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记忆法教学(精选9篇)
初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课堂记忆效果的方法研究
文/赵秀昌
摘 要:目前,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在学生听讲、教师讲解、师生互动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分别通过学生、教师两大主要方面来对初中历史教学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结合发生在历史课程中的实践活动,将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整理和改进,让学生和教师共同学习,以达到提高学生课堂记忆效果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初中历史;创新教学;树叉图示法;课堂记忆效果
在初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如果想要准确地应对当代新型的教育模式,使学生课堂记忆效果提高是进行创新的好方法之一。笔者主要根据初中历史课堂上出现的教学方法不具体、教学语言不生动、教学应变能力不足等问题,来论述教师与学生两方面需要提高和发展的空间,让学生通过日常生活中对历史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课堂记忆效果,将历史知识内容不但能灵活运用到做题和考试中,而且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对历史的思考和理解,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可以从教学方法、教学语言和应变能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将提高学生的课堂效果作为必要目标,做到让学生简单而明了地理解知识内容,从而加深知识的理解和有关的课堂记忆,做到新课标要求中学生达到的综合素质加强的最终目的。
一、运用新型的教学方法是使学生提高课堂记忆效果的首要前提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由此可见,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能够得到不同的收获。初中历史课程属于文科范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历史这门课程的学习不用像数学一样注重计算和练习,有句话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形容的正符合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重要性。而在课堂上运用新型的教学方法是使学生提高课堂记忆效果的前提工作,教师如果想要使学生的记忆深刻,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记得准、记得多。授课过程中我采用的树叉图示法对提高学生课堂记忆有明显的作用,比如,在川教版的历史课本中,学习的秦朝统一六国和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时,我将中央集权统治的机构体现形式用树叉图示法来展示成:
学生通过树叉图示法,简单直观地明白了中央集权制的体现形式,将中央集权统治时期的各个职位一目了然,课堂要点让学生在视觉上得到了充分的了解,对学生的思维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进而可以达到提高学生课堂记忆效果的目的。
二、运用生动的教学语言是使学生提高课堂记忆效果的有利步骤
针对于初中历史这门学科,教师的教学语言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而学生由此产生的课堂记忆效果也同样是教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历史课堂上,教师如果使用生动的教学语言可以吸引学生的听课注意力,开启学生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它是一只控制学生课堂行为的看不见的手,为此,在历史课堂上教师锤炼自己教学语言是非常必要的。(1)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只有用准确严密的语言表达才能确保知识的无误性,有些教师因为课前准备不足,使得课堂知识点错误百出,不但会传递给学生错误的信息,学生也会因此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产生疑问,造成一种怀疑的听课态度,对课堂记忆效果有消极的作用。()(2)教师应该避免模棱两可的语言,多使用一些生动形象、富有幽默感和时尚感的教学语言,比如,运用部分文明的网络语言:有木有、神马、浮云等,让学生对教师感到一定的.亲切感是提高学生课堂记忆效果的有利步骤,可以让教师的历史课堂充满学生的欢声笑语。
三、具备较好的应变能力是使学生提高课堂记忆效果的可靠保障
在初中历史实际教学中,可能会出现影响教学进度的个别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应变能力,对提高学生的课堂记忆效果、确保课堂教学的顺畅实施有较大的保障作用。教师的能动性能够灵活地控制教学速度的节奏和使用合适的教学氛围,实现教学手段和途径的方法得当,不但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记忆能力。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学生学习情绪不高涨、气氛不活跃的情况,教师可以尝试着合理改变教学目标,先调整学生的学习情绪与学生进行互动,设置一环接一环的教学环节,使用提问或者让学生小组讨论的问题,让学生慢慢地调整状态进行有效的历史知识学习。应变能力强的教师一般能够自由地调控教学节奏,使之有快有慢、有急有缓、有张有弛,教学内容的节奏要求根据课堂教学的时间情况合理、均衡地分布重点与非重点、难点与非难点,教学语言的节奏要求和谐优美,重视句式的变化,使学生的学习情绪逐渐提高,对知识内容也会使其记忆力加深。
综上所述,在初中历史课堂上,教师采用创新性的教学方法能使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教师加强语言的生动性能形成欢乐的课堂氛围,并且如果教师在不同的授课环境下具备较好的应变能力对顺利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只有提高学生的课堂效率,才能使学生的记忆效果达到最好,让学生切实地做到了充分理解历史知识,并且提高了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热情,符合当代历史教学的新模式、新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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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振玲。课件制作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有效性研究[D]。鲁东大学,2013.
一、年代记忆法
由于历史学科是按照年代顺延编写的, 因此, 它的知识结构也是按照年代的顺序来编排的, 我们在记忆具体的知识点时就可以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记忆。例如我在上课的时候就经常要求学生要多看一看课后的重大事件年代表, 通过对于不同年代的重大历史时间的记忆来推定其他的知识, 这类记忆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解决了历史学科关于时间的记忆难点。例如, 在学习“五代十国”这部分的内容时, 由于这个阶段的很多事件距离很近, 学生一不小心就会把次序弄颠倒,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年代的顺序来帮助记忆。
二、归类记忆法
这种记忆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各种杂乱的知识按照不同的类别给分类开来记忆, 这样可以使得知识更加具有条理性、逻辑性。例如, 我们在学习完中国古代史以后, 就可以把教材内容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进行归类。又或者, 我们在记忆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 例如像一些著名的战役,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战争按照正义的战争、非正义战争、以少胜多的战争以及战争的后果等标准来进行归类记忆。例如, 有关中国近代史这部分的内容, 由于其中涉及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很多不平等条约内容, 很多学生对于这些战争和条约的记忆往往存在很大的困难, 这时候我就让学生把这些条约按照战争时间做一个归纳, 再进行类比记忆。这种归类记忆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对一些相似的知识进行对比记忆, 这样就不容易出现知识混淆、张冠李戴的错误。
三、重复记忆法
重复记忆法可谓是记忆方法中最基本的方法, 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事实上, 很多记忆法往往都是建立在重复记忆法之上的。因为按照记忆的规律, 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记忆方法, 所记下来的知识都会不断地被遗忘, 而克服遗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重复记忆, 不断地加深印象, 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知识在头脑中一直维持。
四、故事记忆法
喜欢听故事可能是每个孩子的天性, 相对于枯燥的知识, 学生对于故事的记忆力往往要强很多, 这主要还是因为学生对于有趣的故事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印象。因此, 记忆维持的时间就更长。作为教师,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学生这一心理特点, 采用故事记忆法来帮助学生记忆历史知识。在历史学科中, 有很多有趣的历史小故事, 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就可以善加利用这些资源。例如我在给学生讲到“三国鼎立”的内容时, 就给学生讲了很多与三国有关的小故事, 像是“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等故事, 学生在听得过瘾的同时也牢记了相关的知识。
五、歌诀记忆法
在历史学科中, 有很多的知识杂乱无章, 毫无规律可循,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歌诀记忆的方法, 或者是利用一些谐音来记忆, 这样就会简单很多。例如, 我在讲到“战国七雄”这部分内容时, 很多学生对这七个国家位置总是记不清, 这时候, 我就采取了歌诀记忆法, 把这些国家的名称和位置编成顺口溜“齐、楚、秦、燕、赵、魏、韩, 东南西北到中间 (央) ”, 这样学生读得顺口, 记得也更加轻松。
除了以上方法外, 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记忆方法可以借鉴, 像图示法、浓缩记忆法、数字记忆法、地理方位记忆法等, 但无论是哪种记忆法, 只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记住想要的知识的就是好方法。当然, 无论是什么样的记忆方法, 都只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我们要想学好历史这门学科关键还是要靠扎实的学习, 之后再配上这些技巧, 才会使我们的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记忆能力
【分类号】G633.51
从初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学生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却不愿意上历史课,甚至还存在着轻学和厌学等现象,有些学生甚至放弃了历史学习。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学生的记忆能力增强了,才能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
一、注重新课的导入
新课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教师在导入新课的时候,就应该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一般来说,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导入语,从而缩短教材和学生的距离,让学生形成积极的强烈的求知欲。例如,教师可以以一些鲜活的历史事件作为导入,也可以通过一些故事、音乐、典故、对联、诗歌和谜语等作为导入。
二、增强基础知识的实用性
在应试教育下,初中历史教学离不开考试。其中,有些考试重点内容,教师应该特别强调,以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对于一些中考中出现频次较高的知识点,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重点关注:一是内容。即要求学生在开始学习时就应当了解需要掌握哪些内容;二是同其他知识点的联系。即要求学生对之前学过的或課外学到的知识进行回顾。实际上,只有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所学知识的重要性,才能有效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和积极性,从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提高他们的记忆力水平。
三、采取生动直观的教学方式
历史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导致了人们难以从现实生活中直接获得感性材料。为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想要再现历史画面,就需要通过趣味生动的语言,辅助以录音、挂图、影像等直观的教具,制作出生动直观的课件,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完美复活,也才能促使学生正确形成历史表象,并引发学生的共鸣,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升记忆水平。
四、加强方法的引导
教师除了尽可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之外,还应当教授他们一系列的科学记忆方法,从而使他们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记忆方法,提高记忆水平,切实提高教学效果。通常来说,初中历史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记忆方法:
第一,串线记忆法。这种方法是指将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或同一任务在不同时期的活动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串线连接起来,从而理清学生的思路,便于他们进行理解与巩固。比如,在讲述李大钊的主要革命活动内容时,可以依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整理成以下内容:领导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创办《每周评论》,宣扬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于1927年在北京英勇就义。
第二,重复记忆法。初中历史教学中,复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可以有效地对各知识点进行巩固。为此,教师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引导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抓住重点和难点,多次对历史事件的各个因素进行强调,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性质、意义、因果等,加深他们的印象;其次,重视课后练习。教师应当培养学生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对课堂内容进行总结,完整地回答教材章节内容后的问题;再次,做好单元练习。应当在每一单元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单元复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巩固课堂知识。最后,做好综合练习。当一整套历史主体教学结束后,教师应当组织综合复习与训练,促使学生对历史发展线索进行把握,并归纳、比较和分析所学知识,引导他们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从而有效提高他们的记忆、表达、观察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三,比较记忆法。即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从中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比如,在学习清末与国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可以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对近代中国如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有个清晰的认识。再比如,还可以将我国现在实施的规格开放政策和清末的“门户开放”进行比较。
第四,联想记忆法。即对现有知识进行联想加工,使其更好地被学生记忆。比如,1842年清政府与国外列强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规定,开放宁波、上海、广州等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就可以将其联想进行记忆成如下句子:宁(宁波)上(上海)广州,不(福州)下(厦门)香港。
第五,提炼“核心词”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事物进行认真分析之后,提炼出一些对仗或者连续的“核心词”,从而便于记忆。比如,在学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时,可以归纳为“四提倡,四反对”。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记忆能力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应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进行运用,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力,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颜芳. 初中历史教学中如何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J]. 中国校外教育,2014,32:39.
[2]简霞. 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J].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14,1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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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书贤. 探究初中历史课的教学实效[J]. 学周刊,2013,12:71.
一、难在记忆
——内容繁多,难理头绪,记不住,容易忘
【具体对策】:硬背不如巧记,贵在每日坚持。
【实用举例】
①奇数法记年代:1911辛亥革命、1913二次革命、1915反袁斗争和新文化运动、1917张勋复辟、1919五四运动、1921中共成立。
②中外史对比法:1939--1945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
③因果推导法:市场(根本原因)————销烟(直接原因)——战争
④浓缩转化法:戊戌变法——“变”(政治:君主立宪;经济:发展资本主义)
二、难在答题
——题能看懂,答案难做,容易失分 【具体对策】
“一看”,看清分值,把握得分点,做到心中有数;
“二找”,按照题意,回归课本,找到相关知识点;
“三规范”,答题语言规范化是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实用举例】
①列举: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件事(3分)1927:领导南昌起义;1935:参加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1936: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叙述要简单、准确。
②材料解析:
大国崛起的共同原因?(2分)——将材料中的语句加以概括和转化出对内改革(依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对外学习借鉴他国经验两方面即可,不要直接摘抄。
20世纪最后30年的时代特征?(4分)——应包含政治(总趋势——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特点——美苏争霸到多极化)、经济(知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科技(高科技为主、第三次科技革命)、思想文化(多元化)。
三、难在复习
——书有几本,题海无边,难以入手,效率不高
【具体对策】:文明史,历史复习的新角度;专题化,历史考试的总趋势;重基础,体现基本能力要求;重现实,适度结合热点命题。
【实用举例】:
①谥号、庙号、帝号、年号的差别——文科更注重积累。
②文明史观在命题中的体现和做题的要求。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命题更关注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事件,如生产工具变革、三次工业革命等。
初中历史记忆方法
1
口诀记忆法
口诀记忆是把记忆的内容编成口诀、顺口溜等来记忆。此法记忆时生动轻松、朗朗上口,久久难忘。特别适用于初一学生,因为初一学生理解记忆能力还比较欠缺,侧重于机械记忆,如果把一些枯燥的知识编成顺口溜,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例如:用口诀法记忆中国历史朝代──盘古三皇五帝更,夏商周(西周、东周)秦两汉(西汉、东汉)成,蜀魏吴争晋 (西晋、东晋)南北(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
2
浓缩记忆法
浓缩记忆法就是把一些繁杂的内容进行概括、浓缩,化繁为简,去粗取精,紧扣关键字眼,把繁杂的内容进行压缩、整理的过程。内容整理的过程就是深加工的过程,一定会加深印象,提高记忆力。
例如:记忆中共成立的历史意义,只要记住两个成语就行,“开天辟地”,“焕然一新”;《中英南京条约》记住“赔款、开商、割地、关税”;如中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可将其简化为“割三岛、赔两亿、开四口、设工厂”。南昌起义的意义记住三个“一”:“一面旗帜,一个标志,一个节日”。还可以通过数字把课文内容浓缩为若干条,如“新文化运动”可浓缩为“一个口号,两个阶段,三项内容,四位代表人物”等。
3
串联记忆法
串联记忆法是将所记忆的几项内容根据其各自的特征和相互联系串起来记忆。通过串线,按历史发展的线索,使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这样会便于理解和巩固。
例如:用串联法记忆“战国七雄”: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可用串联加谐音法记作:“七叔含烟找围巾”。
4
比较记忆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所谓对比,就是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找出异同。
例如:中共第一、二、三次代表大会,分别在1921年,1922年,1923年举行;“三国鼎立”的年代:220年,曹丕建魏;221年,刘备建蜀;222年,孙权称吴王。世界近代历史开始(1640年)和中国近代历史开始(1840年)刚好相隔200年;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和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对于这样的时间,只要记住一个,另外两个也就记住了。
5
归类记忆法
整理、归类历史知识,可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不仅便于记忆,而且还能培养归纳能力。
例如:可把教材内容按中央集权制度、社会经济发展、赋税制度的演变、土地制度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等进行归类。通过归类,学生巩固知识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佚名
更新:2010-10-9 阅读:337次
关键词: 提高 学生 记忆力
摘要:要提高学生的记忆力,必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正确的记忆方法,并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提高历史教学效果,记忆力是重要的一环。好多学生感到学习历史并不太难,只是记不住。要提高学生记忆能力,就要设法增强大脑对事物识记的痕迹的保存能力。
近些年来,我在培养学生记忆能力方面采用了以下一些办法,取得了一些成效。
一、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是提高记忆能力的前提条件。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对你所讲的知识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他的注意力就能集中。集中注意力对提高记忆水平,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面我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第一、强化历史教学语言的情感性与形象性,构建逼真的历史情景,以丰富的情感感染人,以生动的形象吸引人。如讲“鸦片输入的严重危害”,教师可先描述鸦片输入对百姓的毒害,展示吸食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悲惨遭遇。接下来进一步分析鸦片输入对国家的危害,并把它形容为“黑的进来(鸦片输入),白的出去(白银外流),”并以林则徐上道光帝奏折中的恳切之词来强化学生对鸦片输入严重危害的认识:“(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
第二、科学而适时地运用提问语,以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心理。讲《中国边疆新危机》,教师可以“新危机”为切入点,提问:“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的边疆危机为什么称为新危机?”这比通常的通过复习式提问“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分别侵占了我国哪些领土?”然后再引出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边疆新危机更具有思维价值,设问角度也更新颖有趣。历史教材中这种内容是很多的,关键在于教师要善于发现、匠心独运。
其三、利用课文中的插图或影音资料加以渲染,烘托气氛,把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讲述红军长征时一首《七律•长征》的吟诵;讲述文艺复兴时一幅《蒙娜丽莎》的赏鉴;讲述巴黎公社时一曲《国际歌》的播放;讲述鸦片战争时一部《林则徐》的放映……这些众多的审美因素,一旦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体现,就能激发起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
二、指导学生掌握几种记忆方法,在培养能力上下功夫
第一、运用比较法,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所谓比较,就是将同类事件、人物、现象进行鉴别,找出异同、分清正误的思维方法。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可以有多种①.横向比较。通常是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间同类性质的事件或人物的比较:如俄国彼得一世与中国康熙皇帝、英法美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同、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19世纪晚期美德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等的比较。通过比较,帮助学生区分个性与共性、本质特征与一般规律,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从而加深对各种事物性质、特点的认识,提同分析综合能力。②.纵向比较。即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先后出现的同类事件、人物的比较。如近代史上的五次侵华战争,比较其背景、原因、目的、结果的不同,分析其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能力。③.点面比较。即小环境与大背景比较。在讲述某一国家或地区历史的时候,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开阔学生的眼界,发挥历史教学古为今鉴的作用。
历史学习离不开记忆,然而如果只注重单个历史概念的死记硬背,忽视对整体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宏观把握,这样的记忆方法,往往会前读后忘、张冠李戴、顾此失彼,事倍而功半。运用比较法,抓住重点,理清线索,将历史知识按专题进行有机地排列组合,就能增强记忆,需要时可信手拈来,驾轻就熟。运用比较法进行历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历史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的潜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有节奏地复述,是提高记忆力良好的捷径。
时间、地点、事件是历史基础知识的关键。不少学生采用机械记忆方法,收效不大,因此培养学生有节奏地复述是很重要的。例如戊戌变法的时间:“1898,戍戌变法”;甲午中日战争的原因:“日本大(陆)政策、列强不干涉,朝鲜导火线,清朝不备战”等。这样,有一定的节奏,学生记起来又有兴趣,又容易记住。
第三、利用简单图示指导学生加以记忆。
利用图示,可以化繁为简,连横合纵,有利于提高空间识记能力。简图绘制速度快,直观性强,绘完后教师略加演示学生便可记住。例两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教师边讲解,边在图上画出《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的位置,比较其不同点,既可加深学生记忆,又可帮助学生理解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三、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
在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的过程中,要使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这不仅有利于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而且有利于发展学生的记忆能力。
在教学中,要想提高学生的记忆力,必须做到重点突出,抓住关键,解决难点。例如,十七世纪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在课堂讲述中,我从三方面入手:经济上--盛行农奴制,工场手工业落后;政治上--目的是向外扩张;措施--军事、经济文化。讲述时板书力求简洁,纲目明了。板书繁杂反而不利于学生记忆。
要巩固记忆水平,还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提高记忆力,例抗日战争一章,帮助学生分析两党分别代表谁的利益,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可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两党能够合作,而又有着许多矛盾,两党为什么形成两个战场,两条抗战战线,而抗战结束后又为什么分裂。学生理解了这些问题,记忆起来自然就比较容易,比较巩固。
期末考不强调综合
历史学科这次高三期末考是南京市第二次考五本书的内容。第一次是在本学期开学初,而即将进行的考试各校的教学进度基本完成。所有知识梳理了一遍,基本知识有了良好的基础,但还没进入第二轮复习。特别提醒考生注意,因为考试说明跟教材的体例顺序不一样,考试说明以时间为线索,鉴于这一情况,且学校普遍没进入第二轮复习,预计此次测试以考基础为主。主要根据五本书的专题内容,以专题复习知识为主。综合性题目可能会比较少,不强调综合性复习。
此次测试主要是检查学生基本知识掌握情况,对教材的基本思路掌握情况,命题从内容来说会严格按考试说明范围。考生要以考试说明为学习的基本依据,以其要求指导复习。基础知识复习不要超出考试说明。
一、“五到”记忆法
所谓“五到”记忆法,即“耳、眼、手、口、心(脑)”同时用到的一种记忆方法。耳,要求认真听讲,听别人回答问题,收到听觉信息;眼,随时观察老师的动作、表现,认真看课本,形成视觉影像;手,勤动手,做笔记,画重点,使知识组合更加合理;口,提出不清楚的问题,回答老师及同学提出的问题,使大脑中的知识重新组合;心,实质指大脑,要求大脑处于积极的思维状态,对各科学得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使知识理论化、系统化。“五到”记忆法,要求各种器官完全处于开放状态,对于接受新知识效果极佳。本方法适合于课堂听课,有利于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掌握新知识。长期使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失为素质教育背景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好方法。
二、信息压缩记忆法
所谓信息压缩记忆,就是对所需记忆的大量内容进行压缩,用几个字或词来表达,减少记忆量,从而快速记忆的方法。例如,关于隋朝大运河的记忆,可以总结为“三、四、五”:所谓“三”即三点:涿郡、洛阳、余杭,“四”即四段: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河,“五”即五条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此方法简单清晰,适合大量内容的记忆。不过,这种方法要求学生善于用脑,把思维记忆结合起来,会压缩信息。
三、联系记忆法
记忆学是建立联系的科学。用联系来记忆,有举一反三的功效。例如,公元前594年,中国历史上鲁国实行初税亩,西欧希腊雅典实行梭伦改革。本方法运用广泛,有利于对知识的贯通和长久记忆,是记忆较难学科知识的好方法。
四、记头记忆法
记头记忆法,即记住所记忆的内容的领头的字或关键词,便能记住整体内容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记忆量和提高记忆速度。例如,记忆《天津条约》的十处通商口岸时,可用记头法,即“营烟淡台汕,琼力镇宁汉。”又如,对三国时曹操在北方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记忆“:正(政)经用军挟屯为(唯)官”。政即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上实行屯田,用人制度上用人唯贤,军事上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再如,关于贞观之治的内容,可以记成“三要二有”。
五、歌诀记忆法
歌诀记忆法,是把大量的、成段的记忆内容,用诗歌的形式组合提取,学生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三十六计,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可做如下歌诀记忆。
金玉檀公策,借以擒窃贼 。
鱼蛇海河笑,羊虎桃桑隔 。
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 。
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
这首诗中,除了“檀公策”三字外,每个字包括“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次是: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先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度陈仓、走为上策、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楼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途伐虢。可见,近二百字的内容,被这首仅五十个字的短诗涵盖其中,对于学生的记忆和理解,有很大的帮助。
六、谐音记忆法
谐音记忆法,就是把记忆的材料编成、杜撰成读音相近的词、词组、句子或类似词句,便于记忆。这种杜撰也许不太科学,甚至有些荒唐,但是如果以记住为目的,还是会有所帮助的。例如,莱特兄弟制飞机———来偷兄弟飞机;贝尔发明有线电话———背后有话,这种方法对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值得一试。
七、比较记忆法
将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以加深印象。例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对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进行比较。郑和下西洋,可与新航路的开辟进行比较。德国的统一,可以与意大利的统一进行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比较。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规模、影响,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加深记忆。
八、知识结构记忆法
此法适用于课后复习、单元复习、专题复习、系统复习等各种各样的复习。复习时,画知识结构树,一边回忆一边画,包括大标题、小标题、每一小标题下的各项具体内容,就像画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有树干、树枝和树叶。记忆的时候,先抓住枝干,再添枝加叶。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学生对老师所讲的知识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他的注意力就能集中。集中对提高记忆水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记忆力方面我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
首先,在导入新课上下功夫。 一堂课的成功与否,导入新课一环非常重要。教师从一开始导入新课就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一堂成功课的关键环节之一。设计妙趣横生、形式多样的导入语,能缩短学生与教材之间的距离,使学生产生渴求知识的积极心理因素。除了上述这种以历史事件导入外,常用的导入法还有故事、谜语、诗歌、音乐、电影、典故导入等等。
其次,从基础知识的实用方面入手。 学生学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考试,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中遇到一些重点课,在导入新课时,我就强调这一章节的重要性,在历届中考中常出现一些题,在上课时应重点抓几方面问题。(1)有哪些内容?这使学生一开始就了解到学习这章应该掌握哪些知识。(2)同哪些章节有联系。学生就会去回忆以前学过的知识,或者是自己在课外学到的知识。使学生认为所学的知识重要,注意力就集中,讲述课文时,学生的兴趣就提高了,记忆力水平也能相继提高。
再次,语言生动化,教具直观化 历史学科特点决定了人们很难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活生生的感性材料。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生动形象、趣味性强的语言,配上直观的教具(如挂图、录音、电影片段等),去再现一幅幅波澜壮阔、英勇悲壮的历史画面,去复活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才能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表象,才能引起学生心灵上共鸣,激起学生的激情和学习兴趣,增强记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指点方法,培养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培养了学生学习兴趣,在学生好学、乐学的基础上,还应教给学生科学的记忆方法,使学生会记、记熟,才能真正提高学习效率。
在教学实践中,我总结出以下几种记忆方法。
1.串线记忆法 。通过串线,使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按历史发展的线索,呈现于学生面前, 便于学生理解和巩固。如初中《中国历史》教材中有关李大钊的主要革命活动的内容,教学时,我按时间的先后把它整理为:(1)领导新文化运动;(2)领导“五四”运动;(3)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4)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5)参与组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6)1927年在北京英勇就义。
2.重复记忆法。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复习是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学时教师应该:第一,在课堂中指导学生抓重点,攻难点,反复强调历史诸因素。创造各种条件,让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内容、性质、意义、因果等要素牢牢地印在学生脑海中。第二,课后练。要求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简要叙述课堂所学的内容,完整地回答课文后面的问题及教师根据教材内容所提出的问题。第三,单元练。即对学生进行单元复习,对部分教材、内容进行重点练习,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巩固所学知识。第四,综合练。就是某一历史主题教学结束后对学生进行综合复习和训练。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所学知识分类归纳、比较、分析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记忆、表达、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3.比较记忆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所谓比较,就是对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历史事件进行对比,找出异同。比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对《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内容作比较,认识到中国社會是如何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还有可把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清末的“门户开放”进行比较等等。
4.联想记忆法 将已有的知识,加以改造或联想,赋予新的含义的记忆方法。如《天津条约》可记作“公开行贿”。“公”是指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开”是指增开南京、汉口等十处通商口岸;“行”是指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贿”是(与钱财有关)指英法两国得到巨额赔款。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①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可简化为“钱”;②要求清政府严禁人民反帝,可简化为“禁”;③允许外国驻兵于中国铁路沿线,可简化为“兵”;④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可简化为“馆”。这四项内容可简化串联记作:“前进宾馆出新丑”。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并割地香港,化简后可串联记作:“宁(宁波)上(上海)广州,不(福州)下(厦门)香港”。
5.提炼“核心词”法 即认真分析历史事物,从中归纳提炼出或连续或对仗的“核心词”,作为记忆的载体,有事半功倍之效,此法适用范围很广。如: 例1.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5点,可总结为“三外一赔一开”。赔款和开口岸是近代绝大部分不平等条约都有的内容。“三外”指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船(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 例2.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可总结为“四提倡,四反对”。 例3.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可总结为“一桥二铁三公四厂”。 即武汉长江大桥;宝成和鹰厦铁路;康藏、青藏和新藏公路;鞍钢无缝钢管厂、一汽、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机床厂。
内容提要: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 历史心性”;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及二者的变迁,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心性
历史事实: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新发掘,又掀起一波对古蜀人的寻根热潮。有些学者以三星堆文化最早阶段可推至夏代以前,因此认为华阳国志之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可被证明为历史事实。
我们且将“蜀王世胄为黄帝后裔”是否为一历史事实这问题搁下。对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来说,由一篇史料中推论“过去曾发生的事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传统上对史料的内外考据与“孤证不立”等治史原则外,近代以来学者并引用自然与社会科学,以“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来探索历史事实。基本上,这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于中国的“新史学”,是将文献视为过去客观事实的承载物,因此一篇历史文献的价值便在于它叙述了多少“真实的过去”;考古资料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过去”遗存,客观反映过去的人类行为与其社会结构。若这些文献与考古资料尚不足完全呈现“过去”,学者则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有其基本结构与演化模式,我们可以用近代初民之民族志资料(如图腾制、母系社会等等)来考察“类似的”古代社会与文化。如此的史学研究,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丰厚的成长累积。
然而也就在20世纪之末,许多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建构的历史知识产生怀疑;“解构”此历史知识成为一时风尚。究竟近代以来累积的历史知识有何问题?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结合各 种史料、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历史事实”的“类比法”(analogy)。虽然“类比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的类比活动中,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迷障里。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而忽略身边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现象。同样,若我们将对历史的探求当做是一种“回忆过去”的理性活动,此种“回忆”常常难 以脱离社会文化的影响。譬如,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历史记载经常都是男性的活动;但在读这些史料时,沉浸在此社会文化中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会太注意这样记载过去有何不寻常之处。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觉醒中,学者开始注意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并从中分析意义。譬如,文献史料被当做一种“文本”(text)或“述事”(narratives),以强调其背后的社会情景(context)与个人感情。如此,学者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一篇史料去芜存菁;对于“芜”,学者或更感兴趣——若一段史料叙述不是事实,或两种叙述中有矛盾,为何它们会如此?这一类的研究,多少都涉及一些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与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
总之,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我在许多过去的著作中都强调“历史记忆”研究,这并不表示我不追求历史事实。我只是认为,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 “史实”。
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
我先简单介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记忆理论,及其与史学和人类学之关系。在社会学的研究中,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他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此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如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与演说,为了强化作为“共同起源”的开国记忆,以凝聚国民此一人群的国家认同(注:
①Lewis A.Coser,“Introduction:Maurice Halbwachs,”in On Collective Memory,ed.& trans.by Lewis A.Cos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Maurice H 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de la mem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记忆的另一面则是“失忆”。譬如小学生活回忆凝聚小学同学会成员;当小学同学不再聚会,从此缺乏共同的回忆活动,小学生活片断也逐渐被失忆。
另一位学者,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其对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人类“心理构图”(schema)的实验与诠释。“心理构图”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由过去记忆来印证或诠释从外在世界所得的印象。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强化或修正个人的心理构图。Bartlett指出,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由个人心理学出发,Bartlett所强调的仍是社会文化对个人记忆的影响。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究与探讨。
在此,我想对一些词汇做一些说明。James Fentress与Chris Wichham在他们的著作中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他们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注: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Social Mem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 92),p.Ⅸ.)。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之时,我认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我们且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第二种,范围较小,我们且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如一个著名的社会刑案,一个球赛记录,过去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如此,尘封在阁楼中的一本书之文字记载,是该社会之“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不能算是此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第三种,范围更小,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如此,前述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一项重大社会刑案或一个球赛记录,固然也可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但它们不是支持或合理化当前族群认同与区分的“历史记忆”。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
以下我将脱离这些理论介绍,以实际的例子说明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 与区分体系。
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过去的事实”包含自然界的消长变化,个人与各种生物的社会生活细节,以及环境与生物间大大小小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新考古学家如何看待“器物遗存”为比喻,并以西周史料为例证,来说明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以下我简述这个看法。当代考古学者,并不把一个考古遗存简单当做是“过去事实”的遗存,而将之视为一连串社会与自然活动下产生的古代垃圾。考古器物遗存的形成,首先便涉及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注:Robert J.Sharer&Wendy Ashmore,Archaeology:Discovering Our Past(Mountain Vie 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87),pp.72-75.)。同样,我们可以将历史文献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也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1.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2.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3.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4.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注:王明珂:《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国史馆(台北),1998年。)。
以“西周史”研究为例可说明此种看待史料的新态度,以及其历史知识的产生逻辑。中国西周史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文献史料:一是西周金文,一是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传统的办法是“类比”——在此两种文献中找寻“相同的或可互证”资料,以建构我们对于西周的了解。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两种文献有不同的性质。西周铜器铭文主要反映的是在西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一种认同与区分体系),一个贵族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历史记忆;先秦文献则主要是战国汉初时人在当时社会情景下对西周的回忆。
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以渭水流域出土西周铜器之铭文来说,它们所展示的是当地贵族的家族、姻亲联盟、西土旧邦、周之邦国等一层层的由里而外的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分享、垄断的社会分群结构(注:西周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产生过程及意义如下。首先是“选材”。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西周铜器中有许多是为妻、母及出嫁女儿所作之器。这些女子的母国姓氏也是被记忆的素材。其次是“制造”与“使用”。被选择的人、事、物,被 组织起来以使之产生意义。家族姓氏或族徽成为强化家族认同的记忆。对于妻、女、母等姻亲之记忆被组织来,以夸耀本家族与外界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一些较繁杂的铭文中,当代与过去的人、事、物被组合成一种具特殊意义的述事(narratives)。如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在此,“使用”的含意远超过人们对器物工具性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常蕴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竞争的多元社会记忆,它们透过不同的管道相互夸耀、辩驳与模仿、附和,各社会人群藉此凝聚其群体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抗衡。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铜器铭文,其所蕴含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便在此“使用”过程中产生。最后,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之社会地位。再者,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此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与此相同,战国汉初时人在新的认同体系下,从过去的社会历史记忆中选材,并混合其他原素以制造新的社会历史记忆。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西周。因此先秦文献与西周金文对于同一事物记载之“差异”,是我们了解由西周到汉初一个历史人群认同变迁的关键。这个历史人群的认同变迁,也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在新的认同下,华夏想像北方戎狄为长久以来的敌人(注:譬如,征伐“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金文中很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这个“失忆”的意义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之北与西北人群之牧业化、移动化与武力化,及其南向在华北地区争夺生存资源,是华夏认同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台北),19 97年。)相反,南方与东南蛮夷的“华夏华”,也藉由“失忆”与建构新历史记忆来达成。如,春秋时华夏化的吴国王室,曾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55-287页。)。
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历史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是发现“异例”(anom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西周与战国时人记忆间产生的“异例”,古人与今人之历史理性间的“异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间的“异例”。对于文本及其反映“异例”之分析诠释,是一种将其情境化(contexturalize)的活动。“情境化”,主要是说明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此文献被制作出来。将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不同于将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之处是,研究者时时都在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透过情境化,一方面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之理解下得到合理诠释;另一方面,历史上特定社会之“情境”及其变迁成为新的历史知识。
口述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当代口述历史学者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追求“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样的口述历史只是为“典范历史”增些枝节之末的知识而已。甚至它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男性、统治者、优势族群观点与其偏见下的“典范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阶级权力工具。与此对抗的另一种“口述历史”研究,则以采访编撰妇女、劳工、少数族群或过去之政治受害者之口述记忆为主轴。此类口述历史学者,经常将口述历史作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仍是一种有主体偏见的“历史建构”,一种“认同史学”,一种为了社会群体认同所建构的“历史”。
我认为,将口述历史中的“过去”限定为受访人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将口述历史视为补充或纠正由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真实历史”的工具,都忽略了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一位羌族记得祖先的过去,因为他是家庭与家族成员。他记得本国的开国历史,因为他是国家之成员。他记得自己是“炎帝”、“三 苗”或“孟获”的后代,因为社会历史记忆告诉他,羌族是过去好作乱而被汉人打败的民族。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 ”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相较于文字记忆来说,口述记忆的传递媒介是普遍的口语;因其普遍所以不易被社会权力掌控。即使在文字文明之中,我们许多的社会记忆仍赖口述在社会间流传。更不用说,在近代之前许多人类社会并无文字,其历史记忆主要赖口述来传递。因此“口述历史”让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多元的边缘历史记忆。这些边缘历史记忆及其述事的荒谬、不实,或其反映典范历史述事的荒谬、不实,都形成一种“异例”。深入分析这些述事与“异例”并将之“情境化”,可以让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与“他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历史记忆、述事和人类社会文化背景(情境)之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我以川西羌族的口述历史为例说明。
对于当代羌族来说,文字记载的羌族史——典范历史——只在近50年来才成为当地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只有羌族知识分子知晓此种历史记忆。我曾在过去6年中(1995-2000年),利用数个寒暑期在川西山中探寻当地的认同体系与历史记忆。在许多深沟村寨中,我都曾采集到一种社会记忆,一种“弟兄故事”。以下是在松潘附近一条沟(山谷)中搜集的口述例子。
1.最早没有人的时候,三弟兄,大哥是一个跛子,兄弟到这来了,还一个么兄弟到一队去了。大哥说:“我住这儿,这儿可以晒太阳”;所以三队太阳晒得早。么弟有些怕,二哥就说:“那你死了就埋到我二队来。”所以一队的人死了都抬到这儿来埋。
2.以前这没得人,三弟兄是从底下上来的。上来坐在月眉子那个墩墩上。又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就是——不是三弟兄喔,那是九弟兄——九弟兄占了那地方。三弟兄打伙在这条沟。还有两弟兄打伙在那条沟,大尔边。还有两弟兄打伙在大河正沟,热务区。九弟兄是黄巢,秦朝还是黄巢?秦朝杀人八百万?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就躲不脱了,就走到这儿。一家九弟兄就到这儿来了。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3.高头来的七弟兄。从那七弟兄,有些安在大尔边,有些朱尔边、纳期、郎该、尼巴,是这样分出来的。他们是在这个啥子朝代打散的?跑到这来。原来这儿没有人。没有人,这下子七弟兄到这儿;只来三弟兄,还有四弟兄是纳期安了一个,大尔边,还有尼巴那安了一块,是这样分出来的。
4.七弟兄,黑水有一个,松坪沟一个,红土一个,小姓有一个,旄牛沟有一个,松潘有一个,镇江关有一个。五个在附近,迁出去两个;一个在黑水,一个在茂县。
这条沟(埃期沟)中有三个寨子。例1、2之“三兄弟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的祖先来源。这是当前这沟中人人皆知的集体记忆。三个寨子的民众,共同分享沟中的资源,也彼此分享各寨所拥有的资源。三寨在阳山面(早晨晒得到太阳),一寨与二寨同坐落在阴山面。因此在这故事中,老二与老三关系格外亲密;不只住在同一边,死了也葬在一起。这个兄弟故事所显示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也表现于三个寨子敬菩萨的习俗上。三个寨都各有各的山神菩萨。二寨又与一寨共敬一个菩萨“忽布姑噜”。三个寨共同敬一个更大的山神菩萨“格日囊措 ”。
例2、3中的九弟兄故事或七弟兄故事,说明沟中三个寨子与邻近的纳期、热务沟(红土)、大尔边沟(含朱尔边)等地村寨人群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小沟或村寨(包括埃期沟),共同坐落在“小姓沟中”。因此简单地说,这两则故事说明埃期村民与其他小姓沟邻人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人群范围中,埃期村民们的说法便有许多分歧。例2中的九弟兄故事,九弟兄的后代分布较广,除埃期外还包括热务与大尔边的人。例3故事中七弟兄的后代分布要略狭些;除了埃期三寨外,下游仍包括大尔边沟的人,往上游去只包括纳期、尼巴的人。有些老人说“埃期五弟兄故事”,范围更要狭些;三弟兄到埃期三个寨子,另两个分别到纳期与尼巴。
例4报告人叙述的是“七兄弟故事”;在埃期沟只有极少数见识广的人说这故事。这七兄弟故事涉及更广大的人群范围。这些地区人群,以目前的民族与语言分类知识来说,包括红土人(热务藏族),小姓沟人(藏族、羌族),松坪沟人(羌族)、镇江关人(汉化的羌族、藏族与回族、汉人)、松潘人(以汉族、藏族为主)、旄牛沟人(藏族)与黑水人(说羌语的藏族)。在这弟兄故事中,由于小姓沟所有村寨的人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后代,因此“小姓沟人”认同得到强化。更重要的是,这“七兄弟故事”强调一个以小姓沟为核心,包含许多村寨与城镇藏、羌群众的人群认同。这些地区的村寨与城镇人群,也就是一个见识广的小姓沟人在松潘城中常能接触到的人群范围——在小姓沟人心目中,这也是共同祭松潘“雪宝顶”菩萨的人群。
一个认真探索“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不会认为埃期沟村民所说的这些“过去”是曾发生的“历史事实”。显然,在这些故事中“过去”随着一群人(或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区分范畴而改变。由社会记忆观点,我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记忆”——与许多我们所相信的“历史”有类似功能的“历史记忆”。“历史”,特别是说明一群人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以共同的血缘传承关系凝聚一个人群(族群或民族)。《史记》中溯及夏的始祖为弃,商的始祖为契,周人始祖为后稷,以及我们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都是此种追溯族群起源的历史述事。
19世纪一位英国律师Henry S.Maine写了一部名为《古代律法》(Ancient Law)的书,书中的主题是社会中的亲属血缘、领域主权与此二者的延续传承(注:Henry S.Maine,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 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USA:Dorset Press,1986/1861).)。律法维系社会的整合与延续,因此Maine透过律法对于人类社会做了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事实上人们也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在追溯群体 起源的“根基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Maine所提及的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这便是“根基历史”述事的主轴。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或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述事模式。以此而言,“弟兄故事”之述事中有共同的起源与血缘联系(弟兄),有空间领域及其区分(弟兄到这儿来并分居各地),有血缘与领域的延续与传承(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占居各地的人群)——为何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历史”?事实上,“弟兄故事”与绝大多数文 字文明中的“根基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弟兄故事”中没有量化的时间,没有英雄与事件,以及“起源”是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圣王。可以说,它们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
在这些青藏高原边缘的深沟中,居于同一沟中或同一区域的各村寨,在资源关系上既合作分享又敌对竞争。“弟兄”关系便含有这些隐喻;一方面兄弟同出一源,他们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亲近的竞争关系,兄弟之间又是区分与敌对的。因此“弟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对等基础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这些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与相关的一层层由内向外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提供我们了解“弟兄故事”之口述文本的“情境”。同时,“弟兄故事”口述记忆在此之普遍存在及其“情境化”之理解,也证明我们对于本地人群社会“情境”——资源环境、族群认同与“历史 记忆”间之关系——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上所提及的“弟兄故事”,目前较常见于各深沟村寨之中。当代羌族人认为这是“只有老年人在摆的”故事;因此这也就是我所称的“边缘历史”。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则在口述中常表达他们是“大禹”的后裔。有关大禹的社会历史记忆,在理县、汶川、北川等羌族地区借着口述、文字、纪念物等媒介广泛流传。
历史心性
西方历史学者常以historical mentality或historicity探讨某社会文化人群对于“历史” 的概念,或人在历史时间中的定位观念。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与之有些重叠,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此文化概念有如Bartlett所称的“心理构图”(schema)(注:Frederick Bart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譬如,前面所引的“弟兄故事”都循着一定的建构模式,而此种建构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英雄圣王历史”似乎出于不同的“历史心性”。以下我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
首先,“弟兄故事”并不只是“过去的神话”,也并非只见于羌族村寨之中——当代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仍创造此种“历史”。在汶川、理县一带羌族之中,曾流传一则“羌戈大战”故事;故事说羌人与戈人作战,因得天神祝福而战胜戈人的经过。这故事在80年代初由羌族知识分子重新译出,加上注释出版。在此“重述”的版本中,故事始于羌人“九弟兄”在岷山草原上牧羊;结尾则是羌人英雄“阿爸白勾”得胜后,他的9个儿子(九弟兄)分别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村寨。这9个地方分别是松潘、茂汶、汶川、北川、理县薛城、绵箎、黑水、娘子岭(映秀)与灌县。这是我所知道人群认同范围最大的羌族“弟兄故事”;其范围正好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羌族知识分子想像中其居民过去应是羌族的地方(注:王明珂:《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283-341页。)。需要说明的是,沟中的村寨民众在50年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每一条沟中的人都自称“尔玛”(发音多有变化),并将所有上游的人群都视为“蛮子”,将下游的人群视为“汉人”;因此,这“尔玛”也被下游的人群视为“蛮子”,被上游的人群视为“汉人”。这显示,出身沟中村寨的羌族知识分子,在扩大的“羌族”认同与新的历史知识下,他们仍以“弟兄故事”来建构或想像羌族的范围。
其次,“弟兄故事”也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各族群间。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些西南各地方族群曾以“弟兄故事”来合理化他们与邻近民族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住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注:华企云:《中国边疆》,新亚细亚丛书边疆研究之二,新亚细亚月刊社(上海),1932年,332页。)
20世纪40年代,庄学本也曾在彝族中得到以下传说: 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后,老三乔姆石奇有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烤火时竹筒在火中爆烈,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Nohsu)、番、汉三族的祖先(注:庄学本:《夷族调查报告》,收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华民族学会民俗丛书”专号2,民族篇26,西康省政府印行,1941年,152-155页。)。
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之后裔的起源故事,或苗、汉两族为两弟兄后裔的说法(注:李海鹰等:《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79-181页。))。虽然我没有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查,但由在西南地区做研究的学界朋友口中及文献之中,显示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以“弟兄故事”来凝聚与区分各家族与族群。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在一种本土“历史心性”基础上,这些西南族群以“弟兄故事”来述说他们最大范畴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将“弟兄故事”视为在某种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记忆或历史述事,我们才可能省察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与述事,及相关历史心性。我们,中国人或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世界中的人,所熟悉的“历史”可说是“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产物。它与“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不同的主要是“起源”——前者追溯人群共同起源至一位英雄圣王,后者溯及几位弟兄。其次,“英雄圣王历史”中的英雄、事件与量化时间所组成的述事,以“过去”来区分当前群体中的各族群,并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合理化。如在典范的美国历史述事中,只有在正确时间到来的人群才是社会主流;更早生存于此的是“土著”,而较晚来的则是“新移民”。当前典范的台湾史亦是如此。然而,在“弟兄故事”历史述事中,当前有区分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别;由于没有战争、英雄记忆,因此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后裔之别。当前许多历史学者虽然接受“历史记忆与述事”有多元面貌,但他们将一种量化时间中的线性历史当做是惟一的历史形式,其余对“过去”的述事方式则被视为神话或传说。如此可能忽略了人类建构“过去”的本质与多元途径。
如果我们在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中,或外来者对一族群的历史述事中,找到“英雄圣王历史”与“弟兄故事”这两种历史心性,并将之置入特定社会情境中,便更能说明此两种历史心性的存在及其区分。事实上,前面所举的羌族“羌戈大战故事”便是类似的例子。羌族知识分子重述的故事版本,其中有战争、迁徙、英雄,也有弟兄分家故事,因此它是“英雄祖先历史”与“弟兄故事”两种历史心性的混合产物。羌族知识分子创造与接受这样的历史,其背后的“情境”便是,汉族历史文化教育使他们成为两种历史心性下的产物。无论如何,在对“羌戈大战故事”内容的关注上,汉族历史学者与羌族知识分子仍有不同。汉人历史学者倾向于注意故事中“羌人来自北方草原”,以此与中国历史记载中被打败而南迁的羌人历史联系在一起;羌族知识分子却喜欢谈故事后半段这“九弟兄”分居各地的事。
以下我再举两个例子。对于青藏高原东缘的“羌”,《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因此他们是被伟大的中国圣王舜驱逐到边缘去的“三苗”后裔;由其“起源”解释汉代羌人的凶恶难驯本质。在这述事中,汉晋时期中国人认为此“异族”起源于该族的一位“英雄”。法籍学者石泰安(R.Stien)研究古西藏文书中记 载的各部族起源传说。这些传说叙述各部族出于“四个或六个弟兄”,其中的“小弟或坏家 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注: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古部落》,耿升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29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汉人来说,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部落人群都是“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古吐蕃学者与中国学者却分别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建构有关这群人来源的不同历史述事。
另一个例子,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及的古“蜀人”起源问题上。汉代魏晋时蜀地之人,在整个华夏中是居于边缘的。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蜀人最早的本土历史著作;书名“华阳”即有居于华夏南方边缘之意。在这本书中,他述说蜀(与巴)的起源称:“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注:此说亦见于《史记·三代世表》引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然而在此之前,常璩在本书中引述了另一个说法: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 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以上资料显示,蜀人常璩曾以两种历史心性来说明本地人的“起源”。一是在“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下,作者述说巴蜀、中州及其他地区的华夏都起源于几个“弟兄”;但承认“人皇居中州”,自己的祖先居于边缘(辅)之巴蜀。二是,在“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下,他将本地古帝王的起源溯自黄帝;但承认黄帝为正宗,蜀的帝王为黄帝“支庶”。两种述事所显示的情境都是——当时的蜀居于“华夏边缘”或“中国边缘”。当前研究蜀人起源的学者,可能将蜀人起源溯及黄帝,但没有人或将之溯及这人皇的弟兄——这也显示华夏化的过程也包括一种历史心性的形成过程,以致于“英雄祖先历史”成为惟一真实的历史述事。
结语
一篇历史文献,与一篇当代人的口述历史,都述说许多的“过去”。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特别是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或阶级认同与区分。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们可以了解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这样的研究取向,打破了“历史学者研究过去”而“人类学者研究当代”的观念。事实上,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者有关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也使得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有许多重叠空间。
近年来我一直在羌族村寨城镇与相关文献中,从事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尝试。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与相关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羌族村寨中“弟兄故事”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分析(情境化),可以与人类学民族志知识(社会情境)相互印证。然而这并不是说,如此之口述历史其功用只在了解“当代”,真实的过去仍埋藏在许多的虚构之中。事实上在本文中我也说明,“弟兄故事”是一种诉说人群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与我们所熟悉始于英雄圣王的“根基历史”相比较,“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下的祖先溯源述事。藉此了解,我们可以到文献中做田野调查(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对于“弟兄故事”与“英雄圣王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了解,可帮助我们解读《华阳国志》中有关蜀人起源的记载,以及《后汉书·西羌传》与古藏文文书中有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部落人群起源的历史述事,以及当代羌族知识分子的“羌戈大战故事”之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古今文献之述事中,都透露著述者的“华夏”边缘(或吐蕃边缘)概念及其变化漂移。
因此,由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角度分析史料,我们的目的仍在于了解历史事实;由此所得之历史事实,可补充、深化或修正史料表面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在广汉三星堆文化与相关的“起源”问题上,考古发现无疑带来新的历史事实知识——古蜀地在商周时期即有灿烂的文明;中国人与其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但仍需进一步了解的历史事实是:我们如何诠释此灿烂文明与汉代巴蜀人之间的“断裂”,以及“多元”如何成为“一体”的华夏。根据“社会记忆”观点,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联。广汉三星堆文化有一重要历史意义被大多数学者忽略了。那就是,由汉晋蜀人对本地的文献记忆看来,当时他们已遗忘了这文化所代表的本地古文明,并将本地之过去“蛮荒化”或“神话化”(注:西汉末蜀人扬雄所著《蜀王本纪》,表达了当地人对古蜀君王的“失忆”。该文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在这段文字中,“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将本地的过去蛮荒化;“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是将过去遥远化;“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是将过去神话化。)。考古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世界各古文明的衰败原因及其过程,三星堆文化与后世间的“断裂”及其衰亡之因也可以循此探索;此与三星堆文化后来被遗忘有关。
然而衰败并不表示它们必然被遗忘。曾在此中国西陲蜀地发生的遗忘与“蛮荒化过去”过程,值得我们探究;这也与多元文化如何成为一体之中国相关。当代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更赖于其成员之认同与“异族概念”(族群边缘)的延续与变迁。以此观点来说“华夏认同”首先出现于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间,然后逐渐向下层、向四周扩散。在地理上华夏认同向四方的成长扩张,主要透过其边缘人群的认同变化;不断有华夏边缘人群对本地古文明“失忆”,寻得或接受一位华夏圣王祖先作为“起源”,并在历史想像中将此“起源”之前的本地过去“蛮荒化”。在如此的过程中,汉代江南吴地的华夏相信春秋时吴国王室之祖为“周太伯”,本地在太伯来到之前是一片蛮荒,因此对于当地良渚文化以来的精致文明所代表的过去失忆。西方蜀地的华夏,也相信蜀之贵胄为黄帝后裔,遗忘了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本地之过去,或将蜀的过去神话化与蛮荒化。黄帝、大禹或一位商周贵裔不断被攀附而成为一些华夏边缘族群的祖先,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便在如此的过程中向外迁移,边缘内的“多元”也因 此成为“一体”。
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在西方曾引发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学者指出,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与其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的建构(注:Anderson,Benedict,1991,Imagined Communities.Rev.edition(London:Verso,1991);Ho bsbawm,Eric & Terence Ranger ed.,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受西方学界“想像的群体”与“传统的建构”等说之影响,近年来历史与人类学界也流行借着这些“近代建构论”来解释中华民族与相关历史的近代建构过程(注:Litzinger,Ralph A.,1995,“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in Cultura 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Ed:by Stevan Harrell(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Diamond,N.,“Defining the Miao,”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譬如“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之说,在此种分析模式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像与建构(注:沉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8期,1997年,1-77页。)。此种理 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对于有长远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国,此种理论更显其不足。中国深远的文献传统以其原有形式,或转化为口述、图像记忆,不断在汉人内部的阶层间、汉与非汉的边缘间传播,衍生新的社会记忆,并因此改变“中国人”的定义与内涵。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一清代畬人家族祖图,首页便将家族起源溯自“黄帝”。汉晋蜀人追溯祖源于黄帝,与一清代畬人家族自称为黄帝之裔,都可说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攀附共同祖先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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