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超越论文

边界与超越论文（共9篇）

边界与超越论文篇1

“法国哲学的优点，正是在于它不自限于传统的理论羁绊，而是永无止尽地创新和进行自我超越（auto-transcendence）”。这是高宣扬教授在他的《当代法国哲学导论》里指出的当代法国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不仅如此，“哲学本来就是人的自我超越精神的理论表现。自古以来，哲学之所以存在、发展和不断更新，就是因为它自身具有自我超越精神。当代法国哲学发扬了哲学的传统自我超越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新的方向、新的维度和新的领域，特别向‘无人’和‘非人’的境界，实行冒险的逾越活动，使当代法国哲学呈现出史无前例的超越性。”（引文均见本书第19页）这些出现于第一章的话决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宣告，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特性。它不仅是当代法国哲学的进展方法——我们知道，方法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最根本的问题，思想上的任何变革必然首先以方法上的变革为前提——，是一般哲学本身的方法，也是我们对待当代法国哲学的方法。

我们无意于对这本宏富而深具教益的著作作一个总体评述，或者进入它的某个细部，这都是一篇短短的书评所不能胜任的，我们只希望能够接过这一方法问题，结合这一著作，对此方法进行一个初步的反思。

方法：无法逃避的责任

西方思想的发展与转型一向是以方法的转型为标志和前设的。方法不是现代工具理性眼光下所理解的“工具”、“手段”，而是思想所具有的视域，采取什么样的视域——或者如果嫌这种说法的主体性味道太浓的话，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在什么样的视域之下”——决定了事物向我们呈现为什么样，也即决定了它们“是”什么与如何“是”，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事物。

theory（理论）这个出自古希腊戏剧中观照（theōs）经验的词最好地说明了古希腊典型的方法形态——当然这里同样有实践哲学的发端，但我们会看到，实践与理论两个形态是同属一个框架之下的。柏拉图对理念的强调，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视觉的重视，都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一点。经过中世纪由信仰通达上帝的做法的中介后，笛卡儿直接将这一方法转化为观照主体对客体的清楚、明白的认识，由此使哲学进入了以主体哲学自我标榜的时期——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哲学与主体没有关系，而只是说超越者对自身的超越者身份具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自发地从这一立足点来看待世界，这一点我们下面会看得更加清楚。此后，莱布尼茨的单子进行的感知是对个体自由的强调；而英国经验论诸理论家则紧紧依附感觉经验，渐渐倾向于不相信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

康德的批判主义给出了区分自然与自由两个世界、而最终又以看待自然的线性时间视域看待自由的方案，虽不失为此前哲学的一个总结，然而其问题重重的二元论却极有可能是西方理论哲学传统对实践哲学传统的一次大的侵袭。由他引起的此后德国哲学消除二元论的努力奠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高度。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在笛卡儿以来一直没有摆脱的基督教框架下将观照的方法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后世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尼采的“视角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方法都是以方法的变革为先导的。

当代法国哲学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更自觉地对方法进行了反思，它本身也是现象学方法、解释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与语言学方法等各种现代思想方法的大融合，是外来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与本土的生命哲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等种种传统的互动。面对如此庞杂的思想形态，我们要做的，与其说是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一种传统与方法并一头扎进去，毋宁说是对这些传统与方法的一个根本特点——不断地超越边界——进行反思。当今华土，传入的思想不可谓不多，然而能以自立的姿态输出者又有几何？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兴趣臣服于某一家某一派，是不能真正有所作为的。

我们对“超越边界”这一能在根本上代表西方思想之特征的方法进行反思，这虽不是以上诸种具体方法的直接延伸，却可成为我们对待当代法国哲学的真正方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虽然在对自身传统真正有所创发之前我们尚不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站在当代法国思想的边界之外与之上看待它，考察这种对边界的超越活动本身的边界，这本身就是我们必然的视域，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这样一种立足点是历史与传统赋予我们的，虽然目前要看清这一立足点为何物、并真正立足于斯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尚还是一桩未完成的事业和一种冒险。

主体：“超越者不可被超越”的困境

“超越边界”这一方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复多存在，它至少包括超越者、边界、超越活动三个因素——这么说并不表明“超越”是一个静态、非历史性的结构——，这三个因素在西方思想史上分别表现为主体问题、真理问题和批判问题（批判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历史问题与时间问题）。对这一方法的考察也必须从这些方面来进行，我们首先来看主体问题。

主体是西方思想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笛卡儿之前，主体一直是一个潜在的主题，它并未走到前台——即便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长达几百年的希腊化时期，“关心你自己”成为思想的主题，那时的“自己”也仍然是“关心”的对象而已，并未取得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所具有的那种地位。笛卡儿第一个以主体身份进行超越活动，思想的格局一变而为“主体如何超出自身去认识客体”的.问题；而在他之前，超越者的身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几百年之后，尼采在他的遗稿——即后被其妹编成《权力意志》的那部分——中觉察到，将主体安插进事物中，这是西方思想的一大特点，并在其权力意志学说的立场上认为这是一种拟人论。几乎与此同时，去主体化渐渐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超越，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向‘无人’和‘非人’的境界，实行冒险的逾越活动”。然而正如海德格尔后期认定《存在与时间》误入了主体哲学的歧路，以“无基础的基础”代替基础、主体，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让主体借着存在、“无基础的基础”借尸还魂了一样，在福柯明确声言“主体死了”，德里达也不遗余力地对主体进行多方面的解构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主体真的消失了，主体问题真的不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了，我们走入了“后主体”时代？恐怕未必。

为什么超越者的问题表现为主体问题呢？正如上文所言，在笛卡儿没有自觉地采取超越者姿态、从而将“超越者是谁？”“如何超越？”的问题推到理论的前台之前，主体实际上与人并无直接联系，它偏向于基质（substrate）的意思，是事物的基底。从笛卡儿开始，我们必须追问“超越者是谁”了。为什么我们说主体问题实质上就是超越者问题呢？

实际上，没有超越活动以及由上述三个因素组成的超越模式出现，主体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主体的形象本身就是伴随着超越活动而出现的，正如现代哲学提倡的去主体化一样，它只是超越活动的一个表现而已。

对界限的不断超越，譬如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福柯对精神分析学的颠覆，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发展、阿图塞对结构主义的运用，诸如此类，种种超越，其超越者为谁？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思想家，然而有去主体化倾向的人一定不会同意，他们会说没有什么主体不主体的，是界限本身那里发生了超越，如此而已，没有那么一个“超越者”。

这样一来，就真的没有主体问题了吗？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将这种主张看成是他们的一种不自觉的策略：亦即他们本身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陷入了的一种策略。什么策略？这种主张虽然打掉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主体这张“资格证书”却从后面溜进来，贴到了界限的背上。也就是说，有一个主体存在，这不是通过思想家一两个声明就可以改变的，这是必然伴随“超越者-界限-超越活动”这一格局的，除非跳出这种“不断寻找界限，然后跳出这个界限，批判之前的那个界限，但却又面临新的超越活动来颠覆”的格局，主体必定会像一个幽灵一样挥之不去。

超越者挥之不去。用传统的超越活动是无法对它进行超越的了，因为超越者本身就是“超越”格局的一个主要元素，也就是具体的超越活动的前提，所以一切以往的超越边界的活动都无法对其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困境。现在留待我们考察的不是如何用一种现成的方式来突破这种困境，而是将这种超越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是否也能看到它的边界呢？

超越：不可能的任务

对于作为一种整体结构的“超越”，以上所言只是略略提到了“超越者/主体”这一个方面，另外还有“界限/真理”、“超越活动/时间”两个方面，这里已不能详细展开了。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超越决不仅仅限于思想家对思想家的批判，而是贯穿于西方整个思想、乃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方法。当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对之前哲学的“伦理”化改造、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相论的“实体”化改造以及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神学化改造时，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到超越者不断地突破边界寻找和奠定新的基础、新的边界；而当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典型形态时，我们看到理论、实践同被纳入这种“超越”框架内了，实践对理论的反拨只在这个框架之下才可能、才有意义；又如，在身体问题上，当我们觉察到西方的解剖医学以及注重力量的健体方法与中医五行医理以及注重运气调息的武术之间的巨大差异时，我们也会感受到“超越”这种方式的影响无处不在。对于当今的我们而言，它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了，而也是“我们的”了。

自康德以来，西方思想对“超越”方法的探讨已经一步步明确化，已经超越了一个个边界，到当代法国哲学，更是异彩纷呈，极端强调尊重他者，强调打开和保持他异性，强调保持新的可能性乃至不可能的可能性。这表明以往“不断跨越边界”的方式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思，已经不再以一味地突破边界、寻找新的基础和边界（在一种十分深刻的意义上，这两者是等同的）为能事，已经意识到边界与基础本身可能只是尼采所谓的“必要的虚构”，是一个个生存中必然的偶像。

尊重和保持他异性、新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是西方思想在“超越”的方法框架下所能采取的最后的策略了。而我们要获得一种独特的而非混同于当代法国各家思想的视角，就不能遵从这一逻辑了。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可陷入当代法国哲学所猛烈批判过的传统型突破边界、寻找新的基础的做法，也不可仅仅只强调尊重与保持他异性，因为这些都是已经以“超越”方法为前设、已经不自觉地遵从了“超越”的逻辑了。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法国的思想家们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性恰恰是应该尊重的。我们明白他们的逻辑，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否则我们无法进入我们自身的视域。

边界与超越论文篇2

在以往的认知中, 边境区位通常属于经济活动相对较少的边缘区, 人口少, 产业规模小, 但在新时代的经济背景中, 边界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降低, 边境地区的经济区位功能逐渐凸显, 即经济发展有将边境区从国内的边缘区转化成区域共同市场中心区的趋势。

在传统区位理论研究中, 鲜有关于边境区位的系统阐述, 跨境次区域的研究散见于廖什 (A ugust Lfisch) 的“市场区位论”和克里斯塔勒 (W alter C 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学”和的论述中。20世纪80~90年代以克鲁格曼 (Paul K rugm an) 为代表的新地缘区位理论形成。克鲁格曼、福吉塔 (Fujita) 和李维斯 (Liras) 认为需要重新调整国家内部区位。经济活动的区位导向逐渐外向, 边境区的经济功能地位得以提升, 国内核心城市区位对外资和企业的吸引作用相对下降, 原来国内核心城市区位的外资、人力、企业转移到边境区位, 改变了整体区位的经济活力对比格局, 在此基础上, 汉森提出了“中心边境区”的理念, 即通过有效的企业的活跃作用与地方支持, 在边界两侧展开市场协作, 激活跨境次区域的市场潜力, “边境区”发展为“中心区”。维纳布尔斯通过对产业间互动的空间均衡研究指出, 大型跨国公司可能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经济竞争逐渐过渡到探求经济增长带的新阶段, 有效利用边境省份创建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国家获得比较优势的新力量。作为国家间领土划分依据的边界由“政治封闭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 边境省份日益成为维护共同安全与促进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在此过程中, 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中国与朝鲜的次区域合作中, 丹东与新义州就在积极发挥这样一个桥头堡的作用。

二、辽宁与朝鲜经贸合作的边界效应

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 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 而边界的屏蔽效应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

(一) 中介效应

中朝边界长1, 420公里, 占全部朝鲜边界长度的84%, 是全部朝鲜边界线中最长的一条。中朝边界与作为朝韩边界的朝韩非军事区及俄朝边界相比防守少得多, 中国与朝鲜的商人亦能较自由的穿梭于中国与朝鲜之间。两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亦是经中朝边界的丹东进行的, 丹东市亦拥有很多中朝鲜合营的企业。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自2005年以后一直呈上升势头, 超过50%。2013年朝鲜对外贸易额为73.4亿美元, 同比增加7.8%, 这是1990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朝鲜对华贸易规模为65.4亿美元, 占贸易总额的89.1%。

朝鲜半岛地处中日俄三角的中心, 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将竭力奉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外交影响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东北亚安全。不能放弃朝鲜是中国历史与地缘战略上的最基本规律, 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决定。而辽宁作为即沿海又沿边的老工业基地, 无疑在在中朝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桥头堡”重要作用。从朝鲜方面来看, 苏联解体后, 中国逐渐成为朝鲜最低的贸易伙伴, 纽约时报将中朝边界称为朝鲜“通往外界的生命线”。中朝具有并重视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

(二) 屏蔽效应

辽宁与朝鲜经贸合作除了天然的中介效应, 还有如下两项干预变量需要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 这是阻碍中朝跨境次区域合作达成的关键变量。目前, 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的一意孤行、朝鲜政府在国际社会孤立的现状、朝鲜同中国的分歧疑惧、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等因素都增加了中朝经济合作的变数。二是空间可达性配套难以到位, 这是阻碍中朝跨境次区域合作能够长期运营的重要变量。在基础设施上, 丹东境内的中朝界河上只有一座公铁路两用桥正常使用。该桥的公路路基经铁路路基改建而成, 公路与铁路均为单向过货, 并受到种种限制。过货高峰季节, 要完成过货任务必须每天延长2~5小时通关时间。压车现象十分严重, 制约了丹东对朝贸易的长远发展。规划中的鸭绿江公路大桥因选址、资金等原因进展缓慢, 难以在近期建成。三是制度, 朝鲜法制并不完备, 政策风险较大。

三、辽宁与朝鲜跨边界次区域合作

加强地区经济联系就是加强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就表现为跨边界的产业合作。那么, 对辽宁与朝鲜而言, 应该选择哪些产业、以何种方式开展进行跨国合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辽宁与朝鲜的产业结构及双方的贸易结构。

(一) 辽宁与朝鲜的产业结构

自60年代起, 朝鲜就一直保持对与军事工业的高投入, 结果军工生产却发展迅速, 经济结构却严重失衡, 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 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近几年又由于工农生产的急剧下滑和粮食危机, 其工作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和恢复生产的正常化, 无暇顾及经济结构的调整, 其经济结构基本上与90年代中期相近。其一, 朝鲜经济中, 国民生产总值的27.6%是由37.6%的农业人口创造的,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农业在朝鲜的国民经济中处于弱质地位。其二, 朝鲜的工业部门比较齐全, 并具有潜力, 主要有煤炭、电力、造船、机器制造、钢铁、纺织等部门。但是, 工业中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大, 尤其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比重大;而社会间接资本和轻工业比重小;第三, 朝鲜第三产业 (30.3%) 增加值中60%以上的份额 (20.7%) 是政府服务部门创造的, 因此说明朝鲜经济中的服务行业仍处在比较初级的状态, 第三产业并不繁荣。因此, 从总体上讲, 朝鲜属于典型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 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局面。

(二) 辽宁与朝鲜进出口商品结构

辽宁主要向朝鲜出口石油焦炭等能源、加工机械、食品加工设备、轻纺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辽宁主要从朝鲜进口国内缺少的锌、铜、铅等有色金属, 无烟煤等优质能源、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及部分水产品。

单位:万美元

(三) 辽宁与朝鲜次区域合作的产业布局

在中朝的经贸合作过程中, 丹东和新义州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义州与辽宁省丹东市由长约0.9公里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鸭绿江大桥相连, 是中朝国际铁路线朝鲜段的第一个火车站新义州不仅是新义州-平壤-咸兴-罗先电气化铁路的起点, 也是首尔—新义州线铁路的终点。新义州承担中朝贸易80%的过货量。是继罗津一先锋自由贸易区后朝鲜推出的第二个特区, 新义州一南浦一开城的北部线、先锋一罗津一清津一文山的东部线是朝鲜全面实现经济复苏两个龙头。

新义州曾是朝鲜重要的轻工业中心, 设有制鞋厂、搪瓷器厂、造纸厂、化妆品厂、纺织厂、及营林工厂等。其西南外港龙岩浦建有造船厂。但是以轻工业闻名的新义州目前经济萧条。

新义州对岸的丹东市我国最大达边界城市, 边境区的企业作为对外合作的主体, 其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 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政府提供的软硬件环境。为此, 应该对丹东市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规划。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 充分发挥沿江、沿边、沿海的优势, 跳出行政区划的限制, 以产业节点、交通轴线、生态轴线为核心要素, 规划“大丹东”, 丹东市与东港市及其城市连接地带在空间上形成“一轴、两廊、三区、多点”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轴”指以丹东市黄海大道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轴线, 将丹东市和东港市沿城市交通线进行有效连接, 促进城市轴线发展。“两廊”指沿丹东市石佛河、柳林河打造两条生态廊道。“三区”指丹东市、东港市同城连接后形成的3个城市功能区, 即丹东新城、临港产业东区和创新产业区。“多点”指丹东市和东港市同城连接后形成的高新技术园区、装备制造工业园、船舶重工业园等产业园区。

四、辽宁与朝鲜边界效应转化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安排

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必然受到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 在辽宁与朝鲜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应该如何促使屏蔽效应的转化?本部分在前文阐述的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基础上进行分析, 论述边界效应转化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安排。

(一) 在边界效应的转化过程中,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来降低跨边界交易的交易成本, 表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自主性

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出台一系列旨在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安排, 如在边境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小额贸易优惠政策、取消一部分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出口企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优惠政策等, 能够调动企业从事跨境经济活动的主动性, 增强丹东对企业的投资和国内外资本吸引力, 促使区域合作“自下而上”地顺利开展。在这一过程中, 屏蔽效应逐渐向中介效应转化, 国家边界的屏蔽效应无疑被削弱。

(二) 建立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框架, 提升国家的信用度以及影响力

inan制c度e对边界效应的转化有着积极 (的C促u进m作u用la, ti制ve度ty可N以O消.除5或7降0) 低边界效应的消极作用, 众所周知, 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铁矿石选矿厂, 却被朝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遭驱逐。朝鲜于上世纪70年代向瑞典购买了1000辆沃尔沃汽车, 去年如今还有一批作为出租车奔驰在平壤的街道上, 但是40年过去了, 钱却没有付。由此可以看出, 朝鲜的信用度并不高、法制不完备。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 朝鲜高层政要频繁洗牌, 去年12月12日判处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死刑。张成泽在位时对朝中高层交流起到过桥梁作用, 曾全权负责并推进了威化岛、黄金坪、罗先特区的开发项目。2011年6月在丹东市举行黄金坪经济区开工仪式上, 张成泽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一起剪彩。张成泽还曾出席过包括连接珲春和罗先的公路项目在内的罗先特区共同开发开工仪式。朝鲜公报中指责张成泽有“扰乱国家财政管理系统、廉价出售宝贵的国家资源的卖国行为”, 而目前与朝鲜有经济往来最多的是韩国、俄罗斯和中国。韩国只是开城开发区, 俄罗斯与朝鲜的区域合作较早, 也不是张成泽负责的项目。只有与中国的威化岛、黄金坪、罗先特区的开发项目是张成泽极力促成的。金正恩的清洗不仅让统治集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 朝鲜政局无法预测, 随领导人的情绪而定, 中朝关系也面临曲折多变, 民间主张抛弃朝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认为, 现在抛弃朝鲜是愚蠢的做法。朝中在历史上形成的同盟关系并未消亡, 一个富裕、正面形象的朝鲜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也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利益。从长远看, 如果朝鲜感觉不到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 那么时刻警惕外来威胁, 朝鲜无法专心搞经济建设, 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会更加难以稳定。我们要努力使朝鲜回归为普通正常国家, 促其放弃拥核政策, 转换形象、定位与国际角色, 让朝鲜经济发展融入东北亚地区经济循环中, 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 与之建立经济互补关系, 进一步完善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利用烂牌打出一手好牌, 方为高手。鉴于朝鲜局势及其不完善的制度及信用环境, 辽宁与朝鲜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进行严格风险测量, 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次区域经济合作, 防范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

(三) 开展跨国经济活动的企业也是推动边界效应转化的重要力量

如前文所述, 辽宁与朝鲜次区域合作在本质上是在优势资源上的产业合作, 产业合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是企业, 企业进行跨国经济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 然而, 在边界屏蔽效应的影响下, 预期的经济利润会受到跨境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而有所降低.但丹东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基础薄弱, 必须在丹东和省内其他城市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动机制, 这样既可以发挥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 又能使边境城市得到其他大中城市的依托和支撑,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优势。从以口岸经济、边境贸易为主到以带动产业上下游纵深合作, 实现由点状向条状经济带开发过渡, 通过丹东市与东港市及其城市连接地带一体化强化对外合作参与能力和实力。目前, 丹东产业园区尚未实现集聚和规模化, 发展受到制约。产业必须形成规模效应, 才能发挥产业对示范区发展的带动作用。丹东可以充分利用连接中朝的地缘优势, 把政策优势、技术优势与国外资源、市场优势结合起来, 打造以先进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为主的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1]陆继峰.边界效应转化下的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J].商业时代, 2013 (14) .

[2]李天籽.中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边界效应[J].学习与探索, 2014 (7) .

[3]金香海.中朝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课题[J].韩国研究论丛, 2009 (1) .

边界与超越论文篇3

在这样神圣的环境中，雷大师被选为最有资格将形象、历史、传统、精神和争议融合于这座新的纪念碑当中的雕刻家。“希望之石”这座金博士的全身雕塑反映了其遗留下来的力量、决心和爱。如果不是因为雷大师拥有巨大的技能储蓄、文化敏感性、远见和卓越的高标准，他不可能胜任这项艰难的任务。一次又一次，雷大师展示了讨论审美差异问题的耐心和意愿。而雷大师所展示的这样一种能力中所包含的谦卑，诚信和尊严是并不常见的。

而雷大师挑战了先前已被广泛认可的设计，他将马丁·路德·金的形象提升到另一层次。他将设计发展成为一个能够鼓舞、反映和推动社会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爱以及民族和国际间互相尊重的形象。雕像所承载的马丁·路德·金“拥有梦想”的精神以及为道德、人性、和平、尊严和爱而团结一致的意愿远远超过了雕像本身的完工。雷大师在马丁·路德·金的纪念碑雕刻中完成了以上所有的这些，甚至更多。

在与他的妻子石莹洁，和他的儿子石可的交谈中，让我体会到他的家庭支持系统，并见证了他们之间的爱和尊重。这也总是令人兴奋的见证富有创造性的艺术个人在我们的世界中贯穿许多维度和边界，但又由相同的原始空间而连接在一起。我们都很充实。

他的工作是令人回味而又强大的。数以万计的人将会受到鼓舞和启发。最终，雷宜锌大师将被认定为丰富了我们的生活、灵魂和美感的国际公认的雕刻大师。我将为曾与他有联系而永远地感到荣幸。

（Jon Onye Lockard，密歇根大学美国黑人和非洲研究部门高级讲师；Emeritus，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瓦西特瑙郡社区大学教授、美国国家艺术家会议前主席）

反思与超越美文篇4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苏霍姆林斯基。我从他的书中不但读到了精辟的教育理想和具体实践，也读到了对教育坚贞的信念和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勇气。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在他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历史条件下，他提出每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观点和进行的每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富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因而也常常与周围或“上面”发生冲突。例如，他在实际工作深感研究儿童是搞好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功，因此公开指出，苏共中央1932年对儿童学的批判有过头的地方，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又如，在1955年以前，苏联学校完全取消了劳动课，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实现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又眼见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的事实，因此坚持进行劳动教育，他所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从1947年起就给毕业生授予职业证书。可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大搞生产教学，劳动占用了过多的学习时间，这时，他又第一个出来反对这种过头的做法。他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表面上看，苏霍姆林斯基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实际上，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能出版。他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还是通过特殊渠道在德国出版的，为此，他差点被开除党籍!

然而，如果苏霍姆林斯基因此而放弃对教育的追求，他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大教育家。我当然无意把自己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提并论，但是，当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饮誉世界的教育家尚且如此，我所遇到的挫折真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我遇到的挫折并不都是周围的错，我自身的确也有许多缺陷呢!心态一平和，我便开始冷静地思考来自同事的议论，同时反思自己的不足。我想，平时所遇到的来自同事的议论，不外乎三种情况：中肯的批评、善良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对于中肯的批评，我应“闻过则喜”，不应“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错了，“跳”也没用----那只会显出自己心胸的狭隘。我曾经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评，为什么不当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议论呢?现在我却认为，只要人家说得对，就别计较别人是当面提出还是背后议论;如果硬要“计较”，不妨“计较”一下：为什么别人不愿向我当面提出呢?真的这样一“计较”，可能又会“计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这不又有利于自己进步了吗?对于善良的误解，也应心平气和地对待。同事之间，在性格特点、处事方式、思维角度乃至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确的见解与做法暂时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误解，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没有恶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够解释的尽可能解释，一时解释不清的干脆不解释，自己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见人心”，更要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做出让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恶意的中伤，也没有必要“奋起自卫”、“迎头痛击”，仍然不应与之争斗。因为恶意中伤者往往是小人。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他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因为“当你与傻子吵架时，旁边的观众往往分不清究竟谁是傻子”(外国谚语)。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大写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严的。

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摆脱嫉妒最好办法是“拉开距离”。想想，如果鲁迅来到我们语文组，谁会嫉妒他?假如徐悲鸿到我们学校教美术，谁会嫉妒他?当我们不管周围的流言蜚语而埋头于自己的事业，执著地前行，三年五年过去了，我们一定会将自己与那些小人的距离拉开。当他望着你的越来越远同时也越来越高大的背影自叹不如的时候，他还能嫉妒你吗?

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

我至今都忘不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真诚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和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当时XX市教科所的副所长、语文教研员唐建新老师(他现在XX市XX区教研室工作)，他不但一直指导我进行语文教改实验，而且总是在我受到非议的时候为我大声疾呼，并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我的教改经验。这种支持甚至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我和唐建新老师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常常得到他的鼓励。

我还感谢我的岳父――他是乐山一中的退休语文教师。岳父学识渊博，简直就我的“教参”;更重要的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他总是给我以继续前进的力量，叫我别退缩，叫我看准了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只有我自己能打倒到自己，除此之外，谁都不可能阻挡我李镇西的崛起!”――这句话，在后来的教育历程中，一直激励着我。

庄子心得感悟与超越篇5

1.淡泊为大（淡泊明智），宁静致远。

2.人能够看清目的和方向是不容易的。

3.只有用心才能从细节里获得知识和感悟。

4.冠军永远跑在掌声之前。

5.留一份寂寞给生命，让生命可以开阔。

6.经历和悟性决定你的眼界。

7.人格理想的支点：依于仁，游于艺。

8.感到心理失衡是因为世界在动，而你不动。

9.生命的逍遥之境，不是人的生命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用我们的心与世间万物相勾相连、水乳交融。

10.道法自然，道无处不在。

《自卑与超越》读书心得篇6

最重要的是，文不扣题。在书中我的确看到了阿德勒对于【自卑】成因的各种解读，但【超越】我并没有get到。或许是我理解力不强，只能说这本书与我的预期相差太多。

整本书下来，阿德勒一直在强调合作他人和奉献他人的重要性。似乎唯有做到这两点才能解决自卑带来的问题。可我却觉得他对于自卑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他童年时期因为身体不健康也曾内心自卑过，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他成功的克服并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当然，那些曾经讽刺挖苦过他的人算是他前进的动力。

对此，我只能说，他，并不曾经历过自卑。真正自卑的.人，是不会因为他人过分的言语和行为而奋发图强的，相反，他们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自卑的人会无底线的全盘接受并且还深以为然。

自卑的人是无法和人合作的吗?是不愿意对他人奉献的吗?并不是的。越是自卑的人越是想尽办法融入社会融入自己所处的团体，他们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结果往往不太尽如人意。

为什么?因为周围的人并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宽容。很多时候，自卑的人并不是能力有所欠缺，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自卑人在某方面的能力为10，读后感.因为自卑的心理他往往发挥出来的只有2，落在他人眼里这就是无能的体现，他无法得到认可和信任，再加上他会毫不犹豫的相信别人对于他的不客观的评价，就这样循环往复最终成了死循环。

边界与超越论文篇7

一、边界的状态探寻

1. 边界的存在与否

(1)多数学者认为文学理论是存在边界的，即使这个边界“是建构或者是想象”3的，它也是一门学科独立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朱宁嘉在《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的话说：“从逻辑的角度考察，学科分工，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文艺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学科特性、学科界限、学科内容、学科规范，强调边界、特性是完全正确的。”苏州大学的李勇则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如果边界问题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如果它有首要问题的话。”4李勇认为，如果取消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那么文学理论，则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一门学科，也将难成体制。而在贺仲明看来，文学理论不仅要有边界，这个边界还有三个必备要素：首先是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其次，美应该是重要前提;最后，要有理想主义，因为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文学和文学理论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5

(2)部分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的边界存在但同时也是不存在的。所谓“存在”，是说“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精神审美的品质，以及它们处于量变状态中的相对边界是存在的”6。所谓“不存在”，是说文学和文学理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边界。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作为人的审美创造，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审美系统，并且在不断变化。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既是审美的，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性使其容易与哲学、史学或社会学等产生精神血缘关系，这样文学理论也随之复杂，随之“自由”，便很难划定边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需要确定的。因为“文学无定性，全是随机缘而变所致，是各种条件聚散分合所呈现出来的状态。”7文学和文学理论不应该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的意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8因此，给文学理论划定边界，是没有必要的。

2. 边界的发展变化

在承认存在文学边界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学边界的变化非常关心。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在《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一文中提到，由于电子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一批泛审美化样式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词抢夺了人们的视线，美容、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环境设计等等也打入了“艺术”的圈子，他们代替传统的文学而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陈太胜认为，现在大学里中文系都已经事实上将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到了广告、电视、网络文化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的确发生了变化。老一辈学者如童庆炳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理论的边界已经发生了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边界移动，学者们以何种姿态应对，这则是一番智慧的持续争论。

二、边界的移动应对

1、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对于边界的移动，陶东风认为这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不是维护所谓的边界。正如科内尔·韦斯特所说的：“这里的关键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9其实在在17、18世纪，各个知识领域的边界甚至连名称都十分混乱，如所谓的“文科”“人文科学”“文学”“美文学”“哲学”“文化”“精神科学”等等，与现在的学科边界相比较，它们也是在改变之中形成的，这说明边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10况且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因此，面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所发生的移动，陶认为应该把渗入大众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纳入拓展后的文学边界之内，文学理论应该正视现实，与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紧密相连，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1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金元浦，他认为面对新出现的种种样式，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样才能获得文学理论的新价值，并且，拓展边界，关注现实生活，这并不是中国开的先例，早在1963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出版的《美学》一书中，就探讨了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由他指导的博士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的专著《日常生活》，也于1970年首次发表，被誉为“是迄今所见有关日常生活的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专著”。12

2. 坚守文学理论的边界

与陶东风、金元浦的拓展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童庆炳、钱中文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坚守观。童庆炳虽然与陶、金一样承认文学理论的边界发生了移动，但他认为这种移动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移动而移动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自有它的特性，文学理论不可能研究日常生活里的几乎所有一切具有一点文学性的东西13。那些“研究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相关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美人图片等等”的，只是一些“作为感觉评价的浅层次审美，”不可能“以此取代对文学的研究”。14钱中文则认为拓展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宽容泛审美性的文化研究是难以替代文学理论的。15总之，坚守观还是认为即使边界发生了移动，文学理论也不能脱离文学这个对象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审美样式，即使是希利斯·米勒自己也承认，文学 (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 在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精神的培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6文学理论的边界反思应该向现实的文学事实进军，向新的文学经验进军，以此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价值。

3. 在坚守中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拓展观与坚守观之外，众多学者还持有在坚守中拓展的观点。朱立元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要守住自己的审美性，如果这条自律边界守不住，把网络游戏、广告等等不分良莠全部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文学会异化为非文学，连文学理论也会消失于非文学的或泛审美现象的汪洋之中。当然，文学理论也不能固守现有的边界寸步不移。把真正具有文学特性的样式扩容进来，并不会消解文学的边界，而且这也许是克服当代文学理论边界危机的一个有效思路17。陈太胜在《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中指出，在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中，即要看到研究对象源于社会文化，同时也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边界。在现实基点上，文学理论要保持对当代形形色色的泛审美样式、商品拜物教和市场意识形态等保持清醒的文化批判，还要有“阐释中国的焦虑”和基于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18盖生关心的，更多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后，扩容的样式是否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定位，扩容后能否对“文学理论危机”有所解答。19此外，张婷婷还提出，无论是“拓展”还是“守界”，都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 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20

三、边界问题的展望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边界的存在界定和边界问题的出路。这些积极的探索为解决边界问题奉上了智慧的力量，但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解决边界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其中，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的内容在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直接界定文学理论的边界在哪里，也可以正面回答拓展观与坚守观的分歧。对于边界的界定而言，虽然随着时代发展，文学所包括的外延难免有所变化，文学理论也会由此而变，表面上看起来边界也是移动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边界之内的内容必然具有共性，只要把这个共性阐释出来，那么这个共性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边界，因为它才是划分边界两端的直接标准。至于拓展观与坚守观，同样可以用共性来判断拓展的程度和坚守的底线。

在上述争议中，有学者屡次提到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坚守审美性，似乎这个审美性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共性。问题是，什么是审美性?它并不等同于那个可以直接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中找到的概念，因为审美性是与人所追求的精神的自由同出一体的。某一个时代的人所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那么那个时代的审美性就体现为什么，这种精神自由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只有当新世纪的人们明白自己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审美性才会变得清晰，而后，文学理论的边界界定和边界问题，或许能看到解决的希望。

摘要：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是近几年来我国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为一种对学科存在合法性的追问, 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论体现了当代学者对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当下处境的焦虑, 也体现了文学理论在新时代的挑战面前作出了种种回应。本文在回顾近年来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边界问题的看法, 并对该问题的发展作了展望。

讳《困境与超越》有感篇8

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危险的职业。伟人和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

教师的幸福也不仅仅是学生的成功，同时应该是自己的充实与成功。教师可以利用的时间与空间决定了教师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完全可以进行自我的设计与武装，让自己多才多艺，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让自己脱离庸俗。

教师要达到上述的境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读书，人类几千年的教育历史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这些财富保存的载体主要就是教育的经典著作，阅读经典，与过去的教育家对话，是教师成长的基本条件，也是教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教育智慧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由这些经典构成的桥梁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程。人类的教育虽然不断变迁与发展，但是教育的根本不会变化，教育培养人的功能不会变化，教育过程的内在规律不会变化。如教育创新，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之一，但是对于创新教育的论述，现在可能并没有超过陶行知。因此，现代的许多教育新思想，其实只不过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案例与过去大师的.对话而已。

教师读书不仅是寻求教育思想的营养，教育智慧的源头，也是情感与意志的冲击与交流。从过去的教育家的著作中，教师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有心的教师会认真阅读教育的重要文献，认真学习不同时代教育家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力量。读书会让我们的教师更加善于思考，更加远离浮躁，从而让我们的教师更加有教育的智慧，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