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鹿书院导游词

关于白鹿书院导游词（精选6篇）

关于白鹿书院导游词篇1

那天早上下了很大的雨，但是我们仍然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准备出发。

一路下着大雨，到了庐山北门，遥望庐山，庐山就好像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云雾缭绕，美丽极了!一路欣赏着云雾，不知不觉就到了白鹿洞书院入口。

等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就顺着一条幽静的公路走去，公路两旁全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

走进大门，首先进入先贤书院，走着走着就来到了报功祠，报功祠是用来纪念李渤、周郭颐、朱熹、程颐、程颢、张横渠、陈了翁、陶渊明、刘西涧父子七先生。祠内有许多图片和石刻画。

接着就来到了朱子祠。朱子祠是用来纪念朱熹的祠。祠为灰色砖瓦，平面呈长方形，祠内有朱子自画像石刻，石刻左立《文公朱子专祠碑记》，右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上面有“学达性天”的金字匾额。

然后就来到了棂星门，进入棂星门就看到了泮池，池上建有一座拱形的石桥，桥两侧装有花岗岩的栏杆和栏板。这就是状元桥。听说只要走过了状元桥就可以当状元，但是只能走七步。一听说可以当状元，小伙伴们便争先恐后的走上去。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而以，要想真正考上状元，还得靠我们的努力学习才行。接下来我们走到了贯道溪。溪上有一座枕流桥。站在枕流桥上向下望，桥下溪流奔涌，哗哗的流水声在桥下回荡。

最后就来到了石鹿洞。洞内有一个石鹿，石鹿竖耳昂首，凝视前方。石鹿后有《少司马大中丞蔡公重兴白鹿书院记》。看完了石鹿，我们要去看真正的白鹿。白鹿全身雪白的毛，黑珍珠似的眼睛，耳朵微微向两边伸，非常可爱。一有人来，它们就走过去，好像在说：“欢迎你们来白鹿洞书院。”

关于白鹿书院导游词篇2

一、全人教育理念内涵及书院制度的介绍

1. 全人教育 (whole-person educa-tion) 理念的内涵

当人类进入到近代社会, 科技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经济迅猛增长, 这种增长给人类物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 从而也使人类开始关注科学, 崇拜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巨大力量。但这种关注与满足也导致了现代社会功利思想的盛行。大学教育深受时代对其精神与本质的影响, 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大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日益淡薄, 教育变成了技术训练。重知识轻能力、重智力轻道德的教育现状造成了个人的片面发展, 这成为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基于对大学精神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担忧, 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 全人教育理念在北美出现, 并被广泛接受, 同时应用于实践, 取得了显著成效。[1]

作为一种教育理念, 全人教育没有固定的范式, 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众人对全人教育有着一种共识, 即全人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能独立思考、能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完整健康的人。[2]全人教育是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全人教育关注的是每个人潜力的全面挖掘;全人教育强调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主张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平衡, 寻求人对生命意义的真正的理解。[3]

教育只有培养独立、完整、乐于接受新事物, 并掌握学习新事物的技能、关心社会和他人的人, 才能使社会更加文明、进步。“全人”是教育的真正理想。随着社会的发展, 单凭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不能应对各种挑战的, 只有全人教育这种高层次的教育理念, 能够体现出教育的整合性、多元性、全面性与发展性, 培养出的“全人”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有所贡献。正因如此, “全人教育”愈加成为教育部门、民众的共识理念。

2. 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度介绍

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目前唯一采用书院制度的高校, 这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特色所在。该校的书院制度源于英国高校办学模式, 旨在通过提供众多与正规课程相辅相成的通识课程与各种活动计划, 培养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文化品味、自信心和责任感, 学生更可以利用各种奖学金与援助计划充分发挥个人成长的潜力。

香港中文大学由四所书院组成, 分别为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及逸夫书院。各个书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比如崇基学院, 比较看重宗教对学生的影响, 新亚书院则注重于文史哲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培养。书院自身有管理自主权,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 每一个书院都有相对独立的职能部门, 比如各个书院都有其专门的教学与办公楼, 根据本书院特色配备的专业图书馆、专门的食堂等。这些部门的设置, 为各个书院开展活动、服务学生、设置课程、体现特色创造了条件。在香港中文大学, 除正常的专业教学归属于大学各院系, 学生的生活起居、业余活动、交流访问、通识教育科目设置等均属书院的职责范围。其二, 各书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通识教育科目的设置上。各书院根据本身的传统、历史与特色, 列出与学生道德、理智、人格、身心发展相关的科目, 每一门科目都有相应的学分, 学生会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学习相应的课程, 并获得相应的学分。

在分配学生进入书院这一环节, 中文大学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书院分配原则并不是根据学生的年级与专业, 而是会依据学生事先填写的相关资料进行分配。每一个书院都由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甚至不同国籍的学生组成, 这样就保证了开展活动能充分发挥不同专业、不同背景学生的特长, 充分体现出各书院的特点。

二、全人教育理念下的书院制度

1. 全人教育理念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通识教育以其非职业性、非专业化、非功利性的教育特点对学生进行培养, 使学生除了掌握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外, 还掌握其他学科一般性的知识。通识教育与全人教育尽管有相同之处, 但两者侧重点不同。全人教育是一种理念与思想, 关注的是人与外物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4]而通识教育则更多的表现为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与方法。全人教育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全面发展不仅仅是学识的“通”, 人格和能力上的“全”更是全人教育关注的重点;而通识教育注重的是培养各类知识相通的人。全人教育注重的是价值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等人格精神在个体身上的有机结合与体现, 而通识教育则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途径, 通过这种途径, 教育者认为可以更好地将文化、精神、知识融合于教育者身上, 使教育者成为一个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从全人教育的实践方式来看, 全人理念有着多个立足点, 但目前在西方、台湾及香港地区, 学校实践全人理念的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识教育。中文大学学生手册就指出:“通识教育课程旨在推行均衡教育, 以扩展学生视野, 训练抽象与综合思考的能力, 使其处于瞬息变化之现代社会, 能内省外顾, 高瞻远瞩。”由此可见, 香港中文大学把通识课程与全人教育理念结合在一起, 以期更好地实践全人理念。

2. 全人教育理念在书院制度中的实践

如果说书院设置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的知识达到“通识”, 那么书院的其他一切活动则更多地是为培养“全人”而开展, 香港中文大学四个书院的院训及办院宗旨都以外显或内隐的方式提到了增长学生的学识, 提升学生的人格情操。四个书院皆十分重视学生的“成人”教育, 各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求知的兴趣、开阔的视野、睿智的人生领悟以及团队精神。如联合书院的“明德新民”的院训, 就把“德”置于培养人才的首位。新亚书院所秉持的“求学与做人, 贵齐头并进”的教学理念, 也正是全人教育的另一种诠释。

各书院的日常事务安排与各项活动的开展, 也是按照培养“全人”的理念而进行。各类学术讲座、专项计划、辩论赛、参观考察、社区服务等活动, 使得学子们从入校之日起, 就不断在知识、道德、思维、操守、能力等方面有意识有目的的接受全方位的训练, 从而丰富人生经历, 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精神与专业的基础。这种“全”同时也是面向全书院学生的, 书院提供给每一名学生同等的机会参与其中, 学生在活动中可以进行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每一名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学生有机会认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并在活动中学会包容、谅解、尊重、欣赏及合作, 借以培养良好的个性品格, 提高个人品位。

三、书院模式及全人教育理念的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全人教育是内地高校所致力提倡的育人观念, 在实践过程中, 内地高校也通过设置通识课程来实现这一观念。但内地的通识课程大多以选修的形式出现, 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另外, 众多的客观因素如师生比例较大、地域差距导致学生差异较大、校方应担当起引领学生得以全人发展的角色没有进一步的发挥其作用等, 限制了内地高校实施“全人教育”, 使该理念仍仅处于理论层次。

为了更好地实践全人理念, 内地高校首先应认识到全人教育的重要性, 明确全人教育的意义, 有效分配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各项资源, 构建合理有效的师生评价体系。在课程设置上, 内地高校可以借鉴香港中文大学分层次设置课程的模式, 注重多元文化教育, 多角度多层次培养人才, 在设置通识课程时, 可从较低层次的文明训养课程逐步上升到高层次的跨科课程及特色课程。低层次科目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各学科思想历史简析, 中层次科目包括思想研究方法、伦理学研究等, 高层次科目包括西方历史研究、戏剧欣赏等特色专业科目。除此之外, 一些健康体能科目与课外实践活动也列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之中, 只有在此科目中获得规定的学分, 方能毕业。这种分层教学, 可以将全人教育理念付诸实施, 满足学生的需要, 逐步提高学生道德、人格层次,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让学生在校园内不仅是学习知识与技能, 还要体会人生、发掘潜能、健全人格。

以内地目前各大学的师资力量与生源水平, 这类通识课程与人文课程的开设并无太大难度。因此, 内地高校可以从把握好全人教育的基本内涵着手, 根据院校本身的特点及不同层次生源的特点, 校际之间可加强合作与交流, 创设环境满足学生学习及活动的需求, 设置不同层次、跨学科的课程。同时, 开展多种面向全体学生的、形式丰富的、真正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活动, 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成为“全人”, 在今后的学业与事业上得以成功。

参考文献

[1]吴立保, 谢安邦.全人教育下的大学教学[J].现代大学教育, 2008 (1) :69.

[2]全人教育网:http://uic.edu.hk/index.php/content/view/233/isci/is-ci-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7&Itemid=220

[3]谭敏, 范怡红.西方当代全人教育思想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 2006 (9) :48.

[4]谭敏.台湾地区全人教育理念评析[J].复旦教育论坛, 2008 (6) :14.

新亚书院：一种关于复兴的理想篇3

一九四九年，五十四岁的钱穆应华侨大学之聘自上海孤身南下广州，在街头偶遇老友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张其昀说自己准备去香港办一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并已约好原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农业经济学家吴文晖和原北京大学政治学者崔书琴等人。“本无先定计划”的钱穆当即决定赴港，稍后却在那篇著名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与胡适、傅斯年一道被点名，被归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中。终其一生，钱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单枪匹马，一介书生”的他却没有想到自己再也没能回到故土。（钱穆《新亚书院创办简史》，载《新亚遗铎》）

其后，吴文晖中途退出到中山大学任教，张其昀因被台湾国民政府聘请为“教育部长”未能赴港，谢幼伟又到印度尼西亚《自由日报》任总编辑。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晚借用华南中学在香港九龙伟晴街课室三间开校上课时，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倒成了院长钱穆、教务长崔书琴的筹办之功。根据校友唐端正的回忆，开学典礼就是由钱穆亲自主持的。唐端正并不熟识钱穆演讲时慷慨激昂的无锡口音，只听懂了“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复兴中华”。（唐端正《亚洲文商学院的回忆》，载《新亚校刊》创刊号）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钱穆坦言“文化教育是社会事业，是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自己见到许多因为战乱而流亡滞留香港的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实在不忍见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但多从难民营而来的学生们“皆不能缴学费”，只能帮学校打杂工以代学费，学校又为八成学生减免学费，难免出现严重的财政问题。（钱穆《我和新亚书院》，载《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亲睹学校创办全过程的新儒家主将徐复观称学校就像“乞食团，托钵僧”，创办者“日则讲授奔走，夜则借宿于某一中学课室。俟其夜课毕，则拼桌椅以寝；晨光初动，又仓皇将桌椅复原位，以应其早课之需”。（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直至在创校次年得上海商人王岳峰义助，租下九龙深水埗桂林街的两层楼房为校舍，才得以由夜校变为日校，并改校名为“新亚书院”。

纵然条件稍有改善，根据新亚书院第一批三位毕业生之一的余英时忆述，新亚书院仍远谈不上“大学”的规模。不到两百平方米的桂林街简陋校舍，竟被隔成学生宿舍、办公室、四间课室，以及供校长钱穆、新教务长唐君毅、总务长张丕介三家人居住的单间，更无可能备有图书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载《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学校早期并无严格的系科，数十名学生只能被笼统归为文史、哲教及经济三系，依次由钱、唐、张三位先生主持。到缴付房租和水电费时，往往还需要钱穆以私蓄垫支，甚至要拿张丕介妻子的首饰去典当。（张丕介《新亚书院诞生之前后》，载《新亚教育》）

新亚早年的教师中不乏久负盛名的学者，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左舜生、教育学家吴俊升、国学家罗香林与饶宗颐、经济学家杨汝梅、书法家曾克端等。向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时，钱穆在申请表格的“教师待遇”一栏中写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经费何来，钱穆回答说没有来源，只是“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的教授，我绝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职员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钱穆笑着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开局虽小矣，但钱穆在心中为其谋划的格局却非常大。钱穆所谓之“新亚”，不仅仅是“新的亚洲文商”，更是“新亚洲”，“寄望我们将有一个稍为光明的未来”，坚信“中国民族当时的处境，无论多黑暗艰苦，在不久将来必然有复兴之前途”，并希望“香港也真成为新亚洲的一重要的新邑”。（钱穆《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载《新亚遗铎》）其招生简章更是提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唯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救近来教育风气，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学究式的专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招生简章节录》，载《新亚遗铎》）

来访新亚书院的著名学人逐渐增多，但限于学校的规模和经费却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的倡议下，新亚书院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术讲座，利用桂林街校舍四楼大教室晚间无课的时间，每周末晚上洽请各地来港知识分子做公开的学术讲演，校外来听讲者常至满座，留宿校内的学生只能挤立墙角旁听。在三四年间，讲演者有林仰山、徐、董作宾、沈燕谋、罗时宪等凡四五十人，一百五十多次讲演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艺术、社会学、经济学等专题，其中钱穆主讲有中国史学之精神、老庄与易庸、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禅学、孔孟与程朱等二十一讲，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

钱穆在大陆时是“望重一时的学者”，像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余英时“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犹记风吹水上鳞》）但在香港这片殖民地，其影响力与号召力终有不逮。作为独立的非牟利教育机构，新亚书院在建校之初未能得到港英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是时香港唯一的精英学府香港大学相比，就像是隔着维多利亚港的九龙贫民区与港岛半山区那般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钱穆亲撰策励师生的新亚校歌所言，这些“手空空，无一物”的书生，为了护持、延续、发扬已经花果飘零、濒临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命脉，明知道“路遥遥，无止境”，仍然咬紧牙关办学，辛勤耕耘，百折不挠，终能克服诸般困难，让新亚书院逐渐成为一处傲然矗立的学术重镇，赢得各方的关注、尊重与支持，先后获台湾“总统府”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每年补助二万五千美元，并得亚洲协会与哈佛燕京社资助新亚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在九龙农圃道自建新校舍。一九五五年，港督兼香港大学校监葛量洪在香港大学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钱穆又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在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而非浮夸的礼服方帽，以强调他只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头衔。

但对钱穆来说，他本欲以读书为本身的责任，在香港办学多少有些阴差阳错、迫于无奈，“我不能安身国内，只身流亡到香港，这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新亚四十周年纪念祝辞》）然而也正是在这艰苦的数年间，钱穆完成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及《人生十论》等著作。

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余英时去探望得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发现老师孤零零一人躺在空教室地上养病。余英时心中难过，问可有事需要帮忙，钱穆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于是余英时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文集。多年以后，余英时依然难忘自己回来时的情形，“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犹记风吹水上鳞》）辗转流离、漂泊异乡的钱穆，心中该有多孤独、多疲惫，旁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二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学生学力程度参差不齐，依余英时的说法，“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但这些学生不少都来自于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更有在学校天台露宿，或晚间卧于三、四楼之楼梯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我和新亚书院》）这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令人肃然。而自新亚开校以来，从没有学生因为欠付学费而被退学，也让人对新亚书院的敬意油然而生。

叶龙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一九四九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南京找工作，却遇上政局动荡，踟蹰观望一年后，他离乡赴港就读教会学校。一九五三年入读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后再就读于新亚研究院，自此与钱穆结下师生之缘。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叶龙修读了钱穆任教的“中国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等八门课程。身为江浙人，他能完全听懂钱穆无锡音调的普通话，每堂课都会仔细抄录笔记，又因自小习毛笔字，还做过少尉书记抄录国军通讯密码，故抄写速度极快，“他讲一句，我便写一句。读书都跟他读了这么多年，写的字也跟他一样的了”。

数十年来，叶龙将这一页页发黄的手抄讲稿笔记悉心保存，每每重阅细读，将其中的“讲学粹语”抽出加以整理补充，并寄给钱穆批改注释，在香港最具影响的中文财经报纸《信报》上开辟“中国经济史”专栏予以连载一年半后，又辑录成《钱穆讲中国经济史》一书。幸得如此，才得以填补了钱穆八十余部著述中无经济专门史系统著作之缺憾。

作为一位有着文化关怀的历史学家，钱穆在讲稿中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春秋战国至明清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既以纵向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水运及漕运方面的起承转合，又横向地考察了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

可以说，钱穆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强调要在文化一体性中做研究，看重中国古代经济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将其流变沿革视为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此种思维，正契合了他在另一本由叶龙记录整理的演讲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总结：“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在全部文化体系中的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以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而支撑此种大视野、大气魄的史识史见的，是钱穆对散见于浩若烟海的文史典籍中的史实史料的娴熟掌握、旁征博引、见微知著与融会贯通。例如，他在讲解古代农业经济时，引用了《诗经》、《礼记》、《易经》、《管子》、《淮南子》、《左传》、《战国策》、《吴越春秋》甚至晋人束晳的《补亡诗》；在论述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时，则指出在一般人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孟子》、《周礼》、《春秋公羊传》、《汉书·食货志》之外，还应当从年代更早、与井田制时期相近的钟鼎文等史料中寻找例证；谈到唐代经济时，除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六典》、《唐会要》、《唐律》等常见史籍，连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柳宗元与陆贽的文章、《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等这些看似与经济史相关性不大的文献，钱穆也能信手拈来，发掘材料，释疑入题，考据、词章、义理，皆在此中。

毋庸讳言，钱穆在裹挟与洗刷了所有个体人生轨迹的时代洪流面前，依然从传统中苦苦寻求应对时代变迁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回避殖民地香港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新文明的挑战。这种内心的矛盾、挣扎、困苦与彷徨，在讲稿中亦处处可见。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生活上可算十分自由写意，但弊在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贫富不平均，所以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今日的英国，三岛仍不统一，可见也称不上好，只是有殖民地而已。所以，如有人要崇拜欧洲，则不如看看自己国家的南朝时代，欣赏自己的魏晋时期”。他感慨“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乃是不懂得将国库与王室之税收分开管理。故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不必有民主政府，早有一良好制度了”。他也宁愿相信“中国贵族较西洋的好，因为是讲人情。如中国将来有资本主义，可能亦比西洋的为好”。

不过，钱穆的“博古”并非“好古”、“嗜古”，更非无原则的“厚古薄今”、“恃古昧今”，而是由“稽古”出发而至“知时”，观其会通，用乃随时。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避免乾嘉学派钱大昕所点出的“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取失当”的“俗儒”、“迂儒”之弊陋，真正做到博古、知时、达变。讲到汉朝鬻爵制度，钱穆提出这不过类似于近代国家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民户买爵，目的在于免徭役，而朝廷卖爵，则为济国家之急，却丧失了多数徭役，“此犹如发公债必偿其息”，寥寥数语，却可令听讲者耳目一新。在论及影响中国经济上千年的两税制改革时，钱穆更是直接联系到当时的现实：“今日台湾的平均地权政策或大陆的共产主义土地制度，可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已回复到两税制度以前所看重的土地问题上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是非曲直的判断、分析与评价，难免受到史家所处时代之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余英时在新亚书院所作《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中曾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名著为例，说明他们如何受到史家现实关怀的强烈影响，而其师钱穆也并未成为例外。

钱穆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一语，对应翻译为“让人民放任自由”、“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以及“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这优劣五级，更称之为“这番高明的经济理论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在对比汉唐两代经济政策时，钱穆又将之分别比作“不准人民太富有”但节制资本的苏俄共产主义与“不让人民太穷”又不节制资本的美国资本主义。在讨论唐代两税制时，钱穆又感叹“以付税给政府而言，大家一律平等看待……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因所定制度合理之故”。联系到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更为详细的阐述：“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钱穆对新生“主义”所抱持的这种种不理解、不认同、怀疑与顾虑，很难说与他在一九四九年那个夏天的际遇全然无关。

或许因为授课节奏把握欠当，讲稿中对唐及之前的历史论述较为详细周密，对宋元明清的中国经济情况的论述却极为粗略，草草带过，终有头重脚轻、论说未尽之憾。不过，“王羲之写字，一辈子生活无忧，才可专注精神于书法艺术，这乃靠其有良好的经济背景。但在历史上，此一时期却是一中衰期……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甚低。这种观点，其实比西洋人的看法为高。因为西洋人只看伟大的建筑艺术、伟大的雕刻艺术，却忽略了贫穷黑暗的一面，忽略了垂死挣扎的奴隶。”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此等人本关怀的闪光，“洋洒而谈的尽是政经制度，但见士人之心怀总与民生相系”，叶龙对乃师的这番点评，至为中肯。

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人口已超过三百万，却依然只有以培养殖民地文官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香港大学一家高等学府，大批在中文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升学压力巨大，让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扶持或设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一九五七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1951年创立）、联合书院（1956年创立）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作准备。

一九五九年秋，新亚书院已成为一所拥有八系一所、四百五十余名学生并享有盛誉的学校。同年，书院接受港英政府建议，改为香港第一所私立专上学院，参加统一文凭考试，并接受政府直接补助。

钱穆出于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提高书院待遇、保障经费来源、让毕业生文凭获得政府承认等方面的考虑，亲自出面一一说服那些担心加入大学后书院原有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不易维持的教员，促成了新亚书院在一九六三年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

不过，在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富尔顿考察新亚的讲辞中，也体现了新亚当时的这种矛盾。钱穆从香港教育界的立场出发，认为香港的确应该添设一所大学，而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香港需要的应当是一所中文大学，既可保存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可谋求中西文化的沟通。另一方面，钱穆站在新亚书院的立场，甚至用恳切的语气说：“这一段（新亚十年）精神，我们自认为值得要请校外人士了解与同情。”（钱穆《欢迎英国大学委员会代表福尔顿博士访问本院讲词》，载《新亚遗铎》）

钱穆既坚持要用“中文大学”的校名，又坚持要用中国人担任第一任校长，以区别于当时香港大学盛行的英国精英教育。在合并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三所书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联邦制，保有各自独立的校董会并维持教学及行政上的独立，大学仅负责颁授学位等工作。

但逐渐地，书院的文化学术理想被殖民地政府刻意扭曲和压制，在种种摩擦与角力后，新亚的精神只变成口头上的名称，其内涵几乎荡然无存。

在一切渐上轨道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在多次请辞不成后，钱穆向新亚书院请长假。一九六四年六月，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一职，并于一九六五年正式离开新亚，结束了在香港十六年倾注心血的办学生涯。

“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在八十八岁高龄出版的厚厚一本自传《八十忆双亲·师生杂忆》中，钱穆对这一段历史，只以这短短一句淡淡带过。

究竟是什么让钱穆心灰意懒？是与殖民地行政模式和中文大学办学理念的龃龉？抑或是新亚内部人事纠纷与“新亚精神”的渐渐变质？至今未有定论，而今人已不可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钱穆放弃了可以补发的新亚自成立以来未发的一大笔薪水，而且并未申请在当年足以买房囤地的一次性数十万港元退休金，坚持辞职以示明志存节，不带走一分一毫。时年已过六十的他从无置产，其晚年不可谓不清苦凄凉。

在离校前最后一个毕业典礼上，钱穆弃着博士袍，只穿一身黑褂，从容寄语：“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世界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这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真世界。我们都是现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同时成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转引自小思《理想的真世界—新亚教晓我的》）

一九六六年，钱穆移居台北，在张其昀任董事长的中国文化大学指导文史哲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每月薪酬仅二万新台币。

一九七○年，张丕介从中文大学退休，不久即在忧郁中病逝。

一九七三年，中文大学全面迁入新界沙田马料水现址。

一九七四年，唐君毅自中文大学退休，专任由钱穆创立、一九六三年随新亚书院一起并入的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在中文大学停止对新亚研究所的经费补助后，研究所改在台湾教育行政部门立案，自此脱离中文大学。

一九七五年，港督麦理浩以香港中文大学校监的名义，宣布任命校外人士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大改制事宜。

一九七六年，港英政府通过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的“中文大学法案”，各成员书院的主要职权缩减为管理书院动产及建筑物、负责学生福利与通识教育、推展学术及文化活动等寥寥数项，大学本部转而全面掌握办学主导权。钱穆、吴俊升、唐君毅、李祖法、徐季良、沈亦珍、刘汉栋、郭正达、任国荣等九位校董联名在各报章发表辞职声明，抗议改制方案有违当初成立中文大学之原意，强调“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

曾返港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如此评说自己亲身经历的“改制风波”：“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的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张丰乾《在普林斯顿访问余英时》，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20日）那事实上是钱穆辞职离开新亚一事的延续，也体现了新亚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争持与纠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亚精神其实就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精神。在文化学术上，新亚精神主张以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本位，进而有机地吸收和结合其他东西文化之长，同时矫正自己文化之短。在教育方面，主张除了学习一般的知识与技能外，还需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培养，使每个学生将来都成为对社会、国家、民族真正有贡献的博雅之人。时至今日，凡此种种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新亚书院成立三十五周年那年，钱穆以年迈之躯辛苦自台北回港出席院庆。席上受邀出席四十周年院庆时，他慨然叹谓：“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 （叶龙《〈中国经济史〉序》）

钱穆一直到八十多岁时才退休，他拖着衰老的身躯上最后一堂课，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讲台了。钱穆弟子孙国栋忆及：“那个已然衰弱到连走路都费劲的先生，宣布下课，在大家答礼要离开的时候，钱先生突然在讲台上大喊：‘你们是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中国！’”（蔡宗达《贫民区里的大师》）

我们不知道，在那一刻，他的眼光是否越过了海峡，投向那遥远的燕园里一泓他取名为“未名”的湖水，那依山傍海、天高地博，被他暗合“文化”之意，坚持取名为“中文大学”的校园，以及那处曾在贫民区里坚忍傲然地矗立的、名为“新亚”的瑰丽国学殿堂。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钱穆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

一九九二年，钱穆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一九九六年，《钱穆讲中国经济史》在香港发行繁体中文版。

九江白鹿洞书院的导游词篇4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石鼓书院导游词篇5

在石鼓书院前是宽阔的石鼓书院广场，它于2003年10月竣工开放，占地3.18公顷，总投资2380万元，是衡阳中心城区又一个标志性的广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本2.4米长，1.8米宽的巨型石书，诗词歌赋，上面镌刻着宋孝宗淳熙14年(1187年)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所作的《石鼓书院记》的其中一段。后人曾将此记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此碑解放后，被人在湘江中发现，转至岳屏公园衡阳市船山图书馆(今市书画院)右侧的护碑亭内，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毁于造反派之手，现衡阳市图书馆有该碑拓本。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别号紫阳，世称考亭先生。

石书的对面是一棵国宝级的古银杏树，专家估计它已有450岁的高龄了。你看它是非常的粗壮，要4个人才能把它合围起来，当时园林工人为了栽种这棵树仅黄泥就运了10多车，挖的树坑直径达到了8米多。可以想像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壮观。

整个广场的建设是以显山、露水、见秀为总体规划设计原则，并以挖掘石鼓文化内涵为主题，以古、幽、曲、静、绿为基调。广场的主题雕塑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诠释了一山、二水、七贤。一山，是指石鼓书院所座落的石鼓山。该山海拔69米,面积约0.83公顷。蒸水环其左,湘水挹其右,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石鼓得名，说法不一：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二水，是指环绕石鼓山的蒸水和湘江。七贤，则是指为石鼓书院做出过贡献的七位贤人志士，它们是韩愈、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勉斋。一会儿，我们在大观楼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平简介。现在请大家跟随我到碑墙游览。

石鼓书院碑墙所在的位置，是石鼓书院广场的休闲区，其上是观景区，其下为嬉水区。原来的石鼓山上有着许多历代的碑刻，内容主要是记载了历次重修石鼓书院以及石鼓书院内其他建筑的情景。因石鼓山傍近驿道，地处要冲，山上建筑群屡遭战火破坏，也多次被重建修复，很可惜的是现在都已经没有了。2006年6月重修石鼓书院时，翻刻了部分碑记，并按宋、元、明、清的顺序依次镶嵌于此。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细细地品味一下。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约1200年的历史,比岳麓书院的历史还要悠久。当时士人李宽在石鼓山结庐读书，刺史吕温尝访之，题名为寻真观,此为石鼓书院的雏形。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北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皇帝钦赐石鼓书院匾额后，与当时的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为全国四大书院。湖湘学子和文化精英在这里汇集一堂、尊师崇文、蔚然成风。清光绪年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后又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市立师范学校。原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1944年6月27日，石鼓山古建筑在日军的炮火下荡然无存。1965年，在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的建议下，衡阳市人民政府将石鼓山辟为公园，修建了旱桥、合江亭、长廊。

2006年5月,中共衡阳市委、市政府顺应民心,举社会之力重修石鼓书院,以传承千年文脉,弘扬石鼓精神。迄今为止，石鼓书院已历经了11次大修葺。门前仿古石桥，雕栏玉砌，在这儿天然的美、雕饰的美得到了最奇妙的融合。我们眼前的禹碑亭是一座仿清亭式建筑，四角重檐攒尖顶。禹碑亭内的这块青石大碑，就是禹王碑了，大家看这碑上的文字像什么?是不是很像蜷身的蝌蚪，有点像甲骨文又有些像符篆，其实它是一种奇特的古篆文，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商周或商周以前的文字。碑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传说碑文记述和歌颂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是一块功德碑。据史料记载，禹王碑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在文物保护界，禹王碑与黄帝陵、炎帝陵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2007年7月上旬，在南岳衡山云峰村发现了一块重约十余吨的巨石，经文物专家多次鉴定后初步认定是失踪了千年的禹王碑母本，它曾被称为南岳衡山的镇山之宝。>导游词

禹王碑又称神禹碑，为什么要在它前面加一神字呢? 一是说大禹是杰出的古代帝王和农民领袖，后人十分敬仰，以至把他神化，变成崇拜的偶像;二是有感于碑文的怪异，难以辨认，其字体诡异离奇为世所罕见;再者就是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经过衡阳，因洪水久治不愈，心里非常烦躁，于是登山散心，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正独自下棋，大禹走上去，与他对弈，结果却是盘盘皆输。老头指着棋盘对大禹说：你只知道堵，所以越堵越败啊大禹顿时恍然大悟，这才有了堵水不如疏通治水的说法。篇二：庐山导游词

庐山导游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没有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哪位朋友能记得苏东坡的那首诗《题西林壁》呢？有谁记得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也许说名字大家不熟悉，但内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许很多人都是从这两首诗中才知道庐山的，并且，“庐山真面目”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了。那么，庐山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从我下面的介绍中也许能让大家略知一二。

庐山位于江西省的北部，屹立于长江的南岸、鄱阳湖的西北，南接星子县，北邻九江市。庐山虽非五岳之列，却有“庐岳”之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封）。自古就有“磅礴五百里，奇秀甲东南”的赞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庐山草堂记》中赞之为“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庐山的山体呈长椭圆形，从高空鸟瞰，仿佛一个肾脏，山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长约20公里，宽约16公里，总面积约为300平方公里。庐山由99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为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是怎样形成的呢？（秦始皇赶山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地区是汪洋一片，大约在六千万年以前，经历了一场“燕山运动”的造山运动，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大致模样，又在200万年前，经历了第四纪冰川。简单的说，就是地壳运动，褶皱隆起，断裂上升而成，地质史上称之为“地垒式断块山”。

庐山属于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宜人，也许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尝试：地势每升高1000米，温度降低6度左右，而庐山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于是形成了庐山春迟，夏短，秋早，冬长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1.5度，夏季平均气温22.6度，历史上最高温度为32度，最低温度为-16度，在炎热的夏季，庐山相对于山脚下的九江，南昌，南京武汉等几个火炉城市来说，是一片热海中的清凉岛屿。因此，庐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常常有客人问：“庐山的房间里有没有空调呀？”其实庐山顶上是不用空调的，用空调反倒是一种浪费和污染。因为庐山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和大氧吧。只有冬天才有暖气，为了防止近几年，随着宾馆档次的提高，一些四星级的宾馆也安装了空调。

庐山是平地突起，山中的地形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庐山常年处于云雾缭绕之中，庐山的烟云雾雨是庐山最美的景色之一。他有的时候丝丝缕缕，有的时候象薄纱朦朦胧胧，更多的时候是铺天盖地而来，让人措手不及，分不清东西南北，因此苏东坡才会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叹，此外，庐山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候现象，有时山顶艳阳高照，云雾在山腰翻滚，而山脚下却雷声阵阵，风雨交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就因为这种现象写了一首诗“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庐山年平均有雾日为192天，最多年份为221天，最少的年份也有158天。所以在山中，如果碰巧遇到一场大雾而看不清四周风景的时候，千万不要遗憾，这正是庐山的一大特色嘛。

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家选择到庐山来旅游呢，也是一种智仁双全的选择。庐山不但山高景秀，水资源也很丰富，年平均降水量为1836.8毫米，而蒸发量仅为1006.8毫米，这样又使庐山的相对湿度增大，庐山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4%，也就是说庐山比较潮湿，特别是梅雨季节，相当潮，衣服洗了一个多礼拜都干不了，被子也潮潮的，家具都快发霉了，不仅在住家，连商店，宾馆也不例外。大家在城市里呆惯了，来到山区，可能会对山里的潮湿不太适应，请大家多包涵，气候就是如此，没有办

法。在此我先问一下，在座的朋友吃不吃辣的？（便于安排餐的味道）庐山人比较能吃辣的，除了口味的原因外，还可以驱寒去湿，预防关节炎。

云雾是山的灵魂，流水是山的血脉，一峰千态匡庐云，一雨百瀑匡庐水。庐山有22条瀑布，著名的又被李白描述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秀峰开先瀑布，它位于庐山山南的秀峰景区，而庐山顶上有第一奇观之称的三叠泉瀑布，还有新开发的大口瀑布，九奇峰的彩虹瀑布等等。由于山中沟谷纵横，雨水充沛，常常是“山中一夜雨，处处挂飞泉”。此外，庐山还有三座人工湖：如琴湖，芦林湖，莲花台水库。高山出平湖，在中国名山大川当中是很少见的，也使庐山更添秀色。山因水而活，水因山而媚，山水交融，魅力无穷。庐山不但水资源丰富，水质也很好，唐代茶圣陆羽，曾品遍天下名茶，喝遍天下名水，将庐山的谷帘泉定为天下第一泉，招隐泉定为天下第六泉，天池水定为天下第十泉。此外，在庐山的白云峰下还有报春泉，每当立春时分，涌出泉水，春季一过就停止，被称为“神泉”。其实在我国的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泉的，除了庐山的谷帘泉外，还有镇江的中泠泉，北京的玉泉，济南的趵突泉。说起天池，大家也许会以为很大，甚至会想到长白山的天池，其实庐山的天池会完全出乎大家的预料，他很小，小到什么样呢，大家看了就知道，那为何又被称为天池呢？我先在此卖个关子，到了景点以后再给大家细说。（如无行程则介绍）庐山由于雨量充沛，植物当然也生长茂盛，再加上庐山人很爱护自己的家园，使庐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6.6%，有多达2400多个品种，其中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银杏，珙桐等。树木多了动物就多了，庐山有鸟类170余种，昆虫2000多种，兽类37种，包括非常珍贵的华南虎，云豹等。庐山的山花瑞香花，他先开花后长叶，初春开花，香气浓郁。以金边瑞香最为名贵。（瑞香花的来历）此外还有庐山玉兰，云锦杜鹃和陶渊明的“东篱菊”等一些颇有庐山特色的花卉。庐山的植物品种丰富，药用植物也很多，有50多种，如天麻，竹节人参，杜仲，当归，当身，七叶一枝花，独活等等，当年李时珍就曾来庐山采草药，所以，古人有“山中一棵草，药中一味宝”的说法。有人说“酒能让人古道热肠，茶能让人仙风道骨”，而庐山就生长着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庐山云雾茶。庐山湿润的环境，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因为其常年生长在云雾飘缈的山间，因而得名云雾茶。懂茶的人都知道，茶业按加工工艺的不同，分为绿茶，白茶，黄茶，黑茶，红茶等等。他们并不是茶叶不同，而是生产加工的过程不一样。庐山云雾茶属于绿茶，最早产于汉代，宋代时开始成为贡品。外形条索紧结、卷曲，翠绿多毫，汤色绿而透明，香高锐鲜好似兰花，滋味浓厚、鲜爽，夜底嫩绿明亮。号称“相馨、味厚、色翠，汤清”四绝。所谓“名山出名茶，名茶人人夸”，唐朝茶圣陆羽曾赞之为 “天下之奇茶”。朱德元帅品过之后挥毫写道“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古人云“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茶叶以谷雨前茶，清明前茶最好。饮茶从古人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有人说：喝茶的女人，不一定有魅力，但一定很优雅，喝茶的男人，不一定多潇洒，但一定很从容。据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茶具有多种保健性，常喝茶，可以清心、明目、美容、减肥、抗衰老、防癌、防辐射、降血压、降血脂等等。并被誉为天然保健饮品。我们当地对喝庐山云雾茶，有一句俗语：一泡水，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也就是因为庐山云雾茶味到十分浓厚，第一杯是不喝的，称为洗茶，第二杯才开始饮用。随着加工工艺的提高，现在的云雾茶，为适应大众的口味，开发出了浓淡各异的品种。大家在庐山期间，玩累了，可以泡上一壶庐山云雾茶，真可谓“甘甜苦涩壶中煮，湖光山色闲中趣。” 除了云雾茶，在庐山的沟溪山涧里，还生长着石鱼，石耳，石鸡。称为庐山三石。石鱼，生长在溪涧中，通体透明无鳞，因为永远长不大，俗称绣花针，是很有营养的滋补品。石耳，属于地衣类。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外形好似人的耳朵，故名石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到“石耳气味甘平，无毒、久食益色，至老不衰，令人不饥，大小便少，名目益精”并誉为

“山菜第一”（野菜第一）。正如大家都知道，蜗牛不是牛，壁虎不是虎，而石鸡也不是鸡。而是一种麻皮青蛙。野生的石鸡，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也生长在沟溪中，因其体肥肉嫩，味美如鸡，故名石鸡，现在的石鸡多是人工饲养，但价格昂贵。以上的三石一茶——石鱼，石耳，石鸡，和庐山云雾茶，是庐山最主要的特产。此外还有茶树菇，梅花菇，笋衣，竹笋等山区美食。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庐山品尝，也可以买回家馈赠亲朋好友。但要注意辨别真假。

庐山的四季景色，可以说是“春山如梦、夏山如滴、秋山如醉、冬山如玉。”大家可以在游览的过程中慢慢地体会。近代科学

家竺可桢在游遍庐山之后，发现庐山有三种奇观：雾有声，雨倒行，佛光佛灯。（解释）其实庐山还有三大怪：庐山屋顶铁皮盖，竹笋皮是一道菜，八十老太太走得快。

介绍了庐山的山水，大家的心中肯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叫庐山，而不叫其他的什么山呢？庐山最早叫“敷浅原”，出现在《尚书》中，但不是专指庐山山体，而是泛指这一地区中的丘陵平原，至今在庐山的紫霄峰顶仍有“敷浅原”的石刻，在另一部古代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称庐山为“天子都”“天子障”“南障山”，而史书上真正出现庐山之名的是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唐代诗人刘禹锡曾说“山不在高，有仙则鸣”，庐山的得名就来自一个和神仙有关的传说，相传在公元前6世纪，有姓匡名俗字子孝的七兄弟来这座山结庐炼丹，以求成仙之道，几百年后的周朝威烈王幕其才学，派使者请他们出山，辅助朝廷，可是使者到时，匡氏兄弟已成仙而去，只有他们住过的茅庐草屋仍在，于是将这些草庐命名为“匡庐”，这座山就称之为“匡山”或“庐山”。在宋代，为避赵匡胤的讳，一度改为“康山”。庐山的历史，三国以前，传闻多于真实，三国以后，大体有据可考。在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庐山一直以“甲东南”秀色吸引着众多游人。历史上有文字记录开始，第一个登上庐山的名人是西汉的司马迁。公元前126年他登上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历史，在《史记》中他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随后，名人墨客纷至沓来，主要由晋朝的王羲之，陶渊明，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北宋的苏东坡，王安石，南宋的岳飞，朱熹，明朝的唐伯虎，徐霞客，清朝的康有为，王士桢，民国的陈三立，徐志摩，胡适等等，他们都曾被庐山美景所吸引，留下了大量优美的文章诗篇。中国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曾在九江的彭泽县做了80天的县令，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在庐山北山脚下，并且写出了《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传世名篇。他的名诗“结

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我想大家也去过了不少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大家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旅行时，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座道观或者寺庙。庐山作为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也不会例外，并且从古到今，宗教在庐山一直都很兴盛但是庐山又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庐山顶上六大教，走遍天下找不到”的确，在一座山中，有六大宗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几乎没有。这六大教派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一种就是古代读书人的儒教，当然现在称为儒学了，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在庐山的一些情况：

我们先来说说佛教。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很盛行，在晋朝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就是以庐山为中心，代表人物是东晋名僧慧远和尚，他在庐山创立了净土宗，并成为佛教八大宗派之一，还修建了东林寺。所谓净土宗，就是称名念佛即可前往极乐净土的一种修炼方法，也就是每天不停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直到离开人世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能成为不同级别的佛从而到达极乐净土，因为这种修炼方法简单易行而广为流传。唐代和尚鉴真东渡日本的时候曾带去了教义，至今在日本还是很盛行，并且还经常派人来东林寺朝拜取经。东林寺还与西林寺，大林寺并称为庐山三大名寺，此外，庐山还有海会寺，栖贤寺，万杉寺，归宗寺，秀峰寺等五大丛林。1942年，世界佛教大会在庐山召开。

既然从国外传来的佛教都那么热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是不甘寂寞。于是南朝名道士陆修静，开始在庐山修建简寂观，太虚观，先天观等道观，与佛教争夺庐山

的名山秀水。大家都知道，道教创立于东汉末年，由张道陵创立于四川的鹤鸣山。由于道教创立的时间晚于佛教，争夺修炼之地就是必然的，这种争夺的情况，清朝诗人李渔的一幅对联最能说明问题“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解释）庐山的道教属于正一道。道教自金元以来，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全真道创始人是王重阳，看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朋友都知道王重阳有七个徒弟，号称“全真七子”，全真道主张佛，道，儒三教合一，以修身养性为正道，出家修炼，不能结婚，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北方，（以北京白云观为中心）。而正一道主要分布在南方，以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去灾为特征，象大家比较熟悉的茅山道士穿墙术，就是正一道。他以江西的龙虎山为教廷。让人遗憾的是，庐山众多的寺庙和道观，都毁于日军侵占期间或者文革时期，保存下来的很少，规模也不大。

从1895年，英国人开始在庐山强行租地建造别墅以来，西方列强纷纷染指庐山，并且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并修建了教堂。（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由耶稣创立，公元11世纪;为争夺教权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公元16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的宗教——抗罗教，在我国称之为新教或者基督教。）随着上个世纪20年代，庐山有了第一代居民开始，伊斯兰教也在庐山扎下根来，并在此建了他们的朝拜场所——清真寺。（中国称为回教，由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于公元七世纪创立，信徒称为穆斯林，中国的穆斯林大多属于逊尼派，只有新疆的塔吉克族等新样什叶派。）古人有三教九流之说，三教就是佛，道，儒。可以看出古时候儒学也是一个教派，而儒教是在庐山立足最早的一个教派，一开始，士大夫们的主要活动是游历，隐居和读书，随后，南唐在庐山设立了庐山国学，南唐中主李憬曾在庐山开先寺读书，至今还有李憬读书台的遗迹，庐山的儒学在南宋时活动达到高潮，主要是朱熹在庐山创立了白鹿洞书院，它也是中国第一座讲学式的书院。

正是由于庐山的历史悠久，人文活动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在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庐山的名气，除了历史悠久，风景优美之外，还和政治有十分紧密的联系。1895年，英国人李德立来到庐山，就被庐山美丽的风光所吸引，于是强行租借庐山牯岭到长冲一带，租期为999年，并把租界内的土地划分为130块地皮在上海拍卖，已获得暴利。此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列强的传教士，外交官纷纷来庐山租地，并建造了大量的别墅。也许大家对李德立这个人并不熟悉，但他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身影。李德立靠卖庐山的地皮发财后，又积极向政治发展。在辛亥革命后，他充当政治调解人，并于1911年12月，参与并促成了清政府的代表与孙中山的代表在上海和谈，后来又协助反对派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2年1月，袁世凯曾通令嘉奖他。在此之前，孙中山也被蒙蔽而授予他“和平使者”的勋章。1920年，李德立再次上庐山，那时候庐山已经有20多个西方列强修建的别墅500多幢，于是，李德立又指导汉口英国教会编写了《庐山的历史》一书。这是第一本由外国人编写全面介绍庐山的书籍。1927年中国大革命波及了庐山牯岭外国租界。1935年，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牯岭租界。现在的庐山仍保存有各种风格的西方别墅近千栋，都是西方列强殖民的产物。在庐山，大家既能观赏到英国券廊式建筑的符号，巴洛克建筑的模拟品，折衷主义建筑的产物；又能欣赏到哥特式建筑的遗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混合着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美学情趣。所篇三：导游讲解材料沿途导游词(机场-市区2)泛珠接待导游词

【游览路线】长乐国际机场„机场高速公路„显应宫„青洲大桥„马尾区„马尾港、福州港„闽江„江滨大道„„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厦铁路闽江特大桥„福州城市发展规划（东部新城、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鼓山大桥„海峡金融街„五一路„五一广场

各位尊敬的领导：大家好！

我是导游员×××，欢迎来到海峡西岸经济区，来到我们美丽好客的福州！现在我们所处的位臵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距离福州市区约39公里、50分钟的车程，这段时间由我给各位领导讲解福州的概况和沿途景观。长乐国际机场（要点:

1、它是国际空港—航线、吞吐量；

2、它是对台重要机场-区位和航线优势；

3、它位于长乐侨乡，侨的精神）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位于长乐市漳港镇，是我国航空干线网中的重要干线机场，也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对台、对外重要的国际机场。目前, 通航城市达45个（含国际3个和地区3个）、国内外航线近50条（含国际4条和地区3条），每天进出港航班160个左右。2009年，机场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位列大陆20大国际空港，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2014年将突破1000万人次。

福州也是大陆至台湾最近的城市，与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却有一脉相承，如今福州藉的台湾人有80多万。福州到台湾两地空中直航时间只需1小时30分钟，目前与宝岛台湾之间开通了6条空中直航航线（包括台北松山、台北桃园、台中、高雄、花莲、澎湖），每周航班达40架次以上，长乐机场成为大陆至台湾最密集的空港之一。

长乐机场位于长乐，是福州的一个县级市，是福建著名的侨乡。都说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有华人的地方也就有我们福州十邑乡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人的城市精神，其特点是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团结自强。马来西亚诗巫市曾因福州华侨移民垦殖，而成为一

个新城，被称为“新福州”，福州人可谓是中国海洋之子，福州在外的华侨已超过300万人，含福州现有的人口，1000万福州人中有三分之一在海外。

机场高速公路（要点：

1、生态路；

2、漳港；

3、显应宫）

现在，大巴行驶的这条充满海滨特色、南国风情的景观大道就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这是一条生态路，路中央是绿化带取代不锈钢隔离栏，最宽处达10米，最窄的地方也有3米左右。

这条路所处的位臵是我们长乐的漳港。长乐漳港出产的海蚌，又名“西施舌”，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漳港海蚌作为特供品被摆上国宴，菜名为“鸡汤汆海蚌”，自那时起就成了国宴的一道名菜。这种海蚌极其珍贵，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出产，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这种海蚌对生活的环境很苛求，如果环境受到污染就会死亡。而现在威尼斯的海蚌已经绝迹了，因此漳港海蚌更显珍贵，各位贵宾如有安排品尝海蚌，将是您的口福。目前，长乐漳港海域已被国家列为海蚌产地保护区。这也是我们福州历届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的成果，2004年福州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位居全国前列，被评定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要点：

1、国宴名品；

2、世界独特性；

3、环境优势）

在我们机场附近不远，有一处始建于宋代的古迹——显应宫，距今已有870多年历史。显应宫在清光绪年间也就是100多年前，被一场风暴海啸袭击，随同邻近的村舍，一夜之间被风沙掩埋在地下了，100多年无人知晓，1992年在建设长乐国际机场挖掘沙丘时，发现数十尊大小不

一、栩栩如生的彩绘泥塑神像，这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掘的数量最多，群体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泥塑神像群。经文物鉴定，这里就是显应宫古迹。于是，政府组织挖掘修复，在显应宫出土重见天日那天，突然有大批的蝴蝶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蝴蝶庙，时至今日，长乐显应宫每天还吸引着无数彩蝶争相来访，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显应宫出土的泥塑神像中还发现了七下西洋的郑和泥塑。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长乐作为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显应宫出土的文物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年郑和为什么把长

乐作为七下西洋的基地呢，一方面，是因为福州物产丰富、港口条件优越。福州靠山面海，物产丰富，原始森林出产大量的优质木料，适合造船，宋代以来，福建就一直是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所造的“福船”抗海浪，能远航，福船也被郑和所用于下西洋。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福州人有海洋精神，敢于拼搏，勇于开拓，敢于闯世界，郑和下西洋的船员主要是我们福州人。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部发现新大陆早了半个世纪，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我们福州人对海洋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要点：

1、文物古迹；

2、自然奇观；

3、郑和神像—郑和七下西洋历史）

机场至青洲大桥的路程（要点：历史、人文、生态宜居、温泉旅游资源、美食，概括起来就是有福之州）

说到福州人，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福州，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东濒东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福州东有鼓山、西有旗山、南有五虎山、北有莲花峰，闽江穿城而过，形成“枕山、襟江、面海”的独特形胜。福州因北面有福山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有“有福之州”之美誉。清代著名经学家陈寿祺赞叹：“非福人不能来福地，有龙脉才会有龙泉”。当然，各位是贵人，自然是有福之人。福州之福首先她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悠久的历史，从考古发现，早在7000多年前，福州就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进入新石器时代，在福州的平潭县平有福建新石器时期的壳丘头文化遗址，在闽侯县还有距今5000多年的昙石山文化遗址，远古时期的福州先民被称为“古闽人”。西晋时期，福州已发展成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元代，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到过福州，称赞福州是“闽国美丽的首都”。明清以来，福州一直是福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福州的建城史有2200多年，战国中期，越王勾践的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击败杀死，越国瓦解，部分越人南下入闽，与当时的闽族融合，形成了“闽越族”，称为“越人入闽”。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大批的士族南下避难在福州定居，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大姓氏，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唐末，中原藩镇割据，各方混战，闽王王审知入闽时，带来大量中原人民南迁入闽。每一次的民族大融合，都带动了福建经济、文化的显著发展。福州历史上经历了六次拓城，五度为都。五代

时期，闽王王审知把福州的于山、乌山、屏山圈在城内，从此奠定了福州“三山鼎立，两塔对峙”的格局，福州也因此别称“三山”。福州还因地处东南沿海，史有“左海”之称。（要点：7000年、5000年的文明史；2200年的建成史）福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大家知道，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乡。邹鲁两字连用，指文化昌盛之地。在唐代韩愈就曾称道：“闽越有长才、秀民通文书，与上国齿”，认为当时福州的文化水准可与京都长安相媲美；宋代，福州教育、文化更为发达，有着“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盛况，当时，福州开设的巢经楼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石鼓书院与庐山白麓、衡山岳麓、南京应天被称为海内四大书院。明代福州的林浦村三代人参加科举考试共有八人中了进士，并位居尚书，这里留下“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的佳话。清末这里更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发源地和“近代海军摇篮”。尤其到了近现代，福州才俊名流辈出：民族英雄林则徐，华侨领袖黄乃裳，启蒙思想家严复，中国近代海军宿将萨镇冰，译坛泰斗林纾，中国科普事业先驱高士其，摘取数学皇冠明珠的陈景润，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闽越有才，左海为盛。历代福州籍进士达4100多人，其中文状元16人，武状元7人，位居全国各府州前列。宋乾道二年至八年福州永泰县曾七年蝉联“三状元”，宋嘉定元年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均为榕籍人士，都被誉为中国科举史上的奇迹。目前，福州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有65余人，居全国各大中城市前列。（要点：唐代、宋代、近代、现代的文化昌盛情况）

此外福州还中国著名的才女之乡。福州，曾经是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上众多杰出的女诗人、女作家生活、居住过的才女城，中国近代十大才女有三个是福州人。她们是：现代文学大师、世纪老人冰心，她的《小桔灯》、《寄小读者》等一直是小学语文的读本，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家、新月派诗人林徽因，主要设计作品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南海怀仁堂，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庐隐。这些才女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才情和作品，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郁的、深沉的人文韵味，也为这座城

市增添了浪漫的、温婉的感情色彩。（十大才女：张爱玲、三毛、庐隐、石平梅、萧红、林徽因、陆小曼、冰心）

福州还是山水生态、时尚宜居之城。福州背山依江面海，气候宜人，地理环境优越，有“江南胜地”之美誉。独特的地形还造就福州不易受台风的侵袭，每年的台风，经台湾岛及四面群山的阻隔后，要么与福州擦肩而过，要么风力减弱，对福州没有杀伤力，但却能带走城市燥烛的空气，送福州一个清凉的夏日。福州位于北纬26度，同一纬度，以旅游闻名于世只有美国的夏威夷、我国的昆明和福州。福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全年无霜期达326天，年均气温在16～20℃，年均降水量为900～2100毫米。闽江穿城而过，市区内河有111条，纵横交错，湖塘相连，有江南水城之神韵，有“东方威尼斯”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