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审理记录

案件审理记录（精选8篇）

案件审理记录篇1

案件审理记录

共5页第1页案由：泌阳县兴源门业生产彩色铁制门伪造厂名、厂址案审理时间： 2012 年 5 月15日 10时 10分至 10 时 55 分

审理地点：泌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四楼局长办公室主持人：张国柱职务:案审委主任委员、局长记录人: 董金美审理人员姓名及职务：李阳(案审委副主任委员、纪检组长)齐文杰(案审委委员、稽查队长)董金美（案审办主任、法规股长）朱晓东（案审委委员、食品股长）列席人员姓名及职务：韩强（案件主办人、稽查队副队长）审理记录：张国柱：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案审会，审理泌阳县兴源门业生产彩色铁制门伪造厂名、厂址案。参加本次案审会的委员共5名，符合《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案件审理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议程有四项，一是请案件主办人韩强介绍案情和拟处理意见；二是请案审办董主任介绍案件的初审情况；三是请今天参加会议的委员对该案的管辖权、违法事实、证据、办案程序、法律依据等内容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四是请参加会议的委员对拟处理意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议，并形成结论性的处理

意见。下面先请案件承办人员韩强介绍案情和拟处理意见。

韩强：2012年5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韩强、赵泽、王印

功对泌阳县兴源门业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现场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彩色铁制门产品品合格证上标注有“浙江兴源门业有限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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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浙江”等字样。该公司不能提供出生产和销售记录。经双方清点，现存该种产品10合。经调查核实，该公司生产彩色铁制门伪造厂名、厂址，共生产彩色铁制门10合，成本价450元/合，销售价500元/合，货值金额5000元，产品现已售完，无法召回，违法所得500元。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现场检查笔录1份、取证单1份、现场照片1份、调查笔录1份、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该公司生产彩色铁制门伪造厂名、厂址，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规定。鉴于当事人一直表现良好，初次违法生产，伪造厂名、厂址，根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一章第一节第四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为较重等次违法行为。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建议给予以下处罚：

1、责令改正伪造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

2、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50%的罚款计贰仟伍佰元正；

3、没收违法所得伍佰元正；罚没款合计：3000.00元。

张国柱：请案审办董主任介绍案件的初审情况。董金美：经案审办初步审核，认为此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定性准确、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处罚适当，可以提交案审会审议。笔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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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柱：下面请今天参加会议的委员对该案的管辖权、违法事实、证据、办案程序、法律依据等内容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李阳：该案的行政相对人你们是否确定准确？韩强：确定准确。泌阳县兴源门业是个人独资企业，办理有营业执照，徐德云是投资人，也是经理，负责生产和销售全面工作。

朱晓东：该案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韩强：为查清事实，我们对该公司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其违法事实是清楚的，主要证据有：现场检查笔录、取证单、现场照片、调查笔录、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齐文杰：该案处罚裁量上把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裁定为较重等次，是如何考虑的？

韩强：鉴于当事人一直表现良好，初次违法生产，伪造厂名、厂址，根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一章第一节第四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符合较重等次违法情形的条件：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产品货值金额40%以上6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因此，我们在处罚裁量标准上为较重额度处罚，建议给予货值金额50%的罚款计2500元，并处没收违法所得500元，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董金美：该公司生产的彩色铁制门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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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页第4页韩强：在调查时，该公司的这10合彩色铁制门已经售出，已无法召回，为了不造成恶劣影响，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及时整改，给消费者一个公道合理的补偿。

张国柱：下面请参加会议的委员对拟处理意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议，并形成结论性的处理意见。

李阳：同意承办人的意见。朱晓东：同意承办人的意见。齐文杰：同意承办人的意见。董金美：同意承办人的意见。张国柱：综合大家的意见，此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此案予以通过，形成最终处理意见如下：

泌阳县兴源门业生产彩色铁制门伪造厂名、厂址的行为，违反《产品质量法》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鉴于当事人一直表现良好，初次违法生产，伪造厂名、厂址，根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一章第一节第四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为较重等次违法行为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

质量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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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给予该单位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改正伪造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

2、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50%的罚款计贰仟伍佰元正；

3、没收违法所得伍佰元正；罚没款合计：叁仟元正（3000.00元）。审理人员(签字)：

案件审理记录篇2

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是建立在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基础之上的, 建构在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能够与民事诉讼的特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整合, 从而导致了再审制度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紧张和冲突, 现行再审制度运行中的若干问题大多源于这种紧张和冲突。虽然民诉法的修改对审监程序进行了修正, 但是构建更为科学的再审之诉制度仍然是民诉法追求的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 应当将再审制度的基础置换为再审诉权, 将再审制度建立在再审诉权的基础上, 按照诉的原理建构再审之诉。这种置换与重构不仅符合民事诉讼特性, 也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要求。对于这个论断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因此不便展开论述。不远的将来我国有可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再审之诉制度的理念来指导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工作, 以使我们的再审程序更具有科学性。

再审之诉具有二元性, 但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唯一性。再审之诉与普通诉讼不同, 普通诉讼法院只需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法院直接面对的就是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在再审之诉中, 法院必须首先对当事人有无再审理由进行审理后, 方可能转入对当事人原先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 再审之诉的这种构造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阶段性, 即第一阶段为再审理由有无进而是否废弃原判决之裁判。第二阶段为对原诉讼之诉讼标的之裁判。这种阶段性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程序递进关系, 它体现并服务于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1]依二元论设计再审程序, 能突显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 符合再审之诉之制度功能, 另一方面, 再审程序阶段性的特点, 使当事人在不存在再审理由时, 不必进入对原诉讼的审理, 从而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 有学者主张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二分肢说。也有学者认为:再审事由是再审之诉的诉讼要件之一, 法院虽然要对是否存在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但并非法院要审查的事项都是诉讼标的。考察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一个基本点是要看再审之诉中, 当事人所要诉求的究竟是什么, 当事人的基本诉求才能构成法院在整个诉讼审理的核心, 否则就丧失了“标的”的基本含义。当事人的根本诉求并不是寻求撤销原判决, 而是通过撤销原判决, 最终实现自己权利的救济。因此要求法院对原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审理裁判才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将法院所有要审查的事项都作为诉讼标的, 必然导致诉讼没有标的, 没有核心和重心。诉讼是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又有不同的阶段, 显然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目的, 法院审查的事项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有机连结的诉讼程序总是有一个诉讼标的贯穿于其中, 成为法院所要裁判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赞同单一诉讼标的论的观点。

在再审之诉的制度下, 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对于审理范围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再审之诉制度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在对待处分原则时, 一般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认可处分原则的作用: (1) 民事诉讼只能因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开始, 因当事人自主的撤诉行为而结束。没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不告不理”原则就是处分原则的体现。上诉程序的启动也是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后, 没有向第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 第二审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第二审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 是在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下才能开始。 (2) 诉讼程序开始后, 原告可以放弃诉讼请求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双方可以自行和解, 也可以提请调解, 并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3) 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事项法院不能作出裁判。即审判对象由当事人决定。[2]

在再审之诉制度下, 当事人提出何种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是,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 这既包括实体上, 又包括程序上的, 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 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 应当予以否定。为实现终局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 从而保护当事人获得公正的裁判, 就必须以完善、合理的程序制度作为其程序基础。民事诉讼中设置审级制度, 其目的就在于当一审法院对争议案件经过审理并作出裁判后, 如果该裁判因存在瑕疵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当事人可以借助于行使上诉权, 通过上诉审程序以便从程序上保障将来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具有正当性。但是, 即便这样, 也可能因法官的认识能力、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以及诉讼事件的时间、空间等原因而导致终局判决不具有正当性, 为使受不正当终局判决损害的当事人的私权利益得到应有的程序救济, 再审程序制度的设置非常必要, 其目的就在于直接否定欠缺正当性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由此可见, 现代法治理论所确定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裁判的理念, 必然决定了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成为构筑民事再审制度的程序目的。[3]由于再审之诉制度同时具有审查原审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要求。因此, 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范围, 对于超出原审诉讼主战的诉求不应在再审案件中进行审理, 否则就无法判断原审案件的正当性。因此, 当事人的处分权相对普通程序而言,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 限制并不意味着处分原则的排除。

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用再审之诉的理念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使再审案件的审理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

下面根据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的不同, 分别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进行探讨。

(一)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从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上有以下三种情况:法院依职权、检察院抗诉和当事人申请。

1、首先来看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民事再审程序。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而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院首先启动的是再审申请审查制度, 经过合议庭的审查和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如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再审条件, 法院作出提起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案件便进入了再审程序。审判实践中, 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提起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那么, 进入再审程序后, 对此种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呢?前文已经讲过, 在民事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处分权依然是发挥效力的,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不是法院进行审理的范围。因此, 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当针对再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双方没有争议的部分, 属于无争议的事实, 再审中可以直接确认。

当事人在诉讼中要求变更原审诉讼请求的情况的处理:当事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 本来是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内的权利。但是, 在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此项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因为, 再审程序不仅要审理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且要对原裁判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如果完全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而变更了诉讼请求, 也就无法对原生效裁判的正当性进行恰当的判断。因此, 在再审中, 如果当事人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 应当审查原审期间当事人是否提出过变更诉求的请求, 如原审中已经提出, 而且原审法院依法应准许而未予准许, 那属于法院的审理工作的不当之处, 因而对其请求应当允许。如果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提出或者虽然提出但是依法不应变更的, 在再审中, 法院就不应当允许其变更, 当然,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讲, 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 则不予准许变更。

2、再审程序的设置具有纠错与救济的功能, 在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者本院院长依职权启动再审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中, 如果有明确审查意见的, 对于审查意见也应当进行审理。法院依职权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因此其再审审理范围基本上与依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的案件一致。当然, 如果原裁判具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的, 法院的审理范围此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争议范围。

3、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将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当然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种情形。但是, 实践中, 由检察院主动依职权去对法院的裁判进行审查监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绝大多数检察院抗诉案件的来源也是由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由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诉理由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再审。但是, 因为检察院的抗诉行为具有法律监督的效力, 而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目的就在于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 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 就应当审查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是否能够否定法院裁判的正当性。所以, 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再审案件应当对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进行审理。但是, 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仅仅是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有可能引起不当裁判的因素, 而不得含有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 更不能代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 否则有违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处分, 法院据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进行审理。

(二) 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1、原生效裁判为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范围确定方式同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内容, 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诉求的范围不得超过原一、二审的诉求。

2、再审上诉案件。根据立法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的上诉审采取的是续审制的审理模式, 是以第一审为基础、加之第二审中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作出二审裁判的一种模式。在确定上诉审审理范围时, 则应当以一审的审理范围为基础, 结合当事人上诉后提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因此, 二审的审理范围一般不应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上诉人超出一审审理的范围之外, 又提出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的, 上诉审可以不予审理。按照处分原则, 一般情况下应当按上诉请求范围审理。但是也有例外情形, 如果上诉请求的范围与再审一审的范围不同, 应当将其上诉请求限制在再审一审的范围内。

审判实践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1) 一审处理中有明显的错误, 当事人对此未提起上诉, 能否作为二审审查的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 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请求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 实践中应当掌握的是:第一, 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的, 即使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没有提出, 二审也应当依职权对一审处理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第二, 对于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严格把握, 主要是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侵害了第三人的或社会公共的利益。 (2) 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纳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一审判决内容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对此应把握的是, 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 在答辩状中或在开庭审理阶段提出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内容, 要求变更或撤销的, 一般不予审查。但是, 如果所提出的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应予审查的问题, 如一些程序性的错误, 或者是一审的处理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 此时, 被上诉人的诉请也应列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 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其一, 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其二, 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前已述及, 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 一般有保护权利与解决纠纷说之对立。主张保护私权说者, 强调按照实体法律规范所定的权利作为当事人主张和法院裁判的根据。在诉讼标的的范围上, 以法院裁判所确认的实体权利为其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范围一致。主张解决纠纷说者, 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诉讼经济原则。在诉讼标的范围上, 均以诉的声明为准;但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 则或认为裁判标的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一致, 或认为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有关。[4]就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国情的背景下,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合理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利益”为目的。这一定性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也顺应了我国现阶段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人民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同时,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发挥程度、法官素质的高低以及大众法律意识和诉讼观念等情况来看, 目前, 我国的民事诉讼政策更应侧重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 在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问题上, 应当坚持处分原则的适用,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不受到非法和不当的限制, 在此基础上, 结合再审程序的特殊性质,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作一定的合理限制, 以充分体现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海生著.论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7卷第2期 (总第73期)

[2]张卫平著.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

[3]杨秀清著.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阐释.河北法学.第22卷第5期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问题研究篇3

关键词：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模式

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内涵及类型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相对人与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而引起的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两者是不同性质的诉讼形式。不同种类的诉讼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当事人提起诉讼必须归属于一种诉讼类型，受运用于该诉讼类型的诉讼法的支配。[1]由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使得普通的行政争议因交织着民事争议而变得比较复杂，从而出现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的交叉问题。具体而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是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时存在均需解决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两个争议在法律事实上互相联系，处理结果上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的案件。[2]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中争议之间的主次关系为标准，可以将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民事主导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民事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中，只是因为行政行为的介入，使得民事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类案件中，民事纠纷的解决认定，直接决定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2.行政主导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在同一案件中存在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的诉讼。在此类交叉案件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并存，但是行政争议是诉讼的核心，民事争议作为附带问题出现，两者在事实上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民事争议的解决依赖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3.民事、行政并重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这类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也不影响另一案的处理。

二、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的司法现状

由于欠缺关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明确法律法规，导致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审判程序、适用法律、裁判结果上都存在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审理模式：

1.先行后民的审理模式

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审理模式，这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行政行为的社会公益性优先于民事个体利益体现在司法程序上的结果[3]。在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以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能否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的处理，因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非经过法定程序撤销，否则都具有法定效力，民事审判无权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能认同为合法有效，这必然导致法院的两份裁判自相矛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诉讼作出了裁决再恢复民事争议的审理。

2.先民后行的审理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涉及行政确权行为中发生的纠纷，比如颁发房产证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当一方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行政交叉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都先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权属确定后，再依据民事审判结果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要求行政机关履责的判决。

3.民事、行政分别进行的审理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行政诉讼，又可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是一种诉讼竞合。两种诉讼可由当事人选择进行，也可同时进行，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分别作出裁判。

4.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模式

这一审理模式，是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在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纠纷。这一审理模式的适用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一条，这一审理模式大大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诉讼成本，体现出法律的统一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上述的几种主要审理模式，由于立法滞后，无法构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完善的体系制度，使得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随意性和无序性，造成此类案件审理的困境。这样既浪费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又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因此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三、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的模式选择

由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比较复杂，类型多样化，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地适用统一的程序。要想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必须按照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审理模式。

1.民事主导型案件的审理模式选择——“先民后行”审理

对于民事主导型案件，有学者提出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学者提出将此类案件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笔者认为，针对此类案件，可以采用 “先民后行”的程序来审理。

如王某是刘某的保姆，刘某写“遗赠协议”将自己的房产赠给王某，王某依据此协议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刘某的亲属不服。该案中刘某的亲属可以提起两个诉讼：一是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审查“遗赠协议”的真实合法；二是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房屋登记部门的过户登记。这两个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房屋产权登记是根据“遗赠协议”作出的，我国房屋产权登记实行的是形式审查原则，在法院没有对“遗赠协议”的真实合法进行审查确认前，行政诉讼是难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以下两种审理情形：其一，刘某的亲属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该行政争议的解决依赖于另一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中止行政诉讼，告知原告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其二，刘某的亲属提起民事诉讼，待法院判决后，再行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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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先民后行”审理模式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交叉性；第二，行政案件的处理需要以民事行为是否合法为依据，对相关民事行为的审查结果直接影响了行政案件的裁决结果。

2.行政主导型案件的审理模式选择——一并审理

“一并审理”又被称之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受理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民事争议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一同判决的诉讼制度。[4]这一模式法律依据来源于《解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的特点是：首先，一并审理并非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简单相加，二者之间是主诉与从诉的关系，行政诉讼是主诉，民事诉讼是附属诉讼，法院对行政诉讼的审理直接影响着民事诉讼部分；其次，全面审理，法院对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都要作出法律判断，对具体行政行为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民事争议也要做出相应的法律裁判。

3.民事、行政并重型交叉案件——分案审理

严格来说，民事、行政并重型案件，并不是属于民事、行政案件交叉的情况，而只是存在某一方当事人的重合，或者基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或某一事实的发生，此类案件中两个诉讼之间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审判结果互不影响。因此，对于这类案件，法院应当由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

四、结语

对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中虽然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但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系统的规则。本文重点对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类型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种模式的选择，一项制度的建立还是需要不断探讨完善，故此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对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进行修改，把民事、行政交叉案件问题加以考虑，为建构全面系统而灵便实效的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机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邓辉辉：《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根据之比较》，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第136页

[2]许尚豪：《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诉讼程序研究》，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3]吴偕林：《民事、行政救济程序交叉问题之解决》，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7期

[4]王兆雷，姬忠彪：《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若干法理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28日

案件审理记录篇4

促进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精细化

近年来，我局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认真落实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各项要求,牢牢把握案件审理这个中心环节，做深、做细、做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促进了稽查工作向深度、广度方面拓展，充分发挥审理监督职能，加强了税务案件查处过程的监督和制约，提高案件质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基本情况

2006年以来，我局共审结重大税务案件32件。重大税务案件审结率占上年立案案件的11.3%,占上年查结案件的11.6%，审结案件共应补税、罚款728万元，其中补税481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处的涉税犯罪案件11件。经审理发回补证、重新调查17件，查增税额1500余万元；改变稽查部门处理意见12件。在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税法的严肃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主要做法

（一）规范审理程序。一是规范案卷资料管理。采取纸质卷宗与CTAIS征管系统电子档案同步，对案卷资料的移送、返还实行专人负责制，建立交接手续。同时，严格按规定的工作时限，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理工作，做到不拖、不压，提高了审理工作效率。二是充分听取相关意见。案审办对稽查局报送的审理案件进行严格的初审，对发现的疑点和问题作好初审记录，并及时同稽查人员、审理人员进行沟通、探讨,听取检查人员的阐述；对政策不明确的业务问题主动与相关科室进行沟通，充分听取业务科室的意见或请示上级市局，提出拟处理意见，力求使所审案件稳妥高效。三是规范补证程序。案审办在初审过程中，对只需就有关文书稍加完善的有关细节，一一例出具体内容直接交稽查部门作进一步完善，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数字不准的案件由审理人员通过CTAIS征管系统《补充调查通知书》的形式列明错误原因，提出整改意见，经领导审批退回办案人员补证或重新调查。四是坚持集体审理。对所有案件，始终坚持通过案审会议进行集体审理，区局不定期召开重大案件审理例会，事先由案审办将应审案件的违法事实、纳税人陈述意见、稽查部门审理意见、案审办审理意见及分歧意见等上挂区局行政管理系统会议平台，提请重大税务案件委员会成员进行审阅,择时召开案审会议，对每一具体的涉税行为事实、证据、情节、处理意见和建议都进行充分讨论和表述，形成审理决议。2006至2007年，召开会议16次，充分体现了集体会审的要求，逐级审理把关，为提高税务案件质量奠定了基础。

（二）突出审理重点。一是注重执法文书细节审查。严格对照表、证、单、书使用、填写规范，审查稽查卷宗中的税务执法文书使用情况，判断调查取证是否符合相关程序规定，是否合法有效。二是注重人民来信举报案件审查。审查举报内容检查是否到位。三是注重调查询问笔录审查。主要审查记录内容的完整性，记录内容与检查情况是否能够相互佐证，是否符合证据要求，判断调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四是注重纳税人陈述申辩材料审查。主要审查稽查部门对纳税人陈述申辩材料的采信程度；对纳税人的质疑，稽查部门有无足够的证据予以排除。五是注重稽查部门初审意见审查。审查稽查部门拟处理意见的合法性、合理性。

（三）实施精细审理。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既是强化税务行政监督，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税务执法规范运行的重要保证。为此，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始终坚持从细、从实、从严，把好 “五关”，确保税收执法的质量。

一是把好事实关，提高稽查深度。在审理中我们注重把握事实的确凿性、时效性和合理性，将稽查报告、税务稽查底稿与纳税人的书证、言证等材料逐项进行认真细致的对照，做到证明一个案件相应事实的各项证据在逻辑上相互协调一致，相互印证。同时，还根据纳税人的经营规模，经营方式来把握事实的可信度，运用正确的逻辑联系，来抓好认定审理工作。凡是事实不清、存在疑点的，一律退给稽查人员补充调查，促进了稽查工作向深度、广度方面拓展。2006年底，稽查部门移送了某公司帐外销售匿报应税销售收入231万元偷增值税33.64万元违法案件，经案审办审理后认为，稽查部门对涉及的购货方未进行全面调查取证，仅抽取四家购货方进行调查，4户企业分别提供一份书面证明，对资金结算、购货日期、发票开具、财务处理等情况未作详细调查说明，真实证据缺乏；案卷资料中所附“应收发票税金明细追踪表”记载内容，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嫌疑，稽查深度不足。为此，要求稽查部门重新调查。后经查，该企业隐匿销售收入7135万元，查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1542万元，并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行为，主要涉案人员已依法刑事逮捕。二是把好法律法规适用关。对每一个违法事实所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条款进行认真审查，做到全面、准确、规范地引用有效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条款。通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对少数检查错误的案件及时予以纠正，避免了税收执法错误。如：对某金融企业的所得税检查中，由于检查人员对营业厅装修已取消的审批项目误认为需报经税务机关审批，错误的判断企业需调增所得额，对企业作出补税的处理，通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及时予以纠正减少补税额9.77万元，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把好处罚关。规范税收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制定《行政处罚标准》。充分尊重纳税人的陈述权、申辩权、告知权、听证权等。严格把握税收征管法关于偷税行为的认定界限，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全面详细分析案情，不放松每个细节，慎重确定案件性质，保证处罚的公正、公平。2006年、2007年，因是定性不准、处罚不当和未按同类案件处罚相当原则等调整处罚11户次。

四是把好数据计算关。在审理案件时十分注意审核查补税款、罚款的计算和涉税调整额、税款所属期限等正确性，根据有关数据之间的相互控制、相互制约的原理，对各项数据逐项、逐笔复核验算，认真把关，做到准确无误。如：某公司取得虚开的货物运输业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所属月份分别是2005年11月、2006年1月，而稽查人员在《税务稽查结果明细表》中认定为2005年9月、10月，多计算滞纳金1500余元。五是把好税收执法文书关。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规定，按照适用对象与条件、使用程序与权限、填写标准与要求制作。根据CTAIS岗职体系要求，对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环节制作的“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税务文书行为主体认定，重点把握适用法律依据是否准确，违法事实、理由、依据是否完备、有无随意简写，力求文字清白、数字准确，确保程序、时限执行到位。对卷宗中其他文书的日期填写、签名、印章、程序等细节问题加大审查力度，确保细节问题上无差错。

三、几点体会

（一）落实制度是做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基础。我们把落实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作为工作基础，以市局审理办法和规程为纲，从细节抓起，确保落实。适时调整重大税务案件标准。坚持每年对上一年查处税务违法案件情况进行摸底测算，严格按照年审理案件不低于10%的要求及时调整。建立审理案例分析制度。定期开展案例分析，对疑难案例作为以后出现类似问题的判例依据，着力研究解决日常税收管理中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充分发挥“以审促查”、“以审促管”的作用。落实重大案件跟踪制度。对重大案件的执行情况由案审办公室实行跟踪督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案件执行。严格责任追究。将审理工作纳入区局工作目标考核，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存在程序不规范以及移交审理的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生退回或补证的情形，均依照规定进行考核扣分，以确保每个工作环节的精细化和规范化，为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审理人员素质，严谨细致是提高审理工作质量的保证。审理工作需要较强的综合业务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案件审理质量。因此，审理人员要加强学习，树立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坚持精细化操作。工作中，我们按照市局的相关要求，在“严”、“细”、“准”上下功夫，做到制度执行严格、工作态度严谨，对稽查卷宗达不到审理要求的该补则补、该退则退，无论是违法事实认定还是执法程序操作、证据收集，无论是新送卷宗还是退补卷宗，都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工作。据统计，二年中退补卷宗17件，补证通知的内容近77项，先后退补二次以上案件2件。

案件审理工作程序篇5

一、受理

受理的任务是审查案件是否符合审理条件。

在受理中，应认真审查案卷材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备。材料不齐全，手续不完备，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送审部门或有关人员补办手续和补报材料。

执纪审查部门向案件审理部门移送案件材料时，应填写《案件移送审理登记表》，一式两份，移送部门和接收部门各存一份。

司法机关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决定书后移送的案件，直接作程序性立案后，进入程序性受理。

二、指定审理人员

收到移送审理的案件后，分管负责人指定审理人员。一般案件应由两人审理，一人主审；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应组成两人以上的审理组进行审理，并确定一人主审。

根据查审分开的原则，执纪审查人员不得参加案件的审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人员应当回避。审理人员的回避，由分管领导决定。对审理人员的回避决定作出前，审理人员不停止对案件的审理。

审理人员根据需要，可在执纪审查工作开展后，适时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开展审理工作。

三、审阅案卷

审阅案卷，要先粗后细，先全面后重点。首先对案卷材料粗略地全面审阅，以便对案件的全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如受审查人的基本情况、主要的错误事实以及呈报或移送单位对该案定性处理的意见等。然后，以执纪审查报告为主线，以证据为本，根据执纪审查报告认定的错误事实，对照证据材料及其定性处理意见进行重点审阅。

（1）要着重审核执纪审查报告和错误事实见面材料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弄清楚全部错误事实的经过，弄清楚受审查人有哪些错误，每一错误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后果、本人应负的责任，以及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2）要审核鉴别证据是否真实，是否与案件有联系，来源是否合法，证据是否充分，是否能把案件事实证明清楚，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是惟一的，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有了矛盾是否能得到合理排除。

（3）要审核案件的定性是否准确，是否符合违纪构成的要件。适用法律法规是否公正有效，用语是否准确严谨。（4）要审核受审查人员是否应该给予处分，是否有从轻、从重、减轻、加重的情节，所给的处分是否恰当。如不恰当，要提出处理意见和依据。

（5）要审查执纪审查案件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履行了规定的手续，在执纪审查取证过程中是否采用了非法手段等，切实做到实体与办案程序并重。

（6）审理中，如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应经过有关领导批准，由退送审部门个别补证或补充执纪审查。如对执纪审查报告中所认定的事实有重要改变，应及时报告领导，并与受审查人所在单位、组织联系。

在审阅案卷过程中，审理人员还应做好阅卷摘要或笔记，重点摘录一些与错误事实有关的重要证据材料，及时记录在阅卷中所发现的疑点或矛盾之处，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理能力和水平。

四、审理谈话

审理谈话是案件审理程序中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与受审查人再次核对错误事实，听取本人意见，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

在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处理及办案程序等环节进行全面审核后，应当与受审查人进行审理谈话，听取其陈述或申辩，并做好谈话记录。特别是要给予撤职以上重处分、本人意见大、案情复杂以及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内部分歧较大的案件，必须派专人与受审查人谈话。

审理期间，承办人发现主要错误事实有出入或有新的错误事实的，经执纪审查部门确认后，重新或补充制作主要错误事实再见面材料，经分管案件审理工作的领导和分管案件检查工作的领导同意，与被审查人见面，由其签署意见。

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当案件涉及到专业技术或具体业务政策规定时，审理人员应征求有关部门意见。若以这些部门的意见作为定案的依据，应有它们出具的正式书面材料。

六、草拟审理报告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前提下，审理组应认真把握违纪人员的主体、主观方面和客体、客观方面等违纪行为构成要件，严格按照违纪构成要件对违纪事实予以准确定性，依照党纪条规提出适当的处理意见。在此基础上，由审理人员根据审理组的意见写出案件审理报告的初稿。

七、集体审议

集体审议是指审理人员在对案件进行审核后，案件审理组对审理人员草拟的审理报告进行集体讨论，审核案件的事实、证据、定性、处理，并提出审理组的结论性意见。若审理组与执纪审查组意见不一致，应向纪委机关领导报告。

八、形成正式审理报告

审理人员根据集体审议的结论性意见修改审理报告，形成正式审理报告。

九、党支部大会讨论

对违纪党员处分，一般应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讨论前，应将执纪审理核实的错误事实、定性意见以及给予何种处分的建议，一并向党支部大会介绍清楚。无特殊情况，应通知被审查人到会作检查或申辩，也允许其他党员为其辩护。经党支部大会讨论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党支部大会决定。在支部大会讨论时，要做好会议记录。

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党委、纪委可以不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有权直接决定给予违纪党员纪律处分。关于“特殊情况”的解释，见中纪法复［1996］2号文。

十、逐级请示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基层党组织应将党支部大会的处分决定、支部大会会议记录及其请示逐级向上请示。

对下列情况，有处分权限的纪委必须向上级纪委请示后方能处理：（1）按规定应开除党籍，因为某些客观原因准备留在党内的；（2）纪律处分与同级党委有重大分歧意见的；（3）犯有多种错误量纪标准难以掌握的；（4）错误性质把握不准的；（5）其他需要请示的情况。

十一、审批

1、党纪案件，由市纪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作出处分决定（处理决定）。案件审理部门可代为起草批复，报领导签发。

2、对政纪处分，将处分意见直接上报有批准权限的行政领导，经监察局局长办公会（市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后作出处分决定。

十二、制作处分决定书

凡给予党员、党组织处分的，均需按批复以文件形式制作处分决定书，不应用批复代替党纪处分决定书。在处分决定书中，应写明该处分决定的生效日期；落款之前需加上“如不服从本处分决定，可依照规定向本委或上级党组织提出申诉”的表述。

十三、送达

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组织，在接到上级党委、纪委对该党员处分的批复或处分决定书后，应在一个月内向受处分党员本人宣布，将处分决定书送达本人，并让其在需归档的处分决定书上签署意见后收回上报纪委。因找不到受处分人，一时无法送达本人时，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组织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按批准权限报上一级纪委备案，待可以送达时立即送达受处分人。

十四、宣布

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组织，在接到上级党委、纪委对该党员处分的批复和处分决定书后，应在一个月内，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宣布执行。

十五、抄送备案

处分决定、批复应及时抄送有关方面：给予党纪处分的，抄送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给予党员的处分决定中，有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和给予其他行政处分时，应将处分决定送党外有关组织；仅给予政纪处分的，应抄送组织人事等部门；需上报备案的，应及时上报备案。

十六、执行监督

处分决定书一经下达后，审理部门要对送达、宣布、抄送（报）等执行程序的实施情况进行执行监督。如检查处分决定书是否进入受处分人的人事档案，其工资待遇等是否已作相应处置等。受处分人所在基层党组织，应在宣布处分决定后及时将执行情况填写《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报告表》报纪委审理部门，归入到受处分人的案卷中。

十七、归档违纪案件处理完毕后，先由审理人员对审理案卷进行检查，检查无误后，经纪检机关分管领导同意，按中央纪委、国家档案局有关要求立卷归档。

十八、案后工作

1、案件结束后，应写出符合规定的分析报告；对结案的重处分案件，应进行领导责任分析，提出是否要追究领导责任的意见。同时，要将分析报告、责任追究意见报送本单位领导以便及时采纳。

2、案件结案后，应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及时予以通报，对党员和干部开展典型案件警示教育。

3、对受处分的党员、干部要坚持回访教育，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树立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危险驾驶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篇6

一、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理情况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酒驾入刑以来，我院受理危险驾驶案件210件，结案202件，无上诉。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1、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中规定对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等八种情节的应当从重，但从重处罚的标准如何掌握，上级院应当予以指导。同时，原酒精含量标准已经不符合该《意见》的酒精含量标准，上级法院应当结合该《意见》变更量刑指导意见。

2、上级法院指导意见中对于酒精含量所适用的酒精含量幅度标准不一，拘役一个月的是80到120，二个月是120到180,三个月是180到240，四个月是240到300，五个月是300到400，六个月的是400以上，可以看出拘役二个月到四个月的刑期均是以增加60毫克为一个参考值，而拘役五个月也应当以60毫克为参考，超过360毫克的应当判处拘役六个月。

3、目前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酒精含量高的量刑轻的情况，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人酒精含量高且又发生交通事故，但因其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对方损失，法院会将上述情节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实际量刑中会与酒精含量低而没有发生事故的被告人的刑期相同，达不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危险驾驶罪作为危险犯，只要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起刑标准其就具有人身危险性，如果造成交通事故应当作为从重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没有把危险驾驶罪作为量刑规范化的罪名，所以在具体量刑时关于量刑幅度是否应用百分比进行调节。

案件审理记录篇7

1911年沈家本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第一本民法典草案,虽然未来得及施行,清王朝的统治便崩溃了,但是也为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法典提供了参考。在1912至1930年间,政府在民法上继续援用了《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这也是这一时期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因为民初遗产多为田宅,更有涉及到土地买卖的事件,所以《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中的服制与田宅门便成为了此时遗产纠纷案件判决的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上诉制度方面,则试用了1910年编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江苏省民初这一段时期在民事上诉方面所采用的便是这一诉讼律草案。

2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具体审理

这里以两则案例为例,一则是1912年9月14日到1912年10月8日的“张发甲与冷德松遗产纠纷上诉案”,本案主要涉及到住宅的继承问题,张发甲在9月14日供述中说了争执的理由,首先便是因为“兄名发科,是我父亲的养子,不是我母亲生的”,而“我兄没后,嫂冷氏遂回她母家居住,嫂前有遗腹”承认了此时遗腹子对于兄长财产拥有继承权,但后来遗腹子死亡,发甲便要求兄长的遗产归自己代管,等自己娶亲生子以后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兄长,从而使得兄长这一脉不断绝。本案在前清江宁县断过案“惟前清江宁县,将房断与我嫂,是叫伊守节抚孤,不得自由典卖”,随后律师也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将来发甲娶亲生子亦可继续发科”,要求发甲取得遗产继承权,随后承发吏调查了发甲有没有亲戚并做出了报告书,在9月16日的供述中,发甲不仅加入了自己学生身份一节,而且怀疑被告一家故意谋死遗腹子来争取房产,企图扩大本案的影响,双方证人随后做出了结状,在9月30日的判决中身旁管承认了发甲对于兄长财产的代管权,允许发甲娶亲生子后让儿子继承兄长的财产,随后双方并没有进行继续的上诉。

另一则是1912年11月23日到1913年6月4日的“姚蓝氏与姚志森等遗产纠纷案”,本案主要涉及到土地的继承与典卖问题,是民初上诉中比较频繁的问题,1912年12月14日姚蓝氏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本案曾经在审判厅没有成立时在民政长处裁决“窃氏于本年春季在民政长案下,呈控”而被告等人“于句地审判,成立之后,施其运动能力,到厅控诉,改在审判收案翻断”,双方互控缘由是姚蓝氏父亲与弟弟曾经典卖给被告土地,数十年间未曾赎回,而“审判厅援照暂行民律”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姚蓝氏疑惑“即卖田产岂有年久不准回赎之理耶”,本案过程中因为宁城战乱而停滞过半年,在1912年11月23日,地方审判厅判决书副本才送到,副本从暂行刑律中民事有效部分进行法理上的说明,而且也从情理上询问了全村耆老随后判决土地归被告所有,在姚蓝氏1912年12月17日决定继续上诉以后,高等审判厅要求地方审判厅移送案卷材料,在1913年5月13日,被告递交了辩诉状,1913年5月14日,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言辞辩论,最终判决决定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土地收归被告所有。被告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可以说明在民初关于土地典卖超过30年即归收典人所有的政策得到了严格执行。

3 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特点

3.1 上诉时间跨度大、翻案多

因为遗产的持续时间很长,而清前代中期遗产纠纷诉讼案件跨度很久,所以导致人们几十年后才进行上诉的现象在民初表现地很明显。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战乱不断,原本的土地归属容易产生混乱,特别是家族中逃亡人员的土地归属问题,比如1913年11月12日到1913年12月25日的“闵灼恺告闵欣氏遗产纠纷案”中,因为家庭中三弟外逃,所以家族对三弟的土地处理便产生了矛盾,大哥家里一直保管土地却暗地私吞,二弟妻子知道后不服提起了上诉。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政策的转变与严格执行,在清前中期法律上规定超过30年的土地不准回赎,但民间并未严格执行,民间活买活卖土地现象十分严重,而在提起诉讼之后地方官经常考虑双方贫困状况然后进行有利于贫者的判决,在上述案例中,姚蓝氏在民政长处提起诉讼得到了支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地方审判厅成立以后,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则使得原有的判决无法得到支持,对原先判决不满的人纷纷提起上诉,请求法律严格执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维护。这一方面使得土地流转加剧,另一方面也制止了活买活卖现象的猖獗。

3.2 民众身份平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临时约法第五条便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在清前中期妇女不准参与公堂,如果要参与的话必须要有被告代替出堂,但在民初却不一样,妇女可以自由参与判决,如上述案例中姚蓝氏自己进行了上诉与答辩,并没有让自己男性亲属担任抱告,甚至可以说女性的身份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种优势,在上诉状中用自己女性身份进行“自我道德化”的表述,突出自己的无力与对方对自己的欺压,也成为了民初女性上诉的一种理由。

3.3 法律意识觉醒

不仅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社会中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清前中期,民事案件对地方官员来说是琐事,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到民初,清末修订的民事条例正式得到了施行,虽然在最开始因为不了解上诉的程序,民众上诉直接被驳回的很多,但是到了1913年以后,上诉的程序便逐渐被民众所了解与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也得到了民众的重视,律师制度与权利也得到了规范,比如“庭上一切之陈诉、民法九八之特权”,在得到了律师的帮助以后,在上诉状与辩诉状中,对于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所要求权利的法律依据便可以直截了当地看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

4 对民初江苏遗产纠纷上诉案件的评价

遗产纠纷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以往历史中,遗产纠纷中看重情理的方面很多,偏向于弱者的判决占大多数,甚至很多作为案例被流传很广,突出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在民初的江苏地区,清末修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有效部分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其中的上诉程序也得到了严格地履行,这是中国同西方的程序正义制度的第一次融合,改变了传统中国“刑事靠法律,民事依习惯”的印象,并且逐步将中国实际跟西方法律结合起来,教化了中国人民的法律意思,对于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段晓彦.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J].法学研究,2013,(05).

[3]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辛亥前后南京司法判案实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破解篇8

关键词：刑民交叉；刑事优先；民事优先；刑民并行

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一则案例出发，从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定及处理原则出发，细化到“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的司法处理”这一更为具体而实际的命题，提出对刑民交叉案件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以及“刑事优先”应有限适用，这不仅能保护当事人的民商事合法权益，同时也能及时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2000年7月20日，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以下简称丙代理处）与丁公司签订《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一份，约定：丙代理处卖给丁公司三年期国库券900万元，并于同年12月31日以1020万元价格回购上述国库券。该合同加盖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张某”私章。同日，丁公司通过“A工厂”的银行账户，按合同约定向B银行甲市C支行“丙代理处”账户转账付购券款900万元。同月28日，丙代理处给丁公司出具《国债代保管凭证》一份，该代保管凭证仍加盖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和经办人“张某”私章。同年8月11日、12日，丙代理处将上述账户中的900万元以“购券”名义向戊公司汇付900万元。同年12月25日，丁公司向丙代理处催索将到期的回购款。丙代理处当天派人去B银行甲市C支行核查账户，发现该账户系凭圆形“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财务专用章”于2000年4月5日设立的一个存款账户。该国库券回购合同到期后，因催款未果，丁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乙证券部、丙代理处返还购券款900万元、合同回购款90万元及逾期利息102万元并由乙证券部、丙代理处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另查明，张某系丙代理处驻甲证券交易中心席位交易员。因另案涉嫌金融诈骗，于2002年3月10日被公安机关通缉。本案一审期间，甲市证券交易中心于2002年4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丙代理处在该中心预留的印鉴片，该片上预留的是“甲市乙证券部丙代理处业务专用章”和“葛某”私章。

再查明，2002年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甲市分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银发〔1997〕243号）《关于清理规范财政系统证券机构的通知》精神，于2002年以文件形式撤销甲市乙证券部以及各区、县代理处，原甲市乙证券部的债权债务由甲市国债服务部承接，各区、县代理处未经甲市乙证券部委托而自行开展业务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各区、县国债服务部承接。同年l0月，甲市国债服务部收缴封存了原甲市乙证券部丙证券业务代理处公章、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为长方形）三枚印章。

关于本案如何处理，一种意见认为，原丙代理处证券交易席位交易员张某用私刻的单位财务公章，以签订有价证券回购合同名义，通过其擅自在甲市证券交易中心场外设立的银行账户，骗取丁公司900万元款项后，分解处分给他人的犯罪嫌疑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乙国债服务部对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应裁定驳回丁公司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另一种意见认为，丁公司于2000年7月20日与丙代理处签订了一份《有价证券回购交易成交合同》，按该合同约定，丁公司将购券款900万元汇到了丙代理处，丙代理处也向丁公司出具了《国债代保管凭证》。该合同到期后，因多次催款未果，丁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诉讼。丁公司的起诉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应予受理。张某作为丙代理处的工作人员，其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丙代理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应通过实体审理才能依法决定。

该案应如何处理，涉及到理论界争议颇大的刑民交叉问题，具言之，更关涉到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时，民商事案件应否驳回起诉。其中，破解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或者对“先刑后民”进行针对适用则是连接所有问题的症结，该方式是我国法律及长期司法实践共同确立的用以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司法处理方式。从本质上看，“先刑后民”体现的是公益优于私权的原则，但随着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私权利越来越重视，原有的“先刑后民”的观念正经历由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的转变，“先刑后民”只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模式，并非绝对的天然法理。

二、厘清“先刑后民”的法意与适用价值

“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①其程序价值在于它可以保障在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同时，不放纵任何一个可能成立的刑事犯罪，在公权利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公权利，对私权利提供救济的民事诉讼活动应当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的需要，体现了国家利益保护的绝对性。

然而，我国传统法制以刑法为基本框架，刑法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凸显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将民商事纠纷通过刑事手段处理，同时不免造成有些公安、检察机关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或者是有些审判人员推脱办案，进而导致机械适用“先刑后民”，损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认为只要民商事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因素时，就应一概中止或驳回原告起诉，甚至不予受理，这与我国立法上以人为本的精神相背。

事实上，“先刑后民”只是一种司法处理方式，而非一项司法原则，不可绝对适用“先刑后民”。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具体适用原则是由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所决定的。“先刑后民”的立法本意，并不在于“优先保护一种利益而舍弃另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而在于从逻辑上讲，查清刑事责任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先导，此时才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司法处理方式。

三、破解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依赖——因案适宜而采用三种司法处理方式

笔者认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强调私权利和公权利要予以同等保护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更应将及时打击犯罪和及时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特别是民事经济利益放在相对比较平衡的地位上来进行考量。因此，在刑民交叉的情况下，除“先刑后民”之外，还有“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的处理方式，三者平行列于同一位阶。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应视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分别处理。如下：

（一）适用“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该类案件的特征是只有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后，才能正确分清民商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诉讼程序在刑事审判前已经提起或准备提起，且民商事纠纷本身涉嫌犯罪行为，而并非由犯罪行为派生出来的行为。如借款纠纷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借款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

（二）适用“先民后刑”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该类案件的特征是先审理民商事案件不影响刑事案件的审理或者只有正确分清民商事部分的权利义务关系后，才能查清涉嫌刑事犯罪部分的事实。故本文前引案例的处理意见当属后者为妥。司法实践中，适用“先民后刑”司法处理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类案件：

（1）案件事实已查明，犯罪嫌疑人虽未被抓获，但因其犯罪行为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且有财产被执行。

（2）涉案被害人数众多，法院在短期内无法查明所有被害人时，法院无法将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向所有被害人发放，被害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可根据查明的事实先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涉及产权、股权纠纷的刑民交叉案件。

（4）专利、商业秘密等涉及部分知识产权的刑民交叉案件。

（三）适用“刑民并行”司法处理方式的案件情形

該类案件的特征是刑事的审理与民商事的审理互不影响。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民商事纠纷案件审理的，民商事部分的审理不依赖于刑事判决的确认，依据民商事证据能够就民商事责任的承担作出处理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可以分开进行。

综上，在司法实践中，结合个案特点，具体分析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刑民并行”的不同案件及情形，成为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佳司法途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