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精选4篇）

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1

孟浩然在他五十二岁的一生中奔走京洛，漫游于吴越湘汉之间共约八年，先后客张说和张九龄幕府共约六年，其余时间均居住于他在故乡襄阳郊外的别墅涧南园及鹿门山，是唐代著名诗人中罕见的以布衣终生的人。《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最后还是“不达而卒”，可见他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的生活。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盛世”，朝廷以科举取士，各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考试获取官职，因此士人们大多对于出世充满了热情。但孟浩然却终身未仕，且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也正是因为其一生隐而不仕，所以孟浩然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祖”，并受到了无数人的赞赏与崇敬。

孟浩然真的是一位超然物外、自愿疏离官场的隐士吗?笔者从其诗作入手，通过分析其心理还原一个真实的孟浩然。

孟浩然入长安之前，一直在襄阳住了三四十年，历史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王士源说他在乡间做些排难解纷的事，研究学问，讲求道德修养，此外还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这些大约都近于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从这些生活现象中贸然得出一个结论，说他是为隐居而隐居。事实上诗人的这一段隐居生活是有其目的性的。诗人是在企求“由隐而仕”的终南捷径和为入世做积极的准备。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亦颇工。”在《南阳北阻雪》中说：“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中也说：“若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点明了孟浩然出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从小便秉承家训，苦读儒家经典，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有所作为，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科举考试，可见他这三十多年是努力在为科举、入世做准备。但是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趋向，这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孟浩然的家乡襄阳是当时佛学繁盛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诗人从小就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生无常理，常欲观此身”、“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都表达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予独迷方，逢子亦在野”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时，孟浩然显然已把三家联系在一起，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心理机制。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诗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德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后期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这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的一种美丽的诱惑。

苦学几十年之后，诗人自认“词赋亦颇工”了，于是才“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以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此时的孟浩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但现实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孟浩然的进士考试失败，巨大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前一段时间隐居时乐观旷达的心情也逐渐黯淡下来：“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田家作》)诗人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安，他希望留在京师显露才华，求得一个非科举途径的进仕机会，但仍然毫无结果。诗人只好离开长安，转而漫游吴越。可以说吴越之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伤痛的平复剂，但同时也成了促使其隐逸思想发展的催化剂。优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伤痛大大减轻，与之相应的是心里隐居的想法却日渐清晰起来。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表达出这种思想和愿望。“平生慕真隐，累日探灵异。……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等等。经过自然洗礼的孟浩然，郁闷的.心情确实减轻了许多。从“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等诗句和《与杭州薛司户登樟驿亭》《与颜钱塘登驿亭望潮作》这样气势不凡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逐渐开朗的胸怀。当然虽说诗人已走出低迷情绪的笼罩，重又寻回做隐士的感觉与心态，但可以想见，这种旧梦重温已不会有太多昔日隐居时的快乐与从容，却多了几分狂放、无奈与酸楚。

吴越远游归来之后，孟浩然便过上了闲居家园的生活，抛弃了早年对现实与政治的浪漫幻想，他深深感到“翻飞羽翼摧”(《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的压抑，当他意识到“物情移势力”(《山中逢道士云公》)“一切是虚假”(《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之后，便提醒自己应该 “迷心应觉悟”(《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了，这种思想转变使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多了几分锋芒，少了几分闲适。“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赠张八子容》)“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京还赠张维》)“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久滞秦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与此同时，孟浩然还写下了一些刺时之作，如“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奈何偶昌运，独见遗草泽”等。这充分反映出孟浩然的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从另一角度看，又显示出诗人对仕途失意仍不能释怀，诗人的隐居是无可奈何之举，这种无奈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现实挫折把孟浩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拦腰折断，他深切地感到自我压抑而无法向外展开，于是转而寻求内心修养的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时候，晋代著名的隐士陶渊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导，“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长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等都表达了孟浩然的这种情感。他希望通过追寻先辈足迹，移情山水，放浪四海，达到在自然中恢复真实的自我，并寻求自我人格的超越。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使孟浩然获得了无数好评，也确立了其在中国隐逸史中的崇高地位。

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2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之一, 其诗上承六朝, 受二谢、陶渊明影响较多, 诗风清淡简朴, 韵流后世。孟浩然在他五十二岁的一生中奔走京洛, 漫游于吴越湘汉之间共约八年, 先后客张说和张九龄幕府共约六年, 其余时间均居住于他在故乡襄阳郊外的别墅涧南园及鹿门山, 是唐代著名诗人中罕见的以布衣终生的人。《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 以诗自适, 年四十, 来游京师, 应进士, 不第, 还襄阳”。最后还是“不达而卒”, 可见他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的生活。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盛世”, 朝廷以科举取士, 各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考试获取官职, 因此士人们大多对于出世充满了热情。但孟浩然却终身未仕, 且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 也正是因为其一生隐而不仕, 所以孟浩然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祖”, 并受到了无数人的赞赏与崇敬。

孟浩然真的是一位超然物外、自愿疏离官场的隐士吗?笔者从其诗作入手, 通过分析其心理还原一个真实的孟浩然。

孟浩然入长安之前, 一直在襄阳住了三四十年, 历史传说他“隐鹿门山, 以诗自适”, 王士源说他在乡间做些排难解纷的事, 研究学问, 讲求道德修养, 此外还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这些大约都近于事实, 但我们却不能从这些生活现象中贸然得出一个结论, 说他是为隐居而隐居。事实上诗人的这一段隐居生活是有其目的性的。诗人是在企求“由隐而仕”的终南捷径和为入世做积极的准备。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说:“惟先自邹鲁, 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 趋庭绍末躬。昼夜常自强, 词赋亦颇工。”在《南阳北阻雪》中说:“少年弄文墨, 属意在章句。”在《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中也说:“若学三十载, 闭门江汉阴。”点明了孟浩然出生在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 从小便秉承家训, 苦读儒家经典, 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有所作为, 工于辞赋和属意章句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科举考试, 可见他这三十多年是努力在为科举、入世做准备。但是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因素在客观上促使着诗人隐逸思想的潜滋暗长。首先, 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天下有道则现, 无道则隐”和“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趋向, 这同入世思想一起构成了孟浩然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 孟浩然的家乡襄阳是当时佛学繁盛的策源地之一, 所以诗人从小就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幼生无常理, 常欲观此身”、“法侣欣相逢, 清谈晓不寐”都表达了孟浩然对佛老的倾慕。而到《云门寺六七里闻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中“谓予独迷方, 逢子亦在野”以及《宿终南翠微思》中“儒道虽异门, 云林颇同调”时, 孟浩然显然已把三家联系在一起, 这为诗人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心理机制。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 诗人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德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 后期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 面对的是一个静谧宁馨的世界, 这无疑是对热爱自然的孟浩然的一种美丽的诱惑。

苦学几十年之后, 诗人自认“词赋亦颇工”了, 于是才“中年废丘壑, 上国旅风尘”以不惑之年入京求仕。此时的孟浩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鸿渐看无数, 莺歌听欲频。何当桂枝擢, 归及柳条新?” (《长安早春》) 但现实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 孟浩然的进士考试失败, 巨大的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 前一段时间隐居时乐观旷达的心情也逐渐黯淡下来:“寂寂竟何待, 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 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 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 还掩故园扉。” (《田家作》) 诗人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安, 他希望留在京师显露才华, 求得一个非科举途径的进仕机会, 但仍然毫无结果。诗人只好离开长安, 转而漫游吴越。可以说吴越之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孟浩然心中伤痛的平复剂, 但同时也成了促使其隐逸思想发展的催化剂。优美的自然山水使孟浩然精神上的伤痛大大减轻, 与之相应的是心里隐居的想法却日渐清晰起来。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表达出这种思想和愿望。“平生慕真隐, 累日探灵异。……愿言投此山, 身世两相弃”, “虚舟任所适, 垂钓非有待”, 等等。经过自然洗礼的孟浩然, 郁闷的心情确实减轻了许多。从“为多山水乐, 频作泛舟行”等诗句和《与杭州薛司户登樟驿亭》《与颜钱塘登驿亭望潮作》这样气势不凡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逐渐开朗的胸怀。当然虽说诗人已走出低迷情绪的笼罩, 重又寻回做隐士的感觉与心态, 但可以想见, 这种旧梦重温已不会有太多昔日隐居时的快乐与从容, 却多了几分狂放、无奈与酸楚。

吴越远游归来之后, 孟浩然便过上了闲居家园的生活, 抛弃了早年对现实与政治的浪漫幻想, 他深深感到“翻飞羽翼摧” (《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 的压抑, 当他意识到“物情移势力” (《山中逢道士云公》) “一切是虚假” (《云门寺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 之后, 便提醒自己应该“迷心应觉悟” (《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得青字》) 了, 这种思想转变使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多了几分锋芒, 少了几分闲适。“世途皆自媚, 流俗寡相知。” (《晚春卧疾赠张八子容》) “冲天羡鸿鹄, 争食羞鸡鹜。” (《京还赠张维》) “欲寻五斗禄, 其如七不堪。” (《久滞秦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与此同时, 孟浩然还写下了一些刺时之作, 如“圣主贤为宝, 卿何隐遁栖”, “奈何偶昌运, 独见遗草泽”等。这充分反映出孟浩然的思想已趋于成熟。但从另一角度看, 又显示出诗人对仕途失意仍不能释怀, 诗人的隐居是无可奈何之举, 这种无奈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

现实挫折把孟浩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拦腰折断, 他深切地感到自我压抑而无法向外展开, 于是转而寻求内心修养的提高与发展。在这个时候, 晋代著名的隐士陶渊明便成了他新的人生向导, “尝读高士传, 最嘉陶征君”, “长恐填沟壑, 无由振羽仪”等都表达了孟浩然的这种情感。他希望通过追寻先辈足迹, 移情山水, 放浪四海, 达到在自然中恢复真实的自我, 并寻求自我人格的超越。正是因为这一点, 最终使孟浩然获得了无数好评, 也确立了其在中国隐逸史中的崇高地位。

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3

一、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机制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机制是经过“他律——自律——自由”三个阶段的互相渗透。这也是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互动的过程。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不断认同社会（学校）道德原则与规范，并具体化和个性化为大学生的道德品质。

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机制可以用下图表示：

如图所示，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首先是大学生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对所认识的某些社会、校园道德信息、道德要求、道德行为的真假、善恶、美丑提出一定的看法，表现出一定的态度并无条件地服从某种社会、校园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或他人的命令、要求，即当他尚未深刻了解某一规范、准则、命令、要求时，就予以遵守、执行，具有明显的他律性；其次，在认识、情感、意志上能独立地接受他人或集体所提出的道德规范、行为规则，表现出自律的特点，并逐步发展到以自己的名义从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出发，有效地给自己规定道德义务，要求履行这些义务，并对自己做出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当认为自己尽到了应尽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否则就会遭到良心的谴责。最后，经过不断地自律与他律的作用，大学生形成道德行为，即自由。只有达到道德行为这一层次，才能称为自由。因为，这时的行为，是在自己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经过自己道德认识认同、道德情感肯定，不再需要意志去抉择自然而然的行为。它不再是偶然、无道德认识的他律行为，而是自觉遵循道德律，有着主体深刻的道德理性思考的行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知、情、意、行在这一机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

（1）道德认知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学生对某一种社会或校园的道德刺激是认知还是不认知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的，根据自己已有的道德经验评价道德信息，如果能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则予以接受，选择这些道德信息为认知对象，如不能满足，则放弃。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道德认知结构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因素。

（2）道德情感是思想品德形成催化剂。大学生接受新的观念过程中，当这些观念与他们已有的道德认识一致时，他们会产生肯定、正面的道德情感，个体愿意接受并同化这些道德观念。反之，当这些观念与他们已有的道德认识不一致时，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内心体验痛苦的道德情感，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减少痛苦的情感，他们会建立新的道德认知平衡，从而产生肯定性的道德情感。因此，道德情感起着对思想品德形成的催化作用。

（3）道德意志是思想品德形成的强化力量。大学生心理产生肯定性的道德情感，满足了他们的道德需求，内心会推动和激励自己为达到预定道德目的而行动。否则，则表现为制止或放弃与预定道德目的相矛盾的道德行动。这正是道德意志的调节功能。道德意志是通过意志行动表现出来的。如在大学生在道德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学习主动性、做事原则性以及面对学习困难时的勇敢、坚定、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心理品质，都是大学生道德意志的反映。

（4）道德行为是思想品德的外显。道德行为是大学生个体头脑中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际物质力量的关键，是思想品德的外显。大学生思想品德是社会、校园的道德转化为学生们个人道德品质，个人道德品质又通过个人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体现出来，实现外化的过程。因此，道德行为是思想品德的外显。也是大学生主观的道德心理在客观中得以反映的途径。

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品德建设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更为开放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建设呈现出新的特点。

1.可塑性增强

大学生处于是人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形成道德品质的关键阶段，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爱思考、求上进，对人生对世界对未来对自己充满热情，同时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人脑生理机能和心理特征决定了学生道德及其建设的可塑性。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信息不断涌现，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对大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模仿性，增强了他们道德行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习得性明显

学生的思想品德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通过外界灌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内得而成。新时期的环境与以往环境相比主要在于其状态的开放性、文化的多元性，思想、行为也多样化。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比以前任何的历史时期的学生拥有更多的思想、行为学习条件与便利。他们的思想品德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3.渗透性教育效果大

由于环境的发展、媒体的发展、学生主体性与能性动的增强，他们不再象以往那样满足于单方面灌输的接受思想教育方法，甚至对单一简单的思想教育方法出现逆反、对抗的心理。因此，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树立平等、互相尊重的理念，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人格、作风、品行就这样或者那样地影响给学生。可以把思想品德的教育隐于学科教学之中，使学生受到道德教育的“无言之教”，做到隐而不露就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4.体现群体性

由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他们对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观点，加上年龄相仿，心理相似感强，很乐意于大家走到一起。因此，对于思想品德培养中的某一个问题，他们容易会有同样的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这是在思想品德教育中要注意到的。所以，学生思想品德培养必须依靠学生集体、通过集体进行教育，以便充分发挥学生集体在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三、新时期大学生思想品德建设的途径

根据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机制，结合知、情、意、行在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学生思想品德建设应当从多方入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殊途同归。

1.尊重学生在思想品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机制的“他律——自律——自由”中，道德规范由外在的他律转为自己的行为，关键在于主体的接受与内化。因此，学生自身的主体性在思想品德建设作用十分突出。

在目前的学校思想品德教育中常用的方法有说服教育法、品德评价法等。尽管这些方法都有合理的地方，但也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这种思想品德教育实质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下，学生的行为表现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缺乏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和行为主体的责任感。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保证能在价值多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保持理智的思考与合理的行为。

2.以校园文化激发道德情感

道德情境对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道德情境作为介质，对道德内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者应从优化德育环境，建构德育情境入手，充分利用形象、可感的生活情境及受教育者思想意境使受教育者接受道德教育，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产生共鸣。

与大学生最密切相关的道德情境应是校园。因此，创建良好的道德情境应从校园文化入手。优良的校风、学风能激励大学生自觉的爱祖国、讲奉献、重道德的高尚情操和严谨、求实、勤奋的治学态度。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群体主导价值观，它集中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学风之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一方面要坚持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创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本着积极扶持、稳妥发展的原则，组建各种协会、社团等组织，并加强对这些学生社团活动的引导和管理。要鼓励和创造条件，开展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社团活动，使其成为开拓视野、增长才干、培养创造力、扩大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成为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团结协作精神，焕发青春和热情的校园文化活动场所。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校园文化的层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分辨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防止他们生吞活剥的去接受某种文化。必须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强高层次的校园文化的建设，推动校园文化向高层次发展。要通过校园文化节、艺术节、学术节、科技节、文化周等活动形式，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用高雅的文化滋润学生的心灵，反对和抵制庸俗、低下、粗俗和颓废的文化占据校园文化阵地。

3.实施有效的品德教育方法

要克服传统品德教育的弊端，寻找适合当代大学生心理与生理特点的德育方法，尊重学生个性，调动能动性、参与性，体现平等性、渗透性。例如，可以采用情境讨论法。情境讨论法是一种与灌输法针锋相对的德育方法。灌输法是造成德育实效低下的重要原因。虽然向学生灌输既定的道德原则规范对于提高学生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往往更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而影响德育效果。从长期的德育实践来看，启发式、渗透式更顺乎自然，也更能取得系统全面的成效。情境讨论法就是这样一种启发式、渗透式的德育方法。这种方法以生动、具体的方式向大学生呈现各种具体的道德情境，尤其是道德冲突情境(根据个体道德的发生学原理，道德冲突能够激发学生的道德需要和选择愿望，是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通过设置生动具体的行为情境，使学生参与讨论，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理性选择，并解释自己的选择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通过暗示、鼓励、询问、设难等提供参考资料和意见，回答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情境讨论法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道德思维，增强其道德判断能力，使其形成与社会主体价值取向相适应的价值观。

4.通过社会实践提高思想品德水平

学校的教育只是成才的基础，人才的成长最重要在社会的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中来实现。只有通过实践，思想道德教育才能收到实效，实践是检验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的根本标准。

要努力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践环节，从而发挥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践功能。要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和大学生关注的热点，不回避社会问题和矛盾，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看待社会现实问题，使他们在比较中提高鉴别能力；要敏锐捕捉参与社会实践后学生思想中的闪光点，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教育，进而使思想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

具体可以通过校企联合等多种方式，积极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让大学生走到生产、科研和生活的第一线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提高，帮助他们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创新精神，使大学生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历史和现实，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现实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分析孟浩然隐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篇4

关键词：《庄子》；陶渊明；隐逸；陶望龄

中图分类号：12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63-01

明代社会结构中，家族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兴起，往往能带动地方文化的繁荣。会稽在晚明文化的活跃，也离不了家族文化的作用，会稽陶族就是其中重要一例。而会稽陶族虽多在朝中为官，家族仕途兴旺，却也深受其远祖魏晋诗人陶渊明的影响，崇尚隐逸，而这份超然出世的隐逸正是渊源于《庄子》。

一、《庄子》与陶渊明

《庄子》所内蕴的哲学思想，往往被乱世之人和命运多蹇之人视为自己应对乱世的生存法则或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当然，《庄子》那独特的浪漫文风也对后世不少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庄子》对文人群体的影响是广泛而明显的。正如有的论者所说： “道家自然精神真正成为中国古代文的首归之一的时期还是魏晋。由于社会动荡离乱，人常常无法安居于历史世界，更难以用入世的儒家实用理性来应对世间的事务，玄学便悄然兴起。玄风大炽，道家自然精神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的精神立场之一。”玄学作为一种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进行纯哲学思考的思辨性学问，其形成与老庄哲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而处于玄学大兴时代的陶渊明一生就深受《庄子》道家思想的影响。

《庄子》对后世文人为人处世颇大的影响力无须赘述，陶渊明也是文学史一座高峰，以其独特于魏晋时期的田园诗，和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留给后世一道美丽的风景。庄子与陶渊明是两位旷古的隐士，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情投意合的东西，如庄子讲“物化”陶渊明也追寻“物我两忘”的境界，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庄子要“齐是非”陶渊明也认为人事变化千端万绪，或行或止是非难断，所谓“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仿佛在交流对话。他将审美的目光从阳春白雪移到下里巴人，可以说，陶渊明把庄学理论生活化了他所践履的是—种具有人间情怀的庄学人生。

二、会稽陶族

陶氏家族有两个郡望，即东晋浔阳陶氏和丹阳陶氏，前者是陶侃、陶潜一脉，后者则是陶弘景一脉，陶望龄叔祖陶谐认同浔阳。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自然隐逸，对会稽陶族人产生极大的影响。

陶氏家族中中进士、举人者很多，更有乡魁、探花、榜眼，甚至“父子同榜进士”。科举场屋的得意带动了一个家族在仕途上的辉煌。陶望龄自从高中会元、探花之后的二十年仕途中，隐居在家的时间有十四年之多。他的哥哥陶与龄、弟弟陶祖龄也长期隐居在家，陶与龄死后，更被当地人附会为得道升仙，并载入县志中，成为当地一个传说。陶望龄从孙陶景麟、景龙也以隐逸出名。这固然和晚明山人风气大盛有关，但一个家族中同时有如此多的人喜隐逸，不能不说和对陶渊明的向往和效仿有很大关系。

从陶渊明继承下来的家学渊源对晚明会稽陶族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而渊源于他的隐逸基因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晚明的陶氏。

三、《庄子》与陶望龄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国史，升待讲，主管考试，后被诏为国子监祭酒。以“歇庵”名其居，学者称歇庵先生。卒谥文简。陶望龄以讲学而名立晚明，以至于无论识不识，妇孺僧俗都敬重他，是因为其如“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的学问。”所著有《制草》若干卷、《解庄》12卷，《天水阁集》13卷，《歇庵集》20卷等。

分析会稽陶氏家族，不难看到陶渊明的自然隐逸，对会稽陶族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会稽陶族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功绩及其家学思想，在晚明浙东地区颇有声望，对陶望龄人品、性格、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作为晚明会稽陶氏家族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陶望龄学识广博，对禅学也有深究，醉心于谈学论道，流连于山水，为官清廉，为人谦恭随和，都是家学熏陶的体现。

陶望龄自陶渊明而来的家学渊源，深得老庄之道，为人处世平和淡然，谨言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庄子影响，不沾口舌之争、红尘名利，追求的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而不是物质和肉体上的贪恋享受。因而，陶望龄为《庄子》做解不是无心为之，这和他的生平经历、文学主张有关，同时《庄子》一书又对他的思想观念与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陶望龄向来身体孱弱，为官期间曾两度因病告假，生性好山水，很多佛教名山著名寺庙如普陀珞珈山、雁荡山、华严寺等等都留下了陶望龄的足迹。游览之余，陶望龄和这些寺庙的高僧们经常谈经论佛，交往密切。这种修养和性格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诗风平实，言简意赅，陶望龄谥号为“文简”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在言论上，他没有李贽等人的尖锐激进，代之以平和稳重；在行止上又不似袁宏道、董其昌等放纵无惮。尤其是在袁宏道等理论高明精深而修行不检点的风气中，更是出淤泥而不染，一如既往，飘然似仙。朱彝尊评价陶望龄早年似“神仙中人”，因为陶望龄诗风清越、简约质朴，大有超然物外之感，这种诗文风格和陶望龄的祖辈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有相承之处。而陶渊明深受庄子影响，与庄子仿若两位隔世友人。可以说，陶渊明把庄学理论生活化了他所践履的是一种具有人间情怀的庄学人生，亦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深受其影响。陶望龄二十年仕途中，隐居在家的时间倒有十四年之多。陶望龄死后，更被当地人附会为得道升仙，并载入县志中，成为当地一个传说。这固然和晚明山人风气大盛有关，但一个家族中同时有如此多的人喜隐逸而且被记载录入地方文献中，不能不说和对陶渊明的向往和效仿有很大关系，可见庄学对陶氏家族的影响之广。

四、结语

以上简要分析的《庄子》对陶渊明的影响及陶渊明隐逸思想在后世陶氏家族的延续两个方面，并重点介绍了陶氏家族中的晚明学者陶望龄，从他的生平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可见他确是受到了《庄子》和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的影响。

作者简介：陈雪婷（1990—），女，汉族，江西上饒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先秦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