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感想（通用8篇）
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谈及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历史意义时打了个比喻：“小平视察南方相当于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到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再一次跳上船头，把船的航向摆正。”起初当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发来绝密电报时，很多同志都认为小平就是来休息的。当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52层的旋转餐厅，他面窗而坐，俯瞰深圳全貌。他指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就要胆子大一点，要敢于试验，不要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的试。”
南方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关键词：南方谈话,内容,意义
一、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发表的。
1、国际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东欧诸国相继易帜剧变,苏联迅速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陷入低潮。世界两级格局彻底瓦解,“冷战”结束,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加之西方国家的不断渗透,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该走向何方,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2、国内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受到了政治风波的严重冲击,意识形态领域比较混乱,在国内同时出现了“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则一度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认为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这两种思潮本质上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否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已经退休的他决定要站出来,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南方谈话”。
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
1、基本路线不动摇,要管一百年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基本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当时,很多人反对改革开放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搞市场经济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们都没搞清楚,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中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5、要发展科技教育
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6、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都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了重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也强调了信仰问题。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南方谈话”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1、对于抵制当前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作用
目前,改革开放到了攻坚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生问题十分突出,道德开始出现滑坡,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极左的人利用这些问题和矛盾攻击改革开放,企图重新走“左”的道路。“南方谈话”给这些思潮以当头一棒,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只有坚定不移的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改革如逆水行舟,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走回去”都是没有出路的。
2、“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当前的改革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要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是反对继续改革的,用“改革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来攻击改革开放。然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力地回击了这些论调。对于外资比重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很多人很不舒服,认为这些都是搞资本主义了,但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都不背离社会主义,反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公有制发展了就有了与公有制进行竞争的能力,这反而会促进公有制的发展,以前公有制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竞争对手。外资和民营资本的确都要赚一些钱,也存在一些剥削,但是他们也要交税,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权在人民手里,这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3、对于解决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道路彻底否定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思想。现在很多人都主张用“吃大锅饭”的方式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鼓励农民进城,结果使城市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交通、医疗、教育的压力很大,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都是“大锅饭”的思想,不可取。小平同志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不是不顾现实条件让所有农民进城,而是先富的地区帮助贫困的地区发展,让农民留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城市问题,农村的问题也解决了。
4、对于我们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一直很重视科技教育,还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劳动力和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略了科技教育的作用。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否则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的现象。
5、对当前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坚定地共产主义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们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生。然而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念已经淡薄,在糖衣炮弹面前屈服了,走向了不归之路。经济越发达,共产主义信念就越要坚定,否则就会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抛之脑后,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
20年前的这个时候，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了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南巡”之路。
在这段途经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公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小个子的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方谈话”。
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气象。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正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只有改革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和发展，“稳中求进”，既要稳，也要进。
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因为没有了“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之虞，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极“左”路线）改革的共识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的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
因此，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首先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重温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的伟大变革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含义。但若究其核心，我们认为，精髓大致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原则层面，就是“解放思想”。改革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只要在方向上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就都值得做。所谓“摸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试了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应当认识到，利益格局的固化带来的思想固化，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导致不能应对新的发展与变化。
第二，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确，在小平“南巡”20周年后，改革开放的任务更加困难和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但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变。只要循着“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就能引导中国社会攻坚突破，迈向更大的成功。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凭着对中国人民深切的爱，以及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洞察，通过“南方谈话”推动了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让社会中的每个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民族就有真正的前途。这个质朴的道理，应当长久地昭示21世纪中国的前进之路。
十二年前的那个春天，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万字通讯，让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领略到了一代伟人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时的动人风采；让全世界关注中国发展的人们，聆听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隆隆潮声。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1978年，正是他为共和国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门，迎来了改革开放。在1992年这次看似平常的旅行中，他那带着浓重乡音却铿锵有力的话语再次响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扑面春风，又一个春天的故事，从这里拉开序幕，这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南方谈话涉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主要内容有可以分为6个部分，南方谈话的内容涉及多个层次和多个方面，从涉及中国深层次的问题着手，向长远发展，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读完《邓选》第三卷之后，我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没有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显示不出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先进性。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不能动摇：改革开放了这么久，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很迷茫，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也很迷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扫除广大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心中的谜云，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估计党的“十七大”会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重点。最后，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变：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对于南方谈话的其他部分的内容，有些也读印象深刻，象“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三个有利于”等等，对于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还是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的。
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系统，形成了科学体系。实践证明，南方谈话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进入了新境界。
作者：龚育之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05-12-21
本站发布时间：2005-12-25 9: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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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那一年，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一年，出版了两部重头的党史书。
一部是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的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此书有“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一章。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认为刘少奇的构想，实际上“也是发端于毛主席的理论”，“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在引述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之后，薄老认为，列宁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等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十一——六十四页）
同时，薄老在这本书里肯定毛泽东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批评，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是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所以“是很难巩固的”。他还表示完全同意历史决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结论，因为总路线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一五、二二九页）
另一部重头的党史书，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出版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同薄老的书观点相接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这一章中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一九五六年已经基本上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完结，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按我们现在的分析，这个情况
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四〇、三四二、三八三页）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章和全书结束语中，详细叙述和高度评价了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正规的党史教科书中，也许是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论述。
《七十年》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断，就是在讲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一章中，专写了一节“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两个发展趋向”的提法，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对这十年做出的一个历史结论。这样的结论已经蕴涵在历史决议中，《七十年》用更加鲜明的语言把它刻画了出来。它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框架：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把这十年探索中的错误的东西看作一条贯彻十年的错误路线。更没有把正确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错误都归之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如同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也没有把错误都归之于毛泽东而把刘、邓称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有些史家所简单化地主张的那样）。它肯定一九五六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和一九六〇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批评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它认为，“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十年探索中的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它的总结性论述是：“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这一番超越了过去“两条路线斗争”模式的框架的论述，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好评。当然，也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有些指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认为，“两个发展趋向”的概括是合乎这十年历史的。
但这个概括也有一个不足之处：没有用“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贯穿全部论述。其实，邓小平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同埃塞俄比亚总统的谈话中已经说过：“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说，邓小平已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度对过去的历史作了这样的概括。大概是因为
那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还没有编成，已出版的小册子中还不包括这篇，编写《七十年》时对这篇谈话中的这句话没有注意到吧。
回过头来看历史，这十年中积极的探索，如八大前后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三个为主三个为辅的设计、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点资本主义的思想，庐山会议以前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划分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界线、批评消灭商品的思想，调整五年中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先是从生产大队为基础退到生产队为基础，再退到承认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再退到把生产小队改称为生产队，二三十户大小的生产队（相当于合作化开始时的初级合作社规模）成为“三级所有”的“为基础”的“队”，都应该视为对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逐步纠正（虽然还不彻底）。而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共产风，则是明显地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呢？我认为也可以归入“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这十年（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被认为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渡时期”。
胡乔木高度评价了《七十年》，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题记》，又在出版座谈会上发言，称赞这本书“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讲到“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段历史比较难写，现在对这段历史不但提出了许多首次发表的事实，而且作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见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这“比较确切的解释”，应该说，就包括“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胡乔木把它称之为“夹叙夹议的议”，而且是“成片段”的“议”。
胡绳在同一个座谈会上进一步说：《七十年》“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词句，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哪些新意呢？胡绳特别说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六年“这十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这个新意。他说：“后一种（即错误）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六十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对，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见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一、马克思矛盾原理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 南方谈话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亦即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充分运用了这一哲学原理。
传统观点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因此任何对原有体制和经济模式的批评, 都被视为右倾思想受到批判。邓小平十分反感将马列主义教条化, 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 不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1]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开始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具体模式, 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原则, 又坚持从我国的实情出发, 从中国自己的个性出发, 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从总体上来看就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 国家长期贫穷落后, 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最大特点和国情。由于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阶段, 在这样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 就必须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 南方谈话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规律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 是反应矛盾诸方面相互关系的两个基本哲学范畴”[2]同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趋势和联系。斗争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以及互相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在两种制度并存的国际社会中,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必将长期存在, 二者成为一对充满斗争性质的矛盾体。具体来看, 欧美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和平演变”战略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改变。因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再搞二十年, 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后果十分严重”,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1]但是, 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由, 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体中还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同一性因素。其一,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全球化的进程加快, 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世界离不开中国, 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其二, 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某些有利因素并不矛盾。尽管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不太平,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 但和平与发展却也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我们的基本政策绝对不能因为国内出现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致的问题就改弦更张。“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 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 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 这些就是‘左’”。[1]在国内出现否定改革政策的声音时, 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上, 要求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保持坚定的信念, 要认识到我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正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矛盾, 体现了邓小平对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的把握。
(三) 南方谈话与主次矛盾规律
主要矛盾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对事物发展不起主要作用, 但是次要矛盾解决的好坏会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抓主要矛盾,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重视次要矛盾, 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主要矛盾。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果我们不发展或是发展太慢, 老百姓一比较就有了问题。所以,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我国的经济发展, 总要力争上一个台阶。当然, 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还是要扎扎实实, 讲求效益, 稳步协调的发展。”[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埋头苦干, 抓住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体现了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重视。与此同时, 邓小平也没有忽视对次要矛盾的解决。实际情况是,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带有封建落后腐朽性质的东西, 诸如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 尽管这些矛盾都是处于次要地位, 不会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大势, 但是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 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只有一手是不行的”,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扫除各种丑恶现象, 手软不得。”[1]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解决中国贫穷问题的关键, 而努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繁荣昌盛也显得极为重要。
二、南方谈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原理的中国化
邓小平认为,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如何精, 就是要仔细研读马列本本, 如何管用, 就是坚决反对将马列本本教条化。只有不断坚持将马列理论中国化, 才能做到“理论掌握群众”, 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充满了哲学思辨的味道, 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成功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经典篇章。
(一) 注重矛盾的特殊性, 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 特殊矛盾应处于优先地位, 因为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 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关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单单依靠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具体的实施主体, 而中国这一具体主体的属性内涵本身异常复杂, 具体表现是复杂的国情。这样, 从中国国情出发, 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矛盾特殊性规律的必然要求。然而, 物质的运动具有绝对性的规律告诉我们, 主体属性还存在着一个多变的特征。因而, 即使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它也只能是发挥如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一样的理论指导作用。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依旧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就自以为是, 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没那回事……每年领导都要总结经验, 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 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并不断地用实践来扩展我们的认识。
(二) 强调矛盾的同一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 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2]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 夸大矛盾的斗争性, 显然是不可取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物里面, 邓小平总能找出它们的同一性。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异及联系, 论述了我国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三资”经济的关系问题, 还谈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既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有市场;公有制与外资经济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可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 可以让少部分人或是少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国家的共同富裕等等。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邓小平也有很清晰地认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要敢于吸收利用,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他们管得严, 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人类发展所取得的优秀文明成果的一部分, 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我们都可以坚持“拿来主义”原则, 在此基础上再消化吸收。正是邓小平能够找到那些显现或是隐现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因素, 我们才能始终坚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试想如果我们眼中只看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只看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性, 只看到了公有制经济和“三资”经济的异质性, 只看到了东部先富与西部后富所带来的贫富分化, 那么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三) 将矛盾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 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核心问题
由于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 矛盾双方无不区分为主要和次要的两个方面,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这一原理显然也适用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
南方谈话之前, 一部分人担心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他们对国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持怀疑态度, 其中不乏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社会主义爱国者。邓小平在历史的关口, 明确地解答了什么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真正消解了萦绕在人们心中对改革开放是否会继续坚持下去的疑虑。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让世人明白:改革开放丝毫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我们改革的领域还要继续扩大, 开放的程度还要加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尽管“三资”的数量有所增加, 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动摇, “三资”企业的多少与资本主义东西的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决然不同的两个性质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是由在矛盾中占据次要方面的“三资”经济成分决定的, 而是由占据主要方面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决定的,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解决这一问题, 无不得益于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表明了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历史已经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巨大威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 领悟“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导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关键词]“南方谈话”；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08-03
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中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他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其蕴含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潜在性思想。
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强系统性
（一）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内含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是治理体系内部所包含的制度要素是哪些，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治理体系内部各制度要素的结构次序如何，即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但治理体系绝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与整个治理体系之外的环境发生互动与转化，最终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对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一定启示。从治理结构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包含治理的基本制度要素。
（二）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理解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理能力的定性分析看，能力存在优劣、好坏的区分，这是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从治理能力的定量分析看，能力存在大小、高低的区分，这是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能力首要的是一种正向的能力，此外治理能力还要实现最大化的协调配置，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实效性。从南方谈话看，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现实启示。一方面，从治理主体讲，要在政府主导治理的基础之上，强调多元参与与合作治理，进而从定性角度保证治理能力首要是一种良性治理能力。要重视市场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防止过度的行政化趋向。另一方面，从治理能力所包含的内容看，邓小平谈到的治理能力是多方面的关联体系，治理能力必须有定量的基础。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整个系统又是由许多子系统和不同要素组合构成的，系统内部及各个系统之间显现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讲系统性，邓小平指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从南方谈话蕴含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看，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互动的关联性。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治理能力现代化反作用于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一）改革要以问题为中心，树立治理现代化的攻坚意识。问题倒逼改革，因此必须高举改革大旗。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休戚相关，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以改革来化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有攻坚意识。一方面，改革攻坚要冲破阻碍治理现代化的旧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改革攻坚要建构适应治理现代化的新体制机制。一系列现代化进程衍生出来的问题，都离不开改革的攻坚意识，决不能避重就轻、隔靴挠痒。
（二）改革应“不搞争论”，树立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加上“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出现短暂的反复。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紧迫意识。其一，针对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问题的争论，必须坚决予以回应，这是改革的底线决不能触碰。其二，对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争论，要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片面强调所有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三，对于是否按制度进行治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治的推进、反腐倡廉的建设等都赖于以制度运行。
（三）改革中要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树立治理现代化的开放意识。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国只有面向世界才能抓住机遇发展壮大，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绝不能与世界脱离开来，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批判学习中发展完善运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要有开放意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要善于区分西方制度中的精华与糟粕，处理好我国制度自信与西方制度学习的关系，树立开放的意识不断推进治理现代化。
三、在各方面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一）制度体系建构是较长的时间过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体系建构与治理现代化休戚相关，在立足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基础之上，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新进行整合，它涉及的层面和领域很广，不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和情况，也会遇到利益藩篱的重重障碍，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制度体系建构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在建构过程中甚至要冒点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离不开“闯”和“冒”的精神，要敢于试错，在总结经验和实践探索中使制度体系稳步地建构起来。
（二）制度体系建构的多维路径。其一，处理好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关系，坚持“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方法。“破旧”并非是对旧制度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 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立新”也不是对某个领域进行单方面革新， 而是对社会主义布局中的各领域进行制度创新。
其二，处理好制度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坚持局部突破与整体推广相统一的方法。社会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制度现代化需要分阶段、有层次、有秩序地稳步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体系建构更要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步骤稳妥而不能急躁盲目。
其三，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制度学习的关系，坚持根植本位与外来移植相统一的方法。“根植本位”就是根植于根本制度不能动摇，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世界是开放融通的，制度自信绝不是盲目排外，“外来移植”要吸收借鉴西方制度中的先进因子。
（三）成熟、定型是制度体系的内在属性。“制度成熟”首要的是科学性，制度建构要遵循一般规律；“制度定型”关键在于“型”，其侧重于制度的稳定性、规范化。“成熟”与“定型”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制度体系的实效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熟、定型制度体系的实效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要重视市场手段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活力、提高发展效率。第二，政治制度要革旧鼎新，要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实现真正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防止两极分化，维护民众利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伦理倾向。第四，现代化进程中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社会主义制度要追求社会的稳定、有序，为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
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内部的巩固
（一）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搭班子。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治理者本身的素质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治理者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全面提高自身的能力，因势而谋、开拓创新。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高度重视领导班子的搭建。一个具有高超治理能力的领导班子，首先是素质必须过硬。“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7]“四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明晰化，使德才兼备班子搭建变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从而有效防止了选人用人上的流变性倾向。
（二）摆正党在多元复合治理中的位置。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则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必须首先理清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关系。总的来说，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党的执政能力要通过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出来，政府治理能力要注重和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协调互动。同时，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离不开党的执政能力的领导统筹。因而，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现代化是一致的，今后中国共产党要走“善治”之路，注重合法、透明、民主、科学，以执政能力提升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官本位”观念使党内部分领导者没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他们滥用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从而衍生出较多的形式主义问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8]官僚主义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会议多”、“文章太长”、“内容重复”等问题，要求做到“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报告要“很管用”等。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制度反腐，他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廉政制度是党领导人民设计的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博弈规则和约束条件，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铲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彻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五、治理现代化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要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富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物质层面现代化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立足物质层域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10]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运用国家制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要抓住有利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11]
（二）要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层域现代化是联系互动的。而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国的国体，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2]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于制度的完善。法制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而是党和国家治国的一项基本的方针。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连，治理必须摒弃“人治”而立足于制度，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三）要想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精神层域现代化紧密相连。精神文明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列宁认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3]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在精神层域实现现代化，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具有现代化人格时， 才会为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在物质层面现代化基础之上，“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治理现代化要始终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明。
参考文献：
[1][2][3][4][5] [6][7][8][9][10][11][12][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7.370.375.373.372.373.380.381.379.383.377.379.378.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4.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