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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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极限书评 篇1

心理学系 崔颢

论人口增长——《增长的极限》、《没有极限的增长》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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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口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话题，随着这样的争论也诞生了诸多人口观念与理论。而这些观念与理论，则汇集为人口思想史上三种有代表性的人口观：乐观主义人口观、悲观主义人口观及适度主义人口观。本学期，通过对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及卡尔·桑德斯的《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的阅读，我对这三种人口观及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接下来，我将依次对它们进行评说。

一、《增长的极限》与悲观主义人口观

《增长的极限》为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这个于1968年成立的，由来自10个国家的约30名学者组成的国际性民间团体，在那个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写出了这样一份“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一举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本书的首章中，作者明确指出：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的过程。为此，作者举了一个“吝啬鬼储蓄问题”的例子来说明此观点——将100美元以7%的利息投资，并不断将利息进行投资，如此下来只需十年便可实现收入翻番。这一实例也在说明着指数增长是动态的，又是具有欺骗性的。而世界人口由于人口总数及增长率的同时增长，加上人类对死亡率的控制，其增长速度则会更快。随人数增长，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工业产量、生产总值等也以一定的增长率指数增长着。在那个时代，人们更多关注于这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方面，期望值它们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一直增长下去，作者在第二章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提及了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这样的指数增长是有极限存在的，而 1 1300013708 论人口增长——《增长的极限》、《没有极限的增长》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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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极限的核心，或者说增长的制约因素，来源于地球的有限性。作者认为，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带来诸多的环境、社会问题：粮食的短缺及因耕地面积的匮乏、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指数增长的污染物造成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它们会对地球未来的生态平衡造成破坏，从而对人类的未来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作者在最后说道，“所有这些难以权衡的因素，都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引起的——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要求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在我看来，这种有限性是否存在已无需多言，而目前我们的一些应对方式，例如转基因食品、再生能源开发等，尽管目前的技术尚不成熟，仍值得我们去鼓励，而不是一味的抵制、反对。我们不应只是活在当下，为子孙后代造福使我们应尽的义务。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增长问题，躺在繁荣的泡沫中睡大觉不该成为我们的选择。

在第三章中，作者用大量的图表和数据系统地对增长有极限这一观点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世界系统的增长受五个因素影响，它们分别是人口、资本、粮食、不可再生资源及污染，而这五个因素中，每个因素又与其他的因素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因素的增长，将通过这样的刺激和反馈连锁作用使得整个系统循环反复无节制地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崩溃”。而在第四章中，作者提到了使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谈及了其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我认为这一现象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尤其在于这样的恶性循环极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技术手段确实可以对一些问题，例如大规模的耕种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做出弥补，但面对很多不可逆问题，如高排放量造成的臭氧层空洞和温室效应，却无能为力。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肆意破坏之后过分依赖技术，才是抱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点明了全文的核心观点，也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指明了出路，那便是全球均衡状态。作者认为，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地球增长的极限将会在今后100年中到达，而其将造成的结果便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事实上，这种衰退在本书出版后几十年的时间早已初显端倪，而政府也早已开始对其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行为。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类决心追求均衡状态发展，那么开始的行动愈早，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而唯一可行的办法，则是“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增长”。的确，若想要终止恶性循环，则应该从外力打破循环开始。读罢本书，感觉其中所陈述的诸多观点在今天来看其实都是常识性的论点，可在那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我着实佩服作者的前瞻性。确实，如果人类不能约束自己的贪婪欲望和增长速度，最终的崩溃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人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本书就像一盏午夜的明灯，为当时身处混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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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极限的增长》与乐观主义人口观

《没有极限的增长》是根据1981年出版的美国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的名著《最后的资源》一书编译而成的。由于本书的作者持乐观主义人口观的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与《增长的极限》完全相反的乐观派观点。例如在序言中，作者便一再强调，人口不仅是压力和负担，它同时是一种资源，而人口的增加是利大于弊的。这一观点在之后的正文中也数次得到了体现。全文共分为资源、人口和资源与人口三部分。在资源部分，作者主要提及了以下几个观点：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许多矿藏并没有像描绘的那样出现了短缺，我们所认为的短缺，其实是根据一些实际上不构成因果关系的因素来做出的判断；由于我们无法如何也无法搞清地球上资源的物质量，而科技又在不断发展，因而我们对资源枯竭的预测无论是技术预测或是经济预测均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资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有限的，在某种程度上，任何资源都是可循环的；新能源，如核能等，作为更好的能源可作为资源很好的补充；在资源保护问题上，我们不必担心会牺牲了下一代的利益，而市场将会作为该问题最好的把关，等等。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明确地对《增长的极限》进行了批驳，认为铝和铁等资源的储量是十分丰富、根本用不完的，而这本书的结论太武断，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我个人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不赞同的，例如，以当今的状况，大规模地开发新能源以替代不可循环的化石能源显然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是不允许的，在未来的数十年化石能源的使用仍会是我们获取能源的主要途径。尽管相对于总储量来说目前我们探明的化石能源储量是有限的，但是去探明更多未知的化石能源以当今的状况同样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是不允许的。因而若不采取相关措施，一些核心的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等，受制于其数百万年的循环周期在未来的百年内消耗殆尽将成为不可更改的定局。因而我其实并不知道，在如此严峻的资源问题下，作者是如何乐观地写下“永不枯竭的资源”这样的文字的。第二部分有关人口，作者同样提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看法：几次人口爆炸显示，人口规模是与生产力相匹配的，而不是不可控制的怪物；人类是有预见能力的，会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对人口进行控制；经济的发展在短期看会提高出生率，而长期看时则会使出生率下降；一些组织和集团夸大了人口增长的威胁以推行控制人口的政策；那些对人口增长表示悲观态度的人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或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的敌对主义，或是害怕增加税收、惧怕共产主义、对人类历史前景缺乏乐观态度，甚至是由于他们觉得坏消息总有新闻价值„„作者在这一段还批驳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人类事实上并不会一直几何级数增长下去，当生产的进步和保健状况被社会吸收之后，人口的增长便逐渐减慢，而战争、瘟疫及诸多的政治文化因素也会阻碍有效阻碍人口的增长。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感觉作者为了能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拼命地为那些与他的理论不符的事实想尽了观点，而这样的论证并不能有理有据地使人信服。此外，我认为如果缺 1300013708 论人口增长——《增长的极限》、《没有极限的增长》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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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宏观的控制，对于我们来说，人口的指数增长实际上会悄然在我们身边发生而我们却浑然不知。因此，值想着依靠我们自身的预见能力控制人口数量，真的只是痴人说梦。在最后的第三部分，作者陈述了一些有关资源和人口之间的观点：人口增长会显著影响社会管理资本的供给，并极大地改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通讯方面；人口多意味着其中的尖端分子也多，这使得技术与生产率得以快速发展，并带来规模经济性；没有理由认为人口规模较大或自然资源的使用规模较大会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人均粮食总量在不断生长，说明粮食供应在得到改善，而很多人却只看到了阴暗面，而人口增加不一定会导致土壤肥力降低，只要人们在未来调整投资，土地资源便能得以扩大；污染与人口增长关系极小，对于那些污染多的国家，人们对清洁环境的呼吁也强，其中还有诸多偶然因素，不能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污染的罪魁祸首，而人口发展会带动经济的进步，这才是解决污染的根本出路；从多角度解释了对于发达国家，人口增加不一定会造成生活水平的降低这一观点，认为用马尔萨斯收益递减规律的人口增长影响传统模型，只是用假设的实验数据进行计算，其结果并不可靠，作者也再一次提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和提高人均生活水平的动力之一；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结果与发达国家类似，作者明确表示，前一代人增长较快，后一代人不是受苦而是收益„„我认为作者在这部分陈述观点时偏重于陈述人口增长会带给人类的好处，而对人口增长有可能带来的问题采取回避、忽略及去论证这些问题与人口增长无关，我认为这样的论证无法得出增长人口是更好的方案这样的观点。此外，事实上只有在满足目前的其他条件下，人口增长才会体现出这样的好处。实际上人口的增长会使其他目前的条件发生变化，而在变化后的条件下，或许之前的那些人口增长的好处便无法显现了。而这些恰恰是作者的理论中所忽略的部分。发表以上的观点并不是过虑或是为了危言耸听，我只是觉得，在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依然盲目乐观并为这些问题找理由开脱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长远上来讲，乐观主义的人口观一再强调人口增长的优势，这只会让人类陷入喜悦的蜜罐而无法察觉自身的问题所在，这最终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并不十分可取，或者说，我们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它。

三、《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与适度主义人口观

《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莫里斯·卡尔—桑德斯的成名之作。作为适度主义人口观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与上面两种人口观有许多不同之处。由于本书并非本文的主要内容，我只对其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这本书主要通过对从原始到现代各民族的研究，对人类的起源以及相关的诸多问题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作者认为，人口问题可分为两个项 1300013708 论人口增长——《增长的极限》、《没有极限的增长》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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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即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对于数量问题，作者认为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民族中都存在，且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对一切时代的一切社会来说都产生过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除了自然选择对其的调控之外还存在着某些半意识的调整，例如对婚姻的限制，以及戒绝性交、堕胎和杀婴，及战争、迁徙等群体活动。而对于质量问题，作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在于变异，而更多来源于疾病、战争等对身体性质的影响。而另一个对质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则是传统，其中包含文化、阶级等多重因素。这些观点是适度主义人口观的诠释，代表了其“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人类必须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生育,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观点。相较于乐观主义人口观，它承认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引发的诸多问题；而和悲观主义人口观相比，它所引入的经济适度人口、适度密度、生存适度人口等概念为目前很多国家存在的人口问题做出了建设性的指导。在我看来，适度主义人口观的模型是更为科学系统的，它所指出的，是人类在未来更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四、总结

我认为其实世间并没有绝对之事，因此面对同一论题不同的论点，应该辩证地去看待。因而，当我们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问题时，一味采取悲观或是乐观的态度其实都不是最可取的。我们应该正视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用发展的眼光来解决人口问题，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增长是否有极限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关键，其实是在于我们如何能让增长的态势长久的保持下去，从而带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就让我们在这些问题面前，表现的更有远见些吧！

参 考 文 献

1.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 1984 年 6 月第二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2.朱利安·林肯·西蒙著, 黄江南、朱嘉明编译,《没有极限的增长》, 1985 年 7 月第一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3.亚·莫·卡尔—桑德斯著，宁嘉风译，《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1983年7月第一版，商务印书馆

增长的极限书评 篇2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连续20多年的年均9.5%的GDP增长速度使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的。目前, 我国的资源消耗总量和污染排放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 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例如, 2006年,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5%, 但资源消耗大大超过这样的比重。其中, 能源消耗24.6亿吨标准煤 (占世界的15%) , 钢材消耗3.88亿吨 (占世界的30%) , 水泥消耗12.4亿吨 (占世界的54%) 。同时,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 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 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43%。

传统的经济理念在导致了以工业化和以不计环境成本的方式制造出过剩的私人物品的同时, 也把这个经济系统所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这类公共品导向了枯竭之路。从20世纪60年代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 国外学者们开始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假说提出以后, 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实证与理论研究不断涌现。

二、文献回顾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以全球气温变化、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为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被认为是世界性的“生态危机”, 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以Meadows (1972) 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经济增长会导致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 一旦超过生物圈的环境承载能力, 整个生态系统将濒临崩溃, 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没有意义。所以必须执行严格的环保政策, 甚至不惜限制经济增长, 以保持环境与经济的平衡。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不少学者就开始定量研究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简称EKC) 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模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euger (1991)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他们试图以此研究模式来说明, 若存在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 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表现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即环境污染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自此以后, 国际上环境经济学界的研究者们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并利用模型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后的研究开始倾向于用污染排放物的数据取代污染的浓度, 包括将人口密集度作为许多指标的一个解释变量。同时, 在EKC估计的基础上做出了对未来的计划, 并且研究更深层次的指标。Selden和Song (1994) 估计了四种空气污染的EKC:SO2、NOx、SPM和CO, 数据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1991) 。他们使用了一个包括人口密度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来对发达国家的这些污染物进行分析。作者认为, 在人口密集度较低的国家, 采纳严格的环境标准将面临较小的压力, 并且由交通排放出的污染量将会比较高。

在随后的研究中, 关于EKC的研究已经从对EKC存在性研究转向了EKC的影响因素研究。既有通过从不同环境政策角度出发研究EKC的形成原因, 也有从理论经济学 (经济增长理论) 探讨EKC的形成原因或条件。Grossman和Kreuger (1995) 等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 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 第二产业比例加重,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主要经济活动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转向低污染高产出的服务业、信息业时, 生产对资源环境压力就降低, 环境破坏和经济发展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Selden和Song (1994) 等认为, 科技进步能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相同的产出下, 资源的损耗和产生的污染都少了。在高科技水平下, 一方面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另一方面, 可以解决历史积累的环境问题, 环境质量会逐渐好转。Ekins (1994) 等学者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角度研究EKC, 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 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更进一步破坏, 即“环境倾销”, 因此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控制可能是必需的。另外一些学者从国家环保政策角度出发, 认为国家环保政策会改变EKC的形状———变得扁平或更早出现顶点。

三、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EKC假说是建立在实证检验基础上提出的, 并不具备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在其形成机制上并未给出严格的证明。因此, 很多学者从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等不同角度给出EKC存在的理论基础。Jone和Pecchenino (1994) 在其模型中, 将环境质量作为一个存量资源, 认为只有当需要用于环境改善的投资充足时, 环境质量恶化才会停止。Seldon和Song (1994) 在其动态增长模型中, 揭示了一系列可能的污染和环境质量演进的路径。下面就以Stokey (1998) 的文章给出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 静态模型

首先考虑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人均收入与污染水平之间是否存在EKC假说中的倒U关系。假定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下潜在的生产能力为y, 而实际产出水平为c, c=zy, z∈[0, 1], z代表生产方式的选择, z越高代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越多, 同样产生的污染也越多。z等于1表示动用所有的生产性资源, 使用最肮脏的技术 (即最粗放型的生产方式) 从而使产出达到最大化。x=y! (z) 表示污染总量, 它是潜在的污染产出水平y与生产方式z的函数。假定:

潜在产出水平不变情况下, 污染是实际产出的递增的凸函数。

设定社会效用函数为:

( (c) 是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h (x) 是严格单调递增的凹函数, 。

假定政府通过制定直接的排污准则, 即通过控制z来达到社会效用最大化, 也即:

定义一个临界产出, 满足:

因此, 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满足:

给出以下具体的函数形式:

可以解出在给定潜在生产能力下, 社会最有选择的污染排放标准和总污染量:

其中:

因此, 在时, 如果满足:>1, 则总污染随着收入水平c上升而下降。当收入低于临界条件时, 社会最优选择是运用一切生产性资源进行产品生产, 没有资源用于污染控制, 因此虽收入增加污染不断上升。但当收入高于这一临界条件时, 随着收入提高, 对于污染的控制要求越来越严格, 因此污染总量反而开始降低。这正如Grossman和Krueger研究提出的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的一种倒U型关系。

(二) 内生技术进步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将排污标准和污染加入到增长理论中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由于加入了技术进步因素, 因此不再有一个均衡点, 而是一条资本, 产出和消费以不变速度增长的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同样, 考察的重点在于排污标准和污染总量随着时间趋势如何变化, 以及考虑污染情况后将对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何等影响。

按照内生技术增长模型的一般假定, 采用C-D生产函数, 资本折旧率为δ≥0, 技术进步率为g, 因此社会计划者面临的是如下的最优化问题:

得出最优路径上的消费量及排污标准满足:

平衡路径上资本、产出及消费的增长率均为:

如果技术进步是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则有效劳动增长率为g/ (1-8) , 在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形下, 产出、消费量、资本存量均以此速度增长。考虑污染因素后, 增速度变得缓慢。

将z写成资本和产出的函数, 得到z=y (Aetgtka) -1, 因此。

总污染量为:

在临界值之前, 污染总量增加, 临界点后开始使用排污标准, 在平衡路径上, 污染总量的增长率为:

因此, 污染的增长速度远慢于资本 (产出) 增长速度, 特别是当σ>1时, 污染总量会减少。同样, 产出可以写为:y= (Aetgtka) 1-!x1/!, 因此资本的边际产出为:, 因为在平衡路径上y/k是不变的, 因此资本回报率也是不变的。

(三) 环境政策

在这一模型中考虑不同的环境政策选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计划者选择最优的消费量、资本积累比率及污染排放标准。假定由政府制定政策确定污染排放, 消费及储蓄由竞争性市场下的家庭及企业自身决定。政府控制污染的工具一般有三种:排污标准、出售污染权、征收污染税。

首先, 考虑政府通过制定排污标准这种直接的管制手段。给定社会资本存量k, 政府得出最优的排污准则z* (k) , 则所有企业都按照这一准则进行生产, 企业收益率仅靠资本投入获得, 企业投资回报率即为资本的边际产出, r=Az* (k) , 企业没有超额收益。家庭消费c=rk=Az* (k) 。

如果政府通过售出排污权来控制污染, 并允许这种排污权可以自由出售。给定社会资本存量k, 则排污权总量应为x* (k) 。假定排污权价格为τ, 则企业通过选择投入水平 (K, X) 以获得利润最大化。家庭消费来自家庭收入:

如果排污权被分配给每个家庭而不是企业, 则@是家庭出售排污权所得收入, 实现最优化的均衡解和前面分析相同。

通过征收污染税同样可以实现经济的最优增长, 在均衡解上, 污染税实际上相当于排污权的价格。在给定资本回报率和总污染水平情况下, 家庭通过决定它的储蓄率从而达到最优决策。企业在给定资本回报率和污染税的情况下, 决定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利率及污染税满足:

通过分析可得, 直接管制、排污权和污染税方式都可以达到经济的最优增长;而且分析结果显示, 即便在经济发展初期, 排污权的价格及污染税都是正的, 从而表明即使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也应注意考虑环境成本, 采取保护环境的政策对社会福利是有益的。对于环境政策的选择, 如果选择直接的管制则政府必须明了每个企业的成本函数。这就使得政府管制的成本过高, 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而使用排污权和污染税, 政府只需了解全社会总的生产函数, 就可以通过选择污染总量及排污权价格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社会生产的最优化。如果考虑动态模型, 排污权和污染税方式则又有进一步的优势, 资本回报率由资本积累决定, 排污的成本则完全与资本回报率相分离, 通过排污成本可以调节收益率从而达到最优生产规模。

四、结语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如果继续延续传统发展模式, 环境负荷 (资源消耗量、污染物排放量) 将远超出我国的生态阈值, 经济增长非但不能持续, 甚至可能爆发大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环境问题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因此, 加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显得更加迫切, 从而为我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文章通过对外国环境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梳理, 回顾EKC理论的发展, 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加入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最后通过一个考虑环境政策的增长模型, 得出通过一定的环境政策可使经济在一条最优的增长路径上运行。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EKC环境政策

参考文献

[1]Dinda,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A Sur-vey.Ecological Economics, 2004, 49 (4) .

[2]Grossman&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Working Paper3914of National Bureau of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3]Selden&Song.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stimate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and Management, 1994 (, 27) 27.

[4]Stokey.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39, No.1. (Feb., 1998) .

[5]David Romer.高级宏观经济学 (第二版) [M].王根蓓,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突破增长极限的智慧边界 篇3

2020年，巴西桌农场。一个农夫正在使用一台人工智慧型牵引机耕田。这种机器能即时测出单位面积土地上的湿度和养分，然后根据农夫希望的产量，自动注入适量的肥料——这样就不会有过剩的肥料被冲刷到河流里，导致伤害水生物的情况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台牵引机使用的是插电的混合动力发动机，里面安装了靠生物燃料驱动的备用马达，而这种生物燃料是巴西土地上常见的柳枝。同时，农场的灌溉系统也是一种智慧型自动系统，可以精准地判断出每平方米的用水量，从而不会让河里的水资源白白流失。

由于农夫使用了清洁动力的牵引机和智慧的灌溉系统，河流没有被污染，而且岸上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最终，农夫在政府的支持下盖了一座小小的湿地度假村。度假村的电力，来自于一台兆瓦级的风力涡轮机。

这是一幅美好的景象，没有污染，没有浪费，人和自然互相依存。然而，以目前的环境面貌来看，这还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热有学者认为，全球变暖始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的源动力来自于木材和煤炭的燃烧。工业革命史专家莱夫科维茨(Lefkowitz)将煤、石油和天然气统称为“来自地狱”的燃料。正是这些燃料，支撑人类走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然而，随着人们对这些燃料采掘乐此不疲，其负面效应被逐步放大，最终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

平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将20世纪末发生的技术、市场和地缘政治事件结合起来，最终将把全球的经济竞争环境抹平，从而使得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因此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虽然人们可以用更高的效率进行协作生产，并以最低的价格享受经济成果，但是以美国为典型的高消耗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大大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崛起，无一不是建立在同样的生产方式之上。更可怕的是，这些地区的企业仍在津津乐道于此。

挤1800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100万人口。196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111个，1995年增加为280个，目前则为300个。全球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城市，从1995年的5个攀升到了2005年的14个，预计在2015年将会达到26个。可怜的孟买，还没来得及建立充足的基础设施便挤进了1900万人，在那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事情。据美联社统计，2030年全球都市居民人口将达到50亿人，以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现在全球最令人忧心的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人口问题。

热、平、挤被弗里德曼称之为目前人类面临的三大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在于，工业革命以来“能源高消耗带动高产出”的程式化思维。

寻找摇篮

美丽的樱桃树总是从周围的土壤中吸取养分，使得自己花果丰硕，但它并不消耗周围的环境资源，与此相反，它用洒落在地上的花朵滋养土地。在农业社会里，农民利用自然能源进行耕作，庄稼之于土地就像樱桃之于土地一样，是一个可循环的生态过程。在前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威廉-麦克唐纳与德国化学家迈克尔·布朗嘉特的笔下，这种“原生态”的成长方式又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经济模式。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在技术启蒙的指导下，人们开始所谓“人定胜天”的尝试。自然不再被看作是人类的伙伴，而是成为了废气排放室。“从摇篮到坟墓”的线性思维成为了工业社会的主导。

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居住环境的持续恶化。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城，在狄更斯眼里是一座臭名昭著的“巨大而肮脏”的城市，不卫生的环境和苦难的底层生活者成为了工业社会的标志。自然环境逐渐被单一化的城市面貌所取代，人们的精神也出现了集体性空虚。对此，诗人约翰-克莱尔曾忧伤地低吟出“城市啊……不过是隔绝世界以及美好事物的监狱”的诗句。

弗里德曼在新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Hot，Flat andCrowd)中提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关键在于对上述工业革命思维的彻底修正，即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相生问题。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负责人认为，“地球的系统化天性是持久稳定的，大自然是个系统，而且永远以系统化的方式反应。”因此，当我们思考如何应对热、平、挤等问题的时候，应该将清洁电力、能源效率和生态保育三种功能进行整体规划。即创造和生产最清洁、最便宜的电力；让这些电力和自然资源产生大的效率和生产力；不断提高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并教育人们评估物质、精神及美学的价值。

此外，弗里德曼还认为，系统化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法则是系统之内的每一个单元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在其他单元的辅助之下产生出衍生的效能。比如丰田普锐斯轿车，从性能角度来讲，这不是一款好车，但是如果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则会给人以启示。设计者认为，普锐斯的系统不在于简单地驱动汽车前进，而是想方设法产生多种功能——比如利用刹车产生的热能作为电池里的电力；把下坡时车轮产生的动能作为驱动汽车上坡时的动力……

绿色的智慧

改变已有的思维定势，用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考虑问题。虽然这种模式未必会在短期之内带来明显的利润，且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愿意积极尝试的。譬如，通用汽车在使用弹性燃料的车上装置了黄色的油箱盖，表示这是一台混合动力汽车——其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是让政府准许它们制造更多的悍马和货载卡车。弗里德曼将这种只做皮毛功夫的举动讽剌为“参加派对”。

另一种值得关注的误区是，“绿色”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成为了“时尚”的代名词。在美国著名的“Greenasathistle.com”网站上，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担心一旦所有杂志都这样处理绿色议题——他们会像对待所有过时的流行一样，感觉倦腻时就把它丢到一旁”。人们往往认为多使用些能源再生性产品和多安装几个节能灯泡，就是所谓的绿色革命。

与此同时，著名的政治与环境科学家马尼茨则提出，“我们必须在能源、交通、农业等系统上寻求根本的改变，而不是在科技的边缘上打转。”马尼茨认为，绿色革命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要对思维方式和具体实践都进行一个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个变革背后所隐藏的智慧，就是前文所述的运用系统性思维。

IBM可能是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企业。这家全球整合型企业最近提出了“智慧的地球”的战略概念，在智能技术的平台之上，将

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有望解决因为“热、平、挤”给人类生存带来的种种问题。虽然智慧战略的背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逻辑，但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将绿色革命和商业思想进行完美结合的参考样本。

其中，“智慧城市”是IBM本次智慧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它提出了城市和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务公民和企业的理念。新型政府要完成的是“E-gove rment”，这里的“E”不是简单的电子化而已，而是通过“E”的转型，让一个地方政府或者城市管理者以公民为中心调整政府的机构，并以此为出发点理顺政府业务、在部门之间共享协同作业、对服务对象实现一站式服务……为此，JBM开发出了与之对应的19条产品线。

这一智慧战略的启示在于，当我们运用系统性思维进行思考的时候，改善的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甚至也融化了几百年来我们与城市之间一成不变的冰冷界面。绿色不再仅仅是能源领域里的术语，它将成为人类未来生活中各个领域里都要追求的目标——循环，永续发展。

世纪预言

1962年，美国生物学者雷切尔·卡尔逊女士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用学者的良知和严谨对技术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通过对杀虫剂毒害的描述，期望唤起人们更广泛范围内的环保意识。同时，她也明确提出了“反对自然要被不可避免地破坏”的观点。然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卡尔逊女士的良心被政客视而不见，她本人也遭到了无情的攻击和谩骂。该书出版两年后，卡尔逊因乳腺癌与世长辞。10年之后，美国才通过立法禁止了滴滴涕的使用。

1972年，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Meadows)和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学者们在书中提到，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破坏，地球资源开始急剧下降。“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资源损耗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全球的增长将会在21世纪某一时段达到极限。最终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能力发生突然的、不可遏制的衰退。”

《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篇4

《增长的极限》一书读后感

擦肩而过而又受益匪浅的一本书

读《增长的极限》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复的，但真理可以———特别是当真理被既得利益所否认而被新的信息所证明的时候。”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

记得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让各系的优秀教师开办讲座，以丰富学生们的知识、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山大经济系蔺子荣副教授在讲座中提到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正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口号由南渐北，风行一时，我辈自然无法理解《增长的极限》，也觉着蔺子荣老师讲座中的某些内容未免有些杞人忧天（蔺老师讲座中谈到一个人一生要呼吸多少立方空气、吃掉多少吨食物、喝掉、用掉多少吨水，都接近天文数字）。

参加工作后，一次出差的机会，偶然看到《增长的极限》一书，顺便买了一本，胡乱翻了翻，认为那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恐慌，距离我们还很遥远，就扔在了一边。

年底，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回鲁探亲，交谈中，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压力，都表示了忧虑，我便重新阅读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发展学的经典原著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和32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差别，但“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

3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又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世界应该重温一下《增长的极限》了。1972年做出的预言到现在变得那么更加真实、可信，然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些预言，世界已经浪费了30多年的宝贵时间而没有采取行动。

3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许多实业家、政治领袖以及第三世界的创业者都站出来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愤怒。但是，事实终于证明了关于全球生态制约的观念并不是荒诞不经的，这些的的确确限制了实物增长，并且对我们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选择的政策能否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只有有限的能力能在短期内采取明智的、有远见的、利他的但却对一些重要角色不利的措施来对这些限制做出反应。

《增长的极限》再次拉响了警报，号召我们在为时已晚前采取行动。冰盖正在融化，新鲜水源正在消失，鱼类和森林正在枯竭„„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

党中央高瞻远瞩，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总结大会上，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紧接着，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首次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对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非常明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不协调问题，一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资源消耗量太大。以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一年为例，gdp为1.4万亿美元，占世界4%，但原油消耗2.6亿吨，占世界消耗7.4%，原煤消耗16亿吨，占世界消耗31%，钢材消耗2.46亿吨，占世界消耗27%，水泥消耗8.5亿吨，占世界消耗40%。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没有明显改观。gdp达到21万亿人民币，占世界的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其中，钢材消耗占世界消耗30%，水泥消耗占世界消耗54%。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的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中，我们必须了解到自然资源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破坏，只有了解了增长的极限，我们才能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

增长的极限曾经是遥远的未来，但今天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崩溃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今天它已经进入公众谈论的话题，尽管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假设性的和学术化的概念。

《增长的极限》猜测，后过度冲击的后果才能被更清楚察觉，20年后，过度冲击的事实才会被普遍承

《天朝的崩溃》书评 篇5

——读《天朝的崩溃》

《天朝的崩溃》一书是北京大学茅海建教授研究鸦片战争的成果，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可是当今社会更多的是关注鸦片战争的意义，而看的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①。茅教授在书中专门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是犯错的，并对战争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另外还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训，正视以往的错误。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一个民族理应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自我批评。为此，作者从多个方面详实的再现了鸦片战争中的情节，并深入的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且有许多独到而极具颠覆性的学术观点。

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告诉中国人 这样一个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的潮流。著名史家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曾论及这样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②茅海建教授正是这一观点的认同者。作者就武器装备、制造工艺、武备管理体制等方面做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经过这样的对比之后，就不难发现清军的落后了。在西方的英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赖以为生的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英方已经使用初步发展的火器时，清军却是冷热兵器混用。清方少有的一些火炮相当一部分还是明朝的遗物，质量差，铸炮工艺落后，弹药少，几近报废的程度，而火枪也不过是极其落后的鸟枪。而作用更大的海军，差距则更大，清方的防御系统——炮台、城，却又相当的落后，以至于根本无法抵御英军强大的火力进攻。另外还有就是英军已经有着近代军事技战术，最好的例子关天培的虎门，一流的的将领，一流的防御体系，在天朝可谓是最好的防御体系之一，可是却轻而易举地被英军攻破。英军的强大以及清军从未领略过的战术是英军制胜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不仅仅虎门之战，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争清军的失利都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所有这些很自然的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这样的观点是我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确实如此，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即使战术再劣拙，在对阵装备战术极其落后的军队时很难说有什么劣势。况且，即使以前接受的一些观点，如①

②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25页《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11页

清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并且可以在本土作战以逸待劳其实若是仔细分析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清方当时的常备军有80万之多，可这些兵力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实际驻守于某一地方的兵力并不多。调兵又要涉及时间和空间，以当时的条件，调兵实际上的作用甚微，并且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而英军却可以相对集中兵力，加之其舰船的先进技术，部队机动性甚强，使得清军反而疲于奔命，并没有以逸待劳的优势。加之，日久承平，军队腐化，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清军的战斗力已经很差。另外还有就是时下很多观念认为当时只是官场腐败，殊不知当时的清军已经存在着普遍腐败的现象，下层官兵在作战时一触即溃对于战争的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

对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当事人的评述，作者是从林则徐禁烟开始说起。在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中，林则徐是不容任何质疑的，林则徐被描述成了神话。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林则徐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物。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对敌情进行了相应的判断，却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可他的部署却是几近于“书生议兵”式的想法，根本无法抵御船坚炮利的英军的进攻。可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英军并未直接对广东发动进攻，而只是封锁了广东沿海，但这绝不是因为英军惧怕林的武备。可是这却给后人造成了假象，即使当时的人也认为只要采取林则徐的策略则必胜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误会或者说巧合，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其实今人关于林则徐在战争中思想发生变化的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林被称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后来林多方搜集资料编成《四洲志》，可是研究表明林被贬伊犁后，更关心的是人事变动和自己的复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我去思考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也不可一厢情愿的认为谁怎样怎样。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史料去研究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地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换位思考，历史人物的思想不可能过度地超出其所处的时代。

同样的误会发生在琦善身上。后世对琦善的评价多称其为“卖国贼”，可是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了琦善根本没有卖国的动机，扣在他头上卖国的罪名也无法成立。之所以分析出这样的结果，乃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中英两国实力的对照和两国的各自不同的心态。琦善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英方的交往中，以主张“抚”为主，而这与当时主“剿”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可是主抚的大臣违背了主剿的皇帝的旨意，必然会招到贬黜。可为什么后来继任的官员实际上是主抚的，为什么却没像琦善一样落得“斩监侯”的下场呢？这就不得不提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员的谎言风暴了。

接任琦善职务的伊里布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可是对英作战的失败，以及英方船坚炮利清

军不堪一击的现实使他逐渐走向主抚。可是他又是生活于天朝的官员，上面有可以不用讲道理的独裁帝王力主主剿，为此他不得不撒谎以自保。就这样，从伊里布开始，以后的继任大臣无不对皇帝大人撒谎。随后的杨芳、奕山等人，在最初也都是主剿派，可是当他们尝到英军船炮的滋味的时候，无一不成为主抚派成员，同时也成为谎言专家。下面是不断的战争失利，上面却是接二连三的战事捷报，当谎言被皇帝识破的时候，皇帝就罢黜掉欺骗他的官员。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大清朝的最高决策者，高高在上的道光皇帝作出的决策根本不符合战时的实际情况。可作为臣子的又不能违背天子的旨意，为此只能不断地编织新的谎言以掩圣听。于是乎，堂堂的大清国皇帝就生活在了谎言之中。这样的事实在以前所学的关于鸦片战争问题是没有被提及的，而事实上这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对一个国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对事实真相浑然不知，那么所做出的决定必然脱离实际，而不切实际的决策则会导致战争的失败。

另外一点深刻的教训则是清朝官员思想的落后愚昧无知和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战争中的清方官员一开始都是主剿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英军的船坚炮利，当他们领略到英军的厉害时，又变成了主抚。如后来的颜伯焘，一开始对于其斥资几百万两白银修建的防御工程非常自信。可是“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①后任的两江总督裕谦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虽然裕谦对于剿灭英夷极其用心，可是他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模糊不清的概念，也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其实不仅仅这二人，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清方官员都是这样的情况，缺少这种对近代化的认识，对当时世界的了解。促成他们强烈的主剿观念实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外夷的偏见，以及理学的教导。这样的事实说明大清朝的官员在处理近代国家事务时还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对近代化的事物则是一无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对西方已经踏入工业社会一无所知，不晓得所谓的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已经踏入近代化社会，而仅仅还认为他们不过和以往的边境蛮夷一样。这种思想上的落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无知、对近代国家事务的愚昧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条约》的签定过程中，同样处处显露出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落后愚昧和无知。谈判代表之一，前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家仆，对英方提出的条款可以说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事实上，即使是伊里布本人或是大清朝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懂得条款的真实含义。不知不觉中，一个是中国割地又赔款的条约就签定了。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一个危害并不比《南京条约》小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又签署了，随之失去的是中国的关①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341页

税自主权、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可条约的中方签定者并不这么认为，耆英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并且让今人感觉怪诞的是耆英对新约的签定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在签约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了。愚昧和无知仍在继续，危及中国国家利益更大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发黄埔条约相继签定。可那些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西方的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要求与中国签约，而主事者耆英也本着“一体颁发”、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并予以接受，而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

作者对每一个战争中重要角色的战后的表现的剖析和评论同样是发人深省的，包括林则徐、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刘韵珂、耆英等12位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或者毫无反应，或者“柔夷”，或者阴制，唯有林则徐一人是对抗的态度，可是作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就应该具有更高的眼光，进而思考到关于近代化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并未看到。蒋廷黻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写《中国近代史》时曾有这样一句话：“从民族里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瞭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①确实，在分析鸦片战争中中方的这些士人精英时，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致命伤。因为这些人物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官僚将领，甚至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人物，可是他们没有觉醒，更不用指望其他的士人了。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反思，这种思想上的麻木愚昧似乎更值得今人去反省。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事关于三元里事件的。看过此书后，作为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它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否由于情感或者道德层面上的宣传，使得这个事件的影响被夸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者用相当大的一个篇幅分析了三元里事件，通过书中分析我得知三元里事件并不像以前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起到了那么大的作用，毕竟三元里事件并没有对英军造成多大的影响，也没有影响到战争的轨迹。这种观点颠覆了我以往对三元里事件的看法，也使得我能够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作者甚至认为三元里事件不过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这说明历史事件由于宣传的原因、道德情感上的缘故，其真正的历史意义被扭曲了，事实的真相也被扭曲了。通过这么一个事例我想说的是对待历史，确实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的宣传上，更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情感上。学习历史就要理性、辩证、客观的去分析历史，剖析历史，试图探究到历史的真相。①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24页

爱的教育书评 篇6

有位先生在序言中说，在19，他得到这本书的日译本后，一边读一边流泪。他许愿要译成中文，不光是给孩子们读，让所有读这本书的人都跟他一样，感动、惭愧。他终于在1923年将书译成中文，并首先在当时一本有影响的成人综合月刊《东方杂志》上连载。后由开明书店作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出版单行本。

五四期间，《爱的教育》就被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陈望道、黎锦熙、茅盾、夏衍等知名学者作为当时“立达学园”学生们的重点读物，几乎人手一册。当时不少学校教师，也把这本书定为中小学生的必读课外书。

这是一篇以父母对儿女的一片挚爱之心和殷切期盼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叙的，每篇日记，字数虽少。但其中所含的情感却明显突出。它以孩子的口吻，孩子的接触，孩子的眼光来写孩子的生活和思想，更加贴近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让人人都有一种想要阅读的渴望。孩子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他们才都有一种共同的情感步伐。

《爱的教育》成功塑造了许多特色人物，如善良、热心帮助别人的安利柯;具有正义感的甘仑;做事认真、很有才干的戴洛西;忍受着父亲的暴力，努力读书，最后感化了父亲的潘克希;还有即使是很瘦小的那格，虽说常常受到别的同学欺负，但他仍自强不屈，努力用功，奋发向上，就是连难爬的杆体操，他也努力攀爬，虽说是因为先天体育有残缺，但他没有灰心、自暴自弃。

《爱的教育》书中那些平凡的人物：小石匠、卖炭人、父亲的老师、我的老师、铁匠的儿子、盲童等等，依然浮现在我眼前。《爱的教育》是以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100个与孩子有关的故事：《扫烟囱的孩子》、《班长》、《穷人》、《虚荣心》、《感恩》、《嫉妒》、《争吵》、《告别》等等，歌颂了儿童应该具备的纯真感情。同时书中也表露了从家庭、学校到整个社会，都在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塑造着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

从《爱的教育》中，搞教育的我体会到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类似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不同。它让我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书中表露了从家庭、学校到整个社会，都在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塑造着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儿童必读的书物，也是许多爱国青年必读的。让他们看看所谓的“爱”。

中国在遭遇增长极限吗? 篇7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上。

世界银行6月7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定，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全球最大发展中经济体已达产能极限，当局应加速收紧利率、削减政府支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应升值本币。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则认为，比工业增加值数据更重要的是应对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风险，如：信贷过快增长、价格上涨、电力供应紧张等，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应该关注如何保证可持续增长，货币政策应该继续收紧。

100多年的现代文明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人类的征服与发展能力，人类对自己这种能力已经到了迷信甚至神化的地步。中国也不例外。中国GDP由1980年排名全球第八位，升至现在排名第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谈论“增长的极限”似乎有些多余，然而，今天它们却已经广泛存在。

我们已经无法再用不以为然的态度面对“增长的极限”问题了。虽然有乐观者预测，中国将在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它真的有可能实现吗？或者说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能源+钢铁=瓶颈

实际上，中国增长已经大大超越了自身的能力。目前，中国的石油、铁矿石、木材、大豆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以上，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目前，能源消耗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整个人类社会都在为节能减排而殚精竭虑。而作为人口第一大国、能耗第一大国，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的现代化只开了个头，但电力消耗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水电、核电均遭到抨击，煤电眼下就已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想像中国的发电量未来能像人口一样，也是美国的4倍多。

除了能源外，还有些问题值得关注。中国“钢铁+石油”的工业化，以及“钢筋+水泥+汽车”的城市化，不但支撑了中国钢铁产业产能的快速扩张，同时也使中国GDP总量扩张达到极限。中国钢铁边际利润的“顶部”早在2009年年底就出现了，随后已开始不断下滑。这标志着中国钢铁业繁荣时代的终结。

究竟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正在逼近，还是中国正准备经历另外几十年的增长。这当中，有一点被许多人忽视了：如果没有为不断减少的石油储量、越来越昂贵的木材准备好替代品，一旦这些资源开始枯竭，资源受限的情况就会发生。如果在中国经济过度冲击的过程中，其资源的基础遭到破坏，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

速度与质量并重

因此，“增长的极限”是当前中国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因为全球经济危机，还是因为中国自身长期以来的粗放式高增长的模式缺陷，还是因为盲目求大求全同质化发展而导致整体产能过剩，一个明显的历史分水岭已是不宣而至，更预示着中国“增长的极限”业已到来。

所幸我们还有能力修正与调整。钢铁产业与城镇化带来的增长减速可以依靠结构调整与新兴服务业提升来对冲，而“十二五”规划中对新能源产业的大力支持、各地能源替代企业的层出不穷，也正是中国经济自我修补的有效措施。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中最主要的力量——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速度变化将为自身带来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有幸看到更多的企业开始冷静下来，从盲目追求“做大”的迷局中走出来，探索企业“做强”之路。我们也相信：在现阶段，质量的重要性更甚于速度。

关于“增长极限”的预期，其实并非坏事，中国人需要经济增长的自信，也需要对这种自信的清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