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回避制度规定

亲属回避制度规定（精选8篇）

亲属回避制度规定篇1

总部人力（011）号

关于员工亲属回避及同学、原单位同事

进入公司的备案管理规定

第一条

总则

为进一步建立公平、公正的公司氛围，规范用人制度和岗位操作行为，规避公司业务操作风险和预防各类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确保公司声誉及公司、客户利益，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和谐、快速发展，特制定本制度第二条

适用对像

全集团所有员工（分为高管，其它员工）第三条

名词解释

3.1亲属回避：是指为了避免员工亲属在公司任职产生消极影响及对公司利益或潜在利益造成的损害而对与互为亲属的员工公司任职所作出的限制性规定。3.2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是指为了避免员工的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任职对公司的利益或潜在的利益造成影响和损害，在员工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需向所属人力资源部说明和备案的规定。

第四条高管的亲属回避和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的内容

4.1 亲属回避内容：

4.1.1公司高管不得介绍、录用与自己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及其配偶关系、近姻亲关系”的相关关系人员进入公司工作。如经发现将立即解除被介绍员工的劳动关系并不给予任何补偿，给予介绍人警告并处严重过失处罚，如果警告不听者或情况严重者，给予降职或解除高管劳动关系并不给予任何补偿.4.1.2 对已录用的在职与公司高管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及其配偶关系、近姻亲关系”的人员，高管在规定发出一周之内向所属人力部门提报，由人力部门协调和高管有亲属公司的员工在规定发出一个月之内离职。如在一个月内因高管原因未解除，将给予高管降职，情况严重者解除高管劳动关系并不给予补偿。

4.1.3 对进入公司后发展成为与公司高管存在夫妻关系的人员，一经确立恋爱关系或结婚需有一方立即向所属人力部门提出离职，如果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将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不给予补偿。

4.2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内容：公司高管介绍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的需提前和所属人力部门说明，人力部门视情况进行面试和后期的录用并进行备案。如果高管介绍同学、原单位同事提前没有说明但已经录用入职且造成不良影响的，一经发现将给予高管严重过失单处罚。

第五条其它员工的亲属回避和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的内容

5.1亲属回避内容：

5.1.1公司其它员工不得介绍、录用与自己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及其配偶关系、近姻亲关系”的相关关系人员进入公司工作。如经发现将立即解除被介绍员工的劳动关系并不给予任何补偿，给予介绍人警告并处严重过失处罚，如果警告不听者或情况严重者，给予解除劳动关系并不给予任何补偿.5.1.2 对已录用的在职与公司其它员工存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及其配偶关系、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其它员工在规定发出一周之内向所属人力部门提报，由人力部门协调和其它员工有亲属公司的员工在规定发出一个月之内离职。如在一个月内因其它员工原因未解除或隐瞒不报者，一经发现将给予解除其它员工劳动关系并不给予补偿。

5.1.3 对在进入公司后发展成为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的其它员工，双方一经确立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所属人力部门应协调双方不能在同一部门上下级、有利益相关的不同部门或岗位任职，如果双方不服从组织的调配，公司有权调离相关岗位，情况严重者将解除一方或两方的劳动关系并不给予补偿。

5.2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内容：公司其它员工介绍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的需提前和所属人力部门说明，人力部门视情况进行面试和后期的录用并进行备案。如果其它员工介绍同学、原单位同事提前没有说明但已经录用入职且造成不良影响的，一经发现将给予高管严重过失单处罚。第六条监督检查

各职能部门、各分公司应对本规定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犯本规定的，应及时采取行政措施加以纠正，最后期限是12月30日调整、处理完毕。如果所属部门针对第四、第五条涉及的高管、其它员工针对亲属回避，同学、原单位同事进入公司备案情况在知情的情况下不按照相关规定及时采取行政措施加以纠正经提醒改正者给予部门第一负责人严重过失单处罚，如果知情但拒不执行的视情况将给予部门第一负责人降职或解除劳动关系并不给予补偿。第七条举报

亲属回避制度规定篇2

一、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体现了以人为本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落实

十六届三中会提出以人为本, 体现在刑事司法上, 就是要把公民、当事人视为刑事司法诉讼的主体, 尊重和维护其做人的尊严, 保障和维护其基本权利, 决不能再把公民和当事人看作刑事诉讼的客体而肆意处置。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发展程度, 不仅要看其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是否科学完备,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 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 不能不体现人作为人的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在人性理论支配下的亲属拒证权制度, 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屈法以伸伦理”, 是法律在人情与伦理面前做出的让步, 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为了保存风纪, 法破坏人性, 而人性是风纪的源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貌似公正的法的条文, 对法理精神和人性的践踏。在现代法治观念看来, 社会成员对一项制度事实上的接受和认可是这一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的重要甚至决定性因素。“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 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 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具有确定性的法律规范, 更需要法律对人性的认可。草案对亲属拒证权的规定符合人性基础, 对人的关怀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二、草案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继承了中华法文化的传统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 注重伦理亲情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受上千年儒家礼教道德文化的熏陶, 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在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如果无视广大民众的这种朴素、善良的情感, 违背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和价值观念而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将亲情伦理抛于脑后, 其后果只能导致公众对法律产生逆反心理, 这样的法律规定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力与意义。”大义灭亲“这样一种规定没有考虑人的亲情。这种法律虽使个别的犯罪得到了及时的追究, 最终却是以牺牲人的善良的亲情为代价的, 所以我认为总体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法律的创立没有考虑到公众的正常消化和接纳能力, 则势必扰乱公众历代相承且已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造成价值概念的冲突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状态。我们说一部良法的正确实施的确能为社会稳定提供显著的保安能力, 但过分强调公权力本位, 自然人个体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自由空间, 实质上是为专制的产生筑就了阶梯。”

三、草案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平衡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

法律规范只是调节社会的主要手段, 但法律的触角不可能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政策和道德也是重要的调节手段, 尤其是道德更具有法律替代不了的功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 决定了不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必然性, 各种社会规范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实在法是为芸芸众生制定的, 应当适应大多数普通人的接受能力, 而不应从有德之士的接受能力出发。”“法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即法律的外在道德, 法律制度作为一个整体, 还必须具有法律的内在道德。”“法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地方的发展, 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 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在法律发达的社会里, 法律与道德的适用范围有所分工,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律只能管束人的外表行为, 而道德则既要管束行为又要干涉内心世界;……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的共同点。在正常社会里, 法律与道德维护的价值基本相同;法律和道德的实现都离不开民众的认同。”孟德斯鸠说过“窃者的妻子或儿子, 如不揭发这个盗窃罪行, 就降为奴隶, 这项法律是违反人性的, 妻子怎能告发他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 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可见, 人类要维护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亲情就在其中。

四、草案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如果法律的创立没有考虑到公众的正常消化和接纳能力, 则势必扰乱公众历代相承且已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造成价值概念的冲突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状态。我们说一部良法的正确实施的确能为社会稳定提供显著的保安能力, 但过分强调公权力本位, 自然人个体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自由空间, 实质上是为专制的产生筑就了阶梯。”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社会, 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性为基础、以情感为法则, 来调整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 强制亲属作证表面上实现法律正义似乎暂时维持了所谓的“社会秩序”, 但其无视人们对基本情感价值的需求, 不仅破坏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和关爱, 也使社会的信任关系网络遭到破坏, 社会秩序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而变得异常脆弱, 不堪一击。

五、草案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契合了世界主流意识价值观

亲属拒证权进一步加强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使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大体接近或者达到了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标准。从近年来司法实践看, 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司法顽疾依然大范围存在, 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 但与立法的粗疏及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人权内容更加丰富、人权外延更加广泛的今天, 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 也是法学上的果实。中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 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现代证据规则要求,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言词证据要证人出庭作证, 经过法庭交叉询问, 质证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 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

草案对亲属拒证权制度的规定, 有利于实现司法审判的价值目标, 完善了证据制度, 是对中国长期存在的重整体、轻个体, 重阶级性、轻人性, 重义务、轻权利, 重公权、轻私权, 重实体、轻程序, 重结果、轻手段观念的革新。从表面上看, 设立亲属拒证权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而实际上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尤其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 对国家虽有小害却有大益。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 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兼顾的精神, 有力地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是对中国证据制度的完善, 是以法律的形式对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落实;平衡了法律与人伦道德的矛盾, 契合了世界主流意识价值观;更加有利于实现司法审判的价值目标, 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将亲属拒证权制度引入现行法, 符合良法的要义, 从而保证了现行法是民众愿意遵从的良法, 并能得到有效施行, 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

参考文献

[1]李晓君.从《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五章解读“亲亲相隐不为罪”[J].贵州文史丛刊, 2009, (2) .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176.

[3][英]休谟.人性论:上[M].关文运,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6.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167-168.

论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篇3

[关键词] 亲亲相隐；亲属免证权；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 D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編号】 1007-4244（2013）12-035-1

一、“亲亲相隐”制度对现实的影响

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制度应该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亲亲相隐制度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刑法对人性的关怀就将又上了一个台阶。因此，“亲亲相隐”制度对于建立体现保障人权，尊重人性的法律制度有着无可厚非的作用。

二、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构建亲属免证权制度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亲属免证权的规定

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生效，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亲属免证权的实质

1.亲属证人并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不利于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自然人，可见只要亲属了解案件情况，符合法律规定的证人的条件，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向亲属证人收集、调取证据时，亲属应如实提供。因此，亲属证人仍有作证的义务。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亲属免证权。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的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使得证人出庭作证。这就是我国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但是，如果亲属证人符合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但是亲属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那么法院不得强迫亲属证人出庭作证。

3.亲属证人的证言效力。大多数刑事案件出庭作证的证人寥寥无几，新刑诉法虽然加大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力度，但是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一长期困扰刑事审判工作的难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依然很低，在法庭审理中的普遍现象是法庭以宣读证言笔录来代替证人出庭。侦查机关在庭审外对亲属证人调查询问，此时就可以通过当庭宣读庭外获得的书面证言，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由此获得的证人证言依旧具有证据的效力，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亲属免证权”制度的完善

（一）扩大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

新刑诉法第188条仅仅把配偶、父母、子女作为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主体，而我国刑诉法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远远大于此，很显然是缩小了亲属的范围。为了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我们应该扩大亲属的范围，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者姻亲、有监护和被监护关系的人都可以纳入亲属免证权主体的范围。

（二）严格行使证人免证权的程序要求

这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的程序告知义务上，对于享有免证权的近亲属，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应该告知他们有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否则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

（三）明确权利救济方式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我们可以设定两种途径对亲属免证权进行救济：第一种途径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亲属证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即对于下级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该证人申请驳回的情况，该证人有权向上一级检察院或者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第二种途径是，被告人可以通过行使上诉权来间接的使亲属免于作证权得以实现。即对于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驳回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亲属的免于作证的申请决定，在该证人没有申请复议的情况下，证人需要执行复议结果而必须出庭作证，这时被告人可以根据该案件定罪的证据是非法证据，而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上一级法院对该亲属证人证言予以撤销，这样即保护了被告人的权利，也达到了保护证人拒证权的目的。

四、结语

亲属免证制度的确立，是应实践的要求而生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尤其要注意从证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以鼓励和教育为主，惩罚和强制为辅，不断的唤起证人主动作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意识，使证人作证成为一件本人觉得理所当然、大家普遍赞赏的行为。尽管修正案的相关规定还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对于任何新生的制度，从不完善到完善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终使该制度走向完善。

参考文献：

[1]胡雯倩.“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法治建设[J].商品与质量，2012，（6）：5.

[2]刘梅.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J].法学.2007，（7）：40.

[3]张楠.论刑事诉讼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构建[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2.16.

[4]韩波.司法公正与证人出庭保障机制[A].司法改革评论第一辑[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38.

亲属回避制度篇4

为规范集团公司的管理，严格执行公司各项制度，形成良性竞争机制，特制订本制度。

一、近亲属关系：

（一）夫妻关系;

（二）夫妻双方的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三）近亲姻关系(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等);

（四）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其配偶关系(叔侄、舅舅、表兄弟、姐妹等)。

二、回避规定

（1）严禁安排其亲属担任与本人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职务。（2）公司高层领导者不能安排亲属在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采购部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3）公司高层领导者履行职责时，涉及与本人及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如任免、考核、奖惩、调配、人事聘用、职称评定等应当回避。

三、奖惩制度：

（1）公司各级管理人员推荐亲属或熟人到公司工作，由本人作为担保人；如推荐的亲属或熟人因个人主观原因导致企业经济损失的，除按相关规定处理当事人外，担保人负连带责任。

（2）公司对于违反或变相违反本制度的公司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人员，首先劝其亲属离开原工作岗位或解除与公司的经济合同关

农村商业银行亲属回避管理办法篇5

120号（4月19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员工管理，促进员工依法从业、秉公办事，根据案件防控长效机制建设要求，结合本行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亲属回避包括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两种形式。任职回避是指对需要回避人员实行的单位、部门间工作调整或分工调整的回避安排。

公务回避是指在涉及重要事项的研究、决定及执行或从事重要公务活动时，对需回避人员实行脱离事项实施过程或议事现场的回避安排。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行所有在岗员工。

第二章

回避范围

第四条

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必须按规定对一方当事人实行回避。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继父母、养父母、继子女、养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以及继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五）其他可能影响履职公正的亲属关系。第五条

任职回避范围

（一）本行员工之间存在第四条所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领导班子中任职，不得从事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工作；一方为领导班子成员的，另一方不得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信贷审查等工作。

（二）存在第四条所列亲属关系的双方，不得在本行同一机构或职能部门工作，不得从事有相互制约、监督关系的工作。

第六条

公务回避范围

各单位员工在从事纪检（监察）、审计、案件审理、干部考核、任免、奖惩、录用、调配、出国审批及某些专项业务审批、管理等公务工作中，涉及本人或者与本人有第四条所列亲属关系的，必须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策，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

第三章

回避原则和回避程序

第七条

亲属回避按以下原则进行：

任职级别不同的，由任职较低的一方回避，个别因工作特殊需要的，也可由任职较高的一方回避。

任职级别相同的，根据工作需要和当事人情况决定其中一方回避。

第八条

任职回避程序

（一）总行领导班子成员因工作变动或分工调整需回避时，本人应提出回避申请或由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回避建议，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党委作出回避决定。

（二）职能部门（支行）主要负责人因工作变动需回避时，本人应提出回避申请或由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回避建议，按照管理权限由有权部门作出回避决定。

（三）其他员工因工作变动需回避时，本人应提出回避申请或由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回避建议，按照员工管理权限进行审核后作出回避决定。

第九条

公务回避程序

（一）领导班子成员需回避时，本人应向本单位党委提出回避申请，党委按规定作出回避决定；本人未提出回避申请的，党委可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二）职能部门（支行）主要负责人、其他员工需回避时，本人应按照管理权限向主管单位或公务活动负责人提出回避申请，由主管单位或公务活动负责人作出回避决定；本人未提出回避申请的，主管单位或公务活动负责人可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三）特殊情况下来不及履行公务回避程序的，可由该项公务活动的负责人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第四章回避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第十条

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亲属回避工作的组织实施。属任职回避的，根据管理权限对回避对象实行异地调整或岗位轮换；属公务回避的，对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应回避的对象实行告知制度。

第十一条在录用、晋升、调配或履行公务时，所有员工有义务如实向所在单位、人力资源部申报应回避的亲属情况，人力资源部应进行认真的审核，对隐瞒不报的，予以批评教育并调整工作。应回避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应采取行政措施予以调整。

第十二条解释、修订。第十三条

第五章附

则

任职回避规定篇6

打造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隔离墙”又何止仅仅是法院的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影响法官独立审判的因素不仅仅有“极个别法官利用其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便利条件，相互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有更多来自上一级法院、政府、政法委等等的直接或间接干扰；即使在法院内部，亦有其不同领导、不同部门、不同内部人员的“指示”与“招呼”。不少基层法官对此亦苦不堪言，但又无可奈何。

当过十几年法官的知名律师张燕生说的好：法院应加强法官独立审判力度，建立法官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的审判机制，不应片面地把律师当作法院审判不公的替罪羊。

附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

法发〔201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十日

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及法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本规定所称法院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本规定所称审判、执行岗位法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未担任院级领导职务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官和执行员。

本规定所称从事律师职业，是指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第二条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将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拟任人选。

第三条人民法院在补充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不得补充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

人民法院在补充非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向拟补充的人员释明本规定的相关内容。

第四条在本规定施行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五条在本规定施行前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但在本规定施行后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任职回避条件具备之日起一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六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没有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免去其所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第七条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任免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相关人民法院可向具有干部任免权的机关提出为其办理职务调动或者免职手续的建议。

第八条因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而辞去现任职务或者退出审判、执行岗位的法院领导干部和法官，应当尽可能按原职级待遇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但在重新安排工作时，不得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要求。

第九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及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一）隐瞒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

（二）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规避任职回避的；

（三）拒不服从组织调整或者拒不办理公务交接的；

（四）具有其他违反任职回避规定行为的。

第十条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该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不实行任职回避，但其配偶、子女采取暗中代理等方式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其本人知情的，还应当同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打造防止利益冲突的“廉政隔离墙”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任职回避制度的情况综述

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法院统一施行。这一制度的出台，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廉洁问题的关切，在法官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关键部位打造了一道“廉政隔离墙”，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提升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制定任职回避制度的过程

《规定》出台，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自2009年以来，就有一些地方法院针对个别司法不公的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相继探索建立了法官和律师互为亲属的一方退出机制。地方法院在实践中创立的这一机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王胜俊院长曾多次作出批示，明确指出“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和建立法官配偶为律师的一方退出机制，是加强法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保障队伍公正廉洁执法是一项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随着反腐倡廉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日益关切，总结地方有益经验，建立全国法院统一施行的任职回避制度已成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组成课题研究小组，对各地法院建立“一方退出机制”的做法开展了专题调研，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了《规定》的起草工作，在广泛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法院的意见并反复论证修改后，最终公布施行。

制定任职回避制度的意义

法官与律师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由于在诉讼活动中的职责分工不同，二者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司法公正。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却有极个别法官利用其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便利条件，相互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司法回避是举世公认的防治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而任职回避制度则是在现有回避制度之外，再造了一道防止利益冲突的“隔离墙”，这对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防范司法不廉、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任职回避制度的建立，是对司法回避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不仅有利于引导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发生，同时彰显了人民法院预防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消除人民群众对法官与律师关系的疑虑。

制定任职回避制度的依据

任职回避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中央关于防止利益冲突的一系列规定作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如有涉及本人利害关系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形，应当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法官应当清正廉明，忠于职守，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中共中央于2010年1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同时，中央纪委还曾于2000年至2001年期间先后印发了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三项制度规范，明确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违反规定个人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的，或者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退出所从事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或者领导干部本人辞去现任职务或给予其组织处理”，并明确规定经商办企业活动“包括开办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案件等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任职回避制度正是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制定的。

任职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

《规定》要求：凡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和补充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人员时，也不得将具备上述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拟任人选。

为了防止人员更替给办案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因任职回避退出现有岗位的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妥善安置，《规定》明确：在本规定施行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

申请，其所在法院应当在十二个月内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岗位调整手续；在本规定施行后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应当在其具备条件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任职回避申请，其所在法院应当在其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岗位调整手续。

为了确保此项制度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规定》还明确了对违反任职回避人员的惩戒措施：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在规定期限内不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程序免去其领导职务或将其调离现有岗位；凡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有隐瞒其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弄虚作假规避任职回避以及拒不服从组织调动等情况的，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对于法院领导干部或法官的配偶子女表面上不在所限地域内从事律师职业，而暗地里仍在所限地域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该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或将该法官调离现有岗位，该领导干部或法官对其配偶子女的行为知情的，还应当同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附2：

北京法院将推最严回避规定配偶做律师法官须离岗

配偶或子女是律师，法院领导干部或一线法官必须离岗。这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本市法院队伍建设暨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将是近年来法官任职回避方面最严厉的规定。本市法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司法回避制度，防止法官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防止人情关系对法院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本市有不少“法官＋律师”夫妻档，如果推行回避制度，很多一线法官须要离岗，将产生审判资源稀缺问题。

如此严格的任职回避，此前在上海、重庆等地已经有过试行。以重庆为例，法院在招录或调入工作人员时，把“单方退出”作为刚性前置条件：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不再作为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的提名人选；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的，要逐步清理，要么配偶、子女不再从事律师工作，要么本人辞去领导职务。据悉，因回避制度，试点地区已有多名法官因配偶是律师而被调离岗位甚至脱下法袍。

法官与律师不能同在一个家庭，能杜绝“打官司”变“打关系”的不良行为吗？

对此，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认为，从律师行业竞争、社会大众公正和法官队伍建设三方面考量，实行回避制度利大于弊。刘律师介绍，一个和法院工作人员有关系的律师，代理案件优势明显大于普通律师是不可否认的现状，这样就造成了律师行业不公平竞争，为打赢官司，律师不追求完善证据，而是想方设法和法官拉关系，律师行业整体发展方向就会出现偏斜。

如果切断了法官对私情袒护的源头，那么，社会大众也就能接受公平的裁判，不会出现大量的因认为审判不公致缠诉缠访问题。

对于回避制度剥夺了法官及亲属择业权的质疑，刘律师表示，法官行业是比较特殊的职业，需要“耐得住寂寞”，为了保证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法官做出一定牺牲是正常的，就像公众人物要丧失一定隐私权一样。

当过十几年法官的知名律师张燕生则认为，法院应加强法官独立审判力度，建立法官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的审判机制，不应片面地把律师当作法院审判不公的替罪羊。张律师还建议，我国应该逐步改革法官遴选制度，尝试从职业道德高尚、法律水平优秀的律师中选拔法官。她认为，我国毕业生直接走进法院，从社会阅历、财富积累、司法体会和法律认识等方面都局限了法官队伍的能力，导致法官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其他亮点

督察组将检查中级、基层法院

依据最高法院推出的审务督察制度，今年，市高级法院将向中级、基层法院派出督察组，着重督察审判作风、审判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通过督察督办工作，查漏补缺，强化对违法违纪行为的纠正和惩戒。市高级法院表示，将坚持每年对3到5个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进行日常巡查，同时，针对法院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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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回避制度规定篇7

我国从先秦开始至建国前均有亲属容隐的规定, 这一制度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存续了几千年, 历经各朝长盛不衰, 并成为中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当今世界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能见到它。但在建国之初, 由于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苏联法律国家本位观、实事求是观念、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的共同影响, 该制度被彻底废止, 由此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难寻其踪影。

一、先秦时期———亲属容隐制度的思想先导

我国亲属容隐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这个时期也可称之为萌芽时期。

在现存的文献当中最早对亲属容隐的记载见《国语》:“温之会, 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晋侯请杀之, 王曰:‘不可’。夫政自上而下也, 上作政, 而下行之不逆, 故上下无怨, 今叔父作政而不行, 无臣不可乎?夫君臣无狱, 今元喧虽直, 不可听也。君臣皆狱, 父子将狱, 是无上下也。……晋人乃归卫侯。”[1]82这说的是东周襄王二十年 (公元前632年) , 襄王劝阻晋文公听理卫大夫元喧讼其君卫成公一案时既承认元喧有理, 又不受理此案, 认为君臣父子间不能有讼而应当隐罪。《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 儿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于此: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153这显示孔子在亲属容隐方面主张“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是其“亲亲相隐, 直在其中”伦理观念的重要体现。《孟子》载:“舜为天子, 皋陶为士, 鼓叟杀人, 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之如何?’孟子曰:‘视弃天下犹弃敞踪,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止, 终身欣然, 乐而忘天下。’”[3]308显然孟子主张舜将可能犯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 这几个事例反映了先秦时期古人们对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

《云梦秦简》载:“子告父母, 臣妾告主, 非公室告, 勿听。”“这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容隐法开始形成的标志。”[4]712秦诉讼制度中关于对子女和奴隶告诉权利的限制, 为以后历代封建法律所继承。从汉代开始, 随着儒家思想对封建法律的影响日益加深, 孔丘提出的“亲亲相隐”原则等被进一步肯定, 子女对家长和其他人的诉讼权利更加受到限制。

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单方面强调“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并没得到法律准许, 若真告父母将被视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甚或是犯罪行为, 同时还不准许容隐父母以外的其他亲属。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亲属容隐的思想先导时期, 对亲属容隐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

二、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亲属容隐制度的正式确立

1. 两汉时期。

在西汉前期, 汉律“重首匿之科”, 把首匿作为一种重罪, 即使父子亦不得相隐, 以此严刑峻法来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随着武帝“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 容隐制度得以逐步确立。

汉宣帝时桓宽著《盐铁论》, 也同样赞同“父子相隐”的做法:“自首匿相坐之法立, 骨肉之恩废而刑罚多矣。父母之于子, 虽有罪犹匿之, 其不欲服罪尔?闻之为父隐, 父为子隐, 未闻父子之相坐也。”因此, 汉宣帝时强调, “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 于地节四年 (公元前66年) 以诏令形式正式认可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 孙匿大父母 (祖父母) , 皆勿坐。其父母匿子, 夫匿妻, 大父母匿孙, 罪殊死, 皆上请廷尉以闻。”该诏令从人类的本性出发阐释了亲属容隐存在的合理性, 首次赋予子为父、妻为夫、孙为大父母隐匿的法律义务, 同时也部分的允许尊长隐匿卑幼, 从过去的单向隐匿演变为有限度的双向隐匿, 意在维护以夫权和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家庭伦常关系, 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这项刑法原则, 后被唐律所吸收, 发展成“同居相为隐”的律条, 从而开启了“亲属容隐”制度的法律时代。

2.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不断, 政局很不稳定, 各王朝为维护封建统治, 均比较重视法律的作用, 所以当时立法活动非常频繁, 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曹魏律规定有“八议”制度, 晋律规定有“准五服以制罪”制度, 北魏律规定有“官当”制度, 北齐律规定有“重罪十条”, 这些制度反映出当时法律开始儒家化。在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 亲属容隐制度也有所发展, 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亲亲之义及纲常礼教。东晋时卫展上书反对“考子正父死刑, 或鞭父母问子所在”, 认为该制度使“相隐之道离, 则群臣之义废;群臣之义废, 则犯上之奸生矣。”元帝采卫展意见, 规定不得逼迫亲属相互证实犯罪。可见, 此时亲属间容隐已演变为一种义务, 不履行义务则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南朝宋文帝时, 侍中蔡郭建议:“鞠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 亏教伤情, 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 无起鞫之诉, 使民以明伏罪, 不须责家人下辞。”帝从其议。

这一时期, 亲属容隐制度虽并不健全和完善, 但严惩亲属间告奸、严惩不孝, 对亲属容隐制度之后的发展及完善奠定了基础, 也是儒家对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总体观念在立法中的具体体现。

三、唐至明清时期——亲属容隐制度的成熟

1. 唐朝时期。

唐朝对亲属容隐有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 (1) 《唐律疏议》中规定了更为完备的“同居相为隐”原则。即一定范围内的亲属, 互相窝藏罪犯, 可以减免刑罚。唐律《名列律》中“有罪相为隐”条规定:同居共财之人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 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之间, 互相窝藏罪犯或通风报信, 还有奴婢窝藏主人皆不追究刑事责任;小功以下亲属之间相为隐, 可以减轻处罚, 即“减凡人三等”;但对前三恶 (犯谋判以上重罪的) , 则不许容隐, “各从本条科断”。 (2) 为落实这个原则, 唐律还分篇作出了10种更具体的规定, 总结如下: (1) 不仅隐匿上述犯罪之亲属不受处罚, 即便隐匿亲属的同案犯同样不受处罚。 (2) 给犯罪的亲属透露抓捕的信息, 令亲属脱逃者, 不受处罚。 (3) 审问官不得逼迫亲属作证, 若有违反, 审问官得受处罚。 (4) 不得告发尊长。 (5) 尊长不得告发卑幼。 (6) 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后, 又因害怕受处罚将父祖押送官府的要受处罚。 (7) 不得强迫共犯的亲属一同去自首。 (8) 在接受审讯中不得以说出了亲属的犯罪, 不认为是告发。 (9) 捉奸时因抓捕与亲属行奸之外人而揭露亲属之奸罪者, 不认为是告发。 (10) 谋判以上国事罪不得容隐, 必须告发。唐律不仅内容完备、条目简要, 还外加一部法律解释, 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刑事法典, 在中国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唐朝对容隐制度的规定堪称一流, 首先, 它按亲等规定了减免于刑事责任的范围, 体现了亲亲原则。其次, 规定对前三恶不得容隐, 较好地处理了在犯罪容隐上国家和家族利益的冲突, 即维护了伦常关系, 又巩固了封建政权。因此为以后的朝代所沿用。

2. 宋元明清时期。

宋朝的立法指导思想仍然是汉唐以来的儒家理论。儒家思想在隋唐时期与佛道学派的争论中, 吸收佛道思想的精华, 于北宋形成新的理论形态———理学, 儒家理论因此更为系统、精致。在政治、法律方面, 理学完全继承了儒家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原则。因此宋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理学在治国化民中的作用, 认为“以宽仁为治。立法之制严, 而用法之情恕”。主张情与法的统一。据此《宋刑统》在亲属容隐方面规定了“有罪相容隐”、“告祖父母父母”等。元朝的法典, 在内容上多沿袭唐宋律典的规定, 又吸取了蒙古族的习惯法。因此, 其法制相对唐宋具有一定的落后性, 在很多方面因民族和地域的差异而实行异法异制, 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在《元史·刑法志》中也有关于亲属相隐的记载, 其内容与唐宋相同。明朝法制源于唐律, 但具有封建社会后期法制的时代特色。“清承明制”, 在法典体例和基本精神方面都沿袭明代法制, 但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因此, 明清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基本是继承唐律。

从上分析看出:唐至明清时期亲属容隐制度形成了空前周密的体系, 日趋成熟, 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被排除在可容隐之范围, 还确定了尊长对卑幼容隐之权利及义务。

四、清末至民国时期———亲属容隐制度的尾声

清末到民国时期, 大规模的变法, 抛弃了封建社会的中华法系, 但对亲属容隐还作了一些保留。

《大清新刑律》是在新旧势力激烈斗争情况下诞生的, 出现了正文与附则并存而又相互矛盾的奇怪现象, 但二者均保留部分封建法律制度。特别是在《附则》中规定:《大清律例》中十恶、亲属相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盗、相殴以及发冢、犯奸各条, 有关伦理纲纪, 不能蔑弃, 犯此罪者仍按旧律科刑。

《中华民国刑法》也有继承封建法律传统, 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特点, 其有“同居相为隐”的法律规定。比如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就有在一定亲属范围内, 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没证据不罚、放纵或为亲属提供便利条件逃脱减轻处罚、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为亲属销赃、匿赃得免除处罚、为亲属的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等规定。

从以上对我国传统的亲属容隐制度的简单疏理, 可以发现亲属容隐制度在历朝历代均有所体现,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容隐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 而且已由最初的一种法定义务演变成为了一种权利。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能存续那么长的时间, 当今国外也还存在此制度, 体现了其在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法律不强人所难、刑法的公正性与谦抑性、保障人权、重视亲情和人伦、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但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已难寻其踪影。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被写进了《宪法》和2012年3月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因此,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趋势之下, 笔者认为亲属容隐制度有其进步性, 本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 可以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逐步恢复亲属容隐制度, 并进一步的思考其刑事制度化设计。

参考文献

[1]米可泓.国语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余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万丽华、燕旭翻注.孟子[M].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