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

2025-02-23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共3篇)

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 篇1

误区1:中医见效慢,西医见效快

这种说法很笼统。一般来说,西医在抢救重大的危急重症方面确有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西药疗效不见得就快,而中医往往疗效并不慢。并且中医在治疗某些急症方面也很有特色,如针刺治疗急性疼痛往往一针见效。

误区2:中药味苦,针灸痛苦

在许多人眼中,中药味苦,扎针痛苦。实际上,苦口的中药只是某些中药汤剂,很多中药汤剂并不苦,且中药剂型有丸、散、膏、丹等,可直接吞服或外用,无口苦之感。针刺也只是进针的一刹那有些微痛,如果进针快是感觉不到痛的,主要是针刺后的疼、麻、胀、重等感觉有些人不适应。

误区3:只有西医疗效不好时才找中医

有些病人到西医疗效不好时才想起找中医,把中医当作是“救命稻草”,此时若中医疗效不好就认为中医不行。其实许多病中医一开始就可以介入,这样效果会更好。也并不是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疗都一定会有效果,因为这些病本身很可能就不好治。

误区4:看中医就得找祖传中医、老中医

在大众眼中,一位白胡子老头、一个脉枕、三根手指,加上一块“祖传×代中医”匾,就代表了高境界的中医。翻阅许多名中医从医经历,多在40岁左右就医术出众,闻名一方。祖传中医依赖家传经验,若本人悟性高且勤奋好学,疗效是不错。但是市面上鱼龙混杂,有些所谓祖传中医纯粹就是骗子。只要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就是好医生,不在于他年龄大小以及是否祖传。

误区5:吃中药就不用吃西药了

有些病人过分相信中医,认为哮喘、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只要吃中药就可以了,西药的副作用大,不愿长期吃。可是这些病必须吃西药,中西医结合才疗效好。而且这些人很可能被“纯中医制剂”迷惑,其实好多所谓专治上述疾病的“纯中医制剂”里面就含有西药成分,所以病人一吃疗效好,停药就病情反弹。

误区6:中医不科学

细数认识中医的六大误区 篇2

将纳税筹划和偷逃税行为等同起来, 认为纳税筹划即纳税人或者税务中介机构帮助纳税人变相偷逃税的行为是人们的普遍认识。

笔者认为, 纳税筹划并不等于变相的偷逃税, 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偷逃税行为是纳税义务发生后纳税人对账务的巧妙安排, 具有欺诈性, 违反了法律规定。而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发生之前的一种周密安排, 具有合法性或者非违法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纳税筹划:

第一, 纳税筹划利用税法的“漏洞”进行。税法上总会存在一些导致有效性下降的不完善条款。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比逃税更加重要的是合法规避税收, 原因在于国会制定的法规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造成大量的收入不纳税或以较低的税率纳税”。纳税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 总是积极寻找税法存在的种种“漏洞”为己所用。例如,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78号) 规定, 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的, 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此法规定, 倘若叔叔把房子赠送给侄子, 受赠人就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为叔叔与侄子并非直系亲属。但是如果叔叔先将房子赠送给其兄 (侄子的父亲) , 然后侄子的父亲再将房子赠送给其子 (即叔叔的侄子) , 对受赠人免税。这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没有规定第一次赠送后不能转赠的漏洞而进行的纳税筹划行为。虽然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进行纳税筹划客观上给国家带来了税收损失, 造成了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均, 但是利用“漏洞”进行纳税筹划没有违背法律条文, 至少给予税法形式上的尊重。而偷逃税则不然, 在财税[2009]78号文件未出台前, 许多人利用签订假合同或阴阳合同的形式, 把实质上属于销售房子的行为变成赠送行为, 这就偏离了纳税筹划的本质。

第二, 纳税筹划利用税法的“盲区”进行。纳税人利用税法的“盲区”进行纳税筹划与偷逃税行为亦有区别。偷逃税行为必定违法, 纳税筹划却不一定违法。比如纳税人在开办公司过程中因租房发生的装修费支出属于资本性支出, 按照税法规定应对之进行摊销扣除。这里有几种处理方法可供选择:一是把装修费作为开办费处理, 但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开办费允许一次性列支, 这似乎与装修费的资本性支出性质相违背。二是把装修费当成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进行处理。倘若如此, 按照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这笔装修费未必合算, 因为合同约定的剩余期限可能会很长, 并且税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把装修费当做固定资产改建支出来处理。三是在法律规定不太明确的情况下, 把装修费当做“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进行摊销, 摊销期限只有3年。

第三, 纳税筹划利用税法“差异”进行。税法中关于差异的条款有很多, 有些差异恰恰是国家为贯彻某种经济政策特意设计, 例如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颁布等。有差异就有纳税筹划的空间, 纳税人利用税法“差异”进行筹划符合国家立法精神, 为国家所提倡, 风险最小, 与偷逃税行为不可相提并论。

值得一提的是, 纳税筹划和偷逃税行为从法理上看也许是泾渭分明, 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对二者进行有效区分。偷逃税收和纳税筹划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过度的纳税筹划可能就演变为偷逃税。

误区之二:纳税筹划只要合乎税法规定则可行

纳税筹划应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但是认为纳税筹划只要合乎税法规定则可行的观点有失偏颇。实践中许多纳税人往往只关注其筹划方案是否符合税收法规, 而忽视了其他相关法律和影响因素的存在, 从而导致了筹划方案的失败。笔者认为, 纳税筹划不仅要合乎税法, 也要合乎其他相关法律。例如,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免税。同时规定,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也可以免税。假定美国公司A直接对我国企业B控股30%, 则B在汇出股息时按照我国税法规定, 应缴纳10%的预提所得税。倘若美国A公司不直接对我国B企业控股, 而是在中国境内设立一家分支机构C公司, 由C公司对B企业控股30%。则B企业向C公司分配的股息红利属于居民企业之间的权益性收益免税, 而居民企业C公司向其美国的非居民企业汇出股息时按照税法规定也免税。然而仔细研究后会发现, 该方案并不符合我国的《公司法》规定, 我国《公司法》规定, 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中国法人资格, 非法人机构或者自然人是不允许对外成立子公司的。

此外, 纳税筹划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律, 不能“为税而税”, 不能因为纳税筹划而破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流程, 那种单纯为节省税金而违背企业生产经营规律的做法得不偿失。

误区之三:纳税筹划是财务人员账务上的巧妙安排

这是对筹划主体认识上的误区。许多人认为企业的财务会计部门能够处理好一切涉税问题, 纳税筹划主要是财务会计人员的工作。这种认识其实欠妥, 虽然财务会计与税收一脉相承, 但纳税筹划不仅仅与财务会计部门或财务会计人员有关。企业的税负产生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而财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企业生产经营结果进行如实记录和反映, 包括将各业务部门所产生的涉税事宜反映出来并履行纳税程序。因此, 当财务部门发现税务问题时, 再试图进行一些账务方面的调整, 但这种事后的调整很难解决企业税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 反而增大了企业的税务风险。

因此, 要想做好纳税筹划工作, 就要求经营决策者精通税务知识, 做好决策;财务人员或者税务人员应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 承担筹划执行的职责。此外, 财务部门不应孤立筹划、“闭门造车”, 要与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 加强与其他部门、其他人员沟通和协调, 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误区之四:纳税筹划即为纳税人的“事后摆平”行为

与其说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倒不如说是纳税人的一种经常性行为。很多纳税人对于涉税事务缺乏超前意识, 经常是等到“东窗事发”之后, 才想办法去“灭火”。

如果纳税人在投资、经营行为已经发生, 纳税义务已经确定后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税负, 则为偷税。比如, 现实中有许多单位把已经实现的收入变成应收账款并长期挂账, 如有可能甚至暂存在其他单位或中介机构, 并用此款直接进行再交易等现象。这其实是一种偷税行为, 因为只要产品售出, 企业取得索取货物的凭证, 即表示销售收入已经实现, 应该及时纳税。纳税筹划与偷逃税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纳税筹划具有超前性或者预见性, 真正的纳税筹划应该在纳税义务未发生之前, 根据可预见的税收变化, 合理地安排交易过程中的诸多事项。

误区之五:最优纳税筹划方案是纳税越少越好

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根本上讲, 纳税筹划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但是有很多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时, 认为最优的纳税筹划方案是纳税越少越好, 从而忽视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总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比如, 许多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往往只考虑税收绝对额的减少, 而忽视了资金时间价值的存在。从现值的角度分析, 当某种税收被递延到以后纳税年度缴纳时, 现金流量会增加, 税收成本因此下降。在税基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通过加速费用扣除的办法, 使前期税基缩小, 减少前期应纳税额。例如, 增值税进项税额在抵扣过程中具有“沙漏效应”, 即漏斗里的沙子是一定的, 如果能将漏嘴变小一些, 沙子滞留在漏斗的时间就长一些。换言之, 假设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缴纳的增值税是一定的, 如果前期缴纳的税款少, 后期缴纳的税款多, 则资金滞留在企业的时间就长一些, 纳税人可以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因此纳税人应注重加强增值税管理, 尽可能“早抵扣”。

又如, 纳税人任何一项筹划方案在取得税收利益的同时, 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 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 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 反之, 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这里所说的纳税筹划成本不仅包括实际货币支出的显性成本, 而且包括企业付出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而形成的隐性成本。可见, 纳税筹划和其他财务管理决策一样, 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只有当筹划方案的所得大于支出时, 该项纳税筹划才是成功的筹划。

很明显, 企业不考虑财务管理总目标而进行的纳税筹划犯了“近视眼”的错误, 不仅增大了本期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 而且可能会加重以后期间的纳税负担。纳税筹划的目标不应只是实现企业的某种税负最轻, 而是在纳税约束的环境下, 使企业税后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对纳税人来说, 如果从某一方案中可获得最大化利润, 即使该方案会增加税负, 也是纳税人的最佳经营方案。最佳纳税筹划方案应该是使企业综合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误区之六:与税务机关处好关系即是一种筹划, 成功的纳税筹划方案应该是得到税务机关认可的方案

许多纳税人把与税务机关处好关系看成是一种筹划, 成功的纳税筹划方案就是得到税务机关认可的方案, 笔者认为此种认识有失偏颇。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处好关系实则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人为创造的看似融洽的纳税环境, 会随着税收政策以及税务机构内部人事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依法治税占优的环境下, 依靠人情筹划、关系筹划并非长久之计。因此, 在纳税筹划过程中与税务机关进行必要的沟通是必要的, 但是纳税筹划方案是否成功纳税人说了不算, 税务机关说了也不算, 一切应取决于是否依法行事。

当然, 纳税人坚持“谈判”原则, 在税收政策没有出台前通过其他活动, 对政策制定者施加一定的影响, 使之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即所谓的“政策寻租法”是可以为之的。政府为了贯彻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 可能愿意放弃一部分税收, 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权层次较低的情况下, 我国税法有时赋予税务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谈判的作用会更大。通过谈判, 税务机关可能会针对具体企业出台减免税政策等。这些都是某些行业或企业或与税务机关博弈的一种结果。

参考文献

论非财务信息的六大认识误区 篇3

[关键词]非财务信息 非会计信息 信息价值 成本效益 披露方式 认识误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成熟,股东、公众,以及其他信息需求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性、客观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有的财务信息披露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因而人们在关注财务信息的同时,也对非财务信息给予了非同以往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非财务信息有助于信息需求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表,更好地做出投资、信贷和其他相关决策。但是,在非财务信息备受重视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人们对非财务信息的期望过高,甚至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财务信息,因而形成了以下六点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一:非会计信息和非货币性信息就是非财务信息

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对非财务信息的概念界定不清。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财务信息与会计信息,非财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一般不作区分,两者基本上被视为同义词而通用。之所以将财务信息等同于会计信息,是因为我们把会计看作一个信息系统,所注重的是会计提供的信息、信息使用者,以及这些信息所提供的对财务会计决策的支持,即一方面提供信息帮助投资者、债权人决定把他们的稀缺资源投入到何处,另一方面提供信息帮助管理当局进行管理决策,以及税务筹划。

非财务信息是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的,区分非财务信息与非会计信息,必须明确识别财务信息与会计信息的异同。而财务信息与会计信息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认为非会计信息就是非财务信息是一种误解。

误区二:非财务信息是财务报表以外的所有信息

该观点的产生是对非财务信息的范围界定模糊所致。财务报表仅仅是财务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财务报告是公司正式对外揭示并传递财务信息的手段,它不仅包括财务报表,而且也包括与会计信息系统有关的其他财务报告,所以财务报表仅仅是财务报告所包括的全部信息的一个子集,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通常认为,财务报表就是由我们熟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大报表组成,那么不在财务报表上反映的信息大都可以认定为非财务信息。本人认为,财务报表应该由基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正文—即狭义的财务报表)和作为财务报表组成部分的附注和附表构成,那么非财务信息就不完全是财务报表以外的信息,财务报表附注中的许多有用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是非财务信息,而财务报表以外的信息和财务报告以外的信息则可以认定是非财务信息。

误区三:非财务信息比财务信息更有价值

基本财务信息即会计信息的局限性在于对于企业发生经济事项是有选择地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这样就将不符合报表项目确认和计量标准的经济事项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非财务信息。同时,被确认计入会计系统的交易和事项仅仅体现的是财务方面的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没能在财务报表中完整体现,因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个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基本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无疑是最重要、最可信、应用最广泛的也是最规范的财务信息,尽管财务信息的提供存在局限性,只能反映某些方面特别是货币方面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非财务信息永远不可能替代财务信息而占信息披露的主导地位,其原因就是非财务信息所包括的内容过于庞大和复杂,有货币信息,也有非货币信息;有历史信息,也有预测信息;有经营业绩信息,也有背景信息;有企业内部信息,也有外部信息,所以要将如此复杂的信息群反映在财务报告上,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非财务信息只能是辅助性的和建设性,财务信息的地位特别是财务报表信息的地位是任何信息都无法替代的,否则企业的财务报告就不能称之为财务报告而是全面报告了。

误区四: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成本大于收益

任何一个信息系统的生成和披露会产生成本,信息披露除了考虑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外,还必须考虑其实施的成本和效益。企业作为追求利润的经济人,在非财务信息露上必然要权衡披露的收益与投入成本,以求得利润的最大化或者更准确定说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非财务信息涉及面广、收集难度大,加之难以计量、难以分类整理和非财务信息指标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因此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成本的确比较高。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并非任何企业都适用。尽管披露的成本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在许多方面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种收益往往是无法用货币来准确计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对非财务信息的需求推动了非财务信息的供给,非财务信息弥补了财务信息的缺失的部分,有利于投资者更加完整、客观、综合地评价和分析企业业绩,在赢得投资者信任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价值,还有利于企业降低资金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增加企业的竞争力。非财务信息对于上市公司特别是对于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而言,其披露收益远远超过披露成本。总体而言,非财务信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误区五: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会暴露企业的商业机密

在财务报表能容纳更多的信息之前,利用其他信息报告披露不能纳入财务报表的信息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但是,非财务信息披露出现了非主动性、随意性、滞后性和不连续性的现象,因为企业担心披露过多的非财务信息会暴露企业的商业机密,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担心非财务信息的有些前瞻性、预测性的信息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的诉讼风险,一般不愿披露这些信息。这里,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就涉及到披露内容和披露程度的问题。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当然应该以不暴露商业秘密为前提,这就涉及到商业秘密的界定,怎样的信息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1993年12月1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给商业秘密下了定义,指出:“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目前,我国的企业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不是披露过量而是过少,企业一般只对经营环境信息进行了披露,对企业产品、业务信息的披露较少,对竞争对手信息的披露更是微乎其微。

误区六:非财务信息应该自愿披露而非强制披露

非财务信息究竟应该如何规范?是自愿披露还是强制披露?按照国际惯例,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应本着自愿披露的原则,但是由于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有着特殊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公司治理结构失衡,一股独大的现象严重,因而非财务信息披露应该与财务信息的披露管制相同,采取强制披露的方式。其原因有二:第一,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投资人、债权人、政府和其他相关者多方博弈的结果,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始终处于博弈中的强势地位,而非财务信息对评价企业的机会和风险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对非财务信息进行必要的规范,以减少管理当局散布虚假的信息,从而有效地保护外部利益群体利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二,我国的企业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动力不足,加之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成本较高、企业担心商业机密的暴露、缺乏明确的责任认定与惩罚机制,还有《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9号-与已审计会计报表一同披露的其他信息》中对非财务信息的审计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专门对其他信息披露的适当性发表意见,因而有必要对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内容、披露方式等加以规范,逐步建立一套非财务信息的规范体系,借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认证服务特别委员会的经验,尽可能地量化和标准化非财务信息,从而真正地为信息需求者提供一套相关可比和可审计的非财务信息,为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真正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参考文献:

[1]丁国龙: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问题.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22

[2]黄海玉李明辉:披露非财务信息的几个问题.广西会计,2003.01

[3]钱翎:会计信息的强制性与自愿性披露研究.财会月刊,2002.04

[4]李晓龙: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及规范问题探析.财务与会计,2005.3

[5]李志强:财务信息与会计信息的异同.中华财会网 (www.e521.com),2004~07~29

[6]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19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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