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精选7篇）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1

近年来，信托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受托管理资产规模接近十万亿元，成为我国第二大金融业态。然而，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近几年，陆续有多家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暴露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信托业务风险

信托业务风险属于金融风险的一种，是指信托公司在开展信托业务的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客观情况变化或其他原因使信托财产存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按照信托业务风险的性质，具体包括法律及合规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法律风险及合规风险是指因信托公司无法满足或违反法律规定、监管规则，导致不能履行合同，遭受法律诉讼、监管处罚而造成损失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影响金融产品价值，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金融资产价格或商品价格的波动导致损失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以市场正常价格成交(市场流动性风险)或者不能履行到期负债支付义务的风险(融资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失效的或有缺陷的内部程序、系统、人员或者外部事件而导致损失的风险。

在当前形势下，考察信托业务风险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

当前信托业务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其一，由于资金成本的因素，信托公司无法与商业银行竞争优质的企业和项目。其二，信托公司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实施信托资金运用和还款来源的监管，而此类监管对于确保信托财产的安全非常重要。其三，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托公司人员较少，分支机构开设受限，较难了解复杂集团企业、异地背景企业和中小工商企业等类型交易对手的真实的经营财务状况，尤其是企业涉及民间高利贷以及互保圈风险传导等问题。与上述企业开展业务时，信托公司更应注重尽职调查和风险控制措施的设定。其四，当前信托资金运用占比较多的房地产信托和政信合作信托，也面临一些行业风险。房地产行业受当前限购、限贷和限价等调控政策影响较大，中小开发商违约风险较高。虽然房地产行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低，但单个信托项目存在发生风险的可能。政信合作信托的还款来源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较高。信托公司需关注个别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收入与支出不够匹配，因面临集中还款而出现偿债流动性问题。

(二)法律及合规风险

信托业务通常涉及投资方、融资方、担保方等，也往往涉及与银行、券商、代理推介机构等合作。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灵活多变，可采取融资方式、投资方式以及投融资结合的方式，信托业务的交易结构、交易条款往往比较复杂。而信托行业的法律规范相对有限，可供参考的信托行业的司法判例相对较少。因此，信托业务的法律及合规风险较一般商业银行业务更需关注。

(三)资产价格波动风险

当前，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等各种资产价格波动比较明显。一方面，资产价格的波动使得以上述资产为标的的投资类信托业务面临比较明显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融资类信托业务增信措施较多采用资产抵质押的方式，资产价格的波动会对信托财产的保障带来不利影响。

(四)创新业务风险

信托公司的生存之道在于通过业务创新挖掘市场机会，而信托公司灵活的经营体制也有利于开展业务创新。但业务创新也伴随着风险，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点要有充分的认识，应坚持合法合规和审慎经营的原则，对创新业务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信托业务的风险控制

信托业务的风险控制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信托业务风险控制的核心要点，即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第二层面是信托业务风险控制的具体举措。

(一)信托业务风险控制的核心要点

信托公司控制信托业务风险的核心要点，在于建立和完善符合公司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信托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的理念、架构、制度、流程、方法和工具等。

1、持续倡导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管理能够创造价值。信托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要全员参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涉及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各项业务、各种风险。

2、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架构

不断完善信托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具体部门等多层次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优化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明晰各层级主体职责分工等。风险管理架构要不断调整适应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状况。

3、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

要及时推进各项风险管理制度的制订、修改和完善，逐步健全全面、清晰、有效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和风险管理标准，确保信托公司风险管理制度与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一致，与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状况相适应，保障信托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要不断完善风险识别、评估、监控、管理和报告等全面风险管理流程，形成“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控”的风险管理三道防线。通过流程管理合理配置风险管理资源，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将风险管理落到实处。

4、不断丰富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

要有效运用资产组合、风险分级、压力测试、风险预警、风险定价、风险资本、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各种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互结合，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信托业务风险控制的具体举措

1、法律及合规风险的控制

通过与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密切合作，对信托公司所有拟开展业务进行法律风险及合规风险审查，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实施法律文件的审核、签约等，同时与监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确保信托公司业务开展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的规定。

2、信用风险的管控

首先，从源头管控风险，加强对重点涉足行业的研究与分析，实施风险限额、名单制管理等差异化分类管理措施，推进准入关口把控，筛选合适的项目。

其次，规范尽职调查的目的、内容、方法，通过尽职调查获取充足可靠的信息，识别、评估各项风险，分析判断项目的合理性、可行性，形成全面、详实、客观的尽职调查报告。

第三，加强对实质性风险的审查和对实际还款来源的把握，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增信措施和风险预案。

第四，建立合理有效的信托业务决策机制，全面审议信托业务风险、收益、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

第五，加强信托业务存续期间的风险管理，对信托项目划分风险等级，实施不同的风险监控频率、监控内容和监控方法。若发现风险预警信号，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3、市场风险的控制

对影响市场变化的各项因素进行持续分析和研究，按严格的流程进行投资决策，设定投资策略、投资规模、投资范围、集中度、止损点等风险控制指标并密切监控。逐步建立与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模型和工具，根据市场风险情况动态调整资产配置方案，有效管理市场风险。

4、流动性风险的控制

逐步建立与信托公司业务发展相匹配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监测体系，努力保持较为充足的长期资本、流动性储备和应急资金融资安排。

5、操作风险的控制

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不断细化相互制衡的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强化全流程管控，重点防范项目营销、尽职调查、核保核签、信托资金运用、清算分配等重要节点的操作风险。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2

土地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自古有关其归属和利用的制度设置和运行,都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与社稷的兴衰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1〕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权分置”的政策构想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2016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以下简称《土地市场发展报告》)发布会。该报告梳理了我国土地市场的现状,揭示了我国土地市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指出,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①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风险为:农户对信托模式认知不足、对信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不甚了解、对以企业为主导的土地信托流转缺乏信心。②农民作为土地信托流转的潜在委托方,其是否认可土地信托流转是基本前提,更是土地信托流转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获得农民认可的基础性条件则是:明确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权责关系、保障农民在土地信托流转中的利益。为达到以上基础性条件,规则的确立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否则,这将成为阻碍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最大风险。为此,我们着重探讨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中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问题。

二、研究之缘起:外在动因和内在理由之综合

诚如梅特兰所言,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乃是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亦是唯一被成功移植于大陆法系的普通法财产权制度。[2]“信托制度也正是肇始于英国土地法中的一些硬性规定。”[3]而在土地信托流转中,风险控制是核心要素。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土地流转中委托人利益,平衡土地信托流转的法律关系结构,最终促进整个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

1. 外在动因:“三权分置”背景及研究的欠缺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集体化对于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运行模式的改变也导致土地市场上对土地流转需求越来越大。〔4〕毋庸置疑,这样的变化将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城镇可以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在收益权衡之下,更多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于是土地逐渐撂荒,“谁来种地?”我国农业发展陷入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其二,由于受父辈逐渐游离于土地之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村中大部分“农二代”不会种地、不想种地,“怎样种好地?”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其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社会保障体制的原因,进城务工的农民,很大部分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待遇,“谁来保障农民利益?”更成为直接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紧要问题。为破解以上难题,中央适时提出“三权分置”的政策,以“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为基本导向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下,所有权是基础,承包权是保障,经营权是核心。政策的目的即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确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通过市场化方式流转土地的经营权。土地信托流转作为“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有效方式之一,其实施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实施的制度障碍等问题,已有学者充分论证,认为“土地信托流转符合当前实际和保障农民权益的需要,可以成为破解现实困境的突破口,且契合我国土地市场发展的需求”。〔5〕而土地信托流转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登记确权颁证。二是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就核心问题中的登记确权颁证问题,农业部在2013年12月25日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态,③这说明登记确权工作已经高层认证且已进入实际实施阶段;而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这一核心问题,则少有人关注。

检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可以得知,美国学者Meagan Roach从比较分析视角探究了土地信托模式的改进;[6]在域外经验借鉴上,国内学者则多从事对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土地信托模式的研究。[7~10]大体讲,有从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视角对土地信托流转进行研究,[11]有从宏观层面对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对策进行研究,[12]有研究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中的登记制度,[13]有探讨信托流转模式和制度设计,[14]有从信托中信任建立的视角对土地信托流转中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5]还有研究土地信托流转中委托人权益保护,[16]不一而足。但是,在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规范这一问题上,截今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

2. 内在理由:风险的控制是核心要素

“土地产权是农民群众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体现。”〔17〕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由单一的“生存保障功能”向“生存保障功能+发展保障功能”转化。〔18〕土地信托流转,是“三权分置”政策下土地流转的创新方式,其宗旨是在当前的新常态下,一方面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增进信托公司的生产收益,以此促进信托流转的良性循环。为达此目的,需要在法律上对这项制度及其风险控制规则进行确认。所谓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风险,即指《土地市场发展报告》中指出的其存在的具体问题。④其一是,农民对信托模式认知不足、对信托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不甚了解,这既表明农民群体对新事物的熟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表现出其对自身固有利益能否得以满足,甚至可能有被侵害隐忧的观望态度。为此,这就需在法律规则构建上就信托流转中土地产权、运营中权责配置进行进一步研究。其二是,农民对以企业为主导的信托土地流转缺乏信心,这既表现出农民对政府组织的本能信任,也同时反映出农民对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边界定位模糊,这同时也需要在法律规则构建上就土地信托流转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定位进行进一步研究。以上问题,均对土地信托流转的法律规则构建提出了要求。基于此,我们将集中研究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控制及其规则确立,包括:由于农民认知不足导致的对其权益保障的障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等。法律层面风险控制规则能否确立,事关土地信托流转能否顺利推行并健康发展,是土地信托流转中的核心问题。

三、破题与探索:对所面临风险的法律分析

康芒斯指出,如果说支配人类活动的自我利益是蒸汽机的话,那么引导动力的便是制度这台发动机。〔19〕制度的功能正在于激励经济人进行选择、约束经济人不择手段选择以及引导经济人正确选择。〔20〕在当下社会尤其是资本的善行意识成长性微弱的语境下,为保障农地信托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针对其风险的特异属性出台规制措施。《土地市场发展报告》更是一针见血:因农民对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认知不足,导致其权益保障出现障碍。主要原因是:其一,在“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要求下,所有权和承包权一次分离后再进行承包经营权的二次分离,即再度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民囿于对承包经营权的固有认识,短期内较难改变。⑤其二,承包经营权再度分离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性质如何界定,一度在理论界引起较大争议,⑥而争论带来的界定不明晰又加剧了农民对于土地产权的模糊认知,进而影响了农民利用相关规则来维护自身权益。其三,制度的供给未能跟进,利益主体各方的权责界限不清、配置不明,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推进中,政府不能妥善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农村发展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失衡问题突出,最终导致农民权益缺乏保障甚至遭受实际损害。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制度的设计、规则的确立,都涉及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因此,要明确政府职能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尤其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流转中,运用信息化工具顺畅土地流转,也必须确立一定的控制规则。且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只要涉及到各方权责配置,原理也是相通的,即必须明晰各方权责配置。再者,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生态权利和信托公司及农业经营企业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对于信托公司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同样也可以归入权益平衡的范畴。《土地市场发展报告》中涉及的上述风险及规范问题,均需通过风险控制规则将其制度化,以保障后续的土地流转信托更加顺畅,最终达致制度设定的目的。

有鉴于此,我们将通过风险控制规则几大样本的综合分析,从土地信托流转中产权的清晰界定、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责配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分、信息化背景下其监管规则的确立、农村发展与生态保护权衡的规则确立等五个方面构建起系统的风险控制规则。并且,需要明晰的是,此规则的构建并非基于土地信托流转中某一具体环节和单个利益主体的微观视角,而是站在推进土地信托流转健康发展全局的宏观高度。

四、借鉴与前瞻:风险控制规则的典型样本分析

自2013年10月中国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信信托”)与安徽宿州土甬桥区政府订立土地信托流转合同、设立国内首个土地信托流转计划以来,我国土地信托流转破冰起航。媒体接连报道出“首都土地流转信托第一单”、“上海土地流转信托第一单”等消息。⑦时至今日,国内先后涌现出的几个较典型信托流转项目,这些项目中,除个别因故出现一些问题外,大部分经营良好。这说明,土地信托流转这种创新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起到促使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制度性研究价值。但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土地状况、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因此,单独研究某一典型信托流转项目,难以归纳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经验。所以,要达到制度创新的效果,必须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信托流转项目,就不同项目中的风险控制措施、规范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从不同项目中总结提炼出对在不同条件下实施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和普遍推广价值的风险控制规则。

1. 中信信托———宿州模式

所谓中信信托———宿州模式,是指中信信托与宿州区政府订立土地信托合同,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至信托公司,并由土地经营企业实际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模式。该模式的操作流程和运行特点有两点。其一,在信托法律关系设立上,农户与村委会签署土地转包合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村委;村委再与区政府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将土地委托给区政府管理;最后区政府以信托委托人的身份与中信信托签署委托合同,将土地使用权流转至信托公司。其二,在收益的分配上,以农民为受益人,采用“基本地租+浮动收益”的分配方式,在项目期限的前几年,采用固定收益的回报方式,固定期限过后,将在固定地租的基础上加上一定的浮动收益。[21]

中信信托———宿州模式作为我国首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其创设的很多做法都具有借鉴价值,如在收益的分配机制上,“基本地租”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权,“浮动收益”体现市场对收益分配的自主性调节。这样的收益分配方式,可以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同时也体现了市场价值的一般规律。但是,宿州模式中因土地权属确认工作滞后,土地流转前必须征得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村委会的同意,信托委托人由农民最后到区政府的法律关系转换中,农民权益诉求往往被边缘化。虽然土地信托流转最终的受益人为农民,但这一模式不能改变农民在整个信托法律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另外,政府作为信托中的委托人,长期来看,其双重角色终将不利于土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发展。

2. 草尾模式

所谓草尾模式,是指湖南益阳沅江市草尾镇在土地信托流转中形成的特有模式。该模式较为突出的特点为:土地信托流转整个过程的实施均以政府为主导。具体表现为:政府出资以设立土地流转托管公司的形式搭建起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平台;组建乡、村两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一名副职领导专管,各级一把手亲自抓土地信托流转工作;甚至在土地信托流转中,一旦流转大户拖欠农民租金,政府可以出资为其垫付。

作为试点推广实行土地信托流转较早的地区之一,草尾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当地政府为了使土地流转顺畅,着力推动实施土地确权颁证和登记工作;政府以自身信用为土地流转平台背书,增强了农民的认可程度;政府出资设立的土地流转托管公司前期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利于引入土地信托公司。

但是,此种由政府主导,甚至由政府承担具体工作的模式,无疑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原本应由市场主导的土地流转行为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戈里·贝尔认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介入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哪个国家都如此。”[22]因此,政府管的太多,管的过细,不仅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而且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信托流转主体关系过于繁琐,也可能导致农民法律地位的弱化,不利于保护其作为合同主体的权益。

3. 北京信托三单⑧综合模式

所谓北京信托三单综合模式,是指综合北京信托在国内设立的三单土地信托项目,将其在设立和运营中的风险控制规则予以提炼、总结而归纳的模式。该模式较为突出的特点为:其一,在法律关系设立上,采用先确权颁证,农民再将土地集中到“土地合作社”,继而由后者作为委托人,将土地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与北京信托设立信托;北京信托再将集合后的土地租赁给专业农业经营企业,由后者进行农业生产。其二,在收益分配方上,采用类似于宿州模式中的“固定收益+浮动收益”模式。[23]即信托设立后,农民享有优先受益权,村委会、土地合作社为劣后级受益人;在土地信托设立前期,只有农民享有固定的地租收益,其他主体不参与分配;在固定受益期限之后,农民、村委会、土地合作社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浮动收益;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固定收取信托项下货币形式信托财产中一定比例的报酬,并且会在特殊情形下作出特殊的安排。

北京信托三单的综合模式具有较多的借鉴意义,首先,在土地流转前,对土地进行确认颁证,不仅可以进一步确认农民承包经营权,激发其积极性,还可以排除因权利不清晰带来的障碍;其次,成立“土地合作社”,农民自愿将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委托其统一进行管理,由这种自愿性质的组织作为委托人,可以极大的减少行政的干预,强化农民在信托法律关系链条上的地位;最后,其收益分配模式,既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又充分的发挥了市场的作用,此方面可以收到与宿州模式相同的效果。

五、保障与规范:法视角下的土地信托流转风险控制规则的确立

1. 明晰产权:顺畅土地信托流转及资产变现

“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证。”[24]毋庸置疑,要顺畅土地的流转,则也必须做到产权明晰。在“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土地信托流转依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在法律上清晰确认,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户,土地经营权为信托财产即流转客体。现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信托财产不符合独立性要求,[25]这与《信托法》第15条关于信托财产需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财产的规定不符。我们认为,在“地租社会化”[26]和“债权物权化保护”[27]的大趋势之下,这种在权利属性确认问题上“为独立而独立”的研究已经没有太大价值。中央“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及《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均对信托流转信托财产所涉权利有明确规定,且在现有模式下,土地信托公司将信托流转后的土地反租给农民耕种的做法在实践中也广泛运用。所以,“三权分置”配置下各项权利的属性,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已经明晰,当前只需将这种明晰的产权在登记程序上予以确认,以保障其在流转程序上更加顺畅,在资产变现上更加便利。

同时,《土地市场发展报告》指出,当前很多农民依然将土地确权理解为重新丈量土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和一些已经划入城市规划区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当前很多集体承包地划入城市开发区的农民,大都认为确权只是为了将来土地开发时,统计并发放补偿款时的便利。因此,真正落实产权明晰,除应在法律规定上和登记程序上使产权的表现形式更加清晰,还应使“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⑨的基层工作更加细致深入,扎实推进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政策。农民产权意识清晰了,信托流转的积极性增强了,土地信托流转政策也才能真正落地。如此,作为土地信托顺利流转前提的产权问题解决了,也即为土地信托流转顺利推进排除了基础性风险。

2. 明确权责:清晰信托流转的权利义务配置

明确信托流转中主体各方的权责配置,是改善农民在信托流转中弱势地位现状,维护农民权益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除需要明确《信托法》规定的普通信托中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方的权责外,还需要明确包括地方政府、村集体、土地合作社、农户、农业经营企业等的权责配置。[28]因此,需要明确几点。一是市场在土地信托流转中起决定性作用,信托公司应主导信托流转的全过程,以更加全面的控制风险和平衡收益。二是政府因其资源及信息占有的优势,应当做好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联络角色,改变干预市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防止“越俎代庖”。三是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发挥其在土地信托流转中的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但其角色定位也应仅限于此。现有模式中,由村委会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虽然操作中有其便利性,但北京信托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在信托流转的制度设计中,应直接将农户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直接参与到信托法律关系中来,至于提供了组织管理和宣传服务的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报酬问题,则可由基层政府和信托公司共同贴补。四是农民作为经济个体,应作为唯一的信托受益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9]

在土地信托流转中,厘清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农业合作社、农民、土地经营企业等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清晰各方的角色定位和权责配置,能够避免相关主体越界行使权利甚至实施不当干预行为。确立土地信托公司的主导力量,保障农民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进而基于各主体间自身利益的最佳权衡,最大程度地满足其在信托流转中的权益。当然,这也是最合理且最优化的法律结构配置。

3. 监管适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则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土地信托流转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者关系的妥善处理,同样重要。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理性经济人,其行为的理性决策过程必然会使其在固有的资源结构下最大程度地权衡自身利益。〔30〕同理,信托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风险规避和自身业绩的本能驱使下,同样也寻求最优的项目进行经营。所以,在信托法律关系上,委托人及受托人的确认,完全可以由市场进行主导。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即当好“守夜人”的角色。〔31〕具体而言:一是在尊重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尊重和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土地信托流转或者说“三权分置”的宗旨,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保障农民权益,如果在实施中出现大量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那么,这种“忘了当初为何出发”的改革将没有任何意义。二是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严格控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并对土地流转中非农化、非粮化倾向进行严格把关。在具体操作上,政府可以广泛发动民间力量,鼓励村、村小组建立保护耕地联合会等类似组织,加强对流转后土地的巡查,建立起土地保护的政策学习和与政府部门顺畅沟通的长效机制。三是做好“牵线人”和必要时的关系平衡者,在必要的时候将政府信用引入到信托流转中,10作为过渡时期推动土地信托流转顺利发展的支撑。除了市场自主调节外,政府还应做好土地流转的“推销员”,通过各种途径引进资信良好的信托公司流转土地,并在必要时调节好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关系。

再者,在当前市场保障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应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起协助作用。土地作为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生产要素,[32]其选择流转及产生收益的方式也应该由市场主导,政府不应过多干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也应明确自身定位,发挥主导作用。

4. 依托信息:“互联网+”监管规则的确立

2016年5月,农业部、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8部门联合印发《“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1《实施方案》提出的全面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目标,为今后土地信托流转提供了依靠路径,但这同时也为信托流转中“互联网+”规则的确立提出了要求。且据统计,我国目前仅手机网民的数量就达7.8亿,占总人口的56.9%。12由此可见,信息化作为一种趋势,已经深入到普通民众。综上,《实施方案》及统计数据体现了土地信托流转中信息依托的趋势及可行性。因此,扩大对信息及信息工具的使用范围,降低信息流通的成本,〔33〕无疑可以促使土地信托流转中规则构建进程的加快。

在土地信托流转中,构建“互联网+”规则,即是在“互联网+土地信托流转”的基础上,构建起规范整个信托流转过程的规则。考虑到互联网信息流通的开放性,且各地信托流转土地条件差异性的现实,为了便于有效信息的流通及对流转行为的规范,建议应以省级农业部门为主导,搭建起本省土地信托流转平台,并且整理出现有的相关制度性规范,上传至平台,以便于查阅和参照实施。对于一些特殊地区及情形需要制定特别规范的,由省级农业部门根据具体情况,提议人大或政府决定规则的层级并制定颁行。在平台运营过程中,由农业部门主导监管。农民在注册平台时,需将农户户主信息上传进行身份验证,验证后才能将待流转土地信息进行挂牌。在将土地信息挂牌时,必须公布包括土地三维图片信息、专业的价格评估报告在内的必要信息,用于核验该土地的基本状况。同时,禁止已经流转的土地再次挂牌,造成平台信息混乱和对资源的占用。土地在平台上交易时,必须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土地公开信息需包括:待流转土地的面积、剩余承包经营期限、土地使用性质、流转预期价格等;信托公司公开信息需包括:公司相关信托资质、以往信托流转项目及目前经营状况、对预流转土地基本条件要求、预支付流转费用或利润分配方式等。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最大程度的匹配需求,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是防止虚假交易和违法操作的最佳方式。

5. 生态监控:流转中生态保护规则确立

在浩浩荡荡的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成了生态的最后一块净土。虽然城镇化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但城镇化也是很多地区生态污染的罪魁祸首。对土地经营权进行信托流转后,土地经营必然向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这也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导致生态负荷,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造成污染[34](可能造成的污染及其种类见下图)。因此,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过程中,应确立生态监控和生态保护规则,切勿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以使土地信托流转进入良性发展循环。

为此,在生活性污染和生产性污染的管控上,需要构建起完整的生态保护规则,以使农村生态环境不遭致破坏。首先,土地信托公司及农业经营企业作为进入农村的“新物种”,需要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上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在准入门槛上,地方环保部门需实质审查其相应环境资质,对拟进入农村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必须在5年内无重大环境违法行为,其管理人员或直接项目责任人员也参照此标准执行。其次,农民作为农村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和环境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应在法律规范的层面确认其生态权和生态参与权,并辅之于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让农民生态权和生态参与权真正落地。[35]再次,构建农村生态环境平衡保护机制,即在信托流转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同时,平衡好二者间的关系。[36]信托企业及土地经营企业需承担起部分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也应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农村环境。最后,作为兜底性机制,也即农村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的补救措施。实践证明,以往简单直接的生态补偿机制已经不能在根本上起到生态补偿的作用了。因此,应引入参与式生态补偿机制,除直接的生态补偿外,造成农村生态污染的主体也应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和修复之中,这种补偿机制可以与直接生态补偿机制相结合,相互促进,真正起到对破坏生态的补偿效果。[37]

六、结论:规则下的创新驱动

在规则的规范和引导下,农民的土地相关权益进一步确认,既保障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又保障其对土地的流转权利;土地信托流转利益相关主体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权责配置更加清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限更加明晰,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职能;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信息化工具的运用规则更加明确,有助于依托信息化工具促进该项制度更好的向前发展,使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利益更加平衡,有利于农村的持续发展。因而,毫无疑问,我们在文中构思的相关措施及规则,可以为土地信托流转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扫清风险障碍,从而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进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3

承担主体

信息来源：财新网

【文章导读】银监会对严控信托业风险的苦心可嘉，但有些要求被认为有待商榷。比如，在紧急情况下，监管可要求动用信托的净资本弥补风险，并要求股东补充净资本；要求信托公司修改章程，股东需承诺在必要时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是在做风险发生时的应急预案？还是强化了信托业刚性兑付的印象？

近日，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至各信托公司。这是自2011年1月印发原标准以来，银监会首次提出调整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并对信托公司“通道类”业务的定义及各方所需承担责任予以说明。风险计提标准也将依据是否为通道类业务而不同，具体计算公式尚未给出明细。

据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信托行业资产管理规模接近11万亿。按照功能划分，分为融资类、投资类和事务管理类，其中，事务管理类即所谓通道业务，占比20%。但超过两家信托公司的高管对财新记者表示，融资类项目中，水分很大，很多项目中还是通道业务，业内普遍看法是，通道类业务占总规模的五成

左右，即超过5万亿。

2010年，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通道业务期限内转回表内或计提净资本，此后，通道业务转入地下，即不再有承诺回购的“抽屉协议”。当时通道业务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万亿。

近年来，信托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且业务模式不断创新，银监会认为，原有的净资本和风险资本计算标准已不能适应信托业务的创新发展。同时，银监会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要求（业内亦称107号文），按照《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0年第5号）规定，根据信托行业发展情况和审慎监管原则对原标准作出调整。

本次征求意见稿，银监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信托公司事务管理类（通道类业务）的涵义，即委托人自行负责前期尽职调查及存续期信托财产管理，自愿承担信托投资风险；受托人仅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已配合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等事务，不承担积极主动管理职责。

一位地方国资背景的某信托公司高管坦言，之所以通道类业务做得多，主要还是可复制性强，“两三年前，通道业务报酬率可以达到1.5%-2%，没什么技术含量又赚钱，当然做得比较多。”据麦肯锡公司在2013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通道业务模式贡献了2012年信托收入的39%。

然而，2014年以来频发的信托兑付危机事件也往往实属通道业

务。例如，中诚信托30亿矿产项目、吉林信托10亿的联盛能源项目等，信托所做的都是通道业务，即资产和负债项目均由银行（工行和建行）发起，经信托渠道过手，转移到银行表外。

事实证明，一旦融资方出现还款问题，在发起方和通道方责任不明晰，且无一纸“抽屉协议”的情况下，往往引来银行声称“代销无责”，信托“有苦难言”。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银监会强调，信托公司在与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交叉产品时，应在信托合同中明确风险承担主体和通道功能主体，这与以往通道业务只能依靠时有时无的“抽屉协议”来厘清责任有着较大变化。

一位银监会直管信托公司的高管告诉财新记者，关于通道业务责任归属问题，银监会已经多次约谈信托公司高管，“春节前，银监会在一起通气会上就提出，信托公司应重点排查通道项目，未来的一个责任标准时，项目谁发起谁负责，通道方仅负责通道段的安全问题。”

一位信托人士指出，本次征求意见稿中对于通道业务的界定主要还是依托委托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的相互约束，无异于抽屉协议透明化、公开化。

银监会指出两个通道业务的判断依据，一是，信托报酬率较低；二是，合同约定信托期满时信托财产存续状态交付受益人进行分配。“标准还是相对模糊，拿报酬率来说，行情好时，2%不算高，行情差时，0.5%不算少。”前述信托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

同时，除通道类业务之外，银监会规定非事务管理类（非通道类）

信托业务包括投资类和融资类业务。其中，投资类包括证券投资、非公开市场金融产品投资和非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等，不设预期收益率；融资类业务则包括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股票质押融资、准资产证券化、非标资金池等业务，此类业务设有预期收益率。

银监会指出，信托公司项目风险计提将依据是否为通道业务，以及在非通道业务中还应依据投资类或融资类加以区别对待，同时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依据混合标准计提。具体计提公式，征求意见稿尚未给出。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4

数量庞大的标准仓单多数具有变现或质押的需求。由于期货交易具有合约标准化、不能长期持有、到期必须交割的特性，从而形成了品种的标准化与实体经济需求的多样化、期货交割时间的相对固定性与实体经济生产经营的连续性之间的矛盾。风险管理子公司提供相应的仓单服务，直接出售、购买、串换、质押仓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客户参与期货交割品质及交割地点不确定、运作资金短缺等问题。

此外，市场流通中商品种类繁多，并不局限于期货市场交易的商品。即使是期货市场交易的商品，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可能都进入期货交割仓库并制成标准仓单。这些商品在某些时期也有出售、质押等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标准仓单市场的规模约为200亿元，非标准仓单市场规模则达到25万亿元。多数现货生产、贸易及流通企业对于市场波动和货物监管的风险控制能力低于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对高风控能力合作伙伴的需求十分迫切。

在具体业务模式上，针对仓单区域不匹配、品牌等级不适合、期转现无对手等难题，风险管理子公司可以发挥信息平台优势，将各方持有的期货标准仓单串换转让，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需求。此外，客户持有仓单，不急于出售现有货物但又缺乏流动资金，也产生了仓单质押的需求。标准仓单服务的业务模式

1.仓单提前交割业务。依托期货公司现有的产业客户群，为下游中小企业买入交割提供便利的同时为产业客户提前收回货款。风险管理子公司可以分别与有买入、卖出交割意向的客户联系，明确交割意向或特定品牌、仓库、地理区域等要求，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资源；或者将客户拥有的交割品牌仓单汇成仓单池，建立信息平台，在客户提出意向后代为联系，提前交割完成后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2.仓单串换业务。通过提前交割业务生成仓单池后，风险管理子公司就可以为客户提供标准仓单串换服务。协调仓单持有方、需求方、仓库、期货交易所等，串换企业正常生产不受影响，风险管理子公司收取服务费或赚取价差。

案例1 标准仓单串换业务

以上期所锌锭交割品牌为例，无品牌升贴水和地区仓库升贴水。其中，火炬牌锌锭在华东市场实际现货销售中均高出普通交割锌锭500-1000元/吨，南华牌锌锭在华南市场高于普通锌锭500-1000元/吨。甲、乙两公司通过期货公司在上期所分别买入交割仓单100吨，交割结算价为15000元/吨。甲公司因生产需要指定火炬牌锌锭，高于一般仓单1000元/吨；乙公司得到火炬牌锌锭，但在企业生产无法产生超额收益。

鉴于以上情况，风险管理子公司分别联系甲、乙公司，通过贸易进行仓单串换。经协商如下：甲、乙公司分别以15000元/吨、15500元/吨的价格将仓单销售给风险管理子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以15600元/吨的价格将乙公司仓单销售给甲公司，同时将甲公司仓单以15000元/吨的价格销售给乙公司。

通过以上串换业务，甲公司以低于市场400元/吨的价格获取企业所需仓单，乙公司获得500元/吨的超额收益，而风险管理子公司则获取100元/吨贸易利润作为服务费用。

3.仓单代理交割业务。部分客户有交割买入或卖出需求，但交割额度不足，风险管理子公司可以在最后交易日当日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买入或卖出交割，并收取价差作为服务费用。

案例2 标准仓单采购交割业务

持有标准仓单的客户需以市场价格销售仓单，风险管理子公司采购客户仓单，同时在期货市场卖出交割（目前上期所金属期货大多具有高于银行利息的获利机会）。客户可以快速地以市场价格卖出货物，获得流动资金，维持企业正常生产。

2012年11月1日，锌仓单价格为15000元/吨，锌期货1302价格为15400元/吨。采购成本：15000元；资金成本：（15000+15400×0.2）×6%/12×3.5=316.4元（期货保证金以20%计，利息以6%计）；卖出交割：15400元；无风险利润400-316.4=83.6元。

子公司在买入仓单的同时，可以经过交易所质押，质押所获取资金可用于子公司充抵保证金；或通过银行标准仓单质押获取资金，用于其他业务操作。

相应的风险点及风控措施：

1.交割利润风险。采购后扣除利息杂费后，交割利润为零或负的财务风险。在具体业务中，业务部门可在获得仓单价格后，汇报主管领导，会同财务部门计算无风险利润，需涵盖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及杂费、仓储费。同时，按照约80%的货物比例建立套保头寸，进入交割月再建立20%剩下货物的头寸。

2.贸易风险。单一客户单一品种采购数量过大造成的风险。在具体业务中，可限定部门采购金额上限，每笔合同单价不超过200万，主管领导签字报总经理批准，协调财务准备货款，单笔业务超过500万元，需总经理签字报董事长批准，超1000万元需报董事会批准。此外，贸易合同过程中需建立客户资信档案。

3.增值税发票风险。客户在收到货款后应及时提供增值税发票，现货贸易形式中一般不晚于合同签订月当月25日。在具体业务中，可扣留部分货款，待收到发票后了结尾款。（如案例1）非标准仓单的业务模式

非标准仓单业务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1.期货品种，但因不在期货交割仓库，未生成标准仓单。客户如有注册仓单需求，可帮助注册仓单；客户如因市场价格较低不想销售，但又需要资金周转，可提供质押服务，并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2.非期货品种，但与某期货品种相关度较高。如合成橡胶、进口天然橡胶、液体散化等，虽然无法注册标准仓单，但可在期货相关品种上开展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子公司也可以提供相应服务。

3.非期货品种，同时也找不到期货相关品种。此类商品品种繁多，在实际业务中是对风险管理子公司风控能力的最大考验。具体业务开展中，风险管理子公司需要在对市场深入了解后，与客户签订商品购买合同，客户在一定时间后回购同数量、同品种、同规格商品，在降低质存比例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服务。

案例3 非标准仓单贸易销售业务

客户持有非标准仓单（期货相关品种，如合成橡胶），并与下游客户签订远期供货合同，目前为非供货期。风险管理子公司采购客户非标准仓单，同时与客户签署同数量、同商品、同规格远期销售合同（合同价格需高于采购自客户的合同价格，并需覆盖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杂费、仓储费）。客户可以迅速获得流动资金，并保障与下游客户供货合同的执行。此外，风险管理子公司在买入客户非标准仓单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银行非标准仓单质押获取资金，用于其他业务操作。

2012年10月9日松香丁苯橡胶（1502）价格为19500元/吨，客户已与某轮胎厂签署（2012年12月7日交货）供货合同。子公司以19000元/吨采购，并与客户签署19500元/吨的销售合同。客户在签署销售合同时支付30%预付款。资金成本：19000×6%/12×2.25=213.75元（利息以6%计）。客户回购：19500元，无风险利润500-213.75=286.25元。

相应的风险点及防范措施如下：

1.货值下跌风险。货值下跌超过30%预付款的风险。针对此情况，须要求客户追加回购合同保证金。

2.客户不履约风险。货值下跌超过30%预付款，客户不履约。针对此情况，风险管理子公司应在合同中约定可获得货物处置权，除通过法律追偿损失外，为防范货物贬值，应在期货市场建立保值头寸。3.贸易风险和增值税发票风险。具体如上文所述。主要风险点及防范措施

1.企业信用风险。我国信用制度建设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企业信用的缺失，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遗废债务、偷税漏税等屡禁不止。因此，风险管理子公司在开展仓单服务时，首先要建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通过了解客户身份、财产与收入、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信用状况等情况，全面、准确地评估、预测客户的资信能力和信用风险。对于客户资信的评定，既有助于子公司选择适当的客户，也有助于建立投资者诚信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

其次，实际操作过程中，重点考察企业的经营能力和信用状况。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是否正常的最直接指标是主营业务的增长率，因此选择客户的主营业务增长率最好大于该行业的平均增长率。

再次，还要考察客户的资产负债率。一般而言，资产负债率控制在30%左右是企业财务状况稳健的表现。但随着市场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提高，无疑增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因此，选择客户的资产负债率应小于50%。

2.非标准仓单风险。在目前的非标准仓单市场上，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及合同条款。仓单服务业务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制定相对科学、合理、统一的作业规范。非期货标准仓单还是由各家仓库自己设计，每家仓储企业都开出自己的仓单，格式、内容、合同条款彼此不统一，操作流程更不相同。这使得仓单仅仅相当于存货凭证，流通性差。仓单市场的不成熟，给仓单服务业务带来额外风险。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5

业务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一定的风险。只有加强风险意识，提高风险控制和管理的水平，才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得到稳健较快的发展。

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的种类。中间业务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经营中，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或主观决策的失误，而导致其资产、收益及资信等方面损失的可能性。相对于资产负债业务而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较低，但收益与风险始终是相伴随的，中间业务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中间业务所隐含的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风险，将会给银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商业银行在开发中间业务新业务时，必须坚持业务开拓与风险防范并重的原则，加强对中间业务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将风险防范与管理措施纳入研究范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品种较多，个性差异较大，中间业务风险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所有的中间业务种类中，除了一种纯粹利用物质、技术优势提供的金融中介性、辅助性、服务性的业务没有风险外，其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风险。从风险角度，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可分为：其一，具有内含性的中间业务，如金融衍生工具、信用证业务、票据承兑业务等；其二，纯粹的收费业务，本身风险很小，但可能产生连带风险，如代理业务、咨询评估业务、计算机服务及其他中介业务；其三，具有组合风险的中间业务，如信用卡中的各种风险。

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的特点

(一)隐蔽性强。在现代科技支持下，银行信用卡、电子转账系统、网上银行等创新手段和创新业务不断涌现，同时，也加大了中间业务的风险。中间业务中的大部分业务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这使得许多业务的开展不能在财务报表上得到真实反映，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管理人员对中间业务潜在的风险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也使得金融监管当局无法对银行的中间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

(二)多样化。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较资产负债业务的风险低，但由于中间业务的品种繁多，个性差异大，业务风险也有多样化的特点。包括市场风险，即由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风险；信用风险，指订立合约的一方不能遵照合约按时足额履行约定而引起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疏漏或银行内部人员职业道德缺乏所引发的风险；投资风险，商业银行投资或者买卖动产、不动产时，由于市场价值的波动而蒙受损失的风险；法律风险，由于对法律法规条文的歧义、变迁、误解、执行不力等导致无法执行双边合约，造成银行损失的风险；利率、汇率风险，由于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动，导致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中蒙受损失的风险，在互换交易、期权交易及远期利率协议等衍生金融工具中，利率、汇率发生于银行不利的变动，都会使银行面临这种风险，等等。

(三)估算难度高。对于大量的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工具，单笔业务量相对较小但种类繁多，要运用传统的风险识别、评价及决策方法来准确衡量这些业务的风险程度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中间业务的交易，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主要集中在银行和证券商手中，有交易集中化的趋势，这种集中化的趋势和中间业务的高杠杆率联系在一起，使得从事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既存在较大盈利的可能，同时也必然潜伏着巨大损失的可能。

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的原因分析

(一)中间业务内控机制不健全。部分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运作中，时常不遵循严格的业务程序，存在管理不严、操作的透明度不高的问题。因此，票据诈骗活动屡屡得逞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控和约束机制不健全。有些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对承兑和贴现的票据审查不严，擅自放宽业务条件，对不具有贸易基础的商业汇票办理承兑和贴现，甚至银行内部人员与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弄虚作假，违规办理票据的承兑和贴现，给银行造成损失，这也是银行的内控机制和约束机构不健全所造成的。

(二)中间业务风险披露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的现行财务报表特别是在中间业务信息方面的披露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现行财务报表主要是披露历史信息，无法较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对未来状况的预计；对整个经营可能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或有事项等在财务报表中无法予以反映；财务报表只能反映特定会计期间的经济事项，而对于实体在报表截止日至报表报送日之间发生的重大的、足以影响或改变报表使用者决策的非调整事项和中间业务事项，就不可能及时披露。

(三)监管部门对中间业务的监管不严。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大规模发展还刚刚

起步，它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对中间业务的监管还不是金融日常监管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没有出台严格的监管法律法规，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监管严重滞后，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不同程度地潜伏着风险隐患。

二、规范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对策及建议

（一）提高对中间业务发展的认识。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利差将越来越小，利息收入对利润的贡献度将大幅下降。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如不未雨绸缪，竞争优势不多。因此，商业银行应尽快转变“中间业务只是存贷款业务的附属业务、派生业务”的观念，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近期发展目标，真正将重心转移到中间业务收入上来，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对不同金融服务品种的需求。

（二）规范中间业务收费。2003年10月1日，《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将开始实施，《办法》把收费分为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这意味着收费价格混乱的局面即将结束，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领域的竞争将走向规范，并将从价格竞争为主转向以提供优质服务为主。各商业银行应严格执行。但《办法》中的有些条款基本都是原则性的，商业银行应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给中间业务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依据。

（三）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一是加大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既要严格监管，又要给予指导，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为中间业务的发展与创新提供环境和政策导向；二是商业银行横向之间对中间业务收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磋商，达成共识，对拖延、拒绝缴纳手续费的单位或变相要价的委托方，商业银行要协商一致，联合行动，让客户“待价而沽”、炒银行的现象不再发生，以创建公平竞争环境；三是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政府应尽快将条块性的专业市场管理转变到以提供优质服务为主上来，促进中间业务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四）建立、健全完善的中间业务管理机构。各商业银行应成立中间业务管理委员会，负责一切中间业务的有关事宜，制定发展目标、新产品开发战略和市场营销策略，实现中间业务计划，开展中间业务统计活动，进行监测、分析和通报，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制度，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检查监督本系统全省中间业务的开展情况。

（五）建立健全内控制度，防范中间业务风险。中间业务品种繁多，有的业务存在风险，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如建立中间业务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客户信用评级制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中间业务的内部稽核和监督等。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6

一、以股权收益权为信托财产业务性质分析

1、作为信托财产存在的“股权收益权”浅析

根据公司法的传统理论, 股权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并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其中股东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就是股东收益权, 包括股东享有在公司营运过程中分配股利的权利和在公司清盘时分配剩余财产的权利, 即股利分配请求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也有人认为股权收益权还应包括:公司盈余分配权和股份转让权。但是不管如何, 应该明确的是股权收益权是基于股权本身而派生出的股东专属的财产性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股权收益权类似于所有权权能中的收益部分, 属于依照一定法律关系而获得的物的孳息的权利, 即它是指股东将财产交付给公司后, 由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以及在公司终止时分配剩余资产等而获得的利益。根据我国《信托法》规定, 财产权利是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在这个意义上, 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是有正当依据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 正因为如此, 作为实践中受托人通过持有股权收益权所取得的收益, 其实只能包括股息和红利, 受托人在信托期间并不能真正享有股本变现的利益。因为, 受托人享有的股权收益权来自股权持有人的转让, 一旦发生股本转让, 股东权利也就全部随之转让, 股权持有人对外转让股权收益权也就没有了依据。换句话说, 如果股权收益权包含了股本价值本身, 则股权持有人既然已经将之转让给了信托公司, 则其无法再将股权对外转让, 但是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并且, 如果进一步从风险厌恶的角度进行考虑, 由于股东的出资凭证并未移交信托公司且股东名册也从未因股权收益权的转让而进行变更登记, 故信托公司其实根本无法就持有的股权收益权向标的股权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股权收益权本质上归属于股权, 应依法可以转让。以股权收益权为转让标的设立的合同债权既符合债权意定主义和意思自治原则, 又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公序良俗, 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更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令禁止。股权收益权的转让应具有合法性。二、能够合法有效进行转让的股权收益权应该与传统公司法理论当中的股权收益权予以区别。作为信托财产存在的股权收益权并非是股权当中所包含的财产性权利, 而是一种合同上的预期债权, 即通过合同安排, 受托人得以享有对融资方请求给付与融资方因标的股权而获得收益之等额资金的权利。从这个意思上来说, 所谓“股权收益权”毋宁说是“股权收益请求权”更为妥当。

2、“股权收益权信托”的业务性质

如果严格限制不做扩大解释, 所谓“股权收益权信托”实际并非与目前公司以及业界主营的此类业务为同一概念。结合信托原理, 所谓股权收益权信托应该是指股东将其所持股权中的收益权部分通过信托方式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根据信托协议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其性质应为财产信托。而根据目前业内实践中的理解与操作, 股权收益权信托更多的是指投资者通过信托方式将资金交由受托人用于收购股权持有人对外转让的收益权, 同时为保障信托资金的安全退出, 通常设计有信托到期后由指定方对受托人所持收益权进行回购并附有担保措施, 其性质实为融资类的资金信托。

二、业务结构及风险分析

1、业务交易结构分析

以股权收益权为信托财产项目的核心在于“股权收益权”的两次转移, 即首先由股权持有人将之转让给受托人以信托财产的方式在信托期内予以存续, 到期后再由受托人将之溢价转让给原转让人或第三方为投资者获取收益。区分回购方为原股权持有人还是第三方, 其基本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两个图示中, 可以看出, 对于受托人而言, 不管是针对哪一种交易结构, 其均将和交易对手发生两次双务法律关系。现实中, 信托公司也是通过签订两方的或者三方的《股权收益权转让 (回购) 协议》来对上述关系进行约定。但是由于股权收益权本身无任何实际载体, 也无专门的公示登记机关, 当受托人将持有的股权收益权对外转让以获得对价时, 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风险。特别是当项目结构为图二所示情况时, 由于受托人根本无法实际向股权回购 (受让) 方履行交付股权收益权的义务, 故当股权回购 (受让) 方不履行回购 (受让) 义务时, 受托人将难以主张权利。且当进入强制执行或诉讼环节后, 股权回购 (受让) 方极有可能提出关于合同条款无效的抗辩, 从而导致法院将股权收益权的回购行为认定为虚假交易, 判令双方无需履行各自义务, 此时股权持有人提供的质押担保也将因主债权债务关系的无效而归于灭失。虽然受托人此时还享有标的股权全部的股权收益权, 但实际上根据目前对于股权收益权的认识和理解, 受托人已经难以对其向股权持有人主张权利并予以足额变现。

反观图一所示结构, 虽然受托人依然面临有无法现实交付股权收益权的风险, 但由于回购义务人为原出让人也即股权的持有人, 故可通过合同条款的安排, 约定只要期限达到, 其股东权益恢复圆满状态, 受托人即完成交付。实际上股权持有人将很难抗辩其股东权益不完整, 故本来是需要双方履行义务的法律关系转变为了应该由股权持有人单方履行支付回购价款义务的单务法律关系, 受托人享有的质押权也将因主债权的有效存在而继续生效。

2、风险分析

(1) 根据前述关于“股权收益权”性质的分析和有关交易结构的设计, 信托到期后, 受托人对股权收益权回购方实际享有的权利应该为要求其按约履行支付股权收益权溢价回购款的义务。这种权利应为债权。实际上, 受托人也只能依据《股权收益权转让 (回购) 协议》向回购方请求债权, 或者将债权向第三方转让, 并且也只有将“股权收益权”完好无损的交还出让方后, 上述债权才能实现或予以转让。故在与投资者签署的信托合同中,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在信托期间相机对外进行转让的权利应为“债权”, 而非目前业务部门所认为的“股权收益权”。

(2) 目前此类项目的强制执行公证效力存在瑕疵, 理由如下:

首先, 根据2000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规定, 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的范围应为 (一) 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 (二) 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 (三) 各种借据、欠单; (四) 还款 (物) 协议; (五) 以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学费、赔 (补) 偿金为内容的协议; (六) 符合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条件的其他债权文书。概括来说能够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只能是简单明了的债权债务, 而目前国内信托公司普遍采取的《股权收益权转让 (回购) 协议》显然不在此列。

其次, 根据强制执行的单方性, 实际上双务合同由于抗辩权的存在, 应该是无法被赋予强制执行公证效力的。因为强制执行公证是法定的, 抗辩权也是法定的, 公证机构没有权力审查被执行人提出的阻却该方履行债务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而由法院审查抗辩理由又只有重新启动诉讼程序, 这样不但不能减少诉累, 反而增加诉累。双务合同中因对等给付义务的存在, 必然使债权债务时刻处于一种变化的动态过程中, 在不同的时点上双方的权利义务可能都不一样, 这显然不符合上述联合通知中关于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要求。

再次, 根据上述联合通知的要求, 债权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前必须先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而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前必须向债务人核实债务履行情况。在单务合同中债权债务的存在是无争议的, 公证机构只需核实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部分履行债务的事实, 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程度, 对此, 即使核

实不准确, 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执行机构进行补救的可能性。而在双务合同中核实债务履行程度的前提是核实债权债务是否存在, 如果连债权债务是否存在都不能确定, 那核实履行程度就毫无意义了。但当事人一旦行使抗辩权, 公证机构就不可能核实到债权债务是否存在。债务履行程度无法核实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出具执行证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尚存在争议, 更何况是在连债权债务是否存在也无法核实的情况下。转让股权收益权是双务合同, 回购股权收益权也是双务合同, 对此公证处将极难核实回购方的义务履行情况。

第四, 《股权收益权转让 (回购) 协议》所涉及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公证处、法院在实际面临案件时更愿意将之付诸诉讼。《股权收益权转让 (回购) 协议》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同, 在合同法理论上尚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回购究竟是预约还是本约?如果是预约的话能对预约直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吗?如果是本约, 那么是附条件还是附期限的本约?合同一方能否行使撤销权、解除权、抗辩权?考察股权收益权回购方是否有义务支付回购款, 就要考察回购合同是否已经生效, 而回购合同能否生效又建立在转让协议能否顺利履行的基础之上, 转让协议的履行又取决于转让协议的效力等。股权收益权能否单独转让?剥离了收益权的股权还能否质押?一份协议涉及如此之多的理论前沿问题, 一份强制执行证书是断然不敢对其予以判断的。

最后, 根据目前国内很多地方规定及法官的态度都明确了被赋予强制执行公证效力的债权文书仅限于单务合同。比如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司法厅于2009年12月2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指出, 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债权文书中的偿付义务由债务人单方承担, 没有对等给付的情形”。

有鉴于此, 在还没有相关判例出现时, 为将相关风险降至最低, 建议将合同中股权收益权回购方的义务进行技术性剥离, 通过将回购方支付对价的义务从合同中分离而另行签署还款协议的办法达到赋予强制执行公证效力的目的。虽然尚有不妥, 但不失为当前法律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

摘要：近年来, 信托公司快速发展, 逐渐形成了稳定并趋于多元化的业务模式, 产品线也不断丰富。其中以股权收益权为信托期限内信托财产存在形式的资金信托业务发展尤为迅猛。此类产品因其具备的灵活高效、自主性强、担保充足等特点深受投资者及融资方欢迎。本文旨在从股权收益权的性质入手, 结合此类信托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具体情况, 浅析以股权收益权为信托财产的业务性质及其风险分析。

信托业务风险与风险控制研究解析篇7

通道类业务的确是信托纠纷的高发区之一，99号文中的相关规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对规范以后的银信合作业务很有帮助。

银监会《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正式颁布后成为近期信托业内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99号文对信托公司防范化解风险、明确转型方向、完善监管机制等若干重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就通道类业务的责任划分问题，99号文规定：“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产品和合作业务，必须以合同形式明确项目的风险责任承担主体，提供通道的一方为项目事务风险的管理主体，厘清权利义务，并由风险承担主体的行业归口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切实落实风险防控责任。”

作为协助信托公司处理了大量各类信托纠纷的专业律师，我们认为通道类业务的确是信托纠纷的高发区之一，99号文中的相关规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对规范以后的银信合作业务很有帮助。

根据了解，通道类信托计划往往会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势地位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类即是合作金融机构完全隐名的“非典型通道类”项目，这一类项目在实践中不在少数，但却与99号文的规定有明显差距，银行虽然主导项目但却不承担任何风险，信托公司干的是通道类业务，收的通道的费用，承担的却是主动管理型信托计划的责任。

此类项目一旦发生纠纷，往往会导致信托公司陷入举步维艰，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以下，我们即基于曾经代理过的案例，结合99号文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浅析信托公司在非典型通道项目中如何最大限度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非典型通道项目的特征

据了解，银监会《关于调整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净资本计算标准》”）明确提出“事务管理类（通道类）”和“非事务管理类（非通道类）”信托业务的概念。

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是指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等事宜，自行负责前期尽职调查及存续期间信托财产管理，自愿承担信托投资风险，受托人仅负责账户管理、清算分配及提供或出具必要文件以配合委托人管理信托财产等事务，不承担积极主动管理职责的信托业务。

可见，这种信托计划中合作的金融机构之间权责划分明确，属于典型的通道类业务。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很多通道类业务并不像《净资本计算标准》中规定的那么明确，很多项目仅是具备通道类信托计划的部分特征，这类信托计划可称之为非典型通道项目。其主要的特征是：

1.通常由银行担任主导方

这类项目中，通常由银行担任主导方。该银行有可能是项目公司的开户行或者与项目公司有其他千丝万缕的联系，通常因为贷款额度或其他原因，银行不便于直接向项目公司发放贷款，因此银行会将项目推荐给信托公司。

在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后，银行又作为销售渠道，帮助信托公司推介信托产品以汇集资金。

2.信托公司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

在这类信托计划中，信托公司常处于弱势的一方，体现为信托公司在项目选择上自主性受到限制，所能收取的信托报酬较低以及银行作为推介渠道拒绝披露完整的委托人信息等。

3.银行处于完全的隐名状态

以我们曾办理过一起纠纷为例，某银行向某家信托公司推荐项目，银行方面表示项目公司是该行的优质客户，资信情况优良。

信托公司听信了银行方面的推荐，即设立了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于该项目公司，而银行则将信托产品全部推介给其自身的高端客户。

该项目中，信托公司报酬不到1%/年，而银行收取的服务费接近4%/年。在全部的信托项目文件中，该银行的角色仅为资金保管行，不参与信托资金的使用。

该行甚至拒绝与信托公司签署推介协议，而且仅向信托公司披露了很小一部分委托人的真实信息。

因此，在此类信托计划中，银行完全不参与信托法律关系，也不担任投资顾问等角色，至多只担任信托计划的推介方和信托资金保管行。

银行甚至会要求信托公司在信托计划说明书、风险申明书及信托合同中写明银行不承担任何兑付责任。银行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高额的保管费或咨询费、服务费等。

二、非典型通道项目出现纠纷时，信托公司将面对哪些问题 1.信托计划可能存在先天不足基于对主导方的信任和依赖，此类信托计划可能存在为急于完成项目而尽职调查走过场、合同内容过于原则、简单等先天不足的问题。

同时，由于交易对手往往与主导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信托公司对交易对手的议价、监管能力也受到影响，无法落实对公章、证照、账户等实际的监管过程，导致此类项目非常容易发生风险。

另外，在个别案例中，信托公司听信了主导方的口头承诺和保证，甚至不要求交易对手提供任何实物抵、质押担保，这也导致项目发生风险后，信托公司清收信托资金的资源非常有限，并可能引发投资人和社会公众质疑的重要因素。

2.信托公司无法控制推介过程，给信托合同效力留下隐患

作为主导方的银行往往向自己的大客户推介信托计划，而信托公司通常无法介入推介过程。银行的客户经理在进行具体的推介工作时，可能出于对信托产品不了解或急于成交等种种原因，会作出保本、无风险等承诺。

更为严重的是，银行客户经理常常不会对投资人是否具备合格投资者进行审查，导致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凑钱”认购信托计划的情形。

银行出于客源保密的考虑，往往不会把客户的准确信息告知信托公司，也不会安排信托公司面签信托合同，导致信托公司也无法核实委托人的身份和资格。

上述推介过程无疑严重违反银监会《关于规范信托产品营销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营销通知》”）的有关规定，很可能给信托合同的效力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

3.信托计划发生纠纷时，与委托人联系渠道不畅

如信托计划发生需要召开受益人大会或其他不适宜采用公告形式发布的通知（举例而言，以受让受益权形式进行刚性兑付）时，由于信托公司不掌握委托人的有效联系方式，往往无法联系到委托人，贻误宝贵的时机。

4.信托计划发生纠纷时，信托公司需要独立承担相应责任

由于银行作为主导方却在整个信托计划中完全隐名，尽管信托公司在一定意义上是为银行的客户募集资金，是为银行选的客户做项目，但是从所有的交易文本上看，信托计划为非事务管理型（非通道类），信托公司需要承担更大的主动管理责任。

尽管银行在推介过程中可能有多种不当行为，但是银行通常不会和委托人签署任何书面协议，委托人往往也不会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留存证据，这都导致委托人往往难以追究银行的责任。因此，一旦信托计划因种种原因到期不能兑付，信托公司可能最终只能独自面对来自委托人的压力。即使信托公司最终向投资人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也难以向银行要求追偿。

三、信托公司如何最大限度的进行自我保护

我们理解，出现此类信托计划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等主导方的相对优势地位，只要信托公司话语权不足就会产生类似的情况。

对于信托公司而言往往只有两个选择：或坚持原则走人丢项目，或委曲求全留下赚通道费冲规模。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的实践经验，给信托公司第三个选择，即在争取得到项目的同时，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我保护。

1.正确认识风险

信托公司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尽管此类信托由银行方面“主导”，但是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应承担相应的受托人义务。

一旦信托计划出现纠纷，信托公司应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应对，一味的推诿和避让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而且如果银行完全隐名，信托公司的推诿一方面很难产生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反而可能激化与委托人之间的矛盾。

在有上述的认识之后，信托公司应该努力在整个信托计划的设计、尽调、销售和运营过程中，保留银行参与信托计划的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2.积极参与前期工作，不能因争取项目而忽视风险防控

在项目前期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信托公司应当切实了解项目公司的具体情况，全面评估项目风险，切忌盲目相信主导方对项目公司的口头承诺和保证，并尽量保留银行方面推介项目、参与尽调的证据（如往来邮件、函件，甚至短信等）。

3.规范推介行为

信托公司应尽量争取按照《营销通知》的规定，与银行签署书面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信托公司也应按照《营销通知》的规定积极履行培训（至少向银行方面发出书面的培训材料，并保留相应的证据）、客户甄别等义务。

99号文公布之后，相信信托公司在这方面与银行的谈判依据会加强，当然，与银行责权清晰并各自纳入监管也会导致此类银行合作量急剧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