露、轻率。他
3思考与练习
姓名 庙号谥号 年号 陵墓
朱元璋 太祖高皇帝洪武（1368年——1398年）孝陵
朱允炆 惠宗让皇帝建文（1399年——1402年）待考（东宫朱标之长子）
朱 棣 成祖文皇帝永乐（1403年——1424年）长陵（成祖开始，帝位由燕王这一系世袭）朱高炽 仁宗昭皇帝洪熙（1424年——1425年）献陵 朱瞻基 宣宗章皇帝宣德（1426年——1435年）景陵 朱祁镇 英宗睿皇帝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裕陵 朱祁钰 代宗景皇帝景泰（1450年——1457年）景泰陵 朱见深 宪宗纯皇帝成化（1465年——1487年）茂陵 朱佑樘 孝宗敬皇帝弘治（1488年——1505年）泰陵 朱厚照 武宗毅皇帝正德（1506年——1521年）康陵 朱厚熜 世宗肃皇帝嘉靖（1522年——1566年）永陵 朱载垕 穆宗庄皇帝隆庆（1567年——1572年）昭陵 朱翊钧 神宗显皇帝万历（1573年——1620年）定陵 朱常洛 光宗贞皇帝泰昌（1620年——1621年）庆陵 朱由校 熹宗悊皇帝天启（1621年——1627年）德陵 朱由检 思宗烈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思陵 朱由崧 安宗简皇帝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 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 文宗节皇帝绍武（1646年——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 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朱元璋之后的每一位皇帝，名字中都含有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之一。关于姓名中出现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原因： 为了明确支派和各支派的辈份。朱元璋以每一个儿子为一支派，每一支派定了二十个字作为名字中第二个字的用字，再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相生的规律，作为名字中第三个字的用字。《明史·卷一百 表第一 诸王世表一》里对为什么这么做及各支派用字都有比较清楚的表述： 明太祖建藩，子孙世系预锡嘉名，以示传世久远．当神宗中叶，仅及祖训之半，而不亿之丽，宗禄亏乏，议者遂有减岁禄，限宫媵，且限支子之请．由是支属承祧者，亲王无旁推之恩； 从继世者，郡封绝再袭之例；以及名婚不时有明禁，本折互支无常期．启、祯时，军饷告绌，大农蒿目，安能顾赡藩维．亲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空乏尤甚．一旦盗起，无力御侮，徒手就戮，宗社为墟，惜哉！
考之史册，汉诸王表与王子侯离而不属，世次难明．唐宗族蕃大，源远流长，然诸王以不出合，不分房，子孙皆阙而不著．宋史於太祖、太宗、魏王廷美之裔，迄临安沦没，悉载谱牒，而贤愚并列，漫无裁割．兹表明代亲王至郡王而止，以从史、汉诸王及王子侯之例．又彷唐宗分房法，系各府郡王於亲王之下，如小宗之从大宗．其余不得封者，概不载．
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命名虑有重复，乃於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 东宫拟名曰：允 文 遵 祖 训，钦 武 大 君 胜，顺 道 宜 逢 吉，师 良 善 用 晟 ． 秦府曰： 尚 志 公 诚 秉，惟 怀 敬 谊 存，辅 嗣 资 廉 直，匡 时 永 信 敦 ． 晋府曰： 济 美 钟 奇 表，知 新 慎 敏 求，审 心 咸 景 慕，述 学 继 前 修 ． 燕府后为帝系，曰： 高 瞻 祁 见 佑，厚 载 翊 常 由，慈 和 怡 伯 仲，简 靖 迪先猷．
周府曰： 有 子 同 安 睦，勤 朝 在 肃 恭，绍 伦 敷 惠 润，昭 格 广 登 庸 ． 楚府曰： 孟 季 均 荣 显，英 华 蕴 盛 容，宏 才 升 博 衍，茂 士 立 全 功 ． 齐府曰： 贤 能 长 可 庆，睿 智 实 堪 宗，养 性 期 渊 雅，寅 思 复 会 通 ． 鲁府曰： 肇 泰 阳 当 健，观 颐 寿 以 弘，振 举 希 兼 达，康 庄 遇 本 宁 ． 蜀府曰： 悦 友 申 宾 让，承 宣 奉 至平，懋 进 深 滋 益，端 居 务 穆 清 ． 湘府曰： 久 镇 开 方 岳，扬 威 谨 礼 仪，刚 毅 循 超 卓，权 衡 素 自 持 ． 代府曰： 逊 仕 成 聪 俊，充 廷 鼐 鼎 彝，传 贻 连 秀 郁，炳 燿 壮 洪 基 ． 肃府曰： 瞻 禄 贡 真 弼，缙 绅 识 烈 忠，曦 晖 跻 当 运，凯 谏 处 恒 隆 ． 辽府曰： 贵 豪 恩 宠 致，宪 术 俨 尊 儒，云 仍 祺 保 合，操 翰 丽 龙 舆 ． 庆府曰： 秩 邃 寘 台 鼒，倪 伸 帅 倬 奇，适 完 因 巨 衎，骘 眷 发 需 毘 ． 宁府曰： 磐 奠 觐 宸 拱，多 谋 统 议 中，总 添 支 庶 阔，作 哲 向 亲 衷 ． 岷府曰： 徽 音 膺 彦 誉，定 干 企 禋 雍，崇 理 原 谘 访，宽 鎔 喜 贲 从 ． 谷府曰： 赋 质 僖 雄 敞，丛 兴 阐 福 昌，笃 谐 恂 怿 豫，扩 霁 昱 祯 祥 ． 韩府曰： 冲 范 徵 偕 旭，融 谟 朗 璟 逵，亶 韶 愉 灏 慥，令 绪 价 蕃 维 ． 沈府曰： 佶 幼 诠 勋 胤，恬 珵 效 回 ，湜 源 諲 暐，圭 璧 澈 澄 昂 ． 安府曰： 斐 序 斌 廷 赏，凝 覃 浚 祉 襄，恢 严 颛 辑 矩，缜 密 廓 程 纲 ． 唐府曰： 琼 芝 弥 宇 宙，硕 器 聿 琳 琚，启 龄 蒙 颂 体，嘉 历 协 铭 图 ． 郢府曰： 伟 闻 参 望 奭，箴 诲 洎 夔，麒 麟 余 积 兆，奎 颖 晔 璿 玑 ． 伊府曰： 顒 勉 諟 訏 典，鸣 珂 采 凤 琛，应 畴 颁 胄 选，昆 玉 冠 泉 金 ． 虽然朱元璋这么做可以明确了后代子孙的派系和辈份，但是由于五行偏旁的字毕竟有限。明代又规定，宗室子弟生下来的命名权在皇帝（名义上的命名权），即宗室子弟一生下来就得“请名”，上报宗人府，由宗人府按其对应的辈份挑出一个字命名，然后报请皇帝批准。为此，还特别造出了一大堆专门用来命名的金木水火土偏旁的字。皇帝为以瓜瓞绵延，蕃昌鸿茂，给予宗室相当优厚的待遇，使宗室人口的繁衍膨胀速度相当之快。从洪武年间的五十几人到万历年间已超过十万人。这些宗室人口除了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外，光命名就够朝廷头疼的了。即使再造出一部分字用来命名，也远远低于宗室人口增加的速度。因此，就有这样一种怪现象，就是很多宗室人员成为“黑人口”，就是没有户口。原因就在于没有名字，请名申请报上去以后，有些人等了好几年乃至十几年，甚至有些人一直到死了，也没请到名。而没名字，就不能入宗籍（皇族户籍），也就不能封爵、嫁娶。这一现象在明宗室中并不少见。
太子家：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秦王家：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晋王家：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燕王家：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周王家：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楚王家：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齐王家：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鲁王家：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蜀王家：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湘王家：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代王家：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肃王家：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辽王家：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庆王家：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宁王家：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岷王家：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谷王家：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韩王家：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沈王家：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安王家：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唐王家：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郢王家：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伊王家：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1、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时期，明代的工艺美术得到了较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形
成了许多工艺品种的著名生产中心，如景德镇的陶瓷，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布、芜湖的印染等。
2、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工艺家，如紫砂陶的供春、时大彬、刺绣的韩希孟、棉布的丁娘
子等；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1、明代以来，景德镇已形成全国制瓷的中心。明代景德镇瓷器取得较
为突出成就的有青花、五彩、颜色釉等。
2、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窑亦负盛名，它产生的白瓷独具一格；江苏宜兴窑
以烧制紫砂陶而著名。
3、五彩：又称“古彩”，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4、特点：颜色丰富繁多，五彩斑斓。
5、基本色调：红、黄、绿、蓝、紫等为主。
6、在已烧成的素器上以多种彩料绘画图案花纹，再于770℃—800℃彩炉
中二次焙烧而成。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故又称之为“硬彩”。
1】窑：德化窑：白瓷
宜兴窑：著名紫砂工艺家有供春、时大彬等。
二、染工艺织：
1、明代的染织工艺，丝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全国有江南、山西、闽广等四
个丝织产区，以江南为主要产地。织锦具有时代特色，被称为明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明嘉靖时，有进士顾名世，住上
露香园。顾氏一家几代均擅长刺绣，顾名世的儿媳韩希孟刺绣最为精巧。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
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明代的金属工艺，有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品种是宣德炉和景泰蓝。
1、宣德炉：明代宣德年间用南洋进口的风磨铜制作而成的铜炉。
2、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由于它
起源或发展与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故名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多次过程。、明代雕漆的种类很多，用红漆的称为剔红，用多色漆的称为剔彩，用红
黑漆相间的称为剔犀。
2、明代漆器理论家黄大成所著漆器工艺专著《髹饰录》是古代漆艺的唯一
专著。
五、家具工艺：明代家具发展的原因：
1、园林建筑的兴起；
2、木材的丰富；
3、木工具的提高。
明代家具主采用紫檀、红木、花梨、鸡翅、楠木等优质硬木制成，故亦称
硬木家具。
11、椅凳类
2、几案类
3、橱柜类
4、床榻类
5、台架类
6、屏座类、注意木材的质地，选取优质硬木，通称“硬木家具”。
2、充分体现木材本身的色泽和纹理，而不加油漆。
3、注意家具的造型，采用木构架的结构，不用钉，采
用榫卯构成。
3、简，是指它的造型洗简，不繁琐、不堆砌，比例尺
度相宜、简洁利落，落落大方。
2、厚，是指它形象浑厚，具有庄穆、质朴的效果。
3、精，是指它做工精巧，一线一面，曲直转折，严谨
准确，一丝不苟。
4、雅，是指它风格典雅，令人耐看，不落俗套，具
有很高的艺术格调。
4】明式家具之所有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它巧妙地恰如其分地适应了
工艺美术的设计原理：
1、意匠美。巧而得体，精而合宜，色调深沉，质感坚实，情趣高尚。
2、材料美。它运用优质木材，利用木材本身的色彩、纹理，不用油漆，体现自然的材质美。
3、结构美。明式家具利用多种榫卯构成家具式样，不用一钉一胶，构
架合理，外形美观。
4、工艺美。面的处理，优美的比例和适度的尺度；线的运用，自然流
畅；牙子、卷口所构成的曲线，形成曲与直的对比。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典范，是环境艺术中园林和室内陈设的精华。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
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本章小结：
1、明代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可以用“健”、“约”等字来形容。呈现美的样式化、程式化、图案化。
一.明代冠礼复兴的社会背景
明王朝是从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冠礼作为重要人生仪礼和文化符号, 举朝上下, 普遍推行, 得以复兴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政治方面来看, 明朝建立伊始, 太祖鉴于华夏衣冠之制尽为“妍俗”扫荡的现实, 下令尽复华夏之制, 这就为国家推行冠礼提供了政治保证。
从经济方面来看, 明代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明史·食货志》中记载“是时宇内富庶, 斌人盈羡, 米粟自翰京师数百万石外, 府县仓糜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1]而且随着城镇兴起, 庶民阶级和商人阶级地位日益重要, 识字人口增加, 这就为冠礼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 明代帝王在恢复汉家制度的目标下沿袭并发展了宋代开始全面推行的以礼化俗的传统, 同时伴随着宗法势力的扩张, 上层礼制逐渐俗化的同时, 民间生活也逐渐纳入礼制范围, 贵族的仪礼变为士庶通礼, 这一整合社会的上下层双向互动的秩序化过程在明代更为显著。[2]
二.明代冠礼复兴的特点
1.全国上下各阶级普遍举行冠礼, 但是冠礼程式各有不同特点。
明代的冠礼不同于其他朝代只是象征性的保存在社会上层, 而是由皇帝颁布政令, 品官文人倡导, 百姓积极响应的, 由上而下的全社会范围的复兴。明朝朱元璋颁布《明集礼》是明确规定“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 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 士庶则服四带巾, 杂色盘领衣……”[3]与此同时外也有一些文人也积极倡导推行冠礼, 其中有把冠礼作为民俗事项, 增至到文学作品中。比如:李祯《剪灯馀话卷二》的秋夕访琵琶亭记中有提到“沈韶又有一首《琵琶佳遇》诗, 一并附记在这里。诗云:忆昔少年日, 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罗带, 白马红樊缨。”这个情节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在文人中已经有行冠礼。”更重要的是很多文人品官在著作中对于兴冠礼做专门详细的记载和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宋文宪《补临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辞》序、张瀚的《松窗梦语》、《宋学土文集》卷中都有冠礼举行程式的详细记载。在一些地方县志中还可以找到庶民阶层普遍兴冠礼的事例。据《明志》中的《庶人冠礼》规定:“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 皆可冠。”
各个阶级在举行冠礼的程式上都有区别。例如:“加冠”是冠礼的主体,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明代的加冠是根据不同的级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 体现明显的贵贱之分。皇室中, 天子冠礼是一加, 与曹魏冠礼相同, 加“通天冠”, 则寓意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太子和其他皇子的冠礼都是三加。品官冠礼一加缁布冠, 再加进贤冠, 三加爵弁。庶人冠礼一加巾, 再加帽, 三加僕头, 体现了庶民本色。庶人冠礼形式简单, 通称“上头”, 嘉靖《吴江志》记载吴江地区的冠礼“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 发长为总角, 十六岁以上始冠。蒸糕以馈亲邻, 曰‘上头糕’。”
2.皇室冠礼政治色彩浓郁, 士庶阶层冠礼灵活性强, 更注重生活化。
明代不同阶级的冠礼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皇室冠礼的举行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冠礼问题涉及到皇室皇太子的册立问题, 但是士庶阶层的冠礼则更加贴近生活, 灵活性更强。康熙《临海县志》记述冠礼时提到民众依据冠礼季节会选用不同材质的帽子,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明时, 男子二十而冠, 多于冬至或元旦束发加网, 士戴方巾, 民戴圆帽。或童生未入泮者, 虽年过期多不冠, 畏戴帽也。”[4]“多于冬至或正旦加网巾于首, 拜天地、祖宗、尊长。”[5]加冠的冠服变成了网巾, 更加简单、生活化。
明代冠礼举行的地点依据冠者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同。皇帝加元服是在奉天殿。《明志》云“加元服前一日, 有司设定诸类位次 (御冠席, 太师、大尉盥洗位, 百官及诸执事位等等) 于奉天殿。”可知朱明皇帝加元服仪不行于太庙, 而行于奉天殿。品官庶人行于家中正堂或祠堂。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中的《礼制七则》也记载“冠礼之不行久矣。耿恭简公在南台为其犹子行冠礼……”由上引顾太初的记述, 可以看到士庶阶层的冠礼纵使不能按繁文缛节举行冠礼, 举行冠礼的地点在“南台”, 也是品官家中类似于正堂或者祠堂的地方。在庶民阶级, 庄严的成人仪式更是成为习俗相沿的家庭礼节, 在具体家中的地点更没有太多讲究。
3.在民间出现“婚冠结合”的趋势。
因为民间冠礼的灵活性和生活化日益增强, 民间还出现婚冠结合形式, 在男女新婚嫁娶的时候, 在婚礼中加入“男家为新妇上髻, 女家人为新婿冠巾”的环节。这是冠礼存在的特殊形式, 体现了“婚冠结合”的趋势。但是婚冠结合在明代并没有完全取代冠礼, 只作为个别现象存在在庶民生活中。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中有记载“自士大夫家之外, 多不特举。惟于嫁娶之时, 男家遣人为新妇上髻。女家遣人为新婿冠巾。先期各随所有备服饰, 以一人礼送其家, 犹有古意。”
三.明代冠礼复兴的意义
冠礼作为一种成人仪式, 它在中国这样农业宗法体制的国家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意义。尤其是在冠礼一度退出人们视野的情况下, 明代冠礼再次兴起, 形成了礼制史上的小高潮, 无论是对于当时, 还是现代社会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1.政治意义
明代冠礼复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冠礼程式繁琐严格, 不同的阶层采用不同的程式、祝辞、加数, 表现了严格的等级观念, 这也使冠礼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按规定, 皇室成员只有行冠礼后才能取得皇位继承权、参与政治活动和处理国家政务的权利。《明志》云:“万历三年正月, 帝择日长发, 命礼部具仪。”可以推算万历当时是十三岁。景帝朱祁钰之子、怀献太子朱见济行冠礼于景泰四年二月, 其时年龄不过8岁。[6]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方面的考量。而且明代冠礼还由皇室颁布, 全国上下皆推行冠礼, 冠礼复兴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体现, 上行下效, 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
2.教育意义
冠礼作为成年的标志, 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成人礼的举行只是一个短短的仪式, 但在举行之前青年一定要做多方面的学习和准备, 从穿衣纳履、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思想德行、学识等多方面进行教育, 为其成才奠定基础。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冠礼, 在举行过后都要拜见长辈, 以求获得认可, 这也是传统孝道和伦理道德的体现, 而且青年从此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冠礼在明代上下受到广泛的推崇。
3.历史意义
明代冠礼的复兴使之前衰落的礼制文化得以延续, 并且使民众具有了怀古的意识, 很好的延续了文化链, 同时也为我们当前的礼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知识。明代冠礼之制完整地保留在《明会典》正德、万历刊本、《明志》、《明史礼八》、《大明集礼》和《明实录》等典章正史之中, 而且还有大量的文人文集中也对冠礼做了详尽记载, 如:《宋学土文集》卷第五十四《郑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辞有序》、张瀚的《松窗梦语》、沈榜的《宛署杂记》、归有光的《震川集》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代的历史、风俗、文学等各方面都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于今天来到四川旅游的人们来说，隆昌是个陌生地名。但是，对于600年前和300年前两次经湖广进入四川的移民们来说，隆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打开四川地图，可以看到隆昌位于川南的内江市东边。这里是成渝两大都市之间的交通要道，往东距重庆115公里，往西北距成都219公里。从隆昌往南，是通往广西北海的公路干线，直通贵阳、抵达广西南端的出海口；从隆昌往西，有公路可往雅安，经内江则直达宜宾。这里自古是川、渝、滇、黔的重要集散地。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当年从外省来“填四川”的移民，特别是明初和清初的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大致都是从东往西走，先到重庆，再一步步向西边和北边扩散。这样，隆昌也成了移民们的集散地。
明朝初年的洪武年间，祖籍江西的郭梦四，率领妻子挑着担子背着篓，途经湖北麻城前来“填”四川，到达的第一站就是隆昌。
郭梦四到了隆昌后，根据《隆昌县志》和郭氏族谱记载，走到了离县城40里地的云顶山，忽然间，装衣服的箩筐滚落山下。郭梦四停下来举目一打量，觉得这山不错，林木葱茏，地势显要，于是决定住下来。他砍茅草搭了第一间房，这间屋就成了日后郭氏庄园的发端。
当时的四川地广人稀。今天的人们谈到“湖广填四川”，都指的是清初的那一次，但是明初时的四川，比清初好不到哪去，据葛健雄主编、曹树基执笔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所推测，元代末年时四川的人口为70万，经过元末的战祸后，四川的人口可能只剩下三四十万。据估计，明初的这次大移民数量共120万上下，主要以湖广为主。到了清朝，明朝移民的后代已经被称作是“土著”了。
郭梦四在隆昌住下后，在周围的荒地插上自己的标志，开始耕种。到了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孙子郭宪、郭廉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郭廉特别会读书，于是参加科举，中了进士，在永乐年间当上朝廷的御史，这是郭家开始兴旺发达的标志。到了第五代郭元柱时，又考中进士，官至兵部郎中，陕西关南道。郭家的人，能读书的，就去考科举，不善读书的，就在家里经营农业，结果成就出了数百年不败的大家族。出去做了官的，宦游归来就在云顶山上建屋，没出去做官的也在这里筑宅，渐渐形成了郭氏家族建在山顶上的大庄园。为了防贼也为了防野兽，在庄园外开始筑起石墙，这就是“云顶寨”的雏形。
明末时，四川又一次陷入战乱。为了躲避战火，郭家的人南下跑到贵州的遵义去避祸，直到战争平息，政府号召原籍的居民返乡。郭家的人回来后，发现家里原来的男丁只活下来一半，而周围全是荒废的农田。他们根据政府政令，重新插占农田，倒把家里的田扩大了一千来亩。另外让他们惊喜的是，原来存在粮仓里的粮食居然还完好无损，在那个粮贵如金的年代，他们以粮换地，奠定了日后成为川南首富的昌盛基业。
陈世松在他所写的《天下四川人》中讲到，四川人“川西尚文，川东尚武，川南尚仁”。川南，指的是宜宾、泸州等地。通常在四川，明清以前的土著最多占到人口的10-15%，而在宜宾，根据县志的调查记述，属于明代居民的后裔达到27.3%。“如此看来，只有川南地区才配称为‘老四川’”。
所谓“尚仁”，是鉴于此区居民中保留的以“仁”“孝”“义”为特色的中古之风甚多，不仅方言中保留古音调和词汇，而且此间居民待人处事，“敦厚纯朴，古道热肠，最少市侩奸猾之气。”
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郭家的第19代孙郭书池花了2万多两银子，将云顶寨修成了一个占地245亩、寨墙高耸护卫森严、建有四五十所院落的山顶庄园，寨子里有水塘有粮仓更有土炮，粮丰弹足，据说闭上寨门也可供千余人坚守一年，成为川南的庄园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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