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共8篇）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1

华池县总工会2011年开展群体性事件

工作总结

今年来，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及时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华池县总工会把应急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对策、拟定预案，并积极地配合相关部门处置涉及我单位职能范围内的各类突发性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为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

华池县总工会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成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应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了第一责任人和分管领导，明确了专职工作人员，落实了应急工作经费。把及时、稳妥地处置好各类突发性事件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前做好应对的预案，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人员，落实责任，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二、健全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建立突发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要求单位必须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及时掌握信访动态，保证通讯工具24小时开通，对重大信访隐患问题，要落实责任措施，果断进行处置。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迅速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时上报县维稳办等相关上级部门，绝不允许迟报、漏报甚至隐瞒不报，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继续坚持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每天安排专门的信访值班领导，方便群众来 2

访，方便领导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群众矛盾，及时处理各种上访案件。

三、排查隐患、妥善处置、防范未然

1、全力抓好应急处置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华池县总工会积极配合县维稳办、县信访局等部门，认真排查涉及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及时地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尽力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的稳定。

2、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近年我县在拆迁安置、双证办理、房屋安全、物业管理方面出现的信访案件、热难点问题较多。为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县城稳定，我单位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对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上访、引发社会安定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组织人员多次进行排查和清理，并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稳控工作，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2

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1) 根据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 (Robert J.Heath) 的研究, 突发事件是指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威胁和损害,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急需快速作出决策的紧急公共事件。 (2)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有权力和义务, 根据公众的愿望和需求, 对除国防、外交、司法等领域的机密以外的、不危及社会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所有信息进行公开, 并使公众能够方便获取的行政管理制度。 (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不到两个月的时候, 贵州瓮安县发生了打砸抢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人的深层思考, 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从事件的最初起因, 到事后的各种传闻, 再到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 暴露出了同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 (4)

二、“瓮安事件”:信息传播受阻促成的暴动

2008年6月28日,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震惊全国打砸抢烧事件。《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 无论从事件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 “瓮安事件”都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因此对“瓮安事件”进行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瓮安事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中, 由于事件发展程度不同, 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信息发布方式也各有区别。 (6)

1、潜伏:政府对于传言的忽视

6月21日下午6点多, 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学生李树芬晚饭后, 与同学王娇外出。当晚12时30分左右, 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接到王娇电话, 说李树芬在瓮安县城西门河大堰桥“被水淹了”。从此时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 到6与28日群体性事件爆发, 前后长达六天的时间里, 各种传闻和猜疑无人澄清。这些传闻和猜疑主要有:其一, 李树芬为何会自杀?其二, 李树芬是被强奸的。其三, 为何警察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其四, 李树芬死亡的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其五, 死者的叔叔在讨回公道时, 被警察打死。其六, 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被打住院抢救。其七, 死者亲属向政府讨公道时, 政府官员避而不见。 (7) 公众在不知情的条件下, 很容易接受流言。政府本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布有关信息, 澄清传言。但当地政府没有这样做, 种种传言得不到澄清, 成为引发暴动的导火索。

2、爆发:不法分子的加入引发暴动

6月28日下午, 群体性事件爆发, 万余名群众打砸抢烧县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单位。6月29日3时许, 近万名群众全部散去, 事态暂时平息。但上午6时起, 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又向瓮安县委县政府方向聚集围观。少数不法分子混杂其中, 局势一度紧张。下午19时, 武警官兵和公安人员开始强力清场, 现场人群逐渐散去。 (8) 在暴动发生前的几个小时, 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及时与群众沟通, 或者利用广播等媒体迅速公布信息, 安抚情绪, 也许暴动就不会发生。但在6月28日下午3点30分左右300多群众抵达瓮安县政府办公大楼示威请愿, 停留达半个小时无人接待。虽然此次暴动与瓮安县长期以来社会治安差, 社会矛盾交织分不开, 但是政府信息不透明, 与群众沟通不畅, 是关键因素。

3、管理应对:滞后反映导致事件扩大

事件发生当晚, 现场的视频、照片就已传到网上。6月28日晚, 大量有关此次事件的消息在互联网上疯狂传递, 人们急于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发布信息, 而把精力集中在网络封堵上。6月29日, 相关部门组成应急指挥部, 下设8个工作组, 其中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 (9) 瓮安县政府还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十几名熟悉网络的人每天负责收集信息, 并对失实信息跟贴澄清。

4、事件平息:背后有深层原因

7月1日, 在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政府针对性地辟谣展开。当日, 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表示, 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 并非被奸杀。黔南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也做出澄清:“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 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此次发布会上, 针对公安局曾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传言, 分管的相关干部澄清, 从未发生过公安机关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情况。 (10) 之后, “瓮安事件”得到初步平息。

“瓮安事件”的事实证明, 在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 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 正确地引导舆论,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至关重要。可见在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危机中, 合理利用媒体及时公开信息, 发挥媒体沟通的功能, 让民意得到重视与回应, 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应对类似危机。

三、突发事件的管理需要媒体介入

从“瓮安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 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介,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和管理中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罗伯特·希斯在《危机管理》一书中将媒体的作用概括为:一是提供信息, 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二是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三是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四是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 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 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五是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 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11) 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 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积极的姿态来实现互动发挥和利用媒体的功能。

“瓮安事件”首先由互联网媒体发布信息, 引起广泛关注。在官方消息发布之后, 政府开始公布信息, 媒体对该事件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报道, 例如, 李树芬死亡案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暴动?不法分子都是哪些人?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 媒体对“瓮安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讨和反思, 促使政府正视该事件。贵州省政府7月1日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 次日相关部门对李树芬进行第三次尸检。政府的积极态度, 帮助媒体迅速介入事件的调查, 并为公众打开了解真相之门。人民网在2008年7月3号发表评论《由贵州“瓮安事件”叩问信息公开》;2008年7月初, 《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瓮安事件调查:一起刑事案件如何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系列深度报道;7月15日《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深度报道《瓮安事件调查:警方与黑帮关系密切成公开的秘密》;新浪网等门户网站对瓮安事件始末进行了专题报道;在“瓮安事件”过去两个月后, 《瞭望》新闻周刊还发表系列文章还原这一事件。

总结“瓮安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应对经验,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关注:

1、建立危机预警机制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 媒体的预警效果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使预警事件为公众广泛知晓;二是促使公众态度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化;三是公众乃至整个社会积极采取相应行动。 (12) 广泛的认知是良好预警效果的前提, 是促使公众态度转化和行为改变的第一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突发性事件频发, 作为社会环境检测站的媒体, 将为政府提供良好的决策参考。

2、利用媒体与公众沟通

在信息多元化时代, 受众能够运用多种媒体获取信息。在突发事件中如果政府不及时公布确切信息, 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流言和传闻就会通过各种渠道, 传达给公众, 使恐慌进一步扩散。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报道机制赋予了国家领导的通讯社、报纸以报道的权威性, 并在受众中培养了较高的公信度。受众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基于对媒体的信任, 主动寻求有官方背景的主流媒体的信息。新闻媒体及时大量地发布真实信息, 发布权威信息, 既是满足受众知情权、求知心理的需要, 也是制止流言, 降低恐慌心理的需要。

3、危机发生后, 利用媒体开展政府公关, 进行形象塑造

危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 既是灾难也是转机。危机的到来虽然破坏了政府系统的稳定与常态, 但同时迫使其重新进行抉择, 是挽回损失, 再树形象的时机。

社会的传播方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不断革新, 朝着自主性强、互动性强、分散化等方向发展。在应对突发事件时, 政府要认识到传播方式的变化, 努力争取媒体的支持, 充分发挥媒体的功能。新闻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该和媒体形成良好互动, 重新塑造自身形象。

参考文献

[1]、郑萌:《“疑危”从有还是从无---谈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危机判断》, 《新闻战线》2007年第3期

[2]、阮璋琼:《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 《东南传播》2007年第11期

[3]、李晓玲:《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着力点》, 《传媒观察》2008年第4期

[4]、周虎城:《公共危机中的传媒责任》, 《今传媒》2008年第4期

[5]、李希光、孙静惟:《突发事件、危机与媒体关系---突发事件与危机发布 (一) 》, 《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05期

[6]、汤南:《浅论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功能与作用---以

[5]·12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为例》, 《新闻知识》2008年第9期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3

一、要把上级党委的决策指示贯穿于处置行动的始终

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情况错综复杂，涉及问题敏感，稍有不慎，就可能演变为政治性事件或暴动，对参战官兵的政治要求非常高，必须始终坚持用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指示宣传和教育官兵，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一是要准确把握上级党委的决策意图和指示。处置群体性事件，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很强。要组织每个参战官兵反复学习、认真领会，全面准确地理解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通过深入学习，加深对事件的性质、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明确上级党委、政府对处置这一事件的方针、政策和要求，明确本部队、本单位担负的具体任务，切实把上级的决策指示贯穿于执行任务的全过程。二是要坚持党委对处突行动的统一领导。党委是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处置行动中，各级党委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央的决策意图，按照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对处置行动实施强有力的领导，实施坚决、果断、灵活的指挥，确保处置行动迅速高效。

三是要教育部队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处置行动中，官兵可能会遇到闹事分子的政治欺骗、挑唆利诱，也可能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诱导和行为影响，思想受到冲击。要坚持用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指示和上级命令统一官兵的思想，引导官兵坚信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坚信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心和能力，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做到从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讲政治，听指挥，守规矩。

二、高度重视“三战”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功能

现代化条件下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打的是军事行动中的舆论仗、心理仗、法律仗，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争取政治和全局上的主动、分化瓦解闹事骨干、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加强“三战”的理论研究和演练。掌握先进的理论是赢得战争的前提条件。要加强“三战”基础理论研究，在继承和发扬我军瓦解敌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和吸收军内外的有益经验，努力构建和创新具有武警部队特色的“三战”理论体系。其次，抓好“三战”队伍建设。要通过院校培训、在职培训，结合训练和演习进行摔打锻炼，下大力培养一批能卓有成效地组织对敌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的“三战”队伍，形成高中低相结合的“三战”主体力量，为实施“三战”攻防奠定良好的基础。再次，灵活运用“三战”战法。在组织指挥部队遂行处突反恐任务中，要把宣传疏导、舆论造势、政策攻心、法律警示等多种手段有效运用起来，充分发挥“三战”的功能。要强化主动进攻意识，做到舆论上先声夺人，心理上先敌攻击，法理上先机取势，实现“三战”效能的最大化。要采取政策疏导、攻心宣传，立体展开、覆盖宣传，关键部位、点穴宣传，针锋相对、揭批宣传，抓住时机、瓦解宣传等各种手段和方式，不失时机、有理有节地开展政治攻势，有效配合军事行动，达成作战目的。

三、扎实做好准备，提高政治工作应对复杂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

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暴发突然，来势凶猛，现场事态复杂多变，部队遂行任务时间紧、困难多，这就要求政治工作必须着眼“止乱于未萌”，下大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不断提高应对复杂情况的快速反应能力、灵活应变能力。一是要建立快捷高效的政治工作指挥机构。处置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一次性投入大量兵力，多单位、多力量联合行动。需要部队政治机关、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新闻媒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组织协调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开展时机、政策口径和具体行动，及时处理遇到的突发情况；运用现有装备构建战时政治工作指挥自动化体系和与军事指挥相关联的政治工作辅助决策和信息传输系统，实现战场可视化、资源共享化、传输网络化、指挥自动化，提高政治工作快反能力。二是要制定科学完善的政治工作预案。只有平时预有准备，战时才能处置有效。处置群众性突发事件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预案，借鉴部队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战例和兄弟单位的经验，对部队在“处突”的各个阶段、各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及早分析，科学预测，拿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办法。三是要扎实做好政治工作物资器材准备。立足武警部队现有条件，要建立总队（师）政治工作指挥车、移动通信车、信息干扰车、单频定向接收器等核心装备；支队（团）政治工作宣传车、电子宣传牌、高音喇叭、高空宣传品撒播等应用装备；中队（连）喊话筒、标语横幅、宣传单等传统装备为一体的三级政治工作指挥作战系统，发挥系统集成作用，形成整体作战能力。同时，要重视研究如何依托地方电台、电视台、电信部门、互联网等整合军地资源优势、如何运用网络、短信等新手段开展政治工作，進一步扩大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实施平台。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4

为确保2011年我乡社会政治稳定，切实维护民族宗教界的安定团结，按照县委、政府对社会稳定工作的要求，结合长岭乡实际，为预防民族工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一旦发生能够妥善处理，特制定处理预案如下：

一、成立处理群体性事件指挥部

由乡党委书记程学明同志任指挥长，党委副书记廖家喜同志、党委委员黄伟同志任副指挥长，为事件的处理提供组织领导，可视情紧急调度各工作部门及其人员，成员由综治、信访、公安、司法以及乡内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

二、明确职责，分工到人，协调运作

1、政策宣传组：黄伟同志任组长，负责政策宣传，利用广播、文字等手段向事件参与人员作解答工作；

2、秩序维护组：刘友同志任组长，全体公安、政法及乡直有关人员组成，负责秩序维护，保障公用设施、国有财产和人员的安全；

3、收集证据组：廖家喜同志任组长，由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负责对群体性事件主要的矛盾焦点进行了细致调查，掌握问题实质，并负责对极少数趁人多违法犯罪者搜集证据；

4、疏导交通组：郑彦同志任组长，负责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有关工作人员的进出顺利。

5、后勤保障组：刘友同志任组长，郑以钧任副组长，办公室有关人员和综治协管员任成员，负责与群众对话以及做好群众现场工作人员的吃、喝需求，保证用车、通讯的顺利。

三、工作原则

（1）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认真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民族政策，既要切实解决问题，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又不能损害各族群众的利益。

（2）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党政领导靠前指挥的原则。少数民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要在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有关部门具体协调解决。事发时党政领导要亲临一线，靠前指挥，统一调动各方面力量，努力化解矛盾，迅速平息事态。

（3）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是哪一级的问题，就在哪一级解决，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实事求是，不能知情不报、掩盖问题，也不能以各种借口推卸责任、上交矛盾。

（4）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在处理少数民族群体性突发事件时，不能把这类问题简单地视为“群众闹事”，方法简单生硬。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造成人为激化，导致事态升级、扩大，酿成严重后果。

四、严明纪律，明确要求

各组人员统一在指挥长领导之下开展工作，服从调度，维护政府集体形象，耐心对待群众，严格执行政策，甘于牺牲个人利益，敢于对极少数打砸抢行为作斗争，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在现场一切工作以稳定局面，降低矛盾气氛为出发点，对不维护大局使矛盾升级的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

中共长岭乡委员会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5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我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推介成功经验，创新工作举措，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实现湘潭长治久安。6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同志会议上指出，要建立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积极预防和处臵群体性事件；强调要大力加强群众信访工作，领导包案、责任到人，变上访为下访，抓紧解决突出问题。7月3日，春贤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我省当前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严峻形势，对下一步做好安全维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7月5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省委会议精神，专门部署我市下阶段的安全维稳工作。

刚才，腾飞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上半年我市的信访维稳工作情况，分析指出了当前我市信访维稳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下阶段全市的信访维稳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志峰同志对我市当前存在的突出信访问题及不稳定因素进行了交办, 这些我都赞同，希望大家在会后认真贯彻，抓好落实。岳塘区所作的‚组织开展‘大排查、大化解、大教育、大走访’活动经验‛的典型发言，很有代表性，也很有推介意义。岳塘区作为我市的新城区，征地拆迁任务重、新建在建项目多、群众累积问题多，区委、政府准确把握形势，深入掌握区情，大力推进

‚大排查、大化解、大走访、大教育‛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全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扎实推进维稳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希望大家学习好、借鉴好、应用好这一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务必取得维稳工作实效。下面，我再强调几点。

1、正确分析形势，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当前，我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大局基本稳定，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借奥运之机生事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将越来越多，老问题的反弹和新问题的出现将给我们的维稳工作增添更大的难度。形势异常严峻，挑战前所未有，具体来讲，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有增多之势。信访总量持续高位运行、六类信访突出问题所占比重较大、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现象突出、群体性上访的规模化、组织化和对抗性程度加剧，这些都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内部影响稳定的因素在进一步聚集，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难度进一步增大。二是暴力恐怖活动有猖獗之势。‚东突‛、‚藏独‛、‚疆独‛等恐怖势力一直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的主要因素，他们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未停止，利用奥运制造事端的心情迫切。在北京及其他赛区城市以及新疆、西藏等地防范严密的情况下，恐怖势力在其他省份和地区制造恐怖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近来，郴州、株洲、张家界接连发生爆炸案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有抬头之势。以维护人权名义插手重大政治事件、鼓动上访人员进京上访并蓄意制造游行、静坐、自焚等事端，这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捣乱破坏的惯用伎俩。今年以来，‚法轮功‛人员、‚民运‛分子等敌对势力活动日趋频繁，联系更加紧密，组织更加严密，想方

设法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影响政治稳定。敌对势力绝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也绝不会愿意放弃我国举办北京奥运会这个干扰破坏的良机，他们在针对奥运火炬在湘传递进行捣乱破坏的图谋被挫败后，必将破坏重点转向北京奥运会。

从现在开始到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闭幕，全市安全稳定工作要做到‚三个确保‛、‚七个严防‛。‚三个确保‛是：确保湘潭没有人到北京或协办城市干扰破坏奥运赛事；确保外国政要来潭访问、境外游客来潭旅游和境外记者来潭采访的情况下湘潭不出现严重的涉外事件，确保湘潭不因重大治安案件、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舆情事件等形成可能冲击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的热点。‚七个严防‛是：严防发生干扰奥运赛事的事件，严防发生暴力恐怖事件，严防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严防发生严重的进京非正常上访，严防发生群死群伤恶性事故，严防发生影响恶劣的涉外事件，严防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三个确保‛、‚七个严防‛可以说是省委下的硬指标，死任务，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强化工作措施，将这一目标落到实处。

2、加强基层工作，疏通理顺群众情绪。矛盾发生在基层，就要努力化解在基层，不纠不查，久拖不决，势必激化矛盾，导致不良后果。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及恶性冲突事件等往往就是因为基层的同志掌握情况不扎实、解决问题不果断、群众情绪没理顺而导致的，这次贵州发生的‚6.28‛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把加强基层工作作为维稳工作的日常任务、重点环节来抓，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要动员机关干部、党员团员、社团组织等一切可动员的力量，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及时掌握情况，果断进行处臵。做好基层工作，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要带着感情。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

做工作，才能真正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化解矛盾。单个问题对我们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事，但对于群众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起对党和政府的反感，甚至敌对。因此，我们做基层工作必须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回避，更不能拖延，而要做到发现一起，解决一起。二是要克服私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矛盾纠纷实际上就是‚利益‛纠纷，矛盾纠纷的调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合法化合理化过程。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当一个矛盾纠纷涉及到地方领导干部、办案工作人员自身利益或亲戚朋友的利益时，就办不下去了，矛盾化解不了，社会传言也来了，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权威。因此，我们处理矛盾纠纷时，关键是要做到大公无私，公平公正，不要为一己之利破坏规则，不要为蝇头小利影响稳定。三是要注意方法。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明真相的和胁从的群众，应采取批评教育和团结的方法，绝不允许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幕后策划、组织挑头骨干分子和黑恶势力的骨干分子及其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要加强调查取证，依法严肃处理。

3、精心组织大接访活动，集中处理重大案件。一是要组织好大接访活动。为集中解决一批容易引发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及苗头隐患；集中解决一批长期积累的重信重访案件；集中解决一批当前发生的信访突出问题；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上访人员的问题解决在当地，确保实现信访总量继续下降、集体上访明显减少、非正常上访明显减少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减少的目标，中央决定，从7月份开始到年底，集中5个月时间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市委决定，从7月到1

2月，确保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每个月都有3个以上领导面对面接待上访群众，各县（市）区要保证每周有一名县（市）区委书记或县（市）区长接访。这是个硬指标，也是个硬任务，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精心组织，确保做到人员、时间、效果‚三落实‛。二是要集中处理一批重大案件。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对重大案件进行了清理和明确，省委共交办案件897件，交办给湘潭的案件共48件。下一步，就是要通过市领导包办一批、跨地区协调解决一批、向下交办一批等形式，把省委交办的48件重大案件逐一分解，任务明确到单位，责任落实到个人。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对交办案件高度重视，切实做到‚五包‛，力争把问题化解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三是建立健全维稳定点联系制度。要本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问题排查、矛盾化解工作，要带着感情去排查问题，带着责任去化解矛盾；对有道理的信访要想方设法、从快解决，绝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对无理的信访要求，要做好说服劝退工作，对拒不合作、挑起事端、扰乱秩序者要依法严厉打击。为了落实维稳责任，实现维稳目标，市委决定，今年下半年由11位市级领导定点联系5个县（市）区和六个园区，政法系统、宣传系统、经委系统、建设系统、农口系统、文教卫系统、组织人事、国土等系统和部门分别由主管市级领导定点联系，切实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

4、强化领导机制，加强舆论引导。市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要打破工作常态，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深入掌握全市安全稳定动态，加强对全市维稳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要充分发挥市政府联席会议职能，不定期召开维稳工作联席会议，对重大安全稳定问题进行研究决策。各级各部门要紧密配合，加强协调，努力形成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齐抓共管促稳定的工作格局。要把握

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篇6

关于印发《辛街乡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急

预案》的通知

各党支部（总支）、各村委会、乡直有关单位：

经乡党委、政府研究通过，现将《辛街乡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辛街乡委员会 2011年2月15日

主题词：综治 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责任追究 规定 通知

中共辛街乡委员会

2011年2月20日印发

（共印26份）

辛街乡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第一条

根据《中共隆阳区委办公室、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委政法委、区综治维稳关于开展创建“平安隆阳”活动的意见>的通知》，结合辛街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是指以下可预防但未落实防范措施而发生的案件：

（一）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居民区内发生的重大入室盗窃案件。

（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内现金存放量超过3000元以上的被盗案件。

（三）停车场、居民区、宾馆、饭店、企业、事业单位内的机动车辆被盗案件。

（四）金融单位的金库、运钞车、营业网点现金被盗、被抢案件。

（五）枪支被盗案件。

（六）未严格按照爆炸物品的生产、使用、储存、运输、销售管理的规定执行，所发生的爆炸事故，或爆炸物品流入犯罪分2 子之手后所发生的爆炸案件。

（七）未严格按照易燃、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储存、运输、销售管理的规定执行，所发生的丢失、泄露、污染等事故，或发生的危险物品被盗和犯罪分子利用危险物品实施的侵害他人人身安全的案件。

（八）因调处不力引发的恶性民转刑案件。

（九）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使用报废车辆或车辆超载运输所导致的交通事故。

（十）因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导致的安全事故。

（十一）未及时整改火灾隐患酿成的火灾事故。

（十二）发生10人以上群体性械斗，并造成人员伤亡后果的。

（十三）发生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因严重违反民族政策，伤害少数民族群众感情引发的恶性事件。

（十四）“法轮功”、“门徒会”人员及重点人员脱管失控，发生赴昆进京滋事的。

（十五）其他因未落实防范措施而发生的案件（事件）。第三条

实行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责任追究，旨在进一步强化各级、各部门领导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治安防范意识，加强所辖区域和单位内部的安全保卫和治安防范工作，推动平安创建和 3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实，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第四条

实行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责任追究制，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进行，实行一票否决制或黄牌警告制。

第五条

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追究的适用范围：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凡辛街乡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发生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后，追究上述单位领导及有关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

第六条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防范和预防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其他领导和有关责任人根据承担的职责负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工作责任

（一）贯彻落实“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领导，落实措施，把预防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作为本单位的重要工作，定期分析研究，经常排查治安和事故隐患，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完善和落实领导责任制，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内干部职工的法制教育，强化遵纪守法意识；加强治安管理，落实防范措施，切实增强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能力；本单位办公区、宿舍区守楼护4 院、门卫值班等防范措施到位，确保安全。

（二）认真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预防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把目标责任逐级分解落实到人；完善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根据本单位的特点，落实重点部位防范措施。

（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认真分析排查本村、本单位的治安和事故隐患，及时加以整治整改，切实改变治安混乱状况，减少多发性案件，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第八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以追究：

（一）因为防范措施不落实，发生重大治安、重特大刑事案件和重大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事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单位领导和有关责任人不认真履行职责，对治安和事故隐患未进行排查或对有关职能部门发现的隐患要求整改而未及时整改，导致发生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

第九条

追究方式

（一）责成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二）对责任单位通报批评。

（三）扣减责任单位当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分值。

（四）对责任单位实施黄牌警告或一票否决。

（五）对责任人工作不力的，乡党委、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 5 予免职、调离工作岗位等组织措施。

（六）对责任人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各款可单独执行，也可合并执行，根据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确定有关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并视责任轻重予以追究。

第十条

发生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由乡综治委予以追究。第十一条

追究程序

（一）辖区内发生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案件后，安全监站、派出所等有关职能部门以及村委会、乡直各单位都有权向乡综治委提出书面责任追究建议。乡综治委收到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追究建议书后，应及时进行审核，认为应予追究的，应在收到追究建议书之日起30日内（情况复杂、审核时间较长的可延长为45日）作出是否追究的决定。涉及本规定第九条第（四）、（五）、（六）款追究方式的，应召开综合委成员会议，作出是否追究的决定；根据需要也可直接提交乡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

（二）实行责任追究后，乡综治办或追究部门应及时将责任追究决定以书面形式送达被追究部门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并上报区综治维稳委和相关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被追究单位或责任人对追究决定不服的，应在收6 到追究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作出追究决定的乡综治委或其他追究部门提出申诉或申请复议；受理申诉或复议的部门，应在收到申诉或复议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将复议决定以书面形式答复提出申诉或复议的单位或个人；对受到纪律处分或法律追究不服的，按纪检监察和司法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乡综治委负责解释。第十四条

城乡群体性事件前期防治 篇7

一、概念综述

群体性事件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转型期国家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 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 个人和社会群体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本文将这种群体行为或者集体行动分为群体性利益诉求和群体性事件, 前者主要以利益集团为核心, 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探求群体性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出来。而利益集团是指“因兴趣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 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 (阿尔蒙德) 。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 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哈蒙·齐格勒认为利益集团是:“一群人自觉地联合起来, 加强自己的力量, 在同本组织有关的问题上商讨共同的对策并且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所说, “集团有效地推进了成员的共同利益, 通过结成集团, 个人可以享有集体利益却不承担集体成员的成本, 即能以较小的成本付出获得公共物品”。笔者认为群体性利益诉求和群体性事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群体共同目标行动, 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要素构成的组织实体。

在西方学著作中, 群体性事件一般被称之为集群行为、骚乱等。美国学者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 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 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 是一种情绪冲动”。中国台湾学者吕自明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群众的“自力救济”, 是指人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的权益受损, 社会正义不能伸张, 因而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 如示威、街头抗议、封锁、强制性破坏活动等等。吕自明的概念强调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更多的则强调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 如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等行为。 (表1)

从表1不难看出, 群体性利益诉求与群体性事件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合法的、非暴力性的抗争, 而后者主要是通过暴力对抗来实现群体利益。可见, 群体性事件是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而现行制度体系无法提供有效利益表达的条件下发生的。鉴于此, 政府应转变传统的管制模式, 以加强社会自治的多元治理模式来代替社会控制, 防控结合, 重在预防。

二、群体性事件事前预防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的前提下, 政府既要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客观事实, 又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至少不能因为保护少数强势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的闭塞, 使得民间组织或者社会团体在体制内无法沟通。正是因为民情不能上达, 管理层又接不了地气, 导致大量的利益分化不能通过体制内政治方式进行表达和协商, 只能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进行释放。如果有完备的利益表达机制, 民众直接的利益表达通道畅通, 则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通过谈判或者从新定立契约的方式来解决。图1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关系。 (图1)

在图1中, 风险的初步形成是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共识人群的形成, 核心的逻辑是对风险源进行控制, 风险源是暴力性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触发事件是实现风险向危机转化的条件。

可见, 风险源形成以后, 如果没有控制相关因素, 则这样一个共识将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表达, 比如申诉、控告、指控等来表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被剥夺了的诉求权将会演化为暴力等手段, 政府应加强矛盾已经形成的情境触发因素和群众集会回应, 否则团体活动则催化和加速这一过程。在情景因素之前我们应该知道是利益分配调节机制或者社会保障机制滞后还是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形成了风险, 是利益性抗争还是其他政治性诉求。对组织策划人群的多元性进行瓦解, 坚决防止事件之外的人也插手。防止其他群众煽动不明真相的人, 制造事端, 增加事件的矛盾性、复杂性、不可控性。

现实条件是风险源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慢慢积累变化的过程, 由量变到质变, 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根据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莫尔提出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即GHM模型, 该理论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 以剩余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认为人们是有限理性的、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 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 拟定完全契约是不可能的, 不完全契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因此, 应根据契约不完全程度来相机抉择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该模型表明调整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方式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由于实力不对称所引发的机会主义倾向。不同性质的契约对应于不同性质的治理结构, 契约越是不完全, 那么与之匹配的就是更低的激励强度以及更多的行政控制。因此,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解决群体性事件最有效途径之一是对剩余控制权的有效配置。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高, 则政府掌握剩余控制权的配置, 这样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反而可能会增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中等, 则双方可通过其他社会团体或者直接进行利益表达;如果契约不完全程度低, 则群众拥有更大的剩余控制权, 此时政府只能依法行政, 按照先前契约、惯例或者法律行事。因此, 通过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可有效控制风险源, 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几率。

三、政策建议

(一) 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控制力。

近年来, 在城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各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基层政权社会控制力弱化, 公信力下降, 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宁信中央, 不信地方”的心态。究其原因是在基层, 有些地方漠视群众利益, 不依法行政, 对群众屡次反映的问题能拖则拖, 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当政府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下降时。基层政权的权威受到人们的质疑, 为了寻求公平公正, 更高层次的国家权威机构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建立信访工作与预警机制相结合制度。

基层政府要认真对待信访工作,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对群众信访问题要联网处理, 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跨部门联合, 涉及多部门解决的要成立工作协调组。对已处理的问题要在电子政务或其他新闻公告中及时公开, 减轻纠纷排查、处理矛盾。对各部门已经着手处理但仍在解决之中的问题, 要和司法、公安等机关联合行动, 加强对事件的控制力, 防止事件向不利的方向发展。矛盾纠纷要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管理。信访工作者也不应该是单纯被动的等待群众上访, 应该主动排查不稳定因素, 民意如水, 宜疏不宜堵, 把问题消灭的萌芽状态。

(三) 完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

一般地说, 完善的诉求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危机, 较畅通的理性化沟通渠道与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有效的沟通渠道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保障, 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迅速洞察民意, 利于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 并及时疏导和解决。完善的沟通和利益诉求机制能有效缓释和消解社会张力, 避免矛盾的激化。一个发育成熟社会应该走多元治理道路, 应重视并积极培育社团或其他组织, 这些专业化的组织使弱势群体有一个可以交流感受、释放压力、提出要求或意见的渠道和环境, 有利于矛盾的缓解。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弱势群体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本文梳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个流程, 注重从事件发生前期环节进行剖析事件触发的机理。当风险源形成后, 如果不能有效控制, 则会在偶然性的触发事件影响下演变为暴力性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基层组织和事件当事人是信息对称, 即完全契约情况下, 通过完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使弱势群体能够进行利益诉求, 则能有效缓释和消解社会张力, 避免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群体性利益诉求,不完全契约,群体性事件

参考文献

[1]张弛, 杨帆.利益集团[J].学习与实践, 2007.8.

[2]Mancur Lloyd Olson, Jr 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st ed.1965, 2nd ed.1971.

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篇8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群体性事件；乌坎事件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068-02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卢里关于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中。在对种族收入和流动机会之影响的研究中，卢里首先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指称那些内含于家庭或社区组织中并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的社会资源[1]。布迪尔、科尔曼和普特南等人则系统地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布迪尔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且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2]。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3]。罗伯特·普特南在将社会资本研究拓展到政治领域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

本文界定的社会资本分为两个方面。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农民来讲，社会资本指个体或集体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并且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网络、规范和信任。从群体性事件的对象政府来讲，社会资本主要包括我国政权的性质、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我国政府的治理理念以及政府的管理机制、政府的品格、政府形象和政府的综合行为能力[5]。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指那些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由农民组织参与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的事件。这类事件主要表现为农民和农村基层政府发生的冲突与对抗。一般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集体上访、围攻、静坐、械斗、哄抢、骚乱、阻断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从本质上来说，农村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过激行为。农村群体性事件一般有以下特征：官民性、对抗性、破坏性、偶然性、必然性。

二、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

（一）社会资本的起源

博特、林南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起源于个体间的联系和网络。致力于更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研究的普特南等人则强调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社团、家庭等在社会资本生产上的重要性[6]。根据自己的模型和相关的实证调查，怀特利则推断初始社会资本生产取决于公民的个体人格、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它们比社会组织给成员带来的面对面互动机会更为重要[4]。

试问“乌坎事件”其社会资本发端于何处？

首先，乌坎村是典型的乡土中国下的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充足，建立了一个相对信任的社会网络。当村委会成员开始谋私利，并且村民数次上访均得不到满意答复时，村民凭借原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轻易动员起很多共同利益受到侵犯参与者，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集体行动。因此，在中国农村地区，凭借已有的社会资本存量，面临共同需求和压力能使得行动者之间进行初步合作。

其次，村民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普特南认为，市民志愿组织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各种类型的市民组织在社会资本生产上几乎是同等重要的[4]。在目前中国农村，村委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但是就乌坎村而言，该村村委会成了几个村委会成员变卖土地、谋取私利的机构，也是整个群体事件爆发的起源。由于对这个组织的不信任，该地方政府的社会资本开始削弱。

再者，正义感是社会资本的另一个来源。乌坎村民的初衷是表达利益诉求，但是却用错了方式。“乌坎事件”由于西方媒体的介入后升级为“敏感事件”。在该事件政治化的过程中，乌坎村民及时把握了这一危险势头的走向，打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等口号，实现了“乌坎事件”的“去标签化”。乌坎村村民此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性和正义性。这些正义感为后面政府的一些政策奠定了基础，并且媒体以及高层为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运动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人力资本反过来也可以创造出社会资本[4]。一般而言，如果某行动者在特定事物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就会被其他相关的行动者给予更多的信任。林祖銮在乌坎村里德高望重，被称为乌坎村的“精神领袖”。他为整个事件实现转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官员和村民之中都赢得了尊重和支持，后来事件平息后，凭借较高的人气他当选为新一届的乌坎村党总支书记。也就是说他拥有的人力资本为他创造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二）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

学者们对不同强度关系的社会资本建构能力也有不同的看法。开始很多人认为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越强，动员能力越大。格兰诺维特著却认为对于特定行动者来说，弱联系可以带来更多信息，比强联系更有用，可以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流动机会。伯特进一步发展了格兰的思想。他更强调弱联系和结构洞对于个人社会资本生产的重要性。有些研究者则主张强联系或密集的网络是社会资本生产的必要条件。

（三）关系方向与社会资本

很多学者都认为水平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垂直关系在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却产生了分歧。普特南认为水平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来源，社区结构越是呈现出水平状态，便越能促进制度成功。然而垂直网络无论多么稠密或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不能维持社会信任和合作[4]。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垂直网络在构成社会资本来源中也不可忽视，比如当地领导人和中介人构成了连接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

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是垂直网络是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乌坎事件”中，存在两种公共垂直网络。一种是媒体，一种是信访体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舆论监督力量在乌坎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乌坎民众维权发声、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网络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信访机构是民众可以向国家高层权威表达利益诉求与不满的渠道，对于弱势的市民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权力资源。因此，毫无疑问，这两种公共垂直网络都是农村基层民众链接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发挥作用却不尽相同，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很多学者都承认政府对社会资本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但他们对这种影响的路径却又产生了分歧。一方面，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政府参与公共活动会导致非正式网络的衰落和社会资本的削弱。另一方面，埃文斯等人认为有效的国家制度促进了公民之间信任和参与网络的发育，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本文认为不同的国家部分与农村基层地区的关系不同，因而对于其社会资本的生产有着不同影响。基层政府没有在社会资本的生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却为乌坎村民进行集体抗争提供了制度庇护。另外一些高层政府机构积极采取一种缓和矛盾的做法，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合作，使事件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社会资本生产。可见国家的不同部分对社会资本生产影响是不同的。

（五）社会资本的道德属性

布迪尔认为社会资本等同于行动者可以用来追逐利益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对于他来说，社会资本如同经济资本一样可以被用于好的或坏的目的；换言之，社会资本在其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

在本案例中，社会资本是乌坎村村民用来实现自己正当利益，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手段。但是，一些境外势力和媒体也借社会资本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村委会成员更是凭借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将农用地出售给企业，获取利益。因此，就本质而言，社会资本应该都是中性的，都有可能导致积极或消极后果，应该具体看待。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的思考

面对频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民众和政府应该加以理性思考。

第一，广大民众要理性地运用社会资本，合理表达诉求。农村群体事件总是会造成公共财物的巨大损失或“官民”较量双方人员的伤亡，增加了谈判的社会成本。在前面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公共垂直网络和弱关系社会资本在权力缺失的普通民众那里可以成为链接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遇到利益受损、官员作风不当等事件时，民众首先要保持理性，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二，政府应该不断积聚社会资本，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积聚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社会资本。关注弱势全体、实施惠民政策，增强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其次，积聚我国政府的管理机制社会资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是我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政府要建立高效的信访机构，了解民声民意，及时化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潜在的矛盾和隔阂。一旦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受阻，就有酿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可能。再者，积累政务人员个人社会资本。政务人员社会资本的存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很多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是由于政务人员作风问题引起的。因此，要不断提高政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良好的作风，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政务人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是公信力。最后，提高政务的规范社会资本。法律规范是规约我国一切行为主体的依据。只有健全的规范和制度才是一切有序进行的保障。

参考文献：

[1]Loury，Glenn.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M].MA：LexingtonBooks，1977.

[2]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尔、科尔曼和普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4）.

[3]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8，（3）.

[4][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郑剑.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突发性群体事件[J].河南社会科学，2011，（5）.

[6]LinNan：BuildingaNetworkTheoryofSocialCapital；Burt，Ronald，Thestructuralholes：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Camb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