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例小结（通用6篇）
一、案例概述
李真是个难得的反面教员。这位被称为“河北第一贪”的李真，仅３５岁时已跃升至正厅级的省国税局局长，被“双规”时年仅38岁，一年后被依法逮捕。在任期间，他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等合计达1051.09万元，最后又一步步走向“地狱之门”。我们又应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得到什么警示呢？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始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也重才。
打开李真的档案我们不难看出，7年由一般干部升为正厅级局长；到省国税局任职后，仍然兼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李真身上分析这种极不正现象常的原因，主要有三靠：一靠弄虚作假。二靠疏通关系。三靠自己运作。由此可见，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执行不认真，是造成李真这个“特殊人物”的重要原因。
李真违法犯罪给予我们最直接、最现实的警示，就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一刻也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李真犯罪事实还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由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作风培养。第二，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加强领导作风培养。第三，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工作作风培养。第四，要情趣健康、追求高尚，加强生活作风培养。
逃避监督，抵制监督，是李真严重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秘书犯罪，李真不是第一人，但他利用秘书身份施加的影响，犯下的罪行，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却是触目惊心的。早在1995年初，群众就举报他收受价值60余万元豪华凌志车和妻子携巨款准备移居国外的问题。此后举报他违法违纪的信件接连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得到查处。
加强监督，强化制约，是促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李真案件最突出的特征，一个是权力大于职务，影响大于职务。另一个是在不断提拔中搞腐败，在搞腐败中又不断得到快速提拔。
二、讨论综述
本小组对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怎么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李真的犯罪事实说明：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思想作风不端正，就必然有思想蜕变开始，逐步陷入违法违纪的泥坑 ；如果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不端正，就必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滋生特权思想，以至滥用职权，失职渎职 ；如果生活作风不正，就必然贪图享受，逐步沦为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俘虏。
（二）、腐败的新形势不断涌现。
这主要表现为:由以往的半公开、公开的发展，并往往穿上“合法”的外衣，腐败分子巧妙的利用党的现行制度，如人事制度、公安司法制度、贸易制度、银行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为其权力腐败服务：作案手段从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利用电脑科技进行腐败。且腐败的主体官阶越来越高。
（三）、怎么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对权力腐败进行制约必须要靠权力制约机制、道德制约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腐败的本质就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现代腐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而且新的形式也不断涌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这就需要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以保证各项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
（四）、怎去预防和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通过学习和教育的方法使社会或统治阶级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勤政廉政、为统治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的意思和品质。同时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既避免人才埋没，又可以减少国家的资源浪费，使公众的道德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得以提高。这样中国人民才不会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人心才不会涣散。万众一心，有这样凝聚力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
三、思考与启示
关于土地腐败的内涵和范围界定目前尚无较为广泛认可的标准,但土地腐败问题成为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土地腐败案件占当年腐败案件比重从2000年的6.43%上升到2013年的29.14%,且不少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多部门、多岗位、多人数,社会影响巨大,土地腐败与国企改制、重大工程腐败并称为“当代中国三大类腐败”,并被列为治理商业贿赂六大重点领域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土地腐败,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学者们对土地腐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从研究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土地腐败的表现、腐败的成因、腐败环节、腐败的后果危害和腐败的治理措施等,此外,很多学者选择该领域中的某个易发生腐败的环节进行论述如土地规划、土地批租、土地征收、土地出让等,从研究方法分析,运用了零容忍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人际关系、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土地腐败的研究成果不算丰富,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形成一定的反差,并且大多数的研究均停留在土地腐败现象介绍、原因分析、治理对策的探讨,或是针对某一土地腐败环节进行剖析,很少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全面把握土地腐败的特点。为此,本文提出土地腐败定义为:土地管理者滥用土地资源与市场管理的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本文从行为研究角度出发,构建腐败主体、环节、方式三维体系,并通过大量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研究分析土地腐败行为规律和特点,可为进一步了解土地腐败的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帮助。
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腐败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信息收集的全面性与真实性,我们很难收集某一行业和领域腐败实际发生的全部信息,只能通过已经发现或查出的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寻找规律,这是目前在无法获取完整腐败数据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研究收集整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新华网、人民网、检查日报等媒体刊登的案例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研究的土地管理领域的腐败案例,并采用案件指标分析法,从不同维度总结提取关键词信息分析案例。案件指标分析法是通过构建统计指标体系对每一个案件进行详细分析的方法,它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腐败本身的一些特点。案件指标分析法是目前为止解决腐败问题信息不对称的最好方法之一,是揭示腐败发生规律、认识腐败发展趋势的有效研究工具。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案件信息较为详实并具有典型性的117个案例,能较全面反映土地腐败的特点。此外,案例涉及23 个省份,地域覆盖面较广,提高了研究样本的随机性。在广泛收集案例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研究目标构建了案例分析的指标体系,共有2 类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并根据指标对案例进行逐一分析提取关键信息构建案例库,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一个完整的腐败行为可以从主体、客体、发生环节、方式、目的/动机、危害六要素进行描述,其中主体、发生环节、方式三个方面最能反映行为本质。因此,本文选取腐败主体、发生环节、方式3个维度构建土地腐败行为研究框架,通过对117个典型案件的指标统计和内容分析,总结出以下实证研究结果:腐败行为主体具有年龄段及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等典型特征,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腐败主体其腐败程度不同,未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腐败行为环节上,土地管理腐败领域集中、环节众多、高发点突出,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最为突出。腐败行为方式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
3.1 土地腐败行为主体
从上述腐败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土地腐败行为的主体即拥有或影响土地资源与市场管理的行政权力者。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腐败主体进行实证研究。
3.1.1 宏观观察
3.1.1.1 土地腐败主体年龄段集中性
作案时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之间,其次是31-40 岁,这两个年龄段占据75% 比例,这个年龄段腐败主体掌控的权力较大,处于事业高峰期,极易发生腐败行为。
3.1.1.2 腐败主体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
我国国土管理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土地管理体制隶属同级政府,这种管理体制为党政插手土地管理提供了制度条件。案例库资料显示:腐败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占据38.9%比例,国土部门占据60%,其中国土部门一把手、二把手占据37.6%,其他职能部门占据21.6%,主要集中在土地登记发证、土地储备中心、土地规划与耕地保护、土地利用管理、地籍科等部门。由此可见,国土领域的犯罪主体已呈现系统化、扩大化的趋势,作为地方党政首脑的一些市委书记、市长,也时不时客串一下“土地爷”的角色。
3.1.1.3 腐败主体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
腐败人员作案时主要集中于副科级、正科级、正处级这三个最实际接触事务的职级上,高达70%多,丁锐、 张秀智关于土地资源“实际控制力”的调查结果由高到低依次是:市、省、县区、中央、乡镇,表明现行土地实际控制力高度集中在地方(尤其市、省、县区)政府手中。这也解释了本文腐败行为发生时副科级到正处级占据80%比例的原因。
案发时副处级从9.4% 上升至13.6%,副厅8.7% 至13.6%,正厅3.6% 至6.5%,新增2% 副国级,由此可见,带病提拔比例较高,腐败行为查处率有待提高。
3.1.1.4 涉案金额多、涉及土地量大、影响深远
土地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土管管理腐败涉案金额多。本文117 例案件中,以整个案件为计量单位,案值最低为4.16万元,最高为111700万元,平均1023.56万元,且主要集中于100万-500万元,占据了31.4%,500万-1000万元的占据9.5%,而涉案金额大于1000万元的有25.8%,因此案值大于100万元的共占据了66.7%,足见土地管理腐败涉案金额之大。《法制晚报》记者曾统计并整理了2009-2010年30个发生在土地、城镇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其中涉案人员的平均涉案金额超过870万元。
此外,从腐败主体个人涉案金额来看,主要集中于100万至600万元之间,高达34.9%,100万-300万元几乎占据了所有案件的四分之一比例。而其中不乏有2000万元以上的,被称为“土地奶奶”的科级干部罗亚平,把手中的土地征用和审批大权发挥的淋漓尽致,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倒卖土地资源等方式,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任职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 万余元,共计受贿1.45亿元,社会影响巨大。
3.1.1.5 窝案串案多,案件潜伏期长
由于土地管理业务环环相扣,一人单独实施职务犯罪的难度加大,加之土地管理系统权力分散,规章制度约束,所以目前土地系统中职务犯罪窝案、串案现象愈演愈烈,腐败分子把持领导岗位,结党营私,把个人腐败转变成集团腐败,排挤和打击清廉务实的干部,形成劣币逐良币的政治生态。深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炬案,立案查处32人,其中涉及省内外厅(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10人。河北邢台土地腐败窝案中,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7 名“大员”,外加一县委书记,各自利用手中权力,环环相扣,织成了一张腐败的网,6000多万元被侵吞。窝案的腐败链条使得腐败更加难以查处,加上作案方式越来越隐蔽,因此案件的潜伏期较长,本文的117个案例潜伏期平均7.1年,潜伏期最长时间跨度达21 年,最短11 个月,潜伏期在7 年以上的占据了46%。
3.1.2 进一步微观观察
为全面了解腐败行为,借鉴李永奎工程腐败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研究中分级分类变量,本文从四个不同维度、由高至低五个层级(1-5)对腐败主体涉案金额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城市层级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及以外城市,行政组织层级分为省、市、县、乡、村,职务层级1-10 级中每两级为一类,权力层级分为一把手、二把手、部门正职、部门副职、一般工作人员。
经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其腐败程度不同,具体表现为:二、三、四线城市腐败案例较多,主要因为这些地区正值发展期,各类项目较多,但从腐败金额看,一、二、三线城市平均案值较高,城市较为发达,资金量集中;从组织层级看,市级最为突出,表现为“双高”现象(案发率最高、平均涉案金额高),主要基于市级行政部门主管项目的立项、审批、验收等权力,极易发生腐败。从职务层级看,5 级以下,即厅局级到乡科级,案发集中,超过90%比例,由此表明土地事务主要由地方办理控制,真正的权力也集中于地方,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尽管地方案发频繁,平均涉案金额1-6 职级远远高于7-10 职级,职级与涉案金额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权力层级方面案发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党政、国土部门一把手、二把手及下属部门的正职,掌握大权,并以此进行权钱交易,且涉案金额也较高,其中二把手平均涉案金额最高,由此可见,掌控城建、规划等实际权力的二把手利用自身权力,实施腐败机会多,应特别关注,如表2所示。
3.2 土地腐败行为环节
3.2.1 土地腐败行为环节及腐败高发点分析
土地管理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土地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地籍管理、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土地规划与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执法与监督,有专家指出:土地领域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链几乎就有多长。从土地征收到土地的出让,从缴纳土地出让金到调整容积率、用地性质再到产权登记,从项目的规划审批到项目的选址,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众多权钱交易和官商合谋的案子。土地收储、土地拆迁、土地整理、土地测量、土地规划等由国土部门管理的事项中,任何一个环节都藏有大量权力寻租空间。本文运用指标分析法对案例库中117个案例提取关键词,梳理分类,总结出各领域的主要腐败环节及风险点。
3.2.1.1 地籍管理
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土地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基础工作,地籍管理为土地利用提供了信息支持,是土地利用的法律依据。学者们对地籍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籍管理信息化,少有学者对地籍管理中腐败问题做专门研究,本文案例库中有15%腐败行为与地籍管理有关,因此,本文通过指标分析法提取关键词信息以寻找地籍管理中的腐败环节。地籍管理腐败主要集中于土地登记及地籍档案管理和土地权属争议等业务,其主要风险点分别为工程招投标、违规办理证件、更改地籍档案管理、协调用地关系等,其中违规办理证件案例最多,主要表现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而违规发放相关证件或是乱收、贪污办证费用等。地籍管理涉及到国家重大经济利益,一旦腐败行为发生,将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广东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李劭,违规为14宗10万多平方米土地审批办理,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损失共计1317 多万元。宣恩县国土资源局局长伍远斌,明知土地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导致2007年宣恩县政府为收购此宗土地花费了230万元。地籍管理腐败环节和风险点,如表3所示。
3.2.1.2 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
2001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1286亿元,2013年首超4万亿元,达到4.1266万亿元,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4.26万亿元,14年间增长超过30倍,总额累计达20多万亿元。(财政部)审计署分别于2007 年、2009 年、2011 年对部分地区的土地资金做了审计工作,公告显示2008 年11个城市违规使用出让金83.7亿元。2010年11市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19.61 亿元;11 个市的674.81 亿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不规范,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征收总额的20.1% ;11个市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用途56.91亿元。2012年11 个市县共计97.19 亿元土地出让收入未纳入基金预算管理;12 个市县违规使用土地资金15.42 亿元。此外,据国土部披露,2013 年全国46个城市共欠缴土地出让金49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问题,因此找出土地出让腐败环节和风险点,对于根除土地供应腐败十分关键。本文对所收集的117个案例提取关键词信息,如表4所示。
通过上述关键词的提取分析,我们得知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主要集中于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租赁,其中土地供应腐败最为严重,几乎所有的腐败案件均涉及土地供应,其主要风险点有:供地方式的确定,我国土地出让供地方式主要有划拨、招标、拍卖、挂牌,其中划拨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划拨用地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许多用地单位钻制度空子或打擦边球,使用各种手段绕过招拍挂批地程序违规拿地。此外,在招拍挂公开拿地中仍有很多操作空间,比如设置排他性条件限制竞争、泄露土地出让信息、拍卖环节暗箱操作,合同签订中玩猫腻,以及最惯用也最掩人耳目的返还、减免、贪污、缓缴土地出让金及各种税费,如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此外,土地转让也是腐败的重灾区,通过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利用职权帮助其女儿,以180元每亩低价受让大亚湾土地3500 亩,在未交足全部的出让金、未按规定完成全部工业建设基础的基本开发条件等情况下,以380元每亩价格非法转让,其女儿获利2887.8万元。
3.2.1.3 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土地管理与耕地保护主要体现在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等业务。土地规划对土地管理起到龙头作用,土地用途管制通过对土地用途变化的管制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其主要风险规划审批、规划调整和土地使用功能的改变,容积率的一个小数点改变,规划审批口子的放松,土地使用功能的变更,动辄涉及上万的经济利益。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是近年来政府极为关注的一大领域,耕地开垦、土地整治从项目立项、项目承接、施工、验收、工程款结算等都存在着巨大的腐败空间,土地整治项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验收标准,因此只要能拿到项目几个人合伙成立小公司即可开展此类项目,成本少、收益高、风险小,各大公司争先恐后承接此类项目,也因此导致土地整治类项目承接,施工到验收权钱交易成风。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也是近年来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由案例关键词归纳得知,其主要集中于贪污征地补偿款和征地审批两个方面,多量土地、虚列补偿项目、虚拟征地补偿户、伪造征地补偿协议等种种手段贪污骗取征地补偿款,及“以租代征”集体土地,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等为主要腐败环节。土地执法与监督中也有人知法犯法,在违法处理和监管巡视中收受贿赂,如表5所示。
3.2.2 不同业务领域腐败程度比较分析
通过对不同业务领域腐败程度的比较分析,了解土地腐败重点领域,针对性地防治腐败行为。
经分析可以看出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案件数明显高于其他领域,案发较为频繁,其中土地供应平均涉案金额最高,达4313 万元,土地供应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雷爱先总结了土地供应过程中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及形成原因,并提出治理土地供应腐败的政策建议。黄涛、袁柏顺从制度性与法律出发,挖掘土地出让领域立法之缺陷,并从制度和立法两方面提出了建议。由此可见,土地供应作为土地腐败的重点领域,我们应特别加以关注。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农用地流转与土地征收征用领域,土地征收征用事关广大劳动群众及社会稳定,近几年各种征地纠纷在各大媒体频现,此领域平均涉案金额高达1977万元,且主要表现为虚列补偿项目、伪造征地补偿协议等手段骗取征地补偿款甚至直接贪污挪用补偿款,此领域的监督问题,成为国土管理的重中之重。
3.3 土地腐败行为方式
土地管理腐败行为方式的研究利于掌握其作案手法,从而有效防治腐败行为。当前土地管理腐败手法方式主要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
一是作案手法上具有隐秘性。通过虚构征地资料、倒签时间等方式违规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开假发票、假证件和收条等手段,及利用较为专业土地规划手段,使容积率的细微调整难以察觉。
二是腐败手段上具有隐蔽性。为避免被发现,很多腐败人员在进行腐败交易时,往往会找出很多方式掩盖,如虚开借条、借钱买房、借车改之名借钱、低价购买房屋或低价订房再转手卖掉赚差价、投资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等手段,以及及各大节日、出国培训、子女婚庆、生病住院等种种理由受贿索贿。如原阳新县国土局副局长冯力兵为掩盖家庭财产来源问题,虚开一张30 万元借条;浙江丽水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叶杰耀以低价购买房屋,购房总价与市场价格差额高达40多万元等,此类案件众多。
三是腐败行为上具有多样性。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直接方式表现为直接插手操作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土地出让、土地审批等领域,如调整容积率、改变规划、违规办证、泄露拍卖信息、亲自批示、打批条等,原正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李兰超,一支铅笔打批条,违反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和国有土地使用证,造成381万元国有资产流失。间接方式主要有以暗示、授意、打招呼、下指令、组织协调、施加压力等,主要集中在获取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与返还、土地审批、土地整治项目承接等业务,且一般发生在职权较高的国土部门主管及党政机关一把手等身上。
4 结论与启示
土地腐败成为近年来腐败的重灾区。本研究从实证角度出发,在系统收集的土地腐败领域117个案例的基础上,运用指标分析法构建指标分析体系对案例逐一进行剖析,并构建腐败行为主体、行为环节、行为方式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研究土地腐败行为,寻找土地管理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土地管理领域的一些真实情况。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土地管理领域腐败行为主体具有年龄段及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集团式、坍塌式腐败突出,腐败示范效应强等典型特征及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腐败主体其腐败程度不同,未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腐败行为环节上,土地管理腐败领域集中、环节众多、高发点突出,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最为突出。腐败行为方式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这些规律有些方面和我们以前的判断相似,但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能以实证的方式为此提供真实依据。
迪克斯—耶茨丑闻据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这一丑闻源于关于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拨款作用的持久争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3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敦促下，国会设立了田纳西峡谷管理局，它拥有“在田纳西峡谷获得建设和经营水坝的权利；制造硝酸根和肥料，生产电力和出售电力的权力；控制洪水、退耕土地、开发航运，以及在该流域发展经济和当地居民社会福利的权力。”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成为当地大城市的廉价电力来源。
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许诺不出售田纳西峡谷管理局，不过，他明确表示，他认为私人部门应当满足整个国家未来电力的需要。早些年，孟菲斯市同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曾达成一个长期协议，由后者供应其未来的电力需求。到50年代初，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意识到，如果其电力生产能力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它便不能满足其所承担的电力供应责任。
为此，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拨款提高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生产能力。但是，到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他的政府明确表示强烈反对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扩大其作为这一地区电力来源供应者的作用，因为私营电力公司抱怨说，在田纳西峡谷管理局得到联邦补助的情况下，它们没有能力与之竞争。而如果政府能够让私营公司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的话，就有可能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伙伴关系的新时代铺平道路。
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这一看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53年初，预算局起用第一波士顿电力公司副总裁兼董事阿道夫·温策尔作为无偿顾问来检验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电力生产和利润。该公司是一个专门对公共事业提供财政保险的公司。温策尔在对预算局提出的报告中不仅强烈反对进一步增加政府的电力生产，而且建议把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系统出售给私人公司。温策尔的建议大大超出了预算局的设想。在预算局要求温策尔来进行调研时，它已得知温策尔和第一波士顿公司为在全国的私人发电设施的建设进行资助。预算局的官员显然从未考虑到如果联邦政府结束联邦电力生产，第一波士顿公司可能从中受益。
1954年初，核能源委员会宣布，它同一些私人电力公司财团达成了一个协议来满足其未来的电力需求。这一协议解除了其对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电力供应需求，使它可以满足它对孟菲斯市和其他地区的合同义务，从而使田纳西峡谷管理局不再需要扩大电力生产能力。当公共政策游说集团得知这一消息后，它确信这是解散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第一个步骤，而在此时，公共电力已经在全国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亚拉巴马州民主党参议员莱斯特·希尔是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最积极的支持者，他对这一协议非常恼火。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宣布，第一波士顿公司的副总裁兼董事温策尔曾就迪克斯－耶茨合同对预算局作过咨询，而电力财团同第一波士顿公司签订了合同来安排对这一项目的资助。国会开始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利益冲突的指控和反指控，掩盖事实和党派相互中伤。共和党的批评者把这一丑闻作为大公司已经把触角伸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证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森豪威尔本人于1955年7月宣布取消原子能委员会的合同，但是电力财团——密西西比峡谷电力公司立即起诉联邦政府中止协议，赔偿法庭裁决该公司应得到187万美元的赔偿。
然而，最高法院在田纳西峡谷电力公司案上推翻了赔偿法庭的判决，现代利益冲突规则的支持者因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司法部因证据而不准备起诉温策尔违反刑事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仍然认定温策尔的介入使联邦政府有理由中止合同，因为温策尔已经违反了联邦政府的《利益冲突法》。司法部不起诉温策尔并没有使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感到为难，因为第一波士顿公司已经得到了合同来资助对密西西比峡谷电力公司发电厂，温策尔在原子能委员会与电力公司的合同中有直接利益。厄尔·沃伦法官的话令利益冲突规则的支持者大受鼓舞：
“法律并没有详细说明存在着作为犯罪因素的腐败，或由于被告的利益冲突政府遭受了任何实际损失。这一忽略表明法律因此不仅针对不诚实，而且针对诱导不诚实的行为。这一广义的禁止体现了对下述事实的承认：当具有最良好动机的人的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商业交易的影响时，甚至他们也会做出不公平的判断，从而带来损害。”
五、围绕试验战术战斗和攻击机的调查
肯尼迪政府虽然没有受到重大的道德丑闻的困扰，但是在肯尼迪政府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引起批评的事件。
肯尼迪雇佣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把自己的主要任务看作是控制国防开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结束武装部队的各个兵种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方法的一部分，在空军和海军不情愿的情况下，国防部决定购买一架试验战术战斗和攻击机（TFX）供空军和海军共同使用。波音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是争取得到政府合同的主要竞争者。
1960年初，通用动力公司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由于该公司是得克萨斯福特沃思地区较大的雇主之一，如果它遭到破产，地方经济和得克萨斯州都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鉴于此，一些银行提供给通用动力公司2亿美元的贷款使它维持偿还能力，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福特沃思的大陆银行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通用动力公司急需TFX的合同。当空军理事会和系统资源选择委员会由于波音公司更好的设计和更低廉的价格而把合同给了波音公司时，国防部的高级文官拒绝了这一建议，而把合同给了通用动力公司。虽然联邦法并没有要求把合同给价格较低的投标人，但是激烈的争论很快围绕着这一决定而爆发出来。
1963年10月，媒体报道海军部长弗雷德·科思“利用海军部的官方设施和海军部的快艇红杉号来拉私活”。第10939号行政命令规定总统任命的所有级别的高级官员都不得担任“任何政府外的职务，或进行其他与充分和恰当地履行其公务或职务责任不相容的政府外活动。”然而，更严重损害科斯名声的是关于他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卷入了TFX合同的传闻，这最终迫使他辞职。在成为海军部长之前，科斯曾是大陆银行的负责人，正如上文所介绍的，大陆银行是向通用动力公司贷款以维持其运行的主要银行。在科斯就任海军部长时，联邦道德规则还没有要求科斯出售其所持有的大陆银行的股票。然而，当公众了解到科斯没有资格就TFX作决策时，他受到了国会的严厉批评。虽然科斯否认他曾在两件有争议的事情上犯有过错，但是肯尼迪的白宫不愿为了保留他的政府中职务而进行持久的努力。1963年10月科斯辞去海军部长的职务，表示他愿意重返私人部门。
国会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止了TFX项目。1970年参议院对整个TFX事件进行了调查，认定科斯在职期间，国防部同通用动力公司签订了16项合同，同波音公司仅签订了2项。不过调查显示，科斯在决定给予通用动力公司合同中没有起重大作用。在以后的一些年中，TFX一直受超支和技术问题的困扰。
六、威尔逊出售公司股票
艾森豪威尔在当选一个月后任命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威尔逊是许多被提名进入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阁的著名商界人士之一。不久，根据规则，威尔逊通知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他拥有39479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因为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起，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要求被提名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的人出售他们与国防工业公司有关的价值大于1万美元的股票。然而，联邦法律并没有要求联邦官员依照利益冲突规则出售任何财产。威尔逊通知委员会他不打算出售这些股票，但他将不参加任何同通用汽车公司有关的决定。威尔逊提出的条件不能使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威尔逊出售股票，他必须为自购买股票以来其价值的增长部分支付一大笔税款。
参议院委员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在会上，当一位参议员向威尔逊询问，如果他不得不做对通用汽车公司不利的决定时他将怎么办，威尔逊回答说，他相信，“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之亦然。”威尔逊的声明使全国舆论哗然，批评者以此为证据证明大公司觉得它们能够得到它们想要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得到的任何东西。白宫和威尔逊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结果威尔逊出售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全部股票。事实上，尽管利益冲突规则并没有要求联邦官员和雇员出售相关股票，但是许多被提名者为了避免争议，自动出售了它们。
七、谢尔曼·艾德马斯丑闻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另一大丑闻是关于谢尔曼·艾德马斯的。艾德马斯是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助手，曾担任新翰布什尔州的州长。1958年初，报纸报道他以一个面临被撤销执照的航空公司的名义同民用航空董事会达成了一笔交易，而行政法禁止这类同联邦规章机构的评判项目有关的合同。
如果是仅仅如此，艾德马斯还可能过关，但他随后又被众议院法律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揭露出新的问题：他曾允许新英格兰工业家伯纳德·戈德法因替他支付了波士顿希尔顿饭店的1628.28美元的帐单。一位国会调查人员在国会听证上作证说，他得到信息，戈德法因由于同艾德马斯的密切关系，“至少在两个规章委员会上得到了优待”。艾德马斯此后发表一项声明，承认他曾经从戈德法因那里接受饭店的食宿支付，并以戈德法因的名义向规章机构提出过询问，但他否认他得到的好处与戈德法因得到合同相关。
报纸很快又报道艾德马斯从戈德法因那里接受了“价值700美元的骆马绒大衣和价值2400美元的东方地毯”。1958年6月17日，艾德马斯接受了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询问，600名听众和记者旁听了这一前所未有的过程。在整个听证会上，艾德马斯否认犯有任何错误或采取过不适当的做法。在听证会即将结束时，他承认“如果他能使时钟倒转，他会更谨慎一些行事”。
政党政治最终决定了艾德马斯的命运，9月共和党在缅因州的大选中遭受惨败，作为艾德马斯丑闻的直接结果，民主党在竞选中节节胜利。1956年9月22日，艾德马斯辞去了其在白宫的职位。
八、博比·贝克丑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博比·贝克成为当时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得力助手。同约翰逊的密切关系使贝克得到大量权力和特权，直到1963年他因丑闻而成为阶下囚。1963年一个自动售货机公司对他提出了民事诉讼。这家公司由于没有得到自动售货机合同，而指控贝克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促成一家他在其中有财政利益的公司得到了合同。调查的结果显示，贝克在担任约翰逊的助手期间因从事律师服务而得到了200万美元，这笔钱中的一大部分来自一些集团和个人为其向政府部门游说而付给贝克的公司的报酬。1967年1月，联邦法庭判贝克犯有逃税、偷盗和欺诈政府罪。贝克在整个调查和起诉期间，从未暗示约翰逊参与了其犯罪活动。但是上世纪60年代贝克的丑闻和围绕国会议员的其他道德争论迫使国会更加严密监督国会议员遵守道德规则。
九、赫博特·克洛茨的辞职
赫博特·克洛茨是约翰逊政府的助理商务部长。据说克洛茨依靠内部消息购买了德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为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克洛茨购买股票之前，该公司已经在安大略附近发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锌、铜和银矿藏储量。保险和交易委员会指控该公司的高级雇员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前购买了数千股公司股票。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后，该公司的高级雇员进行的股票投机造成了市场混乱。
克洛茨在一个获得内部信息的朋友的强烈建议下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克洛茨事后否认该朋友向他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克洛茨所购买的股票价值在上述发现被宣布后从最初的每股 29.7美元一下子上涨到大约70美元。虽然没有为克洛茨定罪的证据，但1965年4月，克洛茨向约翰逊政府提出了辞呈，而媒体报道说是约翰逊政府要求他辞职。
十、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丑闻
上世纪80年代中最引人注目的被指控为不道德行为的案例之一是关于埃德温·米斯的。米斯从1981到1984年担任里根总统的律师，1984—1988年担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于1988年在对其道德的一片谴责声中辞职。他辩解说，自己是党派斗争、不忠诚和野心勃勃的下属和过分热情的检察官的牺牲品。
1984年初，里根总统提名米斯担任司法部长，但是他很快被揭发出他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为他从加州调到华盛顿工作提供了财政帮助。这导致司法部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来判定这一资助是否违反了刑事法。1984年9月，独立检察官做出了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的结论。在独立检察官提出其报告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政府道德办公室判断米斯是否违反了11222行政令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当该办公室主任戴维·马丁1985年1月向参议院道德委员会表示，行政令中的行为标准本质上是“理想目标”，而不是实际标准时，他的话激起了轩然大波。马丁同时还判定米斯没有违反任何行为标准，这一判决不仅令米斯的批评者大为愤怒，而且使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官员担心这将使各个机构更难约束雇员的不当行为。
米斯在1985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之后，成为另一个与利益冲突争论相关的被攻击目标。米斯没有准确地申报米斯伙伴公司的财产，他最初在申报中说这是财政管理公司的财产。但米斯为自己辩解说，他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并批评政府道德办公室没有发现这一并非故意的错误。在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另一名独立检察官麦克梅被任命，1988年7月5日，麦克梅提出了关于米斯的调查报告，报告声明他相信米斯在两个情况下违反了法律，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决定不对他进行起诉。在独立检察官提出其报告之后不久，米斯辞去了其司法部长之职。
而新的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尼贝尔克改变了道德办公室在执行11222号行政令中不当行为标准的立场。9月12日，政府道德办公室以道德办公室主任尼贝尔克的名义向联邦各部门发了一份备忘录，它实际上是提醒政府雇员米斯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反面样板。尼贝尔克并不是因党派偏见而蓄意捉住米斯和伤害里根政府的，他曾是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华盛顿特区的上诉法庭法官，在过去的18年中作为一个严格执法的法官享有很好的声誉。备忘录说，“鉴于米斯先生用这样一个公开的方式提出关于他被定罪的声明，以至于引起对于道德标准作用的真正困惑，我认为道德办公室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沉默是不适当的。”
备忘录特别强调独立检察官报告中提到的关键问题是米斯利用其官职来向沃利奇先生提供好处。米斯在两个重要的情况下向后者提供了帮助。首先，米斯在沃利奇的紧急请求下要求白宫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一项采购计划，目的是确保沃利奇与陆军之间的一项合同。第二个情况是，1986年5月底或6月初，米斯作为司法部长给国家安全助理打电话，要求他就某一管道项目会见沃利奇。这发生在米斯已经得知沃利奇受雇于拉帕波特，正在帮助他获得对这一项目的政治风险保险之时。此外，米斯曾让沃利奇帮助自己决定司法部的人事选择，请他面试了一些候选人。备忘录说，虽然政府中的个人在咨询成为制度化时，可以偶然向私人部门作咨询，但政府的正常决定由非政府中的个人来做显然成问题。
与此同时，米斯在白宫和司法部工作时从沃利奇那里得到了大量实物和好处。这些好处包括米斯免除了法庭付给沃利奇在独立检察官斯坦在调查米斯期间作为米斯的律师的费用和实际律师费之间的差额；在就米斯的任命举行听证会期间为他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米斯夫妇在一家地方银行得到当日无担保贷款；为米斯夫妇前往以色列在他们的儿子墓前植树纪念而支付旅费，以及资助米斯购房的分期付款。
备忘录的目的是告诫政府官员和雇员，仅仅避免犯罪行为并不是公共服务的标准，他们还必须履行道德标准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1989年1月一份关于米斯的司法部的报告做出了如下结论：米斯“参与了对任何政府雇员都不可容忍的行为，特别是由于他是司法部长”，如果米斯仍然是国家执法的第一号官员，总统会批准采取惩罚行动。这一报告是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提出的，它发现前司法部长米斯违反了许多部门规则和1965年关于政府道德标准的11222行政令。（待续）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
楼市走向一直是争论焦点，高房价中存在腐败泡沫却是共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2009年查办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案件达6451件。
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的攀升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群众不禁要问，如若不是腐败作祟，不愿作为，房价成本为何总是雾里看花？捂盘惜售为何屡禁不止？囤地行为缘何视而不见？没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何以公然销售？这不免让人相信：房价中的某些“成本”是某些人不敢摆在桌面上的。
房地产领域日益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官员利用批地、规划、免税等权力，与房地产开发商搞“权房交易”，收受房产，或者以低价购房。从南京“天价烟”局长到上海多达14处房产的“炒房区长”，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等人到重庆揪出的地产腐败“窝案”，房地产领域的腐败涉及官员之多，受贿金额之大令人震惊。早在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楼市调控措施中，就有关于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闲置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些政策措施总是落不到实处，达不到应有的效力；会不会是拿了人家好处的官员故意不落实？房地产领域的腐败行为，削弱了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执行力，损害了其公信力，难怪一些网民感叹“调控”变成“空调”。
腐败的存在，也有房地产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业内人士称，只要“运作”得好，土地招拍挂制度下依然可以如愿拿地。有的全国人大代表介绍，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竟然要盖166个公章。倘若每一步都“运作”得好，百姓要为此支付多少腐败成本？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一方面要高举法律利剑，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制度建设，搭建防治腐败的制度屏障，特别是要在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等带有行政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竞争激烈、回报率高的领域增强制度约束力。
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频现，与监督机制单一不无关系。有些内部的规章制度看似无懈可击，但由于是封闭运行，缺少外部监督，一些腐败行为被披上合法的外衣隐匿起来，其危害更大。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编织一张全民防腐之网，让腐败无处遁形。挤出高房价中的“腐败”泡沫，清除特殊利益集团对降低高房价的阻挠，让百姓不再为高房价中的腐败买单，是倒逼房价回归理性的一剂良方，关键要痛下决心，真抓真挤。
披露的数据正在与人们的常
识不断吻合。中央有关部门公布了20起工程腐败典型案件，涉及地(厅)级官员57人平均每个案件涉及金额550多万；巧合的是，近日一项媒体调查显示，62%的受调查者认为“国土局长”是风险最高的职位。
工程腐败的频发与国土局长的“风险”，都集中指向了一个领域——房地产，也都一起揭示了高房价的重要成本——腐败。无需举太多的例子，“楼歪歪”“楼垮垮”“楼倒倒”“楼脆脆”，无一不与腐败渎职相连；众多官员的落马，大多与房地产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学究式或轻飘飘地照搬概念，拿出“刚性需求论”、“供需矛盾论”、“纽约东京对比论”，甚至什么“丈母娘需求论”、“离婚推高房价论”，倒不如认真梳理一下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逻辑，核算一下高房价成本的具体构成。
“我认为房地产问题应该从解决腐败入手，这是一个要害。就像足球一样，中国的足球为什么上不去？从10年前的世界41名变到了现在的97名，原因在哪？花钱少吗？人员少吗？为什么老在往后退？最后知道了，是因为腐败。”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的一番话，可谓洞若观火。
腐败，不仅蚕食人的肉体灵魂，也在扭曲市场经济规律。同样“招拍挂”制度，同样“走程序”，但由于腐败渗入，由于官商勾结的“潜规则”，结果大相径庭。“为什么大家都叫‘拿地’，而不用‘拍地’，说明里面有门道，‘拿地’条件政府可以设置，规划政府可以改变，一切主管部门说了算。”温州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曾这样直言。
这也是为什么当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表示高房价中有腐败成本时，会产生强烈广泛的共鸣；为什么当有开发商透露，“腐败成本”占房价两成时，许多人深信不疑。
一个房地产项目，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监理验收„„涉及的政府部门有数十个，如果每个部门都雁过拔毛一番，将是一笔多大的数目。而从披露的案件中，连环境评价这样的环节都可以以权谋私，可见开发商的“压力”有多大。而开发商支出的成本，毫无疑问，将由普通购房者耗尽几代人的积蓄或者透支数十年的幸福去承担。
正如高房价透支人们的未来，甚至销蚀人们的价值观一样，房地产腐败也在左右着一些政府官员的决策，让房价调控政策在现实中变形走样。很难想象，当官员们收受着开发商的贿赂，或者直接在房地产项目中入股时，会真正有决心把房价降下来，很难会把精力投入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上。而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事件，到郑州经适房建别墅事件，更是说明，利好政策是如
何被腐败官员攻陷的。
在这个意义上，腐败不除，高房价难降。只有拿出中国足球“反赌”的勇气，铲除房地产利益链条上的各种腐败，房价才能回归理性，保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形形色色的宋思明们进去了倒下了，年轻的海藻们才能有健康的出路，踏实的海萍们也才有望不再过蜗居的生活。
住建部微服私访调研称全国楼市成交量回暖。前两个月，全国住房成交量同比增长6.1%——刚刚结束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全国房地产市场调研，得出了上述最核心的数据（3月15日《扬子晚报》）。
微服私访调研楼市成交量十分必要。但楼市腐败成本更需要微服私访。
楼市成交量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房价问题。谁都知道，当下中国房价过高、导致房市低迷的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无论房价涨跌，大抵皆未能改变中国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准的事实。
而房价问题的核心是成本问题；成本问题的核心又是什么，其中有无或有多少腐败成本。“有公章之处，就有滋生灰色成本的可能”。早先，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坦言：“楼盘开发成本只占房价20％，房产商能够拿到其中40％的利润，余下超过40％的利润全部被相关职能部门‘层层消化’掉了。”在近日《小崔会客》节目中，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就谈到：“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中的腐败成本），首先就要反腐败，如果没人索贿，他就不是非付不可了。”
毫无疑问，弄清房价成本，让真实房价成本大白于天下，尤其是将其中的腐败成本抖落剥离出来，再按照市场规律降低成本，就能让房价回归理性。这不仅利国利民，也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救市”措施。
故而，有关部门与其急于微服私访楼市成交量真相，毋宁先微服私访楼市腐败成本原委，因为前者为“末”后者为“本”，后者更迫切更现实更有用。（陈庆贵）
监察部曝20件工程腐败案涉金最高2200万 房产占半数
近期，江苏省纪检系统举办了一个反腐教育展，其中负责城建的官员频频落马引人注目。近年来，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等相继被查处，其贪腐行为均与房地产有直接关联。
房价畸高畸涨的民情、国忧，抵不过少数地方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的私利，难怪国家房地产调控频出重手。围绕楼市的腐败警讯，彰显房地产宏观调控仍任重而道远。
灰色成本：购房者不该承受之重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
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１７名房产商贿赂２７０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３０个，有的房产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为收买张东林，某开发商费尽心机地开了一家酒店，专门应承他的个人宴请，几乎不对外营业。
为让张东林与情人“浪漫”幽会，开发商送给他的两个情妇价值５４.６万元和２５.８万元的住宅各一套，装修奢华，并配有高档家电。某开发商还送给他的儿子３８万元购房款，张东林得知后，只若无其事地说了声“我知道了”。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费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２００４年８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之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２００４年初，江苏省纪委根据群众来信查明，姜人杰指使苏州某国企老板挪用巨款，充当其子开办私人公司的注册资金。苏州一位干部说，姜人杰曾利用职权，将苏州一块工业用地变更为房地产用地，并将这块地交给其子的公司拍卖。据透露，姜人杰的儿子开办公司时，从某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１５％左右！”
房地产项目的“灰色成本”如何入账？这位开发商透露，虚支招待费、管理费能消化一小部分，再就是摊到建筑安装上，因这一环节税费低。当然，最后都要转嫁给购房者。以常州张东林受贿的２７０多万元为例，如果要摊到１０００套房子上，每户要承担２７００元；如果是５００套房子，每户要承担５４００元。
利益共生：官商合谋击穿制度缺陷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开发一个房
地产项目，要办齐“五证”，盖好２０多个公章，这些环节除了涉及规划、国土、建设等主流部门，还需经过房管、工商、税收、建设、交通、环保、卫生防疫、消防、地质勘探、园林、人防等众多机构的审批或备案。
江苏一位开发商坦言：“部门林立，表面上环环相扣，但却很不透明、很不规范。如果我们不一个个上门去烧香，当官的就会拖，楼盘开发是资金密集型的，哪个环节都拖不起啊。”
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价格会直线飙升。而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掌握在土地规划领导小组手中，但实际决定权在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手中。其中的制度监管缺陷，很容易成为开发商集中攻关、负责城建的官员权力寻租的环节。”
“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中的权力寻租色彩并没有被稀释，在一些地方反而越来越浓。有的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容积率远远高于周边地块，一个中等项目容积率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会增加数千万的销售额。而在土地出让环节，虽然在２００３年实行了招拍挂制度，但‘围标’‘陪标’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土地在拍卖前已内定了买家。”一位开发商忧虑地说。
中国城郊经济理事会理事长包永江分析说，在开发商和城建官员之间，客观上存在一种“共生”的寻租现象。开发商一方面是城建官员的“政绩推动者”，同时又很容易把城建官员拉下马，成为诱导官员腐败的“麻烦制造者”。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双方在“攻关”和“寻租”上一拍即合，容易结成“利益集团”。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首次界定的商业贿赂重灾区中，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首当其冲。事实证明，在这两个环节中，一些城建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一明一暗、化公为私的谋利模式，急需重点查处。
楼市腐败：房价调控政策大打折扣
一系列城建高官腐败案显示，房地产能够满足地方官员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是税收增长，房地产能提升城市形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也通过权力寻租满足了私欲。这条隐藏的铁律不打破，房价调控效果将大打折扣。
长三角地区一位市领导坦言：“时下地方官员主导房地产发展的冲动依然非常明显。因为在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中，有７５％归地方所有。在我们市，土地出让金的３０％直接划入地方财政。而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与房价密切相关，房价越高，当地土地拍卖价也越高。”
他说，一个重要例证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城市的房产局长公开表示要让房价降下来，否则局长的位子恐怕也不稳了”。
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反映了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这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博弈”。
检视两年来的楼市调控过程，一些专家回顾说，在新政启动前，听到风声的一些地方领导就坚称当地的房价“在合理区间”；调控开始后，一些地方领导暗中鼓动开发商，力挺房价；棋到中盘时，又有一些城市急忙打时间差，很快公布某时段房价下跌的数据信息，力图让调控“见好就收”；见调控连连出招，一些利益集团便不断释出“房价下跌会导致国民经济灾难性后果”等威胁，借以瞒天过海，扰乱决策。
有关专家说，作为官商合谋的副产品之一，楼市“灰色成本”也许并非房价高企的决定因素，但它无疑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寻租行为，如果每个公章都成了腐败的机会，那么“落实”调控政策本身也可能成为下一个“腐败的机会”。真正可怕的是每个环节都出现官商合谋的“复制效应”。
目前高房价、住房难，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沉重负担，超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有关专家说，目前的楼市调控着力点主要是拧紧土地供应和商品房信贷闸门，提高税率，控制住房供应结构。下一步的楼市调控，应考虑梳理或再造房地产项目审批和监管流程，弥补相关的制度缺陷，让每一个环节都“阳光运行”。
有关专家还建议，在明年的房价调控政策中，应考虑明确设置楼市反腐败议题。近两年来，因房价调控掺入了行政性手段，一直饱受一些开发商诟病。但城建官员腐败高发显示，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反击房地产腐败也许最有效。因为官商合谋的利益集团一旦暗中形成，楼市调控的效力就很容易被消解。（该文时间：200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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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
案例学习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使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心扉。新鲜空气和苍蝇蚊子一起涌入国门。一些腐败分子因私欲膨胀而丧失党性和人格。其中收受贿赂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执法犯法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沉湎酒色者有之，渎职作假者有之，想过把瘾者有之。这些腐败分子把“一切向钱看”当成他们“奋斗”的“目标”，把勤“捞”致富当成了他们“革命”的准则。然而，共和国高悬照妖镜，高举斩妖剑，近几年来，党和政府查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在社会上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态在思考，在感慨。老百姓拍手称快，为之高兴，感到我们的党有希望；领导干部在对照反思，检查自己的行为，这也使大家感到我们的队伍又净化了一次。
X年x月我部门组织 “四管”人员对xxxx案件剖析材料进行了学习，受益非浅，感慨良多。确实是一声声的警钟在重重地敲响！从他们腐化堕落的轨迹来看，我认为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给我们以警示。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才能防腐拒变。通过学习提高辨别能力，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能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才能驾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理想、信念才能进一步坚定。一些腐败分子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混入党内，随着官位的升迁，私欲逐渐膨胀，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终于被糖衣炮弹打中了。“猎人”一旦发现了猎物，便会不断的调整准心，直到射中为止。成克杰、胡长清等被射中，终于成了人民的罪人，千古遗弃，他们成为罪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放松了学习，故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二是牢记党的宗旨什么时候都不能丢。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确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抵制腐败。曾经有位领导人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这一论述深刻的阐明了权力来源于人民，又严肃说明了权力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部分领导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要组织照顾，不讲组织纪律，忘了党的宗旨，没有把自己当公仆，把人民群众视主人，而是主仆错位，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共产党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就在于人民的支持。如果不纯洁我们的队伍，一些党员干部忘记党的宗旨，不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大搞腐败，这将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也将失去人民对党的信任。
三是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综观那些腐败分子，他们大都有过自己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历程，曾经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过不少贡献。然而，他们走向堕落几乎无不是由生活上的奢侈腐败化开始的，他们或花天酒地；或灯红酒绿，一掷千金，以致最终堕落成人民的罪人。因此，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是当前与腐败作斗争的重要武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遏制腐败，必须始终如一的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就能抵御各种诱惑和腐蚀，经得起各种复杂情况的考验，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屈。
四是增强三个意识，做到“四自”什么时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
放眼那些腐败分子，皆因自我约束力差，而自我约束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我们领导干部善始善终、持之以恒地的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去磨练，在心理上把权利视为义务，在生活上保持一种和群众一样的清淡心态，特别是要在物质享用上有意识地主动克制和节制，做心不动于微利之诱，自我约束力增强了，拒贿也成为自然的事了。
增强三个意识：一是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意识，坚持从严治党不动摇。只有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前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世界观扭曲，有的跌入泥坑，走向堕落。
二是要进一步增强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拒腐防变必须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防患于未然，“蝼蚁之穴，溃堤千里”。我们要从警示学习教育中吸取教训，不断增强廉政自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循之有规，蹈则有矩，不越“轨”，不触“电”，不踩“雷”，不打“擦边球”。做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经常扫除头脑中灰尘，才能“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三是进一步增强廉政意识，坚持为企业办实事。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作为企业领导干部只有无私欲才能廉政，只有廉政才能奉公，才能一心为企业的发展全身心的投入，才能不断的壮大企业的实力，才能不断的提高职工的收入。总之要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严于自律，防微杜渐，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
做到“四自”：一要自重。“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思想的纯洁，灵魂的净化，是党员干部抵御各种诱惑，永葆共产党人本色的根。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党的宗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二要自省。领导班干部要经常对照党章的要求和上级的规定，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找出自己的不足，自觉加以纠正和克服，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企业的发展上面，是否正确行使了手中的权力，是否经常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三要自警。要经常以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例警示自己不要与之犯同类的错误，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始终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纪政纪和规章制度之下。
四是自励。党员干部要以高尚的情操激励自己，用宏伟的事业鞭策自己，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创一流的业绩，力争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4月18号-星期五，我们一起参观了高校腐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巡展，了解到了腐败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并坚定了我们自身对腐败的抵制和对于廉洁的追求。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习主席就指出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重用性，各大高校的学者们作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更应当维护党的廉洁性，倡导清廉务实之风。习主席的话让我记忆深刻，习主席强调党员同志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体全党人名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的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员同志的存在是要全心全意地服务人民，如果你不能做到这点，不能维护群众的利益，置群众利益于不顾，那么总有一天，你会行将就木。
我们一共参观了七个模块的腐败典型，分别是在校科研经费、基建工程、招生就业、物资采购、财务管理、校办企业、学术诚信。每个模块都给在校的我们为以后的工作生涯敲响了警钟。在校科研经费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孟江涛同志身为学校数学学院的党政办公室主任先后多次利用公务之便私吞公款237万，这真是巨额公款，身为老师，不以身作则，教导好学生，反而利用学生谋取个人利益，这不仅是老师的耻辱，更是助长了学术界的不良之风。基建工程方面，武汉科技大学的案例挺让人感动的，犯罪的书记说在刚出事的两三个月，头发全都白了，觉得自己害了家庭，对不起学生，我想很多人在犯罪后都会忏悔，觉得自己谁都对不起,但在没被发现时，却是自得其乐的，他们首先没关注自己的心，身居高位，更应当谨慎为人，审慎做事，须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想基建工程应该是高校中最易敛财的项目，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不管什么项目，我们都应静心净德，越是容易贪钱的活，越是不能贪，站在国家角度考虑，反腐倡廉的行动首先得考虑这些大型的项目。招生就业方面，李海婴的事例挺让人难受，作为副校长的他是学校的二把手，还是博士生导师，可以说是国家的尖端人才，却一时财迷心窍，让自己的人生颜面扫地，我看到他在自己的忏悔书中这样说，接触多了，误认为这一切都礼尚往来，无所谓，不算什么。我想很多人，包括以后的我自己可能也会如此，觉得大家都这样，我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但这正是大忌，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渔父的精神是不对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精神才是我们学习的，而且一步错，步步错，从一开始就勉励自己不能让利益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否则就真的是一入侯门深似海了。杨敬安作为一名博导居然有八篇论文抄袭别人，挺让人咋舌的，确实论文很难写出来，但正是经过了艰难的研究过程得出的论文才能显现的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不仅侮辱了自己的智慧，更是侮辱了自己的导师称号，试想一个不诚实的导师，能带出多少名诚实的学生，一切引人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