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全文

南方谈话全文（共8篇）

南方谈话全文 篇1

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谈及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历史意义时打了个比喻：“小平视察南方相当于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到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再一次跳上船头，把船的航向摆正。”起初当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发来绝密电报时，很多同志都认为小平就是来休息的。当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52层的旋转餐厅，他面窗而坐，俯瞰深圳全貌。他指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就要胆子大一点，要敢于试验，不要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的试。”

南方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南方谈话全文 篇2

关键词：南方谈话,内容,意义

一、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发表的。

1、国际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东欧诸国相继易帜剧变,苏联迅速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陷入低潮。世界两级格局彻底瓦解,“冷战”结束,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加之西方国家的不断渗透,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该走向何方,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2、国内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受到了政治风波的严重冲击,意识形态领域比较混乱,在国内同时出现了“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潮。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则一度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认为改革开放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和反“和平演变”。这两种思潮本质上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否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忧,已经退休的他决定要站出来,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南方谈话”。

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基本内容

1、基本路线不动摇,要管一百年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基本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2、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当时,很多人反对改革开放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搞市场经济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们都没搞清楚,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中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5、要发展科技教育

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6、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都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为了重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也强调了信仰问题。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三、“南方谈话”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

1、对于抵制当前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作用

目前,改革开放到了攻坚阶段,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生问题十分突出,道德开始出现滑坡,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极左的人利用这些问题和矛盾攻击改革开放,企图重新走“左”的道路。“南方谈话”给这些思潮以当头一棒,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只有坚定不移的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改革如逆水行舟,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走回去”都是没有出路的。

2、“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当前的改革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要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是反对继续改革的,用“改革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来攻击改革开放。然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力地回击了这些论调。对于外资比重越来越大,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很多人很不舒服,认为这些都是搞资本主义了,但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都不背离社会主义,反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公有制发展了就有了与公有制进行竞争的能力,这反而会促进公有制的发展,以前公有制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竞争对手。外资和民营资本的确都要赚一些钱,也存在一些剥削,但是他们也要交税,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权在人民手里,这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

3、对于解决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道路彻底否定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思想。现在很多人都主张用“吃大锅饭”的方式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鼓励农民进城,结果使城市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交通、医疗、教育的压力很大,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都是“大锅饭”的思想,不可取。小平同志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例如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思路,不是不顾现实条件让所有农民进城,而是先富的地区帮助贫困的地区发展,让农民留在原来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城市问题,农村的问题也解决了。

4、对于我们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一直很重视科技教育,还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劳动力和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略了科技教育的作用。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否则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的现象。

5、对当前广大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有重大意义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坚定地共产主义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们为党和国家奉献了一生。然而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共产主义信念已经淡薄,在糖衣炮弹面前屈服了,走向了不归之路。经济越发达,共产主义信念就越要坚定,否则就会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抛之脑后,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参考文献

重温“南方谈话” 凝聚改革共识 篇3

20年前的这个时候，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了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南巡”之路。

在这段途经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公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小个子的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方谈话”。

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气象。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正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只有改革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和发展，“稳中求进”，既要稳，也要进。

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因为没有了“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之虞，没有了共同的“敌人”（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极“左”路线）改革的共识受到了挑战。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的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

因此，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首先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重温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的伟大变革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含义。但若究其核心，我们认为，精髓大致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原则层面，就是“解放思想”。改革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只要在方向上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就都值得做。所谓“摸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试了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应当认识到，利益格局的固化带来的思想固化，已经成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导致不能应对新的发展与变化。

第二，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确，在小平“南巡”20周年后，改革开放的任务更加困难和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但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变。只要循着“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就能引导中国社会攻坚突破，迈向更大的成功。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凭着对中国人民深切的爱，以及对人性、对社会的深刻洞察，通过“南方谈话”推动了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让社会中的每个人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民族就有真正的前途。这个质朴的道理，应当长久地昭示21世纪中国的前进之路。

南方谈话读后感 篇4

——读《南方谈话》有感

在伟人平易近人的谈话中，感受着那来自深邃思想和智慧的激荡与熏陶，我看到那闪闪发光的精神与永不褪色的精彩。透过那精炼而有力的讲话，我们拨开了国际国内形势的雾霭，吸收了历史沉淀的经验与教训，看清了那些束缚在我们奔跑的脚步上的铁链和枷锁，找到了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金钥匙。那些精简的文字如滴水藏海般映射了深厚的思考，打开了一个创造了神奇的理论的新境界。

我无法去透彻的感悟那些语言中深藏的思考，但那些文字中轻描淡写的一笔，也能让我掩卷深思良久，从中受益颇多。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我们从父辈的口耳相传和书本的记忆中知道那些革命的故事，知道那些前辈用热血写就的革命故事是怎样的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从成长的印记和环境的变迁中了解那些改革的措施，看到那一步步的变革是怎样像蝴蝶抖动的翅膀一样创造了我们的生活。时隔数年，我依然从那充满哲思的话语中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冲击，或许，革命的目的是给我们可以开垦的森林，而改革，正如那些能够将我们的斧子磨得更加锐利的工具和手段，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带到更加强大的生产力水平上去，让我们越来越近的走向现代化，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新纪元。而事实正是如这位慈祥的老人所言，今天的我们，正是通过改革的道路，走在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上。一次又一次的变革，把准发展的脉搏，顺应时势的变化，我们的视野更广了，我们的思想更远

了，我们的社会也更繁荣了。这便是改革的力量。

少争论，多试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说，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说，解放思想也是发展生产力，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认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们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并不是从来都能真正的认识到这些，当我们保守的思想与改革和发展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选择？没有试验和实践，就没有结论和经验。正如改革开放也曾受到质疑和反对，但今天我们却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可喜改变。如果不曾有经济特区的成功建立和实践，我们如何看到改革、开放的神奇力量，如何能看到今天的繁荣局面？所以，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用实践去检验我们的思想和方法，竭尽全力，不惧失败。而这个基本思想的意义不仅仅于此，它更是告诉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形势，要勇敢的创造，克服思维瓶颈，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大胆的创造和革新，成功了，让它为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服务；失败了，让它为我们未来的选择奠基，只要慎之又慎，我们就能克服困难，走向复兴。这给予我们的是勇气与创新，让我们更加迅速的走向了成长和发展。

打不到，不是因为大本子多，是因为真理扑不破

既然我们认定，只有用实践炼就的金石，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指得出真理的所在，那么我们便应该知道，真正永存的，并不是那些具体而微的条条框框，而是那些理论告诉我们的精神和理念，是那求索的精神和它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规律。今天的我们，也不应该仅仅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表面规律，更应该去理解、感悟它们之中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我们应该从中看到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从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思考中看到人民的力量，看到变革的力量，看到实践的作用，看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与今天的努力与未来的发展，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用我们自己的基础和思考，创造我们明天的收获与财富。从这段为了改革开放的谈话中，我看到更深远的意义，体悟到更博大精深的思想。

着眼未来，立足现在，“小”可安身立命

着眼未来，我看到在出于实践的理论的指导下那更加昌盛繁荣等的祖国；立足现在，我却更应该思考如何能以更有力的血脉汇入祖国澎湃的血脉。我想，这位老人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政治和国家的宏观思考，也能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启示和思考。我们并不能因为高考的“革命”成功，有了更好的环境，就放弃或懈怠大学的“改革”，要时时警惕，保持向上和积极，努力的通过改革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我们担起的祖国的明天就会更加的生机勃勃。当我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我们应该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积极面对，敢于尝试和创新，用我们的勤奋和智慧去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这不仅仅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育和经验，也是我们的使命使然，我们生来，就应该是为祖国和人类更加繁荣灿烂的明天。

我们都知道，那段讲话对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但是站在历史的前端，回望那时的灿烂，我们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那些在书页和课本中就能找到的评说与赞美，更应该是那

南方谈话的读后感 篇5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今天,“南方谈话”的思想内容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但邓小平为什么要在当时发表“南方谈话”?为什么要把谈话的地点选择在南方?因此,要全面理解“南方谈话”的精神,还必须深入了解“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1989—1992年,中国正处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中。一方面,“八九**”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企图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坚持原则,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并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西方的制裁最终归于失败。但直至92年春,中美关系仍未恢复正常,中国仍处于比较孤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之中。世界注视着中国,有人希望中国能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使中国走上与西方国家对抗的道路。为此,邓小平告诫我们,对国际形势要继续观察,这个头决不能当。同时,国内的形势更令人担忧。“八九**”使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这场**是改革开放所致,“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领域。刚从“阶级斗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仍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对改革的怀疑进一步发展到了对改革的否定。于是有的人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招牌来反对改革开放。1990年中国的报刊,特别是某些北方的报刊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热”。在这些文章中,有人一阵紧一阵地追问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左”的势力有卷土重来之势,姓“资”姓“社”的争论搞得人心惶惶。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敢提,似乎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谁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全国的气氛沉闷压抑。僵滞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许多人担心党的政策有变,都在等待观望,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面对徘徊不前的经济局面,邓小平感到十分焦虑,他说:“现要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

四、百分之五的速度, 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因此,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正当“左”的思潮“热闹”,人们心头疑云密布之时,邓小平以一个卓越政治家的睿智和高度的责任感,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尽快消除人们心头的阴霾,排除姓“资”姓“社”问题的干扰,那么前期改革开放的成果都会付之东流,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他非常清楚,在当时的南方,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大部分干部 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开放城市,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们有目击共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基础,深化改革的思想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于是在1992年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精神无疑像一阵阵春风,很快吹遍大江南北,融化了人们心中的冰雪,坚定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并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南方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围绕“什么 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做出的新的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正如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所说:“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南方谈话的价值内涵（理论贡献）

（一）“南方谈话”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完整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本质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可是他晚年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走到奔溃边缘，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在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纠正错误思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

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分析中国现实状况，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做了深刻地揭示和全面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第一次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框架内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的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审时度势，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将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范围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虽有明显的区别，但它们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我们在的实践过程中要客观准确把握它 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2.明确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国的实际就是经济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短时间内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共同富裕是必经的阶段，但是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同步富裕、同时 富裕、平均富裕。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当中，不能采取同步富裕的政策，只能选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先富带动后富，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激励带动效应，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现实问题。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让富的人越来越富，穷得越来越穷，产生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要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出现两极分化就是改革的失败。

3.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废除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也促进了市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邓小平提到“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 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和条件，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剥削现象随处可见，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社会主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二）南方谈话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们也发展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虽然当时也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就在我国还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邓小平在 1987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区别的思想范畴，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才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的讲话纠正了人们长期把计划和市场当做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标志的错

误思想，邓小平怀着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勇气，把人们从长期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南方谈话”确定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为社会主义的成败确定了标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就是一把无形的尺子，检验我们社会主义工作的成败，同时它也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观、历史唯物论，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这三个标准，缺一不可。发展生产力是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一直在强调改革目的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空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直接或间接的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形态。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的形成、发展、变革和消灭都是生产力引起的。然而在建国初期我们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在相当长的一顿时间内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汲取教训我们现在在谈生产力的基础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出的改革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也是我们不能允许的。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结果。当今世界的比较往往都是比较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技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它作为一个硬性指标衡量着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在现在的和平年代我们为了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应该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更上一个台阶。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在世界占据一定的地位，我们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大国中的强国，而且还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说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马克思的群众观点中也明确说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我们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定为人们服务的宗旨，为了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这就需要我们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我们党在制定方针、政策始终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作为根本出发点，事实证明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无论实行起来有多艰难，最终都会成功，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政党的发展，验证了得民心者的天下这一古句。

（四）“南方谈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观 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中邓小平提到了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指南，邓小平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做到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在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时候还要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更贴近大众的生活，能够有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便于大众接受。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靠这个，同样现在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搞建设也要靠这个，凡是都要从实际出发分析，坚定马 克思主义立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实践。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结篇，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之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谈话如“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成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又一宣言书，指引了中国改革的前进方向。从此，一个春天的故事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

(五)、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 见李正华篇

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见岳鹏篇

一、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背景下，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二在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思想束缚下，(南方谈话)深化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是破除了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南方谈话)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凝练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命题

南方谈话的现实意义

见张青媛

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篇6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南方谈话全文 篇7

一、马克思矛盾原理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 南方谈话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亦即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充分运用了这一哲学原理。

传统观点将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因此任何对原有体制和经济模式的批评, 都被视为右倾思想受到批判。邓小平十分反感将马列主义教条化, 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 不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1]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开始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具体模式, 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原则, 又坚持从我国的实情出发, 从中国自己的个性出发, 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从总体上来看就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 国家长期贫穷落后, 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最大特点和国情。由于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阶段, 在这样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 就必须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 南方谈话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规律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 是反应矛盾诸方面相互关系的两个基本哲学范畴”[2]同一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趋势和联系。斗争性是指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以及互相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在两种制度并存的国际社会中,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必将长期存在, 二者成为一对充满斗争性质的矛盾体。具体来看, 欧美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和平演变”战略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改变。因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再搞二十年, 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 后果十分严重”,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1]但是, 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由, 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体中还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同一性因素。其一,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全球化的进程加快, 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世界离不开中国, 中国更离不开世界。其二, 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某些有利因素并不矛盾。尽管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不太平,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 但和平与发展却也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我们的基本政策绝对不能因为国内出现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致的问题就改弦更张。“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 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 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 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 这些就是‘左’”。[1]在国内出现否定改革政策的声音时, 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上, 要求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保持坚定的信念, 要认识到我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正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矛盾, 体现了邓小平对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规律的把握。

(三) 南方谈话与主次矛盾规律

主要矛盾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对事物发展不起主要作用, 但是次要矛盾解决的好坏会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抓主要矛盾,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重视次要矛盾, 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主要矛盾。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提高劳动生产力。“如果我们不发展或是发展太慢, 老百姓一比较就有了问题。所以,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我国的经济发展, 总要力争上一个台阶。当然, 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还是要扎扎实实, 讲求效益, 稳步协调的发展。”[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埋头苦干, 抓住机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体现了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重视。与此同时, 邓小平也没有忽视对次要矛盾的解决。实际情况是,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带有封建落后腐朽性质的东西, 诸如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 尽管这些矛盾都是处于次要地位, 不会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大势, 但是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 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只有一手是不行的”,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扫除各种丑恶现象, 手软不得。”[1]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解决中国贫穷问题的关键, 而努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繁荣昌盛也显得极为重要。

二、南方谈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原理的中国化

邓小平认为,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如何精, 就是要仔细研读马列本本, 如何管用, 就是坚决反对将马列本本教条化。只有不断坚持将马列理论中国化, 才能做到“理论掌握群众”, 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充满了哲学思辨的味道, 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成功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经典篇章。

(一) 注重矛盾的特殊性, 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 特殊矛盾应处于优先地位, 因为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据, 也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关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单单依靠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具体的实施主体, 而中国这一具体主体的属性内涵本身异常复杂, 具体表现是复杂的国情。这样, 从中国国情出发, 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矛盾特殊性规律的必然要求。然而, 物质的运动具有绝对性的规律告诉我们, 主体属性还存在着一个多变的特征。因而, 即使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它也只能是发挥如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一样的理论指导作用。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依旧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一开始就自以为是, 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没那回事……每年领导都要总结经验, 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 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并不断地用实践来扩展我们的认识。

(二) 强调矛盾的同一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同时存在、紧密结合的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绝对的斗争性存在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 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2]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 夸大矛盾的斗争性, 显然是不可取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物里面, 邓小平总能找出它们的同一性。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异及联系, 论述了我国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三资”经济的关系问题, 还谈到了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既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有市场;公有制与外资经济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可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同一性, 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 可以让少部分人或是少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国家的共同富裕等等。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邓小平也有很清晰地认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要敢于吸收利用,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他们管得严, 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资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是人类发展所取得的优秀文明成果的一部分, 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我们都可以坚持“拿来主义”原则, 在此基础上再消化吸收。正是邓小平能够找到那些显现或是隐现于矛盾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因素, 我们才能始终坚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试想如果我们眼中只看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只看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性, 只看到了公有制经济和“三资”经济的异质性, 只看到了东部先富与西部后富所带来的贫富分化, 那么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三) 将矛盾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 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核心问题

由于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 矛盾双方无不区分为主要和次要的两个方面,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这一原理显然也适用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

南方谈话之前, 一部分人担心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 他们对国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持怀疑态度, 其中不乏关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社会主义爱国者。邓小平在历史的关口, 明确地解答了什么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真正消解了萦绕在人们心中对改革开放是否会继续坚持下去的疑虑。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让世人明白:改革开放丝毫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我们改革的领域还要继续扩大, 开放的程度还要加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尽管“三资”的数量有所增加, 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动摇, “三资”企业的多少与资本主义东西的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决然不同的两个性质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是由在矛盾中占据次要方面的“三资”经济成分决定的, 而是由占据主要方面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决定的,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解决这一问题, 无不得益于邓小平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表明了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历史已经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巨大威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 领悟“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导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篇8

[关键词]“南方谈话”；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08-03

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中作出了深刻的理论思考。特别是他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其蕴含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潜在性思想。

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加强系统性

（一）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内含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是治理体系内部所包含的制度要素是哪些，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治理体系内部各制度要素的结构次序如何，即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但治理体系绝不是静止孤立的，而是与整个治理体系之外的环境发生互动与转化，最终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对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一定启示。从治理结构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包含治理的基本制度要素。

（二）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理解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理能力的定性分析看，能力存在优劣、好坏的区分，这是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从治理能力的定量分析看，能力存在大小、高低的区分，这是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能力首要的是一种正向的能力，此外治理能力还要实现最大化的协调配置，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实效性。从南方谈话看，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对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现实启示。一方面，从治理主体讲，要在政府主导治理的基础之上，强调多元参与与合作治理，进而从定性角度保证治理能力首要是一种良性治理能力。要重视市场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防止过度的行政化趋向。另一方面，从治理能力所包含的内容看，邓小平谈到的治理能力是多方面的关联体系，治理能力必须有定量的基础。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整个系统又是由许多子系统和不同要素组合构成的，系统内部及各个系统之间显现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讲系统性，邓小平指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从南方谈话蕴含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看，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互动的关联性。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治理能力现代化反作用于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一）改革要以问题为中心，树立治理现代化的攻坚意识。问题倒逼改革，因此必须高举改革大旗。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休戚相关，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以改革来化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有攻坚意识。一方面，改革攻坚要冲破阻碍治理现代化的旧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改革攻坚要建构适应治理现代化的新体制机制。一系列现代化进程衍生出来的问题，都离不开改革的攻坚意识，决不能避重就轻、隔靴挠痒。

（二）改革应“不搞争论”，树立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加上“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出现短暂的反复。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树立紧迫意识。其一，针对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问题的争论，必须坚决予以回应，这是改革的底线决不能触碰。其二，对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争论，要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片面强调所有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三，对于是否按制度进行治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治的推进、反腐倡廉的建设等都赖于以制度运行。

（三）改革中要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树立治理现代化的开放意识。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国只有面向世界才能抓住机遇发展壮大，才能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绝不能与世界脱离开来，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批判学习中发展完善运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要有开放意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4]要善于区分西方制度中的精华与糟粕，处理好我国制度自信与西方制度学习的关系，树立开放的意识不断推进治理现代化。

三、在各方面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一）制度体系建构是较长的时间过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体系建构与治理现代化休戚相关，在立足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基础之上，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新进行整合，它涉及的层面和领域很广，不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和情况，也会遇到利益藩篱的重重障碍，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制度体系建构是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在建构过程中甚至要冒点风险。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离不开“闯”和“冒”的精神，要敢于试错，在总结经验和实践探索中使制度体系稳步地建构起来。

（二）制度体系建构的多维路径。其一，处理好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关系，坚持“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方法。“破旧”并非是对旧制度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 而是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立新”也不是对某个领域进行单方面革新， 而是对社会主义布局中的各领域进行制度创新。

其二，处理好制度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坚持局部突破与整体推广相统一的方法。社会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制度现代化需要分阶段、有层次、有秩序地稳步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制度体系建构更要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步骤稳妥而不能急躁盲目。

其三，处理好制度自信与制度学习的关系，坚持根植本位与外来移植相统一的方法。“根植本位”就是根植于根本制度不能动摇，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世界是开放融通的，制度自信绝不是盲目排外，“外来移植”要吸收借鉴西方制度中的先进因子。

（三）成熟、定型是制度体系的内在属性。“制度成熟”首要的是科学性，制度建构要遵循一般规律；“制度定型”关键在于“型”，其侧重于制度的稳定性、规范化。“成熟”与“定型”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制度体系的实效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熟、定型制度体系的实效性具体表现为：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要重视市场手段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活力、提高发展效率。第二，政治制度要革旧鼎新，要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实现真正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防止两极分化，维护民众利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伦理倾向。第四，现代化进程中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社会主义制度要追求社会的稳定、有序，为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

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内部的巩固

（一）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搭班子。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治理者本身的素质能力同样至关重要。治理者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全面提高自身的能力，因势而谋、开拓创新。对于共产党内部来讲，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高度重视领导班子的搭建。一个具有高超治理能力的领导班子，首先是素质必须过硬。“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7]“四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明晰化，使德才兼备班子搭建变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从而有效防止了选人用人上的流变性倾向。

（二）摆正党在多元复合治理中的位置。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则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必须首先理清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关系。总的来说，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党的执政能力要通过政府治理能力体现出来，政府治理能力要注重和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协调互动。同时，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离不开党的执政能力的领导统筹。因而，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现代化是一致的，今后中国共产党要走“善治”之路，注重合法、透明、民主、科学，以执政能力提升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官本位”观念使党内部分领导者没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他们滥用人民群众给予的权力，从而衍生出较多的形式主义问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8]官僚主义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会议多”、“文章太长”、“内容重复”等问题，要求做到“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报告要“很管用”等。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制度反腐，他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廉政制度是党领导人民设计的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博弈规则和约束条件，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铲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彻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五、治理现代化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要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富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物质层面现代化紧密相连，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立足物质层域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10]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运用国家制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要抓住有利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11]

（二）要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层域现代化是联系互动的。而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国的国体，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2]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于制度的完善。法制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工具，而是党和国家治国的一项基本的方针。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连，治理必须摒弃“人治”而立足于制度，坚定不移地实行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三）要想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精神层域现代化紧密相连。精神文明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列宁认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3]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在精神层域实现现代化，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具有现代化人格时， 才会为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打下良好基础。在物质层面现代化基础之上，“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治理现代化要始终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明。

参考文献：

[1][2][3][4][5] [6][7][8][9][10][11][12][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7.370.375.373.372.373.380.381.379.383.377.379.378.

[1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4.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