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精选8篇）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1

关键词：社会转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与对策

作者徐若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00241）。

群体性事件，即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程度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从_993年到2003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_7%[2]，1997年至200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25.5%。群体性事件数量由_993年的0.87万起激增到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大关，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参与人数也由_993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3]。虽然说每一个处于转型期利益结构重组的国家都会经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运动，它是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形式，占到总量的80%；另一种多为因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泄愤事件，如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群体性的维权抗争突发性群体行为更具不确定性[4]。它与维权运动不同，参与者大多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因某次偶然事件引爆了人群的积怨，也因此比维权运动更难以把握和控制；又由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缺乏组织性和规则意识，非常容易失控，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如湘西非法集资事件最后演变成针对无辜目标的社会骚乱。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点

（一）时间特点：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成过程或长或短，但发生一般都非常突然，而且演变迅速，当事人为了扩大声势，往往相互鼓动，组织串联，采取大规模行动，人数众多，规模快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如2004年_0月_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从一般的争执到上万人的群体冲击政府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二）行为特点：情绪激动，行为过激

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旦形成，群众的情绪相对比较激动，甚至失去理智。主要表现为大声呼喊、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拉标语、挂横幅、堵塞交通要道，甚至毁坏公物、打伤机关工作人员。

（三）主体特点：对象复杂，动机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初期，参与人的性质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延续和人员的增多，参与人就会变得愈益复杂。如，有的是事件的引发者，有的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骨干，有的是对事件扩大和恶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附和者，还有的是因为事件扩大而滞留的人员。群体性事件虽由群体共同完成，但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态是不同的，如，有的故意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是不明真相，随大流而参与其中；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参与围观、凑热闹。

（四）结构特点：组织松散，层次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偶然集合而成的不特定人群，少数也可能存在亲友、邻居、同事、同学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都是由于某种动因或某种利害关系，凭一时的激情临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成的。他们之间没有牢固的组织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行为规约，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质区别。因此，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部分人员的基本要求、愿望已经得到适当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便很容易发生动摇、彷徨，进而走向分裂；有的人则会悄悄离去。随着时间的延续，前景的暗淡，这种状态则更加明显，以至达到事件难以继续而自行终止的境地。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学者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归于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确，数据也显示，自_984年社会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05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市独享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达到6倍以上，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5]。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两个利益矛盾尖锐对立的阶层，加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导致群体与政府的对立。但是，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仅归因于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

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

（五）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企业停产、倒闭、被兼并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范与控制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定性有利于政府理智地寻求法治的解决途径，有效地避免事件的升级和扩大，有效地消除民众的敌对心理，有效地预防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暗示，从而减少社会的震荡，维护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如何防范与控制突发性群体事件，其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机制的打造和完善，即建立健全一套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具体包括，法律防范机制、法律化解机制、法律控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法律防范机制。

（一）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般说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在：第一，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成员内心的平衡，关系到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公平正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应当大力地宣扬，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对社会、政府和法治的信心。

（二）制定信息公开法，及时公开信息，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沟通

许多时候，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者与政府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公民对政府固有的成见，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误解乃至于曲解。因此，政府要及时公布有关信息，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形象。要有勇气面对由于政策、措施、行为的不规范、不妥当、不严肃所导致的不稳定。决不能刻意隐瞒、虚报、捏造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既是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化解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关键。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弱者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问题，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第二，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第三，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第四，加大工伤、生育保险改革力度，完善该项立法；第五，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改革工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依法行政，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2

群体性事件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频繁发生、广泛分布及其越来越明显的对抗形式, 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治理社会治安、保证安定团结局面的一项重要工作。群体性事件从总体上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既包括轻微违法的群体治安行为, 也包括触犯刑律的群体犯罪行为, 是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 侵犯其他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群体治安性事件。从政治学角度来看, 群体性事件是关乎国家稳定和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大事情, 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调整阶级斗争、利益群体矛盾、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等过程中,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原因所产生的必然现象。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解释是对群体性事件认识的最高层次。第一, 从政治学角度表述和解决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矛盾。第二, 政治学角度的解释揭示了群体性事件运动、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第三, 从国家稳定和执政的角度认识群体性事件, 能够确保国家在社会管理及法制建设中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由于群体性事件危害极大, 所以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分析

群体性事件产生于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部分利益群体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 却通过各种途径把社会发展的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 使得中国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和分配秩序产生重大阶段性偏差, 成为导致现阶段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改革本质上是权力的一种重新分配, 归根结底是利益的调整。因此,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诸多新的矛盾, 这些矛盾正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基础。首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步到位, 在旧的体制还没有完全被彻底打破的情况下, 新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建立, 因而产生了双重体制的存在。新旧体制的并存在运行中发生摩擦, 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混乱和失控。其次, 改革是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 加之受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再次, 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 旧的平衡被打破, 利益被重新调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 由于缺乏提升自身素质的内在需求, 生活在精神生活极度困乏的世界中, 为富不仁的情绪滋生蔓延。与此同时, 市场和竞争机制使原本的弱势群体和新生的弱势群体处于贫困的边缘, 仇富心理成为其流行思维, 穷富之间的矛盾成为潜在冲突的基本诱因。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来分析, 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 而利益矛盾源于利益差异。当前, 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利益群体矛盾引发的, 这种利益群体矛盾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从根本上讲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是, 如果这些利益群体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蔓延, 那么所带来的影响就不只局限在矛盾本身, 其演化的必然后果是社会压力更多的指向执政党和执政阶层, 同时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 群体性事件多发和频发的最主要影响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群众将利益对立的目标指向政府, 这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后果导致群众的特殊心理、特殊情绪, 从而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三、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运行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表明整个社会机体中存在某些环节的错位, 而要修补这些环节, 就必须考虑到社会运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问题的出现绝不可能是单一环节的疏漏。因此, 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调处机制需要从不同角度, 针对不同社会主体, 多管齐下, 方能收到显著成效:

1. 利益表达机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利益呈现多元化特征, 普通民众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迫切需要参与政治决策过程, 在关乎自身利益政策的决策上享有话语权。当现有政治体系不能提供这一渠道时, 他们无法真正维护其经济利益, 而只有采取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要求。在此情形下, 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 它能为利益受损者提供一个表达和发泄的渠道, 让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得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宣泄出去, 从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 它能通过搜集民意, 向政府部门发送信号, 督促政府倾听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声音, 收集公众的不满, 从利益表达中发现社会矛盾, 从而将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控制在萌芽阶段。

2. 利益补偿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受损者。出于经济理性人的考虑, 他们之所以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是因为利益受损的程度远大于承担的成本, 而利益受损者预期通过群体性事件能够获取利益补偿。因此, 建立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 一方面对已发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与安抚, 另一方面对利益诉求表现出来的需求也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补偿, 以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建立适当的利益补偿机制, 首要的是要确定利益受损方和利益获取方。如果存在明确的利益受损方和明确的利益获取方, 则只需要对双方补偿的水平进行合理的界定就可以实现利益补偿。如果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是模糊的, 则无法实现双方间的利益补偿, 此时第三方主体的介入是必要的, 其承担的责任是, 对利益获取方和利益受损方的界定, 以及对获取和损失的利益进行测量评估。

3. 弱势群体保障机制。

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贫困性、社会权利匾乏性、生活文化排斥性、承受能力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总而言之, 弱势群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所承担的成本较其他社会群体低, 参与群体性事件就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从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角度, 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行保障, 只有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弱势群体可能给社会秩序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由全体公民共享, 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的安全网,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经济问题。

4. 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

利益调处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政府主导和适当干预下, 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相互之间提出利益诉求,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矛盾, 使利益关系更加合理化。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建立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 给通过个体和组织的力量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留下了空间。个体力量的发挥主要在于信息的传递。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网络社会, 信息的传递借助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延伸。社会共识和社会责任机制的形成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 通过个体意识的传播能激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常常是在群体无意识和个体浮躁导致群体焦虑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责任分散心理和从众心理,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多呈现出旁观者倾向, 因而从客观上推动了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社会风气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也是无目的的群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 众人一致认为某种行为是正确的, 是值得提倡的, 就会在群体中形成特殊的信息流, 一旦信息流形成就确立了社会共识和社会责任的方向, 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社会价值观。组织的力量并非个体力量的简单集合, 一个有效的组织可以形成大于其组织成员力量之和的强大影响力。反之, 一个无效的组织也可能削弱这些力量之和。影响组织力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共识的形成和责任体制的完善。活跃于劳动领域的典型组织如工会、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媒体、基于共同利益而组成的团体如行业协会等等, 通过其对社会共识的影响和自身完善的责任体制, 对利益协调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而“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群体性事件正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具体外在表现。通过运用政治学分析方法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 利益差异显然成为群体性事件滋生的源头。因此, 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急需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利益调处机制。表达诉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弱势群体保障机制和社会共识与社会责任机制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利益调处机制,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针对不同的社会主体, 提出了覆盖个体和组织的全面的治理措施, 有利于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解决, 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 保障改革和发展创造出一个更加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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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3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形成原因;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18—02

20世纪90年代初,安徽某市Y镇A村和B村因为土地纠纷发生群体性冲突,A村村民集体到B村在A村山地上开垦的土地上闹事。Y镇进城务工人员并不多,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在家务农。因Y镇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种植经济作物牡丹,且丹皮的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还算不错,以至于村里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垦荒山以种植牡丹来赚取生活来源。A村人多地多,但B村人少地少,以至于B村村民在A村的山地上开垦荒地以种植农作物,这样就减少了A村的土地,从而引起了两村之间的纠纷。A村村民拔去B村在A村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B村因人少不服,一纸诉状告上法院,最终,在A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A村十几人被抓并集体被判刑一到两年结束这场纠纷。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背后的原因分析

(一)根本原因——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

从上面述说的A村和B村之间的冲突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其根本原因还是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土地争用矛盾。“在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里,许多社会群体普遍存在着欲求不满,希望通过改变现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1] 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然而,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民集体所有,B村在A村的荒山上开垦土地,就是一种对A村土地使用权的侵犯。然而,A村对B村所种农作物大面积的毁坏,构成了一种法律上的犯罪。A村和B村之间的这种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是引发冲突事件最为根本的原因。

(二)基层政府的预防和协调机制不到位

在A村和B村发生冲突的前前后后,Y镇政府始终并未出面协商解决此事,最终,而是B村以一纸诉状告上Y镇所属市人民法院才平息此事。在事件发生之前,Y镇政府并未制定出很好的预防机制,甚至在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之后,也并未及时的给出处理和解决意见,Y镇政府无疑是失职的。

(三)农民群众法制观念的淡薄

在A村和B村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之前,A村群众本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但A村群众法制观念的淡薄,最后却选择通过聚众闹事的方法来解决此事,这对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今后其它自然村很可能会效仿A村来解决此类问题。因为在A村人看来,A村人多闹事肯定会让B村退还已开垦的土地,另外,法律程序的复杂和打官司涉及到的一些经费问题,更是坚定了A村人的这种认识。但不同的是B村民众却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在B村人看来,B村人少,与A村发生冲突B村肯定不占上风,另外,B村人也愿意出打官司的费用,以泄A村人毁坏农作物之气。从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来看,无疑是利于B村的。最后,A村再也没有与B村发生过类似纠纷,B村所占A村土地也不了了之。

(四)责任追究制不到位

A村和B村突发事件之间的前前后后,A村和B村的村长应负一定的责任。作为一村之长,应该及时地阻止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和爆发。一村之长,应担当起协商调停的角色,而不是纵容事态的发展。两村村长在察觉到极有可能发生冲突,而自己又无能力解决这一冲突的情况下,应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借助于相关部门的力量来予以解决。A村和B村之间的冲突发生之后,应追究A村和B村村长一定程度的相应责任,这样才能在今后预防此类突发事件的再次出现。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解决途径

(一)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个阶层利益分化和冲突加剧,由于弱势群体拥有社会资源少、竞争能力弱,权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因而需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存在制度安排不合理、代言组织不到位、表达渠道不畅通等原因,导致他们的利益表达受阻。”[2] 作为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信息互动平台的方式,主动接受百姓的上访并接受群众对实际困难的反映,打通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迫切关注的问题,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样问题才不会积压,从而也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之所以会有群众聚众闹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于民众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而致。甚至有时突发性事件的矛头会直指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表示不满和抗议。这样便激化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执政基础便受到侵蚀,群众对基层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力也大打折扣。并很有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似的恶性循环,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可能重新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建立利益协商机制

作为基层政府,对于群众方方面面的生活问题不可能一一解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民间组织或推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专门负责解决基层群众的一些纠纷问题,这样就不会存在群众矛盾长期积压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问题了。这样的民间仲裁机构或调解人士,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到缓和群众之间以及群众和政府之间矛盾的作用。同时,这些机构或人士在改善乡村文明风尚过程中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帮助基层政府节约了行政成本。

(三)普及法制教育

之所以农村会爆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跟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法律素养有关。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以来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受几千年的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农民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狭隘的小农意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时目光比较短浅。另外,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遇到利益受侵害的问题时,很少会想到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绝大多数农民都有这种认识倾向,认为遇到问题应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然而,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是导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重要心理因素。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抓起,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法制教育的普及,并且 “要把普法与执法密切联系起来,用普法保证执法,用执法推动普法” [3] ,这样在大多数农民知法懂法的情况下,就会一定程度上降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几率。

(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很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跟领导人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到位有关。像上面所举的事例而言,A村和B村的村长应负一部分责任的,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对他们的责任并没有予以追究。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助长村一级领导人失职行为的发生。据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落实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對领导人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情况,予以一定程度的相应处罚。这样遇到突发性的事件时,就会遏制领导人的隐瞒、不作为和胡乱作为的情况,从而也就能有效地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

中国正朝着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在迈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中国人民群众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矛盾也变得多样化。在这种大的形势背景之下,做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善后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郭秋霞.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之研究[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

[2]孔祥利,姚彬彬.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滞阻与实现途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6).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4

郭庆菊 钦国巍

（伊春职业学院 法律系，黑龙江 伊春153000）

摘要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预防不力、处置不当两方面，具体包括对社会公平重视不足，基层政府缺乏公信力；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尚不畅通；缺乏危机预警机制；处理危机不及时；处理方式欠缺合法性；处置信息欠缺公开性等方面。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原因，但挖掘其深层次原因则系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造成的；针对上述问题及原因，建议采取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完善和拓展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控机制等对策。

关键词 基层政府；群体性突发事件；问题；对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逐渐进入社会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具有急剧性、整体性、全面性、深刻性、差异性、非均衡性的特征。[1]尤其近些年，我国的人均GDP由2003年的1090美元上升到 2013年的5434美元，世界排名由排131位跃居到86位。国家进入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各种社会群体因为利益诉求无法表达和实现，不断爆发个体事件引发群体参与的社会群体事件，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基层政权，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和集中爆发区。因此，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成为完善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一、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不力

1．政府社会管理对社会公平重视不足，基层政府缺乏公信力

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过去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7以上，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而民间统计数据早已过了0.5的贫富差距悬殊线。由于这种贫富差距并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无可避免地引发仇富心理和对社会不公的怨气累积，贫富差异逐渐成为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城乡二元结构使公民丧失了同等机会，也使民众心理产生落差和积怨。如2011年广州增城新塘群体性事件就是区别对待矛盾最终爆发的典型事例。社会不公平会极大损害公众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丧失信心，尤其在诉求渠道不通畅、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便不惜以极端方式寻求发泄与解决。造成政府公信力缺失还表现在：政策朝令夕改；承诺不予兑现；与民争利；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大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漠视甚至损害公众利益等等。

2．利益表达渠道尚不畅通

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同时对于下层不满情绪及社会能量来说又是泄洪装置。依据我国先行法律，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但由于《信访条例》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执行问题，使得信访制度经常性地“操作”失灵，“信访”也变成了“上访”。当民众权益受侵害，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或无出路，就会形成“利益诉求—长期无法实现—暴力表达”的非正常化表达的恶性循环。而实践中，很对基层政府及执法人员，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常常草率对待民众利益诉求，盲目定性，错误采取解决矛盾的方式，致使矛盾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2]

3．缺乏危机预警机制

首先，在执政理念上，缺乏对危机预防的足够重视。一般来说，预防就是防止民意发展为民怨，民怨发展为民怒，民怒发展为群体性突发事件。而实践中，一些基层政府及领导干部显然对民意重视不够，不善于体察民情、也不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面对已经形成的民怨也常常视而不见，或采取简单压制的方法不了了之，不善于及时疏导群众情绪从而加重民怨。民怨长期累积很容易发展为民怒，为群体性事件埋下祸根。[3]

其次，危机预警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基层政府的预警系统相对脆弱，既缺乏有效的专业预警机构和部门，也不具备完善的预警功能，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健全的预警网络，社区民意监测、网络舆情监测等多为纸上谈兵，很多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多为被动式的“事后救火”。

（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不当 1．处理危机不及时

一些基层政府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之初反应较为迟缓，延误最佳时机，以至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究其原因，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只会请示汇报。有的领导干部采取敷衍态度，怕担风险担责任，怕犯错误，怕丢乌纱帽，面对事件不及时处置，坐等和观望，从而导致事态扩大和升级。

2．处理方式欠缺合法性

西方社会有一名谚语：枪炮一响法无声，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原理》中说“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两者说的都是行政法上的应急性原则，即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或与通常状态下的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措施。它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法律控制，不受任何限制的行政应急权力同样是行政法治原则所不容许的。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在适用应急原则的同时，也应受合法性原则的限制。但实践中一些基层政府为了快速平息事态，不惜饮鸩止渴，花钱买平安，用钱来化解矛盾，如此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还有一些政府则采用强硬手段，滥用警力、滥用强制措施，这种高压手段只能加剧民怨，激化矛盾，同样不利于事态的解决。

3．处置信息欠缺公开性

随着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透明和发布技巧在危机应对中占有重要位置。面对突发事件，一些领导干部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采取回避、隐瞒、掩盖的方式，在面对媒体时有“三不”现象：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缺乏信息的透明度和对公众回应的力度，从而使失实的信息或错误信息传播，使事态扩大。

二、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不力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笔者认为，基层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不力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

基层政府执政理念存在偏差、执政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为谁执政、依据什么执政以及如何执政三方面。

首先，在为谁执政问题上，有些基层政府、基层干部摈弃了“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执政为己，一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违背民意，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致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横行。有些官员甚至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使得群众怨声载道、不满情绪聚积。加之基层 “天高皇帝远”，法治基础较差，群众法治意识较淡薄，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的现象尤为严重。

其次，在依据什么执政问题上，有些地方政府错误地把法律排除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靠手中的权力来执政。官本位、权本位思想严重。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敷衍塞责，不真正关心百姓疾苦，行为方式简单粗暴，动辄采用高压手段。事实上，这些做法往往会造成官民对立，进一步激化矛盾。

再次，在如何执政问题上，很多基层领导干部习惯了“家长式”执政，大搞“我的地盘我做主”，决策时主观臆断、独断专行，缺乏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常常导致决策失误、群众利益受损，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三、基层政府提升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的对策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当前，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是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更是践行“群众路线”活动的重要内容和路径。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也是我们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基层政府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会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自然就会消失。

（二）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基层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使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衣食是人民给的；要使我们的工作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做到为民执法不动摇，达到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坚决杜绝失职不作为和越权乱作为的腐败行为。执法者只有依法执法，才有最广泛意义和最大程度的公正和文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偏差，减少执法矛盾。[4]

（三）完善和拓展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一方面，应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信访条例>修改稿》把受理信访机关下移到乡镇一级，使矛盾尽可能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节约信访成本，体现了便民要求。修改稿还加大了对信访人权益的保护，包括身份保密、录音录像权等，但其实施情况还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应构建包括信访在内的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比如网站投诉专栏及信箱、官员接待日、市长区长镇长热线、官方微博、听证会等。时刻关注群众诉求，及时分析反馈、回应解决，力争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四）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控机制 1．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防机制

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往那种“缺乏事前预防，只在事后救火”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严峻形势。因此，在实践中应当事前通过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等措施，把减少和减轻工作做在事件发生之前。要经常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调查社情民意，变上访为下访。对存有不安定因素的行业、组织和群体进行重点防控，加强数据分析、评估与检测。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的作用，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5]还要建立高效的信息反应系统，让矛盾和事件信息第一时间快速准确到达决策层，以免贻误时机。

2．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首先，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应及时、准确定性。迅速控制事态。现阶段的群体行突发事件主要针对经济、民生诉求，具有非对抗性。因此在定性上要及时准确，并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发展恶化。其次，坚持依法处理原则。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必须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而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或长官的个人意志；当权力机关对某一突发性事件所做出的处置决定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时，法律具有否定权力的力量，即权力机关的处置决定应当服从法律规定，而不是法律服从权力。再次，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面对多样且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多发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建议，官方可借助互联网缓和社会对抗，实现弹性维稳和动态维稳。有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最信任的媒体依次是电视、报纸，网络排在第三位。但30岁以下青年群体最信任网络的比例相对更高，占21.6%，超过报纸排在了第二位。如果发生某一事件，在开通了微博的人中，44.4%的人更相信微博上的信息，比信任新闻联播的38.7%略高。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巨大传播力和影响力，要求政府应当客观全面地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避免因信息不畅或失实使事态扩大，从而引发公众集体恐慌和社会骚乱。与其被动说，不如主动说；与其迟说，不如早说；与其别人说，不如自己说；与其外行说，不如内行说；与其一般人说，不如领导亲自说。

参考文献：

[1]论中国转型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M]．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及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7）：2 [2]徐凌．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12）：68一71．

[3]唐俭．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新疆社科论坛，2010（3）：54一57．

[4]严云鸿．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9． [5]徐凌．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12）：68一71．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黑龙江省教育厅高职高专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转型期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问题与对策”（12535213）的阶段性成果。

送稿日期：2014年4月1日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5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各级领导和政府的重要职责。

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

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三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

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第一，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第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第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医闹事件的产生原因及解决对策 篇6

【关键词】医闹；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4—0253—

03

causes ot medical disturba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chen lina．deng shixiong．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medical disturbances in china increase year by year and display a new character--chang—

ing into violence． the reasons of medical violence even~are so many． but generally speaking，those medical violence

events concerns with three aspects— — hospita1，patient and society．after analyzing the reasons deeply，this paper proposes

som e counterm easures．

【key words】medical disturbance，cause，countermeasure

由于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制不完善，行政、司

法解决途径耗时又较长。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时．

患者往往采取和医院协商的方式自行解决。但是这

种协商结果往往无法达到医患双方满意的利益均衡

点，于是纠纷就很容易演变成医闹。医闹大致可以分

为两类：一是个别家属或病人就某一问题不断地向

医疗机构纠缠，全然不顾医院的解释。完全拒绝法律

程序，企图通过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达到获得经济

利益的目的。另一类是一些职业医闹者借医患矛盾

大做文章，怂恿患者采取暴力行为，并冒充患者的亲

戚亲自策划、参与医闹，从中获利。[1

12005年6—7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

家各级医院进行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 全国有

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

胁、辱骂医务人员的情况；59．63％的医院发生过患

者对治疗结果不满意，纠集多人在医院内围攻、威胁

院长人身安全的情况：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

其家属在治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用的情况；61．48％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去世后，其家属

在住院内摆设花圈、烧纸、设灵堂等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发生了患者杀医生的恶

性事件，如2005年各大媒体报道的福建一名患者杀

死“国医堂”名医生戴某的事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

因引起医闹事件的发生呢?下面就具体分析：

一、造成医闹事件增多以及难以解决的原因

(一)医疗立法不完善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

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

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是这两个依据就非医

疗事故的侵权纠纷未做具体说明。造成患者的合法

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和《民法通则》中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存在冲突，如精神赔偿问题、非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怎么判决的问题，因而造成解决医疗纠纷适用法律的冲突。这

也是引发患者对行政调解、法院判决不满而采取医

闹事件的一个原因所在。我国目前颁布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中对患方的过激行为如何规范很少提及，如患方对死因有疑、停尸病房，对医院处理纠纷的结

果不满意而寻衅滋事、打砸医院、殴打谩骂医务人

员、张贴大字报诋毁医院及医务人员名誉等行为都

未提出解决办法。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了

相应的处罚措施，但是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处罚的“度”，公安机关有时也显得很无耐。这些原因使患者

[作者简介]陈丽娜，女，硕士，重庆医科大学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医事法律。tel：+86～0—***；

e-mail：chenlina

_

83712@163．com。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7

关键词：淮安市,群体性事件,特点,策略

2008年上半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在整个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要认真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分类，以及应对策略，为淮安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一、淮安市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利益受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因农民具体权益受到影响，再加上规章制度不健全，宣传工作不深入，执行时生搬硬套，很容易引起大量矛盾的产生。

二是政府职能部门办事拖拉，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群众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闹事。如土地、水利、矿产等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有的虽已多次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但都未能得到解决，从而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三是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不采取有效措施，不做思想工作，不愿给予经济上的补偿或不按政策少补偿，有的甚至采取强制手段，从而将矛盾激化。如因房屋拆迁、城市道路、移民安置、环境污染等问题若解决得不好，就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2. 个别企业效益不好，拖欠工人工资，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经营体制的转换，人员结构的重新组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有的企业亏损严重，发不出工资，有的企业生产运转困难而面临倒闭，工人怨气较大;有的职工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或长期不报医疗费、出差费，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的生活水平，有的亏损单位的职工仅靠几百元的生活费养家度日，个别职工甚至达到赊米的地步，这就很容易引起不满，若再遇上某一导火索，就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3. 少数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低，作风粗暴，伤害了群众感情，容易激怒群众的情绪，引发群体性闹事

解决因群众利益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牵扯基层干部很多工作精力。但目前从客观上看，各方面工作任务都很重，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同时，一些基层干部素质较低、工作方法简单，对群众态度粗暴，不关心群众疾苦，生活奢侈腐化，导致一些本来不太严重的问题逐步升级、恶性发展。

二、淮安市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分析

1. 闹事的目的具有确定性

参加群体性闹事的人虽然各不相同，单个多样，但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就是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闹事者之所以要邀约众多的人参加闹事，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因此，不论是操纵者还是一般成员，当聚集成群体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主观意图。当前，绝大多数闹事事件都是直接或间接因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因政治等其它原因引起的较少。其中，直接因自然资源权属纠纷以及为争夺眼前经济利益，职工经济收入减少等引起的较多。一些企业职工把企业经营不善，经济发生困难全怪罪于企业领导人，对其进行围攻，谩骂和殴打。社会上有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政策不理解，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参与人数较多，形成群体性闹事事件。如2001年12月11日，涟水××乡镇合并过程中，一些群众由于不理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2. 闹事的参与对象具有广泛性

群体性闹事行为，一旦发生，就会牵涉到许多人，其成员是多方面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操纵者、组织者、策划者，也有骨干和一般成员。其组织、煽动及闹事的骨干成员中，有的是被调整下来的基层干部，有的是游手好闲之徒，有的是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过或系“两劳”回归人员，还有的是仇视党和政府的不法分子，一旦发生闹事事件，他们混迹于群众中间，蛊惑人心、煽风点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3. 闹事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的社会矛盾，作用于不同的当事人头上，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意识，同时选择不同的时机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矛盾。有的采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如集体上访，集体请愿等;有的既用和平方式又以暴力方式相补充或者相互渗透。

4. 闹事的时机具有选择性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发生的地点不同。其行为的社会压力也不尽相同。闹事者所希望的是有较大的压力。他们一般都带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认为所找的领导级别越高越容易解决问题。越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就越是他们选择的最佳时机。

三、淮安市群体性事件分类

通过对近几年来淮安市群体性事件的分析，群体性事件主要包括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械斗哄抢，毁坏公私财物，围攻殴打公务执行人员，破坏生产或干扰办公秩序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农村干群之间、企业单位领导同职工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会一触即发，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类事件暴露得更加突发。

四、淮安市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1. 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体系

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就必须依据社会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体系。一是通过建立完备的维护稳定的预测系统，对社会稳定形势状态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情势进行宏观和微观预测，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驾驭社会治安局势。二是加强情报信息网络建设，增强对不稳定因素的预见性。应建立以党委、政府为主渠道的、多层次的、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及时分析预测不安定因素的动态，发挥好社会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要安排专门力量，深入到可能诱发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重点区域、地段、部门，单位和重点群体中，物色秘密信息员，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特别是要发现和掌握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及组织、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插手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动向。力争做到对各类事件苗头有一起掌握一起，报告一起，超前预警，超前报警，超前处置。三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教育疏导与处置系统，及时把握可能引起矛盾、纠纷激化的诱因，有针对性地加以教育疏导，缓解可能激化的各类矛盾，将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已经形成的群体性事件，则果断决策，妥善处置，将其解决在基层和始发状态，并做好善后工作。

2. 落实领导责任制是防处群体性事件的基本保证

群体性事件的本质及发生、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紧紧依靠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矛盾的排查、预防乃至事件的处置工作。应当把化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统一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中。各地党政领导统管本地区工作，是维护本地区稳定的第一责任人，本地区发生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党政主要领导不得原地继续任职。对于因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应追究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要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单位领导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责任类别。要明确规定责任追究的主管机关和追究程序，分级、分类别追究不同人员的责任。

3. 立足调解、疏导，慎用警力

对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要及时报告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并提出具体处置方案，供领导决策参考。凡属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尚未发生过激行为时，应先行调解，立足疏导，查清引发事件的原因和群众要解决的问题，提请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当事态发展严重，已经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特别是对打、砸、抢、烧、杀等现行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职责，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

4. 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当前很多事件源于一些地方政策出台没有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没有处理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一些地方领导一味追求“政绩”、“发展速度”，搞“形象工程”。结果劳民伤财，民怨沸腾，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把社会稳定作为检验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把抓社会稳定工作的成效作为对领导干部政绩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以促进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5. 建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的稳定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急剧分化，阶层利益结构失调，使杜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相继出现。当这些社会群体作为利益主体以集团出现，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过于悬殊并趋于对立时，个体利益矛盾便会转化为群际利益矛盾，并且以群体、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形式出现，很容易诱发社会的波动。另外，随着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因企业破产、倒闭、兼并、重组等因素引发的企业职工闹事事件就是由于利益结构失调产生的群际利益冲突。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从利益冲突转向政治冲突，从局部冲突转向社会冲突，使弱势群众成员对企业组织、基层政权乃至国家政策产生怀疑，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缓和社会矛盾、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6. 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是强化信访职能，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前，许多群体性事件是在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诉求无人理会。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信访部门应强化职能，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为群众排忧解难。还应多层次、多渠道地开辟领导联系群众的途径，建立领导与群众定期协商对话制度。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通过有效的信访工作，把矛盾化解在上访阶段。二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适当批准群众正当的游行示威申请，让群众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依法反映他们的意愿与要求。这样可以把群体性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出现围攻党政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极端事件的发生，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7. 加大普法速度、广度，让法制意识约束过激行为

从淮安市以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来看，越是法制意识不强的地方就容易发生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当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再下功夫：一是要在普法依法治理的广泛上下功夫。普法依法治理的广阔天地在农村，要根据克服薄弱环节，消灭普法死角，切实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二是要在普法依法治理的针对性上下功夫。普法依法治理的内容要紧密结合农村实际，紧紧围绕农村和农民问题，学好常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群众掌握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并能自觉运用法律法规，同时，切实感受到学法、用法、守法对自已有益，对他人有益，对社会有益;三是要在普法治理的关键性上下功夫。干部的法律政策水平和依法治理能力是防止、减少和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狠抓干部学法用法的落实，提高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干部因违法行政、违法管理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尚留伟.执行群体性纠纷案件遇到的问题及建议[J].决策探索, 2008, (10) .

[2]马鲁杰.善治理念下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及其预防[J].才智, 2008, (19) .

[3]梁永郭.浅析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利益群体问题的解决[J].今日南国, 2008, (11) .

[4]熊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8, (4) .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篇8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利益；利益冲突；原因

近年来，以群体这一形式表达诉求和愿望的现象越来越多，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突出问题。归根结底，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经济利益和物质资源重新分配与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导致利益主体各个层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利益主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深层次地挖掘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更成为学术界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内涵

(一)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涵义

国内外学者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见解，称谓也各不相同，比如“集群行为”、“群体事件”、“集合行为”等，本文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将“群体性突发事件”理解为，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公民在其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自身利益或者维护社会公平，自发地结合为一个集体所引发的具有破坏性、突发性的社会活动。

(二)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除了呈现出破坏性、突发性等特点以外，还存在以下几点需要强烈关注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数量激增、规模扩大、参与主体多元化；第二，诱发原因多样化，利益冲突成为主要诱因；第三，影响日趋严重，处置更显艰难。

(三)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

正确地理解与划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可以帮助深入去探析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群体性突发事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准备情况可以将其分为预谋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和偶发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主体的规模差异可以分为个体型、小群体型和大群体型群体性突发事件；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行业和内容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经济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政治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社会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民族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外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文化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等。[1]

二、 利益冲突的基本内涵

(一) 利益的涵义及其类型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曾经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可见，各学者均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究竟何谓利益呢？国内外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均趋同于这样一种观点：利益即需要。国内著名学者王浦劬也对利益给予以下定义：“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4]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即为利益的实质所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益，有必要对利益进行分类。比如可以将利益划分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等等。在本文中，笔者将利益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三种类型，以方便后文的研究。

(二) 利益冲突的涵义

正是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使整个社会中处于相同或相似地位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或者多个利益体系。单个利益体系或各利益体系之间的利益主体之间势必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即构成了各种利益冲突。所谓利益冲突，即各利益主体之间在其利益不同、相互违背或者不兼容等情况下使得自身利益或集体利益实现受阻甚至无法实现时所引发的矛盾。一旦利益冲突存在，各利益主体之间便会此生不满情绪，甚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 利益冲突：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正逐渐呈现出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范围更广等特征，并伴随着破坏性更强、影响越加恶劣，处理更加困难等严重的后果，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致力于探析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不公平、政府不作为、民众不满足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表现为：

(一) 政府职能错位，干群利益冲突加剧

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理应发挥着有效预防与处置的重要作用。而从目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来看，政府出现较为严重的职能错位现象。现阶段政府出台的政策比较落后，导致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利益冲突未能有效化解，从而引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不满，使干群关系紧张；有些政府官员缺乏责任心，冷漠、失职等不作为也使政府的整体管制水平降低，更增加了群众的不满，加剧了干群之间的利益冲突。 

(二) 利益结构变异，利益主体矛盾加剧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利益结构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都需要重新定位，而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改变，改革开放前“整体的利益结构”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开始分化，这势必会导致各利益集团重新分化，进而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势必会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矛盾与冲突，造成各利益主体的不满情绪，甚至是付诸行动，最终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 协调机制不善，民众多方利益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一系列改革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彰显。比如，贫富差距加剧，对地位、资源、权利的占有不公等等。之所以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出现这些危害社会的现象，原因在于我国的执政系统出现了问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有效地化解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机制，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处理能力低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协调，多方利益严重失衡。

(四) 表达机制不畅，民众利益诉求受阻

现阶段，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群体性突发事件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沟通渠道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目前，群众利益表达长期受阻，群众利益诉求未能得相应的重视与合理的解决。一方面，由于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群众在社会阶层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又加上政府不作为的官僚作风，导致民意更难顺利表达与顺利解决，这就使冲突更加加剧，群体性突发事件更容易产生，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五) 社会保障不力，民众利益缺乏维护

在我国，社会保障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福利、医疗保障、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等社会措施的总称。[5]其中，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应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实施的，属于应急型的政策，难免缺乏健全的制度规定，从而导致群众的合理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各方面利益缺乏保障的群体更容易引起和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的社保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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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 社.2009.8.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王伟光.社会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8.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7页.

［5］汪独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分析［D］．河海大学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