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

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精选8篇）

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 篇1

一、前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由于工业化而产生许多环境问题，例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放射性废物及其它毒性物质之泛滥。尤其是环境灾难（environmental disaster）的频仍发生，使世人深感环境危机日益严重。

为了解决环境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环境组织最初均强调训练与再训练专家及技术人员，以迎合专家人员的迫切需求。但是，各国逐渐发现环境问题涉及社会大众各层人士的行为，非环境专家所能解决，除非人人对环境有正确的认识与行为，方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教育的目的在改变人类思想与行为，因此，解决环境危机之道端赖发展环境教育。联合国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会中建议联合国应发展国际环境计划以协助各国发展环境教育。联合国遂于1974年正式推动国际环境教育计划，世界各国均大力推行。

1977年10月联合国在前苏联的伯利西(Tbilisi)召开国际政府环境教育会议，会中制定的环境教育目标之一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机会去获得保护环境和改进环境所需要的知识、价值观、态度、承诺和技能。会中曾决议：在发展环境教育计划时，必须考虑伦理的价值，环境教育应以产生认知和价值为目的，藉以改进生活品质。

1991年国际环境教育计划发行的通讯Connect，以“全球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A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Ethic-The Ultimate Go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为主题，论述环境伦理的重要性。文中指称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在培养具有环境伦理信念的人，他具备正确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并能做出理想的环境行为。

二、人类中心主义阻碍伦理信念的演进

所谓伦理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环境伦理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伦理的内涵包括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学问，虽然它源远流长，但是它真正的兴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当环境危机出现时，哲学家们开始应用传统的伦理学思考环境问题，他们常遭遇到两个问题：其一，存在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适当的关系是什么？其次，这个关系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哲学家们发现传统的伦理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暧昧。

依据西方传统的哲学观点，通常是否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直接的道德关系存在，并认为只有人类具有道德地位，所有其它东西被人类使用时方具有价值。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哲学观点。

数千年来，人类沈醉在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和万物的尺度，这种信念在文献经典中屡见不鲜。自然是屈服于人类统治，自然万物对人类有利益的方有价值。自然为人类所有，且人类有权利使用自然。人定胜天，超越自然的意念充满人类的哲学、文学、宗教、文化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为西方工业技术社会的环境典范。由于自然万物与人类之间缺乏伦理关系，人类给予道德关切是不合逻辑的，也是行不通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

伯纳(J. W .Bennett)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起源于宗教与世俗的哲学(secular philosophy)观念。?

怀特（L. White）认为犹太基督教是最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宗教。在圣经旧约的创世记中有下列一段文字：「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赐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动物」。?

远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 , 481-411 B. C）曾说过：人为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阿奎纳（S. T. Aquinas）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认为理性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卓越性，智力越高者越具卓越性。他认为地球上只有人类具有智力，因此地球上所有上帝的创造物，必须接受具有卓越性的人类所支配。?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信念

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下列主要信念：

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

笛卡儿(Rene Descartes)曾宣称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Man as Master and Possessor of Nature）。这信念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基督教义，并已成为今日西方社会的主流世界观。

依据古希腊的思想，理性的意识是人类思想的核心，人是超越无生命的自然世界。斯多葛派（Storcism）的理论认为植物是为动物而存在，而动物是为人类而存在。?

人类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人类只具工具性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仅有人类具内在价值，且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自然万物对人类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和利益。?

人类具有优越特性，故超越自然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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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笛卡儿是现代哲学之父，他认为人类与其它动物截然不同，因为人类具有思考和语言等能力。一般动物缺乏心智和意识，可说是由零件组成的机器。人类对于这些动物和自然世界没有任何责任。

人类与其它生物无伦理关系

康德（Immanuel Kant）是被认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对动物的责任』（Duties to Animals）一文中，认为只有理性的生物值得人类的道德关怀。就理性动物言，理性是他们的内在价值，并且是他们自身追求的目的价值（a goal worth）。所有理性生物均有同样的理性，并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就是实现一个理性世界。康德确信，只有理性生物对理性世界的实现有直接贡献，而非理性生物则不然，们只能作为实现理性世界的工具。

(三)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历史学者怀特在其『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认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教义将人与自然分离，人类超越自然并任意利用自然的信念是今日生态危机的根源。?

怀特认为，当前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是现代科技的产品，他也怀疑应用更多的科技是否可以避免生态的灾难。我们的科技是奠基在基督教义中人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人类怀有超越自然、蔑视自然、任意宰割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因此应用更多的科技将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

三、天赋权利信念推动伦理的发展

公元12英国贵族以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名义胁逼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认为他们的存在具有天赋权利，这些权利独立于英王的意志之外，英王不得随意监禁或放逐他们。大宪章也限制英王擅自增加财产税及没收土地的权利。

天赋权利的信念在欧美社会激起自由的浪花，导致法国的大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革命的成功，同时掀动欧美社会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动物解放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这些汇成汹涌的浪潮推动伦理信念跨越人类中心伦理所构筑的伦理分割线，使人类伦理信念进入生命中心领域，对非人类的生物尤其是动物赋予道德地位及法律权利。

(一)人道主义强调动物的自由与生存权

英国学者尼柯森（Edward B. Nicholson）反对因为动物缺乏推理能力，而剥夺其生存权利。与人类比较，动物的心智机能较弱，感觉较迟钝，们也应享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正像一个白痴，谁能否定他们的自由与生存权利？人死亡后，灵魂仍继续存在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我们不能据此用以剥夺动物的天赋权利。尼柯森也反对笛卡儿的哲学，认为动物是没有意识的机器。他坚信动物像人类一样有神经系统，能感受痛苦和愉快，因此动物与人类一样要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

人道主义沙特(Henry S. Salt)于1891年出版其著名『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有自由与生存的权利，动物也应该有。人类应将伦理扩大，使动物成为受益者。我们赋予动物权利并不是给予们同情与正义，而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我们人类文明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与这件事息息相关。

沙特认为自1862年美国奴隶解放法案通过后，黑人不再遭受残忍与不公平的待遇，循此方向发展，下一个步骤该是动物的解放。而这两种解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应包含人类及所有非人类生物。非人类生物遭受不公平待遇只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系统里，商业利润成为人类工作的主要目标，对一般人的福祉以不予重视，遑论动物的权利。他不奢望已获得政治与经济利益者会自愿进行改革。他赞同社会主义制度，藉整体教育规划，给予人道行为的教育。一般科学家、宗教家和文学家也应学习人道行为的技术。如果社会的道德亦是改变，社会的法律也应随着改弦易辙。 (二)功利主义呼吁善待为人类服务的兽类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者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快乐本身就是善，而且是唯一的善；痛苦本身就是恶，而且是唯一的恶。其它的一切之所以善仅仅是它有助于产生快乐而言。他的伦理信念源自他的最大快乐原理（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最大快乐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有伦理的个人或社会应扩大愉快而减少痛苦。为人类服务的牛和马，们都是有知觉的动物，人类应停止对们残暴。边沁反对以推理能力或谈论能力作为人与其它动物的伦理分割线。他认为：问题不是们会不会推理？们会不会谈论？而是们会不会受苦？。?

依据边沁的功利主义，引起最大痛苦的行为就是最不合伦理的行为。他反对笛卡儿的理论，认为动物只是没有知觉的机器。他怀疑为何人类法律拒绝保护有知觉的动物，何况们对人类有益，们应给予道德考量。

罗兰斯(John Lawrence)亦从功利主义观点讨论伦理问题，他认为伦理范围应包含动物，特别是为人类服劳役的牛马。17他发表的『论马及人类对兽类的道德责任』一文中呼吁给予兽类道德地位。依据自然法则(natural law)的原理，所有生物的伦理地位是基于每个生物本身具有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道德系统中，人类的道德地位是高于动物，而动物高于植物。由于每个生物具有本身的善，因此们应是独立于人类的利益和使用之外。罗兰斯坚信正义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认为人类的政府未曾承认动物的正义并将其并入法律系统。基于正义与仁慈，他建议兽类的权利应为国家政府承认，并制定法律保护们以免遭受人类的虐待。

(三)动物解放运动鼓吹动物权利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掀起一股热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以维护动物的权利，就是动物解放运动(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他们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应该尊重及保障们的天赋权利。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

和黎根(Tom Regan)为动物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辛格于1973年发表『动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文，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与愉快，们应该获得人类的道德考虑，并给予生存权利。他认为将动物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正似早期种族主义(Racism)和性别主义(Sexism)将黑人与妇女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剥夺他们的权利是不道德的，因为违反了利益平等的原则(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Interest)。同样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也是不道德的。不能由于们不是与我们同一物种而歧视们，我们应该考虑其它物种的道德地位，并给予同样的权利。辛格建议任何有知觉的个体，应给予道德的考虑。他认为没有理由忽视动物遭受痛苦。当动物受苦时，外在的表情正似人类一样，动物也有中央神经系统作为情绪发展的中心。我们不该认为动物无语言能力而不给予道德考虑。对无语言能力的婴儿，我们是否不给予道德考虑。

黎根是动物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他建议生命主体(Subject-of-a-life)的概念，凡是个体具有信念和期望，并过情绪生活(emotional life)，例如多数成长的哺乳类，这些都是生命主体。生命主体都具有传承的或天赋的价值(inherent value)，值得人类尊重，因此所有动物都应给予道德考虑。他认为生命主体可能是道德者(moral agent)或道德病体(moral patient)。所谓道德病体系指人类婴孩、精神错乱者和所有动物，道德病体不负有道德责任，不论是道德者或道德病体都具有天赋价值，应给予道德的尊重。

四、生命中心伦理倡导尊重生命个体

人类经过多年的努力，将伦理的范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即所谓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此类学说通称为生命中心主义。倡导生命中心伦理的学说以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的伦理(The Ethic of Reverence for Life)和泰勒(Paul W. Taylor)的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最具影响力。此外，黎根的动物权利和辛格的动物解放亦对人类的伦理信念产生影响。

生命中心伦理主张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价值，而不将物种和生态系涵盖在道德价值之内。尤其是泰勒的学说认为生物个体的善就是生物潜力的充分发展。

(一)史怀哲尊重生命的伦理

史怀哲倡导的伦理原则就是：鼓励和维持生命是善良的好事，而毁坏和阻挠生命是丑恶的坏事。他认为尊重生命的原理应该包含所有的生命，包括昆虫和植物。

1952年他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我的呼吁』演说中有下列一段讲词：「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这些判断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点为出发点的。这种标准是纯主观的，……这种区分必然会产生一种见解，以为世界上真有无价的生物存在，我们能随意破坏或伤害们」。

(二)泰勒的尊重自然环境伦理学说

泰勒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于1986年发表『尊重自然』一书，并宣称尊重自然就是他的环境伦理学说。

泰勒的生命中心伦理学说中，曾有系统地说明存在于人类与自然间的道德关系。其学说认为所有生物具有自身的善（同义字为好处或福祉）和天赋价值（inherent worth）,值得具有道德能力的道德者的尊重，而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便倾向于增进和保护其它生物的善。

泰勒的生命中心自然观具有若干基本信念，就是人类与其它生物都是地球生命社区的成员，人类并不超越其它生物，而且人类与其它生物构成互相依赖的系统。由于每个生物体内的功能与外表的活动都是目的导向，具有恒定的趋势来维持个体的生命与种族的生存。

泰勒的环境伦理学说的核心成分就是行动正确、品行良好，并表达尊重自然为终极的道德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道德者具有一套品德标准和行为法则，做为他们自己的伦理原理。所谓行为法则就是对生命个体不伤害、不干扰、诚信和补偿性公正等法则。

五、生态中心伦理主张生态系整体给予道德地位

若干学者认为人类应对生态系整体给予伦理考虑，被称为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伦理考虑的生态系整体，包括生物、非生物、生态系和生态系过程等。

生态中心伦理是基于自然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哲学前提。通常包含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和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李奥波(Aldo Leopold)于1949年发表其环境伦理学说-大地伦理。他认为人类应扩大社区的范围，涵盖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整个说就是大地。人类只是这社区的成员之一，必须尊重与他一起生存的其它成员。自然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并非人类所赐给。大地伦理的理论主张一个真实的环境伦理，就是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不是由于它对人类的生存和福祉具有意义，而且人类对自然世界有伦理责任。

李奥波在『大地伦理』这篇文章中宣称：凡是保存生命社区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都是对的，否则都是错的。依据李奥波的观点，大地伦理的信念必须要改变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人类应停止视自己为星球的征服者或优越物种的成员，应视自己只是生命社区的普通成员。

奈斯(Arne Naess)于1974年创立深层生态学，认为我们要保护所有物种，否定我们人类超越自然的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动物、植物和生态系均具有内在价值，并非它们仅有工具性价值，例如热带雨林中的昆虫与植物的多样性应受保护，并非这些生物可能产生抗癌物质，而是这种多样性具有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同样的，河流和湖泊应有清洁的水，因为有清洁的

水，人类方可使用于饮用及游泳，而鱼类也要享用清洁的水。

深层生态学者认为在自然界中，人类与其它生物具有同等的价值，而物种间的竞争是正常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使用药物消灭蚊蝇和细菌就是一种自然的竞争，并不是人类超越自然及统治万物。但是人类进步的技术，常导致生态系的破坏，侵害其它生物存在的权利。由于人类的生存赖于自然界众多生物间的互依关系，消灭了其它物种或摧毁了生态系，人类本身的生存亦失去保障。因此我们人类必须学习谦逊，尊重自然。我们人类并非超越自然，而是自然的一分子。

深层生态学认为今日的环境危机是起源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现今所采取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法是基于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的。以人类中心伦理的肤浅方法解决污染和资源问题，这是无济于事的方法。深层生态学者认为环境危机的解除唯有藉改变现代人的哲学观点、改变个人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结构，培养生态良知，以及认识下列基本原理：

1.地球上的人类与其它生物均有内在价值（或天赋价值），其它生物的价值不能以对人类是否有实用价值予以衡量。

2.生命的丰富性或多样性是其内在价值的实现

3.人类没有权利减少生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除非为了自身维持生命的需要。

4.人类生命与文化的繁荣只能容纳少量人口的存在。

5.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正进行激烈的干扰，且情况正继续恶化中。

6.现有政策必须改变，这种改变影响经济的、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改变。

7.意识形态的改变主要在赞赏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准。

8.赞同上述原理的人有义务直接的或间接的推动所需要的改变

六、全球化环境伦理

UNEP，IUCN和WWF等机构于1991年出版「关怀地球-一个永续生存的策略」一书。书中建议建立以人为中心，保育为基础的世界伦理(world ethic)。此世界伦理之要素如下：

每个人都是生命社区的一部分，这个社区是由所有生物所组成。这社区将人类社会和自然联成一体。

每个人都有基本的平等的权利，这权利包括个人生存、自由和安全、自由思想、宗教、集会和结社、参与公务、教育等。没有人有权利剥夺他人的谋生方法。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并负责保护这些权利。

保证每个生物获得人类的尊重，不论它对人类有何价值。人类的发展不应威胁自然的完整，或其它物种的生存。人类应该适当地对待所有生物，并保护们免于残暴、受苦和不需要的杀害。

每个人应负起他对自然影响的责任，人类应保育生态过程及自然的多样性，并节俭地和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并保证再生性资源的永续利用。

每个人应公平地分享资源使用的利益与成本。每个世代所遗留的世界，应像他传承的一样，多样的和具生产力的。一个社会或世代不应该限制其它社会或世代的机会。

保护人类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利是全世界的责任，它超越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地理。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人类的伦理信念已自人类中心扩展至生命中心及生态中心。人类的伦理关系已突破人际关系，把动物、植物及自然环境列入伦理范围。数千年来，人类与自然间无伦理关系之信念已经开始瓦解。基于人类自身福祉及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动植物及生态系已渐为人类关切。非但人类的信念与态度已开始转变，人类的法律制度亦逐渐迈向绿色的境界。各国政府颁布的野生物保育法中，均明确揭示尊重自然界生物生存权利，并设置保护区，使日渐稀少的物种不致绝灭。

八、参考文献

1.王文佳 柯金良译 1992 我们共同的未来 台湾地球日出版社

2.内政部营建署译 1984 世界自然保育方略 内政部营建署印

3.杨冠政  人类环境伦理信念的演进 环境教育季刊

28：7-20

4.杨冠政 1996 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教育季刊 28：33-48

5.杨冠政 1996 生命中心伦理 环境教育季刊 29：17-30

6.杨冠政 1996 生态中心伦理 环境教育季刊 30：15-30

7.杨冠政  迈向永续发展的环境教育 环境科学技术教育

专刊 12：1-10

8.纪骏杰 1997 社会正义-环境社会学规范性关坏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页75

9.杨冠政  永续发展的伦理 环境教育季刊 37：82-86

10.杨冠政 1999 迈向全球化的环境伦理 哲学杂志 30：4-22

11.谷寒松、廖涌祥 1994 基督信仰中的生态神学 光启出版社

12.Engel, J. R. & J. G. Engel 1993 Ethics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Belhaven

Press, London

13. Sessions, G. 1995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Shambhala, London

14.Milbrath L. W. 1984 Environmentalists: Vanguard for a New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5.Connect, 1992 Environment or Development Connect XVII No.3 Sept. 1992

16.IUCN/UNEP/WWF 1991 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

17.Sitary, D. 1993 Agenda 21:The Earth Strategy To Save Our Planet.

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 篇2

管理与伦理历来就有密切的关联, 教育管理无疑更需要伦理的关照。这是由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管理的教育性决定的。“在教育领域中, 伦理精神具有比其他领域更为重要的人文意义。可以说, 伦理精神是教育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教育的伦理精神必然渗透与影响这一领域的管理活动, 使之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1]。

教育管理与伦理本来就是一致的, 一方面, 伦理是教育管理的价值目标。孔子认为,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孟子也说:“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些思想显然都在强调管理的道德属性。教育管理也不例外, 伦理道德应该作为教育管理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 教育管理与伦理有相同的终极目标。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 而伦理是对社会理想和人的崇高价值的追求, 这种精神正是教育管理所追求的。

二、教育管理的伦理目标

以人的生命和谐、健康成长为最终目的, 并肩负引导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教育及其管理活动, 最具伦理精神, 但是, 教育管理的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出现了伦理精神失落的状况, 成为备受社会垢病的领域。有鉴于此, 提倡教育管理的伦理化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并应当着重于以下目标。

1. 教育管理的公正价值

公正就是给人应得。公正兼具公德与私德性质, 可以分为个人公正和社会公正。个人公正一般是指个人的一种优良品德, 而社会公正是指社会结构和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公平性。公正历来被认为是道德的基础和基本人权之一。

公正的体现需要人们尤其是管理者的美德, 但更需要制度的保障。道德的制度是实现公正的前提。“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离开制度的公正性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 甚至对个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 那么, 即使本人真诚相信和努力奉行这些要求, 充其量也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2]。

教育制度是教育管理的制导器, 教育制度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教育管理的公正与否。追求教育管理的公正, 首先要实现教育制度公正。

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引导社会公正, 但由于某些教育制度不够完善, 反而成为社会不公正的加速器。如高考制度中的保送生、三好生和各种加分制度, 由于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 滋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是典型的制度性失范。在这种制度环境中, 人们为获取制度框架中的利益, 往往置道德于不顾, 以致违法行事。在目前转型期的中国教育中, 这种制度性失范已经超出教育范围, 成为备受社会争议的话题, 引发大众对教育制度公正性的质疑。

“个人的不道德是具体的, 是容易发现和加以制止的, 而制度的不道德是普遍的, 它通过无数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反映出来, 使人把这种不道德理解成个人的不道德, 理解成普遍的个人不道德, 从而放弃对制度不道德的思考和批评”[3]。目前教育管理的失德现象, 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制度的伦理缺位为基础的。由此看来, 能否在教育制度中体现伦理精神, 比个人能否履行道德更为重要。只有教育制度体现了伦理精神, 才能营造出道德的教育环境。在教育管理中, 通过提升制度的德性, 比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操守更为可靠, 因为没有制度之善就不可能有普遍的道德清明。

2. 教育管理的人本价值

管理活动以事、以物为本, 还是以人为本, 这是管理的本质问题之一。近百年来, 在这个问题上, 多数是以事、以物为本的。西方古典的泰勒式管理, 将人看成工具人而实行物化式管理, 忽略了人的情感与精神;行为科学管理注重人性因素, 但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管理科学学派强调管理技术, 却忽视了人的热情和创新精神。这些管理理论对我国的教育管理有很深的影响。在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中, 尽管生命在教育管理中受到相当的尊重和保护, 但也常常表现出人的价值被功利和愚昧遮蔽的现象, 使得本该充满生命活力的学校散发出忽悠生命、扭曲人性、窒息活力的气息。

导致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管理本位主义, 而这种管理本位与教育的价值是完全背离的。当管理价值与教育价值发生矛盾时, 管理者往往主次颠倒, 视管理制度和纪律高于一切, 甚至凌驾于人的尊严与权利之上。而以人为本的管理伦理, 强调重视人的情感和意志, 将人性化的价值观作为管理的主要依据。现代的教育管理理应回归人性本位, 实现管理价值与教育价值的一致。

教育和教育管理以塑造人的精神和灵魂为己任, 所以, “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以人性的弘扬为基调, 高度重视人的价值与自由, 以个体的自我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践一再证明, 任何真正成功的管理背后都必然有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只有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管理价值观指导下, 教育管理人员才能把目光清醒地投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努力改变被工作异化的状态, 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我主体性, 并与他人一起共同营建一种和谐共进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4]。人是教育管理的首要因素, 树立以人为目的的价值观对教育管理的成功有着根本意义。

3. 教育管理的民主价值

民主的管理才是合乎道德的管理。“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不仅仅是手段和方法, 更是根本理念。它强调被管理者的民主参与, 即可能被管理决策所影响的人, 都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 使参与者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并从管理角度促进计划与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真正确立以教师和学生需要为主的教育管理目标, 以提高管理质量。这种民主管理与权威管理是对立的。以学校管理为例, 权威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 “见物不见人”、“靠权力不靠人”, 通过压制持不同意见者以维护权威, 大大压抑了教职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也加大了管理的成本。而在“以人为本”的民主化教育管理中, 教职工既是管理对象又是管理主体, 教职工由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管理、自主管理。在这种民主管理的基础上, 管理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教职工的热情、事业心、责任感得以激发, 其智慧与才能就能获得充分发挥。

教育管理的民主化是创建和谐校园的关键。学校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学生, 所以, 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是重要途径之一。学生参与自主式民主管理, 可以从他律教育走向自律教育, 由管理客体转向管理主体。学校应该创新学生自律机制以增强其自治能力。如, 可以建立学生自律委员会, 开展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训练, 创设让学生进行道德体验的氛围, 参与教学评价, 主持各类校园活动等, 使学生在管理中体会管理和被管理的双重感受, 这样比较容易学会自我规范, 培养自主意识, 提高综合素质。

民主的教学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中心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学会生存》指出:“如果我们成功摆脱了传统教育的信条, 如果在教育过程中允许自由和持久交换意见, 如果交换意见后又提高了个人对生活的领悟, 如果学习者被引导走向自我教育的途径, 简言之, 如果学习者从学习对象变成学习主体, 教育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从这一意义上看, 受教育者是教育主体, 而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引导者、学生创新活动的参与者。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学民主, 就应该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 师生平等地讨论问题, 尤其在课堂教学管理中, 应该改变过去“家长式”的“我讲你听”的模式, 熔铸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民主氛围, 在师生相互平等与理解中碰撞出教与学的智慧之光, 解放学生的个性, 释放其学习潜能。为此, 教师应该为学生创设一种宽松、愉悦的教学氛围, 给学生一个自由表达、自主参与的空间, 这样不但能诱发学生求知欲望, 而且能深刻影响学生的智力和个性发展, 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4. 教育管理的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成为教育管理的伦理目标, 也是民主管理的必然要求。在以人为本的管理前提下强调道德自律, 可以使教育管理的民主得到真正实现, 使管理更上一层楼。

道德自律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约束, 它要求人们把外在规范内化为自我需要, 以达到外在规范与内在要求的统一。自律是道德成其为道德的依据, 也是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独特社会调节与管理职能的魅力所在。教育管理的伦理化必须注重道德自律。

以学校管理为例, 教育管理上的道德自律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管理者的道德自律, 管理者要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民主观念, 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具有服人之德, 达到“修己以安人”的效果;二是教师 (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 的道德自律, 将公正合理的教育教学制度内化为自觉的信念, 自我约束, 为人师范, 表率学生;三是学生的道德自律。在学生自主管理前提下, 将民主的道德管理规范内化为自我道德意识, 并进而体现为外在的道德行为。

过于依赖制度的教育管理, 强调外在规范和命令支配, 同时还依靠物质利益来刺激被管理者的积极性。这种外在监控的他律管理, 不能激发被管理者的内在精神需求, 不能产生持久有效的动力。因此, 在制度健全而公正的民主化教育管理中, 应该依靠和重视管理上的道德自律, 将自律与他律有效结合, 做到在利益面前、在观点相左时, 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体谅, 并自觉地履行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参考文献

[1]樊浩, 田海平.教育伦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22.

[3]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40.

[4]翁文艳.现代教育管理价值观初探.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 (2) .

[5]郅庭瑾.教育制度分析的伦理视角, 全球教育展望, 2006, (11) .

育人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篇3

高效课堂的“高效”体现三个维度，即效果、效率、效益的结合，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说，只有以育人为目标的课堂才有高效。换言之，我们的教学只有始终以育人为终极目标，才能走上追求高效的正途。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因此，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教书育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作为实施教育的主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些无不提醒我们，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观，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育工作者应自觉承担育人的责任。教师要为国家、为民族、为未来教书育人。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界定不应该以写了多少本书、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来评判，而应该看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如果一个人读了很多书，仍然是一个顺从和妥协的书呆子，这样的人断不会成为引领社会变革进步的先锋。一个充斥着书呆子的民族，它的前途可以想象。有人抱怨，现在有些大学生在思想素质方面还不如农民工，一个个都像是书呆子，脑子里缺少谋略，精神上缺少骨骼，对于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一窍不通，还没有农民工见多识广。作为教育者，耳闻这样的议论，我们不能不警醒，不能不反思，不能不痛悔我们潜心于知识的系统、欣喜于学生高分的浅薄行为。

记得在一次中考质量分析会上，有位校长说“没有成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天。”这位校长所说的“成绩”大概是指升学成绩。我想，如果只求升学成绩，“过不了明天”的不只是我们的校长、学校，更有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个教育者应有自己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不能仅以自己的一时得失考虑教学行为，要均衡教学的三个维度目标，要重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习惯，要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着想，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今天的教学行为。

据说，孔子听《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觉得《韶》乐尽善尽美——有一种和平的思想；听《舞》乐觉得尽美不尽善——有鼓动战争的思想。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在音乐课上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独到的感悟，但我们老师上音乐课要有这样教化的思想、渗透的意识。长期坚持，以期促进学生成长为阳光的人、开朗的人、乐观的人、追求精神愉悦的人。

有位诺贝尔奖得主说，幼儿园学到的东西对他后来的成就最重要。从中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到，兴趣、方法与习惯比知识更重要。浓厚的学习兴趣、合理的学习方法、良好的生活习惯，关乎学生的一生，意义大于知识的获取。在以育人为目标的课堂中，教师必须关注学生一生需要掌握和受用的东西。比如，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组织合作，争辩探究；比如，交流时的尊重他人，展示时的自信大方……

老师，请以育人为目标设计课堂，实施教学！

责任编辑 姜楚华

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 篇4

环境伦理与环境教育

摘要：实施环境保护的国策,30多年来,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努力,调动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力量,进行了巨大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投资,全民行动保护环境.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环境、资源、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 者：余谋昌 作者单位：期 刊：环境教育 Journal：ENVIRONMENTAL EDUCATION年，卷(期)：2010,“”(1)分类号：X3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篇5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屈振辉

法治本是法学领域里经久不息的话题，但人们在探讨法治时又常常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就法治最初的涵义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结合。“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身就蕴含了道德的追求[2]”。环境法治作为抽象法治理念在环境法领域内的具体化，亦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某些相关性。特别是现代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伦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源流关系，环境法治问题因此也带上了更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3]”。在法学界高度关注环境法治的同时，伦理学界也提出了环境德治的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不仅在于德治与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对法治的重大补足作用[4]”。本文从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的补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现代环境问题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众多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方式。然而在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时，人们却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实，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而这些局限恰能通过环境德治加以弥补，因而在日益注重环境法制建设的今天，环境德治也同样不可或缺。理想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法律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里最为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这些局限在环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广泛性是环境法的一个突出特点[5]”，它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调整范围和涉及主体等方面；而法对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环境法再完备也不可能将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概无余。再如“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突出特征，即较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6]”，这就对环境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实施所需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更何况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环境法都属于不甚发达、完善的新兴法律部门。这就决定了仅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是极不现实的，环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会调整方式来弥补。

（二）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以德治理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它实际上是人际利益冲突与矛盾在人与自然领域里的体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7]”，利益是道德的产生根源与存在基础。当今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个人类为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后代人、其它非人类存在物甚至整个自然及的利益。而环境伦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强制手段规范人之行为并进而平衡环境利益。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调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会调整方式补足。概括言之，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补足作用主要体现在节约环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实现环境道德的约束、调节和激励功能以及环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并非仅是互补关系，在后者许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时常见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见，环境伦理是比环境法更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尽管它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且极其复杂，仅单靠环境伦理抑或是环境法往往难以奏效。既然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论渊源又有现实依据。庞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为了现代社会首要且最终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它仍离不开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因为道德与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10]”。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发达使得人们选择了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德并举的社会控制模式才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11]”。况且，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现了其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法治中的伦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都必须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道德内容是为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集中于现行法领域，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为今后的环境法制改革寻找方向。

（一）重技术规范，轻伦理规范

法律规范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伦理性规范“凭社会主体的简单常识和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而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13]”，而技术性规范却恰好与之相反。环境法是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交叉重叠的产物，“是一般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科学技术规范的综合体[14]”，其间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态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颁布各种环境标准和其它技术性规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技术要求”，“在法律、法规中列出专门条款，对技术名词、术语进行法定解释”和“利用法律法规附件的形式规定技术要求”等方面[15]。综观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大多是对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16]”，这些规定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伦理性的。伦理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现行环境法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增加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的难度，规避、抗拒环境执法的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时有发生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二）重部门利益，轻社会利益

争夺部门利益是加剧我国环境问题的人为瓶颈，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导致了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17]”，用于具体操作的单行法律、法规制定权被交给了各部门。这原本是基于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考虑，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门在立法中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争相规定、要么回避规定，不仅造成整个环境立法的状况混乱与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规定，造成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各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在利益驱使下，无限制地从抽象规则中推导出与己有利的具体规范，随心所欲地选择任意性规范，甚至对有的规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各部门高度重视自身利益、轻视甚至忽视社会利益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上的这种不足并没有得到道德上的补足。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道德问题至今仍令人堪忧，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甚至可能还没到达一般部门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这恐怕不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环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强制，轻道德自律

不可否认，依靠外在强制抑或是内在自律的确是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治对强制的放弃，更不意味着法治对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效忠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强制实施所必然伴随的威胁[19]”。强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强制被排除的大多数情形下，法律得以实施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尊重与信仰法律是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就现状而言，我国环境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环境法中的强制规定和行使环境行政权。这不仅徒增了环境法的实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们的抵触与反感情绪，从而给环境法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强调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国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未重视环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乏丰富而深邃的环境伦理思想[20]，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国没有得以传播，关键是我们没有将环境道德教化与推行环境法很好的结合起来。

三、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实现

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想。法治蕴涵着人类对普遍的伦理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法治是极富伦理意涵和充满道德意蕴的概念，在法治构建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排斥伦理道德的内容。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伦理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的两大视角，前者主要是指将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指对既存的法律加以伦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伦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发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法律道德化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层次。针对我国环境法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后者展开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实现环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21]”，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似乎并未体现环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环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22]”。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使环境法内化为更高的伦理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是使环境法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将人类的环境伦理理念内化为环境法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且更富人性化。

（二）执法司法注重道德考虑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进行，执法因此成为了环境法实施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学者将其系统的归纳为依据、环境、体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23]。这些固然是造成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间的道德缺失问题也不应为人们所忽略。环境执法领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针对执法人员而言，既包括作为其职业道德的执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为其个人道德的环境道德的缺失。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环境司法领域里。尽管“由于环境法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司法处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很少，对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从西方经验和世界潮流来看，司法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大有替代执法的趋势。这对司法人员不仅提出了环境法律知识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环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转环境执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环境司法处断的力度，对有关人员除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环境执、司法人员基本上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因而环境道德意识极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难保证公德的健全，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环境意识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并不发达，他们普遍漠视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知识贫乏且消极对待环境保护活动，这给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最大障碍，是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够高……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此有关[26]”。要改变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必须将普及环境法律知识同进行环境道德教化结合起来。由于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等特点，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大，普及起来较为困难；()而环境道德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小，普及起来较为容易。普及环境道德是实现环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环境，首先，是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接受并树立起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把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自身和他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并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观道德评价，强化其内心信念，使热爱和保护环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心的自觉的活动[27]”。道德为法律的先导，普及环境道德应当成为普及环境法的基础。

四、和谐：现代环境法治的目标

法的价值取向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差异，法治的目标也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仅是指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通过法治促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环境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28]”。然而这种双重和谐却不能单纯只依靠法律实现，道德特别是环境伦理在其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生态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向人们传播的生活理念[29]”。环境伦理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加深民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程度，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环境法治的构建应当德法并举，将环境道德建设置于与环境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分权、各种监督权相对独立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公布有关法律和政策，公开政府机关的职权范围、办事程序和结果，公务员的纪律要求等。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和事务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走出传统的行业体系，将国家无法做的交由非政府组织完成。将非国家权力的社会功能纳入法治轨道，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补充。从利益机制上堵塞漏洞。

其次要不断完善职业道德操守。治理和控制干部中的边缘腐败行为，更多应以道德要求和行政规范要求的形式出现，逐步建立健全一些指导公务员廉洁自律的明确规定，使之成为某一行业入行的先决条件和个人的必备品行。如对官员收受馈赠或礼品、兼职或从事第二职业、亲属回避制度等，都应是国家公职人员应知应行的规范。作为行使政府权力的公务人员，其道德标准应当明确、清楚并以一定的行业规范形式表现出来，使其知道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以及社会能够接受他们行为的界限。不是简单地罗列禁止从事的行为，而是积极的正面的提倡与要求，使行业性的规范以及特殊的伦理、道德要求成为指引行为、纪律约束的内在自发的切身要求。

企业管理管理的终极目标 篇6

作者：行天人力资源管理 曹子祥返回目录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都在研究企业管理的问题，都在探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增加销量、如何提高市场占有率、如何提高利润等等。但是，我们认为，以上的一切都不应该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企业和企业家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全体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同样应该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受益者，这种受益，不仅仅是他们从公司领取工资，更重要的应该是，工作本身能够给他们带来身心的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在工作场所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生活质量”。这是因为：

1、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的组织，也不例外，他的活动同样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例如，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之所以有客户愿意花钱购买，是因为它能够改善购买者的生活，或者是有助于改善购买者的生活。例如，购买一个“魔鬼训练”，本身不会给购买者带来直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通过训练，使受训者竞争能力得到提高，有助于他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获取更大的收获。

2、在我们中国，工作时间在员工的生活中最长，工作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影响了员工的人生质量。在现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企业当然应该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经理们当然应该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为己任。

3、提高了全体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企业自身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才成为可能。

我们分析了一下，要提升“全体员工工作生活质量”，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

1、让员工做他们喜欢的工作。如果员工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们是不可能有多少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的，所以，提高工作生活质量首先要让员工做他们喜欢做的工作；

2、让员工做他们擅长的、能发挥他们长处的工作；

3、让员工们同他的上司相处愉快；

4、让员工之间能够相处愉快；

5、企业要有系统的培训计划，员工都有接受培训的机会；工作中遇到问题会有人及时指导；

6、帮助员工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并在企业中能够找到相应的职业通路；

7、让员工热爱自己的公司，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8、让员工对公司有信心，相信公司的目标能够实现；

9、让员工有较高的薪水，不会被生活困扰；

10、让员工感到公平——机会公平，评价公平，收入公平等等。

公司采取上述措施后，达到了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的目的，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公司采取上述措施以后，能给企业带来什么？

当人们从事他所喜欢的工作的时候，工作的过程就是他享受的过程，他当然会尽情地、不知不觉地在享受工作的同时，把工作做得很好；让员工做他们擅长的、能发挥他们长处的工作，当然就能够把工作做的更好。员工们的工作都做好了，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强大。这就要求，每一个管理者应该了解下属的长处，并且在工作中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员工关系融洽，员工们同他的上司相处愉快，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工作效率提高是自然的事，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员工的稳定性会更好，人才流失的情况也就会更少。

企业有系统的培训计划，员工都有接受培训的机会；工作中遇到问题会有人及时指导；培训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员工技能的提升，同时，也会促进员工的合作，所以，员工和部门以及整个组织的能力都会得以提升，受惠的将是整个企业。

同样的分析，企业如果做好上述5-10项内容，在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会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大幅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强调员工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水平，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使企业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企业当然一定是能够赚钱的，老板的利益自然会得到保障。

相反，如果不能做好上述工作，企业，将会怎样呢？

例如，如果企业不关心员工们的个人兴趣，安排工作时，没有考虑他们的兴趣，使员工从事他们不喜欢的甚至讨厌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工作中不能获得任何乐趣，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手中做着工作，心早已飞到了别的地方，工作不出错就万岁了，怎么可能奢望他把工作做得很好？结果当然是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低下，员工们痛苦不堪，同时，企业也无法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设想一下，一个根本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去调解客户对产品质量的投诉，其结果一般情况下是：客户和员工都不开心。比如，一个不开心的服务员，不自觉地会拉长脸，作为消费者，你一定会感觉他在给您脸色看，下次你还会到一个给你脸色看的餐馆用餐吗？如果多数服务员都不开心，这家餐厅的倒闭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同样地，我们容易分析上述2-10项，得出结论：企业不全面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不仅仅是员工受到伤害，企业的利益同样受损。

从环境伦理看适度的环境艺术设计 篇7

1、什么是环境艺术设计

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称呼始于上世纪8 0年代, 早已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 环境艺术的实践与影响环境的能力, 赋予环境视觉上秩序的能力, 以及提高、装饰人存在领域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参照日本的学科设立, 将“室内设计”更名为“环境艺术设计”, 进而全国高校也纷纷仿效。从名称上看, 环境艺术外延广泛, 在侧重室内设计同时, 还包括室外景观设计、家具设计、建筑设计等相关领域, 涉及到构建人们生活空间的方方面面, 也通过各种体验方式极大地影响到使用者的生活状态。由此, 作为对社会、对自然的终极关怀, 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师应该意识到, 设计关乎伦理, 反映着设计者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 是每个设计师的最崇高的职业道德的体现。

3、环境伦理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环境艺术设计理解为是有关于人们使用室内外空间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职责就是帮助人们的生活空间使与建筑、城市以及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环境艺术设计从本质上说就应该是对人的生活空间的生态设计,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 环境艺术设计是服务于人类生态系统的设计。

我们不应孤立地理解环境艺术设计“以人为本”这宗旨, 视其为仅仅以人为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 而要将“人”与“自然权利”、“深度生态”联系起来。环境伦理要求环境艺术设计成为这样的一种设计, 即在设计、实施及使用直至废弃的过程中, 着重考虑产品环境属性, 如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 并将其作为设计目标, 在满足环境目标要求的同时, 保证其应有的功能、寿命和质量等。环境艺术设计必须着眼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关系, 在设计过程的每一个决策中都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二、中国人的环境伦理

老子认为, 人类对待万物,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2”。所以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托天下3。”人类只有能以珍重自身生命和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护天下的生命万物, 才能真正担当起自然界的监护者的神圣职责,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儒家注重“仁”、“仁义”和“仁爱”, 倡导“益于生灵”, “利于庶物”。荀子认为,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隆君师是道德之本根, 教导人们因循自然规律来行事, 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 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护者。荀子把“上事天下事地”纳人伦理道德的约束框架之中, 把保护自然看作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 这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纵观西方环境伦理学, 西方文化传统中更多地突出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分离和对立, 从而造成了在事实和价值之间难以改变的尴尬关系。与之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以时”以及“天地万物, 一本之仁”等宝贵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体现尊重、热爱自然, 遵奉、敬畏生命的实践取向, 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由于东方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 完全不同于西方强调“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传统观念, 所以许多现代环境伦理学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 并从中找到了能够有效地颠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模式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如是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所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 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 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 并不出乎意料4。

三、我国环境艺术设计现状

1、“有计划的商品废止制度”

商业运作下的环境艺术设计, 在为人类创造了现代化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同时, 也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 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很大破坏。特别是工业设计的过度商业化, 使设计成了鼓励人们无节制消费的重要介质。不断升温收藏热使得环境布置中, 那些成材率很低的不可再生材料炙手可热, 需求与自然的有限供给, 直接导致资源的枯竭。

在建筑历史上, 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司各特·布朗曾提出“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口号。时至今日, 却有“向迪拜学习”的趋势。以哈里发塔为象征的内心欲望膨胀, 对激情的追求使得生活成本提高和对自然的无节制索取。在环境艺术设计过程中, 也充斥着过度投资, 过快更新的情况。由于环境装饰形式与材料的“时效性”被鼓吹浮华、新奇的导向而人为缩短, 环境装饰处在不断地被更新、被拆除境地, 废弃的建筑装饰材料, 由于不能再生循环利用而被丢弃成为建筑垃圾、装修垃圾, 进而形成环境的污染源。

2、应对措施

原建设部长叶如棠2 0 0 1年提出“建筑师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己任”5。最近, 胡锦涛主席提出建设节能省地住宅。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建设部提出建设节能、节材、节水、节地住宅, 并出台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 必将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但客观地讲,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体系, 环境伦理学步入中国的时间还是比较短, 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本土化的环境伦理学和环境道德规范建立也还需时日。如何把中国具体的国情和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结合起来, 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应该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目前我们还正在路上。也就是说, 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绝非单纯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 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 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自主创新精神。

四、适度的环境艺术设计

1、重新审视现代主义风格

伟大的意大利画家安吉利科曾说过:“真正的财富包括怎样用很少的东西来获得快乐。”众所周知, 包豪斯是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的开端, 拒绝装饰, 以玻璃、钢铁和水泥等实用廉价的现代材料, 接受工业制作的大批量生产的工艺、功用性成为现代主义的标榜对象。显然, 现代主义风格主张实用较少的物质资源创造建筑和室内空间, 追求的是美学的法则, 更是一种道德, 是珍视简朴、崇尚节制的美学价值。通过最简约的表达手段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一直是各个不同领域的创造者的目的。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借助于自然力的最少设计, 一种基于自然系统自我有机更新能力的再生设计。老子所言的“少则得, 多则惑”, 就是要把事物的本质加以提炼和归纳,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现代主义建筑师密斯范德罗主张“少即是多”的设计思想与上述老子提倡的这种少胜于多的思想是殊途同归。

2、“适度设计”、“资源再生设计”符合国情

适度的设计并不否定形式的多样性, 但要突出实用、保障性和可再生, 经济适用原则环境生态设计的本质就是经济设计, 两者之所以会有某些现实的矛盾, 原因在于我们对经济的理解的不完全性和衡量经济的以当代人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偏差。室内生态设计则强调多目标的、完全的经济性。适度的环境艺术设计则强调多目标的、完全的经济性, 更体现了设计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回归。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特点手札中写道:建筑设计师的区别在于, 不好的建筑师总是屈服于各种诱惑, 而那些好的则会拒绝6。发端于上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设计, 其实质就是围绕相关功能展开的“经济设计”、“务实设计”、“适度设计”, 重新审视现代主义设计名言“装饰即是罪恶”、“少即是多”, 这些主张不仅仅反映出一种设计风格和审美标准, 而且恰恰揭示了室内设计的本质, 从应用角度来看, 符合中国国情。

为了应对当前社会突出矛盾, 我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行经济适用房制度, 一方面要做到居者有其屋、另外还要倡导生活环境节能低碳, 合理配置。那么, 在设计中也应有相应的“经济适用设计”与之相匹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室内生态设计、经济设计被提到日程上, 并且将会逐渐发展成室内设计的主流, 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

参考文献

[1]维克多.巴巴纳克《为真实世界而设计》第十章芝加哥学院出版社出版, 1984.

[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6P102

[3]李耳 (著) 邱岳 (注评) 《道德经》第13章、第34章金盾出版社2009.1P15

[4]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郭小俊 (译) 《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P421

[5]叶如棠《建筑师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己任——在国际建筑节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建筑学报》2001年第12期

[6]李秀艳《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

[7]韩立新《环境伦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清华哲学年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的终极目标 篇8

【论文关键词】 环境法 发展 演变

一、环境法的伦理基础

自从世界各国相继进入法治社会以来，环境状况的发展和演变就与环境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追溯到环境法产生的层面，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伦理道德对环境法的产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人类改造、影响自然能力的空前提高，环境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也从最初的敬畏演变成征服，即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生物圈的中心，环境只具有工具价值，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比如空气、水、土壤污染，环境灾难频发。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在世界各发达国家相继到来，环境伦理道德经过了自然保存主义、生物中心论等过渡阶段，最终形成了生态中心论，把环境道德客体的范畴扩展至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及其他自然存在物。

生态中心论更关注生态共同体而非有机个体，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产生，并且发展形成代际公平这一时间上的整体观念。正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相对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使之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二、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

中国环境伦理道德和环境法的发展同样遵循上述规律。特别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虽然起步较晚，发展却是无比迅速的，这样的高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各项工业的发展不仅伴随着单位GDP的高能耗，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环境污染。紫金矿业污染、中石油大连污染、中石化松花江污染等环境灾难频繁。经由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发展经济得不偿失。中国的环境问题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它每年侵蚀5%到8%的GDP，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每年GDP的增长速度。高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已经被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抵消，不能再任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道德发展下去。

在发达国家已有的生态中心论等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十七大对生态文明做了具体的说明：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环境伦理价值观。它的要求与生态中心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还建立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之上，综合了代际公平的理念，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更加完善和全面的。在此基础上，与生态文明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中国所希望的是通过环境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和环境法规的约束双管齐下，彻底扭转当前的环境状况。当然，在实际情况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三、环境道德在中国的失效和面临的挑战

环境伦理道德在中国经历的失效可以以基诺山为例：基诺山地区位于云南省，长期沿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环境开发有着严格的限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上个世纪50年代。但此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毁林开荒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基诺山的环境严重恶化。

基诺山50年代以后传统的生态道德规范突然失效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问题涌现的原理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在国家的帮助下基诺族的生产力有了迅速提高，粮食产出增加，在短时期内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50年代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道德还没有出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面前，基诺族人民片面地认为这是摆脱自然束缚的体现。基诺山的例子可以说是环境道德在中国的第一次失效。这次失效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也逐渐意识到环境道德的重要意义。自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被提出，中国就第一时间引进了这一概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在一系列立法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生态文明的环境道德观。然而，从中国的环境现状中不难看出，以可持续发展观为代表的新时代环境伦理道德在中国仍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从根源上讲这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达到需要的高度。发达国家先进的环境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后工业化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目前仍然处在重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然而，从长远考虑，我国每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容忽视，而环境问题同样也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制约着环境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即便先进的环境伦理道德在立法中能够体现，但如果在司法中得不到贯彻，那么仍然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新时代环境伦理道德的应用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四、小结