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风险管理指标

税收风险管理指标（精选7篇）

税收风险管理指标 篇1

目 录

一、A级风险指标也称特级风险指标（6个）2 A1、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虚假交易，虚开隐患。2 A2、应付帐款大于销售收入：虚假交易，虚开隐患。2 A3、新认定一般纳税人3个月销售收入超过1个亿或6个月超过3个亿：虚开隐患。2 A4、期间费用总额大于销售收入的30%：虚抵，虚开隐患。3 A5、增值税超高税负企业:所得税隐患，虚开隐患。3 A6、存货与留抵税金不匹配：虚开隐患，虚抵隐患。3

二、B级风险指标也称高级风险指标（10个）4 B1、存在“理论少缴税款”现象：偷税风险。4 B2、存货为负数：多转成本等偷税风险。5 B3、既有预收账款又有存货：隐瞒收入，偷税风险。5 B4、存货大于销售收入的30%：隐瞒收入，偷税风险。6 B5、销售成本大于销售收入：虚转成本，价格倒挂，偷税风险。7 B6、全年有销售收入无增值税企业：虚抵，隐瞒收入，偷税风险。7 B7、应收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8 B8、应付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8 B9、预付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8 B10、商业零售企业无票收入低于总收入30%：隐瞒收入，偷税风险。8

三、C级风险指标也称中级风险指标（10个）9 C1、其他应收款大于收入：可能存在隐瞒收入、虚假交易、偷税的风险。9 C2、其他应付款大于销售收入：可能存在隐瞒收入、虚假交易、偷税的风险。9 C3、流转税申报收入与所得税申报收入及损益表收入不一致:可能存在隐瞒收入、偷税的风险。9 C4、增值税超低税负企业：可能存在虚抵、隐瞒收入、偷税的风险。10 C5、所得税超低贡献率企业：可能存在多列支出、少列收入、偷税的风险。11 C6、运费抵扣异常：可能存在虚抵运费、偷税的风险。11 C7、有在建工程又有留抵税金：可能存在多抵进项、偷税的风险。11 C8、固定资产大额抵扣，导致当期不实现增值税：可能存在超范围抵扣、偷税的风险。12 C9、农产品抵扣异常：农产品收购企业的农产品抵扣超过总进项的98%，其他企业农产品抵扣超过总进项的10%，可能存在虚抵农产品、偷税的风险。12 C10、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金额达到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真销售、虚假损失、不转进项税等偷税风险。12

四、D类风险指标也称一般风险指标（9个）13 D1、营业外收入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13 D2、补贴收入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13 D3、预提费用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在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14 D4、待摊费用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在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14 D5、营业外支出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15 D6、有长期投资或短期投资但无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帐外经营或隐瞒分红、分息，偷税的风险。15 D7、其他应收款为负数：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15 D8、其他应付款为负数：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15 D9、海关进口专用缴款书抵扣超过总进项40%：可能存在虚抵进项，偷税的风险。15

税收风险管理指标

税收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纳税人少缴税款,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进行的管理，其主要管理手段是通过税收风险指标对税收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然后采取纳税辅导、风险提醒、管理员核查、纳税评估、税务稽查、专项整治等应对措施消除风险，以达到提高征管质量的目的。

风险指标设计主要遵循三项原则。一是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相关数据违背经营常规的要求。如往来金额过大，库存过大，成本费用过大等。二是申报税款低于当期各项税收平均指标或最低指标。如企业存在理论少缴税款，增值税低税负，所得税低贡献率，长期有收入无税款等。三是风险指标数据的取得要有征管信息系统的支持，即能通过征管信息系统提取到该数据。

根据上述原则选取的风险指标按照企业经营过程和申报结果可分为：资金往来异常，货物异常，收入异常，成本费用异常，税负异常，抵扣异常等六大类，三十五个指标，基本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以后，随着对各种风险指标的研究，成熟一个添加一个，以满足风险监控的需要。现将六大类三十五项指标详细分述如下：

一、A级风险指标也称特级风险指标（6个）

A级风险指标主要是对可能存在虚假交易和虚开虚抵隐患的行为进行监控的指标，这些指标出现异常是最高级别的税收风险。

A1、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虚假交易，虚开隐患。

应收账款是核算企业销售后未收回的货款，出现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说明除本期销售没收回货款外，上期销售也有大量没收回的货款，这就是只销售货物不收回货款（或基本不收回货款）的情况。一个没有经营性现金流的交易行为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交易的真实性。如果其交易存在虚假或部分虚假，则虚开的风险是巨大的。

另外，应收账款大于销售收入现象也可能是企业乱记账，乱对应科目造成。例如，企业销售的未开票货物（以后还要开票），正确的应记应收账款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而企业错误地记为应收账款的增加和库存商品（产成品、在途商品）的减少等。

A2、应付帐款大于销售收入：虚假交易，虚开隐患。

应付账款是核算企业购进货物应付未付的货款。应付账款大于销售收入说明企业销售的货物购进时都没有（或绝大部分没有）付款，购货长期不用付款使交易的虚假成分增大，虚开的风险也很大。A3、新认定一般纳税人3个月销售收入超过1个亿或6个月超过3个亿：虚开隐患。

按正常规律，新认定一般纳税人经营初期由于资金、市场营销经验、客户忠诚度等原因短期内销售收入一般不会很大。对在短期内销售暴增的新开业户应注意其经营业务的真实性，防止虚开和突然注销。A4、期间费用总额大于销售收入的30%：虚抵，虚开隐患。

企业毛利率一般不会超过30%（个别企业除外），如果期间费用大于销售收入的30%，则企业经营根本无利可图，是不能正常运转的。企业期间费用大于30%一般是由于非正常费用挤入造成的，最常见的一是多列运费，二是多列成品油，三是多列过桥过路费，四是虚构工资津补贴等，五是多列其他各项杂费等。其中许多项目既多抵进项税又多列支费用。

A5、增值税超高税负企业:所得税隐患，虚开隐患。

商贸企业税负超过2%（即企业有11.76%的毛利），从增值税负的角度反算，企业的毛利均超过了正常水平，但在实际经营中，这些企业税负高并不是因为毛利高造成，而是由于不能取得合法有效的进项发票所致。即这部分企业入账的成本费用中有很多发票的取得是与实际经营不符的，即有的是找来的假票，有的是与经营无关的其他发票,有的是代开的其他发票，还有一些是白条入账，这些不合理、不规范的进货发票和费用发票在计算所得税时是不能列支的，那么企业在所得税方面就存在很大的隐患。由于这些企业进项发票无法正常取得，使我们对其业务的真实性很难判断。因此这些企业中极易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隐患。

A6、存货与留抵税金不匹配：虚开隐患，虚抵隐患。企业留抵税金是反映存货中所含的税金，其最大数额不应大于存货×17%。造成留抵税金大于存货×17%的原因一是企业销售价格低于进货成本，即成本大于收入。二是有非成本因素的税金抵扣过大，如固定资产、运费、成品油、农产品等。三是进项票取得不及时，即估价入库的货物已销售，但进项发票滞后取得。以上无论哪种情况，税收上都存在明显疑点

二、B级风险指标也称高级风险指标（10个）

B级风险指标主要是针对企业可能存在十分明显的偷税行为，而且数额可能较大的行为进行监控的指标。这些指标出现异常是高级别税收风险，绝大部分存在明显的偷税疑点。B1、存在“理论少缴税款”现象：偷税风险。

所谓“存在理论少缴税款”就是根据我国增值税的设计原理和计算方法，用一个相对准确的公式计算出每个企业理论上应纳的增值税额，用这个理论应纳税额减去实际缴纳的税额就是存在的理论少缴税额。根据增值税设计原理，企业应纳增值税=企业毛利额（增值额）×17%，但中国的增值税实行扣税法计算，一些费用项目固定资产的进项是可以抵扣的，主要包括运费、汽油费、固定资产等。同时，我国增值税是按月计算的，所以还应考虑到期初期末留抵税金的影响，其中工业企业生产成本中还包括一些活劳动（非抵扣项目），经测算，一般工业成本中的非抵扣项目占5%以上。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得出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理论少缴税款的公式：

商业企业理论少缴税款=（销售收入-销售成本）×17%-申报应纳税额-运费抵扣-固定资产抵扣-|（期初留抵-期末留抵）| 工业企业理论少缴税款=（销售收入-销售成本×95%）×17%-申报应纳税额-运费抵扣-固定资产抵扣-|（期初留抵-期末留抵）| 对每户企业理论少缴税款的计算解决了用行业平均税负进行监控导致的疑点不准确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例如某企业毛利率是20%，税负应达到3.4%（20%×17%），但该企业通过各种作弊手段使自己的税负始终在2.1%左右，而税务机关对该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税负监控值为1.8%，虽然该企业实际税负较低，但税务机关始终监控不到，实际上该企业的偷税率仍在38.24%（（3.4-2.1）÷3.4×100%），对这类企业，通过理论少缴税额的计算就使其暴露在税务监管之下。

对存在理论少缴税款的企业，虽然指明了其存在的问题，但存在问题的具体环节和科目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评估才能找到，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其纳税额与所挣毛利额差距很大的线索，这类企业容易存在虚抵、延压收入等税收问题。

B2、存货为负数：多转成本等偷税风险。

存货是不应该为负数的，存货负数反映为企业多结转了成本，造成这种的原因一是人为抬高结转成本价格，二是人为多转数量，三是销售产品与实际结转产品的品种不对，如销售了5个水杯，结转了5个轮胎等，税收疑点相当明显。

B3、既有预收账款又有存货：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预收账款是核算企业销售货物时先收货款但没有发货的款项。预收账款一般是在企业销售的货物比较紧俏的情况下发生的，即购货需要先付款预定，否则买不到货。因此，有预收账款的货物凭其紧俏程度一般不应有大额存货。如果企业既有预收账款又有存货则可能存在货物已经发出但没有记销售的情况。B4、存货大于销售收入的30%：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商业企业存货是库存商品，工业企业存货是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按照存货周转率的要求，企业的存货一年至少要周转5圈以上，即存货为销售成本的20%。在企业存货周转率考核中，低于3（圈）的为不达标，即存货为销售成本的33%以上为不达标，反映为存货太大。存货周转率=当期累计销售成本/平均存货平均存货=当期累计销售成本/存货周转率

假定当期累计销售成本为100，若周转率最低为3，则平均存货=100/3=33.33。

假定企业销售毛利为10%，则存货最高（剔除个别特殊企业）应占销售收入的30%，超过30%则为异常状况。另外，从实际经营情况看，存货达到销售收入30%，则意味着存货够3.6个月销售，已经超出企业一般备货2-3个月储量的要求。

企业超大库存往往是货物已经销售，但不记销售、不转成本、不申报纳税而长期趴在库存中隐藏，使账面库存与实际库存不符，形成库存虚数。有的企业库存商品明细账记载某商品进货后几年都不动，实际早已无货，且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库存，税收疑点十分明显。B5、销售成本大于销售收入：虚转成本，价格倒挂，偷税风险。

销售成本大于销售收入就是低于成本价销售的行为。由于市场行情原因，有时企业可能短期或个别交易存在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情况，但如果某企业长期存在低于成本价销售则存在较大异常。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企业售价没问题，是人为多转成本造成了成本大于收入。二是企业成本没问题，是人为压低开票价格，使开票价低于实际交易价格，从而逃避纳税。三是企业低价销售是为了促进销售数量吃厂家的返利，这部分返利最少应能抵消企业低价销售部分的损失，但这部分返利企业往往不记账。B6、全年有销售收入无增值税企业：虚抵，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对有销售收入但没实现增值税的企业，这显然是异常状况，但出现这种状况的企业往往用以下理由应对税务机关：一是开业初期进货量大，所以一直没抵扣完，或是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进货多，全年也没抵扣完，一直有留抵。这种情况多存在于各种地区代理商、总经销等企业，但实际上企业存在着定期返利或实际销售后人为不记账仍在库存商品账户中趴着等状况。二是长年低于进价销售导致不实现税款，主要是经营公用事业产品的企业，如水、电、热力、煤气、天然气、汽柴油等国家控制价格的单位，但实际上国家对这些单位都留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或给予一定的补贴。三是对区域总代理企业低价销售产品造成长期不实现税款，主要是区域总代理和生产厂家之间存在关联交易，实际购买价与开票价格不符，厂家通过对总代理考核，在月底或季度末对代理商价格进行调整或让利。四是其他人为压低产品售价，造成购销倒挂或人为虚抵进项等也是造成长年不实现税款的原因。因此无论什么情况，全年不实现税款都存在着较大的隐患，应彻底查清。

B7、应收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应收账款为负数就是实际收回的货款多于应收的货款，即多收回了货款。正常情况下是不应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是企业将收回的货款记在应收货款的反方以隐瞒收入造成。另外，导致应收账款为负数的还可能是企业乱用错用科目，隐瞒其他事项造成。B8、应付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应付账款负数反映的是没有应付的货款，而有收回的货款。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企业将收回的货款隐瞒在该科目逃避纳税的行为。

B9、预付账款为负数：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预付账款负数反映的是没有预付的货款而有收回的货款，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企业将收回的货款隐瞒在该科目逃避纳税的行为。

B10、商业零售企业无票收入低于总收入30%：隐瞒收入，偷税风险。

对商业零售企业特别是经营终端消费品的烟酒、食品、手机、家电、服装、汽车修理等企业一般应该有无票收入，因为这些企业100%地开票纳税是很难做到的，根据过去已发案件统计和省局纳税服务处对个体零售纳税人调查及国有商业零售企业无票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例绝大部分高于30%的事实等，其无票收入一般在总收入的30%--70%之间。

三、C级风险指标也称中级风险指标（10个）

C级风险指标是对不直接涉税项目异常进行的监控，这些项目虽然异常但是不能直接确定其是否存在偷税，还需要结合账簿和企业经营情况检查后确定。这些指标异常，涉及偷税风险较大，但须进一步核实，是中级风险。

C1、其他应收款大于收入：可能存在隐瞒收入、虚假交易、偷税的风险。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核算不涉及货物交易的应收应付款项。按正常说其应是不涉税科目，但有的企业就是钻这样的空子，将有货物交易的本应计入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款项专门混入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科目，这样就要求将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比照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要求进行异常监控，当然，也可能是股权交易、资金拆借、分红分息、返利等形成的。

C2、其他应付款大于销售收入：可能存在隐瞒收入、虚假交易、偷税的风险。参照“应付账款大于销售收入”的说明。

C3、流转税申报收入与所得税申报收入及损益表收入不一致:可能存在隐瞒收入、偷税的风险。

流转税申报收入与所得税申报收入及损益表收入不一致一般是由以下情况造成。一是企业是兼营单位，有营业税项目，如交通运输、建筑安装收入等，这样导致申报收入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要注意企业财务核算上是否将增值税项目和非增值税项目的核算严格分开，是否存在两个项目在一个帐内核算，营业税业务的抵扣税金在增值税项目抵扣；所得税方面，两项业务的成本计算和结转截然不同，有无乱转、多转成本费用现象。二是税务机关评估、稽查中查出的少计收入部分只补充申报了流转税，没有补充申报所得税，或只补充申报了所得税没有补充申报流转税，或者只调整了损益表的收入没进行纳税申报表调整，导致三者收入不一致和少缴税款。三是人为故意或计算错误造成。有的企业将销售材料收入、下脚料收入、废品收入等故意不申报增值税，只申报所得税等，造成三者不一致和少缴税款。C4、增值税超低税负企业：可能存在虚抵、隐瞒收入、偷税的风险。

我们对工业、商业零售、商业批发三大类上市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得出，95%的工业和商业零售企业的毛利率在7%以上，95%的商业批发企业毛利率在0.8%以上。因此，正常经营的工业和商业零售企业的税负应在1.19%以上（毛利率7%×税率17%），商业批发企业税负应在0.136%以上（毛利率0.8%×税率17%），当然对非正常经营和亏损企业则另当别论。

对低税负企业应加强日常监控管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掌握单个商品的销售毛利率，测算其合理税负应该是多少；对超低税负企业，要通过评估和稽查手段进行检查剖析，每查一户要彻底解决一户存在的问题。

要注意超低税负企业和低于行业平均税负企业的区别，超低税负企业存在税收问题的概率很高，而低于行业平均税负企业存在税收问题的概率相对较低。

C5、所得税超低贡献率企业：可能存在多列支出、少列收入、偷税的风险。

工业和商业零售企业最低毛利率为7%，商业批发最低毛利率为0.8%，企业费用率占毛利率的比例一般为30%-40%之间，我们按高费用率40%计算，毛利中最低应有60%是纯利，即工业的纯利率为4.2%（7%×60%），商业的纯利率0.48%（0.8%×60%），那么，工业和商业零售企业的所得税贡献率最低应为1.05%（4.2%×25%），商业批发企业的所得税贡献率最低应为0.12%（0.48%×25%），对毛利率数值的采用只是按一般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取值，个别特例企业不足以影响指标的实用性。

对低贡献率企业检查和低税负企业的检查基本相同，一要靠日常对企业毛利和纯利情况的掌握和监控，二要靠账实结合的评估检查。

C6、运费抵扣异常：可能存在虚抵运费、偷税的风险。

运费抵扣税额占到总进项税额1%以上的视为异常，应予以检查，主要是防止虚抵运费，既影响增值税又影响所得税。

C7、有在建工程又有留抵税金：可能存在多抵进项、偷税的风险。

凡有在建工程的，其工程材料往往与生产经营的原材料、商品货物等容易混淆，在建工程进项税予以抵扣，部分生产材料被在建工程领用但仍摊入生产成本，还有基建运费、利息等混转现象。因此，凡有在建工程的单位均应对其详细检查。

C8、固定资产大额抵扣，导致当期不实现增值税：可能存在超范围抵扣、偷税的风险。

要查看固定资产是否本单位应抵扣的项目，有无将土建部分抵扣，或将关联单位的固定资产抵扣等。查看大的项目中固定资产的抵扣范围是否正确等。防止多抵和虚抵固定资产。

C9、农产品抵扣异常：农产品收购企业的农产品抵扣超过总进项的98%，其他企业农产品抵扣超过总进项的10%，可能存在虚抵农产品、偷税的风险。

对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农产品初加工企业和经销企业，主要包括棉花、花生、粮食、油菜籽等，如果农产品抵扣税额超过98%或经营额过大，要结合实际分析其购销存数量的真实性，以防止虚开收购发票多抵进项和向下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使用农产品作为原辅材料的企业，如酿酒、食品加工等，农产品抵扣比例超过全部进项税额的10%（不含面粉加工）的要进行详细检查，看是否真实需要那么多的农产品，有无从农产品收购企业接受虚开的现象。

C10、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金额达到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真销售、虚假损失、不转进项税等偷税风险。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是核算流动资产盘亏、报废、损毁但还未经批准转销处理的损失。该项损失中既涉及已抵扣税金的进项转出，又涉及批准核销后减少应税所得，因此该项损失应查清具体形成原因和处理是否正确。

该项损失在税收上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将已销售的货物不记销售，长期在库存中趴着，库存较大无法掩盖时，通过盘亏、报废、损毁等各种理由计入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并分期或一次转入损失处理，冲减利润，但对其所涉及的进项税金往往不予进项转出，能蒙混过去就蒙过去。

四、D类风险指标也称一般风险指标（9个）

D类风险指标是指对间接涉税的科目、项目出现数据异常可能导致税收问题进行监控的指标，该类指标异常一般可能出现少缴税款的问题，但不是恶性行为，是一般性税收风险。

D1、营业外收入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营业外收入是核算与企业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收入。企业营业外收入数额较大时，就需要弄清该部分收入到底是什么收入，是否应该纳税，防止有的企业将应税收入故意计入营业外收入以逃避纳税。如有的企业将下脚料收入和销售废品收入，违约金收入等计入营业外收入。

D2、补贴收入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补贴收入主要核算税费返还和财政补贴款，这部分收入中财政补贴是免税的，但返还的税费是要合并缴纳所得税的，如福利企业退还的增值税及有的企业把上级部门各种费用性返还等都计入补贴收入，这都是要合并纳税的。因此应查清补贴收入的具体项目和内容。

D3、预提费用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在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

预提费用主要核算预提的租金、保险费、利息、修理费等。但有的企业为了扩大当期费用或对不同属期的费用进行人为调节，故意多提预提费用；还有的企业将不属于预提范围的事项进行预提，如预提运费，预提工资等造成核算期预提费用较大。因此，如果预提费用超过销售收入的1%，则仅预提费用就消耗1%的利润，应详细查清预提的费用是否合理，是否影响当期所得税。

D4、待摊费用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在50万元以上：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

待摊费用主要核算各种预先支付但不能一次摊入成本费用的支出。主要包括开办费、预付的租金、保险费、修理费等。如果待摊费用金额过大，则很可能企业将不属于待摊费用的项目混入了待摊费用。如将基建支出、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摊派、集资款、捐献，以及运费、上级管理费、统筹费、违约金等各种杂费列入待摊项目。因此，待摊费用较大时就有扩大成本费用挤占利润之嫌。应查明每笔待摊费用的真实性质。D5、营业外支出超过销售收入的1%或绝对额超过50万元：可能存在多列费用、偷税的风险。

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时主要是查企业是否将应由税后列支的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各种罚款、滞纳金、违约金、赞助、捐赠等列入营业外支出；同时对应列入营业外支出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净损失、各种减值准备等要查看其计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多列支出的现象。

D6、有长期投资或短期投资但无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帐外经营或隐瞒分红、分息，偷税的风险。对有长期投资或短期投资但没有投资收益的要查看其投资项目的性质、座落地点、机构级次、股份比例、及分配方案、纳税方式等;看是否有应分配所得、是否按规定纳税，有无帐外经营等。D7、其他应收款为负数：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参照“应收账款为负数”的说明。

D8、其他应付款为负数：可能存在隐瞒应税收入、偷税的风险。参照“应付账款为负数”的说明。

D9、海关进口专用缴款书抵扣超过总进项40%：可能存在虚抵进项，偷税的风险。

税收风险管理指标 篇2

税收审计是对税收款征收业务和记录资料进行的审计, 包括对税收征收和管理机关的相关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和纳税单位税款计算和缴纳的正确性、合法性、合规性进行审计。故审计的对象不仅仅限于纳税单位, 还包括税款的征收的管理单位, 这意味着审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审计的对象增多以及审计难度的增加;而从性质上来说, 税收审计作为国家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应当是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而预防功能是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的根本职能, 是审计部门通过采取预警手段, 及时发现影响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倾向性问题, 主动或配合相关部门尽早采取预防措施,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发生。

要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预警。首先, 高效揭露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安全防护是建立在科学预警的基础之上的, 没有科学的预警机制, 审计选案乃至审计监督就会带有盲目性, 必然会过多的依赖经验和主观判断, 其效率可能会低下。比如在审计对象的挑选的过程中, 如果仅从经验判断, 往往会将所有的省市税务单位或者随机挑选省市作为年度审计对象。但假定设定预警指标进行分析, 就能通过税款征收的趋势变化、同期增长比率以及行业地区税负率进行分析判断, 从而有效地把握审计重点。科学预警以审计软件为依托, 对数量庞杂的信息进行过滤, 提高审计效率。其次, 科学预警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据统计, 主要审计对象有36个省级国税部门以及各省市地税部门, 相比之下审计资源甚少, 审计技术设备比较落后, 经验分散。相比总量庞大的税收来说, 在有限的审计资源条件下准确把握审计重点显得尤为重要。科学预警根据数据统计与模型估计等方法将税收征管风险划分为不同的警示度, 为审计重点的选择提供了科学的判断依据, 有利于实现审计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 科学预警机制, 尤其在宏观角度来考虑, 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呈现相关关系, 持续动态的跟踪能够准确把握在目前的财税制度背景下, 税率的高低、税收规模、税收增长结构与经济周期和经济税源增长结构之间的适配性能够实时跟踪统计, 为决策层制定或调整税制政策提供参考。

就税收审计的现状而言, 构建税收审计预警体系具有可能性。首先, 税收审计的对象主要确定为36个省级国税部门及其各省市地税单位, 且各级税务部门信息建设程度正在进一步提升, 这为海量数据的抽调和选取提供了可能。其次, 近年来, 审计署及其各个审计署特派办已经为构建税收审计预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尤其随着计算机审计方法的完善和创新, 税收审计人员已经提炼出不少针对特定税种特定的审计方法和特定的注意事项, 其中不少方法和事项能够为构建税收审计预警指标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帮助。第三, 税收审计是除税务稽查以外对于税务部门以及纳税单位的再监督, 使税收审计能够及时跟进各个省市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的最新动向, 及时把握经济发展的情况, 感知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征管方面可能存在的盲点和风险点, 从而不断地细化预警指标, 更新预警模型, 完善预警体系的建设。

二、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构建税收审计预警指标首先需要准确地识别、分析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税收风险。在税收管理中, 税收风险通常是指税收流失发生的可能性。税收风险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按照风险的波及层面来划分, 税收风险识别层次可划分为宏观层面的税收风险识别以及微观层面的税收风险识别。本文所指宏观层面税收风险的衡量主要考虑经济发展与税收收入的适配性、行业税收收入与行业发展的适配性、地区税收收入与地区发展的适配性、单个税种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等方面。微观层面的税收风险主要从单个企业的营业收入与上缴税收的配比性方面考虑, 此外还可以建立一些风险指标, 利用统计方法或数据挖掘等方法为税收审计风险提供导向性的指引。由此, 相应地可以建立起宏观层面的税收负担预警以及微观层面的实体经济税收流失预警。

(一) 税收风险预警指标选取

目前我国的税收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宏观层面,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性可能引起的宏观税负过重的风险;地区税收增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而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受阻的风险;单个税种税收增长与税源增长的不协调性而可能引发的风险;可能会导致阻碍行业发展的行业税负过重;宏观层面的实际税基与潜在税基的差异程度而反应出的税基侵蚀程度的风险;以及税收收入结构的不稳定可能造成的风险。

微观层面, 存在税务机关为完成税收任务人为调节税收收入入库而出现的“寅吃卯粮”的风险;税务机关与纳税单位串通舞弊延期申报缴纳入库而存在的风险;纳税单位违规筹划, 逃避缴纳税款的风险;地方政府不当招商违规引入异地税源税收的风险;违规提退税款的风险;以及延期纳税而未加收滞纳金的风险等。针对收征管风险源, 在选取税收审计风险预警指标时, 本文遵循以下原则。

(1) 总体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应当将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建立在整个税收征管体系之上, 即既包括常规税款征收管理, 还应当包括异常退税, 非常项目等。

(2) 重要性原则。该原则是在总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根据税收收入和风险的大小, 来配比审计预警的细化程度。对于税收收入规模大的税种、地区、行业, 应当作为高风险领域, 细化预警指标, 调低预警阀值。

(3) 循序性原则。该原则对于审计预警指标的构建, 应循序渐进, 由点到面, 由简到繁, 在完善信息和详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逐步探索高效科学的预警方法。

(4) 实践性原则。该原则是指税收预警指标的构建, 应当建立在已有的审计实践基础之上, 并将实践升华抽象为理论, 以更好地指导实践。随着金税工程的实施, 税收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每一次审计都能对某个行业或者某个税种抑或某个地区的预警模型进行构建, 并逐步加强关联性和整体性。预警模型的运行结果能够为审计实践指明审计重点方向。

(5) 动态性原则。构建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且是一个随环境不断改变而变化需要进行动态调整的过程。尤其是设置、细化、全面预警指标, 确定指标权重, 选定预警阀值, 都需要不断地结合审计实践进行修正调整完善。财税制度的改变会导致大环境的改变, 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也会对预警模型的稳定性、准确性带来一定的冲击, 从而需要依具体情况对相关数值、模型进行调整。

(二)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步骤和框架设想

(1) 设定预警目标。预警目标是指预警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宏观上来讲, 税收审计预警是要关注税收收入与宏观经济整体的适配性;而从微观上来讲, 税收审计预警是在关注查错纠弊。

(2) 设计预警指标。设计预警指标是实现税收审计预警的关键, 它根据税收风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根据上述原则以及具体税收风险构建税收审计预警指标如表1。

(3) 确定预警阀值。阀值的设定依据国内外税收法律法规和行业企业的经验数据以及对应的统计数据而确定, 并结合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需要建立模型以确定其预测值的情况, 应当利用多种方法建立多种模型进行对比或结合, 以整合各种模型的优缺点达到最符合实际情况的结果并有效预警。

(4) 产生预警信号。预警信号可以是对单个预警指标发出, 也可以对多个预警指标组合发出。将多个预警指标按一定的权重进行组合形成更加成熟的预警指标。依据预警数据, 主观判断将预警警度划为“适度区间”、“轻警”、“中警”、“重警”、“巨警”。初始设置或许会偏离实际情况, 需要不断地根据预警效果进行调整, 直到预警信号的显示符合税收审计实际情形。

(5) 根据具体的延伸审计结果反馈预警结果, 并不断地调整完善预警指标。预警指标建设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 随着实证不断进行, 经验不断积累, 预警指标的预警效果会愈加接近期望值, 从而提高预警指标的预测能力和准确性。

(6) 重复上述 (1) 到 (5) 步, 基本可以建立起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根据税收风险的特点有针对性整合有关数据设计预警指标。

(三)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应关注的问题

(1)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不是万能的, 不能够替代审计者的经验和外部信息来源。税收预警指标发挥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随着金税工程的实施, 税收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 税收联网审计系统设计与重构时考虑预警指标的需求将大大提高税收审计预警指标的使用效果。

(2)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是逐步、长期积累的过程, 非一朝一夕之力可成, 必然由单个预警模型的建立的有效测试逐步转变为多个预警模型建立的有效测试, 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联动机制。这需要开发人员做好整体开发规划、阶段开发规划以及整合规划。

(3)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及其要素是不断动态变化的。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必有其一定的道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动态的变化,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 逐步完善, 宏观政策的变化, 指标及其要素也需要随之变动调整适应。

三、税收审计预警指标的作用及局限性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可以通过建立风险指标, 利用统计方法或数据挖掘等方法为税收审计风险提供导向性的指引。由此, 相应地可以建立起宏观层面的税收负担预警以及微观层面的实体经济税收流失预警。对税收风险控制具有一定的职能作用,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的作用

从效果上来看, 审计预警指标能够兼顾效率和效果, 税收审计效果与审计效率对于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其原因在于首先税收审计能够有效监督税务机关在税款征收与管理工作;其次, 众所周知, 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 税收审计作为保障税收法律有效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 高效的税收审计有利于进一步肃正法律的公平实施, 加强对税收征管的审计监督, 能够促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再者, 通过税收审计指标预警, 能够有效暴露税收征收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能进一步发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税款的征收与税源指标密切相关, 税源就如同“水源”, 水源质量的好坏通过水体的颜色、气味得以体现, 同理, 税源质量的高低能够通过税款征收情况反映, 因此部分通过模型建立的税收审计指标预警不仅仅限于审计税务机关和纳税企业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还能够对于税款征收情况进行进一步考虑以发现深层次的问题。

从职能上来说, 首先税收审计预警指标通过采用现代审计技术对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分析审核, 并据此形成相应规范的工作底稿。涉税信息的充分性, 审计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审计结论的中立性与降低税收管理风险、提高税收管理效率、减轻纳税人负担、密切征纳双方关系等方面息息相关。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预警在防止企业逃避缴纳税款、税务机关违规操作以及二者相互“串通舞弊”行为上具有防微杜渐的效果;再者经济活动日趋复杂, 税收体制不断完善,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差异逐渐增大, 税收征管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税收审计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办, 省市县地方各级审计机关,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专业胜任能力要求越来越强, 审计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有效的税收审计预警能够节省人力、时间等资源。税收审计预警有助于税收审计从单纯的查错纠弊、揭示问题角色向“免疫系统”角色转变。

(二) 税收审计预警指标的局限性

市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税收风险也随之而变, 相应地税收审计预警指标也应当适应这种变化, 这就要求税收审计预警指标具有一定的可延展性, 通过不断地增加新的有效的预警指标, 确保税收审计预警指标能够及时发现税收风险以及为税收审计高效确定延伸审计重点, 提高审计效率与效果。本文所提出的一系列指标, 是在我国目前税收风险研究的基础之上, 考虑了时间上的可延续性, 但并没有考虑指标的可延展性。此外, 本文预警指标的提出大多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 处于数据取得限制的缘故, 大多数指标并未进行有效实证, 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在取得数据的前提下进行实证分析, 以进一步完善预警指标。

参考文献

[1]赵连伟:《构建我国税收风险识别方法体系的思考》, 《税务研究》2012年第7期。

[2]陈文夏:《金融审计预警体系构建研究》, 《审计研究》2011年第2期。

浅析税收信息化的风险管理 篇3

【关键词】 税收信息化；电子税务；风险管理

随着现代化科学的飞速发展，全球快速进入到信息化时代。1994年税制改革和税务机构分设后，税务系统开始步入较大规模信息化建设时期。自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深化征管改革的方针以来，各地迅速推广使用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覆盖了全部税收工作。信息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在税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全国税务系统在信息化技术装备、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开发应用等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在基础设施方面，全国地税系统计算机二级网络建设初具规模，全国国税系统计算机四级建设已经完成。以信息服务为内容的为纳税人服务的体系初步形成，出现了互联网网络、IC卡、防伪设施等多种申报方式；在税务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方面，金税工程在税务系统内部全面开通运行，初级公文处理软件已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使用，税收征管业务和行政管理初步规范化，层级监控能力提高；在人员素质培训方面，各级领导信息化意识增强，干部科技素质得到提高，广大税务工作人员已初步接受了计算机培训。

但是税收信息化的风险问题不容忽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各个方面，因此必须认清税收信息化中所存在的风险的内容，并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将风险产生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使税收信息化能够有序、正常地发展下去。

税收信息化的风险是指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收信息化的建设或应用中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以及产生的一切负面影响和作用，是税收信息化发展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间的偏差，也是税收信息化对税收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之外的不良影响。而引发信息化风险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网络经济中税收信息化的根本特征所致，即现代信息技术与税收业务紧密、广泛地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信息技术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风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信息技术的安全性。

二是由于税收信息化的应用是在传统的税收工作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传统工作中一些与信息技术应用不相适应的因素导致了相关风险。

三是税收信息系统的不完善，功能的不健全，造成了税收信息化建设中面临着较大的应用风险。

四是税收工作与社会的普遍结合，致使税收信息化的应用可能受到来自税务机关外部的不良因素的威胁。

五是目前社会形态正处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社会向网络经济社会变革的过程之中，税收信息化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影响和制约，造成了税收信息化发展的风险。

有风险存在，就必须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以达到识别风险、控制风险、防范风险的管理目标。由于税务机关普遍存在风险意识淡薄，对税收信息化风险认识片面的问题，税收信息化的风险管理是一个需要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的项目工程。在调查中很多税务机关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风险，比如使用防计算机病毒软件，进行系统数据备份等，但由于税收信息化所面临的风险是综合性的，局部风险的控制在短期内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从长远来看，总体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因而整体化风险防范的思路更为可取。

在整体化思路中，我们需综合考虑与税收信息化风险相关的各方面因素，重新构建税收信息化总体框架，并以此为中心实现税收业务处理与信息存储的大集中，优化税收业务流程，处理好与信息服务商的关系，培养税务工作人员在信息化环境中的工作及思维模式，强化税收业务、税收信息的标准化建设及法制、法规建设，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优化纳税服务，解决好税务部门与其他单位信息交换的问题，加强税收电子的整体建设及组织管理工作，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其风险管理具体可分为六个步骤：

第一步，明确税收信息化风险管理的目标。风险管理的目标要针对税收信息化应用和发展的总体和局部、近期和长远内容分别制定，并有效实施，要结合国家税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策略，有效地进行风险防范。

第二步，识别和评估税收信息化的风险。首先要识别和发现已存在的风险，这是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其次，找出产生风险的原因，判断风险的产生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或者是思维、意识方面的问题，是来自税务机关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等等。再次，衡量风险的重要性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步，制定税收信息化风险管理的策略。在实际中，针对特定的风险制定策略的方法有很多，如对于后果不可承受的风险可采取避免其风险事件的發生或排除风险；对一般风险可采取降低风险，将其导致的后果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

第四步，制定和实施税收信息化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主要是根据制定了的策略建立有针对性的措施细节。例如应用新技术、对信息系统进行二次开发、调整业务流程或机构设置等。

第五步，税收信息化风险管理实施效果的监测。在税收信息化建设内容中，建立税收信息化风险监测机制，针对总体发展战略、应用成果、业务过程等方面进行监测。

第六步，改善和优化税收信息化风险管理内容和过程。税收信息化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之中，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对风险管理的目标、策略、方案、内容等进行改善和优化，以达到风险管理的根本目的。

整体化的税收信息化风险防范是税务部门进行风险防范最为有效的方式，税收信息化的风险管理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是与税收信息化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并构成了税收信息化体系结构中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蔡金荣.电子商务与税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方卫平 黄琼.税收电子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庞磊.税收信息化的风险研究[J].财政研究,2006(04)

论强化税收职能与优化税收管理 篇4

一、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和税制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一）单纯追求收入目标，税收职能单一化倾向日益明显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工商税收收入以年平均近1000亿元的速度递增。除了经济增长、加强征管等因素外，维系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行为和支持政府行为的税收“超常措施”。1993年全国范围“争基数”，全国工商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38.1%，其中有个省（自治区）增幅在50%以上。1994年“保基数”，全国工商税收收入又比上年增长26.5%。此后几年工商税收收入计划任务数一增再增，税收收入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为了完成任务，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继续采取“超常措施”，“寅吃卯粮”、“无税空转”等现象日益公开化、普遍化。南方某市1998年国税系统担保贷款缴税和私人垫税近400万元，占全市增值税、消费税两税收入的1.87%。

任务高压下的税收征管，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刚性的任务标准弱化了刚性的税收执法，看似力度很大，实质上是对法律尊严的自我践踏。其二，大面积的超常征收，人为改变了正常情况下的税收数量和规模，掩盖了税制的运行质量和真实的税收负担程度，为宏观决策提供了虚假的数字依据。尤其是以“列收列支”为主要手段的税收空转，导致国家预决算失真，虚假的收入信息带来错误的支出安排。其三，组织收入工作的秩序和程序被打乱，一些地区陷入“一季度缓，二季度慢，三季度紧，四季度拼”的恶性循环。税收入库不是逐月按计划完成进度，而是季度、半年、年底呈现高峰，其他月份走入低谷，呈现出不规则的“M”曲线，不利于财政资金的合理调度，也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更为严重的是，身为执法者的税务机关借助纳税人预缴税款确保收入进度，正常的征纳关系演变成一种互利互惠的协作关系，执法职能受到严重削弱。

（二）一些税种先天不足，税收对经济调节乏力

税收的调节职能主要通过税种的设置、税率的设计来实现。我国政府在税收立法时，十分重视税收的调节作用，一些税种的设置，首先考虑的是它的调节职能，其次才是收入职能。比如，消费税开征的本意是抑制超前消费和高消费，并通过抑制消费来抑制生产，税种设置“寓禁于征”的用意十分明显。土地增值税的税种设置目的是抑制房地产开发过热，抑制炒买炒卖房地产牟取暴利行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税种设置目的，是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税种设置、税率设计的目的，最终要通过征收管理来实现，税收征管中的一系列问题，使一些税种的设置初衷大打折扣。现行消费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烟酒，由于大量的欠税和税收流失，该税种的调节作用无法发挥，与政策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对烟酒税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积极扶持政策，完全偏离了限制消费和生产的初衷。

税收调节乏力，还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税收作用滞后于调控的需要。换句话说，某些税种的设置是为了限制某种倾向，但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是截然相反的倾向，使得税收调控无的放矢。

（三）财务核算虚假，税收监督不到位

1.偷税逃税普遍化、社会化，税收差额严重。税收差额是衡量一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指标。据调查，我国的税收差额大体在30%－40%。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盗窃、伪造、倒卖和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数额巨大，触目惊心。在少数地区，税收违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组织和引导下的统一行动。

2.财务核算成果人为控制，经营指标虚假。受各种利益因素影响，许多企业建有两套或三套账目，在上报经营成果或计算税金时，往往使用虚假账目，形成税收监督的真空。一些没有设立两套账目的单位，在财务核算上也掺杂许多虚假成分，看似规范合理的会计核算掩盖着许多经过处理的问题。虚假的财务核算不仅导致税收流失，还造成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失真。

3.某些企业腐败严重，侵蚀税基。企业负责人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一样，屡禁不止，局部地区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毒瘤和顽症。尽管企业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反映在财务上，毫无例外都是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资财，侵蚀税基。

二、税收某些职能的弱化，涉及到一些体制的弊端，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国民纳税意识淡薄

几千年的旧税收制度，是剥削阶级榨取人民血汗的工具，在人们传统的思想上对税收有一种抵制心理。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国家和税收性质的改变而消除。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个体经营工商业户阶层，法盲、文盲比重较大，整体素质较低。纳税人税收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是导致税收大量流失的直接原因。

（二）社会原因——整个社会的执法状况欠佳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相继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无法可依”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一直严重困扰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严格执法。

1.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难。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以多种具体操作上的理由拒绝暂停支付和扣缴税款。金融部门为防范风险，实行贷款抵押，企业资产大部分甚至全部抵押给银行，税务机关扣押、查封企业财产，有时没有标的物。

2.法人案件处理难。一般说来，对纳税人个人的税务违章案件比较容易处理，而对法人涉税案件的处理往往会遇到来自地方的行政干预和社会的压力。企业的税收问题被查实后，政府一般要予以庇护，税务机关一般也要做出让步。一些地方企业普遍困难，税务机关在案件处理上，不得不考虑社会稳定和税源延续问题，因而手下留情甚至不了了之。

3.涉税违法案件处罚难。税收执法专业性较强，司法立案需要重新取证，一些涉税违法案件查处迟缓，久拖不决，处罚不及时、定案不准确、执法不到位的问题比较突出。许多税案重刑轻判，轻刑免判，置严格执法的税务机关于尴尬境地。税收执法中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税收法制的刚性和震慑力，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投机意识和侥幸心理。

（三）法制原因——税收立法滞后于改革进程

1.大部分税种没有通过人大立法，而是以条例形式发布，法规层次低，而且具体条款频繁修改，缺乏应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一些正在执行的条款不能作为认定纳税人犯罪的依据，客观上存在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执法上的双重标准。

2.税收程序法律依据不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可操作性差。只重视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监督，忽视对相关部门的制约，尤其是对有关部门配合和支持税收工作的具体义务和不履行这些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孤军奋战，孤掌难鸣。

3.没有建立独立的税务司法体系，税务机关的职责和权力脱节。

（四）内部机制原因——税收征管机制落后

1.机构设置条块分割，重叠交叉，成本过高，效能低下。按企业级次和经济类型实行税收管辖，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各种经济成分的重新组合，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频繁变动，各行业的相互交融，使得企业的经济性质、经营方式、隶属关系呈现明显的多极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到税收征管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征管范围无法划清。另一方面，随着企业主管部门的合并、撤销、精简、改变职能，原有的行业格局、所有制格局重新排列，直属机构失去存在必要，城市税务直属分局和区局并存，给税收成本的控制、机构精简、管理效能的提高带来一定负效应，也给纳税人办理税收事宜带来诸多不便；征收分局与稽查分局在任务承担与职能行使上相脱离；交叉管理，税负不公，争抢税源，漏征漏管严重。

2.征管查各环节职责不清，力量配备不当，片面强调集中征收和重点稽查，纳税管理薄弱。

（五）行政原因——税收计划与经济税源相脱节

传统的税收计划指标的确定，使用的是基数法，这一方法比较简便，在收入任务相对宽松时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同，基数法的缺陷日益明显。最近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开始试用系数法，即参照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与经济的相关关系，核定当年税收任务。随着收入任务的一再加码，基数法和系数法实际上被“追加法”取代，税收计划的确定越来越脱离经济税源实际，超越了税源的承受能力。此时的税收计划管理已形同虚设。

三、优化税收管理的路径

强化税收职能，必须优化税收管理。优化税收管理，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建立法制化的管理机制。

（一）更新税收观念，树立市场经济税收思想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税思想相对照，传统的税收管理观念迫切需要更新。

1.以收定支观念。经济和税收的关系是源和水、本和未的关系，在税制稳定的情况下，正常的税收增长应该也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一定时期内，税收的增长幅度可以高于经济的增长幅度，但二者必须保持稳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必须树立以收定支的观念，走从经济到税收的良性发展之路。

2.政府管税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管税不失为强化税收管理的有效途径。问题是，一些时候，政府介入税收具体事务，并不完全依据税法办事，而是掺杂政府意志，充任的往往是调节人的角色。而且，政府直接干预税务机关权限内的税收事宜，助长了纳税人“有事找政府”的投机心理和税务机关对政府的依赖心理。更重要的是，在征纳主体间介入一个调节人，使正常的执法程序发生扭曲，客观上降低了执法者的威信，影响了执法者的形象和执法质量。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管税，变政府调节和干预具体事务为政府宏观管理和监督税收执法，让执法主体“复位”。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3.局部调控观念。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具有调节作用。理想化的税收调节应当以全国范围执法的一致性为前提，各自为政的调节只能削弱税收的职能。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税收的调控作用，希望通过税收政策的“具体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部调控观念对依法治税的负面影响极大。

（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依法治税

政府行为和人情干扰，是阻碍税收职能发挥的两大难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税。

1.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规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税收上“应当作为”和“不应当作为”条款，明确集体行政违法责任和个人行政违法责任，直接行政违法责任和间接行政违法责任，性质严重的要承担集体刑事违法责任和个人刑事违法责任，明确不同责任的不同追究方式和法定程序。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现有税收法律法规，尽早通过人大立法，增强其刚性和权威性。

2.加快税收司法保卫体系建设，单独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使税收执法有坚强的后盾。要完善税收司法方面的程序法，使涉税刑事案件在司法程序上有法可依。

3.加快“费改税”步伐，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以规范化、法制化的收支形式和渠道取代不规范、随心所欲的收支形式和渠道，增强各级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建立科学的税收指标考核体系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 篇5

【摘 要】 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关键词】 税收立法权 税收管理权 合理划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1]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税收行政权。税收行政权是执行税收法律、进行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行政权，是政府的政权机关拥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包括税收征收权和税收管理权。这些权力对于有效地保障税款的实现，保障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移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司法权。税收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根据国家意志，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拥有的专门审理、判决税务纠纷案件、税务犯罪案件的权限。税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可为税法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来看，税权的划分，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划分两个方面。

税权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如税收立法权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存在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集权模式强调税收立法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将税收立法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强调集权的国家，还是强调分权的国家，其集权与分权都是相对的。

税权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如在中央级次，税权至少要在国会与中央政府(在我国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之间进行划分。

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管理体制应涵盖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重要内容，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财力的划分。

二、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和一般原则

从实践看，各国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制水平、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税权划分模式，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确定税权划分内容时，既要紧跟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趋向，看到某些国家税权划分的成功一面，也要具体分析其税权划分的背景，以综合考虑影响税权划分的各种因素。

税权划分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一)政治与经济条件。税收对国力的盛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划分税权必须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以有利于强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条件。在经济上，税权划分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也有各自独立的活动要求，独立地决定自身的事务，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税收权限，税收划分必须有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条件。中央与各级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职能，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事责。有了事责，就须履行，就需权力保证，这就是事权。一级政府负有的事责大，事权也相应扩大。相应地，政府为了履行事责，在拥有的各种事权中包含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权。财权随事权而生，是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税权是财权的一项主要内容，财权的内容也同样不只是税权，还应包括其他获取财政收入的权力，它们同样要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划

(三)法制条件。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既代表国家又代表地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界定，税权划分也不例外。税权划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税权权限，各级政府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税收征管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相互扯皮、相互越权行为，有利于依法征税和依法行政。

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地方公共产品更有针对性，因而可以避免由于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需统筹全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税收管理权限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一国总应结合自身的具体状况，合理分权，使得地方能够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条件下，拥有完成自身职能所应具备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权划分的一般原则如下：[3]第一，财权、税权与事权相一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平衡的原则。第二，课税权宜划归中央政府的若干原则，具体包括以下课税权：与宏观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公平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资源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辖区间税基分布不均匀的税种和容易导致辖区间税负输出的税种。第三，课税权宜划归地方政府的原则。地方政府要完成其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证。将某些税种的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的必要条件。

地方税是以地方税收收入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的，遵循的是居住地原则。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是一种最终受益。按照受益原则，要求人们在其受益地付费，受益地指服务消费的发生地，也即居住地。基于受益原则，某些税种的征收对象获得收益大小与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此类税种若税负较重则意味着享受了较好的公共服务，不会出现税基向税负较低的地方转移的现象，适合地方征收。

从理论上讲，应将税基比较固定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地方税一般只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税，这些税只对本辖区居民征收，并且税负最终归属于本辖区居民。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税宜划归地方。

另外，从征管角度讲，某些税种由于自身特点，如税源分散、计税依据或税率的确定较复杂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助对税收的征管尤为重要。这类税种由地方征收较为适当，因为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三、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从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权 5

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有利于政府为社会、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实现国家职能。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收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税权适当下放的确是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税权纵向划分的核心问题，是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一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积极采取某些税收措施，挖掘税收潜力，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二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是有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三是适度分权有利于增强税收法律的适应性，如有些小税种适当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而且也解决了这些税种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规定。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应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作如下划分：

(1)对税源流动性、外溢性较小，不易引起经济波动，适宜由地方独立征收的地方税，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行政区域内独立开征，如财产税。

(2)税源较为普遍、税基不易产生地区之间转移、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税种，以及涉及维护地方基础设施的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中央只负责制定这些税种的基本税法，其实施办法、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征收管理等权限可赋予地方。

(3)对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但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种，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和实施办法外，税目、税率调整、征收管理等权限可下放给地方。

(4)对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主体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可将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给地方，由地方在中央规定的幅度范围内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及其他情况自行确定，如对税率、扣除标准等可规定一定的浮动幅度。

(5)地方税收管理权原则上宜掌握在省级政府，不能层层下放，属于地方立法的必须经过立法程序的批准，不得由有关部门自行决定处理。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8款的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方面的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只能制定法律，而法律的制定权限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权力机关只能按照《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由省、自治区、自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因此，税收立法权下放的范围应该只能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权力机构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6)建议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中央审查备案制度。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有关原则，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新的地方税种，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同意，并于事后报中央备案。

浅谈烟草企业税收风险管理 篇6

作者：杨明峰

【摘 要】税收风险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经营成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烟草企业作为纳税大户，其纳税情况受税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然而，现阶段我国烟草企业对税收风险认识还不到位。烟草企业应当依法纳税，降低涉税风险，保证在国家财政增收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作出积极贡献，以此树立纳税百强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在全社会倡导依法诚信纳税的新风尚。文章首先对烟草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其次针对烟草企业面临的税收风险及产生原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最后提出防范烟草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主题词】烟草企业；税收风险；管理

烟草企业在税务机关稽查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受税务机关的处罚，究其原因，既有涉嫌偷漏税的因素，也有税收认识的误区。随着对税收管理的日益现代化，以及稽查力度的不断加强，烟草企业的税收风险问题已逐渐引起税务机关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对烟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日益重要。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

根据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中对税收风险管理的解释，可将税收风险管理定义为：企业为避免其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财产损失、声誉损害和承担不必要的税收负担等风险，而采取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控制等行为的管理过程。(此农业论文由万方期刊网首发)

二、加强税收风险管理对烟草企业的重要性

（一）降低烟草企业税收成本。长期以来，烟草企业受计划管理模式的影响，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力不强。近年来，烟草企业在坚持烟草专卖制度的前提下，开始探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烟草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企业的整体税负较高，烟草企业的税收成本占其成本比较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支出，但同时它是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企业税收成本控制和管理的根本目标是节税。所以成本效益原则是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只有控制本企业的税收成本在同行业属于中等偏低水平，才能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价格竞争力。

（二）提高烟草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税收风险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要提高企业依法纳税的水平。为增强纳税的诚信度，从完善内部管理入手，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完善会计核算，如实反映经营情况和财务成果；科学统筹，正确处理好日常经营资金占用与上交税金的关系，及时调度资金，及时足额缴纳应交税款；按规定开设和使用银行账户，便于税务机关实施有效的监控，为诚信纳税提供可靠依据；在提高企业人员的税收风险管理水平同时，企业财务管理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税收风险管理指标 篇7

【关键词】税收征收管理风险；监督力度；软件运转系统；税收征管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体系

税收征收管理风险，主要是指税务机关针对实体经济中的参与者进行征税，从而实现一定的预期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冲击，使得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差距，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对实际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称之为风险因素。为实现更好的征税管理，就必须造好风险因素的研究与管理。

一、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因素分析

（一）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主要是指外部风险因素。外部风险因素其主要是指产生于税务部门外部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税收征管外部风险。外部因素使得税收征管偏离预期目标，导致税收损失发生。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法律依据的实操性与规范性风险因素、社会大众法律维权意识的高低的风险因素及征收过程中不同区域的风俗习惯等。

（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

与非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不同，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是税收部门内部风险因素。可控性税收征管风险可结合具体征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对风险因素进行把控。主要包括：

1.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现行税收征管制度科学性中的风险因素主要原因是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情况是否相符。如果制度与现实脱节，将会影响征税工作的效率。

税收管理员制度。国家虽然出台了《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等相关制度文件，但该制度是税源管理的权宜之计。整个制度中对管理员职责的设计过于理想化，很多实际运营过程中的职责根本没有抓手，无法操作执行，导致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潜在税收管理成本有所加大。

现行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有待提高。现行纳税评估体系以实际征税管理中企业申报的纳税信息数据为依据，评估指标是理想化企业运行中缴税行为，往往与实际脱节。因为在现实经济中，从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到大型股份或合资企业，普遍存在会计信息虚假虚报的情况，这就使得纳税评估体系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有违必要的纳税评估体系科学性。

2.税收部门专业分工体系有待提高。我国税收部门先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强调分工，按照税收分工条线的职责开展部门工作。专业化分工可以实现专业高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分强调分工，对于税收职责交叉部分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不同分工部门间信息对称性较差，综合协调运营成本高。管理部门、征收部门、稽查部门往往权限混淆、职责不明晰、以部门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使得税收征管工作效率较低。

3.监督管理机制有待改进。税源监管不到位。税源监管的作用是使税收实现“应收尽收”，防止税源流失的问题。因此，对税源的监管是十分重要的税收管理工作。同时，人员风险因素也是风险产生的重点因素。对实际税收征管人员执法行为的监管制度与机制不健全，形成实际操作风险。

4.技术风险因素。征收软件不统一。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不同的环节按照实际需求使用不同的运行软件。从每一环节来看，效率可能会有所提高，但是从整体环节来看，软件并不兼容，自成体系，为整体汇总、分析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数据采集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数据采集质量较低，数据并不精准。有的数据甚至是伪造的，缺乏真实性。这有技术人员原因，也有企业虚报会计数据信息的原因。

二、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及监管力度

根据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实施修改修订现行的税收规章制度，及时的将新情况、新问题及解决对策编入制度，只有积极做到与时俱进，制度能够反映现实情况并涵盖现实可能发生的情况，才能实际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加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的监督管理，通过内部监管，外部检查的多种有效手段，切实查找问题并积极解决。

（二）统一软件运转系统

要实现整个税收系统数据完整、横纵向间可传递，就必须统一运行软件的标准。统一软件运行系统，在大的运行系统中通过不同模块的设计，来实现不同部门不同运转功能的实现，当然，各子模块之间、子模块与大系统之间不能存在冲突，要彼此兼容有序。对数据的录入及采集标准进行相应规定，提高实际分析的能力。只有数据科学、软件分析系统可共享，才能为税收征管风险工作作出分析及信息共享的贡献。

（三）强化整体税收征管管理的工作原则

积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起点。要实现对整个税收征管风险防范的一致高度共识，明确风险防范的意义、目标，从思想上加强未来行动的执行力。风险管理要常抓不懈，实现风险全流程管理，将风险控制作为税收征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部分，要时刻关注风险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积极化解潜在的风险事件和风险因素。

（四）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

建立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保证。根据实际税收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因素，设置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应对。同时，要设置风险管理岗位人员，通过不同条线、不同部门风险岗位人员的设置，开展风险信息对接、风险应对经验对策交流借鉴工作，实现风险管理的有效防范。

（五）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

实施税收征管风险评估，这是做好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关键。这是符合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原则的。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事前的预估评估工作，通过事前调查给出预判，并形成相应的解决预案。一旦风险发生，可通过前期的评估的准备开展相应工作，实现风险管理工作的可控。

（六）设计科学有效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

借鉴国外先进的税收征管风险控制体系设置情况，积极进行合理改进。目前主流的税收征管风险管理控制的主要步骤为：确定税收征管风险控制目标、利用软件录入实际信息、测算并识别税收征管风险、根据不同的风险制定不同的解决控制预案、对风险管理实际效果的后评估。我国的税收征管风险工作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完善上述环节。

三、结语

综上，本文针对我国税收具体征管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其发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可控性风险及非可控性风险深入分析，探讨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发生原因。同时，根据阐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对策的详细论述，为实现我国具体的税收征收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合理的科学解决对策，并通过解决措施的制定更好的实现税收征管目标，有效防范税收征管风险。

参考文献

[1]李杨.我国税收征收管理风险问题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