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恐政策

中国的反恐政策（精选6篇）

中国的反恐政策 篇1

一、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现状 如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所指出的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包括1“东突”和“藏独”分子的恐怖暴力活动直接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2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受到恐怖袭击海外公民和国家财产遭受恐怖袭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能源运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3恐怖主义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活动频繁出现向中国境内渗透的趋势。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正是由恐怖主义的特性和自身面临的恐怖主义现状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反恐的过程中不仅加强自身反恐能力而且依靠国际合作以此为前提中国逐步形成了既符合本国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恐政策。

二、中国反恐政策的基本原则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各国都主张对恐怖主义进行严厉打击。所以明确如何定义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等问题确立本国反恐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促进国际合作、采取正确有效的反恐措施的重要前提。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发表或签署了一系列关于本国反恐立场和原则的声明、文件、条约等总结如下 1.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根源的认识 如何界定恐怖主义是确定打击恐怖主义目标和进行国际合作的前提条件。在2001年6月中国与中亚国家及俄罗斯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中明确指出恐怖主义指致使平民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对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对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的任何其它行为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活动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并且是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恐怖主义”概念的确定为维护签署公约的各国的安全与稳定、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奠定了法律基础。关于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明确指出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宗教冲突的产物贫富冲突、地区冲突、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社会、经济因素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应予以适当方式加以解决。只有根本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推动世界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推动社会公平与公正才是彻底铲除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土壤的治本之策。2.中国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基本政策 中国政府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作为制定反恐政策、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的指导原则其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 1谴责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恐怖主义危害无辜人民的生命、尊严和安全。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出发无论恐怖主义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坚决打击。2 注重联合国的领导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主张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一切行动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世界各国应就解决上述全球性问题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并做出自己的实际贡献而不是崇尚单边主义。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在反恐情报信息交流、截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等方面加强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3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 恐怖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存在抑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步伐不少发展中国家正被边缘化。因此正如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时指出冲突和动荡使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铲除恐怖主义应该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个方面同时展开。国际社会在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要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 律等手段综合治理而非单纯依靠军事打击要致力于消除贫穷和发展不均衡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4反恐行动要证据确凿目标明确避免扩大化和采取双重标准 中国认为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反对针对个别国家借反恐的名义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强调恐怖主义属于极少数极端邪恶势力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宗教相联系应确保在各个层次上同恐怖主义威胁作有效斗争这种斗争应不带偏见不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借反恐推行霸权主义。中国主张应该承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发展模式使反恐成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新契机、对话与融合的新起点、共同进步和繁荣的新动力。

三、中国政府的主要反恐措施 打击恐怖主义既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对内政策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反恐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国内的反恐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的反恐合作。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国际性中国的反恐任务将是长期的。1.加强国内的反恐能力 1 在立法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为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在立法领域重视恐怖主义问题但是直到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才第一次对恐怖犯罪问题做出了规定。而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是采用“恐怖活动”的称谓将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分列在劫持航空器罪、爆炸罪、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等罪名中。2001年高法、高检和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严厉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通知》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集中对恐怖犯罪行为进行了修改补充通过量刑加大了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打击力度从而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律保障。正是依据上述法律、中国加入的一系列反恐怖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就反恐问题通过的一系列决议 2003年12月中国公安部公布了首批认定的4个“东突”恐怖组织和11名恐怖分子名单。应该说这是中国将反恐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的重要标志。但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中国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反恐怖法。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今后的反恐工作加强反恐的立法工作是中国做好反恐斗争的重要内容。2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国政府不断建立健全反恐怖机制以提高国内的反恐能力 “9·11”事件后中国在中央一级建立了反恐怖协调机制公安部于2004年成立了反恐怖局负责研究、指导、协调、推动反恐怖工作并在各省、市、自治区及一些重要城市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制。此外1982年中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2002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打击恐怖主义是中国国防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和平时期武警部队主要担负固定目标执勤、处置突发事件和反恐怖任务其中反恐怖主要包括反袭击、反劫持和反爆炸。在建立与完善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的同时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恐怖活动的措施如国防费为配合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增加预算支出制定防暴和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等。2.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 恐怖主义活动往往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加强国际合作是有效打击和遏制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正如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所指提出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恐怖主义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因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依托地区、次地区和国家机构的全球体系来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全球威胁。1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反恐合作支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 在国际反恐合作中中国始终强调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9·11”事件后中国支持联合国及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反恐决议认真执行有关决议并参加了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的工作。2003年1月中国还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上提出深化国际反恐合作四项主张。2加强地区和双边反恐合作 中国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不断加强与中亚、南亚、东盟、欧盟等相关国家和地区性组织的反恐合作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的反恐交流与合作在历次会议上表明中国反恐的立场强调地区合作的重要性与各方就反恐的具体合作内容达成了共识包括加强情报交流、促进在反恐立法和执法领域的务实合作等。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在反恐方面合作较为成功的典范。在双边合作领域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国分别进行反恐磋商开展反恐情报交换等合作。同时还与一些国家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如2004年8月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军队在中巴边境地区举行代号为“友谊—2004”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应该说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是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如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 组织名单这给中国维护新疆地区的稳定提供了良好契机为中国打击“三股势力”提供了有力的国际支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中国与其他成员国按照签订的各项协议已经在情报和交流等领域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同样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反恐努力也为国际反恐行动做出了贡献。如上海APEC会议后根据中美峰会达成的共识两国军方展开情报交流中国为进入阿富汗的美军提供人道援助等。

中国的反恐政策 篇2

2001年9月11日, 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 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普遍重视, 恐怖主义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美国以恐怖主义划线, 将国际社会号召起来进行反恐战争。“9.11”事件之前的国际社会呈现多极化特征。除美国这一超级大国外, 其他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之后, 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并未改变, 只是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 反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 美国是这场反恐战争的主导者

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

“9.11”事件之后, 美国政府将反恐作为维护国家安全推行全球战略的头等大事来做, 并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反恐战略思想, 并不断完善和修订。自反恐战争开始以来, 布什的反恐战略思想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 最终成为布什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以阿富汗战争为开端

这一阶段, 布什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确立以反恐划线的外交政策, 建立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 开展报复性的反恐战争”, 在此思想指导下, 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布什政府向情绪激愤的美国人民作出了初步交代, 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美国仍然是领导者。但是阿战结束后, 反恐战争迅速失去目标, 零星的恐怖组织不值得美国专门发动一场战争。

(二) 提出新的反恐目标, 反恐战略思想发展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反恐战略以“邪恶轴心论”为标志。2002年1月29日, 布什提出“邪恶轴心”理论, 借反恐名义打压宿敌, 反恐战略开始与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相结合。它不仅标志着美国反恐战略日渐成熟, 也标志着“布什主义”开始形成。但是, “邪恶轴心论”只是提出了扩大反恐的范围和主要打击目标, 并没有提出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战略。

(三) 提出“先发制人”战略理论, 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思想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反恐战略思想的特点是以“先发制人加预防性干预”战略取代“威胁加遏制”战略, 建立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这种战略不仅指军事打击, 还包括暗杀、绑架、经济制裁等手段。它把国际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抛在一边, 使美国的反恐战略更具侵略性和主动性。

正是在日渐成熟的反恐战略指导下, 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实, 伊拉克战争有反恐之名而无反恐之实, 伊拉克的石油和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才是美国的醉翁之意。“9.11”事件使美国政界精英极力渲染“布什主义”, 鼓吹所谓“新帝国主义论”, 这些帝国主义色彩的扩张政策只会使矛盾更加尖锐。

三、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

奥巴马上台后立即着手全面调整反恐政策。奥巴马在竞选时一再承诺, 如果当选, 将在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出全部战斗部队, 并向安全形势恶化的阿富汗增兵。

(一) 奥巴马调整反恐战略的原因

奥巴马从伊拉克撤军向阿富汗增兵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 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伊拉克遭受挫折, 美军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而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在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不断恶化, 塔利班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同时, 国内反战舆论压力巨大。

自“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反恐战场上主要有两条线, 即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轻松推翻了两国所谓的“恐怖政府”, 却不同程度的在战后重建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与布什政府相比, 奥巴马政府有更大的空间和时间来调整反恐政策。

(二) 调整后的美国反恐战略

“9.11”事件之后, 美国人发现超级大国地位在带来各种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困境。在这种国际形势下, 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相比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显然更具意义。布什政府后期由于受制于伊拉克战争, 中东政策捉襟见肘。伊拉克不仅成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拖累者还成为其中东政策的绊脚石。自伊朗核问题爆发以来, 美伊关系急剧恶化, 而奥巴马政府调整后的反恐战略大大解放了其中东政策, 使之更具灵活性。

(三) 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 美军的军事占领都不是最后的解决方式, 且不论美国的民主适不适合两国的国情, 仅是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的过程就十分的漫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不论是美国布什政府时期带有强烈“布什主义”色彩的反恐政策还是奥巴马政府调整后的反恐政策, 都是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为美国的内政外交服务的。美国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铲除异己, 认清这点就可以对把握住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 明确美国反恐政策的深层涵义。

摘要：美国作为“9.11”事件的受害者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场反恐战争。布什政府时期, 以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反恐政策成为“布什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上台后对反恐政策做出了明显调整。

关键词：“9.11”事件,布什政府,反恐战略,奥巴马政府

参考文献

[1]布热津斯基.大抉择[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2]潘锐.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3]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4]张建新.从布什主义到新帝国主义[J].当代亚太, 2003 (6)

中国的反恐政策 篇3

校方表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贯通本硕博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集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智库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将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指针，以现实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反恐怖主义方向的法学人才。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说，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知识综合、业务精湛、能力突出的反恐怖主义人才队伍，这是国家当前和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需求。

贾宇认为，反恐怖主义一线急需具备情报研判、侦查、预防、打击与应急处置能力的专业人才；从反恐防控层面上来说，需要为司法与执法部门、民族宗教部门、基层社会工作部门、其他公共事务部门培养具备反恐怖主义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提升全社会、各行从业者的反恐怖主义意识和能力；此外还需要培养一批从事反恐怖主义政策制定分析、反恐怖主义教育研究、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的高精尖人才。

“这就要求构建起多层次、多类型的反恐怖主义人才培养体系，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满足不同领域对反恐怖主义法治人才的需求。”贾宇说。

中国的反恐政策 篇4

作为一名70后，经历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全过程，见证了博州天翻地覆的变化，深知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凝结着党和各族人民的辛劳、汗水。一路走来，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培养，让我走上基层领导干部的岗位，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我们碰上了反恐维稳的时代，就要义不容辞与宗教极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如果我们维吾尔族再继续保持沉默，那维吾尔族就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必须与“三股势力”划清界限，义无反顾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不能一边接受党和国家的恩情，一边又做出危害国家统一的言论和事情。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在这关键时期发出了《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振聋发聩，令人振奋。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就需要无数个像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这样的人站出来呐喊。

在这里，我庄严承诺，将继续把同宗教极端思想的斗争贯穿于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战士一样去战斗，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像旗帜一样作引导，高调发声、大胆亮剑，揭批宗教极端思想的罪恶本质;像堡垒一样坚守，主动担当、发动群众，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钢铁长城中的一块坚定地基石。

在这里，我建议维吾尔族同胞们认真思考三个问题，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暴恐分子带来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渴望祖国统一强大，渴望稳定，渴望各民族和谐相处、同舟共济，渴望家人的平安，渴望孩子有更好的未来，渴望生活中的欢声笑语，这些是党和强大的国家带给我们的，也只有党和国家能带给我们，而“三股势力”带给我们的只有血和泪。

在这里，我呼吁维吾尔族党员干部，要敢于做一面旗帜，一面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帜，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维吾尔族群众要擦亮眼睛，认清危害，争当文明的传播者，争当“去极端化”的践行者，争当敢于发声亮剑的勇者，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宗教极端思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在这里，我告诫一切妄图分裂祖国、破坏新疆和平的组织和个人，你们的所想所做所为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2300万新疆各族群众更不会答应，我们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

论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 篇5

[摘要] 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存在融合空间。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评述指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更多地是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关系，应当有意识地发现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 竞争政策 科技政策 反垄断法 科技进步法 国家竞争力

导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和

[2]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此相平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于2007年颁布并于次年实施以来，竞争政策开始正式进入国家经济政策领域。《反垄断法》的出台引起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在理念层面涉及到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反垄断法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规则，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认识。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制度与战略实际上是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进入历史的，至今仍在科技政策的基本架构之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作为叙事的对象，考察二者的理念内核，梳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法定化目标，进而在理念交互和目标协同的基础上在规则层面分析二者的耦合，提出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设想。

一、竞争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自该两大政策生成以来，其理念也处于流变之中。因此，界定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范围，廓清现代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理念，是探讨二者交互的起点。

1.竞争政策之一般

在经济学界，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放松规制、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

者的政策等；[3]而狭义的竞争政策，指“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和法律。”[4]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是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促进和保护竞争的策略选择，竞争法是竞争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规范和限制私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也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6] 随着竞争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一般认为，现代反托拉斯或竞争政策的一般性目标是保护竞争或经济自由以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2.中国竞争政策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竞争政策的形成，镶嵌在以《反垄断法》的颁布为里程碑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废除旧的适应计划经济的法律框架，建立一个鼓励竞争的新框架，而建立和维持竞争机制是这种框架不可或缺的支撑。第二，控制过度的政府权力。中国经济体制中行政垄断问题具有广泛性和结构性，其最终的解决方法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而现实可行的实用主义做法，就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采取一些技术性的限制来抑制政府权力。第三，保护国家安全。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可能丧失他们目前拥有的优势。制造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将《反垄断法》视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相关中国企业的极佳工具。第四，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收入差距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多数人要求公平分配因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分额。为建立“和谐社会”，政府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而国民的普遍认识是：为缩小差距，垄断必须被消灭，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7]第五，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动因。国家竞争力包括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包括在社会形态及文化传统上的软实力。一国在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将使其具备强劲的竞争力，并不断发展，最终现实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8]笔者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上述因素一同构成了反垄断法出台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框架制定的国家目标。在中国，竞争政策这一术语由《反垄断法》的第九条第一次正式提出，官方解读为：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起到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9]

二、科技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1.科技政策之一般

1963年OECD在《科学和政府的政策》（Science and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报告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政策的含义，它把科学政策分成两个成分：“为政策的科学（Science for Policy）”和“为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70年代，OECD的布鲁克斯报告中又单独提出了“技术政策”这一概念。之后，文献中的科技政策有时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有时用“Science Policy”。[10]而根据UNESCO的定义，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P）是指一个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性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11]有学者认为，STP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科技活动的任务、目标、投资等进行指导、管理和调控而采取的方针、措施和规则体系。[12]还有学者将科技政策定义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10]随着科技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科技政策的中心内容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建设能够促进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10]

2.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考查其演变过程，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军工国防的要求。我国自建国初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心在于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建设。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要求。1978 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3]1988 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第三，提高综合国力的要求。1995 年，国务院在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重心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12]第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工作大会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明确指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在中国，1993年颁布并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堪称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于第二条规定了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指导方针为：“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与规则耦合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经过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各自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当代政策体系。二者在理念上虽存在差别，但亦存在交集：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只不过，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场域上，科技政策着眼于“预竞争领域”的科技活动，而竞争政策则着眼于“市场竞争领域”的竞争活动。二者的融合，将比单一政策项下的政策调节更能推动共同理念的实现。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中国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和规则耦合。

1.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

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理念存在交集构成了二者融合的基础，而其实施则需要分析特定国家的政策语境，并实现具体政策语境下的目标协同。

第一，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竞争政策是反垄断法制定的依据，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表现形式。[9]作为竞争政策的载体，《反垄断法》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有“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西方反垄断法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做出梳理，占主流者应有三项：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经济运行效率的促进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反垄断法》的各项目的实际上也可以化约为这三大目的。

第二，科技政策的法定化目标。作为科技政策的载体，《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据此，科技政策的实施目标可以归纳为，“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目标。在西方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竞争导致繁荣

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我国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来看，也希望通过对公平竞争的维护，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应地，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挥的贡献，各国采取政策措施大力加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从我国科技政策法定化目标来看，对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的促进，最终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再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科技政策形成的动因来考虑，两大政策及其法定化的目标，最终所指向的应该是“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而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一根本目标为归依，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可达成一致协同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上的耦合，以及如何促使这种耦合更加有效地促进二者协同目标的实现。

2.中国《反垄断法》与《科技进步法》中的规则耦合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分别以《反垄断法》和《科技进步法》为载体，二者的法定化目标存在协调的空间，而规则的耦合则是构建政策融合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一，依科技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政策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直接对研究开发工作的支持。例如，政府对基础研究、国防高技术研究、空间研究、对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资助，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第二类是政府通过放宽政策或制定新的法规条例，刺激私人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大环境等。例如，政府的采购政策、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策、反垄断政策、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等。[14]而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策手段的不同。竞争政策是直接的规制调节，而不是间接的参数调节。[15]相较而言，科技政策的政策手段更为多样化，可以起到更大的调节作用。分析二者在规则上的耦合，首先应根据各自特性明确融合的定位：科技政策应主要起到调节引导的作用，而竞争政策则应起到支撑促进的作用。

第二，在美国这样具有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传统的国家，竞争政策的历史比科技政策更为久远，因此也必然成为科技政策的关联政策，而通过豁免等方式实现的竞争政策的宽松化也使得科技政策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长期以来科技政策体现在基本架构上，主要是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和加强统筹协调。直至《反垄断法》的颁布，竞争政策的理念与基本框架才正式确立。因此，与传统的反垄断法制国家相比，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交互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过程。然而，中国《反垄断法》充分吸收了现代反垄断法制的理念和规则，其中明确提供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相对接的插槽，使二者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可以实现对接。

第三，在《反垄断法》中，相关的规定可以分为促进型规定和保障型规定两种。以此分类观之，科技竞争与竞争政策的规则耦合如下。

在创新促进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提出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开展的活动。相应地，《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主要包括了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情形。此外，该法在对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考虑因素”中，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一因素。据此，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对创新促进的指向显然是一致的。

在创新保障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七条原则性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而目前正在起草之中《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法执法的指南》将予以

细化规定。将该议题提升到政策层面来考量，将有益于在指南的制定与实施中更好地体现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在保障静态效率的同时促进动态效率。

易言之，《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联营的反垄断适用豁免和经营者集中效果权衡中的技术进步影响考虑来促进创新，一方面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来在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创新，与《科技进步法》相匹配，构成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面上的耦合。

结语

竞争政策是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全新板块，其在《反垄断法》中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竞争政策与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内的各种传统政策的互动是国家竞争力提升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来，随着科技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组合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竞争政策亦应顺应这种趋势进行合理规划。我们认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的关系，在确立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的基础上，应当从规则层面着眼，在保护竞争的同时从“创新促进型规定”和“创新保障型规定”两个方面构建完善政策融合的法律机制，促使两大政策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6/content_4309517_1.htm（2010/3/31）

[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_2.htm（2011/3/31）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 篇6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己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而制定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颁布并实施的针对西藏工作的行动准则，属于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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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其实就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政策。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

1949年以来，一方面，中共主持召开了一系列西藏工作会议，作出过很多指示，颁布了许多政策文件，从中阐述了中共的西藏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国务院、全国人大等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阐明了国家的西藏政策。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鉴于两种政策的区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加大了完善国家西藏政策的力度，反映出一种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来进行管理的思路。为方便计，本节课程所指之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即同时包含党和国家的西藏政策，并未对两者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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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西藏工作政策是党在实现各个历史时期西藏工作奋斗纲领的具体实践方法，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或措施，是党的西藏工作的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落实措施，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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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今，中共领导的西藏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九个阶段。四个时期：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改革开放

九个阶段：实现和平解放、执行协议、平叛改革、成立自治区、稳定发展、文化大革命、拨乱方正、“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新世纪伊始

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各个阶段的基本目标也不尽相同，故而党中央制定政策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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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时期

1、实现和平解放。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到提出和平解放方针，争取和谈，先礼后兵，昌都战役胜利，兵后又礼，促使**亲政后派出和谈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2、排除干扰执行协议。

1951年至1959年（“前八年”），与伪“人民会议”斗争。1954年，争取****同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中央同意****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确定“六年不改方针”；中共西藏工委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进藏干部统战上层发动群众。第六页

民主改革时期

1、平叛改革。1959年-1965年的“后八年”。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全面叛乱，解放军迅速平叛，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实行民主改革。

2、成立自治区。1965年9月，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西藏自治区，选举 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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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1966年-1976年，西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1、实行“稳定发展”方针。

1961年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建立了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实行“稳定发展”方针，即稳定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民个体经济，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史称“第一个黄金时期”。

2、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

1970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原则上同意西藏实现人民公社化。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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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时期

1、拨乱反正。

1978年底，西藏和全国一起，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西藏实现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

1983年3月，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当时和今后长时间内，西藏全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4年2月至3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尊重和继承西藏文化固有的优良传统，发展藏族的语言、文学、史学、艺术、医学等，建设具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特别要团结上层代表人物，同他们开诚布公、真诚合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西藏发生了多起旨在分裂国家的骚乱事件，党和政府采取了包括戒严在内的各项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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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

198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西藏工作。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保证社会稳定，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这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西藏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1990年7月，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稳定局势和发展经济两件大事，确保全区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即“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第十页

2001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今后5到1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西藏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重要时期。明确中央对加强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后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成为西藏工作的“有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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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三个坚持”的重要思想，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5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

第十二页

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宏观全局上看，党在西藏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1、统一。从实现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骚乱，实现基本稳定到走向长治久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2、改革。从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长期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到构建和谐社会，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改变为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3、发展。从稳定发展、加快发展到提出跨越式发展，实现科学发展，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三个方面涵盖可西藏工作政策的主要内容，不同时期有不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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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反对分裂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西藏社会政治发展的一根主线。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党的西藏工作始终，成为党制定西藏工作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强调，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全党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和平解放西藏中，鉴于当时国际的冷战氛围，美帝及印度的插手，西藏民族宗教因素突出等原因，毛泽东同志及时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判断，相继明确了“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和平解放、暂维现状”、“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通过采用“多路向心用兵”、“以打促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生产与筑路并重”等，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的问题。

中央与西藏地方签订的“十七条协议”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平解放了西藏。

在执行和维护协议的八年里，中央明确了“以争取**集团为首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集团”，“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兼做影响群众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慎重稳进”，“六年不改”等政策方针，稳定了西藏的局势，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胜利。

在1959年平息叛乱时，中央实行了“民主改革两步走”、“边平叛边改革”、“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先中心后一般，先边沿后腹心，先公路后偏远，先农区后牧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不杀、不关、不判、不斗”，“平叛生产两不误”，“镇反准、稳、狠”，“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团结为主，说理斗争，保护过关，区别对待”、“三反双减”、“三反两利”、“三反三算”、“不划富农”、“三同一交”等政策和策略，确保了平叛的顺利进行。

稳定发展时期：实行了“停止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防左、防急、要稳”、“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三教”、“四清”等。西藏自治区成立时期：“从‘三面四方’的政权形式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文革时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三支两军”、“清队整党”、“批清”、“一打三反”、“社会主义改造”等。

1989年在平息拉萨骚乱时，采取了政治思想工作与法律手段相结合，基层组织作用与上层人士呼吁相结合，分类处理的方式，果断平息了骚乱。

20c90s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主动治理，强基固本”、“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对**集团斗争的方针，在西藏全区深入开展了揭批**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的活动，挫败了十四世**非法认定十世**转世灵童的政治图谋，圆满完成十世**转世。接着，在西藏自治区深入开展了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了马克思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三个离不开”思想教育，坚持接触商谈“一放弃、两承认”的原则和政策，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不动摇，根据**集团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顽固立场没有改变，但其策略和手法在不断调整，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所谓“西藏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我们同**集团及支持他们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斗争仍然处于尖锐复杂的时期”的基本判断，加强了与国际敌对的斗争，加强统战工作，加强民族宗教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一步深入开展寺庙安国主义教育，加强对西藏及其他地区藏区寺庙和僧尼管理，加强涉藏外交、外宣工作，保持了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改革——实行民主改革、社会变革，深化和推进体制改革

党中央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一点上是坚定不移的，这不仅体现在1949年1月2日毛泽东关于要将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指示中，体现在《共同纲领》中，也直接写入了“十七条协议”中。“十七条协议”第三条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在改革的方式和进度上，中央有策略上的考虑。从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让步。如“十七条协议”第四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第五条：“**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第十一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