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领导范文

军队领导范文（共7篇）

军队领导范文 篇1

路 彬 杨忠虎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曾产生过各式各样的政党和组织，也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武装，但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都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重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掌握着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我们党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制度逐步完善的。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革命斗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很大影响。然而，幼年的党斗争经验不足，对独立掌握武装力量重要性认识不够，受共产国际“武装国民党”错误主张的影响，放弃党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并发出《通告》：“在国民军中不发展组织，不便有党支部。”致使北伐军的实权大部分掌握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手中，以至于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时，大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毅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走上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制度。

党从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天起，就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南昌起义成立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党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依据前车之鉴和起义部队的现状，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做了在我军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支部建在连上。”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进而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问题。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红军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对我军的这一制度作过如此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就有“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的提法。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成为共识并为广大官兵所接受。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人们对党的军事领导制度在认识上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经受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30年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军模式，1931年在赣南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反对“红军中党的包办主义”口号下，作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主张党委制的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批判。党委制的取消，党的领导的削弱，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在军团成立军委分会，恢复了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奠定了基础。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倚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野心膨胀，企图拥兵自重，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按照他的军阀主义的逻辑：“谁的人多枪多，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公然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张国焘与党争军权、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并采取组织措施，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迅即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再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中国共产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又一次受到挑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单一领导”的原则，不容许国民党插手人民军队。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同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

在游击战争条件下，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个别人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4年4月，在谭政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批评了部队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抗战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与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

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制度的权威。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提出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至此，中断了15年之久的军队党委制得以恢复。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直接掌握，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党由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形势面前，一些同志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疑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守规矩”，就是要遵守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制度，所谓“听指挥”，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50年代初，我军提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就是了。有的甚至主张

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什么“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军委领导严肃批评了忽视政治工作观点和“一长制”的错误主张。彭德怀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导和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内乱，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是，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乱军的阴谋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老一辈革命家1967年的“二月抗争”、1972年前后周恩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党和人民开展的大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人民军队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敌对势力宣扬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鼓吹“党军分家”，说什么“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军队”，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无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变化发展，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多次告诫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胡锦涛主席在领导我军建设的实践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纵观这个时期中央和军委领导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和我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头脑，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官兵的思想冲击，最根本的就是要与时俱进，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军事理论武装官兵的头脑，增强广大官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牢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实思想基础。

二是强调走依法治军之路，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纳入法制的轨道，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基础，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军委领导指出，依法治军的目的，就是“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法治军的推行，强化了官兵以高举旗帜、维护核心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法制意识，保证了部队政令、军令畅通和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三是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要靠一系列根本制度来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在军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适应军队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原则，强化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部队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保证；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是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实到基层，是我军几十年来艰苦奋战而无往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世纪新阶段，尽管我军所处的历史环境、官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这些根本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确保了军队永远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四是强调树立“军魂”意识，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魂乃命之本，军魂是军队的生命之本。中央军委领导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多次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下，我军坚持不懈地对官兵进行“军魂”教育，才有效地抵制了国内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谬论，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任凭风浪起，方向永不偏；才使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牢固树立“军魂”意识，是我军“打得赢”和“不变质”的根本思想保证。

军队领导范文 篇2

一、现状分析

(一) 审计时间把握存在问题

目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离任审计往往是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已办理提升、转业、离退手续, 完成实质性工作交接后才进行的, 从而导致了离任审计变成了一种事后评价。对于提升的领导没有太大的影响, 审计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二) 复合型审计人才缺乏

现在部队从事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人员, 相当大一部分是财务专业毕业, 有的甚至是半路借调过来的, 缺乏完整、系统的审计理论知识培训;部分学习审计专业的, 又缺乏财务工作的经验。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审计人员较少。相对于财务工作而言, 审计工作的要求更高。审计人员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者, 其综合素质对于能否做出客观、真实的审计结论,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计人员不仅要熟知财务流程, 还要精通审计理论, 同时还得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在审计工作中, 还要坚持原则性。所以, 要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 就必须全面培养复合型审计人员。

(三) 审计结果评价困难

如何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进行审计评价, 是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关键。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和结论直接关系到个人, 是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关系重大。假若结论和评价出现失误, 可能造成违法违纪, 选用干部不当, 也可能出现伤害干部的积极性,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与之相对应的, 会影响到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的形象。评价本身主观性就比较强, 有一定的模糊性。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 既要考虑经济效益, 更要考虑军事效益, 但是军事效益很难评估, 军事效益需要战争来检验。

(四) 审计成果的运用不到位

审计工作的目标就是审计成果的运用,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被审计对象提高经济管理能力和经济决策水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运用效果不明显。首先, 审计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经济责任审计建议往往是讲要落实好各项规章制度, 避免经费超支等, 浮于表面, 对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理财能力和经济决策能力分析比较少, 导致审计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其次, 审计意见难以得到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要求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现实情况是审计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造成了审计意见和建议难以落实。

二、主要对策研究

(一) 实行“先审后离”制度, 责任审计与日常审计相结合

“先审后离”就是在领导干部提升、免职、离任前, 先对其审计, 再对其任免。这样可以增强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感, 强化责任意识, 提高理财能力。纪检、干部部门对将任免的干部应提前通知审计部门安排审计, 部门之间相互配合, 互通信息, 从而全面掌握情况, 加大监督力度。“先审后离”适用于所有在职的领导干部, 尤其是将要提升的干部。

(二) 大力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

现代审计工作需要复合型审计人才, 不仅要有高水平的业务能力, 还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因此, 要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的培训工作, 提高宙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首先, 可以安排审计人员到基层财务部门锻炼, 增加审计人员对财务工作理解能力, 分析能力。其次, 定期要求审计人员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学习, 进行业务培训, 博采众长, 创新审计方法。再次提高政治素养, 强化职业道德, 确实的树立起审计人员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三) 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地作好审计评价

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评价一定要慎重, 它关系到个人利益, 不能草率行事。评价的前提, 必须报着对单位、对工作、对被审计对象高度负责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原则, 根据审计资料, 一分为二, 客观公正的分析被审计对象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坚持政治标准与经济标准相统一, 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不掺杂个人感情, 排除一切干扰, 确保审计评价的公正。评价的依据必须是通过审计查证的真实资料, 对各种资料要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要深入调查研究, 注意听取群众的意见, 同时征求单位和本人意见, 从其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合法性方面对其进行准确界定。评价的范围, 只限于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也不能缩小这个范围。评价的行为要力求做到标准化, 规范化, 行文要简练清晰, 用词要确切。评价的角度, 要立足于既能体现审计对象在任职期间的工作业绩, 又能反映审计对象在理财方面的问题。对于因为审计手段和权限制约而未能查明的问题, 不能妄下结论。

(四) 抓落实, 将审计成果用到实处

首先, 要进一步加大审计法规宣传力度, 强化审计监督的权威地位, 创造良好的审计内外环境, 使被审计对象进一步提高法规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 依据法律依据, 该处理的处理, 该通报的通报, 保证被审计单位自觉落实审计意见和建议。其次, 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要提高审计质量, 认真做好审计的综合分析工作, 提出个性和共性问题, 提出解决的措施, 确保审计意见和建议的可操作性, 要切实对领导干部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有较大帮助。再次, 审计部门要做好审计回访工作。审计部门要做好审后监督工作, 监督被审计的单位和领导干部, 加大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力度, 对落实审计意见坚决、效果明显的单位, 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一定的奖励;对审计意见不落实的单位, 要责令限期整改, 通报批评。

摘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已经成为很多审计部门的中心工作。它不仅是加强干部监督的有效手段, 也是干部考核工作的延伸和补充, 是考查了解和监督管理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方式。

关键词：领导,经济责任,审计

参考文献

[1]、张晓莹.军队内部控制改革的动力及经济学分析[J].军事经济研究, 2005, (01)

[2]、卢相君.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J].审计研究, 2001, (04) .

军队领导范文 篇3

【关键词】政令分离 领导指挥体制 对比

一、中国北宋军队领导指挥体制

北宋军队有禁军、厢军、乡兵、番兵之分，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是禁军，实行枢密院、三衙、帅臣相互制约的军权三分体制。宋太祖建国后，有感于唐末、五代武将跋扈，时常威胁政权安全，遂着力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削弱统兵者职权，军权三分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这种军权三分体制，对于结束唐末、五代延绵二百余年的军人干政、专政，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指挥权的过度分散极大地影响了指挥效率，加上北宋采取军队调动换防、将帅原地不动的政策，造成了“兵不识将、将无专兵”的奇特局面，北宋军队的稳定是以战斗力的降低为代价的，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往往败多胜少。

二、近代普鲁士军队领导指挥体制

普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的总参谋部，其发展、成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职责、地位不断地调整变化。总体来说，普（德）军总参谋部以作战指挥为主要职能，军队行政领导主要由战争部负责。因此，这也是一个初步的政令分离型领导指挥体制。

普军总参谋部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政令分离不够彻底，总参谋部的职能并非单纯局限于作战指挥。二是军政、军令权责划分反复调整，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角力和人事变动，对普军战斗力乃至整个国家政局产生了负面效果。总参谋部、战争部、军事内阁职权不断变化，直至第二帝国的终结。

三、当代美军领导指挥体制

美军在二战之后为解决各军种条块分割、指挥不畅、协同混乱的问题，按政令分离原则进行了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形成了“国防部-军种部-作战部队”主管建设、“国防部-战区司令部（职能司令部）-作战部队”负责作战的体制。这一体制也成为了当今各国军队竞相效仿的样板。

美军在改革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法制文化，几乎每一次改动都是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实现的。为提高其对所属部队的指挥权威，美军以立法的方式为其赋予了一定的人事权，包括选拔权，即必须征得战区司令同意才能任命某一军种的军官担任下属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免职权，即战区司令可以免除任何在本司令部任职的军官的职务并建议对其重新任命；纪律权，即战区司令有权召集军事法庭，对违背作战命令的军官进行处分。此外，战区司令有权对下属指挥官任职表现进行评价，并提交军种部长和参联会主席，这在军官遴选委员会考虑军官晋升时有相当分量。

四、当代俄军领导指挥体制

自20世纪70年代起，苏军及之后的俄军就一直在试验改革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其核心问题是在战区一级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直至2008年后，俄军鉴于自身在俄格冲突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军种问协同不畅的问题，进行了“脱胎换骨”般的“新面貌”军事改革，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才终于得以组建，政令适度分离的领导指挥体制初步建立起来。

与美军相比，俄军虽有模仿美军之处，但保留了大量自身特色。与美军力避在中央层级出现统一的指挥权相比，俄军保留了总参的指挥职能，主要负责战略问题研究和军事计划制定，并对跨军区作战行动实施指挥。俄军的领导指挥体制只是一种政令有限分离的体制。建立平战一体的联合指挥机构，目的在于使其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俄军反其道而行之，与多数高级将领出身军区，军区情节很深有关，这也是俄军着眼减轻改革阻力、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务实之举，不排除今后进一步调整的可能。

五、结论

上述政令分离型领导指挥体制样例，虽由共性之处，但在产生背景、具体内容等方面，差异大于相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政令分离体制的构建具有以下规律：

一是联合作战指挥的产生是政令分离体制出现的根本原因。政令分离体制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指挥活动的复杂化，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的出现而产生的。中国封建时代，指挥活动较为单一，指挥者仅包括将帅个人及少数谋士，类似参谋部的指挥机构尚未形成，此时实行政令合一的体制，更有利于统筹指挥、训练、管理、后勤等诸方面工作。而北宋军队不仅政令实施了分离，作战指挥权也由枢密院和帅臣分别掌握。北宋军制历来为人所诟病，此时实施政令分离有些“不合时宜”，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虽然普军总参谋部主要职能是作战指挥，但当时的指挥活动没有复杂到当今的程度，普军总参谋部仍有余力负责军事训练、军事科学研究、铁路建设等工作，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与指挥相关的各类资源。此时指挥机构兼有部分领导职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现代战争是联合作战，随着军兵种构成的日益复杂，指挥越来越成为专业化的工作。于是，一方面，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在指挥职权上不断做加法，实现对陆、海、空军部队的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在行政职能上做减法，力求建成平战一体的专门指挥机构，从而专注于指挥活动。

二是合理确立政令分离层级对政令分离体制成败至关重要。从政令分离的层次看，北宋军队的军权三分发生在最高层级，除皇帝外，整个军队缺乏坚强统一的领导，而当代美俄军队政令分离是在总参、战区层级，军政、军令系统在国防部发生交汇。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目的不同，前者在于维持军队内部稳定，后者在于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是依法明确划分军政军令权责是政令分离体制稳定的重要保障。改革的这一艰难过程，伴随着各方势力的相互角逐，外在表现之一则是军政、军令权责划分的繁复调整，普、美、俄军莫不如此。然而，相较普、俄军，美军改革相对平稳，政令权责划分较为明晰。原因之一，是美军法制观念较强，改革注重依法推进。

近代普鲁士是一个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国家。国王虽对改革予以支持，但为了维护自身地位，特别是在军队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启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人士，纵横捭阖，朝令夕改。普鲁士虽然有议会，能立法，但军队改革往往凭国王一言而决，是没有什么法制而言的。

美军改革法制色彩要浓厚的多。虽然1958年和1986年两个《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每一次都经过了激烈的争吵，但一经国会批准，可以得到较好的落实。目前，美军政令分离的体制较为成熟，政、令两套系统权责分配较为明晰，分离程度也较为彻底。在历次局部战争中，美军体制表现出较高的指挥效率。

四是采取措施确立指挥机构的权威是构建政令分离体制的必然要求。尽管剥离联合指挥机构的行政职能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军队改革的共同方向，但政、令的绝对分离会损害指挥机构的权威，影响正常指挥关系的建立。在这里，北宋军队是一个典型的反例。负责领兵作战的帅臣平时为闲职，战时则出现“兵不识将、将无专兵”的局面，指挥关系已极度扭曲。

普鲁士参谋军官的训练和选拔自成系统，由总参谋部负责，这样，总参谋部就通过参谋军官具有了对各部队的巨大影响力。美军注重权力制约，以法律形式赋予战区司令对所属军官的选拔权、免职权、纪律权，再加上战区司令对所属军官的评价权，使其获得了间接的人事权力。俄军为提高军区对各军种部队的权威，以政令分离程度的不彻底为代价，赋予军区行政职权，以避免前几次改革中联合指挥机构被架空的局面。

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范文 篇4

国办发〔2000〕62号

2000年9月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总部: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现将《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二○○○年九月八日

《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深化连队住房制度改革方案》（[1999]19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按照国家及军队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改革现行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逐步实行军队转业干部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化和社会化，以促进军队建设、维护军队转业干部的切身利益。

（二）基本原则。与国家及军队房改政策衔接配套，坚持统筹规划、优先安排、重点保障、合理负担的原则，体现对军队转业干部的优待。军队转业干部享受与其转业时军队职务等级相当或同等条件地方人员的各项住房待遇。

二、住房供应保障

（三）保障方式、军队转业干部的住房，主要采取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现有住房或租住周转住房，以及修建自有住房等方式解决。

（四）房源供应。安置地人民政府或接收安置单位，应按要求为军队转业干部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和周转住房房源。对全迁户军队转业干部，在其到地方报到前提供房源；其他军队转业干部，在其到地方报到后的一年内提供房源。所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周转住房房源，应当做到选址合理、质量可靠、设施配套。

（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安置地人民政府和接收安置单位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应优先向军队转业干部出售。军队转业干部购房面积由其根据家庭支付能力自主决定。

（六）租住周转住房。对于安置地暂难以提供经济适用住房的全迁户军队转业干部、配偶无住房且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金确有困难的其他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地人民政府或接收安置单位应提供周转住房供其租住。

有条件的地区可建设或购买适当数量的住房，作为军队转业干部的周转住房，重点解决全迁户军队转业干部的住房问题。

（七）购买军产住房。租住售房区军产住房的军队转业干部，本人及其配偶确无其他住房的，可按军队现有住房出售管理的有关规定购买现有住房。

（八）修建自有住房。各地应结合小城镇的改造支持和鼓励军队转业干部建造、翻修自有住房。军队转业干部自建住房，享受国家和安置地人民政府有关自建住房的各项优惠政策。

（九）住房档案移交。军队转业干部及其配偶的住房情况和住房需求，由军队团（含）级以上单位干部、财务、营房部门审核上报。军队转业干部住房档案与其本人档案材料一并移交地方。

（十）退还军产住房。租住军产住房的军队转业干部，本人或其配偶已购买或租住地方住房，以及已修建自有住房或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了住房的，应及时退还军产住房。

三、住 房 补 贴

（十一）住房补贴来源。军队转业干部服现役期间的住房补贴，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转业后在地方工作期间的住房补贴，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或接收安置单位按有关规定解决。

（十二）住房补贴对象。2000年及其以后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及其配偶，未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安居工程房价购买住房或未参加集资建房的，可按规定申请住房补贴；已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安居工程房价购买住房或参加集资建房给予货币补差的，按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配偶已租住地方住房的，可按房改成本价购买，购房实际建筑面积未达到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的，分别按军队和地方的有关规定给予货币补差；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购买其配偶现租住住房的，夫妇双方可以按规定分别申请住房补贴。

（十三）住房补贴方式。军队转业干部服现役期间的住房补贴，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军官、文职干部、士官住房补贴暂行办法》（[2000]后财字第18号）规定计发，计发时间截止到军队停发工资的下一个月。安置地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高于军队基本住房补贴基准房价的，由军队按规定计发地区住房补贴。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后的住房补贴，由接收安置单位按照本单位与其军队职务等级相当或同等条件人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四）住房补贴申请。军队转业干部申请服现役期间的住房补贴，应如实提供家庭住房情况等有关资料，由本人所在团（含）级以上单位营房部门会同干部、财务部门共同审核办理。

（十五）住房补贴发放。军队转业干部服现役期间的住房补贴，由军队团（含）级以上财务部门在军队转业干部离队时计发给个人。其中，租住军产住房的，退还军产住房时计发给个人。

（十六）配偶住房补贴。军队转业干部配偶的住房补贴按其所在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已实行住房补贴制度的单位应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及时予以划拔、支付。

夫妇均为军队干部，一方转业需要购买住房的，留队一方可以申请住房补贴。

四、加强组织领导

（十七）切实加强领导，解决军队转业干部的住房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和军队转业干部的切身利益，各级人民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十八）精心组织实施。地方各级计划、军转、建设、房改部门和军队干部、财务、营房等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工作。要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军队转业干部住房和住房补贴等有关政策规定落到实处。

（十九）严肃纪律。对隐瞒住房情况、弄虚作假骗取住房补贴的军队转业干部，除令其退出住房或退回住房补贴外，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按规定给予经济处罚。对提供住房情况虚假证明的，应视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挪用、贪污住房补贴的，要依法严肃查处。

五、其

他

（二十）1999年及其以前批准转业的军队干部，按照国家和安置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参加房改，享受接收安置单位与其军队职务等级相当成同等条件人员购买、租住、自建住房和住房货币分配等各项住房待遇，军龄计为所在单位连续工作时间。租住军产住房的，可以按军队有关规定购买现有住房。

（二十一）军队转业士官的住房保障，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二十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二十三）本办法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二十四）本办法从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军队领导范文 篇5

第一次：计划将军队总数由550万压缩到400万

新中国成立之时，解放军的总员额达到了550万人，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技术兵种也很少。1950年4月，中央决定将全军总员额由550万减至400万。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军队又进行了扩编，到1951年12月总人数增加到627万，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627万减至400万

1951年底，国内大规模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已转入阵地防御作战阶段，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于1952年再次对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

1952年精简工作全面展开，至年底结束，全军总人数降为400万余人。第三次：减至320万

朝鲜停战和国内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基本结束后，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面对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全面展开等大好形势，决定对人民解放军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

此次精简工作到1955年底顺利结束。全军兵力精简到了大概320多万人。第四次：降为240万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降低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中央军委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

这次精简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底结束，全军总人数降为240万。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到全军总人数的32%。

第五次：裁军计划流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队数量再次大幅度上升。1975年，解放军总人数高达610万。为了解决比例失调和部队臃肿问题，1975年6月至7月，中央军委决定3年内将军队减少60万人。

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次裁军随之夭折。第六次：继续完成第五次精简整编任务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精简方案，精简机关，压缩军队员额，减少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这次精简还裁并了各级机关的重叠机构，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部分野战军步兵师改为简编师。

第七次：军队总员额减至400余万

1982年9月，中央军委下发精简方案，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下辖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军区直属的炮兵、坦克和野战工兵部队，大部划归陆军的军内建制；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至此，中国军队总员额减至400余万人。第八次：裁减员额百万

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精简方案。根据方案要求，这次精简整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压缩军队总员额，全军总人数减少100万。到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基本完成，解放军总员额为300万人。

与裁军同步，陆军航空兵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立。陆军中技术兵种比例首次超过步兵，人民军队迈出由摩托化向机械化转型的关键一步。

第九次：裁减员额50万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在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军50万。到1999年底，裁军5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

第十次：裁减员额20万

2003年，中国宣布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再裁减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

第十一次：裁减员额30万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如果这一计划完成，军队规模将保持在200万人左右。

军队领导范文 篇6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时间:2011年06月16日 09时00分

来源:《求是》

作者:李继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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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评论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也走过了84年的战斗岁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军魂，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光荣传统，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

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邓主席要求，军队要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江主席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强调，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做到坚定不移听党指挥。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必须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最高政治要求。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0年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各种进步政治力量、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都未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只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开创了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军作为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和一以贯之的建军原则。党在初创时期，由于没有独立掌握武装力量，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标志着我们党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三湾改编，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此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断得到坚持、巩固和发展。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一根本原则，党才把我军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确保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之本、立军之本、强军之本。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和行动遵循。党不仅缔造了我们这支军队，而且一直教育和培养着我们这支军队。革命战争年代，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官兵，用崭新的革命精神贯注部队，开展延安整风、新式整军等运动，着力涤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官兵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在党的领导下为正义事业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我军深入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兴起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热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不懈地进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教育，坚定官兵爱党、信党、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历经时代变化和各种斗争考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深融入一代一代官兵的血脉，成为人民军队凝聚军心、永远不变的军魂。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党探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及时而富有远见地将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建设纳入国家制度体系，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建军原则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符合我国国体政体要求的基本军事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体制上保证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是军事制度的核心内容。我们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就决定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同时又明确了国家对军队的领导。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国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充分体现在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才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把军事制度纳入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确保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才能确保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国家建设大局，充分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和资源建设军队，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是我们党建军治军最可宝贵的制度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

应当看到，我国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制度本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西方一些国家实行政党间接掌控军队，有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政党制度、执政方式紧密相联的，我们决不能照抄照搬。国内外敌对势力用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那一套，来攻击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其根本目的是妄图使我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错误政治观点，我们要坚决抵制，始终做到坚

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

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能够历经风雨而不断巩固，根本的就在于它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好原则、好制度，能够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宁。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党要长期执政、执好政，靠纲领路线正确，靠人民群众拥戴，也需要军队提供重要力量保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能够经受住一系列重大考验，与我军始终不渝听党指挥是分不开的。军队是政权的重要基石，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对军队的领导权。面对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我们党只要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牢牢掌握人民军队，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推进，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安康。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对我国的战略防范和遏制，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和阻力增大；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迫切需要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和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我军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切实肩负起维护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力量支撑和坚强安全保障。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表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军性质宗旨所系。新形势下，我军建设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官兵成分和价值观念趋于多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逐步推进，这些都对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提出新的要求。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能使我军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受住各种复杂严峻考验，成为让党和人民永远放心的人民军队。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更加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

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要求。面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任务日益繁重的新形势，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新挑战，我们要紧紧围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这条主线，把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的工作抓得更加科学、扎实、有效，保证部队永远听党指挥，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始终坚持用党的理论统一思想、凝聚意志。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

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号令，始终做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要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着力回答解决官兵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确保广大官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站稳正确立场、保持清醒头脑。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非常有效的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主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部队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政治教导员，连和相当于连的单位设立党支部和政治指导员；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这些制度构成一个严密、科学、完整的组织领导体系，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和维护。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发展各领域，贯彻到部队完成各项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到实处。要结合新的形势任务，积极探索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使这些根本制度在军队建设发展的实践中得到更好地坚持和贯彻。

要深入持久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要扭住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军魂意识这个根本，深入扎实开展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抓好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不断筑牢官兵精神支柱。要适应官兵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新特点加强道德建设，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引导官兵自觉端正价值追求，坚决抵御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始终保持革命军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和良好道德风尚。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深入开展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教育，组织官兵加强党史军史学习，使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

要着力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保证。要紧紧围绕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要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全军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军队领导范文 篇7

关键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魂；忠诚于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63-02

忠诚于党，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是我军官兵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忠诚于党，首要的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因此，铸就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需要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法理与法律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夯实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根基，铸牢永远不变的军魂。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在我国形成发展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的伟大创新。

在我们党创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制度之前，中国的军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军阀操控政党及政府、割据混战，国家和人民深陷灾难的重要原因。为了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建立一套防止个人掌握兵权、政党真正领导军队的制度，辛亥革命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试验过各种军事领导制度，既有对西方的照搬，又有大革命时期对苏俄军制成规的学习，但前者因袁世凯篡权复辟及其死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混战而失败，后者则因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军的性质迅速变为新军阀蒋介石实现个人独裁的工具而夭折。历史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军事领导制度与其政治制度一样，在中国行不通。而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则进一步表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在政治上不能掌握反帝反封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军事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自己政党完全掌握的军事力量，军队的领导权一次又一次地落入军阀个人手里。因而，历史的选择必然是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相适应，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历史地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军事领导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抓住枪杆子、用好枪杆子。实际上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的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而核心和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军事领导制度。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经验，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伟大创新。其成果就是经由“三湾改编”大致形成，再到“古田会议”而确立的，以后，又随着实践不断巩固和丰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军事领导制度。1927年9月，毛泽东主持的三湾改编，在部队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创造性地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解决了对基层部队直接掌握的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做出的古田会议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基本制度，特别是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体制，标志着我军新型军事领导制度的确立。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战胜了与党争夺兵权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进一步确立了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又解决了在统一战线中，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问题。解放战争中，又粉碎了国民党以“军队国家化”为借口，要求我党交出军队的图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在实践中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的创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解决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一我军建设的首要和根本问题，是创建和发展新型人民军队、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对武装力量的直接掌控，从军权性质上根本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军权私有的军事制度，铲除了军阀政治生长的土壤；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从军事体制上实现了党掌控军队并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根本职能；从根本上保证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手里，从内部制度和机制上有效防止了政治野心家篡夺军权的图谋；从根本上保证了军队各级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从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上确保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政党执政体制的本质要求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后继续得到坚持、巩固和完善发展。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挑战。因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铸牢军魂意识，我们不但要从历史发展上把握其必然性，而且还要从政治基础和法理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其必然性。这是因为，一支军队的组织领导制度采取何种方式，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党军关系模式，不仅取决于这支军队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传统，还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政治体制及其法理基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符合我国国体政体要求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基本军事制度具有深刻的政党和政治属性。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是由政党与军队的本质关系客观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军队和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是一定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政党是阶级的领导力量，军队是执行政党的政治任务、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政党的最高使命是执掌和领导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的柱石是军队。因此，政党与军队的本质关系决定了军队必须接受政党领导，而不可能“非党化”。不仅理论上如此，作为现代政治普遍形式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执政党领导军队是一个普遍规律，执政必须“执军”是政党政治的必然要求。

我们实行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中国特色政党执政体制的本质要求，具有坚实的政治根基。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掌握国家政权、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政党政治模式决定着党军关系模式。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当今世界的政党政治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等多种类型。这也决定了党军关系模式，即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掌握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有间接和直接领导两种。政党对军队的间接领导方式，主要是在普遍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轮流执政体制的西方各国。表面上看，由于轮流执政，军队并不属于哪一个政党。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哪一个政党执政，就由该政党的领导人出任总统或首相、总理并兼任军队的最高领导者，统帅军队，而直接控制军权的上层官僚绝大多数也是执政党的政治家。这种军事领导体制，就在事实上赋予了执政党对军队的控制权。实质上仍然是执政党统帅军队，仍然反映了执政必须“执军”这一普遍规律。而不论各政党如何轮流执政，军队都始终是在资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之下，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说：“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1]的实质所在。政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方式，主要是在实行一党制或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的国家。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有一个最根本的政治前提，这就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是全面的，并且是唯一的。与这一制度相联系，我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在政治上必然服从党的领导。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因而，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军事领域里的必然体现，是中国特色政党执政体制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拥有坚实的基础。

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拥有充分而坚实的法理基础，拥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作为我国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对我国国家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的“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这就通过根本大法，在法理上赋予了党对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根据宪法精神，由我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从法律上赋予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的高度统一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关，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融为一体，其组成人员、领导机构和领导职能都是相同的，在党的领导机构内和国家领导机构内同时具有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又实现了国家对军队的领导。这就通过《宪法》既确认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和直接指挥权，同时又实现了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的统一，使党中央对军事工作的决策、指示具有法律效力，成为国家意志，也真正体现了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2]的性质。因此，在中国，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充分而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明确的法律授权，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