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人物

作家作品人物（共9篇）

作家作品人物 篇1

初冬京城，雪映松枝。

空军总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仍然昏迷的阎肃安静地躺着。不大的房间里，《红梅赞》《我爱祖国的蓝天》《敢问路在何方》《军营男子汉》等十几首歌曲袅袅回响。曾经的呕心之作，如今成为呼唤这位老兵醒来的心灵之声。

85年走过的人生旅途，65年成就的艺术长卷，阎肃创作的一大批经典佳作，已融入这个伟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与祖国的发展壮大同行。

拥抱大时代，高扬主旋律，他激荡了多少人的壮志豪情

阎肃创作的经典作品，何止《江姐》一部。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多次感叹：“他每个年代几乎都有堪称精品的代表作，甚至越老越红„„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祖国的发展壮大同行，这就是阎老永葆艺术青春的重要原因。”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由阎肃作词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创作于1959年，唱出了飞行员的自信和豪迈，至今仍是空军官兵最喜欢的军歌，在群众中也广为流传。

1987年，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一夜成名。面对改革开放大潮，怎样唱出军人的时代风采？阎肃深入军营采风创作了《军营男子汉》，以战士的独白阐释从军光荣，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官兵的精神风貌；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激励人们“敢试敢闯”的精神，他用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激发人们冲破思想枷锁、勇于探索实践的豪情壮志；

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在渐渐淡化，他用《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新时期的北京变化越来越大，他用《北京的桥》《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等系列京味歌曲，唱出了“海归”的故乡情思；

香港回归，他用《香江明月夜》诉说着洗刷百年耻辱、游子重回祖**亲怀抱的激动与自豪。

一首歌，一部剧，一台节目，能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忆留存下来，源于创作者对时代的主动拥抱、深刻把握和热情赞美。阎肃的作品标记了时代精神坐标，也触动了时代发展脉搏。

高歌队列中，心底在冲锋，他的“风花雪月”是为强军而歌

“行进队列中，昂首挺起胸，一身阳刚正气，威武又光荣。前进队列中，青春火正红，呼啸风花雪月，燃我强军梦。铁马秋风，激荡豪迈心胸；战地黄花，抒发壮丽深情；楼船夜雪，磨砺英雄肝胆；边关冷月，照我盘马弯弓。高歌队列中，心底在冲锋，战胜一切强敌，我是中国兵。”

这几天，与阎肃合作过100多首作品的老搭档、著名作曲家孟庆云正忙着为他的新作《风花雪月》谱曲。“何止是这一首《风花雪月》啊，阎肃的一件件作品都在生动诠释着军人当有怎样的‘风花雪月’，歌词透着那个美劲儿啊，让我每次都为之惊艳！”

阎肃的“风花雪月”是强军文化的“风花雪月”，看似信手拈来的背后，实则凝结着阎肃毕生的创作追求。

空政文工团团长张天宇感叹：“在人民空军发展壮大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阎老的作品在记录和传唱，这真是太了不起了！这非有浓烈的军人情结做不到，非有真挚的空天爱恋做不到。” 的确，从20多岁创作第一首空军题材歌曲《只因为我的银燕是祖国造》，到《我爱祖国的蓝天》《军营男子汉》《长城长》《云中漫步》《当你飞行的时候》《天兵》《梦在长天》《我就是天空》《缀满红星的战鹰》《谁在长空吹玉笛》„„阎肃一生创作的千余部文艺作品，有三分之二都是戴着军帽、穿着军装、走着正步、驾着战鹰的兵歌、战歌，革命军人的大爱情怀和英雄气概是歌声永远的基调。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78岁的阎肃请缨参加。组织上考虑到他腿脚不便，没有批准。当他在电视中看到空降兵15勇士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跳伞营救灾区人民的事迹报道后，连夜谱写创作出《云霄天兵》。歌词充满军人舍我其谁、搏击云天的英雄情怀。

“我心有梦，我情有独钟。江山如画，把星汉尽揽怀中。我心有梦，我情有独钟，攀星摘斗，我夜夜遥望碧空，扶摇直上九万里，何惧那八面罡风。”人民空军成立60周年，阎肃从心底里写出这首《梦在长天》，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碰撞融合，让多少空军人心生无限豪气血性。

阎肃一辈子最爱穿军装，最爱写军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评论家季国平这样评价阎肃：他的军旅作品立意高、气象大，但内容不空，口气不硬，字里行间寓意深邃又明白晓畅，境界高远且尽得风流。

2006年，阎肃到某航空兵部队采风，适逢部队夜航。他在无意中听一位飞行员家属说：“夜航你们看不见的，我能听见；你们看见的是天上的星星和地下的灯，可是我能听见他在九天之上呼啸长风的声音！”这句话让阎肃不禁心头一颤，一个“听”字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首《谁在长空吹玉笛》随之流诸笔端——“清凉寂静的月色里，是谁在长空吹玉笛？一声声似断似续，一声声如丝如缕。拨动我心绪，揉进我惊讶，我知道那是你。我愿化身嫦娥，张开飞天羽翼„„衷情陪伴你„„为你歌一曲。”优美的词曲，将军人保家卫国的豪情与家属牵挂亲人的柔情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前些年军旅文艺“硝烟味”淡了，讲时尚的多，讲兵味的少。而阎肃却始终信奉：军队的文化工作者如果做不到“姓军为战”，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穿这身军装，我就要写军歌，这叫士为知己者死！”阎肃的话掷地有声。

心中有使命，胸中有激情，他是年轻人眼中的“不老男神”

“他始终恪守艺术家的良知，身上总是充盈着一股正气锐气，一种向上的劲头。”对此，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有如此评价。

2012年，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办的一期《我爱唱军歌》栏目比赛现场，阎肃担任场上的点评嘉宾。一个由部队某单位选送表演的合唱节目，得到现场观众如潮的掌声。

阎肃的脸却越拉越长、越变越黑，当场质问领队：“这是现场唱的吗？你们分明是在假唱，我为你们感到丢脸啊。”

原来，选送这个节目的单位为了保证表演效果，赢得比赛，提前录制好了声音。没想到，被阎肃一眼戳穿，当众丢丑。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阎肃直陈时弊：“近年来，总有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社会上绯闻、丑闻、花边桃色，作秀作呕、低俗恶俗，纷纷闯入眼帘。聒噪不休，好像这才时髦夺眼球，甚至香臭不分、法纪不论，越黑越火，让我着实感到寒风瑟瑟。”

这是他郁积太久的心头块垒。强烈的忧患担当，他不能不说，不吐不快。

2007年，77岁的阎肃和40名著名艺术家公开站出来表明态度，联名倡导传承红色经典，抵制恶俗之风活动。他在多个场合痛斥：“这就好比‘地沟油’‘苏丹红’，不法商贩用它们做食品，在市场上赚取利益，害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害的是我们的国家！”言之凿凿，痛之切切。

难道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新事物、新思潮有“接受恐惧”？不是，阎肃这个时尚老头对流行音乐绝不排斥。周杰伦的《菊花台》《青花瓷》他很喜欢。他创作的《雾里看花》《北京的桥》，也是充满丰富的时尚元素。

阎肃多次担任过中国剧协曹禺剧本奖和小戏小品奖评委会主任。评奖时，他反复强调要坚守一个导向，那就是——不能光看到评了多少奖，开了多少花，而要真正看看这些作品对移风易俗起到了多大作用，在老百姓心中能留下什么，评选作品要不分出身、不看地位、不徇私情。

在一次评选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辈获奖了，而和阎肃个人关系很好的名家却名落孙山。阎肃自嘲：“以后在路上遇见，可要遮住脸喽。”

近些年来，阎肃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星光大道》《红歌会》《我要上春晚》《天天把歌唱》《回声嘹亮》等央视和省市级的综艺电视节目上，是人们眼里的“大忙人”。

对此，多次与他一起担任节目评委的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深知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他是在依靠和利用电视这个大众传播平台，传播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艺术真谛。在他眼里，这里不仅是比赛舞台，更是人生课堂。在这个课堂上，面对文艺界‘浮躁炒作、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等一系列问题，他努力地用自己的方式，苦口婆心、竭尽心力地劝告青年人走做人做事的正道。”

每年的清华大学校园合唱比赛，阎肃都会现身点评。有人劝他，一个学校的大合唱难登艺术大雅之堂，何必劳身劳心有请必到？阎肃却说：“这可是一些有家国之思的青年。未来，担当民族脊梁重任的还是他们，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给他们加油鼓劲！”清华学子把阎肃视为心目中的“不老男神”，他当之无愧！

“枪林弹雨数十载，硝烟染得两鬓白。笑谈不提当年勇，豪放只抒今日爱。岁月沧桑人未老，依旧是烈火长风满胸怀。”心中有使命，胸中燃激情。阎肃的使命战歌，响遏行云。

——记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贵阳白云三中教师刘芳

1997年以前，刘芳是一名中学教师，结婚生子、上课逛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黄斑变性、晶体混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七八种严重的眼疾先后向她袭来。

2006年，当她贴得再近，也看不到课本封面上的“语文”二字时，疾病彻底夺走了她眼前的世界！

2015年，她与明眼人一样相夫教子、上课逛街，她还是白云三中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贵州省道德模范，她的数百场报告，感染和激励了上万人。十几年的磨砺和成长，刘芳战胜了绝望与痛苦，成了生命的强者。人们说：她用爱找回了光明！

失明令人无法承受，而刘芳却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还见过光明。”1997年，当医生告诉她几年内将彻底失明时，一向乐观开朗的刘芳悲痛欲绝。27岁的她，一个个不眠之夜，无尽的泪水与苦水险些将她淹没。冷静下来，她作出决定：把课本和教参全都背下来，并且开始学习水彩画，因为她要“记住这个多彩的世界”。

逐渐失明的10年里，刘芳不仅加倍钻研业务，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学习盲打输入。在病魔面前她十分镇定，为以后的生活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热爱生活”，这是她战胜黑暗的头一件武器。

刚刚失明的时候，曾有人建议她放弃教师工作。对事业的热爱让刘芳一天也离不开讲台、离不开学生，也正是这份热爱支撑她走过黑暗的折磨。

多年来，刘芳克服眼病带来的诸多不便，凭借独特的教学方法和良好的教学成绩，获得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和喜爱。由于她已经背过了课文和课文中的重点、难点，因此课堂教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辅导集体作文时，她让孩子们自己朗读，全班同学一起修改、点评、打分，作文课让孩子们听说读写能力得到了综合训练。

袁凤梅是刘芳曾经的学生，如今也是一位中学教师。她回忆起那年临近中考，母亲改嫁，父亲病逝，各种困难向她袭来。是刘老师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关爱她。三年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贵州工作。在一次师德师风测试中，她写下了刘老师的事迹，因为在她心中刘老师就是高尚师德的化身。

每天早上七点半，刘芳都会准时来到白云三中的心理辅导室，她现在是心理辅导教师。“可能因为失明，我的听觉和触觉变得特别敏感。”刘芳说，她会静静地听着孩子的倾诉。在心理咨询室里，她接待了几百名留守少年、后进孩子、单亲家庭孩子。“其实，我辅导过的孩子们心理都很健康，他们只是缺少爱。我懂得用爱倾听他们的心声。”

近年来，她以“用爱倾听”为题目，在贵州各地的道德讲堂讲述自己用爱重新找到光明的故事。坚毅的个性、幽默的话语、真实的经历，打动和感染了无数心灵。

作家作品人物 篇2

具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包含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是大时代缩影的产物, 而在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更是独具特色。正如同老舍先生在《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谈到“我们必须重视人物的创造。人物, 在文艺作品里, 占最大的分量。文字与结构等等也要紧, 人物可是特别要紧。假若一本小说或戏剧里的文字很美, 事情也好, 可是没有人物, 就很难成为一本好小说或好戏剧。”

在众多的人物设置中, 本文选取市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悲剧形象这几种形象来进行分类, 希望通过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的人物从中体会老舍先生设置人物的意义。体味老舍先生对于人类发展命运以及对于人生的思考, 获得启迪。

一、市民形象

在老舍先生的笔下, 最多出现的形象就是“市民形象”, 在人物设置中是最具有特色的一群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们, 用辛苦的劳动来勉强维持生活, 受到了各个阶层的压迫, 但是对生活有着憧憬, 虽然经常存在着各种无奈与苦难, 但仍然坚韧的挣扎着。这其中以北京地区的市民最有特色, 带有浓重的“京味”色彩。

这些人中, 有做小买卖的, 有车夫, 有当兵的, 有巡警、有妓女, 这些人以杂居的形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但是在他们身上却有着浓重的时代印记。

二、女性形象

在老舍笔下, 一般作品的主角都是男性角色, 他们一般都是具有基本的劳动能力的人群, 在社会上尚且能够生存, 然而在大时代的背景下, 那时代生存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处于受侮辱的状态, 她们的生活境遇更值得关注。

在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大概有几种, 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 泼妇式的女性形象和新兴的女性。首先, 传统的女性以《四世同堂》中的韵梅为代表, 在外表上美丽端庄;在性格上温柔善良;勤俭持家, 勇于挑起家庭的重担。是贤妻良母形象, 但大多没有知识, 没有个性意识, 自我意识, 受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作为男性的附属品, 为了家庭可以牺牲, 善良软弱, 贤惠却愚昧。

其次, 是泼妇形象。在这类人中, 她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识, 也对于她们来说, 她们残酷, 显得没有人性, 但是事实上是她们只是在时代背景下, 被灌输了强烈的剥削意识的受到迫害的, 人性扭曲的一类人群, 而她们也是时代的牺牲品。

最后, 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新式女性, 她们既有知识又有女性的操守, 继承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合理而精华的部分, 但是像这样的女性很少因为并不典型。

三、悲剧形象

在老舍的笔下, 没有绝对幸福的人物, 在所有的作品中, 围绕着一种悲剧的情绪。人生的无奈, 人们抗争的失败。生存在整个社会中, 不是压迫就是被压迫, 即使想要明泽保身, 却也必将进入到时代的洪流当中, 无法逃脱。这类人群, 并非全然是自身不努力的。对于他们来说, 靠自己的劳动来取得生存的权力是合理的, 但是, 即便是以点点简单的愿望, 在那时也是不可能会实现的“美梦”。

如《茶馆》中的老板王利发, 第一幕时, 他才二十多岁, 他的处世哲学是:不敢得罪别人, 也总是被敲诈, 而且为了能让茶馆经营下去, 他也顺应时代变迁, 就是这样一个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的小商人, 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 最终他的茶馆终于被霸占, 自己在绝望中上吊自杀。

四、人物形象设置的意义

1、时代产物

作为一个写实的作家, 作家主要描绘的都是现实当中具有原型的人物, 因而不论是在语言、行动还是态度上, 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 他们的人生的起伏都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迁。

2、“末世人”的抗争

麻木、痛苦、悲哀、愤怒、无奈, 找不到出路, 却总会怀有希望, 在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代, 所有生存着的人都仿佛经历着人类最后的时代, 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 甚至不清楚, 世界是在什么时候就会结束。作为人, 却只能向野兽一样, 为了简单的果腹而丧失伦理道德, 人性, 价值观和人生意义。老舍笔下的人物是末世之人。

3、民族意识的反馈

老舍先生的作品, 展现了时代的画面。对于那个新旧改革的时期, 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固守传统生活方式不能让中华民族继续发展下去。因而, 在勉强维持生存的同时, 通过描述各个阶层的人的行动, 是民族的意识的具体体现。

结论

老舍先生以其生动的描写, 真实的刻画, 描绘了在新旧时代变革下的中国底层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现实。通过对人物的设置, 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分析了人们悲惨命运必然性的原因。典型化的人物设置不仅是对个体人悲剧命运的描写, 也是集体人群悲剧的展现, 是时代的悲哀。这些特点鲜明的人物还原了整个大时代的场景, 是对历史的真切讲述。

摘要：在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中, 设置了一系列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对底层人民的描述, 全面的展示了社会的现实。而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表现了人民的生活状态, 也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展现了历史的画面。

王赫赫人物画作品 篇3

现代艺术教育，多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尽管形式与内容这对概念的含义不甚明了，但这动摇不了它们作为中国艺术批评的核心概念的地位。缺乏内容的艺术往往被作为形式主义加以批判，缺乏形式的艺术甚至连艺术的身份都难以获得，而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艺术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好的艺术。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艺术传统，也许没有内容的艺术才是最高境界的艺术。

王国维通过中西艺术的对比，发现中国艺术的核心是一种他称之为“古雅”的性质。古雅不是表现内容的形式，而是表现形式的形式，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表现内容的形式是第一形式，表现形式的形式是第二形式。事实上，所有艺术都不缺乏第一形式，但几乎所有艺术都缺乏第二形式，除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外。作为第二形式的古雅，与自然再现无关，与情感表现无关，只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特别的趣味有关。这种趣味建立在人格学问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天才创造的基础上。我们无法从作品中指认出古雅的成分，但可以感受到古雅的气息。借用分析美学家比尔兹利（M.Beardsley）的术语来说，古雅不是作品中可以分析出来的“局部性质”（localquality），而是从诸多局部性质中突显出来的“区域特性”（regional property），是一种只可意味不可言说的“韵味”（aura）或“氛围”（atmosphere）。在王国维看来，这种古雅的韵味或氛围不仅可以与内容无关，而且必须与内容无关。

王赫赫受过严格的学院教育，具有扎实的造型功力，这从他的写生作品中可以看出。但王赫赫骨子里有一股文人气息，追求高古的艺术境界，这从他近来创作的小品中可见端倪。前者让他能够更好地关注当代的生活内容，后者让他得以更好地锤炼传统的艺术形式。包括王赫赫自己在内的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艺术作品？这不是赫赫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研习中国传统艺术的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也许没有当代内容的艺术才是最纯粹的中国艺术。

英美文学重要人物及其作品 篇4

一、Willia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

（1）四大悲剧（Tragedies or dark comedies）

《哈姆雷特》：《 Hamlet 》

《奥赛罗》：《 Othello 》

《李尔王》：《 King Lear 》

《麦克白》：《 Macbeth 》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

问题1：The first of the great tragedies is《 Hamlet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Shakespeare’s most popular play on the stage , for it has the qualities of a “blood-and-thunder” thriller and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life and death.第一个伟大的悲剧《哈姆雷特》，一般被认为是莎士比亚最受欢迎的舞台剧，因为它有能力的“blood-and-thunder“惊悚片、哲学探索的生活和死亡。

问题2：The successful romantic tragedy is 《Romeo and Juliet 》，which eulogizes the faithfulness of love and the spirit of pursuing happiness.成功的浪漫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颂扬了对爱的忠贞的精神和追求幸福。

（2）喜剧（comedies）

《仲夏夜之梦》：《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

《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

《皆大欢喜》：《 As you like it 》

问题1：The most important play among the comedies i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which Shakespeare has created tension ,ambiguity , a self-conscious and self-delighting artifice that is at once intellectually exciting and emotionally engaging.最重要的是喜剧《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创造了张力、歧义、自觉self-delighting手腕,和一次激动人心的、情绪智力从事。

（3）历史剧（history plays）

《亨利四世》《Henry IV 》…..《亨利五世》《Henry V 》….《查理二世》《 Richard II 》….《约翰王》《 King John 》

补充：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 , an elaborate and fantastic story , is known as the best of his final romances.《暴风雨》一个精致的和奇妙的故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他最后的恋情

给作品人物的一封信 篇5

您好!

今天我读了您的传奇故事之《荒岛历险》讲的您到岛的另一端发生的事。

今天和周文琦发生了争吵，让我来细细跟您讲吧。事情是这样的：综合科一下课，我就去交了个作业，一回来，发现我的同桌用我的眼镜来擦他凳子上的双面胶，我一下子就生气了，上去就打了他几下。

我觉得我太冲动了，冲动是魔鬼，一旦冲动起来，连我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这样做对同学的影响也不好，应该向您一样学习，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此致

敬礼

许地山作品及人物简介 篇6

《缀网劳蛛》((短篇小说集)1925，商务

《商人妇》(短篇小说集)呵住，1925，商务

《空山灵雨》(散文集)1925，商务

《换巢鸾凤》

《无法投递之邮件》(散文集)1925，北京文化学社

《印度文学》(论著)1930，商务

《解放者》(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道教史》(上册，论著)1934，商务

《春桃》(短篇小说集)1935，生活

《落华生创作选》(短篇小说、散文)1936，上海仿古书屋

《扶箕迷信的研究》 1941，商务

《萤灯》(童话故事)1941，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

《许地山语文论集》 1941，香港新文学学会

《国粹与国学》(论著)1946，商务

《杂感集 》1946，商务

《危巢坠简》(短篇小说集)1947，商务

《许地山选集》(短篇小说、散文集)1951，开明

《许地山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2，人文

《佛藏子目引得》(上中下册)汇编，1923，燕大图书馆编纂处

《落花生达衷集》 编纂，1931，商务

[翻译书目] 孟加拉民间故事 印度戴博诃利著，1929，商务

二十夜间 英国贝恩编，1955，作家

大阳底下降 英国贝恩编，1956，作家

《落花生》(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课文)

人物简介

鲁迅作品中被丑化的“赵氏人物” 篇7

鲁迅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给鲁迅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归类。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是其作品中的主要两大类型,也有从政治立场上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总之各种分类都是有其根据的,作为独立的“赵氏人物”形象有其独特之处的。

一、中国的赵氏文化

“赵”姓作为《百家姓》的第一个姓氏自宋代以来一直被热议,多数人认为《百家姓》成于宋代,宋代的皇帝姓赵,“赵”这一姓氏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第一姓氏的宝座。关于赵氏的起源,根据《姓纂》记载赵氏是出于嬴姓,周穆王赐赵城,因邑为姓;世人所熟知的是南北两宋的立国,皇帝赐姓,宋朝三百多年中有18位赵姓皇帝;历史上少数民族改姓赵氏也是一种说法。我们认为宋代的皇帝赐姓是赵氏成为一个庞大姓氏系统、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的最主要原因。北宋太宗时党项族拓跋部首领先后归顺被赐赵姓。南宋时鲜卑族人宇文虚中为救被金掳去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杀,朝廷赐其赵姓。一些外国移民也经常被赐姓,一时间形成“奏闻有功,钦赐赵姓”的说法。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的文化传统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保存,因此赵氏文化也根深蒂固在民间文化中。

帝王文化主要体现于权力与制服,《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的就是一种皇权的绝对性。宋代历时三百多年是赵氏家族在历史上一段辉煌而漫长的历史,赵与王几乎就是同义词。由此可见,中国的赵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权力与地位。

二、鲁迅作品中的赵氏人物

鲁迅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通过某一个人物读者都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缩影。鲁迅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很大一部分是被批判的反面角色,在这些被否定的人物中有一个群体很独特——他们都姓赵。象征艺术手法的运用是鲁迅斗争的利器,“赵氏人物”无不例外地具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狂人日记》里鲁迅塑造了一系列“吃人”形象,“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文章第一个有名字的出场人物便是赵贵翁。一切顽固于封建礼教的人都如赵贵翁一样“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赵家的狗”也不时地叫起来。《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整个未庄的“精神领袖”,阿Q称其和赵太爷是本家时,得到的是赵太爷的一巴掌和一句“你怎样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可见赵姓就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赵太爷自己三妻四妾,认为阿Q要和小孤孀困觉就是大逆不道,甚至赵家的佣人阿Q都是没有资格侵犯的。《风波》中的赵七爷是“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出色的人物兼学问家”,但“学问”也只是对《三国演义》的一知半解。赵七爷是封建阶级的地方劣绅“有些遗老的臭味”,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赵七爷在乡下听到一点点风声时便凶相毕露,搅动“风波”。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又坐着唸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可见赵七爷的复辟野心并没有消失,只是伺机而动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

三、丑化“赵氏人物”的原因

(一)对“侍奉主子的文化”的反对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鲁迅批判封建社会“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对被要求“侍奉”的人一种怒其不争,也是对要求别人“侍奉”的享乐主义者的痛斥。“赵氏人物”就是属于“侍奉主子文化”的支持者。鲁迅对“侍奉主子的文化”的反对体现于他对“奴性”批判上,《故乡》中饥荒、贫困让其麻木的闰土、《药》里将儿子的命运寄托在人血馒头上的华老栓、《在酒楼上》中敷衍生活着的吕纬甫……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对这种有着“奴性”却以瞒和骗为武器的人更是深恶痛绝的。

(二)自我情感中的失望与不满

是什么样的不满促使鲁迅在作品中丑化“赵氏人物”呢?我们认为是其对宋代政权的失望与对蒙古、满人的不满。鲁迅在很多论述中都给出了这些观点。

宋代是封建社会汉人执权的最后一个朝代,鲁迅对蒙古、满清是存在不满的。鲁迅认为宋代的灭亡是我们的屈辱,是做奴隶的开始。“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汗!”类似的论述还出现过很多次,“我们被别人用兵器来打,早有过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满洲人用弓箭,还有别国人用枪炮”。鲁迅在《算账》中大篇幅地批判满清,认为满清文化之于中华是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鲁迅对蒙古、满清的不满侧面反映了对宋代的失望,这里也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感情。对宋代的不满其实也象征着对汉人的失败不满,究其灭亡的原因,赵家王朝的腐败、堕落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鲁迅笔下的“赵氏人物”情理之中地成为了一种宣泄的方式。

莫晓卫人物画作品 篇8

唐代张彦远在他的《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用“骨气”来指代“神”，它在画论中写道“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有骨气，以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在此之后，南宋陈郁提出了“写心”论；元代画家王绎关于传神要传达对象的“本真性情”；明代王履在《华山图序》把传神引申为“达意”；到了清代任伯年更是继承了中国画“取神”的传统方法，其人物画以神似著称，其善用极简练概括的笔墨，在人物谈笑中观察人物的精神面貌，自如地写生人物形貌和神态。

谢赫在“六法”中提出“气韵生动”，为中国写意精神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历代中国画家，面对自然万物，会其意，通其韵，笔墨化迹，卧以游之，他们“借物抒怀，陶咏自然”，用真心性去感悟自然，获取自然真气，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万物于我齐一”的宇宙意识，决定了中国人豁达的胸襟。中国画家用“心性”体验自然，把握自然，不斤斤于事物的表象，直取事物的本质，表达的是“自然”的真实，“心性”的真实，这正是中国写意精神所在。他们不以再现自然的视觉真实为目的，同时不因物象的存在时空而制约画家的性灵，而是把物象作为“缘物寄情”的载体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念，使中国画摆脱时空的限制和自然属性的约束，来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以追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所说：“意，志也，志即识心所志。”“识心所志”，即艺术家对自我心性的认识。由此可见“写意”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性，每个艺术家“心性”体验的不同，必定有着不同“意”的追求。随着心性的变化，“意”的取向和内容必然也跟着改变，既然“意”是识心所志，那么“写意”必定不是模仿客观现实的艺术，而是写出“心性”的艺术。

自宋元以后文人“写意画”正式确立，与前期绘画明显不同的是绘画主旨不再放在客观对象上，而是落在画家主观意兴上，不再讲求自然的客观真实刻画，而是体现出画家主动地表现“形与神，诗与意”的和谐统一的意境上。“写意”的水墨方式是超越客观真实的表现方式，它直接对应人的心灵，并用最精简的意象来对应人类无比丰富的生命灵魂，其生成的全部诗意不能不说是画家极富智慧的创造。

作家作品人物 篇9

1楼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2楼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转贴】论巴金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

• 曾树生

1楼

一 文献综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在贵阳的茶馆里，在北碚馆微弱的烛光下，巴金用茶碗盖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账草纸，一口气写出了三部深刻细致的作品：《憩园》、《第四病逝》、《寒夜》。”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从现有的资料看，关于《寒夜》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单篇论及《寒夜》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关于《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以新时期以来可见的评论文章为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学的致赞辞这样写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实，而并不顾及美。”真实地反映抗战胜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过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当时整个社会，这是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寒夜》这部作品也确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上，此阶段的评论文章仅仅是从较浅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此种矛盾的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显，也很难调和。但对此种婆媳矛盾的缘由，以及曾树生到底为何出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则很难把握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较之子君具有进步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觉醒”作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曾树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更高：“作为独立的女性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更深层的是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可否认，在曾树生个人自觉的同时，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的行为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如果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看，她的行为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置疑。在《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认为，婆媳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是自私的，就连汪文宣也痛苦地请求她们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认为曾树生的选择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人道主义还是个性主义都将有遗憾。《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觉醒、人的现代性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家庭内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间大矛盾还是其他？有人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从

个性主义角度看，曾树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现状的性格决定的，但同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论〈寒夜〉的现代性》一文中，作者抛弃了婆媳矛盾论，而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两人的情感危机。“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的伦理来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将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悬置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情感的拷问。”因此更具有现代人道关怀。

以上是从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树生出走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现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有了译介，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性别角度切入，对曾树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刘慧英的《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来解读的文章，此后用类似角度分析的评论陆续出现。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关系放在家庭与社会的生活场中进行考察，她们认为此种关系往往隐含着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女人选择的依据不再是母亲或妻子等传统的角色定义，而是依据女人这样的身份，从而摆脱对男权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强，对抗性也强。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叙》、《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寒夜〉重读》、《从〈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看妇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寒夜〉忍无可忍塑造的阴影——论巴金创作中的南权意识》、《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曾树生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等文章中，作者均认为，在男女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各负其责的关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树生在家庭和个人的两难选择之间

虽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从女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选择。

• 曾树生

2楼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文中指出，这中选择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考验：“树生对自我和个人的选择的意识形态式强调，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高度承担。”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曾树生的选择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进贵在《重读〈寒夜〉》中说：“从表面上看，曾树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经济自主的能力，有办法让儿子念最好的学堂。但实际上，曾树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她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选择。”另有评论者则运用爱玛•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曾树生选择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读。“高德曼认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在于使女性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当代女性以性别歧视为依据，这就偏离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显然，从曾树生出走又回来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获得在爱玛•高德曼以及这位作者看来应当是个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取舍。

不管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性别角度来考察,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评论,不乏精道之论。作为一位极具人道主义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超越时代的关照情怀。小说《寒夜》便具有该种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评论者则用超越时代、超越性别的眼光，将曾树生的命运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在《两难选择的悲剧：对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这样反问：“如果子君外出谋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尽头。可是在《寒夜》里，虽然曾树生经济独立，她与汪文宣的自由恋爱、婚姻还是归于失败。可见经济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本身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评论家洪治纲在《悲悯与体恤——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一文中，则从

悲悯与体恤的角度探讨了曾树生等一群人物的命运。“在《寒夜》和《憩园》中，巴金对人性的体悟，既有对人性中社会属性的考察，也有对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展现。从这两部作品来看，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属性上，诸如亲情、爱、牺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园》和《寒夜》的许多人物，他们的悲剧固然离不开生存命运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人性中某些无法改变的顽症的钳制。”

以上诸多解读主要是从《寒夜》展示的故事内容着手，而对小说进行表现形式、叙述角度等纯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与风格的成熟——论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把艺术形象单纯只当艺术形象而非社会人分析，认为曾树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来，但问题是她即使回来，也不应该是现在作品所写的那种心情，那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回来是她此前的情感倾向和理性选择的大逆转，她此前的行为逻辑被完全颠覆了。”尽管如此，但作者从形式美的角度认为让曾树生回来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逻辑发展，“这样在事实上存在的裂隙中„„让读者产生了虚幻的真实。”

还有评论者从巴金对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出发，发现了《寒夜》叙事的复调特征；洪治纲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认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和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因此极大地加强了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立体感。从分析故事情节隐含的诸多意义到分析协作手法，对《寒夜》的认识在日益深化。

二 再认识曾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