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生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共10篇)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餐台断瓦,古庙荒冢么?就是那些在博物馆里展览发黄的书么?
不是,绝对不是,读完《万历十五年》,觉得历史其实很精彩。
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从祖辈接手的不过是一个烂摊子而已,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因为前十年有张居正,后十年有申时行。
张居正最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是个理想主义者。事实上,他前过于强势完美的形象和死后过于诋毁的评价都主观色彩过于浓厚,这只能是那个时代道德强调过于极端,对人(性xìng)缺乏考量的一种印证。他独裁的时代,其对官员的治理和对君主的扶助,以及死前未能有时间完成的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均显示他对时事的观察和把握能力,以及对政治经济事务有效处理的能力。但是,作为这样一个官员,他也会玩弄权术、贪一污受贿、沉迷美色,放眼古今,并非罕见。
申时行对整个文官集团治理的现实,看得比张居正更为深刻,作为一个老官僚,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所以他所处理事物无不以调节者和事老的形象出现。他无意于改革,却废
除前任张居正一些苛刻的政策,并着力于稳固当前政治局势。
而在明代作为普通的官员呢?
明代开国皇帝为了防止当官的能为民服务,不搞贪污,明代的官员其实拿着微薄的工资。造成官员乃至于士绅对人对己的普遍双重保准。对官员清廉的过度要求,造成的结果仅仅是官员们在形式上的清廉,事实上,贪污之风盛行,甚至差不多被整个社会所官员默认。此时的道德标准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大家相互攻击、扯皮、扯淡的武器。任何人乃至于当时的张居正面对来自于道德方面的攻击,都不可能承受其中的精神压力。而所主张的人性善之说,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纵容人性恶的那一面而已。而朱熹“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也不过是《道德经》里面,虚齐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变种而已。
作为刚进入大明王朝的初出茅庐的读书人来说,由于个人的力量过于微小和初入权利机关“人生地不熟”,为了寻求安全感,大多数人寻找自己同乡,这些以同乡同地结识的人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慢慢的`形成了党派。讲到张居正时,书中说他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他面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择,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而那些没有“熟人”的官员为了追求“进步”,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对同事,领导,皇帝身边的“红人”贿赂,逢年过节“孝敬”他们。当然他们是不会自己掏腰包的,那么他们“孝敬”的钱是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底层老板姓哪里搜刮来的。为了自己的仕途,而不惜代价榨干老百姓的“血肉”。
这本书――《万历十五年》是无意间发现,起初是以为与大明王朝一样,是小说,是演绎,后来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既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也不能算严格意义的商业产品。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国外的华人,文字的写作风格已经深受影响,中国人做的史书多数很隐晦,虽不至于像段子里讲的,中国的史书里除了名儿是真的,情节全是假的,但是读起来总感觉悬在空中,纪传体由司马迁发明,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武侠小说的起源。这本书的文风平淡如水,婉婉道来,但是这水不是清流急湍,而像泡老了的带着茶末的水,总感觉沉沉闷闷,但是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就如同书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在大道德的规范下,都低着头,弓着腰,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就像头顶一层厚厚的云层,这就是这本书整体的感觉。
作者的大历史观,要放到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变迁,王风起于青萍之末乎?还是客观的事物规律有其必然解决,这本书里对于现状我看不到解决的方式,太多的无奈可奈何,太多的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被历史的洪流推动着,最终被碾为粉,唐宋元明清,秦皇汉武,唯独这个明的味道有些特殊,逻辑思维有几期节目讲的就是这个大明,有意思,可以看,这本书,也值的一看。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初读《万历十五年》,幸而,这显然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作者运用了平和的记叙手法,这点倒是让我想起了曾十分爱看的《易中天》品三国,当然这本书更严肃一点,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我们置身于明朝之殿,以及其错综复杂的利益争斗,人情善恶,和让万历及读者都有些倍感无奈地政治体制,文官体制。
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就像风暴前的平静,又如同作者黄先生所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皇帝10岁登基,在位长达48年,又有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亦或是奸雄,这不禁让我想起清朝一位流芳百世的英明神武的君主――康熙皇帝。同样是幼年登基,在位时间冠绝该朝,同样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却为何命运迥异,一个被认为是明朝衰败的根基所在,一个却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首先,不得不提对万历有着深远影响的大学士张居正。
在万历年幼时,张居正在危难之际保全了皇室的安全,并进而成为首辅大臣,对于万历的种种事物牢记于心,他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他首先意识到明高祖所建立的统治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他力推改革,成就了万历即位以后第一个欣欣向荣的十年。但我认为,也正是他毁掉了万历,张居正权倾朝野,组建利益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颇有鳌拜功高盖主的味道,为积弊已久的朝堂埋下了隐患的种子。而万历皇帝呢?对于张居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怀有对前辈的尊敬,还是对他庞大的政治力量有所依赖,有所依仗,还是对于这位朝中具有无可比拟地位的大臣,心生恨意?张居正去世半年后,因为各种言论,弹劾对张居正的冲击,让这位亲政不久的皇帝感到对他的信任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张居正和冯宝,万历年少时最为亲近的两人,后来都不得善终,这对万历的心理上觉得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难以磨灭的创伤。
另一个让万历变得不死朝政的原因就是让他倍感无奈的政治体制――文官体制。身为九五之尊,也只能是一个“活着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不仅是正统思想,更是统治思想,本来这是帝王用来喝令权臣,统治天下的思想利器,个人认为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便是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岳飞亦或是《水浒》里的悲情英雄宋江,都未能摆脱这一思想,但时至万历,已经变成了万历想励精图治的巨大障碍,没有统治,只有约束。万历无能为力,只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朝政,对待群臣所谓的道德压力,于是开始了不理朝政,不思进取的万历年代。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以秦国商鞅变法为先,统一全国,依法治国的效力可见一斑,但秦国又迅速地覆灭,秦王的横征暴敛,滥用劳力,民不聊生,固然是一方面,但哪个朝代的后半期又不是这样?我认为当时的人文思想没有统一,没有被君君臣臣的思想所束缚住,也是原因之一。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人文思想,更是一种统治文化,一种将天下士子的思想能集中统一的利器,是一种帝王之术。古代科举制度的论题一般也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之类为题,而一般不以时事政治,怎样具体的治理国家为题,因而这种道德至上的风气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德轻法的弊端便是许多行政,经济,管理问题变得政治化,道德化,上纲上线,难以以统一的数字化标准来衡量好坏,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作者也在书中评注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万历虽也曾有雄心壮志,但终究还是一个悲情皇帝,思想道德上的束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在位长达48年,但长期不理朝政的他还是留下的骂名与非议。当我们徘徊于王朝的兴盛与没落之间,我们是否能够回归历史,正视历史。本书留给我们的最大思考,便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显然万历的悲剧说明了以道德代替法律荒谬之极,但反观当今社会,我们拥有了比那时健全的多的法律制度,名目繁多的法律多到直接催生了律师这一职业,但显然道德的缺失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道德问题无法通过规章条例来硬性规定,如同小悦悦事件的冷漠路人,他们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如果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否也是一种悲哀?是否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精神?那怎样才能找回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这又是一个当今社会继续思考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作者开篇就以万历皇帝为题,读完此章,可窥其作者的特殊用意。万历皇帝是一个职业称呼,作者也是直抒胸臆,从种类繁杂的礼仪仪式来阐述做为一个皇帝的角色定位,并且是一个作为万历年间的皇帝的角色定位。一切是那么的繁杂,一切又是那么的循规蹈矩,读来就让我这个崇尚自由主义且特立独行的人感到窒息。而处在集权体制里,这种看似繁杂的礼仪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当时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统治阶层就抓住了礼仪的特征和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俗语概括,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代的中国社会也逃脱不了这个轨迹,所以此观念犹可用于当今之社会。
此外,皇帝的集权象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事。重要管院的任命,即人事大权,是绝不容许有旁人代理的。但由于特定的原因,这一关键权柄却由首辅张居正长期把持。这也为其后来被清算埋下伏笔。中央廷臣和地方大员的仕途既然都由人臣来决定,难免结党营私之事的出现。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的政治版图决定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祸国殃民的党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廷臣的相互倾轧,怀揣美好愿望而充当枪手的地方大员相互攻讦,就想一窝窝白蚁一样,蛀食着明王朝的百年基业。
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绝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古今历史,兴衰规律亘古不变,沿着历史的车痕,我们更希望的是可以从中吸取经验,避免错误。读完书后我深深的体会到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
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细细数数,过去了已有四百年之久。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在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zhan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万历皇帝表面上看是那个时代的中心,是那段历史的主宰者,因为他有高高在上的皇权。然而事实上,他是最可怜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思想受程朱理学深刻影响的时代,所以他有“人欲”则不达,一是受文官集团势力的牵制,二是受他内心思想的羁绊。他当然不能像正德皇帝一样,不顾名声为所欲为,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从小所有的教育与文官集团集体认同的道德标准如出一辙,这些从始至终束缚着他。他试图打破这个无形的牢笼,以至于在张居正死后要那般绝情的清算他,但最后这种种在后人看来竟像个孩子打翻瓶瓶罐罐撒撒气而已,这种报复行为对于他自身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任何裨益。身为皇帝又怎样,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当官?海瑞说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他同情饥寒困苦的流民,也为别人被欺压而感到不平。在他心目中,出仕做官是为了取得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而不是借官职谋私利。如此看来,他的确是官员中的典范。
海瑞这种精神的本质也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的`治国思想完全一致。然而海瑞所不知道的是,当朝文官们的行事标准就是在上层颁布一个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海瑞却不懂这种所谓阴阳之道。他凭一己之力即想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想法,不免有些草率。
不仅如此,海瑞的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更不能代替周密的考察和详细的法律。
海瑞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也确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他想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强大,但因为对当时的问题没有有效的处理办法,加上他的操之过急,而干不成实事。他既没有对情形做过周密考察,又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也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仅仅有他自己奋力践行维护的伦理道德,是远远不够的。明朝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缺乏有效的商业法律和货币制度,经济制度也较为僵硬。想要改变这些,明朝现有的政府机构是没有能力办到的,要在当朝力挽狂澜,就要依靠有力的技术与组织。而海瑞偏偏没有意识到这点。海瑞以为只要自己以身作则,实行新制度就能改变现状。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中国是一个有极强文化传统的封建王朝,在秦统一中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发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精神上的统一引导中国的发展。众所周知,先秦哲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可到了汉代却独尊儒术,这并不能归咎于生物的随机选择,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儒家强调仁、义、礼、智、信,这在以土地为基本生活资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作者黄仁宇在书中的《自序》里写到:“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选自《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三联书店出版,句子在第四页)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同时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这就造成了重礼轻法,重道德轻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负。
甚至直到今天这一道德准则仍随着生命的延续而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从好的一面讲,这根深蒂固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灵魂所在,能让其他企图欺辱我们国家的人感到钦佩。从坏的一面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在微博微信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不了解事物的本质就妄下断言,出言伤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中国历史的问题中最受争议也被很多人斥为伪问题的是,倘若没有鸦片战争和西方工业革命中国会不会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 ,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 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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