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艺术学院

鲁迅艺术学院 篇1

【鲁迅美术学院专业】鲁迅美术学院招生网站-鲁迅美术学院分数线

一、学校自然情况学校全称：鲁迅美术学院办学地点及校址：书法学、中国画、影视摄影与制作、美术学、绘画（含版画、水彩、油画专业方向）、雕塑、摄影、环境设计（含环境艺术设计、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方向）、产品设计（含工业设计、染织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专业方向）、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在沈阳校区办学，具体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十九号，邮编：110004；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动画、中日合作办学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设计、服装制板）在大连校区办学，具体地址：大连市金州新区金石滩金石路39号，邮编：116650。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办学层次：本科。学习年限：雕塑专业学制为五年，学习年限最长为八年；其它专业学制为四年，学习年限最长为七年。办学形式：全日制。主要办学条件：校园占地面积46.4万平方米，教学行政用房面积20.2万平方米,专任教师529人，其中副高级职称以上194人，教学仪器设备值4834万元，图书56.7万册。

二、计划特别说明经批准有语种限制的专业及允许招生的语种：各专业不限外语语种。有男女生比例要求的专业及限制比例：(国家允许限制男女生比例的艰苦行业专业允许，其它专业不允许)男女生比例不限。

三、专业设置说明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学制科 类授予学位门类130405T书法学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406T 中国画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310动画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311T影视摄影与制作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401美术学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402绘画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403雕塑五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404摄影四年艺术文艺术学130502视觉传达设计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3环境设计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4产品设计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5服装与服饰设计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5H服装与服饰设计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7工艺美术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130508数字媒体艺术四年文理兼招艺术学

四、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说明本科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鲁迅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书，达到鲁迅美术学院学位授予标准的颁发鲁迅美术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五、收、退费说明

1、学费收取标准：按照省物价部门批准并办理收费许可的标准向学生收费。美术史论专业、文化传播与管理专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业每生每年8000元，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每生每年13000元，其它各专业每生每年14000元。

2、学费的退费办法：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

3、学生在学期间实行奖学金制，学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助学金制。

六、国际交流与合作 经教育部批准（批准书编号:MOE21JP2A20111125N），我院与Educational Foundation Bunka Gakuen, Japan（日本文化学园文化服装学院）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于2012年起开始招生，在本校同批次录取，办学地点在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国际交流中心，2014年计划招生120人。开设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方向、服装制板专业方向），专业代码为130505H。毕业颁发中方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日方时尚高度专门士（本科）毕业证书。此合作办学项目经教育部批复为本科学制4年（2+2），即在我院学习专业课2年，在日本学习专业课2年。鉴于招收的新生无日本语基础，学生赴日学习前须通过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之规定留学生日本语二级水平测试。综合以上情况，为达到中日双方合作办学项目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采用学分制进行培养，我院提供日本语专门培训服务（经物价部门批准、收取相应培训费用），学生依据自身日本语水平自愿选择参加，由日本文化学园日本语专门学院指定教师授课。在日本语水平达到专业教学基本要求后，进入基础专业学习阶段（不分专业方向）。在我院修满专业学分并通过日本法务省之规定留学生日本语二级水平测试后，进入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根据个人意愿分专业方向进行学习，最后回我院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等环节。因个人日本语测试，或课程不合格等原因，不能按期赴日本学习，经批准可重修相关课程，再不合格者则根据个人志愿选择以下两种方式完成学业。

1、在大连校区国际服装学院继续读完剩余课程直至毕业，由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教师授课。颁发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修了”证书，鲁迅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及学位证，原学费不变。

2、根据我院高考相关规定进行艺术专业加试，合格后转入我院染织服装设计艺术系服装设计专业三年级直至毕业，只颁发鲁迅美术学院毕业证及学位证，学费按转入专业标准执行。学费标准暂定为国内学习期间约38000元/年，日本一年学习期间学费按赴日当年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标准执行，最终以省物价部门批复为准。

七、招生录取规则说明

1、调档比例：全部投档。

2、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身体健康，无色盲、色弱；其它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3、院校志愿录取办法我院2014年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我院按考生文化课高考原始分计算，外省文化课高考总分不足750分，按折合后的750分计算。在文化课成绩达到我院要求的基础上，对考生的品德素质、身体状况考核合格后择优录取。中国画、版画、水彩、油画、雕塑专业方向的文化课总分最低控制线350分，外语单科分数线为65分，按专业成绩择优录取。书法学、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环境艺术设计、城市规划与设计、服装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染织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动画、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方向文化课总分最低控制线350分，外语单科分数线为65分，按专业课成绩80%与文化课成绩20%的综合分择优录取。美术史论和文化传播与管理专业方向文化课总分最低控制线350分，外语单科分数线为65分，语文单科分数线为90分，按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中日合作办学的服装设计、服装制板专业方向文化课总分最低控制线380分，不设外语单科分数线，按专业课成绩乘以3再加上文化课成绩的综合分择优录取。文理兼招的专业方向按照成绩统一排名录取。录取过程中如果出现并列情况：（1）书法学、中国画、版画、水彩、油画、雕塑、摄影、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录取文化课总分高的考生；（2）环境艺术设计、城市规划与设计、服装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染织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动画、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中日合作办学的服装设计、服装制板专业方向录取专业课总分高的考生；（3）美术史论与文化传播与管理专业方向录取美术作品赏析论文成绩高的考生。

4、对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考生的处理不承认省招考委关于加降分的规定，各专业方向成绩排名第一的辽宁省或外省考生文化课总分最低控制线可降5分，或外语单科分数线降5分参加排队录取（不包括美术史论、文化传播与管理专业方向）。

5、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录取时依据分数优先原则，按照考生报考我院专业加试时的志愿顺序录取（单独报考中日合作办学的服装设计、服装制板专业按照志愿优先原则依据成绩录取，兼报中日合作办学的服装设计、服装制板专业按照考生报考我院专业加试时的志愿顺序依据成绩录取）。

6、联系电话、网址联系电高考派—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鲁迅艺术学院 篇2

关键词：鲁艺,红色文化,思想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发展一直贯彻实践“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其不仅在理论、美术、作曲和表演等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且培养了大批的文艺管理干部,提高了抗战的艺术水平,充分地发挥了艺术这一武器在抗战中的作用。其在抗日战争中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可谓是当今红色文化教育的一枝奇葩。

一、对“鲁艺”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正确地把握鲁艺的红色文化内涵,首先要清楚红色文化的概念。所谓的红色文化是指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狭义上的红色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等。

红色文化资源同时还包含这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就其物质形态而言,形象比较直观,对于推动资源开发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就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而言,相对而言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以及革命事迹等方面。在此,所谓的鲁艺红色文化,主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鲁艺在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发起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并在此期间创作的音乐、美术和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其在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式。

二、鲁艺对抗战时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办与发展始终同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努力服务于名族解放战争。一方面,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管理干部和优秀的艺术人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部门以及革命后方的农村、城市甚至敌人占领区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鲁艺积极号召全国的艺术家为探索最有利的革命艺术道路而努力。通过其在音乐、美术和表演等方面创作,来唤醒民众的革命精神,为民族解放战争提供巨大精神力量。

1、音乐上,为了全面地服务抗战,造就适应于革命需要的音乐艺术人才,全面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在音乐教学和创作上面做出了积极地探索与创新,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思想体系。在音乐教学中,其不仅开设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时还选取革命的、进步的、爱国的、民主的以及外国古典的音乐内容纳入教学之中,使学员们可以从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夯实基础,拓展视野,努力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提高抗战服务水平。

2、美术上,始终坚持和贯彻文艺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努力培养大批从事宣传画创作的美术干部。通过素描、壁画、油画、漫画、速写等美术形式真实地描写和反应社会现实状况,并努力唤醒中国广大民众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鲁艺的广大师生站在中国革命的前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鲁迅先生现实主义创作的美术思想,同时引领着抗战时期的美术发展方向,为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鲁艺在作曲、表演和文艺运动等其他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和群众力量。

三、鲁艺红色文化在红色旅游中的教育意义

鲁艺在抗日革命战争中留下丰富而宝贵的红色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是优秀的革命文化基地,深度地挖掘鲁艺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促进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非凡的意义。

首先,鲁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意义。其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理想信念的教育,以及民族精神的教育等都可以作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

其次,鲁艺在抗日战争中所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帮助人们感知历史的重要客观载体。在红色旅游中,通过对鲁艺的红色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将历史直观真实地呈现在游客的眼前,避免空洞的说教,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油然而生一种对革命精神与传统的认同。

最后,鲁艺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其可以适应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对于教育人们坚定理想信仰、培养其高尚的品质以及适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等,都是现实而生动的教材。

概而言之,鲁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而深厚,是我国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枝奇葩。其每一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每一件革命事件,每一种革命精神都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深度地挖掘鲁艺红色文化资源的,使游客在红色文化旅游与体验式旅游的结合过程中,深刻的感受红色先进优秀文化的熏陶,有利于充分地发挥优秀红色文化资源的爱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10-07-24(1)

[2]、崔鹏.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六年来,全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亿元[N].人民日报,2010-02-22(3)

[3]、魏艳.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J].音乐研究,2008,4.

鲁迅的教子艺术 篇3

“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因他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不然。这一点。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首题为《答客俏》的诗中便可见一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首诗用“於菟”即老虎也懂得爱子作比喻，说明英雄豪杰也应懂得怜家爱子，从而生动地传达出鲁迅对孩子的深厚感情。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喜结良缘。1929年9月，生下一个儿子，此时鲁迅已年近半百。夫妇俩人喜孜孜地为孩子起名为“海婴”。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鲁迅说：“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别国文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名字，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自己也是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如果小家伙把被子蹬飞了，就细心替他盖好。孩子睡足之后，他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手臂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哼着催眠曲，用轻柔动听的儿歌，把海婴送进梦乡。海婴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正如许广平所说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努力分担那可能范围里的为父之责的。”

海婴渐渐长大了，鲁迅就有选择地带他去看电影。凡是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如《泰山之子》、《米老鼠》及世界风光类的影片，鲁迅常常带他去观看。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饮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怕海婴受到惊吓，最终没有带他去看。海婴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父亲知道海婴很难过，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再找机会白天陪他去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这件事给海婴印象很深，以后每提及此事，海婴就动情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

鲁迅不仅喜爱孩子，而且理解孩子，重视教育孩子。他曾经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这样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他把儿童看作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竭力反对两种因袭的错误教育方法：一种是粗暴压服的方法，对儿童非打即骂，使得儿童从小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思想愚钝，目光呆滞，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其实这类孩子长大以后，“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方法，任其跋扈，放任不管，使儿童在家里成了“小霸王”，要什么给什么。待到将来走上社会，“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鲁迅提倡，对儿童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懂得他们的兴趣和喜好。他曾经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有一天，鲁迅在家里请朋友吃饭，桌上摆了一盘鱼丸子，海婴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好动，先夹了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新鲜，就嚷菜坏了。大家从大盘中拣来尝了尝。都说是新鲜的，以为是孩子瞎嚷，就不去理他。但鲁迅却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意见。把海婴碟子里的拣来尝了尝，果然味道变了。赶紧吐了出来。鲁迅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鲁迅认为，对儿童要循循善诱，教给他们文化知识，使他们明辨事理。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有爱美的天性，大人要注意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求知欲。他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因此，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鲁迅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

有一天，海婴问鲁迅：“爸爸，侬是谁养出来的?”

“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从前，最早的时候，人是哪里来的?”

这追索到物种起源的问题，鲁迅便告诉他是从子——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是刨根问底：“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回答得了的，而且也不是五六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但为了不使孩子失望，鲁迅还是耐心地告诉他：“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

“不做空头文学家”

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小说和文章闻名中外，但他对自己的孩子，不是硬性要求他继承父业，而是“顺其自然”，并告诫孩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曾经指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就是从孩子摆弄玩具中，根据儿童的特点，引导、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促使其健康成材的。

鲁迅发现海婴从小对理工知识有兴趣，便给海婴买来一套木工工具的玩具。小海婴奉如至宝。常常用它敲敲打打，那认真的神态。俨然像一个小工程师在盖房子。鲁迅还常常带海婴到郊外去玩，欣赏清清的河水，鲜艳的野花，嫩绿的庄稼，追逐漂亮的蝴蝶，捕捉有趣的昆虫。野外的新鲜空气，滋润着海婴稚嫩的心田。

一次，鲁迅的好友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凝)送海婴一套苏联儿童玩具，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铁制玩具，有上百个金属零件，可以组装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小到简单的翘翘板，大到复杂的起重机、飞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玩具盒上用娟秀的笔体，写明一共有多少零件，如何玩法。鲁迅和许广平慎重地对小海婴说：“这是何叔叔、何叔母从苏联带给你的，你可要格外爱惜。”小海婴迷上了“积铁”，一玩就是半天。他由玩“积铁”开始，迷上了理工技术，小小年纪，就能拆钟、修锁、装矿石收音机了。

正是由于鲁迅这种顺其自然的教育，使得成年后的周海婴仍保持着儿时对理工的兴趣，考取了北京大学无线电专业，并成为无线电行业的专家。

鲁迅小说的悲剧艺术 篇4

鲁迅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取得这样辉煌的创作成就，除了他透视社会、解剖人生的政治热情和思想深度外，还与他自觉地在小说中运用悲剧艺术有关。鲁迅的小说正是实现了悲剧艺术的原则，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审美价值和经久不衰的审美效果。下面本人拟就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表现特征以及深远意义诸方面谈点自己的粗略见解。

一、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产生原因

第一 社会根源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鲁迅的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病态面貌，充分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表现了它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甚至和封建主义相勾结，阻挠革命的发展，因而这个革命最终失败了。而以“五四”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指导，但由于领导者年轻幼稚以及没有同广大农民结合，所以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鲁迅小说反映的现实，是那个悲剧时代的真实写照。

第二 思想根源

1925年以前的鲁迅，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用来解剖人生和社会的最主要的武器是进化论和个性解放。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引申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观点，因而进化论使他坚信未来。个性解放鲁迅也不是把它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由于鲁迅对社会黑暗消极面看得多一些，对光明积极面看得少一些，所以他的思想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当然，鲁迅思想的悲剧精神绝不是悲观失望，而是包含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闪耀着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辉。

第三 作者的悲剧观

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对传统大团圆主义文学的有力批判。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也就是真善美暂时被假丑恶所压倒，光明、正义和进步的力量暂时遭受挫折，遭受毁灭，其中必将包含着血与火的搏斗。(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表现出来在时间上它不是偶然的，在空间上它不是一个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三)“给人看”说明这 “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已经成为审美对象反映形态的艺术，使人奋发产生审美愉悦心情。

二、鲁迅小说悲剧艺术的特色

(一)选材严，开拓深

“五四”前后文坛上的作家大多描写男女恋爱风花雪月，而鲁迅把他所见所闻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景况再现于笔下。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深刻发掘题材的内在意义，突出一个或几个与社会和人民有关的问题。如《药》、《阿Q正传》、《**》等，是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为背景，借以表现主题。《孔乙已》、《祝福》、《伤逝》、《离婚》等，把人物的悲剧原因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揭示出这些人物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制度。可以说《呐喊》和《彷徨》这两个小说集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二)以典型化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鲁迅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说的拼凑，并非随意生拼硬凑，而是采取许多内在的神貌相同或近似的人物，采用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手法，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还有《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中的赵七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等封建顽固派人物，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上第一流的艺术形象。

(三)小说结构形式多样化

1、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 2、两条线索结构。《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药》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反革命者残害。3、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结构，但其局部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4、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艺术的意义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主人公往往都是才华超众、本领高强的人物，他们和厄运进行顽强抗争，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都遭到失败和覆灭。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描写的是资产阶级带来的种种悲剧，主人公大多虚伪贪婪。作家们或者从人性出发去揭示性格悲剧，或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揭示社会悲剧。与上述两种悲剧不同的是，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既不是叱咤风云的特异人物，也不是精明自私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微乎其微的普通庸众，他们大都是不觉悟和愚昧麻木的。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既是阿Q的性格特征的体现，又是统治阶级思想的曲折反映，同时又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再如孔乙己的不肯脱下长衫，祥林嫂再嫁时的反抗，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历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鲁迅通过小说悲剧艺术来“疗救”精神病毒者的灵魂，即改造国民性，这正是鲁迅伟大和深刻的地方。

浅谈鲁迅《药》的艺术特色 篇5

4《药》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整篇小说主要写的是华老栓用自己的血汗钱买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的一系列故事，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许多社会典型代表人物，例如：华老栓、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夏瑜等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间接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并愚弄人民的反动本质，深刻地指出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当时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从而启示人们，只有发动群众，聚集群众的力量，革命才能真正取得胜利，中国才能真正得救。

一篇小说要想具有如此巨大的心灵震撼力与社会影响力，也就说明了它并不是这几千个文字的简单拼凑，而是十分巧妙地运用了一些艺术技巧，才使得文章变得如此深刻。

小说《药》十分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但又不是完全照搬，这就能给人一种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审美感觉。这样，也就达到了艺术审美与社会生活状况互相渗透、互相侵染的近乎完美的效果。

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了艺术的形象性特点。所谓艺术形象就是艺术创造者在与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内在审美信息与精神意向，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传达出来，从而使人通过直觉即能领悟的感性存在形态。作者生活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每天都在接触具有不同特点的社会人物，他们或多或少都触动了作者的心灵，让他出现了一种欲望，让他感觉到他的一份责任感，应该及时地去塑造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写一些什么东西来唤醒那些在生活中麻木不仁，苟且偷生的人们。

艺术形象自身也有三个特点，小说中也均有所体现。

从华大妈说的话开始，小说中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了许多人物的话语，有华老栓的、有驼背五少爷的、有花白胡子的、有康大叔的等等。还有多处对人物动作的描写、细节描写和环境描写，这些描写都是具体可感而富有其小说特色，都让我们对人物的性格特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有所了解。例如：花胡子是茶馆中的常客，年岁已高却不作老态，喜欢说笑、讲吉祥花儿，喜欢奉承、讨好别人，热衷于打听新鲜事儿，具有猎奇的心理会使他不惜降低自己的尊严。正是这种猥猥琐琐的生存状态造就了他这种不求富贵显达、但求苟且偷安以社会逸闻填补残剩余生的闲极无聊的人。

小说是以当时的社会为背景，但是，作者又不是依样画葫芦地照抄现实生活就了事，而是通过选取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并且是具体可感的人物，再经过高度浓缩，浓缩生活，浓缩作者的感情，以达到具体可感形与高度概括性的统一。这样选出来的人物，更集中、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意义，更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最能激动人心；这样写出来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又对生活有所取舍、有所提炼、有所加工。这也是使这个小说长久以来还是具有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小说饱含感情而具有精神感染力，不仅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同时，还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背景，当时环境下人们那种麻木的心理，不禁会让我们深刻反思一下，怎样才能拯救那个时期的人们，怎样才能拯救我们这个亲爱的祖国？

除了艺术的形象性外，小说中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性认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的双眼并没有被它所蒙蔽，他用十分理性的头脑分析了当时的人与社会，选择了最具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方法，用最犀利的话语，唤醒了麻木的中国人民。这直接的是形象的，但在深层的又是理性的，也就表明了审美意识情感属性在表现方式层面的显现。

小说中形象特征十分明显，这也是由艺术的情感性特征决定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品，能让购买者在使用后，在精神上有了深刻的震撼，并不断延伸开去，影响越来越远，越来越深刻。作者在通过对人血馍头的一系列描写中，明写华老栓买药，华小栓吃药，茶客的谈药以及华大妈和夏四奶上坟，而暗写革命者夏瑜被捕、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过程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寂寞和悲凉，把明暗两条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华大妈和夏四奶同时上坟一段的描写，使这两条线最终归到了一处，用夏瑜和华小栓的死，沉痛地告诉人们，封建统治的血腥镇压当然可怕，然而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更可怕，夏瑜的死可悲，华小栓的死所以更可悲，从而提醒人民明刀子要防，暗刀子更要防。

一个人抒发一定的情感，也表明了，他对这个事物有一定的认识。作者生活在当时，自然对当时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所以才有了这么强烈的情感，他重视深入生活，认识社会，面对现实，勇于吸收，善于创造，努力追求真理，探索救国之道。这样具有了直接的审美感情的抒发和间接的理智认识，并且，直接的审美情感的深层往往潜伏着间接的理智认识。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性 篇6

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在诗歌、小说、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

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

（一）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

（二）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统治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

（四）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

（五）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

（六）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三、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主要农民形象有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闰土（《故乡》）等。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对他们的前进道路进行探索。所以孔乙己、陈士成的人生悲剧都是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悲剧，因为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制度一崩溃，走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鲁迅不选科场上的得意者丁举人做主角，而让穷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做主角，就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认识，鲁迅正是要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告诉人们：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曾经给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过希望的科举之路，早以成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说《呐喊》中的孔乙己和陈士成，作者是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葬的话，那么《彷徨》中的四铭和高而础，作者是毫不怜惜自己的憎恶和讽刺，竭力诅咒他们的死亡。不论四铭、高而础或者他们那伙狐群狗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但骨子里却荒淫无耻，庸碌无为。他们仇恨一切新事物，疯狂咒骂“五四”新文化，口口声声要“挽颓风”“存国粹”，作者用漫画式的手法，揭穿这伙“做戏的虚无党”的龌龊本性。对这类封建卫道者的有力鞭挞，是同文化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相适应的，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在这次分裂中，鲁迅一方面在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一方面继续着“五四”前期的战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主要知识分子形象有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四、从容的叙事方式

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在理论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实践上以30多部中短篇小说垂范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风格。准确把握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特点，对于我们实施鲁迅小说的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鲁迅小说叙事方式主要具备简洁、冷峻、从容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简洁。

简洁体现小说家叙事时信息呈现的高效。鲁迅继承中国文学语约意丰的传统，在有限的篇幅里多角度多层次呈现丰富的信息，表达深厚的情感，传达深刻的思想。其小说文字的投放量与呈现的信息基本成反比，显示出同时代及后世小说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和高效率。他一生虽然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留存的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就承载的信息量而言，大多可视作长篇巨制的浓缩。为臻此效率，鲁迅的叙事力求简洁，在内容的剪裁、文字的删削、叙述角度的精选、结构的安设等方面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有意识地“简化”旁观者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祝福》由此而变成一个“我”所知道的苦女人的故事，《孔乙己》记录的是一个酒店伙计眼中的落魄读书人的遭遇。《药》采用双线结构，让夏瑜的革命活动与华老栓一家的琐碎生活构成对比，在突出主旨的同时，省却了不少的篇幅。否则，茶客谈话中的夏瑜狱中生活，改为正面描写，既费笔墨，又不能见出当时民众对夏瑜事迹的反应。至于鲁迅通过词语的推敲打磨造就的“简洁”，教学中可沿袭古典诗词的“炼字”传统。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七个字，写了四种动作，表达三种情感。鲁迅小说中叙事词语的简洁，也在追攀这样的高度。《孔乙己》里表现孔乙己为“回敬”别人对自己的奚落而“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残后的“摸出四文大钱”；《药》里面华老栓在装钱的衣袋外反复“按一按”，康大叔“抓过洋钱”后还要“捏一捏”；„„凡此种种语词的选用，都可看出鲁迅对文字最大表现力的有意追求。在教学鲁迅小说时，应当留意这种有些“刻意”的追求。

（二）冷峻。

冷峻指的是小说家叙事时情感表达的高度节制。简洁的外在标志是文字的投放量，而冷峻的标尺是情感投入的深度。小说家的情感越深厚，其叙事越能收敛情感的偏向或外溢。鲁迅小说叙事的冷峻，是对中国文学似淡实浓外癯内腴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在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扣紧鲁迅作品里那些貌似无情实有情的文段和句子。《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我”问四叔家的短工祥林嫂“怎么死的”，结果短工这样回答：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这就是典型的“冷峻”！反问里蕴涵着短工的愤苦和无奈。读者正是从这样的“无情”处感受到“有情”。

《药》里面当茶客们谈完夏瑜的狱中生活，为华老栓、华小栓的“好运气”进行廉价恭维时，鲁迅写道：“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这句话真是“阴冷”到读者的心里，激出却是作者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的一腔热血！

（三）从容。

从容体现的是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对观点传达的隐藏能力。中国古典小说由于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好议论，爱说教。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急于对故事人物的言行进行评判，急于按照作者的意愿去决定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技巧上有一个走向“圆熟”的过程，其中就包含了其叙事方式渐趋从容的自觉追求。他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议论成份较多、创作意图较明显的作品都做过反思，《药》、《孔乙己》以及收入于《故事新编》里的一些作品的叙事方式，其从容的特点已能显现。倍受关注的《药》结尾写到的夏瑜母亲、华小栓母亲见到一只乌鸦的情节设置，作者似信手写来，不作一语雌黄，却让读者搜肠刮肚劳神焦思去寻求作者的用意。有人说是为了渲染坟地荒凉，有人说意在揭示迷信的破产，还有人说乌鸦是孝鸟，此时出现在坟场，可加重老年丧子的悲剧性，„„这些见解的出现，正是“从容”的叙事方式带来的“硕果”。

同样，在《孔乙己》的结尾作者没有明确直白地交代孔乙己的结局，而是不厌其烦地叙述掌柜在年关、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再到年关对孔乙己所欠十九个钱的态度，末了加上一句著名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说明作者在叙事时充分注意到人物命运与自身性格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

五、排除了悲观、痛感的悲剧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写在纸上的人生戏剧。人生戏剧的两大类型，是悲剧与喜剧。鲁迅的小说兼有这两种类型。悲剧题材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的比重，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药》、《明天》、《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等，都是悲剧性的故事。它们示人以悲，却又感人以美；它们是哀痛的艺术之花。

（一）由于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改革国民性”，所以他的小说创作，大抵不是以伟大的英雄人物，而是以有弱点的普通人物为对象的。鲁迅笔下的悲剧，几乎都是普通人物的悲剧。

在新年“祝福”声中死去的祥林嫂，是地主家普通的女佣；在未庄“革命”之日冤哉枉死的阿Q，是农村中普通的雇农；在“孽风和毒焰”中悲惨毁灭的子君，是普通的知识妇女；等等。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弱点，冷酷的人生难以容许他们存在。所以，这一类小说的悲剧美，主要地不是由悲剧人物本身的精神美点，而是由作者的美学评价中体现出来的。

(二)由于悲剧人物大抵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鲁迅又从“改革国民性”目的出发，对之采取善意批评的态度；所以，鲁迅的某些悲剧小说往往夹带有喜剧因素。《孔乙己》、《阿Q正传》这几篇小说，乃是悲喜剧交融的边缘题材。小说中的孔乙己和阿Q，本来是喜剧性的人物；但他们无法挣脱社会的桎梏，不得不走向悲剧的毁灭。因此，我们对他们发出的是“含泪的微笑”，悲剧的美感中掺进了喜剧的美感。

（三）鲁迅在“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时，掌握着审美阈内的分寸感。

他小心地避开了那些凶残的、流血的，引起人痛感的场面，代之以折光后的含蓄的形象。无论是阿Q与祥林嫂的死亡，他都这样做了。比较明显的是《药》里面革命者夏瑜的被斩，作者虽然竭力去渲染氛围，但却不去正面描画悲惨的瞬间。夏瑜的就义，是通过华老栓与刽子手康大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细节来交代的。于是，排除了“恐怖”的悲剧美，反而增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鲁迅的悲剧小说，多数也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

在他早期写的《药》中，虽然有着他自己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夏瑜墓上的花环，从墓上飞走的乌鸦，还是杳冥中希望的象征。《故乡》的收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月光下的路在向前伸延，作者把宏儿、水生托付给未来。《长明灯》中的放火者，尽管被永远地囚禁了，但结末却是孩子们呼应的歌声：“„„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死后“含着冰冷的微笑”，它使人联想到一匹嗥叫的“受伤的狼”，“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们还要看到，《伤逝》并非单纯地“伤逝”；一切都逝去之后，涓生毕竟喊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由此可见，在鲁迅的悲剧小说中，反抗的音响是一篇比一篇强了。“文学是战斗的!”鲁迅的诗神不是悲哀的安琪儿，而是“举起了投枪”的战士。所以，鲁迅创造的悲剧美，最后就化为执著人生的、战斗的激情。

六、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鲁迅《祝福》语言艺术三题 篇7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可是在《祝福》中,却有大段大段的重复。这就是写祥林嫂絮絮叨叨讲“阿毛的故事”。阿毛故事前后完整地出现了二次,把这两段对照一看,只不过文字上略有改动而已。这样大段大段的重复,不是太啰嗦了吗?一般地说,文章要力避重复,尤其是大篇幅的重复。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力避“唠叨”,不要“陪衬拖带”。现在鲁迅怎么也“言行”不一致了呢?细细品味,你会发现这貌似啰嗦的重复,并非鲁迅说做相悖,“言行”不一,而是他独树高格、平中见奇的艺术手法。

言语可以透露心理反应。这两段重复的文本,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祥林嫂“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的情形,而且还非常准确深刻地揭示出祥林嫂精神的紊乱、性格的病态。这是在重复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变化的历程,凸现祥林嫂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种“啰嗦”是鲁迅为了表达的特定需要而有意为之的,它本身充满了暗示,是一种隐喻,是鲁迅高超的写人技法。

这个从前“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的人,现在逢人便说“我真傻,真的……”变化如此之大,反差如此之强烈,这表明祥林嫂在两次丧夫、爱子又遭狼害的沉重打击下,已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在心灵深处产生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阿毛的罹难,使她失去了唯一的安慰、最后的希望。阿毛活泼可爱的形象只能留在她那痛苦的回忆里。“阿毛的故事”是她“受伤的记忆”,她“日夜不忘”她的爱子,时刻思念着她的阿毛。她无法解脱这种失子之痛,从而导致了性格的病态——一开口便是“我真傻”,逢人便讲她的阿毛。阿毛故事的两次完整出现,无疑是鲁迅精心巧妙的安排。这貌似啰嗦的重复,把祥林嫂受到极大刺激、精神分裂的病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它形象地展现出一个正常的劳动妇女从肉体到灵魂的毁灭过程,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因而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激起人们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和对制造这个悲剧故事的吃人社会的无比仇恨。这就是鲁迅借助于“唠叨”“啰嗦”而收到的强烈的艺术效果。试想想,倘若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唠叨”“啰嗦”,而只是用漂亮的语句简单地叙述一下,那是无法这么传神地表现出祥林嫂的内心痛楚、精神恍惚的,也就严重地削弱了小说的那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

综上所述,鲁迅通过精心设计的重复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病态,预示人物的悲惨命运,这和我们平常所讲的啰嗦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语言大师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探讨鲁迅这种“啰嗦”的语言艺术,对于我们如何精当描写人物语言,刻画人物心理,提高表达技巧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二、非常词序的非常功效

汉语的词序比较固定,一般情况下不能任意变动。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如回环修辞格就是通过变动词序来实现的。不同的词序在表义方面侧重点往往有所不同,所以说“词序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在汉语中,许多正常词序是可以变动的,变动之后可以获得较好的修辞效果。”(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小说写祥林嫂叙述阿毛故事时,就有通过变换词序而增强艺术效果的范例,体现了鲁迅对作品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创作精神。

祥林嫂叙述“阿毛的故事”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这个句子中“小鞋”的两个定语——“一只”“他的”的排列顺序是不合常规的,似乎是错误的。按照常规顺序排列,应当是“他的一只”(表领属的词+数量词)。如从《无常》手稿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就把“鬼王拿的是小小的一块虎头牌”的语序改为合乎常规的“……一块小小的虎头牌”。《祝福》最早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六号上时,这一句的语序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语言习惯的“他的一只小鞋”。可是等到该小说编入《彷徨》,鲁迅借机再次进行语言推敲与润色时,却改成了并不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一只他的”(数量词+表领属的词)。这样看来,这是鲁迅有意为之,是出于再加工的需要。因为他曾对青年作家说过“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一定可以更有精采”(《致张天翼》)。看来这是鲁迅身体力行,为青年作家做示范的体现。这个不符合一般习惯的词语次序,出自经受过两次丧夫,接着又遭受失子之痛的祥林嫂之口,应该说也是正常的。这和她第二次来到鲁四老爷家,一开口就是“我真傻,真的……”一样,同样是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情形的真实写照,也是她神情有些恍惚、有些紊乱的形象揭示。“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个人。”(《花边文学·看书琐记》)看似不合常规、实则合乎事理的语序是祥林嫂“非常态诉说”中的“准确叙述”,是“不正常”里的“正常”。颠倒的词序所表达的语义宛如不断推进的电影镜头一般鲜明,由远而近,非常清晰、有序地“再现”了祥林嫂央人搜寻儿子,看到“一只”鞋子,发现是“他的小鞋”(根据样式、质地等来迅速判断、确认)的全过程。“阿毛的故事”是祥林嫂“日夜不忘的故事”,是她的受伤记忆,对这些细节记得越清晰、深刻,就越说明了她所遭受的打击之沉重,承受的苦痛之巨大,也就越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一种褫魂夺魄的悲剧美的力量由此而生。而发表稿上的常规语序只是一般的平常叙述,非人物的“情境语言”,无法包藏如此丰厚的内涵、丰富的意蕴。这个不合常规的语序是独特的“这一个”,起到了正常语序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这个好像调换错了的词序,看似变异、反常,实则是鲁迅别有深意的表达技巧,是他出奇制胜的艺术创造。词序变换之中又见语言锤炼的匠心。“反常合道”,有意颠倒的词序,使人物语言更情境化,“更有精采”,给读者造成一种新奇、别样的审美感受,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这种艺术的语言、语言的艺术,我们不咀嚼、品鉴,岂不辜负了大作家的独妙匠心?

三、标点符号的丰富内涵

标点符号虽没有语音形式和语义内涵,却能配合文字,准确记录说话的停顿、语气、语态等语言现象。“言为心声”,那些精确记录语气语调变化的标点符号,实质上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和折射。这样的标点就不只是“文法上的标点”“意义上的标点”,而是“修辞上的标点”。它“往往在用来调和音节的同时,还用来刻划有关人物的语调神情;有时甚至主要不是用以调整音节,而是用以表现和显示人物的腔调情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祝福》中就有这样精彩的“修辞上的标点”。小说在写到有人报告鲁四老爷,说祥林嫂已被她婆婆派人劫走的消息时,鲁四老爷只说了“可恶!然而……”这么一句没说完整的话。话虽不完整,却借助于“!……”的辅助,生动展示了鲁四老爷心理反应的全过程。

从小说描写可以看出,鲁四老爷对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竟然抢走他家女佣的行径是愤愤然的,因为这毕竟有碍他的尊严,有伤他的面子,因而“可恶”两字便脱口而出。一个“!”使得鲁四老爷的愤懑之情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但这个封建卫道士转而一想,祥林嫂这种出逃做工,违背“家法”,“有伤风俗”,婆家抢回又完全合乎“礼义”,无可厚非。鲁四老爷完成了他的这些“内部言语”,可是他并没有把心中所想的明说出来,说到“然而”便戛然而止,“内部言语”没有完全变成“外部言语”。鲁四老爷的默许、赞同都包含在“然而”后面的的“……”。从“!”到“……”生动传神地表现出鲁四老爷由不满、气愤到默许、赞同的心理变化过程。“然而”后面“……”把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故作心气平和的虚伪本性和维护封建礼教的反动实质,表现得细致入微、毫发毕现。假如这句话里没有这些标点的“参与”,光靠四个方块字,能如此真实生动地展示这半截子话吗?能把这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表现得如此细腻传神吗?

鲁迅作品词语锤炼艺术刍议 篇8

一，求贴切

判断用词是否贴切，主要体现在用词是否恰当、是否最具表现力，正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福楼拜所说：“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苦思冥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与这些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相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为思索困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就是最恰当、最具表现力的词语。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用词贴切呢?我们认为讲求语言的贴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意词义范围的大小；分清词义的轻重；三，辨明词义的着重点：四，结合上下文意。如：

(1)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邻)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自藤野先生》，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原文写作“邻国”，词义范围过大。表意不明，因为日本的邻国有中国，也有其他国家；改文换成“中国”。所指就明确了。这是注意词义范围的大小来求贴切。

有些同义词虽然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是在表现该事物的某种特征或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轻重的差别，因此在使用这类同义词的时候，不能随意替代，该轻的要轻，该重的要重。从而使语言表达贴切而有分寸。值得注意的是，有时鲁迅故意将“轻重”错位，以期收到积极的修辞效果。如：

(2)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鲁迅《“公理”之所在》)

一方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双方力量强弱之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而鲁迅用“打败”一词来形容段棋瑞政府的“武功”，这就充分揭露了段棋瑞政府把学生当敌人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的罪恶行径，语言犀利，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这是分清词义的轻重来求贴切。

汉语里有一种双音同义词，它们是由一个相同的语紊和一个不同的语素构成的。这相同的语素使得它们在意义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这不同的语索则决定了它们在意义上又具有相异的一面，并且它往往是词义的着重点之所在。鲁迅在锤炼词语时十分注意辨明词义的着重点。例如：

(3)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丛觅小诗。(《无题》，见《鲁迅诗稿》，文物出版社，1976年)原文的“刀边”，虽然能够反映出反动派对革命者的屠杀，然而其程度如何，并不十分明显；鲁迅改用“刀丛”，一方面突出了反动派所制造的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作者所处的险恶环境，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敢于斗争，顽强不屈的硬骨头精神。这是辨明词义的着重点来求贴切。

有些词用在某些句子或短语里是准确的，但是如果结合上下文意来看，有时又显得并不十分恰当。因此鲁迅在锤炼词语时还非常注重结合上下文意来选词。例如：

(4)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闷)(淹)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为了忘却的记念》，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初稿写作“将我闷得不能呼吸”，孤立地看，这未尝不可，然而由于上文陈述的对象是“血”，因此这句就成了“(血)将我闷得不能呼吸”，其中“血”与“闷”搭配欠妥，于是鲁迅把“闷”改成“淹”。虽然这在搭配上是正确的，可是“血”的后面有“层层淤积起来”作谓语，因此再用“淹”来说明层层淤积起来的血，就不是很恰当了。于是鲁迅又把“淹”改成“埋”。这样不仅与上文配合紧密，而且更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对革命文化战士进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达了作者对反动派的强烈控诉和对革命者的深沉怀念之情。这是结合上下文意来求贴切。

二，辨色彩

词语有褒义、贬义和中性之分，这就构成了词义的感情色彩。有的词语表达了说写者对该事物肯定、喜爱、赞美、尊敬的感情，含有褒义；有的词语表达了说写者对该事物否定、厌恶、贬斥、鄙视的感情，含有贬义；有的词语不表示说写者对该事物的褒贬，是中性词。鲁迅十分注重选择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以便更准确、更鲜明地表达思想，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

(5)终于这(事情)流言消灭了。于是却又竭力运动，要收那一封匿名信去。(《滕野先生》，见《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

该用中性词的时候却用了贬义词，或者该用贬义词的时候却用了中性词，都势必影响语言的表达效果。鲁迅把中性词“事情”换成贬义词“流言”，这就表达出了作者对造谣生事者的愤慨之情。

有时鲁迅为了收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而故意使褒贬错位：或在表示肯定、喜爱、赞美、尊敬等感情时不使用褒义词而使用贬义词。或在表示否定、厌恶、贬斥、鄙视等感情时不使用贬义词而使用褒义词。例如：

(6)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7)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德野先生》)

例(6)，“伟绩”和“武功”原本是褒义词，而这里却是表示贬义：“伟绩”就是“血债”，“武功”就是“罪恶”。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用荷枪实弹的军队来对付徒手请愿的学生，以立下“伟绩”，建立“武功”。这是何等的残暴，何等的疯狂!鲁迅在这里把褒义词当做贬义词使用，这就使得讽刺意味更深，战斗力量更强，对敌人的揭露也就更深刻。例(7)，“标致”原本是褒义词，这里用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大出洋相，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人的厌恶之情。

三，善活用

每一个词都有固定的形式、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唯有如此，人们的语言交际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然而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人们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而临时改变某个词语的形式、语法功能或词汇意义。这就是词语的活用。词语的活用主要有词语形式的活用和词语语法功能的活用。鲁迅善于活用词语，例如：

(8)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

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词语有固定的形式：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它们是词义的载体。一定的意义总是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或结构形式来表现的。语音形式或结构形式不同，其意义也就会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人们有时故意改变词语的形式而保留词语的原意，以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效果。这就是词语形式的活用。鲁迅先生在这里运用节缩来改变词形。“三言”、“五言”、“七言”，分别是“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节缩。根据词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言”、“五言”、“七言”这一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并不表示“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意义，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读者可以明白它们分别是“三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节缩。运用节缩这一修辞方式来改变词形，可以收到语言简洁、音节和谐、结构整齐的效果。

(9)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翰林。(鲁迅《阿Q正传》)

这是运用飞白来改变词形。“柿油党”是“自由党”的谐音。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解释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这两例词语形式的活用都是运用了飞白的修辞方式。所谓飞白，就是明知别人把一个词读错或写错了，却有意照录下来。这样就势必临时改变词语的形式。运用飞白这一修辞方式可以逼真地刻画人物，产生幽默或讽刺的效果。

(10)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鲁迅《药》)

(11)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鲁迅《社戏》)

从词的语法功能来看，每一个词都固定地属于某一词类，词与词之间有着固定的搭配关系，然而人们在使用词的时候。有时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临时改变词语的所属类别或搭配关系。这就是词语语法功能的活用。例(11)，“运气”是名词，这里的前一个“运气”带了宾语“你”，后一个“运气”单独处在谓语的位置，都活用为动词。这两处活用，生动地描绘出了刽子手康大叔那种自鸣得意、“居功”自傲的嘴脸。例(12)中的“模糊”是形容词带宾语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之后，既保留了形容词的属性，又能给人一种运动或变化的感觉，使语言生动。

(13)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鲁迅《离婚》)

(14)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宏儿。(鲁迅《故乡》)

例(13)，“眼睛”一般只能跟“只”、“个”、“双”、“对”等量词搭配，而这里鲁迅有意用“条”来修饰“眼睛”，改变了“条”的搭配功能，从而传神地描绘了七大人的嘴脸：眼睛长得细，是“细眼”，再用“条”来修饰“细眼”，这样就使人仿佛看到七大人那狭长的眼睛。从而引起人们对他的憎恶。例(14)，人是不会飞的，这里把动物的动作行为用于人身上，生动地表现了宏儿在迎接“我”时动作的迅速与欢快的心情。这是运用比拟的修辞方式来改变词语的搭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